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6: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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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哲学与政治的概念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可谓是错综复杂，哲学与政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定性。哲学具有间接地、超验的、反思的特点，并诉诸于一般事务。政治是指个人、团体、政党、政府在内政、国际关系方面的移动。从广义上来说，政治主要包括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政治法律思想等等。其中，政治活动、政治法律制度、是最集中、最直接反映社会的经济关系，反映统治阶级的地位和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意志的政治。
1.2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
1.2.1哲学依赖于政治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PierreAlthusser）对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好的解释，他说：“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向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地说，同科学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领域，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一方面：哲学作为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他总是与民族、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哲学的社会功能或者说哲学的现实服务方式是通过不断的反驳或批判人类已有的既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但是，这种反驳和批判他人的方式只有通过政治才能够成为现实，如果没有政治的实现，哲学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这就是哲学依赖于政治的表现。
1.2.2政治依赖哲学
政治依赖于哲学，它需要哲学对其进行理性和德性的引导。对政治来说，哲学就是它的理性和良心。政治依赖于哲学对其“理性”和“德性”的引导。政治因哲学的“理性”引导，而立法，政治价值的坐标就是“正义”和“善”，缺少“理性”的政治是难以想象的，它会成为一个没有头脑的政治，而缺少“德性”的政治就是没有良心的政治，与缺少“理性”的政治相比，缺少“德性”的政治简直就是糟糕透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证明了一定不能将哲学完全与政治等同化，这两方面是独立的，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如果把二者进行同化是对精神实质和理论旨趣的背离，是对哲学独立性的否定，也是对哲学真理性的遮蔽。
1.2.3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冲突
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这种即依赖又冲突的关系是哲学与政治之间关系复杂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哲学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与哲学思想相关的高贵、美、崇高等势必会与社会的宗教意见、道德习俗相冲突。由于政治总是指当下的利益、存在，所以政治总是希望哲学能够为其提供论证其合理性的工具。而哲学其本身就是以一种否定一切现存的、既有的政治。另一方面，在城邦中，如果想要哲学发生作用，势必会导致哲学与政治之间以不同的形式发生冲突。综上所述，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哲学与政治，既要服务于当前现实的诉求意见，还要不断的追求真理的理论旨趣。一方面不断的进行否定、进行批判，一方面又要不断的肯定与维护，对于这种冲突，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其解释为“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冲突。对于柏拉图的这种比喻，阿伦特认为其蕴含了哲学与政治之间冲突的政治根源，栖息于城邦中的肉体，和有别于人类事务的灵魂，为了能够使自己的灵魂从肉体中脱离和解放出来，哲学家往往会向统治奴隶那样对自己的肉体进行统治。由此可见，哲学家虽然对人类之外的事务进行感知，但是其归根结底还是人，因此，哲学与政治这个人类事务之间的冲突最终还是哲学家自身的冲突。想要解决这种冲突，哲学家和哲学应当时刻保持自身的自由心灵和独立立场，但是，哲学家在面对社会压力的面前，往往不得不在现实和信念中做出妥协和让步。为了更好地行使哲学家为哲学辩护的权利，在有的时候哲学家也不得不向政治妥协。
2.我国历史上的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我国曾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有着相当悠久的意识形态、政治合一的传统。一方面，政治统治需要学说和思想理论作为其提供精神支柱和理论依据，举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维护“君权”是中国古代儒家早期思想的本质，虽然后期几经转变，但是都在或多或少的维护“君权”，汉代的儒学，更是将这种维护发挥到了极致，它在吸收了道家与法家的有关思想基础上，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制造了“君权神授”儒家思想正是通过长期对统治阶层的维护，从而一步成为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精神的支柱。另一方面，政治统治又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和庇护，如果没有政治统治为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其独尊地位提供支持，那么儒家思想就不可能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统治之中蕴含了哲学，哲学的意识形态遮蔽和吞并了哲学的学术性。
3.我国当代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的哲学具有双重取向，这双重取向是兼有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一方面，当代中国的肩负了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当下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的还肩负如何更好地遵循学术活动内在规律的任务，朝着真正学术性学科演进的压力。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取向受到我国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取向研究日益呈两极分化的趋势，要么是哲学日益中性化、学术化，要么就是一味的辩护和注解现实政治形态，总之，结果并不理想。
4.针对哲学与政治之间错位的措施
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的关联和冲突，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要保持哲学与政治之间必要的间距和张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促进政治发展的同时，推进哲学的发展。否则，就可能会导致政治对哲学权利的僭越，从而泯灭了哲学的功能和本性，丧失了政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理解。
4.1哲学是爱智之学，应当摒弃对哲学的功利化认识，力求做到反省一切知识和意见，反省政治、人生的一切现象。
4.2要做到科学的、正确的看待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4.3哲学家应当秉承批判的精神，负有担当的意识。
4.4保持哲学意识形态取向与学术取向的相对分离。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20世纪80年代，学界在对传统教科书体系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在这场讨论中，与人本主义的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首先展开的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逐渐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路向与理论兴趣:一是人学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学者是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马克思关于人或社会的三种形态理论的启发，即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人的依赖关系”形态)，经过个体本位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才能到达人的最高发展形态(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即由人的“类”本性决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类哲学”的思路。［1］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思路。有许多学者基于对苏联理论体系的反思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问题。他们在文本层面上以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论著关于“实践”的论述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在理论层面上以“实践”为核心概念来重新解释哲学，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概括哲学的特征本质，形成了一股颇具影响的哲学思潮。三是哲学史的研究思路。从学理上讲，关于哲学本质的回答需要回到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因此，人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向之争便直接引发了哲学史研究的重大理论分歧之争。