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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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这是金融学强调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自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得到了强化，所以当下讨论金融改革问题，必须按照这个理念展开。
中国经济学界可以进一步沉下心讨论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归根到底就是怎么样来推进中国的金融改革。过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脱离国情没有成功，现在有些已经得到了纠正。金融改革不能仅仅体现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怎样设置我们就怎样设置，改革必须要符合国情，必须要符合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国情不符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说，实体经济未来的变化决定了未来哪些改革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对于金融改革与发展绩效的问题，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考察标准的，金融发展与改革规划的核心线索是国情和服务实体经济。这两点决定了需要从实体经济的变化来探寻金融改革的路径。
整个经济学体系分为实体世界和货币世界两块内容。在经济学中，实体世界指的由物质资源、人口、产品、劳务、劳动生产力技术等实体因素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货币世界指的是货币资金的运动所构成的经济世界，包括股票、债券、商品期货等衍生的虚拟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由交易展开，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货币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这就使得货币金融活动深深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以这样的两分法为基础，经济学分为了三个学问体系：关于实体经济的学问体系、关于金融自身的学问体系、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关系的学问体系。
五大内外变化挑战金融改革
未来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分别是国际经济、国内经济、中国人口、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
（一）全球经济危机呈长周期化
解决它的实体经济因素是科技进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只有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性的科技进步，改造了工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生产的方式，才能终结危机，所以周期会是比较长的。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许会有短期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在客观上有延缓经济恢复，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负作用。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了两难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机，必须在实体经济、金融和财政等多层面上动大手术。但是，治理债务问题的任何举措，都将严重拖累经济恢复的进程。这使得危机的恢复过程具有了长期性。
（二）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长，近年来相比过去经济增速显著下滑，进入了较低的增长。李扬把这个状况概括为中国经济开始结构性减速。这种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两个。第一个结构是产业的结构，以往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制造业，现在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依靠服务业的方向。第二个结构是生产要素的结构。过去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里发展制造业可以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但是到了现在，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耗尽，人口的快增长已经近乎停止，总人口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了，这些导致了工资成本的上升。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第三个后果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走至末路，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因此加剧。
（三）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转折
人口结构变化的金融影响是导致储蓄率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压力不断增大，这迫切需要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机制。现在的金融业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对从20多岁到80岁之间进行跨期资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将大大提高，对金融产品收益率的稳定性要求也会提高。与此对应，社会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将下降，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以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为主的契约性储蓄机构，即在合约的基础上按期、定量取得资金并进行长期投资的金融中介机构，也将获得较大发展。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应该是以创新为导向的。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谁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谁就能率先走出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支持创新的体系，因此需要大力发展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
未来金融改革的要点和方向
（一）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加之在国际金融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现在货币债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真正的供应管理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二）建立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
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外一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三）完善市场体系
这包括三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培育市场价格基准体系，推进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这两个基本价格的市场化。第二个要点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为中心、以经济商为核心的真正的场外市场。第三个要点是，建立长期资本的投融资体系，中国的现状就是缺乏长期资本。
（四）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面对更为复杂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建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体制机制问题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两大政策体系协调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说关键点大致有五个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态势。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如此看来，中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其二，国债政策。国债作为弥补赤字的筹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但一进入市场，便广泛地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这就成为货币金融政策的调控对象。鉴于此，财政和货币当局在国债政策上密切配合当属题中应有之义。其三，国家外汇储备的管理问题。官方外汇储备管理以及相应的汇率政策的责任归属等，历来是一个需要极大智慧方能有效处理的大问题。其四，中长期政策性资金筹集和投资机制。长期资金的筹措相当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财政政策性，金融单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它们之间的配合存在很大问题。其五，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形成前瞻、全面、统一、连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并据此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寻求磨合甚至进行斗争。
影子银行
创新的源泉和监管的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新的概念，影子银行体系，突然跃出水面并成为国内外金融界关注的焦点。金融界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近年来货币政策日渐失效归咎于影子银行体系，加强监管的利剑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们。
深入研究影子银行体系的源流及其运行机制便不难发现：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与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倡导并引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创新有关。深一步分析，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还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重大战略性转型密切相关。传统金融业长期以融资中介为主要功能，并依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这种业态下，金融部门作为金融产品的供应者，相对于资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优的垄断地位。现代金融业则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转型为服务业。
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昭示我们，为了在中国创造良好的金融创新环境，我们首先必须全面更新理念，将金融业从高高在上的金融资源的垄断者的地位上“下凡”到为企业和居民服务的现代服务业的新平台上；必须从以融资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转移到以收集、生产、分配和使用信息为根本要义的新机制上；必须从满足于存、贷、汇、兑，全面转移到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上；必须从热衷于兴办机构，转移到激励交易、向提高流动性要效率的现代金融发展的道路上；必须从主要依循政府设计、批准和运动式推进的极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转移到依靠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上。
