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3 16: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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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自然生态的安全，其包括地震、海啸等;第二种是生态系统的安全，有海洋、森林、湿地和微观系统四个部分;第三种是国家生态的安全，有组成部分。实际上生态安全是对社会安全的继承和发展，让人类从其他角度来思考社会和交易安全，使人们能够在三种安全的交融下迎接社会的挑战。生态安全是社会安全的基础，只是对社会安全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2］在社会发展的今天，生态安全渐渐成为决定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生态安全强调与人的生活有密切相关，也强调系统的安全，更强调用法律来保护生态安全，将生态安全运用到法制建设之中。因此，生态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应受到法律保护。这涵盖了生态安全的两层含义。第一，生态安全是其自身和人类环境的可持续的一种状态;第二，生态安全是受法律保护，具有法律意义。生态安全的由来表明人民对生态安全赋予法律保护的期盼，生态安全的发展表明人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急需提高。目前，我国环境问题还是非常糟糕，环境恶化日益突出。如今，脆弱的地球环境已经经不起人们的折腾了，所以，人们要提高自己保护环境的意识，政府也出台了不少相关保护政策。
二、法律意义上的生态安全
当前，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法律自身也要通过一定的改革来满足社会、环境、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人与自然对于生态安全，人与自然是其起点，生态安全突出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自然安全、社会安全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总的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护生态安全的根本，生态安全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受法律保护的对象。生态安全表明的是人类生活环境的必备状态。从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生态安全。［3］它是人类活动、生活的首要问题，因此是全球人类的最终安全。生态安全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我们同自然和谐相处。在生态安全中所谓的人并不是现实中单个的人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代表的是一种主体。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它们是以生态安全为基础、以利益为次要的理性的人。
(二)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生态安全的一种媒介，它是一种利用传统法的技术来对社会进行的改革。传统法具有一定的弊端，我们需要在一些法律之间找到一种所谓的平衡，从而达到合适的目的利益。对于环境法，如果从片面上很难找到那种理想的状态。为了找到环境法的合适、理想的状态，就需要通过查阅与环境相关的一些材料，无论是对自然还是社会领域，都要进行研究。因此，我们运用有关的技术来形成环境法律的一些制度，可以形成确定的安全观念，有效的保证生态价值，使之有别具一格的特征。最终我们在与改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使之能完美的适合我们国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4］同时，我们要吸取一些新兴的技术，推成出新，不断创造适合我国的社会技术，构成完善的生态安全秩序，对生态安全的深化具有支撑作用。
(三)环境权利生态安全得以实践，环境权利必不可少，通过一些新型的权利义务机制来实现。人类生活环境的必备状态是生态安全的重要要义，而环境权利是人有享受舒适生态环境的待遇。因此，环境权利对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能有效的避免生态安全的虚无，又能为建设生态安全的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环境法的反思
生态安全不仅要对传统部门进行改革，还要考虑其法律核心。老实来说，实现生态安全要有合理地掌握法律含义，建构环境法的观念与制度。
(一)生态安全的反思人类对生态安全的认识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辩证过程，在环境法的审查中，更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不足之处，建立新的生态安全观念，即将人带入生态系统中，提出生态安全是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安全，它们是一个整体，这进一步展示了传统部门法安全观念的重要性，面对生态安全问题存在的挑战，我们可以从哲学方面探索，并以此扩展传统法哲学领域，促进法哲学的改革。［5］我国在高风险的背景下，更需要在哲学方面来反思环境法安全观念。所以，生态安全不仅仅是概念出新，它更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生态安全致使我们对价值和立法的思考，如何通过创新来保障生态的安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化变革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法的目的是用某些特定的法律手段来降低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可以看出，环境法已经不再是交易和社会安全，而是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利益。因此，环境法面临着变革。从法的概念上来讲，环境法需以可持续发展为新理念，在哲学的背景下进行一代向二代更替。新的环境法不仅要保护当前的利益，还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
(三)制度的回应从经济学来看，制度即可指具体的一些制度安排，也指社会中各种制度的综合。我们这所谓的制度的回应指许多环境法的规章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的回应，当然也指具体环境法制度的反响。1．一体化制度体系一体化制度体系包括规则、法律、政策，我们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要求从源头防护，把保护环境意识穿插于各个环节，提高发展能力。建立与俄罗斯相似的法律体系，以生态安全为前提，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此外，由于系统的复杂和不稳定性，法律渐渐改变了生态系统。由此，法律人从原先理想的，喜欢的规则管理到新的认知，适应的机制，法律通过新的调整办法解决了管理问题。因此，可以重新考虑规则在生态安全上的功效保证，实现对生态安全的系统化保障。2．一体化的框架体系联动框架体系有立法、司法和执法，在生态法律方面，我国在很多领域并没有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因此，因促进环保立法，在环境保护中建立一些基本理念，落实主体功能区的布置、生态功能区的布置，在源头上保证生态安全。从生态执法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应该扩大处罚力度，加强政府对生态安全保护的责任，督视监管部门严格执法。从环境司法上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一些法律建立了公益诉讼的制度，但却在各个方面存在限制。因此，在我国法律的修订中，对一些环境破坏问题，公民和一些非政府人员有权利对环境问题提出诉讼。由安全观念的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部门法下，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转换概念或者对理论的假设，而在于对思考角度的转变和对现实中问题的关注。
四、结语
关键词：城市；生态规划；基本生态用地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Ecological land has not been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urban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based on ecological land-related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fines basic ecological concepts. Combining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s, combined with existing land-use classification systems, raised fundamental ecological land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urban; ecological planning;basic ecological land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建设用地的规模逐年增长。而与此同时，自然生态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山峰被削平、河流被阻断，绿地被侵蚀，自然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鉴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严格限定，这些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多来源于农用地或者未利用地，如林地、园地、草地或者滩涂等用地类型。而这些用地恰恰很可能是自然生态系统中关键的部分，一旦被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建设占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将难以恢复。改良现有的规划编制方法，通过对土地的生态评价，找到那些最有生态价值的土地，保留这些空间，城市建设尽量占用生态价值较低的土地，从而优化调整城乡生态安全格局。这也是实践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在这个进程中，生态用地的概念很重要，其并不在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用地分类体系中，相关研究一直争议较大，模糊不清。因此有必要清楚界定生态用地的概念和分类。
一、生态用地的研究进展
生态用地在国外尚未作为一个独立和明确的类型提出，国内最早在1999年，董雅文认为生态要素的空间定位统称为生态用地；成片森林、湖泊水体、湿地、农业用地以及开敞空间等属于斑块状的生态用地；河流交通走廊、沿海滩涂等属于现状或带状生态用地。2000年，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也首次提到了生态用地，并从土地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提出生态用地是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草地、林地和湿地等。邓红兵于2009年在《区域生态用地的概念和分类》中提出，生态用地指的是区域或城镇土地中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主的土地利用类型，既能够直接或间接改良区域生态环境，改善区域人地关系的用地类型。俞孔坚则认为生态用地是最小生态用地，不包含耕地农田养殖水面等用地，其于2009年在《基于景观安全格局分析的生态用地研究》中将生态用地定义为：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维护关键生态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系统（土地单元）及空间部位。荣冰凌在2011年生态学报《中小尺度生态用地规划方法》中提出生态用地指以发挥自然生态功能为主，用于生产或生活用途以外的，具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生态环境脆弱、生态敏感度较高的土地。相关学者从不同专业和不同角度对生态用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发展。
二、基本生态用地的概念
本研究认为，以上关于生态用地的概念都有道理，但也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生态用地从广义上讲应定义为所有可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土地和未被建筑、人工构筑物、铺装覆盖的地面。包括林地、湿地、草地、水域、农田，也包括荒山、沙漠、盐碱地、棕地等。耕地的经济产出，是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部分，毫无疑问应当计入生态用地。沙漠、盐碱地等未利用土地，也有可能因处于重要的生态廊道上，影响着城市的生态系统结构，也应当列入生态用地。但是生态用地与规划实践相互结合时，便会发现这个定义，不易操作，可能会削弱那些高生态价值的土地的保护。
