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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
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是指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能够直接改变企业现金流的流量,并且作用的结果通常是十分明确的。在结构性减税政策中有部分是针对企业的税收调整,这些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企业所得税改革减少了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出量。企业所得税改革中,无论是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率,还是针对部分企业实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其对企业现金流量的作用都是直接和明确的,结果是减少了相关企业由于所得税支出带来的现金流出量,即使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也能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二)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于相关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增值税转型改革中允许抵扣企业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一方面减少了由于购建固定资产而支付的现金,即减少了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出量,这样在投资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固定资产年折旧额等税前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导致企业所得税增加,即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由于税费支付而带来的现金流出量,这样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余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三)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增加了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入量出口退税率的七次上调,增加了相关企业由于税费返还带来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这样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量不改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由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图1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现金流的直接作用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
出口、消费和投资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三驾马车的拉动效应同时受到影响,投资、消费需求有所下降,出口增速出现逆转,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因此,防止经济下滑过快过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适时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所追求的目的正是拉动消费和投资,特别是扩大最终的消费需求。由于现金流产生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与企业的融资、投资和经营活动等息息相关,而企业作为宏观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又都会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总体水平的巨大影响,因此,对于企业的现金流,结构性减税除了能够发挥以上的直接作用外,更多的是产生间接影响。所谓税收政策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是指税收政策的调整不一定能够直接改变企业现金流量,而往往是通过作用于宏观经济及微观企业从而影响企业现金流,并且影响的结果有时是不明确的。鉴于现金流分为投资性、融资性和经营性三大类,下文分别分析税收政策对三类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首先表现为结构性减税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企业销售,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企业处在了一种非常态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市场需求严重缩减,结构性减税扩大消费需求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调整能够运用其杠杆作用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二是针对特定行业的减税措施能够带动该行业的消费需求。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还是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其结果都是通过收入分配这一中间媒介使得居民实得收入增加,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上升。危机发生后,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爆发诱因之一的房地产市场,其消费需求极度萎缩,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的出台比如降低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印花税以及营业税等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消费信心,直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消费;国家调整车辆购置税也通过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拉动了汽车市场的消费。消费需求的上升会加大相关企业销售状况改善的可能性,进而带来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的增加,即在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不改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其次表现为通过鼓励出口、改善出口企业的销售,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偏外向,近些年来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是我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以消除金融危机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举措。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是我国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因此提高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必然会增强国内企业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也将在一定时期内促进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增长。那么,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最终造成相关企业出口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呢?首先,出口退税率的上调会导致相关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当出口退税率上调时,如果能够维持出口商品价格不变,对于出口企业来说无疑是最优的状态,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施外贸导向型战略,出口企业的生产能力已基本形成,当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时,供给能力又很难相应的进行战略性调整,加之出口商品大多附加值低、同质化严重,出口企业国际议价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出口退税率一旦上调,相关商品价格必然会随之下降。其次,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带来出口量的增长,但其增长幅度小于价格下降的幅度。销售数量如何受到销售价格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在已有研究中,对于我国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判断基本一致,认为该弹性为负,且绝对值小于1,这意味着尽管出口退税率上调导致商品出口价格下降后出口量会增长,但出口量的增长幅度小于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因此最终带来出口额是上升还是下降,结果并不确定,即从理论上分析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相关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结果不明确。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减税通过促进投资改善、刺激企业投资需求,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投资性现金流。金融危机发生后,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也引发了 全社会的信心危机,出于对投资前景的担忧,企业的投资动机减弱,尤其是在长期投资方面,同时由于企业销售下滑、资金回笼不畅也削弱了企业的投资需求,因此,无论从动机还是能力来看,企业投资行为受到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与生产性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其最终效应是减税,从而带来投资成本的下降。增值税的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可以激励企业加快技术革新、更新设备的步伐,尤其会促进缴纳增值税的装备制造业、电力、采矿、化工等行业的投资力度;第二,可以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提高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以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促进投资改善、刺激投资需求会加大相关企业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进而增加企业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即在投资活动产生的其他现金流入或流出不改变的情况下,减少了企业投资性现金流量净额。