记者：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那么从“增长”到“发展”，一词改变有何深刻的内涵？
刘世锦：增长是量的描述，发展是质的规定，高增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带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国际上对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也有不少讨论。增长并不等于发展，有些国家就曾经出现过“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重要论断，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
记者：当前，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呢？
刘世锦：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以上增长率已经近30年了。从工业化历史上看，能够在40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平均7%以上增长率的经济体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所经历的时间是不同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所经历的时间长一些，但平均增长速度相对要低。二战以后，世界出现了一批增长速度较高、但时间相对缩短的经济体。总的看来，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并不多。一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陷入停滞状态，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即便是被视为成功典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遭遇了1997年严重金融危机的冲击。再早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也都曾因经济危机和战乱，而使其发展进程中断或受到重创。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3个国家和地区，都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尚无先例。在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的时候，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出现一些正面或负面的议论，比如“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国经济本身看，近几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具有转折含义的重要变化。从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已经连续4年达到10%以上。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了21万亿人民币；人均收入在超过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达到了2000美元；财政收入新增部分超过7000亿人民币，接近于10年全部财政收入。但是，必须看到，在总量规模变化的同时，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也更为显著。
记者：那么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和矛盾具体有哪些呢？
刘世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些变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消耗增长迅速。例如过去曾认为中国的钢产量1亿多吨就够了，而2006年钢材产量则超过4.6亿吨。
――环境压力空前增大。如果说资源可以通过进口和替代有一定调节空间的话，环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没有多少调节余地。
――过去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低成本优势的诸多生产要素，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据东南沿海一些地区调查，普通劳动力工资近年来年均增长15~20%；土地价格涨幅更大，有些地区仅生产性用地涨幅也达一倍以上。
――在整个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原有的地区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有些方面还在扩大。在地区发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乡发展差距。
――社会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迁、征地、职工下岗、社会保障、干部和腐败等引发的时有出现，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容忽视。
――中国正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介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两年的贸易顺差超过千亿美元，国际贸易摩擦增加，贸易不平衡构成很大挑战。
以上列举的当然不是新变化的全部。就这些现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称其为“新变化”，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一个“转折点”。需要考虑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我们是否正在或已经进入与以往有较大不同的新的发展阶段，二是如果是进入这样一个新阶段的话，现有的发展方式能否有效应对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挑战，使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
可以给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对这一新阶段如何概括，还可以探讨；这一新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挑战，在已有的发展方式空间内，是难以包容和应对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二、以自主创新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记者：近年来，我们党非常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提出这一战略有何重要背景？
刘世锦：近年来，我们党提出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以后，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这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人均收入越过一千美元关口，现在又达到两千美元，当然是好事，同时也是“双刃剑”，因为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着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也相应减弱了我国劳动力的国际比较优势。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现出来，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最为明显。在这些地区，一些对低成本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留下来的企业则要通过研发、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环节的努力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减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通过创新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是一个关系到我国产业中长期竞争力，因而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刘世锦：我们把自主创新概括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与过去关起门来搞研究不同，这几种类型的创新都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进行的。如何认识自主创新，近年来也有一些讨论。有的行业围绕“合资企业进行的创新算不算自主创新”展开争论。对这个问题，还是要从全局和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资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纯粹内资的企业将越来越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实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结构，其中包括引入外资。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基础行业，如电力、电信、金融等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也越来越多地在境内外上市。所以，按照企业资本来源来界定，不符合开放经济的实际，也存在很大的技术上的困难。比如，某企业的直接投资者是内资，但再从这个投资者向上追溯，可能会找到外资踪迹。外资企业的研发活动到中国来，虽然会对内资企业形成竞争，同时也有技术信息扩散、人员培训、促进产业配套条件形成等积极作用，总体上说利大于弊。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多年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外资企业的角度看，我们所说的自主创新可以有两个要点：一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的转移。当然，前一个要点是重点，我们讲自主创新，立足点和重心都是内资企业。有一些东西，特别是那些关键性、基础性的技术，仅仅靠开放是拿不到的，必须靠自己来搞，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但是，这与鼓励外资企业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不矛盾。这两件事情是互动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外资企业是在中国仅仅搞加工制造好呢，还是把研发能力也转移到中国来好呢？还是应该鼓励它们向中国转移。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们讲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的主体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大局，全球化、市场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大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所进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活动，都应该得到鼓励，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划入“自主创新”的范围。这是一个宽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义。这样看问题，对提高我国经济总体创新能力有好处，也正是新时期提高吸收外资质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关注人均实际收入水平
记者：我国经济发展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地区发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缓解这种状况？