其争论焦点是，代表马克思成熟思想的经典著作，到底是人学韵味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更为强调现实实践逻辑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无意识地突破了人学与实践哲学的范式之争，十分敏锐地提出，马克思晚年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关于历史学、人类学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动向，也是哲学研究中无法绕过的问题;但在当时，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关于这个问题，涉及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二是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学(人道主义)思想。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过去我们之所以无法把政治经济学与类哲学有效结合起来，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受限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在马恩经典著作中，他们所阐发的政治经济学跟苏联所编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有差异的，其重大差异我们可以用恩格斯的定义来解释一下。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广义层面，一个是狭义层面。狭义政治经济学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面谈论的劳动价值论、资本、货币、商品等这些实际上是隶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的设想，马克思有一个宏大的理论构想，但并没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资本论》第1卷)。根据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设想，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有六大部分，分别为资本(这部分后来演化为《资本论》的整个体系)、国家、土地、国际市场、国际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关于劳动的问题。换言之，苏联学界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马克思本人关于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马克思生前还没有来得及把他整个思想完整地建构出来。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实际是历史科学，按照恩格斯的定义，它指的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规律的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包含资本主义社会，也包含前资本主义社会，另外还包含东方社会，这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这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恰恰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相重合，而狭义政治经济学则与经济人类学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关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不得不提到他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此我们主要以康德和费尔巴哈为例来说明。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认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讲授‘人类学’课程讲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仅仅从认识论上的‘批判哲学’来看待康德哲学已经显得过于狭隘，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察康德整个哲学体系”。［6］1－2从这一角度来看，康德哲学的重要贡献是将神学(宗教问题)人类学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思考路向显然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费尔巴哈作为直接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宗教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期恢复人在哲学中的地位，这使马克思豁然开朗。
关键词：高中；政治哲学教学；诗词渗透
政治哲学是非常深奥的学问，同时也是让人增加智商的学科，哲学有助于学生对人生和科学以及世界有良好的认识，但是在高中政治哲学教学中，却存在着一些问题，学生不能够很好的了解这些深奥的哲学知识，而高中教师也没有很好的教育方法让这些哲学知识很好的让学生接受，通过不断的实践，高中政治老师，在传授政治哲学过程中，恰到好处的使用诗词，从而让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氛围更加的良好，通过在教学中的诗词渗透，使高中生在政治哲学的学习中能够更加投入，也能通过政治哲学学习更好的熟悉自己。
一、在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学生在高中阶段是整个学生生涯对于思想和思维发展最好的阶段，而通过高中政治哲学
的学习，可以让高中学生更好的学习到思想和思维的方式，对学生以后的大学和社会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现阶段高中政治哲学的教学中，高中学生不能够很透彻的了解和获取哲学讲述的深层内涵，而哲学又是很深奥的一门学问，是在思想上和思维上的一种知识，这种不是具体的能够了解的知识是很难让学生在课堂上活跃起来，高中学生在不能获取知识，感到枯燥乏味时，就不会对这种政治哲学知识感兴趣，不能更好的配合老师的教学，让高中教师的教学出现问题。
二、教学中灵活运用诗词的几点建议
政治哲学知识是高中学生的今后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的一门学科，对高中生的思想和思
维上都有很大改善作用。因此高中教学时，高中政治哲学老师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也要进行一定的认真研究，才会使深奥难懂的高中政治哲学课堂变得更加的容易让高中生接受，从而使高中政治哲学教学得到很好的发展。
（一）运用诗词来营造气氛
高中政治哲学这门学科，相对于其他高中课程来说是十分深奥难懂的，也是单调抽象
的，由于这种高中课程的情况，高中政治哲学老师的教学就要好好的去运用诗词来营造学习氛围。由于政治哲学这门课程是非常锻炼思维的，然而在之前的陈旧的教学中，政治哲学教师都是生搬硬套政治哲学的书本上的知识来教育学生，在政治哲学课堂上不能够很好的去让学生主动参与政治哲学学习中。而现在我们运用引入诗词，通过诗词的意境以及讲解诗词的意境来营造整体高中政治哲学课堂的学习氛围，通过诗词的讲解，通过诗词营造出来的气氛，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同时让学生能够主动的进行学习哲学方面的学习，如果高中政治哲学老师能够很好的将诗词的意境营造出课堂上的一种学习意境，很容易就将哲学的知识引入到学生的思维中，这样就更加好的让学生对学习政治学习有更好的兴趣，才能够很好的让学生更加深入的了解政治哲学的知识。
（二）完善高中教师的课堂教学
通过完善高中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使学生在政治哲学课堂上能够
自主的去学习政治哲学知识，在学习到政治哲学知识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思想和思维，主动的去了解哲学知识，更好的接受知识。通过诗词在高中政治哲学的课堂上运用，使高中生在政治哲学的课堂中获取更好的哲学知识，通过高中教师运用诗词来完善自己的课堂教学方法，通过运用诗词的意境和含义，来引导学生进行哲学思考和思维，让学生在兴趣中去学习原本枯燥的哲学知识，让学生通过具体的实际例子来更好的了解如何能够更好去理解之前不能够了解的深奥的哲学知识，通过这些诗词的运用，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政治哲学知识，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思维能力，提高高中生的思想涵养。
（三）改善教学方面的方法
政治哲学这门课程，很多知识是非常抽象的，不能够具体的去讲解，这是很大的难点
和问题，但是这些抽象的知识却又是重点主要的知识，而高中政治哲学教师要通过改善教学的方法来使高中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学习政治哲学的这些难点和重点，才能够使高中学生更好的去获取哲学知识，能够锻炼出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思维，这对于以后的人生规划有很大的重要意义。因此高中政治哲学教师应该以更多更好的教学方式来引导和激励高中学生去学习政治哲学知识，通过诗词的灵活运用，熟练的融入政治哲学课堂上，使高中政治哲学课堂变得更加的有氛围，有学习气氛，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中，学到政治哲学的知识，同时通过诗词的运用，营造出良好的课堂意境，进而让高中学生学习哲学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大，从而能够让学生主动去学习政治哲学，主动参与到高中政治哲学教师的课堂授课中来，这样才能更好的达到通过学习政治哲学，来开发高中生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提高高中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让高中学生更好的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细想基础。
结论
政治哲学这门课程，主要是通过哲学知识让高中学生学会去思考，学会用思想去解决一些问题，从而让高中学生的更好的为今后的人生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政治哲学的学习能够更好的去引导高中学生去建立更好的人生目标，指导今后自己的发展方向。而教学过程中，通过诗词的运用，让高中学生更好的参与到政治哲学学习中来，使高中学生更好的理解深奥的政治哲学知识，更好的去锻炼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能够让学生更容易记忆，理解哲学知识中所要表现的事情，帮助高中学生理解今后的人生道路。此外，高中政治教师要注重诗词的适当使用，要运用的恰到好处，否则一定会适得其反，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意义。因此，高中政治哲学教师一定要注重不要过于依赖诗词的渗透，要结合实际哲学知识来正确引导高中学生来学习政治哲学知识，进而达到让高中学生有兴趣自觉的去学习高中政治哲学这门课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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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哲学思维 话语对应关系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84-01