(三)税收政策对企业融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路径分析。税收政策对于企业融资性现金流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结构性减税通过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改善企业融资,从而作用于相关企业的融资性现金净流量。金融危机发生后,融资环境的恶化使得企业融资受阻,结构性减税措施中也有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减税政策,比如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并将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对证券市场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等,这些政策信号既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有利于改变金融危机后我国股票市场低迷的状况,也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提高交易效率。资本市场是我国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融资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可能性,融资成本一旦降低,则会带来融资活动现金流出量的实质性减少,使得企业融资性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风险,进而减少企业现金流断流风险发生的概率。
三、利用税收政策优化企业现金流管理
税收政策会对企业现金流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企业在进行日常的现金流管理时,不能忽视税收政策的作用,只有利用好相关的税收政策,才能变优化现金流的可能为现实,进而在保障了企业经营活动现金的流动性、平衡性及安全性的同时,实现现金流持续创造价值的目标。
图2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现金流的间接影响
(一)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合理规划企业投资性现金流。投资方向的选择是一个企业投资性现金流管理中的起点,涉及现金流的战略规划,对企业整体现金流转乃至全部资源的运用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的意义。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的税收政策中与企业投资性现金流有关的主要是增值税的转型,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相关税收政策,合理规划企业投资方向、做好战略现金流的匹配,从而实现企业的增长、风险防范以及价值创造。(1)加快固定资产更新,促进产品改造升级换代。作为资本性支出,固定资产的投资应该定位于企业的战略发展结构、构筑在核心竞争能力和生产经营管理的目标上,后危机时代中的企业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制定固定资产长远投资规划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从培育市场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并利用多方面的有利因素。增值税转型改革正是基于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的并正在付诸实施的一项宏观调控政策,企业可以依托增值税转型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方面加快对主营业务影响较大的现有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力度,提高主要产品制造质量,保持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投资支持,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突破现有存量资产和产品结构,做到资金向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倾斜,对市场潜力大、技术含量高的项目给予优先投资,而对效益低下及国家产业政策限制或不鼓励发展的项目要减少投资或不投资。(2)进入税收优惠产业,转变企业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资本的有机构成越高,固定资产重复征税带来的税收负担越重,企业更新设备的意愿也就越低,一方面导致企业难以摆脱传统发展模式,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后危机时代的企业应首先抓住增值税转型的机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一条依靠科技实现经济增长的企业发展道路;其次应利用各地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力度的机会,积极进入到政府扶持的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依托自身在基础产业、资源、市场、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延伸产业链条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二)充分利用税收政策,尽力优化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经营性现金流是企业最基本的现金流,是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扩大在生产的根本资源——内生性现金流的源泉。学界和实务界对企业现金流的一个经典且形象的比喻是将其称为企业的“血液”,经营性现金流则承担着“造血”功能中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对于后危机时代企业的现金流管理而言,充分利用税收政策从而创造稳定而充裕的经营现金流、增加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也是十分重要的。(1)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流程,从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中获利。危机后采取的税收政策中有部分以促进消费需求为初衷,这为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而企业要将可能变为现实,还应从优化经营性现金流流程的角度出发,运用价值链管理思想,弄清楚现金流流程中的创值因素、毁损价值的因素和影响创值效率的因素,并且尽可能地将毁损价值的经营作业剔除,充分挖掘创值因素的潜能,从而实现现金流价值创造的目标。首先,企业可以围绕供应商管理,优化与再造采购流程。供应商管理包括两个最重要的领域:供应商的评价与选择、供应商关系管理,前者要求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应该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后者要求企业对于供应商进行分类,对于不同类型的供应商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并且尽量与供应商之间全面资源共享,这样一方面可以延长应付账款周转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得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由简单的利润分配为核心的对抗关系转变为双方互利合作关系上,从而实现双赢。其次,企业可以结合生产管理创新,优化与再造生 产流程。生产管理创新包括生产管理理念创新、生产管理组织创新和生产管理方法创新三个方面,后危机时代的企业根据自身需要采用创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整合产品生产活动的各环节,一方面可以加快存货周转速度、缩短存货周转期,另一方面也可以打造和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再次,企业可以结合客户关系管理,优化与再造销售流程。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是客户价值管理,其基本环节包括客户价值分析、客户获取、客户保持、客户升级、网络发展等,这样一方面可以缩短销售流程中每个环节的处理时间、加快现金的流转速度、缩短应收账款周转期,另一方面也会为企业带来更准确的市场需求信息,对扩大销售有所帮助。(2)正确对待出口退税政策,注重出口产品技术创新。由于我国具有高外贸依存度,为了缓解金融危机对出口企业的冲击,政府希望通过出口退税率的上调对保持出口稳定增长、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增强出口企业信心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虽然及时有利,但从长远看存在负面作用,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国际议价能力普遍较弱,国外进口商会以出口退税率上调为借口,要求企业下调出口报价,国家上调出口退税率的部分利益可能被外商挤占,另一方面上调出口退税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继续坚持和保护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因此,后危机时代中的出口企业应认识到出口退税政策只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举措,要想真正增加出口额、优化经营性现金流,必须通过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并积极参与到产业链上游的国际竞争中,借危机之机进行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以便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关键词]教育储蓄;税收优惠;问题;对策
一、教育储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立法回顾
为了鼓励城乡居民以储蓄存款方式,为其子女接受非义务教育(指九年义务教育之外的全日制高中、大中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积蓄资金,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中国工商银行教育储蓄试行办法〉的批复》(银复[1999]124号)批准中国工商银行自1999年9月1日起开办教育储蓄业务,并核准《中国工商银行教育储蓄试行办法》。
1999年9月30日国务院的《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的其他专项储蓄存款或者储蓄性专项基金存款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前款所称教育储蓄是指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指定银行开户、存入规定数额资金、用于教育目的的专项储蓄。”对教育储蓄所得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2000年3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总结中国工商银行试办教育储蓄业务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储蓄管理办法》,规定除邮政储蓄机构以外的办理储蓄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均可办理教育储蓄业务。
二、教育储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特点
为了支持非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对教育储蓄推出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优惠税收政策,同时为了加强对该项优惠政策的管理,对教育储蓄规定了严格而明确的政策界限。根据《教育储蓄管理办法》规定教育储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储户特定,是指教育储蓄的对象(储户)为在校小学四年级(含四年级)以上学生。
2 存期灵活,是指教育储蓄为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存期分为一年、三年和六年。
3 总额控制,是指教育储蓄的最低起存金额为50元,本金合计最高限额为2万元。