刘世锦：这些年通过实施地区重点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但尚不足以改变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态势。近年来影响地区发展格局的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带、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城市圈，内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带等。二是产业的区域集中加快，过去一个新产业出来，各地都要搞，遍地开花。一些年来通过市场竞争，产业的区域集中度显著提高，如彩电生产，过去一度20几个省都在生产，现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区；汽车生产也正在逐步集中到为数不多的几个区域。城市带的形成与产业区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产业集中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变化总体上说符合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是积极的、可持续的，但必然影响到原有的地区发展格局，不仅表现在大的行政区划之间，也表现在这些行政区划内部。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新一轮增长中，出现了某些有利于缓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趋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业增长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装备工业产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长，拉动了具有资源优势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中西部与东北的部分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如，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业开始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地区转移，部分国际转移产业也将承接地更多地转向要素成本较低地区。这些趋向或因素的稳定和增长，将会对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
记者：评价地区发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标？
刘世锦：对地区平衡发展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评价的方法问题。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将率先发展，吸引各种资源向这些地区集中，其中包括人员流动。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动到发展快的地区，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减少了落后地区的人口基数，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提高。反之，发展快的地区人口基数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有所下降。我们讲地区发展差距，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一个适宜的比较性指标。这个指标除了关注货币收入外，还考虑到剔除不同地区物价水平差异后的实际购买力水平。在劳动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动的情况下，不同地区“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将逐步趋于缩小。我们要注意地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不同地区户籍人口货币收入差距等指标，更需要关注不同地区实际生活和就业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指标的变化。从这一角度出发，将有助于正确观察和理解地区之间关系发展的动态过程。
记者：地区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那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刘世锦：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城乡隔离状态被打破，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是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我们的各种政策，不论产生于何种背景，都应当促进而不是延缓这一进程。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早期工业化国家曾经历上百年时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体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过程，至少还需要30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宽就业渠道，改善农村人口在城市生存、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转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使之与城市人口，包括已转移至城市的原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至少要让他们“过得去”。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四、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更好发展来解决
记者：这些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社会问题和矛盾却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对此怎么看？
刘世锦：这种反差很值得深思。从国际经验看，一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后，也同时进入经济和社会结构、重大利益关系剧烈调整的阶段，社会矛盾的类型和数量增加，有些领域的矛盾趋于尖锐，处理不好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危机。当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社会上较大比例成员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状态后，社会的稳定程度将会显著提高。现阶段我国总体上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矛盾增加的时期，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例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农民土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等所引发的矛盾；国有企业改革中职工下岗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等引发的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权力腐败、干部等引发的问题等。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立足国情和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对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应当也只能通过进一步更好的发展来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吃“大锅饭”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当然，我们讲进一步的发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价的发展，而应当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同时要比过去更多的精力重视社会发展；要集中力量抓紧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层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从源头上治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既要重视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要重视通过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多年来我们所倡导和实行的发展观的一个拓展和完善，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进步。
更加重视社会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少，应该和能够有所作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办好，如何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不致于引出更多的问题，如何在处理一些矛盾时，既要照顾眼前，更要有利于长远，还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则。
记者：这些原则主要有哪些呢？
刘世锦：一是既要治标，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贫工作，通过转移支付等办法给贫困人口一些补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宽就业渠道，加强就业培训，使他们获得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的机会，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诺，又不能脱离现阶段国情，作不切实际的过高承诺。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城乡、地区之间差别很大，是全面保障，还是在农村先做到对困难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能脱离现阶段的实际。承诺过高，兑现不了，老百姓还是不满意，还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欧洲福利国家保得过多，也在寻求改革。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设。对短期内的突出问题，如困难人口救助、调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稳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好的制度建设以稳定的可预期的程序处理问题，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针对个别事件和少数人，而是对所有人具有普适性；不仅要解决已经出现的矛盾，而且要治理产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如何深入理解这一论断的深刻涵义？