笔者提出将生态用地分为基本生态用地、潜在生态用地两个部分。目的是为了使概念更清晰，范围更明确，也便与操作。其中基本生态用地不是简单的用地类型的集成，基本生态用地是指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其空间位置对生态安全格局和关键生态过程有重要意义的生态用地。基本生态用地之外的广义生态用地定义为潜在生态用地。区分基本生态用地和潜在生态用地的关键，主要是其生态价值和在生态安全格局中所处的空间位置，以及对关键生态过程的影响力。如即使是生态效益较低的裸地，如果处于重要的生态节点上，直接影响着系统的连通性和生态过程，其就应当列入基本生态用地。即使其是生态价值较高的林地，如斑块面积小，生存物种少，连通性弱，在生态格局中地位较低，则宜列入潜在生态用地。
三、生态用地的分类
1、不同土地类型的服务价值
根据Constanza 等（1997）的研究成果，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进行整理后按照类型排序（见表1）。如果对这些生态系统分为五级的话，海湾和湿地是极高，湖泊河流和海岸是高，热带森林是中等，温带森林和草地是低，农田最低。那么从土地类型上来说，中等价值以上的用地类型，原则上要划入基本生态用地中，而温带森林、草地和农田等类型只有部分空间位置较为重要的土地需要划入到基本生态用地中。
表格 1不同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表格 2 基本生态用地分类表
2、与现有土地利用分类的关系
根据2012年开始实施的新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城乡用地分类中的非建设用地中，E大类中的水域包含自然水域、水库、坑塘沟渠，和农林用地以及其他未利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中的绿地及广场用地中，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这些都属于生态用地的范畴。但是E2农林用地中的农村道路，E31空闲地，G3广场用地不应属于生态用地的范畴。这些用地中，在生态格局中位置关键的部分，属于基本生态用地。
3、生态用地分类
结合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功能，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市域尺度为例，笔者建议将生态用地分为五类，生态型、防护型、生产型、游憩型、潜在型。其中，生态型和防护型应原则上列入基本生态用地，游憩型、生产型、利用型生态用地要视其空间位置的重要性，部分列入基本生态用地（见表2）。还有一类用地，其实是建设用地，但是位于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上，阻断了生态过程，简称断点。这个在规划上建议要改变土地用途，恢复自然生境，恢复其在生态安全格局的连通性。可以将这类用地，定义为恢复型生态用地。但因为其现在还是建设用地，故不列入五大分类体系中。
【摘要】山地城市的生态安全关系到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脆弱性的特征。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指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环境空间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命线系统构成，并提出了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关键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策略
山地是人类聚居空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地域环境的复杂性、交通条件的封闭性、建设活动的艰巨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特殊性。但目前对山地的认识和研究尚处在启蒙阶段，山地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经验积累和实践探索储备又不够[1]，这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破坏性建设严重，山地生态失调，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繁，使山地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从界定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和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内涵出发，提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构成，以及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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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及内涵.
城市为人类聚居生存环境，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是由城市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两大部分组成的人类聚居地。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2]、敏感性与脆弱性 [3]的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本次研究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将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界定为指对城市生态系统过程中影响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实现良好调控，同时具有较强的应灾能力的状态。基于此概念界定，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以及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类的安全，前者是指山地城市人工及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处于无危险状态，后者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可持续能力。
2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
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结合城市规划、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背景，认为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安全四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部分组成。
2.1 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建设活动
当前中国处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用地空间的拓展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人居实体空间形成必须的，这里重点关注城市建设活动对生态安全的影响。
1) 城市用地选择的安全。一般的城市规划用地选择时进行的用地适用性评价主要针对用地的灾害性条件等方面来进行评价，考虑用地区位条件、城市发展要求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但从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用地的选择还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生态安全影响，并追求用地的选择不损害城市生态安全，同时能够适当优化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在5.12地震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北川县城就是选址欠科学的例子之一，“山地规划第一要选择稳定的场所，一定要避开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和洪水等的地段;……”[4]。
2) 城市土地利用安全，土地是生态环境和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驱动力是影响着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的驱动力因素。沈清基指出随着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增加城市用地类型，具体而言，要对城市不可建设用地进行划分和规划，可以有效地保护郊区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增加城市的用地组成类型，用以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5]。
3) 城市建筑与生态安全。城市建筑过密是导致城市气候改变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建筑对降水和城区地表径流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城市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
4) 人均耕地减少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由于城市化、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原因，耕地被占用越来越多，人口增加，导致城市与工业用地扩展占用了大量的沃田良土，必然对农业生产与生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2.2 经济系统安全――产业发展
山地城市在做产业规划时有其特殊性，首先山地城市可以建设的用地非常少；其次山地城市区域普遍经济落后，传统农业种植占较大的份额，对生态环境有特别大的威胁，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最后基于山地地形地貌，产业布局应该与空间地理相结合，经济与地区优势和特色相结合。工业生产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产生大量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三个方面。应该建立生态化的工业体系，实现清洁生产，发展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形成新的工业范式。
2.3 社会系统安全
居民是城市聚居的主体，它们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社会保障等等都会影响城市的生态安全。
1）人口规模以重庆市为例，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城市建设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重庆的新建区域常常突破原有城市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界限，向高坡度、高生态敏感性的山体推进。因此人口规模（数量）和资源供求之间要保持平衡。
2）生活方式居民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城市生态安全，如汽车的使用，汽车产生的噪音、震动和排放的废气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和臭气，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有生活废水导致水质恶化的问题和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3) 社会保障 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综合服务能力高。要满足居民的就业、居住、供应、医疗、保健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使居民享有充分可靠的生活保障。注重对残疾人、老龄人、失业者、贫民等特殊人群的关怀，犯罪率低，保持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
2.4生命线系统安全
一般说来，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是指城市供水、供气、供电、交通、通讯、防灾等基础设施系统，但这里探讨的生命线系统还包括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本质上讲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6]。城市扩展过程中，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
