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6: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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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被称为中国版RoHS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正式实施，一场绿色环保风暴席卷了电子配件企业和众多家电厂商，一方面生产RoHS配件的众多配件企业订单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家电厂商的利润一再减少。电子产品遇到了难题。
过去人们常常把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当做重要的指标，现在标准又在提高，例如现在的欧洲不仅把生态指标提高，而且对高科技电子产品也提出了更高的指标。所以我们的出口产品，不断地遇到新的挑战。
从世界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注重企业生产不顾环境保护的例子也有不少，有名的英国伦敦雾都就是如此。当今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先发展后治理的过程，所以20世纪以来，环境保护、产品本身的污染程度，甚至电子产品的辐射程度都被提到重要的高度。这是21世纪以来的新动向。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如何应对？这是应该深刻思考的大问题。聪明的人，不仅善于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也要从别人的实践中吸取经验，不要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错误。
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到几个层次，生活环境、生产环境，而在生产环境中，又包括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渔业生产、畜牧业生产等等，每个领域的生产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自然环境。
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是：生产发展与自然环境如何协调，如何做到既发展生产，又重视环境保护，达到生态平衡？
我们注意到，一些小企业实际上只考虑企业本身的利益，甚至可能存在着侥幸心理，好像觉得，我这个企业很小，这条河很大，这条江很长，我排点污水没有关系。于是你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结果汇聚起来就形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事物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部分是要影响全局的。所以，这里有一个思维方式问题。
企业要发展，地方要发展经济，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进一步看，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只是简单地追求GDP。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要使人民生活在一个清洁的环境中。即使从经济的角度看，如果陷入边污染、边治理的循环中，那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就是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空气质量；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经济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26-06
一、引言
2014年2月，中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因高浓度PM2.5引发人群急性死亡率、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大大升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其中有人提出，环境恶化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只一味追求GDP增长造成的。那么经济发展真的会影响空气质量吗？Grossman和Krueger（1991）[1]在对贸易、经济与环境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时针对二氧化硫的排放基于库兹涅茨曲线首次提出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简称EKC）假说。EKC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负相关和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
对EKC曲线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国外主要是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国别研究，对某种污染物排放浓度或人均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人均GDP）数据来做统计分析，其中以二氧化硫研究最多。Grossman和Krueger（1995）[2]运用模型y=a+bx+cx2对42个国家1977―1988年的历史和截面数据进行研究，Panayotou（1997）[3]采用30个发达国1982―1994的历史数据分析空气中的二氧化硫。这两个研究表明，主要的大污染物指标与收入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Dinda（2004）[4]将环境指标扩展为空气中污染物、水中污染物、重金属含量，采用模型y=a+bx+cx2+zit（zit为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质量和环境的关系符合倒U形曲线关系。
对此进行实证研究的外国学者还有List和Gallet（1999）[5]等。但是他们的结论大多相似，都得出倒U形曲线关系确实存在的结论。但是仍有部分学者的实证分析并不支持EKC假说。Shafik和Bandyopadhyay（1992）[6]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个指标与人均GDP关系进行研究却发现污染物指标和人均GDP并不全都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Martinez-Zarzoso和Bengochea-Morancho（2004）[7]根据22个OECD国家1975―199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发现lny=a+blnx+c（lnx）2+d（lnx）3，对数三次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更好，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N形曲线关系。Galeotti和Lanza（2005）[8]在对100个国家仅25年二氧化硫浓度和人均GDP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了y=a+bx+cx2+dx3和对数三次lny=a+blnx+c（lnx）2+d（lnx）3，虽然结论也并不均为倒U形关系，但是模型却做了一定的改进。
通过分析上述学者的研究，发现大部分符合倒U型曲线关系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往往是发达国家或地区，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不符合，它们大多呈递增型或者N型。
因此，目前国内学者研究方向主要是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根据研究对象不同，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国内单个省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