刘世锦：这一重要论断已为我国近30年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是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背景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活力和制度基础。毫无疑义，没有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相比，我国经济改革走出一条独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义的经验。例如，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而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在改革国有经济的同时，放开一块，鼓励发展多种类型的非国有经济；鼓励不同改革方式的试验和竞争，先试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把改革与开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放引入新的体制要素而推动改革；保持党对改革过程的坚强领导，把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通过改革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稳定，等等。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解决新阶段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还是体制上的。体制上的问题，部分属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部分属于体制转轨过程中新出现的，还有的是由于体制建设滞后所引起的。这几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使问题相当复杂。比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职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在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一些地方出现了片面追求GDP增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等倾向。如何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一套能够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考核指标和行为机制，是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要求由传统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转向初次分配按劳动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视社会公平，但由于多方面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突出起来。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将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起来，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并逐步趋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体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因此，改革开放仍然很重要。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的化解，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和谐社会的建设，都不可能离开深化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开放也是改革，讲深化改革也包含了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松懈，更不能动摇。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需要警觉和纠正，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改革，而不是走回头路。改革是为了发展，最终要由发展的成果来检验。
【关键词】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使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完善，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保障。
一、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基本国情，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代化建设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经济有着紧密联系，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是，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政府宏观调控不到位的问题，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使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极大影响。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分散性、广泛性，在区域经济基础较差的地方，受到政府权力影响，会造成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情况出现，致使区域经济与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阻碍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工资增涨幅度较低。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城市的社会保障机制存在很大差异，致使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给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于受社会保障的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致使人力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给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造成极大影响。社会保障机制和人们的经济收入有着最直接联系，区域经济发展受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影响，导致全国各城市劳动者的工资涨幅较低，致使社会发展矛盾不断增多，给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三）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环境污染程度严重。企业想要长远发展，就必须加强管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增长。早期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消耗了大量自然能源，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多问题。在生产过程中，企业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导致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得不到有效创新，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时候，忽略环境保护和安全设施建设，造成资源过度浪费，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严重影响非公益制经济的企业形象，给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二、促进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良好发展的策略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有效策略有如下几点：
（一）注重社会保障，完善管理机制。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公有制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创新区域经济的生产力，扩大区域经济就业范围，给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支持，有利于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根据我国社会保障的现状，想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良好发展，相关部门必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完善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使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推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例如：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改革工资增长机制，保证劳动市场供求平衡，使工资增长和经济发展保持一致步伐，从而推动企业经济效益不断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发展水平。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使我国经济市场变得更加丰富，满足了人们生活需要，对于促进区域经济长远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中，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加强人才培养，促进区域人才向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提高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质量，推动区域经济不断发展。例如：改变传统就业观念，加大非公有制企业的招聘力度，政府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鼓励高科技人才加入到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中，促进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最终达到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给非公有制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三）注重宏观调控，促进和谐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对环境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政府必须注重宏观调控，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污染物排放的监督，严格按照规定标准执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安全监督，完善安全配套设施，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经济效益不断增长，从而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例如：国家采取的多项优惠政策，加强东部经济和西部经济的联系，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力，促进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变小，最终达到非公有制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目的。
结束语：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剧，非公有制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利于区域经济生产力不断创新，提高区域经济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现代化建设中，采取有效策略促进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才能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向着国际化发展，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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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 人均 GDP 新疆
一、引言
正确估计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合理确定各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目前比较通行的判断方法，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均GDP)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1的变化来研究经济发展的阶段。下面将采用上述三个指标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判断。