3 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3.1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域观
本文所探讨的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理范围虽然指的是城市规划区，但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来都是不受行政范围约束的，特别是山体和水域更是如此。应该将维护国家层面的山地生态安全屏障视为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石[7]。
3.2开展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理论支撑
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研究的本质[8]。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主要诱因来源于人类活动，而对人类活动进行科学引导离不开学术理论的探索――山地人居环境科学。
3.3 建立稳固的安全的生态基底支撑系统
将规划区范围内的山脉、水系、冲沟、林地、农田、湿地、荒野等非开发建设的自然资源划为刚性的绝对保护范围。可以从深圳的城市生态安全基本生态控制线、浙江台州制定的分区生态基础设施的控制性规划和俞孔坚提出的“反规划”途径收到启发。
3.4 加强山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建设。通常山地城市的道路交通用地所占比例较小，路面等级低，弯道多，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瓶颈。二是加强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新建、扩建、改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提高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率。三是搞好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改善落后的燃烧设备、技术及能源供应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四是加强城市防灾减灾工程设施建设，提高山地城市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制定防灾减灾规划达到“规划本质安全化”的目的。
3.5 建立山地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机制
确定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判断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及发展趋势，以建立应变机制。
3.6 让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安全观
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生态安全在安全目标追求和安全实现机制上都与传统安全有着重大区别，一方面，生态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只能由人类生活共同体间共享的综合性安全；另一方面，生态安全不仅仅追求威胁的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
4 结语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其安全性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弱的特点。为此面对山地城市建设的紧迫要求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尽快妥善解决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与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矛盾。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认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四个层面组成。和任何系统一样，该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赵万民，李云燕.西南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与防灾减灾的思考[J].新建筑，2008（4）
[2] 黄光宇.山地城市学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9
[3] 周劲松.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与荒漠化[J].自然资源学报，1997，12（1）：10－15
[4] 搜狐新闻.灾后重建：规划要经得起历史检验[EB/OL]. news.省略/ 20080608 /n257367 -771 .shtml,2008-06-08
[5] 沈清基. 环境革命与城市发展[J]. 城市规划, 2000（4）: 23-30
[6] 刘海龙，李迪华，韩西丽.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及其研究发展综述[J].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专版，2005，29（9）：70－75
关键词：非建设用地；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城乡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城乡规划设计已经成为城乡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在城乡的规划设计当中，渐渐的出现了一种新的设计思想，那就是“反规划”思想，其主要是将城乡的非建设用地作为规划开展的首要任务，这种思想也越来越被人接受。可见非建设用地在城乡发展中的重要性。下面我们就对非建设用地的规划理论与方法进行一下细致的分析与探讨。
规划的基本概念和类型
基本概念
对于城乡的非建设用地目前尚未有一个统一认识，其在概念上主要存在这样三种差别：非建设用地，非城市的建设用地，城市的非建设用地。非建设用地基本概念主要是来自于国家相关土地分类标准的规定，其中包括了农业用地与未利用土地。但是，他将一些能够发挥出生态功能的用地归类到了建设用地之中。还有相关专家则将城市的用地分类中，绿地以及城镇之外的各种绿地还有相关的其它用地与农田等统一归类为非建设用地；非城市的建设用地，其概念来自于国家城市用地以及规划建设的用地标准等相关文件。其中主要包括村镇的建设用地，在规划期内没有被用于城市建设中的用地。其强调的是在规划范围之内，除用于城市建设以外的土地；城市的非建设用地是说在城市的区域范围之内，从宏观再到微观上的一切人工或者自然的植物群、山水以及具有生态潜能的系列用地。
类型的划分
在不同的城市之中，根据不同的地质、地理、生态环境以及管理重点等条件对非建设用地的类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划分，例如在杭州有四类，深圳分七类。本文通过非建设用地的特性以及控制管理中的差异将城乡的非建设用地初步的分成两级五类。分别是根据管制的强度分成的两级：引导性与强制性。根据具有的功能分成的五类：战略储备、环境改善、资源安全、景观保护以及生态安全类。
规划相关的理论基础
规划具有的重要意义
非建设用地在规划上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是为了对生态较为敏感的地区以及景观资源进行保护，确保城市在生态结构上的完整性与连续性，确保区域生态的安全；第二，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有效的控制了发达城市的建成区域无序蔓延，促进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因此，有机的将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耦合的状态，在城乡的非建设用地规划过程中，并不是将建设用地的规划完全抛弃，而是要打破传统的规划方式，在综合了城市的发展阻力与动力的基础之上，对非建设用地的范围进行明确的了解，将城乡规划从“引导建设”为主逐渐转化到“保护控制”上来，最终达到城乡规划合理发展的目的。
规划具有的理论依据
①城市的生态学理论。非建筑用地可以说是城市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具有开放、动态以及非均衡性等特点。
②景观生态的规划理论。利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构成非建设用地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基质、廊道以及斑块，通过对景观的空间结构进行合理的规划，使这些要素在空间的分布更加合理，保持物质流、能量流以及信息流的通畅。例如动物的浅析，水污染的缓解，气候的改善等等。景观生态学所强调的是格局以及生态过程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对于单元之间的生态流非常注重。这就需要对水系进行强化，维护生态要素之间的联系。
③生态服务功能的理论。非建设用地存在很多生态服务的功能，例如保护水源、保持水土、排洪蓄水、降低污染、增湿降温等等，利用非建设用地的这些功能对城市的土地利用以及空间布局进行有效的优化，是保证城市良好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
规划内容以及方法
总体的技术路线
对城乡的非建设用地进行系统合理的规划，必须要依据城乡的生态现状，并且清楚其中存在的问题。透彻分析其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整个生态过程。了解各个地块之间生态功能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高低。进而得到对应的城市生态限制等级，再结合人口的规模以及生态所具有的承载力进行细致的分析，确定非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以及用地总量。建立起城市生态的安全格局，整个过程如下图：
空间布局
大多数的非建设用地都是采用自由式空间布局的方法。主要是由当地的水文条件、自然地貌以及城市建设发展的现状来决定的。有专家通过景观的过程进而确定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空间位置以及联系，建立起对控制与维护生态过程存在重要意义的生态安全格局。还有专家通过分析规划区的用地组成，提出了基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城乡空间结构。制定出能够与两大用地系统相互耦合的土地利用的整体规划。
规划控制的方法
城乡的非建设用地在控制措施方面还比较缺乏，仅仅是在自然保护区域以及基本的农田方面有较为完整的控制法规。因此，要借鉴与城乡建设用地中的控制指标做法，对城乡的非建设用地初步的建立起控制指标机制体系，这其中主要包括对生态保护建设的引导以及控制性指标两项。其中，控制性指标具有非常大的强制性，其主要目的是对用地的类型进行强制性的规定，保证地块中非建设用地的主体性。生态保护建设的引导通过限建的等级以及限建的要素，对于生态保护的要点、对象、空间布局以及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做出具有引导性的指标。用以保证生态结构完整性、连续性，保证生态服务功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对非建设用地提出的配套政策
为了保证非建设用地的规划能够有效的实施，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配套政策。其主要涉及的方面有土地、财政、产业、环保以及区域的协调等。比如建立起生态的标准制度，鼓励环境友好以及资源节约型的企业进行投产。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行业以及农业观光行业。完善生态的补偿制度，强化与周边地区之间的沟通，共同建立区域的非建设用地，确保区域生态的安全。
总结：
本文首先提出了非建设用地的概念，以极其重要的意义进而对非建设用地规划设计的内容以及控制方法进行了浅要的分析。合理有效的对非建设用地进行规划设计，有助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率，优化空间格局的布置，进而保证生态格局的安全，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博.城市禁限建区内涵与研究进展[J].城市规划学刊，2008(04)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足迹；汉江流域
0 引言