4 利率优惠,是指教育储蓄实行利率优惠。一年期、三年期教育储蓄按开户日同期同档次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六年期按开户日五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教育储蓄在存期内遇利率调整,仍按开户日利率计息。
5 利息免税,是指储户凭存折和学校提供的正在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学生身份证明(以下简称“证明”)一次支取本金和利息。储户凭“证明”可以享受利率优惠,并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三、教育储蓄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在账户开立、储蓄方式、支取本息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
为了确保该项税收优惠政策不被滥用,《教育储蓄管理办法》对教育储蓄在开立账户、储蓄方式、本金和利息支取等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性条件。
1 在开户方式上,《教育储蓄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教育储蓄采用实名制。办理开户时,须凭储户本人(学生)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到储蓄机构以储户本人的姓名开立存款账户,金融机构根据储户提供的上述证明,登记证件名称及号码等事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80号)第三条规定:“有关储蓄机构应对教育储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以备税务机关查核。记录的内容应包括:储户名称、证件名称及号码、储蓄金额、储蓄起止日期、利率、利息。”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在办理教育储蓄时,金融机构设立专账,同时建立《教育储蓄开户信息明细表》,登录相关信息。办理开户手续时应遵循以下规定:1)专账和《教育储蓄开户信息明细表》应登记储户姓名、开户证件及号码、就读学校、储蓄金额、储蓄起至日期、利率等相关内容,在登录证件号码时,对开办证件为户口簿的,应登录户口簿号+储户本人的出生年月日作为证件号码。2)金融机构在季度终了10日内将《教育储蓄开户信息明细表》以磁盘形式报主管税务机关。3)储蓄机构按季将储户的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装订成册,加以编号,以备查核。
2 在储蓄方式上,《教育储蓄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教育储蓄为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开户时储户应与金融机构约定每月固定存入的金额,分月存入,中途如有漏存,应在次月补齐,未补存者按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的有关规定办理。《中国工商银行教育储蓄试行办法》规定开户后每次存入金额及存期内存款次数由储户与银行约定。《中国农业银行〈教育储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储户办理教育储蓄开户后可以选择按月自动供款方式存入,也可以根据自身收入情况与农业银行营业网点协商存入次数(不少于2次)和金额,并按规定享受教育储蓄的优惠政策。
3 在支取方式上,《教育储蓄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1)储户凭存折和学校提供的正在义务教育的学生身份证明(以下简称“证明”)一次支取本金和利息。储户凭“证明”可以享受利率优惠,并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金融机构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后,应在“证明”原件上加盖“已享受教育储蓄优惠”等字样的印章,每份“证明”只享受一次优惠。2)储户不能提供“证明”的,其教育储蓄不享受利率优惠,即一年期、三年期按开户日同期同档次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六年期按开户日五年期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同时,应按有关规定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第十一条规定教育储蓄逾期支取,其超过原定存期的部分,按支取日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并按有关规定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第十二条规定教育储蓄提前支取时必须全额支取。(提前支取时,储户能提供“证明”的,按实际存期和开户日同期同档次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并免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储户未能提供“证明”的,按实际存期和支取日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并按有关规定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教育储蓄在支取时,金融机构应设立专账,同时建立《教育储蓄免税信息表》,并在季度终了10日内报主管税务机关。专账和《教育储蓄免税信息表》应登记储户姓名、开具免税证明单位、免税证明编号、储蓄金额、开户日期、存款期限、支取日期、利率、支付利息、支付利息凭证号等。
4 在异地托收上,《教育储蓄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凡因户口迁移办理教育储蓄异地托收的,必须在存款到期后方可办理。储户须向委托行提供户口迁移证明及正在接受非义务教育的身份证明。不能提供“证明”的,不享受利率优惠,并应按有关规定征收个人存款利息所得税。
四、对代扣代缴单位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对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情况的监督和检查,扣缴义务人应当积极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税务机关应按季将教育储蓄的相关信息进行比对和分析,针对疑点,进行纳税评估,与金融机构约谈,存在偷税问题的,及时移送稽查部门处理。对金融机构未按照本办法规定设置、保管、报送《教育储蓄开户信息明细表》和《教育储蓄免税信息表》等资料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1条、62条之规定,对其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并处以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五、当前教育储蓄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及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教育储蓄因其具有存期灵活、利率优惠、利息免税等优点,近年来,在各家银行的强力营销下,不仅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而且正逐步成为银行储蓄存款增长的一个亮点,对我国的非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金融机构之间同业竞争激烈,受利益驱动影响,一部分金融企业网点和经办人员为争夺教育储蓄资源,忽视教育储蓄准入条件,违规办理教育储蓄业务,使教育储蓄变了“味”。在教育储蓄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税务专项稽查和税收执法检查中,我们发现目前该项优惠政策本身及其在执行和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有关方面方面的重视。
(一)教育储蓄个人所得税政策本身的作用有限,达不到政策本身的目的。教育储蓄为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储蓄管理办法》规定的教育储蓄存款期限为一年、三年、六年,中国工商银行规定的存款期限则为三年、六年两种,取消了一年期存款。教育储蓄存款期限较长,且每笔本金最高限额为2万元,而按目前大学的正常收费标准,2万元至多也只能够交两年的学费,这还不包括学生的日常生活开支。因此,目前的教育储蓄税收优惠政策达不到该政策最初促进非义务教育的目的。
由于政策本身优惠幅度较小,办理手续复杂,在当前利率低,物价指数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对储户的吸引力减小。如安阳市2002年教育储蓄存款余额为17774.42万元,比2001年增长16260.31万元,增幅为1073.92%;2003年比2002年增长14888.34万元,增幅为83.8%;2004年比2003年增长14621.19万元,增幅为44.8%,增幅明显呈逐年下降趋势。
(二)在现行政策下,教育储蓄存款管理上存在较多漏洞,造成税款流失。2003年在安阳市所属的林州市国税局组织的储蓄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专项稽查中,通过金融企业自查,因违规办理教育储蓄,共查补税款293984元。在今年我局组织的教育储蓄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专项调查中,发现存在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 一人多户,一户多存。由于金融机构业务处理系统无法自动甄别储户多头设立教育储蓄户头,存在同一客户在同一网点、在同一银行的不同网点或不同银行不同网点开立二户以上教育储蓄存款户头,最终导致突破账户最高限额不能超过2万元的政策限制,达到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目的。
2 存款人姓名不实。按照规定,储户在存款时应出具身份证明,属人代存的还应出具人身份证明,但在实际执行中,为争取更多的客户和更多的存款,在开户时对教育储蓄的准入把关不严,存在违反存款实名制规定的现象。
3 储户信息登记不规范。按规定《教育储蓄开户信细表》应登记储户姓名、开户证件及号码、就读学校、储蓄金额、储蓄起至日期、利率等相关内容,在登录证件号码时,对开办证件为户口簿的,应登录户口簿号+储户本人的出生年月日作为证件号码。但一些银行在以户口簿登记时只以户口簿号作为证件号码,而不登记储户的出生年月日,致使难以辨认储户是否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储蓄对象。
4 改变存款方式。教育储蓄为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教育储蓄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教育储蓄开户时储户应与金融机构约定每月固定存入的金额,分月存入,中途如有漏存,应在次月补齐,未补存者按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的有关规定办理。但《中国农业银行〈教育储蓄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储户办理教育储蓄开户后可以选择按月自动供款方式存入,也可以根据自身收入情况与农业银行营业网点协商存入次数(不少于2次)和金额。显然农业银行的规定放宽了存款方式,造成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存款方式不一致,使监管部门难以监管。另外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经办人员改变零存整取属性,一性存入2万元,违反了教育储蓄分月零存的存款方式。
5 学校“证明”管理、使用混乱。一是学校提供的“证明”格式不统一,存在不规范现象,有的为印制的固定格式,有的为手写证明;二是“证明”的开具部门不统一,有的是学校财务部门开具的,加盖学校财务印章,有的加盖学校印章;三是学校对开具的“证明”没有按规定建立备案存查制度,使以后难以检查核实。有的储户通过学校熟人托关系就可轻易开具一份或多份证明,甚至有的学校把空白证明提供给金融机构随意使用;四是在支取环节一些金融机构对学校证明把关不严。有的未按要求在证明上加盖“已享受教育储蓄优惠”字样印章,未将客户身份证明复印件附在利息清单后作为免税依据,致使一份证明被多次使用。有的金融机构甚至在储户根本未提供接受非义务教育的身份证明情况下就按教育储蓄计息方法为客户计息。
六、对策及建议