二、新疆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一)基于人均GDP的发展水平的判断
近现代经济发展主要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与工业化过程密切联系。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曾运用多国模型对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研究。按照H・钱纳里的分析，现代经济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见表1)。
新疆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高，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为了正确判断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本文利用了H・钱纳里等对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研究成果。
对照H・钱纳里的人均GDP经济发展阶段划分表，1996年新疆人均GDP值约合1315美元，小于工业化实现阶段的上限1456美元，说明在1996年之前新疆仍处于准工业化阶段。1997年人均GDP值达到1457美元，超过工业化初级阶段的上线1456美元，说明到1997年新疆开始步入工业化中级阶段。直到2006年，人均GDP值约合2450美元，一直处于1456―2912美元的工业化中级阶段区间，说明1997--2006年间新疆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尽管2006年人均GDP值进一步提高，达到2450美元，但其人均GDP水平仅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标志的下限区域附近，故目前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定位应为工业化中级阶段。
(二)基于产业结构发展情况的判断
根据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工业化往往是产业结构变动最迅速的时期，其演进阶段也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表现出来。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农业和工业之间“二元结构”的转化。在工业化起点，一产比重较高，二产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当一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时，二产比重上升到高于三产，这时候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当一产比重进一步降低到10％左右时，二产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
由新疆三产统计数据显示，直至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上升至37.1％，首次超过了三产的35.7％，但一产比重未能降至20％以下，所以还不能完全说是达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新疆直至2001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才下降至19.3％，首次向下突破20％的关口，但第二产业比重未能超过了三产，因此也不能说是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200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才下降至19.6％，第二产业比重为44.7％，超过了三产的35.7％，这标志着新疆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过渡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所以，根据产业结构的发展演化可以判断，新疆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定位为工业化中级阶段。
(三)基于就业结构角度的分析
C.G.克拉克根据威廉・配第的观点，得出以下结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如表3)。该表中的1、2、3、4、5大体分别对应准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又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该定理通过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由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移，表明就业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从新疆的实际情况看，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从1978年的72.06：14.33：13.61转变为1980年的70.01：14.84：15.15；其中，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了2.05％，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0.51％和1.54％，且三产超过了二产。根据上述不同产业就业结构变化特征及2006年的值，可以得知目前新疆工业化处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第2、3阶段之间，但更靠近3阶段一侧，因此，根据就业结构可判断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目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GDP总量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9.9%。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体制改革有序推进，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发展的成就为世界瞩目。
同时，进入新世纪以来，实现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障碍，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说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围绕经济总量增长为核心的话，未来将是总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质量并重、增长与发展并行的伟大变革时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判断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有人均收入、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等，总体判断，我国处于由工业化中后期迈向工业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中上等国家的阶段。在成功实现“低成本优势―中低端制造业―投资＋生产”推动的第一次增长浪潮之后，我国面临能否成功迈进由“创新优势―高端制造＋服务业―创新＋消费”推动的第二次增长浪潮的重大机遇期，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我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国经济总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1万亿元，已经超过日本，经济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8.31万亿元，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201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880美元，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国已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大体上都经历了起飞准备、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消费时代等几个阶段。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了起飞准备阶段，已经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二十多年。当前我国已经积累了较多的支持经济较快增长的条件，包括消费结构变化、中间需求变化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产业结构变动和资金、劳动力在产业间活跃重组；资金和劳动力供给增加；具备了支持供给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制度及社会环境；具备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推动外贸结构变化，促进比较优势转变等等。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主要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镇化率达到49.95%。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制造能力比较强大。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第五，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消费和出口提速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1998～2010年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费升级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经济长期景气带动外需高速增长，资源禀赋优势带来全球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特征形成，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此期间，高速增长行业明显增加，经济增长热点显著增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工业、石油工业、建筑业、金融业等。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
“十二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处于金融危机及其后续的调整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更趋复杂和不确定，同时也蕴含着重大机遇。
