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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088-05
近十年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重点和热点之一，这一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但依然有深入探索的学术空间，例如，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性及其整体结构上，对这一重要学术命题发表一些见解，以求抛砖引玉。
一、“被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为
“自觉现代”的文学 学界有一种共识，即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关系特别密切，中国现代社会确认的现代文明，便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又是现代化的成果。现代化是指对传统社会的根本变革，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以及相应的文化变革，以变革确立了围绕中心的统一、秩序、规范的理性价值体系。现代化是社会学概念，作为现代化本质的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性的概念，它指一种不同于古典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看法，欧洲的现代性发生于中世纪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旧有世界观的崩溃，是一个M.韦伯所谓“理性化”的过程――以天赋而自足的理性为普遍依据和价值准则。
现代性在世界的传播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统一世界史，这是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非西方，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迷信，理性/愚昧。西方向贫穷、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输入的现代性，除了能够促使这些国家进行社会变革和文明进化，也使这些国家被归入了西方世界全球称霸的统一世界史进程中，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不得不承受欺凌和屈辱的“被现代”的历史。
尽管与现代文明相关联的现代性，是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所必需的，但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使得中国在引入西方现代文明或曰现代性的时候，又努力坚持本民族的独立性，在抗拒为奴的现代性诉求中，既坚持走向世界，又抗拒西方视野的话语霸权。现代性的存在是与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的存在性质紧密关联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存在既是客观的，又是复杂的、矛盾的，正如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一样，具有悖谬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体系密切相关。作为五四延伸的五四文学革命，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启蒙理性的张扬，对个性解放的倡导以及激进的反传统态度，都是西方现代性精神在中国文学语境中的具体实践。
中国近现代社会“被现代性”的文明进程中，中国人始终在承受着中心失落和民族日趋衰败的剧痛，救亡与复兴是中国现代社会引入和发展现代性的宗旨所在。赢得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独立，使民族重新崛起，便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要，也是有理想追求的知识分子深藏于内心的爱国爱民的情结。重造民族性，重建民族辉煌，重新编织民族美好的梦想，促使中国现代社会将西化的“被现代性”转变为自觉的本土现代性。于是，在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有的作家高张科学理性的旗帜，以文学创作实现救亡和启蒙的社会变革宗旨，以理性的精神理想重造民族强盛的梦想，例如文学研究会作家、左翼作家等；有的作家是以纯粹的西方现代性人文理念，在自我的心灵世界，构想生命的自由、尊严、本色、超然、洒脱，在文学情境中表现美的独立、自足、理想色调，如前期创造社作家、巴金、九叶派诗人等；有的作家怀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古朴和诗意美，在中西文化和审美意境的对照中，重塑美善的中国民族性，例如，京派作家，其中沈从文小说的情境多为原始状态的自然纯朴的人生，其作品中没有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人们依照生命的自然本性，呈现出坦然、自在、自由、自主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表明沈从文观照现代性的特别视角；还有的作家则在现代文明浸染下的城市风情中，体验和感受市井文化的现代韵味，例如作家老舍，他的小说通过描绘旧中国儿女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在京味民俗文化的内蕴中体会现代性在中国世俗生活中存在的价值意义；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是对现代都市欲望风情的直觉呈现，将人的潜意识中的情念，迷离恍惚地体验着，作品具有明显的颓废倾向。
个人主体性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社会变革，都应属于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叛逆性的先锋姿态，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语境的形成和嬗变中，长期存在着，陈思和提出：“现代主流文化一旦形成，仍然会不断遭遇新的叛逆，这种叛逆性不是来自传统的保守立场，而是来自更激进，同时也是边缘化的先锋立场；不是来自某种集团势力的反对，而是更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立行的反叛。”[1]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体性，其文学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个人主义文学书写。个人主体自由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并未形成独立的语式，它时常顺应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和复兴的宏大叙事模式，个人主体性的反思、叛逆、批判性都融入到了民族的救亡和振兴中，以及探寻广大民众生命完善途径的宏大叙事中。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的存在受到明显抑制，现代性的影响越来越衰弱，但是，现代性依然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生存、发展、变化着。一方面，现代性更加本土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性精神已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的深层意识中。
总而言之，由“被现代”发展为“自觉现代”，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本土化特征
1895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颠覆了物种不变论和神创论，明确提出了遗传与变异，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等进化论观点，19世纪末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和科技、经济的发达，让中国人的天朝帝国心态彻底丧失，痛苦地承受着中国落后、保守的事实，进化论观点才让中国人真正明白中国落后的根源，那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僵化和保守，实际上，天要变，道更要变，唯有不断变革和发展，中国才能不落后，才能救亡和复兴，进化论还使中国人获得了复兴的信心和激情，达尔文进化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宇宙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直观的、最单纯的认识，这也形成了中国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由改变了对传统的迷信，进而发展为要改变传统以实现社会变革，进而要彻底反叛传统实现现代性的文明进化，因此，“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确立的最朴素、最基本形态的现代性价值观，“发展”也便成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确立的价值依据。
引荐西方现代性是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依照西方现代性模式造出一个完全西化的中国现代性，即使倡导唯新是举和全面西化的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的有识之士，依然是根据中国民族危机的症结所在，确立现代性启蒙的宗旨，而且是依据中国历史积淀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性，确定中国文明进化（即现代性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强调了启蒙现代性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他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他提出，技术等物质层面会在日渐增长的过程中给人的精神带来压迫，形成困境，于是，便产生了反资产阶级的另一种现代性，也就是：“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态度。”[2]（P48）这另一种现代性便是“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与反省、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二者共生共存，且各呈完整体系，这是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特色。中国语境现代性的发生和嬗变，则表现为全面的启蒙现代性和残缺的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更广泛和深入地在中国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力，这是中国本土特色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中国本土现代性还有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体性向广大社会民众的普遍社会性的转化。