生态安全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概念，通常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1]，生态安全所表征的是一种存在于人类与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及不受胁迫的状态，其最终落脚点是人类安全[2]。由于流域生态安全对流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明确流域生态安全问题，对与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包括自然的因素，也包括人为的影响。对流域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不同的学者基于特定的研究尝试了不同的方法，但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种，一是类在景观尺度上基于景观的空间格局指数的评价[4]；一类是基于土地利用/土地覆盖（LUCC）构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乘数模型来进行评价，其框架常参照联合国经济开发署（OECD）建立的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即P-S-R）框架模型[5]。然而，适用于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生态模型则并不多。生态足迹法因其能够较好地将生态学原理和数学模型、资源承载力相结合，以此来分析某地区的资源和能源生态性消费，并与其所拥有的资源和能源相比较，从而判断其生态性消费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及其安全性，同时由于其引入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使得不同地区间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是作为生态安全评价中一种原理简单、方法明确的具有生命力的评价方法[2，6，7]。
生态足迹是指，现有的生活水平下人类占用的能提供资源或消纳废物的、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地域空间[8]。生态足迹分析法引入了“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为各类自然资本提供了统一的度量基础，所谓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是指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9]。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可以将全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分为六类，即：化石能源用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水面。生态足迹分析法通过划分消费项目，计算人均年消费量，并将其消费量折算为人均占用的生态生产性用地的面积，再通过相应的均衡因子将人均占用的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汇总为区域总的生态足迹，以此来衡量某一区域内人口的生态性消费。
在生态足迹分析中通过引入了生态生产性面积的概念，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统一性描述，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土地使用联系起来，并引入均衡因子和生产力系数，进一步实现各国各个地区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可比性和可加性，此方法在是目前较为科学、并简单易行的生态模型[6]。然而传统生态足迹方法，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评价模型的静态性、贸易调整方法上的缺陷、生态足迹帐户涵盖不全、参数取值的片面性、忽略不同类型土地在功能上的兼容性、忽略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地生产力的影响等[10-12]，广为学者们所诟病，对此相关学者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和模型的改进[13]。自从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被引入我国，相关的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相关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2-13]。已有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和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尝试[14，15]。
1 本研究的思路和目标
汉江流域人口密集，人类活动集中度大，已经对区域生态演变构成巨大压力，流域的生态安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在选择汉江流域（湖北范围内）作为研究区域，参照生态足迹的方法构建生态性消费指标，并综合统计学分析方法和GIS可视化分析方法，探究研究区的生态安全空间差异和分布特征，为相关研究决策和决策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
2.1 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人口、居民食品消费量等统计资料来源于《湖北统计年鉴（2014）》，《湖北农村统计年鉴（2014）》，《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2014）》等统计资料；所用研究区边界及行政界限等图件来源于1：100万《长江流域地图册》。
2.2 数据处理与计算
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由于在国能的地区间和城市尺度的研究上，缺乏类似于国家尺度的贸易类型和数量的统计，使得在该尺度上的研究中很难进行合理地贸易调整[11]。因此本研究综合进行了统计资料和研究目标的分析，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比照生态足迹方法，在全省人均消费量的指标基础上选取了12种生态性食品消费量综合构建了生态性消费量的指标。这里只讨论生态性生物资源的消费，并未将能源消费纳入讨论范围。具体而言，就是依据全省年人均消费（原始数据为乡村居民）的12种食品消费量（kg），除以世界平均生产力（kg/ha），将其对生物生态性消费量转化为提供这些消费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ha）。然后再通过均衡因子加以汇总，并乘以行政区内的年末人口数量，由此得到县市总生态足迹（ha）。并以此为基础，求取单位土地面积上的生态足迹压力。并对求得的指标进行了基于最大距离法聚类分析（见图1）和GIS空间可视化表达与分析（见图2）。
表1 2013年湖北省农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
注：因统计数据在统计上缺少湖北省城市居民主要食品消费量的数据，所以通过综合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和消费特点，将湖北省城镇居民的主要食品消费量按照农村居民的1.5倍计算.
表2 均衡因子及汇总农民人均生态足迹消费
注：均衡因子的选取引自世界各国生态足迹计算研究报告，受数据收集所限结合本研究的特点，本研究不讨论基于产量因子与生态承载力.
表3 县市地均生态性消费压力
注：为了数据表示和分析的方便需要，将生态性消费压力在总的生态足迹除以行政区面积的基础上乘以104，这并不妨碍本研究的结论.
2.3 结果与分析
图1 汉江流域各县市地均生态消费压力聚类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汉江流域各县市对生态性土地的需求压力呈现明显的差异，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种差异，通过用统计软件R软件对生态性消费压力指标进行聚类分析（聚类结果见图1）。从聚类结果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汉江流域各县市的生态压力区域差异明显。武汉市的地均生态性消费压力8.59994，显著高于整个区域其它县市。处于中等水平的县市分别为老河口市、枣阳市、襄阳区、襄樊市辖区、荆门市辖区、应城市、天门市、汉川市、潜江市、仙桃市等县市。受到较小地均生态性消费压力的县市为谷城县、南漳县、保康县、房县、宜城县、神农架林区、钟祥市、京山县等县市。通过GIS的可视化表达（见图2），更加可以看出各个县市的这种生态消费压力在空间上差异。地均压力较小的地区为中部和西北部地区，而武汉市及其周边的潜江、仙桃等县市，人口众多，人口密度大，所受的生态消费压力较大。结合相关学者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双向动态变化度和土地利用强度的研究[16]，也可以看出武汉、仙桃等地，在这种压力胁迫之下，不断提高对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其生态安全的格局在空间上与本研究有较强的一致性。
图2 汉江流域地均生态消费压力分异
3 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汉江流域各县市由于各自的发展状况、资源禀赋和人口压力不同，所受到的生态性消费的压力也有着较大差异。并在空间上呈现出特定的分布格局。研究区域的生态消费压力，并将其差异性在用GIS的可视化手段在空间上加以定位和表达，有利于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为维护流域生态安全提供政策参考，促进流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通过使用全省统一的生态性产品的人均消费量作为讨论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生态足迹方法在研究不同发达程度地区在消费结构上的差异，因为贫困地区的消费能力和水平比较低，反而得出越贫困的地区，其发展越合乎可持续的要求的结论。
通过聚类分析，探讨了流域能不同地区之间在生态性产品消费的压力上的关系，并在空间上阐释了这种分异规律。从而为具体的政策措施的制定，提供更加确定的执行政策措施的空间定位参考。
由于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本研究并未量化流域内各县市的生态承载力的差异，而是采取了统一的单位行政区面积上的生态消费进行讨论，不能够很好地刻画各个县市实际自然资源禀赋上的差别，而可能对生态消费压力产生的不同响应。此外，流域的生态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就汉江流域而言，除了生态性消费的直接压力之外，还受到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起的流域的水资源异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只是从自然资源消费的空间测度这个侧面来探讨了流域生态安全，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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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规划角度提出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海绵城市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海绵城市；水生态基础设施；生态优先；雨水利用
1、海绵城市的提出背景
城市化的不断加深则带来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其中水生态危机尤为突出。城市面临的水生态问题远不止洪涝灾害，还有水资源短缺和水安全问题与之并存。反观我国传统城市建设模式，在应对内涝洪灾和水安全问题的能力却存在明显不足。
因此，在我国水生态环境恶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海绵城市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有效途径，被专业领域学者提出和推广，并成为国家和地方政府解决城市雨洪综合管理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
2、海绵城市概念及意义
我国《指南》中对海绵城市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该简单概念背后隐含的深层内涵，可以具体分解为：一是，海绵城市面对洪涝或者干旱时能灵活应对和适应各种水环境危机的韧力，体现了弹性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思想；二是，海绵城市要求基本保持开发前后的水文特征不变；三是，海绵城市要求保护水生态环境，将雨水作为资源合理储存起来，以解城市不时缺水之需。现代化城市建设过程当中，海绵城市的应用有利于解决水资源短缺、内涝频繁发生、水生态恶化等突出问题，为建设海绵城市提供重要保障[1-2]。
3、海绵城市发展历程
3.1国外研究发展历程
通过国外文献研究发现，海绵城市的概念最早被澳大利亚研究学者用来隐喻城市对周边乡村人口的吸附效应。近年来，多有学者运用该概念来形象比喻城市吐纳雨水的能力。Ignacio F. Bunster-Ossa用海绵城市来形容城市像海绵一样处理雨洪自然事件问题的弹性能力，并以三个案例说明了从规划到设计不同尺度的具体雨洪管理设计方法，包含雨洪滞留和过滤等景观手法的应用。2015年 1 月，美国《晨报》（Morning Edition）也展_了建设海绵城市的讨论 。国际上关于“海绵城市”的相关理念与政策很多，尽管这些理念的名称不同，但所采取的工程措施基本涵盖：透水铺砖、雨水花园、绿色屋顶、植草沟等雨水渗透、滞留设施，以及生物滞留池、湿地等雨水贮存设施。
3.2国内研究发展历程
通过研究国内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关于海绵城市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北京大学俞孔坚和李迪华教授共同出版的《城市景观之路：与市长交流》一书中最早将“海绵”的概念比喻自然湿地、河流等对城市旱涝灾害的调蓄能力。