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经过世界各国政府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已被初步稳定，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轨恢复”的迹象。但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方面长期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其全球竞争力下滑的问题，反而由于过度依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侵蚀了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部分新兴经济体刺激过度，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等诸多新的问题。国际上，全球经济和贸易失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危机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体现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因此，不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进行彻底有效改革，或许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机来释放风险。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将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长期来看全球化不仅不会倒退，还会在新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使跨国、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随着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全球贸易和投资还会继续增长。这将有利于我国继续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和要素配置，释放增长潜力，加快发展进程；有利于我国充分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和国际人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竞争优势；也有利于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重要国际资源和技术。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会抬头，贸易保护措施可能增加。
当前正处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处于“萌芽期”
为了重新获得竞争力，发达国家都重新回归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技术、信息技术（比如传感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等若干重要领域酝酿新的突破。在实现技术赶超及利用新技术加快发展等方面，我国具有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比较完整等优势，可以藉此在某些技术领域迈入领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革命时机还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术尚难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的实体经济恢复还没有形成。
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不断增大
随着全球减排责任体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关领域技术进步的迅速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发展趋势或发展模式。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会不断增大。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减排将促进能源和环保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利于我们发挥后发优势，转变发展方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格局将在新的背景和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将会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并对全球产业分工及贸易格局产生影响。我国面临发达国家转移部分资金密集、技术含量高的制造业的新机遇。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一些历史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工业化进程将会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东某些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仍会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既对我国构成了竞争压力，又为我国扩大外部市场空间创造了条件。
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将增加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这既是军事斗争的结果，更是经济发展竞争的结果。如果说21世纪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经济格局开始的。如果全球经济大国之间实力差距日趋缩小，美国若要继续主导全球政治格局将越来越困难。按照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随后必将迟早引发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时代到来以后，世界大国间相互自杀式的战争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经济战”为主，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能源资源、区域组织等领域广泛开展竞争。未来全球地缘冲突可能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分析
从国内条件看，“十二五”时期是我国“促改革、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压力将有可能持续加大。
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内需面临一系列体制性制约
“十二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时期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时期，巨大的需求潜力能够为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庞大的需求潜力分阶段释放，从而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更长时间。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财税体制、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工业化升级和城镇化潜力的释放还面临诸多障碍。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引擎转换的重要转折点
“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内外需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外贸增长将稳步趋缓，相应地内贸比重将稳步上升。我国的对外贸易地区结构中，北美的地位将下降，周边陆上邻国和各大洲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将提升。内贸结构方面，随着国内各大经济区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加深，国内区域间的贸易将日益活跃。
居民消费结构将继续较快升级，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
预计“十二五”期间以住、行改善为主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活动会继续较快推进，消费需求会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年均增长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亿平方米左右，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亿平方米左右。预计家庭轿车保有量年均增长25%（2003～2008年为51%），2015年全国私人轿车保有量将达到5139万辆左右，较2008年（1938万辆）增加1.65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2%左右（不包含价格因素）。
区域发展格局日益合理，区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确，区域发展差异逐步缩小
“十二五”时期，中部地区将成为崛起最快的区域，占全国的GDP比重将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开发区将由18.3%上升至19%，东北振兴区将由8.5%上升至9%，东部沿海地区将由53.8%下降至50%，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将明显提高。国内各大经济区之间分工日益专业化和细化，区域功能定位日益凸显，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制造业基地转移的过程中将迎来高速成长期。
人力资源新优势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将逐步显现
未来几十年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状态。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6亿人和14.5亿人。预计2015～2016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10.1亿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群体队伍预计将不断壮大。此外人口老龄化将加快到来，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高达1.69亿，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1.9%。
生态环境状况局部改善，但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进一步增强
“十一五”以来，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治理和保护的力度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明显改善。但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控制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任务依然艰巨。与此同时，近年来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呈现增多趋势，造成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十二五”期间工业化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的形势，将使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经济体制具有独特优势，但深层体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务更为迫切，难度也更大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既独具特色和优势、又符合市场经济通行规则的经济体制，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弊端的深层次原因集中于体制与机制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各方面。
一、我国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1．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统计，目前，全国建立了十几万个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包括的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专业协会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数专业协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专业协会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专业协会每年向社员收取一定数量的会费，以提供技术、信息、运销服务为主。大多数专业协会不直接为社员销售产品，没有销售收入。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管理比较规范，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合作社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10％。股份合作社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由企业、农技推广单位、基层供销社等出资作为股东，再吸收少量的农民社员组建成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多数有自己的企业，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股份合作社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5％。