五四前后，新文化界和新文学阵营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普遍具有偏激的意识，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因为彻底认识到传统文化的腐朽和落后，便要极力摒弃之，为了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就需要如鲁迅所言“别求新声于异邦”，异邦的新声最先进，也是最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病根的，自然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于是，西方现代性文化便以其纯正的、完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果促使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转型只是具有了雏形。
西方现代性的理性启蒙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其标志是自觉为人的自由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个人主体性的完全确立。中国现代性语境确立的人的个性价值，则是指向社会人生价值的个体生命欲求的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和国民精神的救赎为宗旨的，在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性强调的个人主体自由的生命欲望被压抑了。于是，推崇个人生命的独立、尊严、自由创造性的话语形式，便具有了某种先锋姿态。具有先锋姿态的作家受到的西方先锋性思潮的影响，常不是来自于先锋理论中，而是受到尼采等西方文化哲人的“超人”意识和歌德等人的“狂飙情调”以及惠特曼等人的“狂野”自由意志的感染。
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先锋姿态的文学观和创作倾向，有特别的存在形式，例如表现出主观浪漫和唯美主义艺术风情的创造社前期的文艺理想和创作实践，这些作家将个人的生命自由视作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原动力，他们推崇的生命独立尊严、个人灵魂的天才创造力以及艺术审美的纯正，都呈现出现代性的先锋姿态。在中国现代社会救亡压倒一切的主流话语中，启蒙服从救亡，人的解放是以社会整体的文明化为根据的，此种社会生态环境下，审美现代性坚持的纯粹个人的主体自由，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话语的先锋姿态的话语形态，这种文学倾向在新诗创作方面表现得更明显。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以及一批围绕于“现代”杂志的诗人，都具有现代主义的先锋性创作倾向。到了40年代，则有“九叶诗派”的主观审美理想的创作，这些具有审美现代性的诗歌艺术，具有主观玄想、心灵象征、创作意识自由的先锋特色。
中国现代性语境中，审美现代性没有获得足够的自由生长空间，主要原因是其与中国现实社会的生存环境不协调，审美现代性只能以别样风情展现着先锋姿态。作为西方审美现代性根基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自律观，反思和批判现代化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中国现代社会，个人主体绝对自由的西方式的审美现代性被挤压到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特殊人群中，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30年代的海派文学家，他们的艺术话语是残缺的和扭曲变形的，超强的社会功利性挤压了中国现代社会中作家的审美心理追求，作家普遍具有对审美现代性避而远之的心理倾向，提倡纯粹审美的追求，则使一些作家有忘却世间苦难和民族危亡的负罪感，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中国作家对审美现代性的背离更是普遍的现象，特别是抗战初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尤其突出了救亡图存的社会功利理性。这时期某些偏离社会功利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先锋姿态的文学家，他们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精神的审美理论，如周作人提倡“独立”的艺术美，朱光潜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梁实秋提倡基于普遍人性的审美观，梁宗岱提倡“纯诗”，此外，某些海派文艺如“新感觉派”一味沉湎直觉心理体验的写作实践。这些先锋作家的创作倾向多元化地表现了主观个性特色，某些创作具有人道主义人生价值确认，还有的则是对艺术女神的痴迷，以及在纯粹自我的心理感受中追寻奇异的审美情境。
总而言之，形成本土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又一本质特征，这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特殊性和变异性。
三、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多元化语式
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存在着多元化的话语形态，也体现着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属性。五四时期，从事现代和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真诚地从事现代性思想启蒙，却成效甚少，黑暗和专制的社会生态环境以及愚昧、麻木、奴性的国民病态心理素质，使从事现代性启蒙的知识分子的主体理性承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个人主体性的精神追求――对民主和自由的推崇，促使他们以现代性人文理念启发和唤醒民众，让他们摆脱“为奴”的心理状态，知识分子想象着凭文化及文学之力拯救国家，救赎国民精神，然而这却被证明是乌托邦式的精神幻想。20世纪30年代，作为文化精英特别是新文学家的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社会贫富差距更巨大的社会现实，强烈感受着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艰难生活处境和非人道的惨状，形成了将个人主体理性融入社会道德中的心理愿望，此外，五四时期产生的主体精神迷失，也促使他们寻求别样的救赎国民精神和拯救国家衰落的动力源，特别是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使得一些原先痴迷文学艺术精神救赎力量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理想的崇高而实际力量的微弱，例如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在1924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3]（P12）郭沫若则干脆表示与艺术的决裂：“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4]（P312）当知识分子认识到了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黑暗、贫穷、混乱社会状况的实际作用时，他们便又身处精神的迷惘中，宣扬大众文艺创作时，他们发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动力在于社会中最广泛的底层民众，此时民众的觉醒在于自身，民众的优良品质也在于自身，五四时期高居于民众之上的启蒙者，如今成了需要迎合大众的“大众化者”，他们的个人主体性迷失于社会最广大群体的阶级意识中。
“五四”时期的“救亡”/“启蒙”的双重思想正是现代性的“个人主体”/“民族国家”观念的表征。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体的生命是自由的，但却不是个人意识的完全独立和放纵。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的本土特征及其多元化语式，既体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学及对现代性的双重反思和批判，还体现为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五四时期，中西方社会鲜明的强烈的对比，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这不仅体现在社会存在方面，还体现为国民的心理倾向，于是，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便成为中国开始全面现代性变革的激越姿态，这种偏激意识的变体是唯新是举，这是在进化论社会生态背景下的现代性领悟，由维新是举进一步发展为全盘西化。但是，中国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文学领域，却没有真正认同和实践西方式的现代性人文理念，当时社会采取单一的直线式思维方式，将传统的腐败看成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摒弃，对西方现代文明又完全推崇，结果造成“传统”与“现代”、“旧”与“新”的对立，所谓“新旧主义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至不能相入也。”“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能排除登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5]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后期，现代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淡化了原先的激情，也逐渐认识到观念的偏激，更何况他们以理想主义的偏激态度倡导的现代新文化和新文学，在当时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存在，却如浮萍和轻烟一样浮泛，社会的黑暗、腐败，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势力强大，也促使新文化界人士和新文学家反思现代性在中国生存的途径和方式，同时反思现代性之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于是，便有了针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本土现代性的探寻。至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地域性书写，其存在的原因正如学者妥建清所言：“不同于西方现代性注重时间的进步意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出空间性特点。此种空间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地域性方面。”[6]