在我国海绵城市概念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多种概念名称叫法，主要有绿色海绵、海绵体城市、生态海绵城市等，这些概念在改变传统雨水排放模式、提高城市自然蓄水排水的能力、运用生态途径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研究，与海绵城市有着异曲同工的紧密联系，最终在国家政策层面确定了海绵城市概念的统一和完善[1-2]。
4、海绵城市构建途径与措施
主要分为水生态系统功能主体保护与修复和源头管理与控制技术（区域低影响开发）。其中，水生态系统功能主体保护与修复主要包括：识别水资源保护生态斑块、保护水系网络及生态系统、修复已破坏的水生态斑块及网络、源头管理与控制技术（区域低影响开发）等。根据城市降雨过程，区域低影响开发技术主要分为截留技术、促渗技术和调蓄技术3种。其中，截留技术是通过材料或者结构，将降雨过程中雨水形成径流的速度减缓，通过增加雨水汇集的面积来达到延缓径流目的的技术，如绿色屋顶及植物群落冠层截留等 [1-2]。
5、研究进展现状概述（共识与争议）
5.1三点共识
海绵城市理论产生至今，学术界达成了以下三点共识：
（1）海绵城市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内涝和水体黑臭等一系列问题虽然最终表现在水体上，但是其产生原因涉及人类活动特别是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能“就水论水”。解决问题必须在统一规划的引领下完成，不是单一部门。（3）国外经验是值得借鉴和总结的，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国内外城市规模、密度、居住习惯和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差异值得重点关注。
5.2七点争议
2014年10月，《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的颁布，使海绵城市圈形成了“灰色”“绿色”“灰-绿结合”三派鼎立的局面。争议焦点大致总结为以下七点：（1）城市海绵概念可行性（2）绿地用来调节径流的可行性（3）绿地承担滞洪作用的可行性（4）城市保存雨水和充实地下水的方式（5）海绵城市解决水质污染问题的可行性。（6）建设海绵城市是否更省钱。（7）海绵概念是否可发展。
积极利用绿色海绵体保护和储留雨水是一项积极善意的发展，但前提条件是城市拥有充足的绿地，雨水没有被污染。城市海绵体对治理洪涝能起多大作用，需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分析。我们不能把海绵城市当做是解决城市洪涝问题必须且唯一的灵丹妙药，应该打破僵化的思维方式，站在更高的层面、更大的时空尺度上来观察雨洪管理的问题
结束语
雨水不是负担，而是宝贵的资源。在城市景观设计中，将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生态平衡纳入设计理念中，建立海绵城市是我国城市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资源
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进一步表明我国建设海绵城市的必要性，因此，只有更好的将海绵城市设计与城市景观设计结合起来，才能有效解决城市地表水存储问题，减少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现象，进而促进我国现代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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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危害或灾害的反义词，它与危害（或灾害）的风险紧密联系。危害（或灾害）的风险愈小，安全度就愈高，反之亦然。水安全问题通常指相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水的危害问题。例如，水多了（发生洪水灾害，导致人的财产损失，人口死亡问题）、水少了（发生干旱、水资源短缺以及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人类生存环境损失）和水脏了（水污染导致的病害健康问题、人口死亡问题）。
中国是降水时空分配非常不均匀、“水“的问题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水多了（洪涝灾害）、水少了（干旱、水资源短缺）和水脏了（水污染问题）业已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限制因子，其紧急程度已经危及人类基本环境和生存问题和国家发展利益的安全问题。
在水安全问题研究中，水资源安全问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1]。水资源安全通常指水的供需矛盾产生对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问题。20世纪末，不满足可持续水资源利用的模式和环境问题导致严重的水资源安全问题，业已引起国际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3月，在荷兰海牙(Hague)召开了“第二届世界水论坛及部长级会议”。会议主题是：水的安全：从洞察到行动，全世界140多个国家首脑或部长，3000名科学家出席会议。21世纪水安全面临7个主要挑战[23]：
（1）满足基本需求（meetingbasicneeds）
（2）保护生态（protectingecosystems）
（3）食品安全（securingthefoodsupply）
（4）水资源共享（sharingwaterresources）
（5）处理灾害（dealingwithhazards）
（6）水的价值(valuingwater)
（7）科学管水(governingwaterwisely)
因此，水资源安全已经成为水资源研究的国家前沿热点，受到世界范围的注目。
水资源安全问题研究主要有：水资源安全的范畴，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水资源安全评价和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等方面。从学术研究，水资源安全的度量最为关键。核心问题是：回答如何量度水资源安全程度和如何保证水资源安全？我们的观点是：水资源承载力是水资源安全的基本度量。因此，研究水资源承载力对于认识和建设水资源安全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承载力”一词，亦称“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起源于生态学，用以衡量特定区域在某一环境条件下可维持某一物种个体的最大数量[1]。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全球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支持地球上生命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其量和质是有限的，它们满足人类现在与未来发展需要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关于生态承载力的一个较早的概念，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在其出版的《保护地球》一书中提出的。他们把承载能力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所能支持的健康有机体即在维持它的生产力、适应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容量。后了“承载力”概念得到延伸发展，比较多地用于说明生态系统、环境系统、资源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因此，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等诸多概念也相继出现。
1974年，Bishop在《环境管理中的承载力》一书中指出“环境承载力表明在维持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一个区域所能永久地承载的人类活动的强烈程度”[2]；高吉喜（2000）在其关于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别指出：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生活水平和环境质量要求下，在不超出生态系统弹性限度条件下环境子系统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数量以及可支撑的经济规模与相应人口数量[3]。此外，一些学者还从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方面对全球承载力进行了探讨（Cohen，J.E.,1995；Sagoff,M,1995；Daly，H.E.，1995，1996）[4][5][6]。然而无论是生态承载力、环境承载力抑或全球（区域）承载力都是一个比较泛化的概念，如何描述和量化，实施和操作性不强，目前的研究还不深入。事实上，在对作为生态环境组成要素的各项自然资源的承载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是无法对生态环境承载力做更深入的研究的。
相比之下，当前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则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水和关键矿产资源方面。1949年美国的Allan将土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在维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一个区域能永久地供养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50-70年代，国外许多学者探讨了土地承载力的计算依据为：在确保不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土地的生产潜力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同时，对承载力的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Millington等应用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以各种资源（土地、水、气候、能源等）对人口数量的限制，计算了澳大利亚的土地资源承载力。1986年我国也开始了题为“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及人口承载量”的研究，研究者认为土地资源承载力通常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的农业技术条件下，土地用于食物生产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或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生产力所能承载一定生活水平下的人口限度。由此，关于土地和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中国全面展开[7]。
承载力概念的演化与发展是对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反应与变化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承载力概念和相应的承载力理论。如针对环境问题，人们提出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与理论，针对土地资源短缺问题，人们提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与理论。而“水资源承载力”一词，则是随着水问题的日益突出由我国学者在80年代末提出来的。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往往是水资源紧短和贫水地区支持人口与发展的“瓶颈”,它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和发展规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在地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是普遍的共识，而水资源短缺与“水资源安全”问题也已成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水资源安全战略研究中的一个基础课题，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成为当前水资源科学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研究问题。
2．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
水资源承载力最早是源自生态学中的“承载能力”（CarryingCapacity）一词，是自然资源承载力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在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等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兹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列举如下：