0.引言
思想政治的话语逻辑各项常规属性，尤其是各种边缘性理念的提出和使用，不但是我国当代时代特点背景下被赋予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要求，而且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过程中，最本质的属性表现与哲学思维系统的组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范围的学术研究和属性话语的对应关系，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建设与实践教育探索有较高的要求，同时大众化实践意义明显。
1.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话语范围的三维趋度学术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话语范围的话语向度理念
向度其实就是向量，是和向量这一数学概念相一致的哲学范围内的数学名词，也就是事物的具体发展方向和实际的发展程度。所以，向度的理念和向量、适量都是来源于数学中的一个哲学话语区间。这个话语范围内，也同语言学角度下的哲学话语范围相适应。这表示话语向度就是哲学维度下的话语范围内方向发展，指的是其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发展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下话语范围的话语向度，不但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针对性与时效性的发展，同时也表示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下理论和教育发展中的同向型原则[1]。
在遭遇到国际化、大众化的发展意识冲击下，马克思的中国片化话语回答和应对话语发展的研究有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其将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视线下的话语向度发展作深刻揭示，并且克服了思想政治教育和说事话语中的话语困境，进而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说事话语与文化话语的一种全新发展形式，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观和方法论。其实可以这样认为，展开此项研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唯一渠道。
1.2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话语范围内的三维趋度学术发展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的话语范围，在其三维趋度的发展空间中，具体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事业下的常规属性、边缘属性以及非常规属性等各种话语范围。有三个较小的维度发展方向，依次为以下几种：
1.2.1形而下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中的形而下方式思想其实就是实践应用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中的话语范围形而下趋度发展，其实就是思想教育哲学属性中的话语应用范围。同时其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目前形而下的各种研究应用，简单的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体系构建的原因。
1.2.2形而上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理念中的形而上方式其实就是理论抽象思维方式，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属性中的话语范围形而上，其实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属性话语范围中的思维使用在话语研究理论中的抽象词语研究方向[2]。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围中的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哲学关系，同时其形而上也指导形而下的发展。
1.2.3创新维度
哲学范围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存有属性话语和非属性话语两种概念的差别，这些用于不但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形而下的具体应用，而且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形而上的空间发展。
2.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关系下的话语创新发展
2.1积极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这些思维模式下的对应关系的创新建设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应的关系属于一种立体的空间，同样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发展中不断发展的源源动力。其表示开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的对应话语创新研究平台的建设，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将话语当成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其主要的研究平台、区间和载体。使用哲学思维模式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对的关系话语作为一般的研究宗旨，积极的展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观念相对应的话语研究，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下的话语创新研究载体的建设，就能找寻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关系中各项研究主体、时间与空间等。
2.2构建哲学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应关系和研究立体空间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所对应的关系和研究的立体维度与时间维度理念，详细的说其实就是用思想政治教育常规性属性的话语对应关系和研究为基本出发点所组成的话语观点群与观念系统的空间，或者可以表述成用时间和历史环境的发展变化而组成的非常规性的话语属性空间[3]。
2.3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系统下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话语体系
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教育全新体系，其实就是组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理念下与之对应的各种关系话语教育体系，简单的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所对应的关系体系。其充分表示在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话语教育体系的基础上，能够更好的开展具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体系，也是促进我国当代现代化发展的大众职能。
3.结语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对应的各种关系区间一旦建立，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对人类物质世界有认知或者反馈，同时能够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科技含量与人生的哲学思想内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体系全新建立方向的时代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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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烧伤 炎症 细胞因子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为各种感染或非感染损伤引发机体全身炎症反应［1］，是大面积烧伤常见的并发症，在危重烧伤患者中的发生率很高。其中细胞免疫功能下降［2］，是严重烧伤后并发全身性感染、多器官功能受损乃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防止严重烧伤后SIRS的发生是整个烧伤治疗过程的重要环节。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迄今为止烧伤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并不十分清楚。作者对近年来，在烧伤患者几种主要血清炎症因子研究方面的进展综述如下。
1 急性期反应蛋白
1.1 急性期蛋白（acute phase proteins，APP）的分类 机体对细菌感染和组织损伤的反应分2个时相，一为急性反应时相，其特征是血液中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质的迅速升高；另一为迟缓相或免疫时相，特征是产生免疫球蛋白，随之APP浓度逐渐恢复正常。在疾病急性期升高的蛋白质称为正急性期蛋白，如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a protein，SAA）、结合珠蛋白（haptoglobin，HAP）、α1酸性糖蛋白（α1acid glycoprotein，AAG）、α1抗胰蛋白酶（α1antitrypsin，AAT）、α1抗糜蛋白酶（α1antichymotrysin，α1ACT）、铜蓝蛋白（copperprotein，CER）、补体C3等，而把疾病急性期降低的蛋白质称为负急性期蛋白，如转铁蛋白（transferrin，TRF）、前白蛋白（prealbumin，PALB）、白蛋白（albumin，ALB）等。APP主要功能包括:（1）抑制蛋白酶： APP中，AAG、α1ACT、C1抑制物、α2抗纤溶酶都是蛋白酶抑制物。创伤、感染时，蛋白水解酶增加，而蛋白酶抑制物可以和蛋白酶等摩尔结合，使其失活，因此应激时APP合成增多，保证蛋白酶抑制物能得到补充；（2）凝血和纤溶：APP中纤维蛋白原血浆浓度应激时可升高2.5倍，AAG有抗肝素作用，C1抑制物通过抑制凝血因子的生成抗凝，α2抗纤溶酶使等纤溶酶失活，对纤维蛋白溶解起抑制作用；（3）清除异物：损伤应激时，血中会产生各种异物包括组织坏死产物、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在特异免疫形成前，APP中某些物质尤其是CRP起到清除异物重要作用；（4）其他作用：抑制免疫反应和炎症产生等。