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存在于诸多结构性矛盾关系中，最核心的矛盾是“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对“现代”的“文明进化”的理性价值追求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状况，长期存在于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造，始终面对着中国传统秩序和观念的强大阻碍，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启蒙和救赎的功效便陷入这种困境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化和海派文学的存在境况即是如此，对此，陈思和分析道：“当时大部分中国还处于古老秩序下的超稳定结构中，新型的经济城市所形成的海派文化与处于缓慢变革中的古老中国的整体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特定意义下的一种紧张关系，我把这种关系称之为叛逆性。”[1]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海派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海派文学，表露出全然的西方现代性面孔，在艺术形态上呈现令人难以亲近的变态和奇异的特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构成因素存在着复杂多样性，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对强盛的西方及其现代性充满了奇异幻想，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态势中，价值取向决然地倾向于现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都市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地，发达的商业和冷酷的机器工业，以其疯狂力量扭曲了人性，现代社会的畸形、病态发展，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到痛心和迷惑，于是，传统的温情又逐渐复活。京派作家大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们的性情也多为温文尔雅的传统士绅情调，然而，他们之中又大都有留洋经历，对西方现代文化颇为熟识，于是便有了在文化品性方面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包容并蓄。显然，在中国现代性文学语境中，“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对立中有交织，侧重一方面兼顾他者，周作人和沈从文就更偏重中国民族性的审美情境，京派作家是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重诂和重建中国的民族文化品性。
此外，“被现代性”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也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必然抉择，这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语境的显和隐两种形态的二元对立，很明显，为了彻底告别腐朽、保守僵死的封建传统，中国现代社会选择了西方的现代性，而且在五四时期采取了唯新是举和全盘西化的极端立场，便形成了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性的二元对立，这也正是现代性本身的特征。在潜隐层面，中国被迫接受的现代性，其异质文化特征，在中国本土的环境中，不断被改造，这就造成了西式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的持久对立，最终形成中国本土化的现代性及其多元化语式。
总而言之，存在多元化语式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本质特征，这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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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ANG J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现代大众传媒对现代文学的强势介入要通过大众传媒的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来。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国民的启蒙性上，无论是新文学的文化启蒙还是市民文学的道德启蒙，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社会批评和国民教育的价值观念。文学创作是启蒙国民的启蒙书，作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学的文学观念与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是一致的。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思维是眼前的现实社会，这与大众传媒记载实施、传播信息的核心一脉相承，这也就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写实性、新闻性的问题特色。作家们的思维可能完全是将文学创作看作是大众传媒，其创作思维都带有明显的借鉴大众传媒的痕迹。中国现代文学以其平民性为重要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平民生活的描写和白话文体的运用。平民性为大众传媒的生存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2、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传播形式的影响。
文学创作早已形成产业，既然如此，就必然与作家产生契约关系。于是，专门以创作文学为生的职业作家应运而生。职业作家的出现对无疑对文学创作传播方式构成了深远影响，现代传媒代表着相对独立的公共舆论，它给作家们相对独立的人格空间。在传媒手段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作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尽情表达态度。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们能够从各自的文化立场和做人的标准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评，没有相对独立的现代大众传媒根本不可能。现代职业作家把文学创作当作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就必然让创作适应于市场的需求，其中所产生的强烈的创作动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市场的逼迫下，作家们为了能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拼命提高个人写作的质量，以求让自己的文学作品占据更大的同行市场，市场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另外，职业作家作为自由写作者，有着较为独立的思想个性和文学表达方式，但又离不开大众媒体的存在，大众媒体所形成的风格又反过来制约着它周围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大众传媒有如此重要之地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对其重视程度也是相当的，没有它，作品就无法传播，何以谈起创造经济效益。
3、现代大众传媒对文学创作的表现形态的影响。
大众传媒给现代文学增添了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新闻化了的文学变体。如通讯报告、杂文和报告文学都是典型的社会新闻的文学化文体。除此之外，书评、影评等也成了现代文学散文门类新的品种。这些新文体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一起诞生，一些作家以其优秀的作品为这些新文体增添了更多的文学因素，当作家们要借助大众媒体表现自己的文学作品时，就必然要对大众传媒的一些形式进行文学化的变革。
关键词：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育；作用
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要求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审美需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简单，充满趣味和故事性。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有着天然的联系，儿童文学的读者对象和接受小学语文教学的学生属于同一人群，儿童文学中所包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与语文教育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的语文素养能否得到提高，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学习效果的强弱。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应该成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
1.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小学语文主要以趣味性和教育性为主旨。儿童文学将深奥难懂的道理以故事的形式讲述，不但能提高学生课堂积极性，同时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有大幅度提高。小学语文教育中很少涉及到大篇幅的古诗词，故事占有很大比例，通常将动物拟人化描写，在接收爱启蒙教育时教会孩子父爱、母爱、感恩、廉耻等做人道理。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是主要的文体传授形式。未来语文教材改版也是以优化儿童文学为主体方向。教师在传授知识中，经常会出现儿童难理解的部分，会通过引用故事的形式进行讲解。小学生活泼好动，课堂中很难集中注意力，组织课堂纪律需要浪费很多时间，一些与课文关联的小故事会增强课堂的生动性，吸引学生注意力集中。这两种形式的小故事都属于儿童文学。
2.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课外阅读
小学是一个重要的启蒙阶段，老师为了帮助学生成长，会推荐一些优秀的课外读物。读物中很大一部分是巩固课堂知识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不单涉及人生道理生活哲学，还有大量的生活常识，在学习过程中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电子产品发展迅速，各类游戏机使儿童成瘾，很多学习任务也可以通过电脑完成，多数孩子会出现提笔忘字的情况。为避免这一问题加深，家长应提早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完成家庭作业后可以规定一段阅读时间，选择趣味性强的儿童文学进行翻阅，不要过早的强迫孩子背诵绕口难懂的古典文学，使孩子出现抵触心理。可以通过阅读寓言故事引导孩子对古诗籍的热爱。科学发明类的文章可启发孩子的求真精神，培养自主思考的能力。