1 对教育储蓄税优惠政策必须从开立账户的源头上加强管理。要进一步修订完善《教育储蓄管理办法》,规范学校“证明”的来源渠道、格式、种类等。学校开具的学生身份证明必须由专门机构负责印制,领用存各环节要有登记备案制度,以便以后检查核对。税务、教育主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应紧密配合,定期对学校提供的“证明”进行抽查,严格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防止滥开、滥用“证明”。
2 实行存款实名制。银行应建立教育储蓄开户专账、《教育储蓄开户信息明细表》和《教育储蓄免税信息表》,对教育储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储户名称、证件名称及号码、储户金额、记录, 包括储户名称、证件名称及号码、储户金额、储蓄起止日期、利率、利息等内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纳税申报时,应附送该记录的电子信息,以备税务机关评估核查。税务机关应当开发一个电子信息比对系统,自动把那些重复开户、储蓄方式错误的信息比对出来。
[关键词]wto;对外贸易;税收政策;风险管理
人世五年多来,我国经济高歌猛进,在得到国际社会积极评价的同时,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也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政策越来越受到一些贸易伙伴国的高度关注与质疑,税收问题也不断成为一些国际贸易争端的焦点。下文将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在评析我国被诉至wto的两起典型涉税案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上其他涉税贸易争端的分析,探讨我国在wto后过渡期的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问题。
一、我国被诉至wto的两起涉税贸易争端案件评析
(一)案件简况
集成电路增值税案(以下简称为“案件一”):美国于2004年3月向wto投诉中国,理由是中国对进口的半导体产品征收17%的增值税,而中国国内厂商虽然也要交纳增值税,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政策,这样致使美国半导体出口商“处于非公平竞争的地位”,构成了歧视,违反了wto规则。该争端始于中国财税[2002]70号文的规定:“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研究开发集成电路产品。”经四轮磋商后,双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了财税[2004]174号文,称财税[2002]70号文自2005年4月1日起停止执行。
汽车零部件关税案(以下简称为“案件二”):美国、欧盟和加拿大于2006年3月和4月相继向wto提出申诉,要求wto专门成立专家组,对中国零部件关税政策进行调查。理由是中国对进口的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迫使汽车制造商从中国本土采购大量的轿车零部件,违反了wto的贸易协议。该争端始于2005年4月1日中国开始施行的《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如果进口零部件的价格总和达到整辆汽车总价格的60%以上,应按照整车进口征税。中国整车进口关税税率通常在28%上下,而零部件则通常为10%左右。中方认为,该项规定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整车和零部件的税率差来规避海关监督、偷逃关税,也是为了打击ckd(全散件进口组装汽车),保护消费者利益,是符合wt0规则的。但中方后来仍然做出了一定让步,2006年8月4日,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和发改委等四部委联合发出公告,宣布《办法》中构成整车特征的3个标准中的1个推迟两年实施,该标准推迟到2008年7月1日才实施。但美欧加三方仍不满意,于9月28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正式要求成立专家组对中国的做法进行调查,在遭到中方拒绝后,又于10月26日再次要求wto争端解决机构就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案设立专家组。根据wto规则,设立专家组的要求只能被拒绝一次。于是,专家组当天“自动”成立。目前为止,该案尚未最终水落石出。
(二)案件分析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国连续两次被发达国家投诉至wto,而且非常“凑巧”的是,这两起案件都与税收紧密相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尤其是在我国人世后,税收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政府近年也经常性地运用税收政策作为调节对外贸易的工具,比如关税税率和出口退税率的多次调整。既然贸易税收政策直接影响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结构和对外贸易关系,那么在连续多年保持大额贸易顺差的形势下,我国的贸易税收政策为贸易伙伴国所关注、质疑甚至指控也就在所难免。下面对这两起案件进行一下具体的比较分析。
1.两案相同之处。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我国人世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见表1)。如2004年对外贸易进出口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2006年对外贸易进出口高达1.7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并进一步缩小与第二大贸易国的差距;人世5年间合计进出口总值已超过从改革开放到“人世”之前23年的总和。但同时我国的贸易顺差也在不断攀升,2006年的顺差额高达2001年的6.87倍。国际上判断贸易是否平衡,通常用贸易顺(逆)差额与当年进出口总额相比,在10%以内的为基本正常,这个“10%”也可称为贸易失衡“警戒线”。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4.6亿美元,约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10.1%,刚刚触及“警戒线”。
而且对我国提起诉讼的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以美国为例,2001-2006年一直位居我国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的第二,且顺差年年递增。另外,对欧盟的顺差在2005年以后增幅明显(见表2)。在这种贸易不平衡的形势下,这些国家都千方百计地想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故而对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高度敏感。当他们认为我国的国内增值税政策和关税政策导致了他们对我国出口的减少,影响了其贸易利益,便提起指控。另外,这两起案件与其他贸易摩擦案件还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这是他国对我国进口贸易政策(关税和国内增值税政策是其组成部分)的指控,而其他大量的涉及纺织品、鞋业等的倾销案件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政策。
2.两案不同之处。第一,时间及具体背景不同。案件一发生在2004年,这时我国人世两年多,进出口虽然呈增长趋势,但顺差还不是特别突出。据美方统计,2003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总额高达20多亿美元,中国是美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且2004年是美国大选年,故美国政府提起申诉与其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的要求有关。而案件二发生在2006年,中国已进入wto后过渡期,2005年继续位列世界第三贸易大国,顺差更是激增到1000亿美元。除了美国外,欧盟、加拿大也加入起诉行列,加剧了贸易利益的博弈。第二,案件一的诱因是国内增值税,美方认为我国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政策属于对内资企业的生产性补贴,形成了对外资企业的歧视。而案件二的诱因是关税,美欧加三方认为高关税迫使汽车制造商大量采购国内零部件,不利于国外零部件的进口。在起诉方看来,无论是国内增值税,还是关税,都发挥了“贸易壁垒”作用,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自由”出口。第三,案件一的影响力较小,只涉及美国一个国家,而在案件二中,美国、欧盟、加拿大三方联合抵制中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力相对更大,充分体现了税收政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影响及国家之间贸易利益争夺的日趋激烈。第四,案件一是以双方协商和解的方式解决了最终的争议,但实际上是我国以默认争议中的措施违反了有关规定,从而取消了争议中的税收措施为条件的。从可以接触到的材料看,我国似乎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申辩。…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信号”的作用,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此之后,一有机会便向中国的税收政策“开炮”。而在案件二中,中方有了进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政策没有违反wto有关原则,没有直接取消自己的政策,但也出于其他考虑在2006年做出了一定的让步,目前案件的最终裁决结果还待定。
二、国际上的涉税贸易争端案件及启示
上述两起诉至wto的案件貌似税收争端,是其他国家对中国进口税收政策的质疑及指控,但其在实质上仍属于国际贸易争端,即由税收问题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利益的摩擦。鉴于税收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wto越来越关注税收。这一点可以从1993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后达成的几个多边贸易协定中反映出来。这些协议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en)、《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农业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些协定既涉及了直接税。也涉及了间接税。这些协定反映出各国政府逐步意识到多边协定在调整税收措施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当这些措施会影响到商品、劳务、资本、人员和技术的跨国流动时尤其如此。随着wto涉及贸易和投资规则的不断延伸,会进一步引发各国税法和wto规则的冲突,使wto越来越多地干涉成员国制定其国内税收政策的自由。因此,在wto内涉税争执越来越多已不足为怪,这意味着各成员国的税法和wto规则存在不一致的地方。