但总体来看，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成长相当缓慢，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目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着许多严重阻碍合作经济发展的因素。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工商登记中尚未取得单独的法人地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环境下运作。粮、棉等大宗农产品长期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这就排除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法涉足这些产品购销的可能。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二是没有形成社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内部人控制合作社运作，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三是政府干预较多，许多合作社经营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
2．把供销社等服务组织改造为农民合作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合作社创立之初，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强化，供销合作社变成了国有商业的组成部分，合作经济的实质不复存在。从实际情况看，过去10几年期间尽管供销社在探索“民办”体制方面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历史包袱太重、人员过多、管理不善、机制不活等各个方面的原因，供销社无法参与市场竞争，经营萎缩，亏损严重，在农村流通领域的主渠道作用已基本丧失。目前，相当一部分基层供销社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丧失为农民服务的能力。目前，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组织。
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存在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农村信用合作社全体社员对他们出资组建的信用合作社只有名义上的产权归属关系，而实际上的产权关系是模糊的，事实上是由国家控制的。原先国家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定性是农民自己入股，为农民服务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实际上，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合作金融组织。
3．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对农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统一在一起的，农民既丧失了私人财产权，也丧失了独立经营权。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就其内容来讲，主要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由原来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方式，逐步改革为以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是传统集体经济体制在农村改革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农村改革以来，由于农户具有了积累的功能，虽然集体土地所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农民逐渐在集体的公地上不断地积累起私有的财产，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个模糊不清、难以界定的东西。相当一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已逐步退化为主要承担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的组织，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往往只具备对社区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而明显缺乏对农户提供服务的功能。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改造为企业化的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总体上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积累功能弱化、封闭性强、合作属性较弱以及很难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等一系列问题。
4．我国农产品行业协会几乎是空白，在体制上没有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和团体。仅有的几个行业协会都靠政府“输血”，业务范围往往仅是引入新的品种，指导生产，几乎不涉足流通领域。建立农民协会的设想虽然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二、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思路
1．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自愿、自治和民主管理是合作社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坚持农民入社、退社自由，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坚持对社员以服务为宗旨。
发展合作经济，没有必要简单重复传统的合作社原则。传统的合作社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环境。例如，资本报酬有限原则，使农民不愿意向合作社投资，导致合作社资金来源的困难。又如，一人一票原则，使少数有效率的大农场在合作社中处于屈从大多数小农场的地位，导致合作社决策不合理，风险承担不平等。在一些国家，合作社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国家的补贴和保护。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部在定义农民合作社时，使用的四个主要标准是：1合作社必须是由使用者拥有的组织；2合作社在决策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年股份分红一般不应超过8％；3与非成员的业务不能超过与合作社成员的业务量；4合作社应按惠顾额向成员返还利润。为了适应与私人公司进行竞争的需要，一些合作社开始逐渐突破这些规定。例如，美国最大的合作社农地产业1990年前实行一人一票制，其1400个基层合作社每个只有一票权。为了吸引基层合作社更多地参与到农地产业的经营中来，从1990年开始取消了“一人一票”制，开始根据每个合作社的惠顾额来确定每个合作社的投票份额。由于近10年来美国农场和合作社的数目在逐渐减少。规模却不断扩大，为了拓展业务范围，合作社与非成员的业务在稳步扩大。农地产业目前与其成员的业务占2／3，而与非成员的业务占到了1／3。总的来看，传统的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社，适应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压力，正在转向开放型的经营服务为主，甚至逐步走向企业化、股份化。
2．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重点。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代表了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从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看，可以是供销社吸收农户入股，兴办专业合作社；可以是农民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可以是一些协会、研究会吸收农民入股发展成合作社；也可以是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版权所有
探索和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行业协会和社会性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对所属成员实行自律，政府也可以授予协会某些管理权，如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行业准入管理、市场价格协调与管理、行业损害调查和纠纷处理等。
事实证明，试图把供销社在整体上改造为合作组织的政策目标是难以实现的。有条件的供销社可以改造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大多数供销社及其所属的企业，在进行产权关系界定之后，将其设定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可能更为恰当。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面临着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在信用社改革中，不应再过多地强调其合作制的性质，而应该从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的选择组织形式。
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性变化的选择。当前，我国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大体要经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即生存型社会阶段和发展型社会阶段。从经济发展水平看，2007年，我国人均GDP就达到2456美元，超过1000美元；从消费结构看，2007年，我国恩格尔系数城市和农村合在一起为40％左右，超过恩格尔系数低于50％的标准；从产业结构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一产业的比重已下降到9％，已低于国际上第一产业不过10％(亚洲国家为15％)的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分界线；从就业结构看，2007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40.8％，低于50％；从城镇化率看，2007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44.94％，超过40％。从这些指标看，我国确实已经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新阶段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发展的主题。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发展型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性、迫切性全面增强。当前，我国社会面临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都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第一，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以低成本维持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解决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从表面看，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人力资源的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用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第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使得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体现了发展型社会的规律性，就是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迫切需要追求自我发展，追求与自我发展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