二、儿童文学在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1.教师缺乏儿童文学知识的学习
小学语文教师是小学生的启蒙老师，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可以影响学生的整个求学过程。许多教师在教学上有很多丰富的教学经验。随着新课标的改革，很多教师缺乏儿童文学知识的掌握。在对某地区的589名教师进行儿童文学知识的考查中，据了解，其中有52.6%的教师对儿童文学知识掌握不牢固，其中包括具有本科学历的小学语文教师。
2.儿童文学课堂缺乏灵活性
目前的小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师一般只注重语文知识方面的学习，很难抓住儿童文学的特点来给小学生讲课，致使在日常教学中，课堂教学气氛紧张，教学死板，不能提高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要问题有两个。①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没有抓住儿童文学的美学特征讲课。儿童文学和最大的区别在于儿童文学有着独特的儿童情趣与审美特征。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抓住儿童文学的审美特征讲课，才是给小学生上好儿童文学课的关键所在。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因没有学习过儿童文学的系统知识，而缺乏儿童文学素养。在讲课过程中，把本应活跃的课堂气氛，代之以生硬死板的教学模式。②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课时抓不住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由于一些小学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学素养比较低，儿童文学知识匮乏，对儿童文学问题不能很好地区分、辨认，对不同问题的儿童文学作品，采用同样的教学方法进行讲解，不能突出儿童文学的文体特征，特别是对于文体特征比较相近的儿童文学作品，文体区分不清。寓言和童话这两种文体分不清楚，例如，对《小马过河》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文体上分不清楚是寓言还是童话故事。
三、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中的教学对策
对于儿童文学知识的教学，教师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儿童文学素养，另一方面，小学语文教师要培养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基于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现状，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一问题，积极组织教师通过专业的在职培训，来增加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
1.儿童文学知识和教学相结合
对于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知识培训，应该以知识的应用培训为主，不能以儿童文学知识的研究为主，培养的重点应该是儿童文学的理论知识，把理论知识融入到课堂的讲课当中来，以提升小学语文教师的语文教学质量。
2.关注当下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
摘 要：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40年代的通俗长篇小说，受近代启蒙思潮和“新文学”语境的影响，在创作上更加追求雅化。因此,通俗小说从“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的转变便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通俗小说;俗雅;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3-0000-01
谈到文学史，我们马上反应到的一定是那些所谓“严、雅、纯”的作家、作品为代表的纯文学。一直以来，通俗小说就像文学史这个伟大母亲的私生子一样游离于文学的边缘而不受重视甚至饱受轻视、蔑视。但我们决不能就此就将通俗小说排挤出文学史这个大家庭中。而且，更不容被我们忽视的是，随着文学和时代的发展，从清末民初至20~40年代，通俗小说实现了由 “俗中有雅”到“雅俗融合”的转变。
一、俗中有雅的清末民初
在古代，“雅俗不仅指一种趣味，更指一种形式。经史诗文是士大夫文人表达经国理想、修养趣味的最佳文体，属于高雅形式；而小说、戏剧，不过是平民百姓娱乐的消遣品，流行于市井民间，是鄙俗的文学”。①在这种文体观和选择标准支配下，直到晚清，小说仍然难登士大夫们把持的文学的大雅之堂，更不要说成为经典了。然而，1902年前后，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小说这一原本最通俗的文学样式，在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影响下，被推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高座。遗憾的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的本意是欲保持小说的俗之形式，又让它承载雅之内容――向大众灌输新思想的启蒙内容，使之成为新的“经典”，结果这一初衷并没有实现。但是，“小说界革命”者所倡导的欲使小说成为“启民智”的工具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对近代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固然与传统通俗小说一样，追求作品的故事性、娱乐性、消遣性，其中不乏大量的思想内容浅薄无聊之作。但是，许多作者有了借小说“警世”、“喻世”、“醒世”的意识。此外，他们特别注重形式的通俗易懂。那些优秀的通俗小说，其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并不逊色于许多雅文学。创办《游戏报》和《绣像小说》的李伯元虽以“游戏”为标榜，但他说自己是“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②创办《月月小说》的吴趼人虽一再强调“趣味说”，但他认为：“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③即使是后来成为新文学主将们主要攻击对象的《礼拜六》杂志，办刊者尽管强调“休闲”，但是仍将读小说与“买笑觅醉顾曲”相区别。
二、雅俗融合的20~40年代
就在清末民初的长篇通俗小说方兴未艾之际，1917年爆发的“文学革命”和随后的“五四”，宣告了通俗文学一统天下时代的结束，以启蒙与审美为标志的新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潮。作为由知识精英组成、主张“借鉴革新”的新文学阵营，从一开始就对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在新文学批判面前，通俗文学作家和作品黯然失色，无力招架，由文学中心滑向边缘。
具体来说，通俗小说“雅俗融合”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小说题材的变化与拓展。20~40年代的长篇通俗小说，仍然以社会、言情、武侠题材为主，但都被注入了新的因子，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小说从谴责、黑幕逐步走向30年代堪与精英作家创作的“乡土文学”媲美却风格殊异的“都市乡土小说”，其代表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到了40年代，随着新的市民阶层逐渐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社会题材的通俗小说有了进一步拓展，出现了超越雅俗、中西融合的“新市民小说”。其代表如徐讦的《风萧萧》和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二)小说思想情感的现代化。拿社会风俗小说来说，“古代小说写民间民俗大多属于‘静定型’的，至少变化是很小的；而现代欧风美雨东袭后的社会小说的民间民俗是‘流变型’的，是中西合璧的‘杂交型’的。④早期的言情小说，虽然还披着狭邪小说的外衣，但已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如《人间地狱》，作者眼中看到的高等妓院就是“人间地狱”，作品中的人物对那些变相地狱中的女子发生了真感情，但又时时感到自己无力振拨她们。即使是武侠小说，也超越了传统的单纯对“侠义”精神的颂扬，注入了许多现代的思想元素；(三)雅俗交融的审美风格。通俗小说的特征和优势就是“俗”，而不是雅化和纯文学化。但是，新文学审美风格的影响、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与提高，又促使那些与时俱进的通俗小说作家，在艺术手法和风格上，努力从新文学中汲取营养，使自己的创作做到“雅俗相融”。如以创作《山东响马传》闻世的姚民哀创造的“连环格别裁小说”的独特长篇结构，顾道明《荒江女侠》的语言的新文艺腔，严独鹤《人海梦》的写实主义与传奇手法的完美融合……这些作品无不标志着在新文学语境下写作的通俗小说的审美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以启蒙、救亡为己任的新文学正在走向通俗化、大众化，特别是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创作道路，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发展方向。雅俗文学由相克似乎终于走向相生、相融。
三、通俗小说对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
通俗小说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存在，直至二十世纪末才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雅俗之辩、文野之分，缠绕了中国文学几千年，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阐述和文本的挑选，同样也影响着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阐述和文本的解读、评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虽然在一些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给予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一定的位置，但当人们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视野来阐释现当代作家作品时，通俗文学总是被遮蔽或被淡化。于是文学史在论述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时，总是以1916年爆发的和继后的文学革命为标志，总是以所谓“严、雅、纯”的作家、作品作为建构文学现代化的基本对象。即使是一提再提的“重写文学史”，文学史家也很少从文学现代化的视野来考察、阐述通俗文学。