国际上曾发生过多起与税收直接相关的国际贸易争端。迄今为止,大多数的争议都是关于间接税的,包括对酒精饮料(日本、韩国和智利)的征税,对期刊杂志(加拿大)征收消费税,对汽车征收销售税(印度尼西亚)。另外也有一些与直接税有关,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如1984年美国推出《外贸公司销售法案(fsc)》,规定有海外业务的美国企业可以免除占其出口收入15%-30%的税金,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继续推行向其出口企业提供补贴的制度。1998年欧盟再次向世贸组织提出了新的诉讼,2002年8月30日,世贸组织最终裁定:fsc是不公平的,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应予废除;如果美国方面不服从判决,欧盟将有权对来自美国的产品征收高达100%的报复性关税。又比如。美国颁布《2002年持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即“伯德修正案”),将上一年度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款,按比例直接分配给提起和支持反倾销和反补贴诉讼的本国公司,而不是上缴财政部。这一做法实际构成了对外国公司的双重惩罚。欧盟、澳大利亚、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泰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11个世贸组织成员,就该法案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美国。2003年世贸组织要求美国废除该法案,美国拒不执行。2004年8月31日。世贸组织授权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智利对来自美国的部分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其数额不得超过美国根据“伯德修正案”向外国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总额的72%。毫无疑问,世贸组织的这些裁决将会对成员国未来制定的国家税收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观这些案件,可以发现其中的共同点:一方面,各个国家(包括美国这些经常责难他国税制的发达国家在内)都将税收视为提高国家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工具,常用手段就是通过税收补贴来鼓励本国企业出口,或者把税收作为一种限制他国进口的贸易壁垒来使用。而另一方面,各国在运用税收政策时,在一定程度上仍要考虑wto原则体系的制约。如果一国的税制设置不完全符合wto的有关规则,那么由此而引发的贸易利益竞争就很容易演变为贸易争端,而这些贸易冲突最后还必须在wto框架下找到妥协机制。中国人世后所遭遇的这两起涉税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特点。而该领域最新的发展趋势是:wto在税收方面关注的不仅仅是确保各成员国遵守各项协定。无论各成员国是否遵守wto准则,各国的税收政策、行为和措施,都越来越被wto贸易政策审议机制(tprm)监控。由此可推论,我国的贸易税收政策未来还可能面临更多的被指控的风险。
三、加强wto后过渡期我国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管理
(一)在贸易税收政策的制定中引入风险管理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风险管理是20世纪初兴起的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技术的一门新兴管理科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风险管理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政府、企业的管理活动之中。1895年,美国学者海斯从经济学角度给出风险了的定义,认为所谓风险就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f·h·奈特于1921年提出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问题,认为“风险现象,或者说不确定性或不完全信息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已无处不在……。如果一个经济行为者所面临的随机性能用具体的数值概率来表述……那么,就可以说这种情况涉及风险。”可见,风险一般包括“不确定性”和“会带来损失”两个基本要素。因此,可以将一个事物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并会带来损失的情况定义为风险。那么,政府出台一项税收政策,如果其政策目标(组织收入或调控经济)的实现是不确定的,而且还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带来损失,那么这种税收政策便是有风险的。风险来源包括政策制定的偏差、实施时机选择的失误、政策传导的时滞、税收外部环境的变化等因素。
一方面,税收政策风险不仅体现在政府组织税收收入的过程中,而且可能产生于政府试图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时。具体到贸易税收政策而言,政策风险表现为哪些进出口税收收入可能无法征收入库,哪些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可能无法实现。前述两起案件所体现的主要是后一种类型的风险。由于我国在制定相关的增值税和关税政策时欠缺风险意识,也谈不上采取什么风险防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当风险突然发生时,只能仓促应对。如在案件一中,集成电路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被完全取消,案件二中的有关政策也做了部分调整,这些都是税收政策本身的风险损失。因此,加强我国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管理具有必要性。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尤其是2006年wto多哈回合多边谈判中止后,各主要贸易大国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获取更多政治资本,都有计划地将对华贸易争端推到前台,税收待遇问题则首当其冲。贸易摩擦目前无疑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特别是在进入wto后过渡期以后,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增加了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压力,防范及控制贸易摩擦风险更是刻不容缓。贸易摩擦的成因是纷繁复杂的。在前述两起案件中,我国的国内增值税和关税政策先后成为了引发贸易摩擦的直接而重要的“导火索”,这为我们研究贸易摩擦风险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税收视角。正是因为在人世后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税收政策的外部性效应在日益突显,所以在制定一项新的贸易税收政策时,我们就不能仅考虑它在国内的收入和调节功能,还必须考虑到它是否符合wto的有关规则。可能对贸易伙伴国利益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招致他国指控而带来意外损失等。显然,这时的贸易税收政策风险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税收领域的风险问题,而且会直接牵连、波及或延伸到对外贸易领域,成为贸易摩擦风险的诱因之一;或者是,贸易摩擦风险是税收政策风险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我国贸易税收政策的风险管理更具紧迫性。
(二)防范及控制贸易税收政策风险的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税收政策的风险研究并用于指导实践是前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在前述两起案件中,如果我国在相关税收政策出台之前能多考虑与wto规则是否相符,树立风险意识,并采取一些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那么在突然面对他国指控的时候就不至于仓促应对而造成较大损失了。吃一堑。长一智。那么在今后的贸易税收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中,应引入风险管理理念,树立风险管理意识,并加强政策风险防范及控制措施的应用性研究。
为进一步加强《再就业优惠证》管理,防止税收流失,确保各项再就业税收政策落到实处,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现就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换和协查制度等问题,通知如下:
一、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建立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信息交换和协查制度。劳动保障部门要定期将《再就业优惠证》发放情况以电子、纸制文件等形式通报同级税务机关。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省内联网的《再就业优惠证》信息查询系统,也可采取其他形式与税务等部门建立《再就业优惠证》信息查询制度。
各级税务部门对《再就业优惠证》有疑问的,可提请同级劳动保障部门予以协查,同级劳动保障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合理的工作时限,在时限内将协查结果通报提请协查的税务机关。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可就再就业税收政策执行中的其他相关问题建立通报、协查制度。
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范围和程序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对已发放的《再就业优惠证》要及时汇总并注明领证人员的相关信息。劳动保障部门在审核、认定工作中,对已经被企业吸纳的下岗失业人员,应在其《再就业优惠证》上注明持证人已经就业的内容(印戳)。
三、各级税务部门在审批企业享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时,要严格审查《再就业优惠证》的使用情况,发现有疑问的,应按照本通知第一条的规定,与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再就业优惠证》发放信息对照或提请劳动保障部门协查。对经审核,符合减免税条件的,主管税务部门要在各《再就业优惠证》上注明持证人已经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内容(印戳)。
四、对持《再就业优惠证》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主管税务机关在审批其减免税时,按照本通知第三条的规定执行。个人持同一《再就业优惠证》开办多个有营业执照的经营项目的,必须严格按照国税发[2003]119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经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审核确认,确通过伪造、变造、买卖、借用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再就业优惠证》申请减免税的人员,主管税务机关不得批准其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对采取上述手段已经获取减免税的单位和个人,主管税务机关要追缴其已减免的税款,并依法予以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出借、转让《再就业优惠证》的下岗失业人员,主管劳动保障部门要收回其《再就业优惠证》并记录在案。
现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车辆购置税税收政策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4〕160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补充如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通知》所称的“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办公室”是指各级车辆购置税(以下简称:车购税)的征收机构。
二、纳税人在办理征税车辆申报时,如不能提供《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应提供的有效凭证,市局暂明确如下:
(一)购买罚没车辆的应提供拍卖公司(行)开具的发票。
(二)接受内部调拨车辆的应提供调出单位开具的调拨单和调出单位购买该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
(三)接受捐赠车辆的应提供捐赠单位的捐赠证明和捐赠单位购买该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
(四)获得中奖车辆的应提供中奖证明和开奖单位购买该车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复印件。
各单位在车购税征收过程中发现纳税人提供其他凭证的,应及时向市局反映。