新阶段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改革开放。近年来，从总体上说，我们对阶段的变化、形势的变化是有所察觉的。2003年SARS危机中，中央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改革攻坚。但从实践的层面来看，我们的认识还远不适应变化的新情况。例如：我们对阶段的变化有所估计，但估计不足；政策有所调整，但调整不及时。当前，经济社会产生的各方面矛盾和问题，重要的在于近些年的改革开放相对滞后于发展阶段的变化。一是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红利在递减。比如1994年在广东开始启动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这个制度改革的红利应该说递减的差不多了。新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以资源价格改革为重点的制度安排没能抓住机遇，错失良机，这是造成今天经济生活突出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改革滞后于社会转型。虽然在2003年SARS危机后，中央一再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但同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近几年有一定进展，但仍然严重不到位。另外，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远不适应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需求。三是改革发展理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我们高度重视创造经济总量，却有所忽视创造国内需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
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新阶段发展的要求，应当由以经济领域为重点的改革转向全面改革。
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深化市场化改革，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以丰富和创新文化为目标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实行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近几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治理结构中的一些矛盾凸显，这些都对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改善公共治理的关键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实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此，应当加快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台机制。同时，要强化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适应全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在确保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使公共政策能够始终代表和体现公平正义，还应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监督体制，严格规范行政立法程序。
在新阶段全面改革当中，全面调整利益关系成为重大任务。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逐步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是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利益博弈不仅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甚至扩展到政治领域。新阶段的全面改革不仅涉及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还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协调。因此，改革调整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
在推进全面改革中调整利益关系，一方面要加快市场化改革，同时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会监管机制的建立，为调整重大利益关系提供政治保障。
新阶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复杂、更深刻，既需要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也需要“阶段的突破”。由此，才能实现改革攻坚的目标。
当前，我国利益关系的深刻性、复杂性对统筹协调机制的需求十分迫切。客观地分析，某些改革的不到位、“走形变样”，在很大程度上与改革统筹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当前改革的现实需求直接相关。在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与全面利益关系调整相适应，建立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超脱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改革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的想象力；贫困治理；多重视角；政策自觉
〔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112-06
伴随着我国贫困治理总体形势的变化，中国的扶贫开发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新阶段”的基本内涵。首先，从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来看，经过二十余年的贫困治理实践，我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大幅缩减。参照国家农村扶贫标准，我国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从2000年的9422万人，下降为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更是下降到2.8%。〔1〕然而，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绝对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有了大幅度的缩减，但如此重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实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总体形势，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发展，新千年，中央政府出台的一揽子惠农政策的颁布更是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强劲支持。然而，步入新阶段，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继续为贫困问题的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撑，贫困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迫切需要创新。其次，绝对贫困人口的分布特征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趋势，新阶段，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连片特困地区”。据统计，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农民人均纯收入267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600个县中，有521个在片区内，占86.8%。〔2〕所谓“连片特困地区”，不仅是指这些地区贫困的范围广、程度深、扶贫开发工作难度巨大，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转换，既往的减贫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此类地区的贫困治理事业，迫切需要完成理论视角的转换。同时，“连片特困地区”多具有自然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文化多元性并存的特征，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同质化”贫困治理方案，不仅难以实现减贫的目标，反而会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社会风险和文化风险。最后，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为“连片特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此类地区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生态、文化等多方面的约束。中国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性倾斜，新阶段国家财政能力大幅增强，在“连片特困地区”减贫与发展的国家投入能力也将获得相应的提升。然而，也需要看到，“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减贫与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此外，随着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明确，和生态治理目标的提出，此类地区的发展道路面临着诸多的现实约束。
可见，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主战场的转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命题。破题新阶段扶贫开发事业的关键，在于“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的理论创新。鉴于此，本文聚焦于“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从认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的特殊性入手，分析既往扶贫开发模式的基本成就和局限，从新发展主义的理论视角，尝试阐述新阶段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连片特困地区”贫困治理政策创新的问题。
一、迈向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治理
无论是对于政府还是知识界而言，“连片特困地区”均属于较新的概念。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于“连片特困地区”概念的理论界定。这种状况，很大的原因在于“连片特困地区”自身的复杂性。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连片特困地区”散布于我国广大的地理版图之内，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所谓“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是一个集合名词，具有较高的抽象层次，很难具体到对每一个地区特征的描述。当然，这一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些地区的某些共性问题。例如，这些地区均是贫困范围广、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工作难度巨大的区域；同时，这些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和生态高度脆弱的地区，既往的贫困治理模式，在这些地区很难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