（1）在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条件下，水资源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撑能力[8]。（刘燕华，1999）
（2）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在水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下，该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容量[9]。（李令跃，2000）
（3）一个流域、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在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当地水资源能够维系和支撑的人口、经济和环境规模总量[10]（何希吾，2000）。
（4）一定的区域内，在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下，天然水资源的可供水量能够支持人口、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能力或限度[2]。（冯尚友，2000）
（5）可理解为某一区域的水资源条件在“自然-人工”二元模式影响下，以可预见的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水资源的动态变化为依据，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维护生态良性循环发展为条件，经过合理优化配置，对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最大支撑能力。（惠泱河，2001）
总之，尽管已有的水资源承载力定义在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其思路并无本质上的差异，都强调了支撑能力的概念。但是，对水资源“承载力”本身的内涵，表达比较宏观。
结合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有关项目初步研究，作者的观点是：水资源承载力可定义为“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能够维系有限发展目标的最大的社会-经济规模”。因此，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度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受水资源制约的阈值，它通常用满足生态需水的可利用水量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限目标需求水量的供需平衡退化到临界状态所对应的单位水资源量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规模（如GDP）等指标体系表达。
显然，水资源承载力受水的供、需矛盾双方影响，它需要从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水循环系统出发，通过“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对水的需求和流域能够提供的多少可利用水资源量的“支撑能力”方面加以量度。一种概化的水循环与水资源供需关系如图1所示意。
图1量化水资源承载力的系统关系示意
核心问题是：在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下，一个流域/区域的可再生利用的水资源量究竟能够支撑多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如何合理管理有限的水资源（开源与节流），维持和改善陆地系统水资源承载能力？
考虑到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现实与长远意义，对它的理解和界定，要遵循下列的事实：
·变化环境下（即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的水循环是水资源演变和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因为一个流域和区域的水资源承载能力大小，直接与该流域和区域的可利用水资源量与质有本质的联系。而区域可利用水资源量又决定于在不但变化的自然环境（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水文循环规律及其控制的水资源形成规律。
·需要把把它置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概念的框架，建立在生态系统完整、水资源持续供给和水环境长期有容纳量的基础上。生态系统需水是水资源承载力必须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需要从“水循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系统耦合机理上综合考虑水资源对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撑能力；
·水资源承载能力度量除了水循环和水资源变化的自然属性影响外，还取决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限目标。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目标不同，相应的承载能力也不一样。
因此，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大小是随水资源开发阶段、目标和条件不同而变化，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它不仅是水文循环、水资源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系统的耦合研究密切相联，是可持续发展重大的国家需求研究的问题。
3．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与计算方法
由图1的系统关系和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可以导出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与计算方法。主要过程概述如下：
（1）水资源总量（W）：它指流域水循环过程中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总量（WL）。流域水循环受自然变化(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量也在不断变化。另外，除了本地产生的水资源量外，人工跨流域调水（WT）可以增加本流域（或地区）的水资源总量。由于流域水循环降水和径流形成的不确定性，对应不同保证率的水资源量，有流域水资源总量关系
W=WL+WT
（2）生态需水量（We）：生态系统是流域水循环和流域环境系统的基本部分，满足一定环境要求的最小生态需水量（We）首先应该加以估算。它们通常由河道外的生态需水的估算（如天然生态需水、人工生态需水等），和河道内的生态需水估算（如防止河道断流所需的最小径流量等）构成。
（3）可利用水资源量（WS）：流域可利用水资源量是指在经济合理、技术可行和生态环境容许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措施可以利用的不重复的一次性水资源量。在概念上，维系生态环境最小的需水量需要扣除，以保证生态环境容许的前提条件。因此，原则上讲，可利用水资源量可以通过流域可更新恢复的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总量加上境外调水扣除生态需水量加以估算，即：
WS=aWL+WT–We
式中：a为反映工程技术措施的开发利用系数。
（4）水资源需求总量（WD）: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规模水平可以表达为人口数量(P),国民生产总值(GDP)或净福利(H)等指标。因此，它们对水资源需求包括：人口需水(Wp)，工业需水(WI)，农业需水(WA)，环境和其它需水(WM)等。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需求总量（WD）可表达为：
WD=Wp+WI+WA+WM
（5）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IWSD）：为了描述水资源的承载力，首先需要定义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平衡指数（IWSD）即：
很显然，当流域可利用水量小于流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即,有,这说明流域可供的水资源量不具备对这样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流域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及经济规模是不可承载。但是，通过调水增加WS和通过节水减少WD可提高IWSD。反过来，当流域可供水量大于等于流域社会经济系统的需水量，即,这说明流域可供的水资源量具备对这样规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流域水资源对应的人口及经济规模是可承载，供需为良好状态。
（6）水资源承载力的分量测度：如何量度流域水资源的承载力呢？由定义和上述水资源承载力的供需指数可知，首先需要建立研究对象的“水-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关系。它们的作用是将水资源量支撑的环境、社会经济系统规模（如人口数或人口密度、人均GDP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水环境污染级别等）联系起来。然后，通过一定的水资源开发利用阶段与有限发展目标，分析识别出由供大于需,即IWSD>0可行域退化到IWSD＝0，即系统供需平衡达临界状态的水资源WS=WD所对应的流域人口数（P）和社会经济规模（GDP）等等指标参数。记水资源供需平衡达到临界状态的可供水资源量为，进一步，可以定义水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分量，即：
意义是：λ1表明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人口规模所需要最少水资源量WS；λ2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资源量WS。
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λ=人均GDP/WS=(GDP/p)/Ws
（7）单位水资源量承载力的度量：为了达到水资源承载力分量和总量可比性的目的，可以进一步转化水资源承载力分量为某单位水资源量的承载指标参数。例如，当统一转化W0为亿m3的可比单位水资源量，有对应的水资源承载力的各个分量，即：
上述公式中的就是流域系统第i个水资源承载力分量。例如，F1的单位量纲是每亿m3的人口数目，说明该流域每亿m3可利用水资源量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同理，F2的单位量纲是每亿m3的GDP，它说明该流域每亿m3可供水资源量能够承载的经济发展最大规模的GDP。
同理，流域的综合水资源承载力（F）是其分量的集成。例如：
F=人均GDP/亿m3=(GDP/p)/W0
4．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的关键问题
广义上的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内蒙古的西北部，总土地面积为374万km2，占全国的39%，总人口约1亿，占全国的8%。涉及西北内陆河流域（包括新疆的部分外流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本文讨论的范围，界定在西北内陆河干旱地区。
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研究的关键问题有：变化环境的流域水循环模拟研究，生态需水研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需求研究，流域水资源承载力的计量，西北干旱区水资源承载力综合。下面重点讨论水循环模拟，生态需水和指标体系问题。
（1）变化环境的流域水循环模拟研究
水文循环是联系地球系统地圈~生物圈~大气圈的纽带，是全球变化三大主题碳循环、水资源和食物纤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受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决定水资源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因此，人类活动经济开发和影响剧烈地区的水循环与水资源安全研究，是21世纪资源环境学科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方向性问题。
目前水科学发展的前沿问题突出反映在：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资源演变规律，水与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等社会经济相互作用影响等。因此，水文循环需要考虑地球生物圈、全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影响。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代表国际地球学科发展前沿，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iosphereAspectsofHydrologicalCycle，简称BAHC)是IGBP的核心之一。它注重陆面生态-水文过程与空间格局的变化规律和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关键问题。进入90年代末，变化环境（即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水文循环研究成为热点。