那么，文学现代化在进程中为何选中了通俗小说？我认为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随着近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随着社会对文学消遣娱乐消费需要的增长，小说成为通俗文学的主要载体。通俗小说因为有着完整、丰富、生动、“好看”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更具有通俗性、可读性、趣味性，更能满足人们消遣娱乐的需要。与此同时，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发展、作家职业化等因素，又进一步刺激了通俗小说的生产。二是通俗小说具有比较完整的美学特性和文学性品格，这就使其之 “俗”不同于其他“俗文学”（如民间文学子系、曲艺文学子系和大众通俗文艺子系）之俗，而是俗中有雅、雅俗融合。所以，《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既被视为通俗小说，又被视为经典名著。
21世纪，网络文学正在崛起，通俗小说创作正在不断地更新美学内涵和变换创作模式来保持其活力，其作品更是因为具有雅俗融合的特征而始终能够长盛不衰。
注释
① 杨匡汉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上)，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75页。
②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就审美特质而言，自然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重大，它不但使得本民族文学最重要的道家自然精神资源延续了下来，而且使得特别富有文学性的酒神自然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放异彩，即使是女性自然精神和后自然精神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花园。
一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观念的起源
现代性的起源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欧。在笔者看来，现代性方案的根本理念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在线性时间观上建立起了一种持续进步的世界观念。马泰·卡林内斯库曾说：“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本文由收集整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的确，在人类历史初期的那种混沌式的时间观或者像古希腊那种循环的时间观中，现代性的概念都无法生成；而且，尤其得强调的是这种线性时间还被赋予了不断进步的确定方向与价值意味；第二，人的主体性观念的确立。有论者曾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人上升为主体，世界则沦为客体。”按照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分析，“主体性”主要有四个含义，即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为的自主和唯心哲学本身，而说到底就是对理性的充分强调；第三，世俗化方向的确定。这种世俗化自然是发生在超世秩序沦丧，以及现世秩序无限制的泛滥之中，现代社会的整体导向就是功利算计与本能欲望的盛行。
这种现代性方案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盛行了两百多年，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其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自身的分化中表现得很清楚，卡林内斯库曾指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两种现代性就开始冲突了，一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它相信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却从浪漫派的开端就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至自我流放等。当然，现代性更根本的危机恐怕还是它的意义危机，它通过对进步、人的理性以及世俗化的强调勾销了超越性的意义，从而为自身的虚无主义奠定了牢靠的基础。这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严正地思索现代性本身的界限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
中国现代文学对自然精神的选择就是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展开的。
首先，针对现代性对时间之维的无限制的强调，自然精神却强调了空间之维。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现代性这个概念只有在线性的不断进步地时间观上才有可能，其实，现代性在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都是无限制地从未来时间中征得精神资源。利奥塔就曾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对时间的强调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支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以及十七年文学等，其内在的叙事与抒情模式都是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的，时间上的未来是与光明、趋新、现代等联系在一起，而过去则常常是黑暗、陈旧、传统的代名词。在这种现代性叙事中，世界展示出来的是在线性时间上的单质的、单维的、趋新的世界。这体现出来的无疑是现代中国人高度的现代性焦虑，是对时间的崇拜意识。在这种现代性焦虑中，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把空间加以时间化。例如，五四时期受鲁迅影响的以王鲁彦、许钦文、蹇先艾等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在《菊英的出嫁》、《鼻涕阿二》、《水葬》等作品中，空间意识是没有自足价值的，这些空间所承载着的人与事全都得在时间维度上表明自己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的陈腐、落后相连的，是完全应该舍弃的。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作品之外展开了空间这一维度。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可能是周作人，他在《地方与文艺》、《旧梦》等文章中就曾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应该注意地方性、地方色彩等问题。此后，自然精神所支配的作家中，地域色彩几乎成了他们首要的标志。例如，废名之于湖北黄梅，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汪曾祺之于江苏高邮，莫言、张炜之于山东胶东半岛，张承志之于西北黄土高原等，这种地域色彩的呈现并不是简单的审美风貌问题，而是关涉到现代性语境中对空间的重视问题。例如，在废名的小说中，时间意识是极其淡化的，人物生活环境常常是古今莫辨，其间呈现出的时间往往是停滞的、亘古如一的、循环的、非进化的、非价值的。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中，同样强调的是空间、地域，而时间则是模糊不清的。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就更是如此，那个海边小村作为一个空间存在十分清晰，可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却茫昧不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等小说虽有明确的时间背景，但是作者通过倒叙、插叙等不同的叙述方式完全瓦解了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呈现出的还是被酒神式的生命美景充满了的空间场景。张承志笔下那些黄土高原上回教徒的生命图景更是彻底瓦解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此外如母神崇拜对广阔大地的强调、后女性自然精神对女性感性心理空间地强调、后自然精神对个体的肉身空间地强调，无不是在现代性的时间崇拜之外展示出了空间的重要性。
其次，在现代性语境中，就人的存在而言，自然精神特别地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乃至非理性存在之维，强调了人的肉体存在，人的自然性。就现代性而言，无论是对客观的外在自然的统治还是对内在自然的压抑，都是通过高度的理性化达成的，理性化成了现代性的又一根本标志。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标举的都是理性化旗帜，在它对人的现代塑造与想象中，理性之维乃是至关重要的。对人的理性存在之维地强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最明显特征之一。这种理性化倾向也使得启蒙理性、历史理性所支配的文学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在审美风貌、价值意向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同质化倾向，因为理性在设定价值时无疑是倾向于抽象的、同质的。
此外，现代性的总体倾向是世俗化，而世俗化说到底就是功利原则至上，在现代性的各个层面上。例如，科学理性对大自然的征服利用，社会制度的科层化与合理化，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与利润最大原则等，无不是被功利原则主宰着的。在现代性方案里的启蒙理性与历史理性之中，功利原则也是一个核心原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功利原则首先表现在相应的文学观中。例如，启蒙主义文学观很明确地把文学视为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现实工具之一，而历史理性支配的文学观则是强调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等的工具效果。落实到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价值观上，无论是启蒙理性还是历史理性最后都把现实功利的获得作为目的，这种现实功利可以包括民族国家的富强、物质财富的丰裕等。然而，自然精神却在这种世俗化、功利化原则之外张扬起另一种审美精神。道教自然精神不以功利的眼光打量世界，专注于悠然自在的自然感性生命形态。受道家自然精神影响的作家笔下的世界往往是自足自在的世界，它不需要经过理性或者精神的判别。自然精神支撑起的这种审美精神是现代性方案所推崇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真正对抗者。自然精神对审美精神地张扬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批判与补充，具有不可忽视的现代性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对现实世界的时间之维、对人的存在地理性之维的过分强调；对现代世界的世俗化、功利化原则过分推崇等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恶果。而针对这种欠缺，自然精神对现实世界的空间之维、人存在的感性乃至非理性之维、现代世界的审美精神等张扬的必然性与重要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吴贻弓在《社会科学报》2006年6月1日上以“现实主义依然是不可取代的”为题指出，中国电影应该坚定地走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电影是以照相摄影技术为基础的一门艺术，所以它不大可能像绘画、音乐、雕塑那样可以超现实。目前中国电影出现了某种偏离现实主义的倾向。电影首先是你叙述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是怎样叙述的；其次，中国电影传统的现实主义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对传统的道德标准的认知上，中国传统道德对真、善、美，假、丑、恶的认知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尽管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已经隐约出现了道德多元化的倾向，但是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由此中国电影现实主义民族特征也将是永恒的。中国电影应该把这样一些民族特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继承、关注和发展好，这才是根本。