吴玉萍等（2002）[9]以北京市1985―1999年经济与环境为研究对象建立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各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且到达转折点的时间跨度小于发达国家。这表明，北京市已经进入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后期阶段。陈华文和刘康兵（2004）[10]以上海市1990―2001年的经济与环境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多数指标而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成立，并且不同的环境质量指标对应于不同的转折点。因此他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经济增长最终将会改善环境质量，但是需要政府通过政策来协助实现。张军（2013）[11]以河南省2000―2010年各种时间序列的环境质量、经济数据进行试算，实证结果表明：河南省的经济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不符合库茨涅兹曲线，曲线呈现N型。
第二类是以多个省份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为研究对象。
张成等（2011）[12]对中国31个省份1991―2008年的SO2排放量和人均GDP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全国人均SO2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拐点为6 639元。当时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均GDP超过了拐点，实现了“双赢”，而剩余的28个省份的人均GDP则尚未达到这一理论拐点。高静和黄繁华（2011）[13]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9年的人均CO2排放量和人均实际GDP的面板数据检验EKC曲线，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存在倒U型的EKC，西部地区存在正U的EKC，中部地区不存在EKC。王西琴等（2013）[14]在东中西部分别选择两个典型城市共6个城市，用这些城市1994―2009年的三种污染物（工业COD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标准化均值表征综合环境污染水平，人均GDP标准化值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城市的EKC曲线验证并且分析当前所处的阶段。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两个城市已进入倒“U”型EKC曲线下降阶段；中部地区两个城市处于倒“U”型EKC曲线上升阶段的后期；西部地区两个城市处于倒“U”型EKC曲线的上升阶段。
目前，评价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和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由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是否对环境造成影响以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将基于EKC曲线分析法，采用我国31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经济发展是否对环境质量（主要是空气质量）产生影响进行验证。
本文贡献在于：第一，试图通过建立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EKC模型来量化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的关系，研究对象是全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2003―2012年的空气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对象涉及我国各个省，地域面积广，克服了研究单一城市的局限性。第二，采用最近十年的数据，可以为读者提供最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空气质量信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且十年的数据可以克服单一年限的偶然性。第三，本文在建立EKC模型量化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关系时，并非只是单纯的做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而是首先研究空气质量与工业排放物等直接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个体固定效应，排除了不随时间变动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直接因素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测因素都确定的情况下，做空气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计量模型能更好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
（一）基本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由Grossman和Krueger[1]在1991年参照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曲线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环境影响时首次提出的。List和Gallet[5]于1999年在其研究中提出理论模型，通过数学公式，将经济发展等因素与环境质量联系起来，以期发现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力。
其理论公式如式（1）所示：
Pjit=■xi=？茁jkiXjkit+？兹jiT+？着jit
其中，Pjit代表国家i在时间t内污染物j（j=SO2，NO2）的人均排放量；Xjkit代表国家i在时间t内外生参数K的矢量，当K=3时，方程为二次方，当K=4时，方程为三次方（Xjkit=1代表常数项）；T代表时间；？着是误差项。
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EKC模型来量化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建立引入经济发展变量后的EKC模型为：
dayit=Xit？茁+？酌ln（gdp）it+？着it（2）
式（2）中，表示对数形式；day表示一年中达到二级质量天数；向量X是影响空气质量的直接因素，包含3个变量，即二氧化氮（NO2）排放量、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以及可吸入颗粒物（PM10）含量；GDP是各城市人均实际GDP；？着为随机扰动项，下标i和t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数据。
（二）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1999―2012年每年“空气质量级别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各城市每年的空气质量状况。二氧化氮（NO2）排放量、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可吸入颗粒物（PM10）以及人均实际GDP作为解释变量。由于北京市城区的统计数据不全，严重残缺，因此普遍采用整个北京市的统计数据（包括郊区）。基于上述模型，本文设定因变量为一年中达到二级质量天数（day），自变量的选取与设定如下：
1. 人均实际GDP。人均GDP较地区生产总值更能体现该地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往往体现着不同的能源消费强度和对环境保护的意识程度。空气质量可能会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而恶化，也可能会因生产技术的提高、环保投入的加大而改善。另外，由于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的发展主要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因此人均GDP也可以反映各城市第二产业的比重，从而反映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而人均实际GDP是在人均GDP的基础上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使不同年份下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本文选择的是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作为基期。