1.2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 是一种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研究已经证实，CRP 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机体对损伤的应激能力，且具有调节炎症过程和防御感染性疾病的作用［35］。正常CRP 血清值仅为8 mg·L-1以下，在组织损伤情况下特别是细菌感染时，CRP 在4～6 h内迅速增加，36 ～50 h 达高峰，峰值可为正常值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其半衰期较短(4～6 h)，随着炎症的消退也很快降低，是反应机体感染的敏感指标之一［6］。范友芬等［7］观察30例严重烧伤患者，发现伤后12 h迅速升高，血清CRP值超过正常值数倍至数十倍，但未见超过百倍以上。原因可能是烧伤所产生的坏死组织较多，感染程度较重，细菌及其产物的负荷增加，CRP在清除这些外源性和内源性异物时消耗较多，同时严重烧伤早期患者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CRP也可经创面丢失，为此，血液中CRP含量升高程度也不如其他创伤。
对切削痂术后患者血清CRP水平监测的结果表明，术前逐渐下降了的血清CRP值，术后迅速升高，甚至超过伤后的最高值，这说明手术损伤可能是烧伤后又一次应激反应。但随着创面修复或自体皮、异体皮、异种皮的覆盖，血清CRP水平值亦逐渐下降。对比未进行治疗患者，CRP下降速度有显著性差异，而且CRP下降缓慢、徘徊不定或先降后升提示病情复杂，说明对于烧伤患者的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同时，在烧伤患者中CRP的变化与损伤反应的关系较之与感染关系更为密切。CRP的变化主要反映组织损伤的程度而不能预示脓毒症的易感染性或作为判断脓毒症的指标。
1.3 补体 Nijsten［8］通过对13例严重烧伤患者的血浆检测，以C3a、C3dg代表补体C3的活性，在患者不同时期，C3活性升高与烧伤程度没有关系，而汪道新等［7］的实验则表明烧伤后C3不但未见升高，反而下降，其下降程度与持续时间和烧伤程度有关，并认为烧伤后早期就发生补体系统激活，且烧伤后早期补体系统激活而C3消耗并非CRP引起。有学者认为在烧伤总面积>30% 或III度面积>15% 的患者中发现水泡液中含有大量C3，而血清C3水平在伤后4 周内仍低于正常值。表明血清中C3经开放的烧伤创面丢失是烧伤后血清C3下降的另一原因。目前普遍认为烧伤患者血清C3水平下降［9］，且恢复速度与烧伤严重程度负相关。对烧伤患者补体C4的跟踪观察，得到同样的结论。
1.4 免疫球蛋白 在重度烧伤患者中，血清IgG、IgA、IgM于烧伤后均迅速下降，以IgG下降最为明显，于1周恢复正常，IgA于伤后1周左右开始恢复，约2周恢复正常，IgM波动在正常范围下限，在败血症发生前或同时，球蛋白下降与烧伤严重程度有关，烧伤愈重下降愈明显。Candor提出IgG下降与烧伤死亡率有很大关系，降低到正常的35%，是死亡的危险边界。血清中免疫球蛋白下降的原因，与产生抗体的B淋巴细胞所必需的辅T细胞减少，抑制性T细胞增多有关。同时与分解增加、毛细血管外漏、B细胞系统过度消耗有关。
1.5 其他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TRF、CER、PALB、ALB在烧伤患者血清中的变化基本一致，在烧伤后1周内降低显著，在2～3周开始恢复，恢复速度与烧伤严重程度相关。TRF在体内起到调节铁代谢的功能，目前认为烧伤患者血清TRF降低与脓毒症危险性相关，低于正常值的60%似乎是脓毒症危险性增高的临界水平。CER是一种糖蛋白，血循环中，细胞可以利用CER分子中的铜来合成含铜的酶蛋白比如单氨氧化酶、抗坏血酸氧化酶等，同时CER本身还具有抗氧化作用，早期浓度降低可能是患者组织过氧化损伤的原因之一。PALB和ALB的降低主要反应了患者蛋白丢失程度以及肌体营养状况。ATT在烧伤患者各时期均显著性升高，和烧伤严重程度相关，但对同程度患者时间上无显著差异，HAP升高出现在烧伤7 d后，和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时间无明显相关。
2 细胞因子（Cytokines）
2.1 细胞因子分类 严重烧伤引起的休克和细菌感染等因素，可激活体内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性细胞，生成和释放大量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导致伤后SIRS的重要发病基础，也是当前烧伤死亡的主要原因。烧伤后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主要取决于多种炎症递质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称之为“瀑布效应”）的结果［10］。低浓度的炎症递质及细胞因子对机体的损伤起保护性作用，但持续高浓度的细胞因子可破坏免疫功能，导致过度的全身炎症反应。近年来研究表明，严重烧伤后血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6、IL8等炎症递质的变化表现为伤后第1天至第3天`迅速升高并达到或接近峰值［11］，早期升高都是因休克所导致的组织缺血、缺氧和烧伤组织坏死等应激反应产生；此后居高不下则是由细胞因子间相互作用以及烧伤早期和感染期来自肠道和创面内毒素引起［12］。机体所产生高浓度的TNFα、IL2、IL4、IL6、IL8等炎症递质，一方面与炎症细胞相互作用，加重局部炎症反应；另一方面，高浓度的TNFα可激活细胞因子级联反应，进一步诱发炎症递质的释放，整体上它们呈正相关；炎症递质的大量释放，必然导致较早期反应更为剧烈的SIRS，使机体进入“脓毒症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反应开始从“有序”转向“失控”，进一步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多器官系统功能衰竭阶段。Peng［13］的研究证实，通过治疗，血清中各种细胞因子都有明显下降。因此，动态观察严重烧伤患者各种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有助于病情的评估及预后判断［14］。
2.2 TNFα TNFα是由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产生的内源性细胞调节因子［15］，是介导炎性反应的主要因子。枯否细胞( Kupffer cells，KCs)是组成机体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最大的群体，占全身单核巨噬细胞总数的80% ～90%［16］，目前认为烧伤后TNFα主要来源于肝脏KCs［17］。严重烧伤后，在伴有低血容量性休克时，内毒素大量增加，可刺激TNFα水平升高，并与烧伤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关系密切。随着烧伤面积的增加，TNFα水平也随之升高，机体发生感染的可能性相应增大。
2.3 白细胞介素
2.3.1 IL2 CD4T 细胞( Th1) 产生的IL2具有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是免疫网络中最关键的淋巴因子之一，IL2 能促使T 细胞增殖和IL2 受体的表达，促进和增强NK细胞杀伤靶细胞，而NK细胞在IL2 的刺激作用下，又可以分泌增强杀菌活力的γ干扰素。另外，IL2也是使T 细胞激活并进入细胞分裂的关键成分，而T细胞的活化又制约着整个特异性免疫应答，表明了IL2 通过激活调节T、B 淋巴细胞的增殖及功能而发挥免疫效应［18］。体内IL2 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机体免疫状况，端龙胜等［19］对65例烧伤患者研究观察表明，轻度烧伤不会对IL2有明确影响，而中等程度以上烧伤则可导致患者外周血IL2下降，且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持续时间与烧伤严重程度相关。认为通过IL2的水平观察，对烧伤病情的监测、免疫状况及预后的评估可能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
2.3.2 IL6 IL6由单核巨噬细胞、Th细胞产生，也可由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产生［20］。其生物学作用是急性期反应的诱发因子，刺激肝脏合成CRP、C3等；促进炎症反应、促进B细胞分化和抗体形成；协助T细胞产生IL2及受体的表达。Yamada［21］认为在严重烧伤的整个病程中，IL6水平持续升高与脓毒症和患者的死亡有关。并发脓毒症或有全身性感染时，IL6水平有明显增高，同样在并发SIRS 时IL6的水平也明显地增高。IL6基因为NF-κB依赖性的，烧伤后血液中IL6蛋白水平的增高，可能是免疫细胞中NFκB的活化介导基因转录增加，致使蛋白翻译增加所致。动物实验表明，IL6在严重烧伤后肠道菌群移位的发病机制中起有一定的作用。当IL6过度增加时，机体炎症反应过度强烈，免疫功能受抑制，机体对感染的敏感性增加。吕海建［22］在利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对烧伤患者的治疗观察表明，IL6水平的检测，可以用于烧伤的治疗效果以及预后判断。
2.3.3 IL8 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亦可来自表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是与中性粒细胞激活及趋化有关的细胞因子，IL8过度增高导致白细胞过度激活，是中性粒细胞活化与迁移的重要调节因子。除IL8本身是重要的致炎因子外，并且TNF、IL1、IL6等细胞因子致炎作用的发挥依赖IL8的存在，因此IL8在机体血清中的水平对炎症的发生、发展与转归有重要意义。烧伤后和烧伤后延迟复苏均能诱导机体产生大量的IL8；IL8水平与烧伤面积大小、烧伤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延迟复苏呈正相关；如果持续增高可导致炎症反应加重，并可能启动中性粒细胞介导的血栓形成，引起组织进行性坏死。
2.3.4 IL10 IL10是由T辅助细胞(Th) 等多种细胞产生和分泌的细胞因子［23］。Th1 可以产生干扰素、IL2和TNF;而Th2产生IL4、IL6和IL 10。IL 10具有抑制B 细胞分化、减少细胞因子产生的作用，从而降低机体免疫功能。烧伤后感染是否涉及IL 10 作用，目前研究不多。有报道认为烧伤后血浆IL 10 水平升高，且与烧伤总面积及III 度创面有密切关系，且提示IL10水平可能与感染的发生和发展有关［24］。IL 10水平急剧升高可能是感染患者预后不良的信号之一，并可能与患者引发脓毒症并导致死亡有关［25］。
2.3.5 IL12 IL 12 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和B细胞在细菌及细菌产物、细胞内寄生虫的诱导下产生，是Th1细胞成熟分化的必要因子。离体实验证明烧伤后鼠脾细胞产生IL12的能力下降56.5%，IL12 mRNA 的表达下降90%［2］。有作者认为烧伤后Th1细胞产生IFNγ、IL2 相对Th2细胞产生IL4、IL10的能力降低，与IL12产生减少有关。研究表明血浆IL12水平在伤后48 h最低，此时正是烧伤患者容易发生感染的阶段，并且其水平降低与烧伤创面大小相关。在使用免疫增强剂后，IL12水平有所恢复［26］。