当前不少理论严重脱离批评对象
余三定在2006年《艺术广角》上以“当前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为题指出，不少理论在文艺批评中是严重脱离批评对象的。过去，有些人尖锐批评一些作家的创作存在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等局限，他们不是深入地解剖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等对文艺创作的有害影响，而是首先推断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是错误的，然后只是简单地指出一部文艺作品存在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这个局限就满足了。显然，这种对文艺作品的批评既是很不够的，也是难以服人的。我们从哲学上批判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的错误本来是必要的，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文艺批评。因为错误的观念有时对文艺创作的影响是积极的。这就是文艺史上经常出现的化腐朽为神奇或点石成金的现象。如果文艺批评不是具体地指出一部文艺作品在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局限，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批评对象。而棍子批评往往就是这样滋生的。现在，这种棍子批评很少出现了。但是，在当前中国文艺批评中，人们引进的为数不少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却是严重脱离批评对象的。
[关键词]启蒙 批判性 主体性 乡土小说 “三画”
[中图分类号]1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3-0138-05
丁帆是一位在研究中倡导知识分子启蒙性的学者。《中国乡土小说史》既是一部体现出他学术水平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其启蒙立场得到张扬的一部流派史专著。虽然《中国乡土小说史》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如对20世纪末的乡土小说的研究与梳理还略显匆忙。似乎缺乏了应有的细致性，然而该书对“五四”以来中国乡土小说把握的恢宏气度以及论述的深度、广度却是同类专著所难以取代的。完成这样一部在时间上横跨近一个世纪。在内容上从肇始、发展到流变、转型以及与世界乡土小说关系等诸多方面都须梳理清楚的学术专著。不但要付出大量的努力，重要的是还要有一个能把所有的线索和文本都统帅、构合到一起的文学史观与价值标准。
一、批判与批判的立场
在一般的文学史专著。特别是教材中，对有资格人史的作家、作品。甚至文学思潮和现象，一般都是给予正面描述的。而对负面的东西尽量不提或点到为止。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所面对的难题是，如果继续沿着这个约定俗成的“肯定式”套路来写，无疑是保险、稳妥的，可这样一来与他对新文学史的认识与估价有着明显的落差。
假如说丁帆对整个新文学史的发展都是充满质疑的，可能会有些过于偏激，但他对某些历史时期中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心存芥蒂倒也是事实。譬如他认为，“‘十七年的文学批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的传声筒’”，其自身根本没有获得应有的独立性：而其后的“批评”更是以政治纲要为中心，批评家必须“按照‘纪要’的‘高大全’与‘三突出’，以及阶级斗争的原则行事，根本谈不上半点批评的自由”；新时期的文学批评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可很快又被“商品文化思潮所淹没，被消费文化思潮所消融”了。身为研究者，丁帆坚持要不就不说，要说就必须把话说明白的原则，这使他的观点一般都不会出现歧义。当代文学批评在其评价系统中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前两个历史时期更要全面否定。对批评界的不满，主要还是源于对整个文学环境、文学作品的不满。这一点从他对建国前的乡土小说的评价中也能明显地显示出来。
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由于有开启流派的意义，加之鲁迅的系列乡土小说也确实出手不凡，充分显示出乡土小说之父的大家风范，这令丁帆对整个肇始期的乡土小说都充满了敬佩之情。此外，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在田园牧歌中构筑“梦中桃源”的“京派小说”虽不在“启蒙的文学”之列，但是由于该派小说彰显了“文学的启蒙”――坚持并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空间而获得了他的赞赏之外，其他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几乎都没有得到这种整体性的殊荣。茅盾是30年代的文学大家，丁帆在肯定其“农村三部曲”是“不朽之作”的同时。也指出作者是“一个政治和文学的‘狂乱混合体”’。在进入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创作领域时。他的评价尽管也不乏赞誉之语，但其审美心态发生了变化。即在批评中有意识地加强了审视、批判的力度。以《小二黑结婚》而风靡解放区的赵树理是40-5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领域中当之无愧的“大腕”，他那充满泥土味的创作获得了无数批评家的青睐。丁帆在研究其创作状况时也注意把他40年代的创作和后来的所谓“问题小说”作了区分，尽管如此仍然没有给《小二黑结婚》过高的评价，相反他认为该小说中那些备受人们称赞的人物形象。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隐现’状态”的演绎概念痕迹，显示出了“主题先行”的端倪，给其后乡土小说的创作与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浩然是乡土小说创作领域中的另一重要而特殊的人物。 “”结束后，曾有不少人对他的创作理念、创作模式提出了质疑，但也有人对此不置可否。1994年浩然创作于70年代的《金光大道》(四卷本)重新出版，而且还是高调出版，不少报纸和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这就使问题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似乎意味着对那些创作于“”期间的图解政治、方针路线的小说也要一分为二地对待。但是丁帆并没有受舆论界的影响，仍坚持说《金光大道》把中国的“乡土小说领入了‘死亡地带’”。这种决不宽容的姿态显然不是针对作家本人的，而是因为“”文学的创作理念与其所坚持的文学立场、文学史观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进入了死而复生的狂欢时期，各种小说流派、文学思潮纷乱迭起。中国的、西方的、现代的、传统的纠缠交织于一体，共同构成了一个敏锐、开放但却矛盾、悖论的文学磁场。对这段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联系在一起的文学历史。不少批评者选择了给予道德上的支持――以“认同”为立场。以“宽容”为标准。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丁帆不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但由于他所选择的价值立场并非是简单的“认同”，因此对80年代以后的这段文学历史，实际也就是乡土小说史仍没有给予过于“宽容”的评价。例如韩少功与张炜是新时期文坛的两位重要作家，其小说《爸爸爸》和《古船》都是“寻根文学”中的代表作。丁帆一方面肯定了这两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不留情面地指出其不足，认为前者(《爸爸爸》)由于“缺乏鲁迅那样的自觉意识，小说的主题陷入一种游离与矛盾之中”，后者(《古船》)“因缺乏哲学批判的张力，在对传统的认同中，使小说在命题上进人了尴尬的窘境，消弭了主题向更深层领域突进的可能性”。阱㈣，显然，两部作品的欠缺都与作者丧失了批判性的立场有关，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丁帆判断作家艺术成就高低的一个重要准则，正如他在与作家刘醒龙就长篇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的通信中所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作家，完全沉入民间，而没有一个经过文化批判洗礼的知识分子启蒙视阈的观照，恐怕很难使作品达到一个更加臻于完美的境地。”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作家自身是否具有文化批判意识是成正比的，这表明丁帆所选择是一种以批判，包括社会、哲学和文化上的批判为基点的批评立场。
二、主体性的陨落：由政治高压到价值观的迷失
与其他研究者相比，丁帆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有些明显偏低。与此同时，他对研究界有些青年学者盲目拔高“十七年”文学，特别是从“”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中“发现一种巨大的现代性元素，竟然也可以大肆宣扬‘红色经典’的‘革命性’主体内容”表示出极大的不解。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十七年”的文学是感受不到“写作主体的存在”的文学。也就是说，主体性的缺失是他不看好“十七年”文学的主要原因。把是否具有主体性当成衡量文学作品的试金石，也一直延续到《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不同的是，主体性一词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被提高到了启蒙