人类活动对水文过程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下垫面的改变上，改变流域下垫面的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条件，可概括为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变化。下垫面条件发生变化了，水文过程的各环节也相应发生变化，如蒸发、入渗、产流的量会加大或减小，水循环的路径和速率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利用原来的降水-径流关系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后的流域降水径流形成规律和水文循环过程，分析人类活动（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流域径流形成规律的影响成为当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基础问题。
以河西走廊的黑河流域为例，由于中游引水等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已经完全改变了流域中下游水循环关系，造成下游流量减少和断流，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说明黑河干流的水资源变化，我们将黑河干流上游出流控制水文站（莺落峡站）及下游输水控制水文站（正义峡站）1959年以来的实测流量资料进行了分析比较。根据1959-1998年实测资料统计，黑河莺落峡多年平均流量49.83m3/s，相当于年径流量15.71×108m3，正义峡多年平均流量31.05m3/s，相当于径流量9.80×108m3，莺落峡流量高于正义峡流量18.78m3/s，相当于区间多年平均每年损耗水量5.92×108m3。
从两站流量多年变化趋势看，莺落峡站水量历年变化平稳，年际变化不大，甚至还稍有上升。正义峡站水量不仅远远小于莺落峡站，且水量在逐年减少（图2），两站水量年均差值越来越大（图3）。
图2黑河莺落峡及正义峡历年径流量变化图
图3莺落峡-正义峡年均流量差值图
造成下游水资源量减少的原因：中游张掖地区人口持续增长，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用水量急剧增加，导致黑河干流水资源大量损耗，水资源的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密不可分。
因此，深入研究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黑河流域水循环规律，是建立黑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模型的重要基础。
（2）生态需水研究
中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水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环境与发展最大的限制因子。实际观测与实验研究表明，水对生态环境质量有明显的限制作用，生态系统对水的需求也存在胁迫响应的机制。生态环境需水量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最基本的需用水量，是生态系统安全的一种基本阈值。因此，生态环境需水估算问题成为生态环境建设依据的重要基础。确定不同生态类型的生态需水量，是生态环境建设区域配置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生态环境系统的关键。这也是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中第2课题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等大的科学计划推动，如水文循环的生物圈方面（BAHC）实施，国际国内对生态环境需水问题十分重视并且已有了一些研究。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有关课题，如“西北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对策研究”等，利用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遥感信息对区域生态需水进行初步的估算。中国工程院一期咨询项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所完成9个专题报告中对生态环境用水也做出初步的测算，取得一些进展。但是，目前有关生态需水的研究仍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人们对“生态需水”问题理解还不尽相同。目前，与生态需水有关的概念和定义有多个方面，如“生态需水”、“生态用水”、“生态环境耗水”等。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总之，生态环境与水文水资源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交叉研究，面临许多挑战，也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与看法。
由于目前对“生态需（用）水量”一词，还没有确切的或者得到公认的定义，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与计算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总的来看，多数认为：生态需水量是指在水资源短缺地区为了维系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基本生存和一定生态环境质量（或生态建设要求）的最小水资源需求量。它包括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所消耗的水量。其内涵：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天然生态保护与人工生态建设的需水，其外延包括地带性植被所用降水和非地带性植被所用的径流。因此，生态需水量可以理解为维系一定生态系统功能所不能被占用的最小水资源需求量，包括天然生态和人工生态，其计算有河道内和河道外之分。基础是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流域水循环规律的认识与模拟。
·河道外的流域上的生态需水的计算
根据补给来源，生态需水首先可以分为降水性生态需水和径流性生态需水。降雨形成径流以及径流运动过程中，地带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态系统完全消耗降水量，非地带性植被所在的天然生态系统消耗径流量为主、降水为补充，处于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交错过渡带以消耗降水为主、径流为补充。
从生态系统形成的原动力又进一步分为天然生态需水和人工生态需水两大类。从植物生理角度分析生态需水，可以得到天然植被或农作物正常生长时的总腾发量ET。其水分来源有两部分：直接利用的有效降水，以及通过水利工程直接或间接利用的供水。
区域生态需水计算应该以流域为单元，建立变化环境下的流域水循环模型，如图1所示意。然后，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土地利用遥感信息，结合陆面水文生态实验站的校核分析识别确定。对于每个流域，结合其生态特点和水循环特点，确定一级分区为山区、平原绿洲、过度区、荒漠无流区。为了突出人类活动影响，在山区和平原绿洲中进一步区分天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作为二级计算分区。二级计算单元内在以土地利用单元作为三级计算分区,由遥感信息土地利用图上读取各类生态面积单元。对三级分区的每一项，单独计算其生态需水或经济需水。在计算中考虑了天然植被或人工植被对径流性水资源和降水性水资源的同时利用。国家“85”科技攻关项目中的一种基于水循环概念的流域生态需水计算框图如图6所示意（细节略）。
·河道内的生态需水的计算
河道内的生态需水的计算主要考虑的问题是维系河流湖泊水系的生态平衡的最小水量。主要考虑的方面有：
维持河湖水生生物生存的最小需水量；
维系城市人工生态环境景观的最小需水量；
防止河流泥沙淤积所需最小径流量；
防止河流水污染的最小水量；
防止海水入侵所需维持的河道最小流量；
防止河道断流、湖泊萎缩所需维持的最小径流量
通常需要通过流域水循环模拟、枯水分析后，在给出一定生态环境标准（或要求）下确定上述多个的最小流量组合的阈值（具体方法讨论略）。
（3）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及计算方法
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建立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中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核心是用什么指标体系反映“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发展规模与质量？目前，借鉴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采用在水资源可供给量所能维持生产的粮食产量的基础上计算水资源承载力的方法显然将问题过于简化了[10]。
从目前的认识，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的选取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有人从定义出发直接选取可支持人口数量、工农业发展规模等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衡量水资源承载力大小的依据[14]。也有人从水资源可供水量、需水量，可承载人口、社会、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规模，水环境容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建立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方法进行评价[15]。
本文建议，从水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概念出发，通过水循环系统模拟，水资源评价、生态需水估算和社会经济对水的需求分析，选取计算参数，主要有：对应不同保证率的水资源量，最小生态需水量，可利用水资源量，水资源需求量（包括人口需水，工业需水，农业需水，环境和其它需水等）；通过流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实际分析，确定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水资源承载力的平衡指数（IWSD）等。运用本文提出的量化方法，获得比较具体和实在的水资源承载力的度量结果，如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人口规模所需要最少水资源量，维系现状/目标水平的经济规模所需要的最少水资源量等。
总之，希望概念清楚，基础扎实、评价方法简单、可比性好。这方面研究工作需要在实际中发展和完善。
4．结语
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已有诸多研究课题和论述，但总的来说，已有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承载力的评价与计算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成熟的理论和方法。笔者“抛砖引玉”。希望在其概念、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方面开展研讨。几点建议如下：
（1）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涵盖了从理论到实证，从“水-生态-社会经济”多学科基础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从变化环境下的水文循环水资源演变规律到流域水文生态、植被耗水机理等微观领域，从水文水资源科学到社会经济科学、规划科学等不同层次、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围，并以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等作为技术手段，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2）技术方法的创新
目前制约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数据的获取与分析处理。GIS在支持与水文和水环境有关的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管理、分析、模拟和显示，以解决复杂的水资源、水环境规划和管理问题方面显示了其强大的功能[17]。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必须突破陈旧的数据获取与分析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将地面水文观测与空中遥感信息相结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数值计算和模拟，并将现有水资源承载力数学模型方法与GIS集成，这是水资源承载力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3）研究领域的拓展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是西方学者在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原著研究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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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关键词 土地生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利用安全