2.3.6 IL18 Coban［27］通过对8例烧伤患者血清IL18、IL6、TNFα 的研究发现，烧伤后3种因子同时增高，而且三者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是对烧伤患者IL18的研究首次报导。
2.4 细胞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ICAM1是介导白细胞与内皮细胞黏附的关键因子，作为众多黏附分子中的一种，在正常（非激活）情况下，内皮细胞仅含少量ICAM1，但在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内毒素等的刺激下，即可明显升高。有实验表明，在烧伤后30 min ICAM1开始表达，2 h表达增强，到72 h表达减弱［28］。为早期防止ICAM1造成的损伤提供了时间上的依据。
有作者提出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对烧伤患者感染并发症具有辅助诊断价值，对严重烧伤患者伤后进行连续的血浆PCT监测，有利于预测和辅助诊断烧伤后感染并发症。
总之，目前对于烧伤后引起的炎症反应很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对于血浆中一些蛋白和细胞因子的连续监测，对病情的发展、疾病转归以及预后的判断都有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仍然有很多机制不是很明确，同时，也有待于更敏感更有意义的血浆指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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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1383(2010)05-0610-02 中图分类号:R 78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1383.2010.05.053
错(牙合)畸形是指由于先天或后天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牙齿、牙弓、颌骨和颅颌面的畸形[1]。错(牙合)畸形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口腔功能和容貌外观,还会对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1]。因此,口腔科正畸医生不仅要使患者牙齿、牙弓、颌骨和颅颌面关系协调一致,口颌系统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还要了解正畸患者的心理特点,注重解除患者的心理负担。近年来对正畸矫治患者的心理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就该问题综述如下。
口腔正畸心理和矫治动机
由于患者口腔正畸知识的限制,正畸治疗前总存在很多疑惑和担忧。田炎章[3]对96例正畸患者就诊前的心理状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担心治疗效果的患者占78%,怕痛的患者占74%,怕拔牙的患者占56%,担心影响进食和口腔卫生的患者占78%,怕别人嘲笑的患者占35%,希望疗程尽可能短的患者占100%,担心复发的患者占100%。其还对成人和青少年正畸治疗前的心理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成人对矫正后复发的担心高于青少年(青少年担心复发比例为84%),青少年担忧安装固定矫形器对进食及口腔卫生的影响比例(92%)较成人高。
因此,治疗前针对不同心理特点进行心理指导,对正畸治疗的依从性很有帮助。矫治动机是指直接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内部动力[4]。相关研究表明,矫治是口腔正畸患者最主要的矫治动机,目的在于改善容貌和外观。Laskin[5]通过临床调查发现患者矫治动机有改善口腔功能、改善外观和社会原因等三个方面。改善口腔的功能在于提高其咀嚼功效、改善上下牙齿的咬(牙合)和防治颏下颌关节疾病。在改善外观上主要是改善牙外观、改善容貌。社会原因方面主要是改善患者在日常学习、工作中的表现;改善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改善患者的自我感觉。Riedmann等[6]在Laskin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其调查了59名患者对正畸治疗的看法,发现75%的患者是出于牙齿不美观而求治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黄晓峰[7]选择了北京地区正畸治疗患者进行调查分析,正畸治疗调查组患者以“牙齿不齐和面部形态改变”为治疗目的合计占97.63%。有正畸治疗史的患者在初次就诊和再次就诊中以“牙齿不齐和面部形态改变”为治疗目的合计分别达80.46%和83.58%。其对正畸治疗的社会性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成人以“工作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的分别占32.24%和41.12%。可见,正畸治疗的目的在于改善牙齿外观和面部形态,以利于正常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的需要。
不同患者正畸治疗的期望
期望值是指一个人对某目标能够实现概率的估计[8]。性别、年龄和经济文化地位都会对患者的正畸治疗期望值产生影响。赵琳洁[9]随机抽取正畸治疗患者162例和患者家长38人,根据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分组,采用正畸期望值量表调查,经t检验结果分析,不同性别正畸患者总体期望值女性期望值高于男性;不同年龄正畸患者总体期望值成年人期望值高于未成年人;不同婚姻状况正畸患者总体期望值已婚者期望值高于未婚者。经方差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的正畸患者总体期望值也不同,经SNKq法进行两两比较,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治疗者期望值明显高于其它组,高中或中专、大专及本科三组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研究也表明,性别、年龄的不同,对社会交往、口腔功能、总体健康和自我形象的期望也有所不同,男女对上述4个方面的期望值由高到低排序为:“自我形象”、“口腔功能”、“总体健康”、“社会交往”。“社会交往”和“总体健康”有显著性差异,“社会交往”男性高于女性(P=0.012);“总体健康”女性高于男性(P=0. 002 ) ,而对于“口腔功能”、“自我形象”的期望值,性别间无显著性差异。未成年人与父母总期望值采用各主成分平均得分比较,经检验无显著性差异(t=1.146,P=0.254)。可见未成年人正畸的期望值受父母期望值的影响。
正畸医生和接受正畸治疗的患者之间的期望值有的时候也存在显著性差异。林珊等[9]统计了106例成年正畸患者和正畸医生对正畸患者牙齿美观,按不需要、轻度需要、需要和极度需要评分,结果表明医生和患者的评分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
影响治疗依从性的相关因素
患者依从性的高低关系到患者是否真正接受医生的治疗,关系到医生的治疗措施是否真正落到实处。正畸治疗中医生采取的各种治疗措施又会对患者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刘学[10]采用精神心理量表SCI90对成人正畸治疗6个月以上的51例患者和50例非正畸治疗患者的心理精神疾患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正畸实验组在人际关系、焦虑、精神病因子、偏执和抑郁上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
正畸治疗效果满意度的评价
对正畸治疗效果的评价,有学者认为不同个性的人接受相同强度的刺激会有不同的反应,对同一事物的评价也会不同[13]。一些研究观点也认为,正畸治疗的满意度与患者的个性明显相关,指出治疗前了解患者个性,有助于预测治疗效果。Mckiernan[14]最早根据成人正畸患者的行为特点评价,认为能正确面对错(牙合) 畸形的现实,能积极配合医生的理智型,其矫治效果良好;对牙(牙合) 外观和功能恢复要求过高的精确型,其矫治效果一般;癔病型存在牙科恐惧症,情绪不稳定,其矫治效果不佳;冷漠型对治疗和结果漠不关心,其矫治效果最差。张怡[15]选择在医院就诊的成人正畸患者42例,采用调查表问卷的方式对人格特征和治疗后满意度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正畸患者的16PFA(乐群性),16PFC因素(稳定性)、16PFXz(内向与外向)次级因素与其术后满意度呈正相关(P
表明合适的医疗行为与良好的医患关系和治疗满意度也有密切关系。魏谋达[16]运用医生行为量表和医患关系量表调查了口腔正畸科复诊患者400例,结果正畸医生的24种医疗行为均会影响患者满意度及医患关系,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目前对正畸患者的心理学特点研究的比较广泛,涉及到正畸治疗的各个阶段,涵盖了不同类型、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正畸患者;在研究手段上,既有定性的分析,也有利用心理学量表定量统计分析,取得了一大批对临床有参考、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防范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有利于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当前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研究的深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有限,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专业合作进行的研究尚少,期待在这方面有新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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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学定教；有效学习；自主探究；合作讨论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是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来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设计，使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为学生精心设计的课堂教学环节和活动，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说明了学生才是课堂的主体和学习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既能有效达到教学目标，又能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的重要作用