主义的高度：“启蒙主义的真正要义，也就在于超越信念和理想的认知主体的建立。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的主体性的发现更重要于理想和信仰的启蒙。”蒙主义的真正精髓并不是对人的“理想”与“信仰”的启蒙，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发现与建立。由此不难看出作者对主体性的强调与重视。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创作界曾爆发出一股向人性、人道开采的热潮，丁帆把这段充满生命激情、值得眷恋的文学时空称之为“重振五四启蒙话语的运动”。然而，80年代中期这股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与价值的思潮开始步步消退了――作家们的创作技巧和表现手法越来越娴熟、完美了，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那种从内心深处进发出来的生命激情和思想火花却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谁也没有明说，但是小说的创作模式还是被悄悄地颠覆了，由原本急剧个性化、生命化的精神创造变成了可以来料加工、批量生产的技术产品――主题是雷同的、思想是霄同的、情绪是雷同的、视角是雷同的，甚至连语气、用词都是雷同的，大量的小说仿佛是出自于同一个磨具中。
面对创作中所出现的这种转向，丁帆说，他们在“少得可怜的主体性里反复陈述的却是已经大量表现过的东西，视角平面单一，想象日见萎缩：历史循环论、人性的异化与物质化带来的孤独、命运的轮回等等。小说家本身对拉美‘爆炸后文学’的功利性模仿，对海德格尔或卡夫卡式哲学的错位解读，……”。作家们模仿有余，而发现与创造的能力却严重不足。在技术性大幅提高的同时。作家们怎么竞丧失掉了创造的激情?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于创造者主体性的匮乏而造成的。
显然。主体性是丁帆衡量不同历史时期中文学的一个重要指标，他对80年代中期90年代以后的文学，也依然是从主体性的角度来探寻得失的。当然。80年代中期90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家所面临的主体性问题和其前代作家并不一样：“十七年”文学，包括“”文学中的作家是“没有”或者说“不能有”其主体性的；80-90年代以后的作家创作中是有主体性的，只不过这种主体性有些“少得可怜”。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作如下追问：80年代中期90年代以后的文学，从整体上说并没有遭受行政命令的直接干预。作家们的创作几乎是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中的。可为何在一个思想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中，非但没有形成自由竞争的多元化创作格局，反而大量的作家似乎泯灭了个性，心甘情愿地围绕西方某一哲学理念进行演练，从而使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又重新沦落成某种观念的附属品?是这个时期的作家们不重视个性与思想性的诉求吗?恰恰相反，这个时代的小说家们在该方面所显示出的自觉意识，可能超出了任何一个时代。问题在于，作家们一方面把作品的个性、思想性置于决定作品成败的高度，一方面又认为只有西方现代哲学中所张扬的个性和思想才是真正有深度的思想。他们或许忽略了创作毕竟是创作，读本中的哲学思想与个性张扬终究不能取代文学思想与作家的个性，这中间必须要经过一个“我”对“它”的价值取舍过程。看上去这是一个接受方式问题，其实不然，这种接受方式的背后隐藏的是主体性，即价值立场的缺席。诚如丁帆所说：“在呼唤知识分子的良知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启蒙价值立场问题，道德和伦理问题就会在前提的解决中方能迎刃而解。”在价值立场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对道德与伦理问题进行评判的。同样，没有一个确定的价值立场，也很难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作出为我所用的取舍。价值立场是主体性形成乃至于决定其强弱的先决条件，而80年代中期90年代以后的作家恰恰在“立场”方面出现了迷失：原有的价值立场和规范已经失效。而新的价值立场和规范又不知该如何确立起来。在一个相对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历史语境中，作家们反而变得没有立场，无所适从了。
单方面指责作家们缺乏承担的勇气也有失公平，毕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历史时期中所没有出现的情况，如随着城市对乡村的不断取代，9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反映这股潮流的新乡土小说。与传统乡土小说作家相比，新乡土小说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新问题的挑战――身为作家。该如何看待、评价这场以牺牲乡村，实际也就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城市化运动?面对那些失去土地的庇护，在城市的高楼前自卑地抬不起头，而又目光短浅、不守规矩的农民兄弟该持有何种态度?简单地批判或人道主义式的廉价同情都太显浅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立作家的主体性原则也确实是个难题。对此丁帆也深有感慨：当下乡土作家所面临的最大窘境是“作家主体的价值困惑与失范”问题。再者，90年代以后的文学不仅面临着价值标准的失衡，就是文学自身的存在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即文学的商品化彻底消解了文学身上以往所特有的那种令人瞩目的崇高性。面对这个散发着金钱气息的文学，作家们是应该一如既往地膜拜它还是摈弃它?或者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折中办法?一切与尺度、恒定相关的立场和标准似乎都变得暧昧、模糊了起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作家的价值立场，也就是主体性在80和90年代文学中的游离与迷失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社会价值观念、文学观念的游离与迷失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包括后来“”文学中主体性的丧失，主要是源于作家对政治的屈服，那么其后文学主体性的匮乏则不能单纯归结为政治因素了，更多是源于作家自身思想的无所皈依性。
丁帆意识到主体性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缺失与复杂的社会、文化境遇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新时期的文学“不是五四的简单重复，但是它却留下了比鲁迅时代更加复杂的问题――比如商品文化的侵入，比如知识分子的自戕自蒙――所有这些反映在80和90年代的文学之中，至今尚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清理。”Ⅲ对此，他同样主张“关键还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可见，丁帆在价值立场上坚持回到“五四”也不是偶然的，他坚定地认为，不管社会、文学发展到何种程度，人性、人道总是不能溃败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看似有些不与时俱进的素朴结论，恰恰揭示出了文学上某种真理性的东西。
三、感性的乡土：从启蒙的文学到文学的启蒙
对价值立场、主体性的孜孜以求，表明丁帆是相当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的。如果一部作品在艺术技巧上无懈可击，可缺少了应有的精神品格是不会得到他的青睐的。但这种有明确倾向性的审美趣味。并不意味着作者不重视文学作品的表达技巧，相反，他认为思想性的获得必须是以保证其艺术性、美学性为前提的。在其批评过程中，他把对艺术性、美学性的追求命名为“诗性”：“尽管我们欠缺的是思想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却不能通过牺牲诗性来获得。诗性的力量是小说家透视生活的力景来源。”诗性与思想性在其批评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诗性代表着艺术性，那么“诗性的力量”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搞清楚诗性在其批评术语中的另一个称谓――“感性的乡土”。在谈到乡土小说的创作状况时。丁帆曾说过这样的一番话：乡土小说倘若“拒绝了必要的乡土物象与景观，只作抽象的形而上思考，那种原汁原味的感性乡土肯定要被榨成咸菜干。这不能不说是乡土小说的悲哀。”“感性的乡土”是与可感、可触的“物象”、“景观”联系在一起的。小说中所出现的乡土不能是理念
化、哲学化的乡土，而必须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乡土。由此不难推断，所谓“诗性的力量”就是指乡土小说中所描写的风土人情要具有感染、打动读者的魅力，即强调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为了便于理解和运用，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还进一步把“感性的乡土”、“诗性的力量”概括成三条美学标准――“风俗画”、“风景画”与“风情画”，并宜称：“它们是形成现代乡土小说美学品格的最基本的艺术质素，赋予了乡土小说区别于其他文类的美学品格，以及魅力四射的生命力度。”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对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绝大部分乡土小说抱有不满的情绪，除了与其所主张的人性、人道等启蒙精神相忤逆外，还与这个流派中的作品几乎是集体性地抛弃了对“风土人情”、“地域色彩”的描写有关。譬如《创业史》被不少研究者视为是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长篇小说，且还被誉为了“红色经典”。丁帆却不以为然，他说：“《创业史》是一部向乡土小说风俗画美学特征告别的宣判书，这种美学特征的失落。严重地损害了乡土小说的审美效应，消弭了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区别。”在他看来，《创业史》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取消了风俗画的美学特征；二是混淆了乡土小说与农村小说的界限。前者摈弃了自鲁迅以来乡土小说所注重的风俗人情描写的传统，而这一传统也正是乡土小说最原始、最本质的美学传统；后者是乡土小说在演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研究者，也包括丁帆本人曾把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的小说混为一谈，认为凡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都可以称之为乡土小说。这个看似没有问题的问题实际掩盖了乡土小说创作中的重要问题，比如“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与“”时期的乡土小说明显是两种创作路数，如果仅仅由于它们都是以农村生活为背景而划进了同一个创作流派，无疑就抹杀了二者间的深刻差异。