三、《通知》中“长期来华定居专家(以下简称:来华专家)进口1辆自用小汽车,免税”。包括来华专家在中国境内购买的进口小汽车。
四、留学人员在办理免税车辆纳税申报时,除提供《通知》要求的资料外,还应提供海关出具的“回国人员购买国产汽车准购单”。征收单位办完免税申报事宜后,应在留学人员的留学证明上签注“已购买免税车”字样,并注明生产企业名称、商标名称、产品型号。
五、《通知》中 “申报的计税价格低于同类型应税车辆的最低计税价格,又无正当理由的,是指纳税人申报的车辆计税价格低于出厂价格或进口自用车辆的计税价格。”所称的出厂价格,经请示总局,现明确为最低计税价格。
六、《通知》中“免税条件消失的车辆,自初次办理纳税申报之日起,使用年限未满10年的,计税依据为最新核发的同类型车辆最低计税价格按每满1年扣减10%;超过10年的,计税依据为零。”现明确为:使用年限不满1年按1年计算扣减10%;超过1年不满2年按2年计算扣减20%,以此类推。
七、《通知》中“进口旧车、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受损的车辆、库存超过三年的车辆、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试验车辆、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车辆,计税依据为纳税人提供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有效凭证注明的计税价格和有效证明。”所称的有效证明,现暂明确如下:
(一)纳税人进口旧车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同时提供:海关的“货物进口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注明旧车)。
(二)纳税人购买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受损的车辆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同时提供:车辆生产厂家或销售商提供的车辆受损资料证明、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鉴定报告、保险公司的理赔资料。
(三)纳税人购买库存超过3年的车辆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同时提供:车辆生产厂家的库存证明或销售商出具的进货发票复印件、注明出厂时间的车辆合格证。
(四)纳税人购买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试验车辆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同时提供车辆生产厂家的试车报告复印件。
八、生产企业生产销售未列入免税车辆图册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的免税审批事宜,现明确如下:
(一)市车购税征收分局负责全市的生产企业的免税审批的初审工作,在接到生产企业报送的免税审批表于7日内签署意见并上报市局流转税管理处。
(二)市局在接到市车购税征收分局报送的免税审批表后按规定程序上报国家税务总局。
九、农用三轮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事宜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用三轮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04〕66号)办理。
十、车辆价格信息采集工作由市局流转税管理处组织,市车购税征收分局负责具体实施。
十一、《通知》中“对国家税务总局尚未核定最低计税价格的车辆,车购办应依照已核定的同类型车辆最低计税价格征税。同类型车辆由车购办负责人确定,并报上级税务机关流转税管理部门备案。”此项工作现明确如下:
(一)各单位在核定车辆购置税同类型车辆最低计税价格时,必须按照市局的“核定车辆购置税同类型车辆最低计税价格审批表”(附件)的格式和程序进行审批。市车购税征收分局由负责人确定;各区县(市)局由分管流转税工作的局领导确定。
[关键词] 自主创新 税收政策 理论分析
一、创新活动的特征
1.创新活动的外部性
现代社会中,市场被认为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有效机制,但在现实中,市场运转的失灵又是不可避免的,从弥补市场缺陷的角度看,税收可以在矫正外部效应方面发挥作用。外部效应是指一个经济主体从事某项经济活动过程给他人带来利益或损失的现象。当出现正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大于收益,利益外溢,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当出现负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小于收益,使受损者得不到应有的利益补偿。外部效应无法由市场机制来解决,只能由政府采用非市场的方式予以矫正,而税收就是矫正外部效应的重要工具。
在创新活动中,往往存在正的外部效应。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不对称性,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导致创新活动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乏力。其一,研究与开发活动本身具有外溢性。技术创新是企业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石,它可以实现一般知识的积累和提高,但一般来说,研究与开发项目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从提出建议到付诸开发阶段历经数年时间。与此相比,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社会收益率却远远大于私人收益率。如果私人投资于R&D,R&D最终成果的公共产品属性使其收益不能由投资者独享。美国有研究表明,研发活动的私人收益率大约为10%,而社会收益率大约为50%(哈维・S・罗森,2003),研发项目的社会收益率至少比私人收益率高出二分之三,而且其投入成本较大,私人投资者难以回收其全部的社会效益,这抑制了私人投资R&D的积极性。由于技术创新的效益不能被研究者所独占,这种研究将在低于最优的水平上进行。此时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资源就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研发活动的外溢性更明显地存在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完善的国家,这主要与这些国家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和执法环境的不完善紧密相连,此时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干预来弥补。另外,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也会影响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由于技术创新的企业不能将创新的全部收益据为己有,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创新活动的萎缩,使得社会的创新活动低于适当水平。其二,进行研发活动的主体即高科技人才本身也具有外部性。科学技术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是科技人才的竞争。高科技人才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教育投入,教育投资,尤其是基础教育带有明显的公共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基础性教育是形成高科技人才的基础,一个国家要想促进科技进步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就必须发展基础教育,这不仅要加大财政投入,而且也应当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的优惠。其次,科技人才的再教育与培训。这属于企业的职责,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科技人才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企业对职工的培训与教育往往最后形成一种社会的收益,这种私人投入不能由企业独享,必然减少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此时也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一定的政策干预,主要包括对企业员工培训投入进行适当的税收支持,才能矫正市场的失灵。
2.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
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是创新活动外部性的具体表现形式。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创新技术的溢出效应、创新市场的溢出效应和创新收益的溢出效应。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一般是正效应。创新活动在行业内扩散迅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创新的企业可以免费获得信息“免费搭乘”的现象,由于不创新的企业采取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的战略,一方面致使不创新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愈来愈弱,另一方面缩减了创新企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企业创新活动的战略意义,挫伤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出现了市场失灵。
3.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
创新活动与其他投资活动不同,创新投入的产出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在研发活动的早期,常常会发生失败,致使创新投入资金、成本难以回收,增加了创新活动的风险性,不仅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也使得提供的研发投资不足,不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4.创新活动的信息不对称性
技术创新的实施者与资金的供给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也为政府干预支持提供了制度基础。技术创新的成功和收益在于技术保密,但为技术创新融资需要公开必不可少的信息,以获得信任和支持,这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正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创新企业陷入两难的窘境,致使许多有研发前景的项目因缺乏资金支持而终止。技术创新市场存在的这种信息不对称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政府为鼓励研发项目获得其充分的融资渠道,也需要给予一些政策的扶持。
二、税收政策与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
基于创新活动的上述四个特征,在创新活动方面存在市场失灵,为政府介入企业技术创新,以政策支持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政府干预旨在减少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矫正市场失灵。而政府干预最主要的政策为税收政策,至于政府干预的效果如何,通常利用创新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创新生产函数,是研究创新投入,如R&D投入或人力资本投入,与有形产出,如专利或新产品的声明之间的关系(Griliches,1984)。观察两个指标前后是否发生变化,可以判断政府的税收政策是否有效。本文选用R&D投入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活动的指标,利用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探讨税收政策对于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见下图。