1.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给学生提供一个快乐的课堂
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习情况来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的安排，会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积极性，从而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主动性。通过“以学定教”，教师改变了传统的“满堂灌”“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学生有机会参与到课堂学习过程中，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在学习《国家财政》时，设计了五个教学环节。一是“体验财政”通过国家发展“互联网+”战略拉近学生与国家财政的距离，唤醒学生已有的对国家财政的知识认知；二是“情境主题――共解答”引导学生落实知识，帮助学生提升能力；三是“互问互答――释难点”发现学生不足，破解难点；四是“连点成面”，引导学生构建知识；五是“感悟大国工程”回归主题，升华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个课堂，通过生活主题，引人入胜；通过妙设疑问，引导学生互动；通过观察学习效果，层层推进，拾阶而上。把学生的“心动”“行动”和“情动”有机统一，从而逐步突破本课应掌握的教学难点和重点。
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正是学生不明白的问题，避免了简单重复，这样学生在课堂上就会认真听讲，积极地进行思考和分析，在探究中掌握知识，在分析中提高能力，促进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从而创造一个快乐的课堂氛围和课堂环境。
2.促进学生参与课堂，教师课堂教学目的性增强
课堂的转型使教师教学的目标性和目的性更强了，教师通过观察和参与学生的课堂学习了解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疑问和困惑，从而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和困惑来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活动的安排，让学生能够在教师的帮助下解决学习上的困惑，实现教学重难点的突破。新课改明确指出，教师应该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参与教师的课堂教学。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让学生在课堂上动起来，教师非常直观、具体地了解到学生学习上的问题和不足，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让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的探究和分析，从而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学习欲望的产生。
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教学应当把学习者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习者从原有的知识经验中，生长新的知识经验。”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其实质就是在洞悉学生学习全过程中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学会学习，拓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从而提高教学效率。因此这个课堂教学模式应当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发现问题
转型后的政治课堂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在课堂上会给学生提供符合“学情”和教学目标的问题、活动或学习内容，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引导学生在自主探究中进行发散思维，把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融入学习中，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促进学生发现问题。学生发现了问题就会积极地进行二次探究，形成自己活跃的思维，向教师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此时过程与结论、方法与规律、情境问题与书本观点之间的联系在学生思维中建立起来，而教师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教学活动的调整和设计。
例如，在学习《文化创新的源泉和作用》时，为达成知识运用的目标设计探究情境材料：展会的大部分作品描绘了江南地区养蚕、插秧等农村劳作场景，朴实纯真，浸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而今“南塘街”地区的规划重建与发展给了画家更丰富的创作资源，通过重塑“南塘街早市”的辉煌来寓意未来发展的盛世南塘。本次展会让海盐百姓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清新江南水韵国画的文化盛宴，享受到文化建设带来的丰硕成果，同时对宣传海盐，提升海盐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南北湖旅游节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设问：结合材料，运用文化创新的源泉和作用的有关知识，分析展会举办所体现的文化生活的道理。
探究环节：（1）引入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我县文化建设的成果情境材料与对应问题，要求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探究，在思考过后记录下探究的初级成果。
教师活动：教师在课堂巡视中发现学生在自我作答过程中普遍存在理论与材料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说明学生对本课知识的理解还没真正到位，探究解题的方法也是模糊不清，暴露了认识的缺陷。
（2）教师可根据探究中发现问题的实际情况首先对学生做解题方法的指导，要求学生细分教材知识，做到微观上准确到位，研究情境材料的每一层意思，找到一一对应关系。
（3）在学生展示探究成果时适时追问“答案好在哪里？”或“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等问题，肯定学生的优点，帮助学生分析错误的原因和错误的理解，促进学生更正自己的认识，形成正确的观点，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4）通过新的追问：“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动力有什么区别？”进行二次探究，分清本课中的易错点，拓展学生知识的深度，真正把探究落到了实处。
2.教师参与学生合作讨论，启发学生
课堂的转型让教师走近了学生，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会参与到学生的合作讨论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倾听学生的思想，了解学生的差异，从而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来进行知识的传授和指导，点拨学生，给学生提供思考和探究的方向，实现教师对所有学生的有效教学。
例如，在学习《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时，教师给学生创设情境，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各国出台相应政策，加强合作，应对危机。并给学生提出合作讨论问题：面对客观联系，人们是不是无能为力？通过合作，学生你一言，我一语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和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教师可以在学生讨论过程中参与其中，并对学生进行指导，启发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思路，让学生认识到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可以根据事物固有的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调整原有的联系。教师的启发和教导促进了学生实现对知识的理解和细化，促进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实现了高效课堂。
3.教师满足学生训练需求，强化能力
在转型的课堂中，学生通过亲身参与的探究与合作生长了知识与能力，但也有部分学生因为新学了本课的知识对知识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并不是非常深刻和透彻，但他们都对自觉操练的表现欲望很强烈。教师可以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课堂练习让学生进一步巩固和复习知识，或帮助学生理解，或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学习动力。让学生能够在练习中发现自己学习上的困惑：“为什么我能背这个理论了但还是不会用，是知识理解偏差还是做题能力不够？”在学生的自我反思中找出问题，找到方法，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三、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创新形式
在浙江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今天，学生对高中政治课的学习动机、学习情况和选择内容的差异化被无限放大，这更需要教师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新形式进行探索和尝试，以适应新形势。