2. 空气污染指标。在研究影响空气质量因素时，李玉敏等（2011）[15]认为主要的因素可能包括经济整体增长、机动车保有量、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绿色植被覆盖率、能源结构和人口总量。本文认为，二氧化氮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可吸入颗粒物均是机动车保有量、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绿色植被覆盖率和能源结构的直接结果，因此直接由二氧化氮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作为影响空气质量的自变量更加直接和便利。虽然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简称AQI）AQI来描述空气质量，然而由于PM2.5指标是近两年才开始统计，因此缺乏相关数据。我们采取计入空气污染指数（Air pollution Index，简称API）API的三项指标来反映空气的质量。这三项指标分别是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和粒径小于10微米的悬浮颗粒物含量。
三、计量模型和分析
（一）模型
根据上面的理论模型，我们把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dayit=Xit？茁+？酌ln（gdp）it+？着it（3）
其中，day为一年中达到二级质量天数，它是反映空气质量的变量。向量X包含3个变量，即二氧化氮（NO2）排放量、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以及可吸入颗粒物含量（PM10）。向量X的各变量反映了影响空气质量的工业排污因素，这些因素是影响空气质量的直接原因。除了这些因素外，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空气质量。我们重点考察影响空气质量的经济因素，这个因素我们用ln（gdp）来反映，它是各城市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人均实际GDP反映了城市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反映了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把X所含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我们要重点考察的是，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用ln（gdp）表示）会导致较低的还是较高的空气质量（用day表示）。
（二）数据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研究区间选取2003―2012年。以人均实际GDP（单位：元）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03年不变价格，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空气质量达到及好于二级的天数（单位：天）表示空气质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空气中二氧化氮的含量（单位：ug/m3）、二氧化硫的含量（单位：ug/m3）、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单位：ug/m3）为三个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
另外，关于缺值数据处理的特别说明。本文涉及的数据个别年份数值是缺失的，因此采用了以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填补。一是采用插值法对缺失值处于前后年份数值已知中间的情况进行了填补。二是采用平均速率法对缺失值处于已经年份数值前后的情况进行了填补。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已知中间几年的数值计算出该地区的平均增长率，然后预测出后几年数值和推出前几年的数值。我们在表1和表2中分别列出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从表2可以看出，ln（gdp）和day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三）计量分析
我们在表3列出计量模型的回归和检验结果。
在表3的第（1）列和第（2）列中，我们对影响二级天数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考察各种工业排放物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列（1）使用OLS方法，而在列（2）中，我们加入了反映各个城市个体固定效应的30个虚拟变量。可以看出，在列（1）和列（2）中，二样化氮、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这三个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统计显著，且符号为负。这两列的结果没有实质差别，但列（2）调整后的R2比列（1）高0.13，说明固定效应模型比OLS模型的解释力高大约13%。这说明各种工业排放物对城市的空气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我们注意到列（1）调整后的R2达到了0.768，说明各种工业排放物的变动对各城市二级良天数的变动有很强的解释力，这个解释力达到了76.8%，而不随时间变动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则可以解释各城市环境质量变动的13%。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除了这些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误差项中。
在考察主要控制变量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后，我们重点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我们在列（3）和列（4）中加入变量人均GDP的对数（ln（gdp）），列（3）为普通OLS，列（4）考虑了个体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无论是OLS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ln（gdp）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统计显著，并且符号均为正。这说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意味着较好的空气质量。另外，注意到列（3）和列（4）调整的R2分别为0.775和0.904。列（3）调整的R2只比列（1）高0.007，而列（4）调整的R2只比列（2）高0.009。这种提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空气质量变动的主要原因，它对空气质量变动的解释力还不到1%。
鉴于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轨迹可以用倒U型的EKC曲线表示，初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到达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将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即EKC曲线上存在一个拐点，拐点之前人均实际GDP上升导致环境质量恶化，到达拐点时，环境质量最差，之后随着人均实际GDP的上升而有所改善，其实质是经济增长短期内能带来环境的恶化，长期带来的是环境的改善。
我们在列（5）和列（6）中引入人均GDP对数的平方（[ln（gdp）]2）。同样，列（5）使用OLS模型，而列（6）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ln（gdp）]2的系数同样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另外，与列（3）和列（4）相比，列（5）和列（6）调整的R2没有任何变动。这表明，要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使用人均实际GDP对数的线性形式和平方形式没有本质差别。