图中横轴为代表性厂商自主研发的R&D投入,纵轴为其它资本要素投入(包括外购高新技术产品)。该厂商在得到R&D税收优惠之前,等成本线为LM,等产量线为Q1,点C为该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合。在得到税收优惠之后,由于税收优惠的存在使得自主研发的R&D投入价格下降,该厂商所面对的等成本线发生变化,由LM移动到LN,均衡点也从C点变为D点。可以看到,在新的均衡点下,R&D投入从A点移动到B点,R&D支出增加。由单个厂商可以推知整个行业企业R&D投入的增加。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得出,从纯理论角度,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对企业给予收入分配方面的让渡能够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参考文献:
[1]倪红日:鼓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与制度完善分析.税务研究,2007(4)
[2]铁 卫 周宝湘:税收支持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及作用点.税务研究,2007(4)
[关键词]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激励;科技税收优惠
一、引言
关于“创新”一词,有多种解释,也有诸如“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提法。但就其本质来说,主要包括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创新,科学创新主要是基础研究的创新,一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进行;技术创新包括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创新,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先提出的“创新”指的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五种具体的情况:引人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可见,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实质上就是技术创新,且这种技术创新主要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
目前我国与“创新”相关的税收激励集中表现为一系列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是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创新税收激励以及对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税收激励的混合体。关于现有税收政策对创新激励的不足(即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已有较多的研究,为激励自主创新而提出的调整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亦有不少。但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多数学者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提出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但实质上二者并不等同;二是分析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缺陷的理论依据不是很充分,多数结论是根据经验判断或归纳其他学者的观点得来的;三是很多研究是从国家整体的自主创新角度切入,部分涉及技术创新的内容,而直接进行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研究的则较少。
基于此,本文从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阐述了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企业技术创新各阶段的特点,分析了现有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与企业技术创新相关的税收政策的缺陷,最终提出了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体系的原则和具体建议。
二、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
在税收政策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中,技术创新是主体,税收政策是用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因此,对技术创新的深入分析是解决税收政策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关键。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强调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系统过程,包括新思想的产生、研制开发、试验和试产、批量生产、营销和市场化的一系列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特点,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因而只有每个环节都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保证整个创新活动的成功;二是重视技术创新的成功商业化,认为商业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的显着特点,也是技术创新区别于纯技术发明的根本之处,因而技术成果的转化机制就异常重要。因此,税收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就要根据技术创新各个环节的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的阶段主要包括研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和产业化生产阶段。
首先,在研发阶段,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生产设备、进行产品开发研究和建立销售渠道,但由于企业规模小,产品技术又不稳定,这一阶段的投资风险是最高的,同时又较难获得规范的银行贷款,而且由于技术创新的准公共品性质,企业没有积极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因此,政策重点是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实践,政府加大财政拨款、财政补贴、财政担保贷款等力度。另一方面,应制定并广泛宣传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的税收优惠政策,因为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待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享受不到税收优惠。
其次,在成果转化阶段,企业虽然进行了一些研发活动,但研发活动的大部分资金一般都是由政府资助的,而且企业对研发成果的价值判断仍不明确,企业仍然受到研发成果进入试制阶段但无法实现商业化的风险威胁,对是否进行进一步的试制活动持观望态度。因此,政策重点是保证企业的研发成果顺利进行试验和试制,政府应对企业转化活动给予财政拨款、政府担保贷款等政策支持,还需要对转化成果给予税收上的低税率、减免等政策。但相对于税收优惠政策,此时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支持政策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中期,应大力加强财政补贴、财政担保等支持力度,积极促进企业成果转化,并配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
最后,在产业化生产阶段,企业要为新技术寻找市场并进行大规模的批量生产,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新技术的生产活动,或新技术投入生产的产品能够有确定性的销路。因此,政策重点是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与产业发展结合,着力引导社会资源向风险投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确保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顺利销售。相对于财政支持政策,此时企业对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更敏感,税收优惠政策能引导社会资金投人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政府采购则能为新技术产品提供确定的销路。因此,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后期,侧重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的支持会大大增强政府激励的效果。
因此,技术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税收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各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在不同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在技术创新的研发阶段与产业化生产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更强,而在技术创新的成果转化阶段,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则稍弱一些。因此,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针对技术创新具体阶段的特点,对不同阶段分别制定力度不同的政策。
三、现行企业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
1 宏观层面的不足
首先,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中,以企业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数量最多、占比最大,但是与以科研机构、高校及个人等为对象的税收优惠政策相比,在绝对数量和占比上均相差无几,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研究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因此,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地位,这是现行税收政策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一个首要问题。
其次,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中,企业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主要体现在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这种税收优惠的失衡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税收环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
上扭曲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激励效果。