作者简介 郑银锋(1971－)，男，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系讲师；马广钦(1954－)，男，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与环境科学系副教授。(河南郑州 450044)
土地生态安全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新主题。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土地资源生态问题，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并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障土地生态系统安全，既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
土地生态安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来源于近年来所兴起的“生态安全”的研究。关于“生态安全”一词，一般认为，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状况能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社会经济发展不受或少受来自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状态。具体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其自身结构未受破坏；二是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即生态系统的功能不受损害，其提供的服务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是生态安全的一个显性特征，也就是当一个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出现异常时，表明该系统的生态处于“不安全”状态，反之，则认为它处于“安全”状态。
关于土地生态安全的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未有统一的界定。一般认为，土地生态安全是指通过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使土地资源生态状况能持续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土地资源的利用同社会经济发展能保持相互协调的关系，土地资源处于一种不受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威胁的健康、平衡的安全状态。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土地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性和土地生态系统是否能保证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二、我国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的表现
1 数量安全问题。数量安全问题是指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在数量上不能持续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主要问题有：
(1)耕地数量锐减。根据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统计，我国耕地面积1996年为19.51亿亩，2004年减少为18.37亿亩。耕地减少的原因主要有：建设用地尤其是城市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占用、灾毁和农业结构调整。
(2)林地面积小，覆盖率低，人均占有量更少。我国森林覆盖率16.55％，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0.12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积9.048m3，只有世界人均蓄积的1／8。对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和破坏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3)草场严重退化，数量急剧减少。我国草地面积有43.44亿亩，面积虽大但生产力低、退化严重，数量呈急剧下降的趋势。由于超载过牧，又缺乏对草场的抚育，导致草场严重退化，数量急剧减少。
(4)人均土地少，人均生态用地更少。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导致土地的人均问题比较突出，人均生态用地则更少。人口压力导致土地负荷过重，土地资源承载力接近极限。
2 质量安全问题。质量安全问题是指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在质量上不能持续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主要问题有：
(1)水土流失。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全国水蚀和风蚀面积达356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7％，每年流失的土壤约50亿t。水土流失引起耕地破坏、泥沙淤积、灾害加剧、生态恶化，造成土地资源枯竭，导致土地质量下降。
(2)土壤污染。我国的土壤受重金属、农业化学品、酸雨、放射性物质、矿物油和致病微生物等因素所污染的面积达3亿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并且受污染面积还存在着扩大的趋势。
(3)土地沙漠化。目前我国北方约有沙漠化土地面积20万km2，潜在的沙漠化土地面积16万km2，近年来以年平均2460km2的速度扩大，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土地沙漠化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4)土地盐碱化。土地盐碱化是指土地盐化或碱化，以及由于灌溉不良引起的次进盐渍化。我国盐碱地总面积有2700万公顷，其中次生盐渍化耕地约670万公顷，占我国耕地面积的7％左右。此外，估计我国尚有1733.3万公顷潜在盐渍化威胁的土壤。
(5)土地破坏。我国各地在生产建设和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土地因挖损、塌陷、沉降、压占的情况比较严重，致使土地原有用途丧失和土地环境效能受损。
(6)其他。如土地沼泽化、土壤侵蚀化、土壤养分贫瘠化、土壤潜育化等。
3 利用安全问题
(1)土地浪费。土地浪费是指由于土地的粗放经营、闲置、抛荒等造成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由于我国土地利用经营规模偏小，比较效益低下，造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
(2)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我国工业用地比重偏高，农用地的下降速率不断加快，生活用地、道路、绿地和公园比重偏低。以美国为例，工业用地仅占城市面积的20％，最大不过25％，我国则为33％。生态用地的不足导致对环境污染的净化能力减弱，土地生态安全性降低。
(3)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土地利用重用地而轻养地，忽视了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提高，耕地掠夺式经营现象严重。
三、我国土地生态安全机制构建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模糊不清，也有实践上的局限，还有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因此，要保障我国的土地生态安全，必须从认识层面、实践(操作或技术)层面和制度法律等层面多管齐下。
1 认识层面
(1)重新审视土地的价值与功能。土地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其它自然物一样，既具有“工具性价值”，即土地直接对人的实践具有的意义(包括生产对象和生产场所)；更具有“生态价值”，即土地直接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所具有的意义。但在生产实践中，人们往往只注重其“工具性价值”，而忽视了其“生态价值”，因而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的产生。这给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要对土地资源的生态环境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即只有包括物质性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的价值量，才是完整的土地资源价值量。
同样，在涉及土地的功能时，不仅要关注它的养育功能、承载功能和仓储功能等，更要重视土地的生态功能，树立“生态土地”的观念。
(2)牢固树立土地生态伦理观。所谓土地生态伦理，是将伦理道德的对象、主体推演到土地，赋予土地以伦理价值，提示人与土地关系的世界观。应从生态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并为人地系统健康协同发展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持。公平利用、生态利用和节约利用是土地伦理利用的核心思想。因此，在土地利用中，从伦理道德上进一步规范人们的土地利用行为，不失为一种保障土地持续利用的新的理念。
2 操作层面
(1)严格土地生态规划。长期以来，我国制定的土地利用规划，由于缺乏生态学规律的指导，侧重于强调土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而忽视土地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最终影响到土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的同时，应有相应的土地生态规划，确定土地生态系统的合理利用类型及其结构，调整区域社会、经济与自然亚系统及其各组分的生态关系，从而稳定提高土地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能力，促成土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求达到最佳生态效益。具体在土地利用中，要合理确定土地开发利用与建设的规模与强度，精心选择适宜的土地利用方式和方法，注重对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尤其在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必须进行土地生态专项规划。
(2)加强土地生态管理。土地生态管理作为对现行土地管理内容的完善，其主要任务是通过生态理论的指导以实现土地生态化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土地生态资产管理、土地生态服务功能管理、土地生态健康状态管理以及复合生态关系的综合管理等。在具体管理中，要充分利用土地生态学和管理学知识，从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对现有土地管理系统进行全面整合。土地生态管理要有法律、法规的保障，设置土地生态安全的标准，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的监控和评估体系，制定应急响应和恢复措施，运用现代技术手段防止土地资源恶化，保护土地生态系统。
(3)构建土地生态利用安全体系。根据对我国西部12个省(区、市)生态足迹的测算，这里的生态足迹赤字达到162.5万km2，相当于一个新疆自治区的国土面积，其中，除、云南2个省(区)人均生态足迹为盈余外，其余10个省(区、市)的人均生态足迹均为赤字。东部和中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严峻的生态形势和当前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中国土地生态安全体系。通过运用社会燃烧等理论和方法，按时给出土地生态系统运行总体水平态势，以多重反馈的方式，实行超前模拟和多方案演示，从而对重大生态失衡地区提供有针对性的危机处理对策。达到这种目的的途径就是要尽快建立起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土地生态预警系统。
3 制度与法律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