新的政治高效课堂创新形式需要具备五个环节：第一，要有能反映学生原有学情的预学环节。预学可以是带任务的阅读，或是基于主题情境的问题，或是学习知识的角度归纳等。预学环节是教师掌握学情的关键，以帮助教师确立课堂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也是高效课堂的前提。第二，要有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的合作、讨论、探究的环节。通过此环节训练了学生的思维，帮助了“弱势学生”，和谐了人际关系，促进了教学相长。第三，要给学生展示的平台，让学生敢说，多说，鼓励更多的学习伙伴补充、质疑，引起认识的冲突，激发智慧的火花，在教师的引导和全体成员的释疑中完善学生的知识，满足学生的需求。第四，要有分层有效的课堂检测，在教师精选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自己组题，自己编题，变式训练，以适应政治学考和选考的需要。最后，要有全体学习成员共同反思的环节。教师要反思课堂教学，为更深一步推进“以学定教”做努力；学生则根据课堂表现和检测的表现反思学习中的收获和自我表现的优点与不足，在反思中实现全体教学成员的成长。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政治高效课堂既是有特色的课堂，也是创新的课堂，但无论哪种创新，都应包含其特点和共性。给课堂注入新鲜的血液和活力，使课堂变得生机勃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让课堂在教师的引导和点拨下动起来，改变学生的被动学习和课堂的死气沉沉，从而提高学生能力，活跃课堂气氛，实现高效课堂。
新颖的教学方式是时展的产物，也是现代教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促进了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和进步。教师可以在教学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做出调整和改善，做到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实现教师所讲的正是学生想学的，做到以学定教，少教多学，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者特征；学习需求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6-0014-05
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非学历技能培训已经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学历教育，非学历技能培训面向的学习者更是背景各异，涉及在职职工、失业人员、在校大学生及农村劳动力等多类人群，对不同类别学习者的特征及学习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挖掘学习者特征与学习需求之间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对策，是非学历技能培训应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
关于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的特征与学习者需求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关于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研究与国际比较
夏怡然对农民工在职培训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在职培训需求表现出的显著异质性，提出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制定应注意个体差异导致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差距扩大的问题[1]。
姚金蕾等对美国、法国等国家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研究与实践状况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相关研究，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提出具体方略，以促进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2]。
朱琳对外来务工青年的群体特征、务工状况和职业培训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指出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提出满足青年务工者的职业培训对策建议[3]。
（二）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影响因素的研究
杨晶等通过对江西省数据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存在不一致现象，进而深入挖掘促进两者一致性的正面因素以及导致不一致现象的负面影响因素，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参考和依据[4]。
丁煜等从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等变量入手分析对于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为其他研究提供参考[5]。
杨晓军根据农民工技能培训状况的调研结果，分析了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等对其培训意愿产生影响[6]。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者及学习需求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差异性影响，对于学习者各特征间的相关性也没有涉及，导致无法深入挖掘学习者背景性特征对于其培训意愿和需求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从2015年开始，天津市面向45岁以下企业中青年职工、院校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开展“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以下简称“福利计划”）。作为承担“福利计划”的培训机构，我校目前已承担数十个工种的培训任务，累计培训数万人次。
通过“福利计划”的实践发现，不同背景（性别、学历、民族、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年龄段）的人群对于所学工种和晋升等级的需求差异较大。为甄别这些差异，并对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随机抽取了“福利计划”培训班期中的98个班期共计4 525培训人次进行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以期发现学习者背景性特征之间以及与其学习需求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制定更切实有效的培训对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使用SPSS13.0英文版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期发现各工种和晋升等级中人群分布的规律，又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期发现与学习者需求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
（一）数据初步统计
为了解学习者特征及分布概r，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统计，对学习者特征及学习需求的数据进行了总体分析。
1.学习者特征数据的总体情况
我们将学习特征划分为性别、学历、人员类别、年龄段、户口性质、行业和民族等。
根据在职人员的户口性质，将其分为本市城镇户口、本市农村户口、外省城镇户口和外省农村户口。失业人员是指户口性质为本市城镇、已进行失业登记且未再就业的人员。农村劳动力是指户口性质为本市农村且未就业的农民。 国资系统主要指国有资产、国有控股、全民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商务系统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港澳资的企业；中小企业指个体工商户、集体所有制、个人参股和民营企业；其他，指无工作单位的大学生、失业人员或农村劳动力。
各特征统计项数据见表1。
从总体来看，男女学习者人数分别为49.6%和50.4%，两者几乎平衡；大专以下学历人群占较大比重，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仅占8.9%；在职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相当大的比重（分别为57.3%和40%），而在校大学生和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1.7%和1.0%）；约89.1%的学习者年龄段集中分布在20岁至50岁之间；从总体来看，本市户口人员占培训人员总数的92.1%；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在职人员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比重较大（分别占32.6%和42.7%），而来自于国资系统和商务系统的在职人员占比重较小（分别占2.4%和16.3%）；培训人员共覆盖9个民族，汉族人员占绝大多数。
2.工种数据总体情况
选择学习各行业的人数和比例统计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从行业选择来看，学习者人数较多的工种行业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也占据一定比例，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人数仅占4.4%。
3.等级数据总体情况
学习者职业资格等级晋升分布情况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晋升初级和高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分别占53.8%和43.4%，x升中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仅占较少部分。
（二）工种及等级内部分布情况
为了解各工种及等级人群分布规律，我们分别对各工种和等级的人群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1.各工种内部人员分布情况
性别分布情况：由于职业特殊性，个别工种（保育员、茶艺师、服装制作工）女性学习者占多数外，其他工种内部男女学习者之间的数量差异几乎可以忽略；学历分布情况：不同工种内学历分布差异较明显，茶艺师、计算机软件产品检验员和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三个工种的学习者学历普遍较高，大部分人都在大专以上学历，其余工种的学习者学历普遍集中在中专及以下；人员分类情况：不同工种间各类别人群分布差异性较明显，每个工种基本上集中覆盖2―3个类别人群，其中养老护理员以及农、林、牧、渔业的三个工种和制造业（机械）的两个工种集中分布在农村劳动力这一人群中，其他工种基本集中分布在在职人员中；年龄段分布情况：各工种人员年龄分布情况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户口性质分布情况：各工种人员户口性质分布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本市户口人员占大多数；行业分布情况：除茶艺师外，其余各工种内部人员基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民族分布情况：民族分布情况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