经过一番思考和反思。他意识到这两类小说的分界点就在于一个注重于“风土人情”的展示和描写；一个注重对农村的“方针”、“政策”进行诠释与图解。于是，他说：“光是写‘乡’写‘土’，尚不能构成‘乡土小说’特征的全部，只有具备风俗画、风景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要素，才能算得上真正的‘乡土小说’。”乡土小说在概念上不同于农村题材的小说，真正的乡土小说必须要符合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这三大要义。这种划分无疑从理论上廓清了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界限。
在“地方色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画”标准，除了是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分界线之外，它的另一更现实作用是。对我们认识、评价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乡土小说具有积极的意义。
乡土小说在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其内涵与外延都几经变更。面对这段动荡不安，尤其是政治因素还不时改变着文学创作的进程时。该如何评价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创作呢?假若没有一个相对客观、恒定的美学标准，就很难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三画”标准的提出，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标准不定的难题。换句话说，有了美学上的“三画”标准也就相当拥有了丈量乡土小说“得”与“失”的尺子。如他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界，把建国前的乡土小说分成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流派和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诗风”：后一部分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新一代乡土小说。应该说，这些小说在理论上都属于乡土小说的范畴，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公认为是乡土小说中的大家、名家。那么，他们的作品是否具有可比性呢?丁帆从其“三画”理论出发。认为鲁迅和废名、沈从文的创作坚持了世界乡土小说所要求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故而他们的创作是纯正的乡土小说。在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之下，鲁迅以其思想的启蒙性奠定了乡土小说中的盟主地位；废名、沈从文则是以讴歌人性、人情之美成为乡土小说中的另一重要支流。赵树理的乡土小说既没有沿着鲁迅所开辟的启蒙式传统前行，也没有继承、发扬废名、沈从文的田园牧歌传统，而是另辟了一条道路，即在把乡土小说进一步引向大众化的同时，还用对世界观的阐释取代了应有的美学追求。赵树理的这两个“转向”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众多乡土作家的创作。因此，丁帆把1942年以后，一直到80年代的乡土小说总体上评价为，除了在题材上表现了农村之外，从根本上“消灭了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形成了乡土小说历史沿革的断裂带。”轻易地就把赵树理所开创的新一代乡土小说与传统的乡土小说区分了开来。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丁帆认为是乡土小说重新崛起、复归的时代。同时也是乡土小说再次向“地方色彩”、“风俗画面”告别的时代。汪曾棋的创作使一度失落的“地方色彩”、“风俗画面”重新复归到了乡土小说的创作之中。然而，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乡土小说和90年代的晚生代小说，由于过分注重叙事迷宫的设置以及沉迷于对历史解构的乐趣中，而忽视了乡土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乡土小说的美学要求，所以这时期的乡土小说呈现出理念大于感性的特征。对此，丁帆不无遗憾地说：“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中风俗画描写的日渐衰败。就乡土小说本身而言，‘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不可缺失，它们是乡土小说根基性的魅力。……许多乡土小说家逐渐放弃和远离了‘三画’特别是‘风俗’、‘风景’的描摹，而热衷于‘故事’的营造、 ‘历史’的解构或‘叙事迷宫’的设置，……这确是乡土小说一种可悲的退化。”也许有人不完全同意把“风俗画描写的日渐衰败”与乡土小说的“可悲的退化”联系在一起。换言之，90年代的乡土小说热衷于讲“故事”而不注重“风俗”、“风景”描写，也不失为一个特色。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与作者理论框架中的乡土小说却不完全是一回事：“三画”在此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乡土小说根基性的魅力”的源泉，放弃了“三画”的描写。也就相当于放弃了乡土小说。
关键词:浪漫主义;起源相似;曲折发展;同中求异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15-01
一、起源上的相似性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诞生于与古典主义美学的斗争中,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创作气质表现为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浪漫主义文学的鼎盛时代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革命和战争频繁,社会的不平等,使人们感到法国大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远不如启蒙思想家描绘的那样美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设想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努力寻找新的精神寄托,这种社会情绪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就产生了浪漫主义文学。
反观中国,浪漫主义在中国历来就有。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五四”达到。20年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广泛涌入和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要求给浪漫主义提供了自由生长的温床。像法国革命一样,摧毁了一个庞大的封建王朝,从而使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秩序最终解体。这一重要的历史过程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一些西方浪漫主义者不无相似,都置身于传统秩序解体和资本主义来临的时代。
二、曲折发展中的同中有异、异中趋同
尽管中西浪漫主义的发生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但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形使得中西浪漫主义在主题创作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第一阶段,以郭沫若《女神》与郁达夫《沉沦》为代表,树立起了浪漫主义在中国运演的两种不同的范式,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具有相似性又有相当大的悬殊,相似性体现在呈现出抒发内心的主观理想,创造神奇的艺术境界;悬殊体现在文艺表现上,则是极端的张扬自我,而放逐了一切形式规范,蔑视任何艺术技巧。
1925年的“五卅”使浪漫主义思潮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分化趋向:最主流的是寻找联盟,与革命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另一类则主动退守边缘,如沈从文、废名。这是浪漫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的浪漫主义与西方浪漫主义重在自然的抒写、心灵的解放,艺术的纯美方面达到了共鸣。
三、西方浪漫主义创作的精致与中国浪漫主义学习借鉴的浅薄
浪漫主义文学以强调文学的目的在于表现理想和希望,以强调自然来突出文学应偏重于抒发个体的主观感受和情绪。以强调想象来突出文学的隐喻性、表现性和夸张、奇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首先从抒情特征来看,西方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不是一般的抒情而是个人主义的抒情,而中国新文学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注重感情的主观性、直接性,注重个人色彩。
其次,五四时期作家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对想象内涵的理解有很大差距;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所说的“想象”具有普遍的形而上学的价值,它带有某种神秘性和超然性。西方浪漫派的大部分作品中,那些超越形式的繁复的想象与作家对情感张力与内敛的把握相融合,往往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感,从而使西方浪漫主义的创作更贴近纯艺术的层面。而在大多数“五四”作家手里“想象”只作为谋篇布局的组合能力或创造艺术世界的一种方式,与西方浪漫主义作家处在不同的哲学与心理层面上。
四、地位及影响相差悬殊
中国浪漫主义的范围仅限于文学,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几乎波及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包括音乐、绘画建筑等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且中国不像西方浪漫派那样拥有一批经典之作。中西浪漫主义思潮的成就相差悬殊的原因,首先是中西浪漫主义者由于文化背景和所处时代的不同,对创作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19世纪欧洲文艺界的现实是对各种文学流派与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以及极大的兴趣和积极的提倡。
其次,中国的新文学带有更多的功利性和无法摆脱的责任感,因而无法使文学从自身存在的角度发展壮大。所以中国的浪漫主义最终被整合与放逐,退守边缘。
综上所述,中国新文学的浪漫主义并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典型形态,它不像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前叶的浪漫主义发育的那样完全,几乎呈现出浪漫主义全部鲜明的特征,它缺少热情的夸张,偶然性的情等特定的时代环境和我们民族的气质以及所受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使新文学的浪漫主义与现实生活贴的很近。也使得中国的浪漫主义具有与西方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