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实施细则中对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这就导致真正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的中小企业较少,而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由于其资金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时占尽了先机。
在与技术创新相关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中,现行税法只对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制定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而对于其他产业的企业技术创新,则仅局限在“国家规划布局”和“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的范围内,缺少针对其他新兴产业和特殊产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2 微观层面的缺陷
我国现行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针对企业整个技术创新过程而设计适当的激励,这与税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是不相符的。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重点一直放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即取得了科技创新收入则可以免征或少征税款,或只有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而根据企业技术创新阶段的特点,研发阶段最需要支持,处境最为艰难,急需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解除资金不足和投资风险的顾虑,但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恰恰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研发过程的激励不足,仅仅对新增的研发费用实行加计扣除政策:“盈利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在10%以上,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而且由于研发投入与一般的经济性支出不同,逐年平稳增长10%以上的要求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比较完善,如税法明确规定企业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优惠,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或产品,进行“三免两减半”,经认定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实行“五免三减半”优惠等。但激励技术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与其前后两个阶段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内在统一性,并未将三个阶段的税收激励政策有机连接起来。
最后,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偏重于对企业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的税收扶持,而对技术创新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则支持不够,仅对企业发明、设计、试制等过程给予优惠,而对技术的产业化、产品化、商品化几乎没有考虑。如对高技术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风险投资的相关税收激励制度仍未建立起来。
四、构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体系
1 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污水处理;费用;征收;问题;对策
1.前言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也不断增加,这就给水污染防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也对此加强了重视程度。只有有效的进行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各级政府针对地方征收工作制定管理政策与制度,采用多种丰富的征收方案,确保征收工作顺利有效的开展,才能在确保城市污水处理设施顺畅运行的同时,促使城市功能优化,水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提升,进而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然而,征收数额表明其各地的征收工作不成熟,状况不甚良好,急需发展探究。鉴于此,为了促进征收工作进行,要对征收工作所存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优化征收工作的途径方式。
2.当前征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如今,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有所提升,但在其征收工作中所产生的问题仍是需要解决的,其整体形并不乐观。
2.1征收法律依据不足
目前,涉及到污水处理费征收的法律依据很少,2008年2月28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仅仅在第四十四条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费、管理及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只是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和许可,缺乏具体性征收依据,国务院对此也还没有出台相关规定。
2.2征收可操作性不强
2.2.1对取水户没有进行分类征收。现今,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的计征方式只是单一的按照用户取用水量来进行,而没有采取相应的分类措施。这种方式下,对取用水用户造成很大压力,有一种观点表示:污水处理费针对的方面应该是污水排放量。更有人表示:耗水率加大的地方如:地温空调,绿化用水等的取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存在较大差距。2.2.2对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如何核减。相关行政部门在进行处理核减问题时遇到阻碍,其一,对于污水处理设施自建的用户,难以有效评判其污水排放量达标与否。而现今的大部分水行政部门,其污水排放检测设施建立还不完善。这一设施虽在环保部门有较多的设立,但不同部门间的职能和利益有冲突,这就使得数据共享无法做到持续性,及时性。其二,难以确定污水处理设施自建用户核减量大小。现今大部分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然而由于其所排放的污水有不同多样的形式,种类,污染物,其核减标准,大小就难以确定。这也并不是水利部门一方便能解决的问题。
2.3征收中与环保部门有冲突
现如今,排污费由环保部门负责征收,污水超标排污费(由于用户超标排放污水的产生的罚款形式)就在其中,征收工作中,上一级环保部门直接对重点企业单位进行征收,可见征收力度甚强,从而使得多数用水单位对排污费的重视度极高,而忽视污水处理费。除此以外,多数企业单位觉得,对于废水,废气,噪声等污染方面,环保部门已对其征收了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就不应再重复缴纳,从而不配合也不支持水利部门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这种费种混乱问题,也阻碍着污水处理费的征收。
3.对策和建议
只有尽快解决征收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才有利于征收工作的可操作性,才有利于征收工作的规范化,才有利于征收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3.1加快立法步伐
现如今,污水处理费征收形势要求其工作务必不断增强。鉴于此,为了确保征收工作实施更顺利有效,层面更高,就要对其征收工作制度进行总结分析完善优化,通过更加权威的法律法规来辅助工作,从而使其法律地位得到提升,允许其在高层次的法律轨道下执行。同时,为提升社会各界的关注度,重视度,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对其相关措施进行优化,对征收加强管理刚性。
3.2明确征收范围
在征收范围的认定上,重要的一点就是分清哪些设施属于城市排水设施,其具体范围是多大,具体设施有哪些,划分出哪些区域内的取用水户应该缴纳,哪些不用缴纳,这样征收人员与取用水户就会明明白白。当然,这一工作的落实还需要地方政府协同有关部门进行详细的界定,并公开向社会公布。
3.3实行分类征收
在分类征收工作中,取用水用户自备水源成为主要问题,尤其是集中在取用水大户上。通常情况下,一般的自备水取用水户的征收工作,都可以通过正常统一的标准方式进行。而特殊情况的用户,则通过:一,地温空调用户,征收方式就要选择上下水管计量差的手段,这种方法就要求其取水口总管处和注水管道处都要安装计量设施,污水处理费就可以通过注水表和取水表的数目差核算出来。二,污水处理设施自建用户,要严格遵循补偿城市排水管网运行维护费的原则,在用户提出相关申请后,地方政府要切实分析评估其处理规模,污水排放实际量和取用水实际量等,该过程要结合水利,财政,环保等多方部门,并由上述部门提出建议来制定核减标准,在取得地方政府批准后执行,从而使核减比例标准合理有效,方便执行。
上述分类征收标准不是靠一朝一夕的数据就能准确制定出来的,其对比较核还要反复验证的同时,上级权威部门也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与完善。
3.4政府应对涉及环保部门的问题建立有效的解决途径
通过再建排放检测设施来解决检查取用水户污水排放量达标与否的问题是不科学的,这种浪费资金,复建重建的措施也是财力和时间不允许的。针对此类问题,地方政府要对其采取有效的分析部署,通过地方政府接收环保部门按月上报的信息,再将其转输于水利部门,同时该上报制度也要经由专人负责,并完善其监督机制。由此,水利部门不仅掌握了用户排放污水量达标与否,还可以向用户合理清晰的阐述重复收费问题是否发生。同时,对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主要指因超标排放污水而进行的罚款),政府要结合月报的情况,严格要求其在缴费时,将检测结果报告交于缴费单位后进行。污水超标排放费,一定要在其法律检测认定后进行收取,严格避免通过估算形式随意征收的现象,这样才能谨遵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相互制约与监督,保证征收工作开展。
3.5加大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力度
在征收污水处理费工作中,其基础手段是提升宣传力度,加强组织领导,队伍建设,然而若想使征收更远更深的发展,这些远远不够。工作中,其负面影响往往是由于对于态度差,不配合工作的“钉子户”的处理方式不到位,不合理造成的,长此以往,征收工作就会进行的更加艰难。针对上述问题,缺乏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起不到具体作用,依靠法律强制执行便是可行之策。
重庆市国家税务局:
你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平板玻璃是否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问题的请示》(渝国税发〔2004〕222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鉴于平板玻璃不属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发改环资〔2004〕73号)所规定的建材产品,因此,不得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等实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1996〕20号)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特此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