2.各等级内部人员分布情况分析
性别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男女学习者基本持平，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学历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学习者学历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中专和初中学历人群中，初级和高级在各个学历层次均有人群分布；人员类别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类别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本市在职农村人员这一人群中，初级人员主要分布在农村劳动力中，而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各类在职人员中；年龄段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年龄段分布差异不大，不同等级在不同年龄段均有分布；户口性质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户口性质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本市农村户口人员中，初级人员和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本市农村户口人员中，但本市城镇户口人员也占据一定比重；行业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所属行业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中小企业中，初级人员主要分布在无工作单位人群中（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中小企业中，但来自商务系统的人员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民族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民族分布情况同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汉族人员占据绝大多数。
（三）学习者特征与学习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学习者各特征间以及学习者特征与工种、晋升等级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学习者各特征间及其与学习需求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发现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以及与学习需求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低于0.3为弱相关，相关系数在0.3和0.8之间为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大于0.8则为高度相关。由下页表4可知，两两之间存在显著中度或高度相关的学习者特征有：学历与人员类别、学历与年龄、人员类别与户口性质、人员类别与所属行业。与学习者对于所学工种和晋升等级需求存在显著中度或高度相关的学习者特征是人员类别和所属行业。
三、研究结论
根据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我们在以下方面得出初步研究结论：
从工种选择上来看，与民生相关的行业，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或者新兴技术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成为当前职业技能培训的热点。
从晋升等级上来看，晋升初级和高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数量基本持平，而晋升中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数量相对较少。“福利计划”要求晋升中级和高级的学习者需要在其原等级的从业职业年限达到一定要求，晋升等级越高则要求相关从业年限越长，而晋升初级无此项要求。这一现象反映出学习者中无相关从业年限的人数和具有较长相关从业年限的人数较多，而具有一定相关从业年限并符合中级晋升要求的学习者人数较少，学习者相关从业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学历、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四个因素对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的需求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中低学历人群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且不同工种和等级间学习者学历分布差异较明显；在职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校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占比较小，且不同工种和等级间各类别人群分布差异性较明显；本市户口人群占绝大多数；所属行业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在职人员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比重较大，而来自于国资系统和商务系统的在职人员占比重较小且各工种和等级内部人员基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性别、年龄和民族因素对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对学习者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各特征之间相互影响，如学习者人员类别与其学历、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人员类别和所属行业是影响学习者需求的关键因素。
四、对策建议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结合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现状，从以下方面提出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的对策。
（一）根据学习者特征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培训机制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习者自身背景性特征会对其培训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培训前应做好培训需求调研，关注学习者自身特征对其需求产生的不同影响，根据学习者学历层次、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的不同，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培训机制，做好培训的顶层设计，结合学习者的行业分布、职业特长和类别制定差异化的培训对策，以期将培训效果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高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职业技能培训中在校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学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中无用武之地。 应扩大职业技能培训在高校学生中的覆盖面，吸收更多高校学生参与培训，为他们顺利转变为职业人做好准备。此外，在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资源的建设方面，充分吸收职业院校教师加入培训教师队伍， 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的作用。
（三）e极关注弱势群体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残疾人和进城务工人员应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在这几类人群中的宣传力度，重点关注他们的特殊需求，面向这几类人群开设适合他们的工种和等级，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以期通过培训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水平，促进新型农民工的顺利转型。
（四）建构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体系
最终的职业资格认证和鉴定是职业技能培训的最终环节和关键环节。为确保资格认证和鉴定的顺利进行，应做好培训评价与评估，开通培训质量监督与意见反馈通道，做好学习者追踪服务与调查，根据意见反馈及时调整培训计划，以期将培训效果最优化。
（五）加大民生类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培训力度和范围
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民生类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最受学习者青睐，因此，应加大这两类行业的培训力度和范围，加强这两类行业的师资力量、培训场地和设施、支持服务力量，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支持，满足其培训需求。
（六）根据学习者从业年限把握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的时机
学习者相关从业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这就要求培训组织者根据各类工种学习者从业年限的规律把握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的合适时机，提供适合其从业年限的职业资格等级晋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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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Needs in Non-academic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LIU Li-na， YANG Shun-qi
（Tianjin Open University， Tianjin 300191，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