考虑到ln（gdp）有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我们在列（7）和列（8）中分别使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作为列（3）到列（6）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ln（gdp）仍然显著为正，调整的R2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这说明我们上面的分析是稳健的。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上面分析中ln（gdp）对day的影响，我们用散点图进行说明。我们首先对以下模型进行估计：
dayit=Xit？茁+？着it（4）
我们可以得到上述模型day的拟合值，我们把它定义为“正常二级质量天数”，它反映了受各种工业排放物的影响应该达到的二级质量天数，记为norm_day。那么，实际的二级质量天数（day）与正常二级质量天数（norm_day）的偏离，反映了工业排放物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我们把这种偏离定义为异常的二级质量天数，用extra_day来表示，显然它可以用上述模型的残差来表示：
Extra_dayit=dayit-normdayit（5）
显然，extra_day反映了二级质量天数不能由工业排放物解释的部分。在图1中，我们画出了各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对数与异常的二级质量天数（extra_day）之间的散点图，并用二次曲线进行拟合。可以看出，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异常二级质量天数为正，这说明以我国各城市排放的工业污染来看，大多数城市的环境水平并不算差。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意味着二级质量天数越多。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气质量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从较为平缓的拟合线可以看出。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2003―2012年的空气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为例，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空气中二氧化氮的含量、二氧化硫的含量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的含量对空气质量变动的解释力超过了75%，不随时间变动的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可以解释各城市空气质量变动的13%，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空气质量变动的主要原因，它对空气质量变动的解释力还不到1%。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空气质量变动的主要原因，但它们依旧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意味着二级质量天数的增多，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空气质量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
由人均实际GDP对数和异常二级质量天数的拟合曲线可以看出：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空气质量与经济发展的拟合曲线是正U型曲线最低点的右边，但是斜率较小，即2003―2012年，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随着经济的发展，空气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有限。根据前人经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一条倒U形的曲线，即初期的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到达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长将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省会城市、直辖市的曲线拟合只存在拐点后面的部分，即经济增长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并没有经济增长带来环境的恶化部分。分析其原因：（1）本文的样本点取自2003―2012年，与前人研究相比，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此时间段内，政府和群众都已经认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2）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31个省会城市、直辖市，而不是整个经济体，空间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城市是我国较发达的城市，政府比较重视环境保护，并采取了相关的措施保护环境。然而在我国很多中小城市，政府和居民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并不强。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各个省会城市相互的影响程度并不明显。（3）居民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在实际行为上的反应仍然较弱，各个地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作用不明显。
空气质量恶化是全民性问题，关乎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从上面的结论可以看出，在我国注意环境保护后，环境污染程度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改善程度仍然不明显，所以，我们若想彻底解决空气污染问题，还需要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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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Cities' Economic Growth Affect Air Qua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31Cities in China
Chi Jianyu1， Zhang Yang2， Yan Siyu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2.Schoo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关键词】经济发展 能源利用 环境保护
一、导言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当前世界都很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实现社会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和谐不仅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未来几代人需要考虑的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向来不仅注意经济的发展更注重环境的保护。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同事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环境保护力度。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其实依然以粗放型为主；经济结构的不平等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以山东省为例，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的空前提升，资源消耗急剧增加，且劳动力成本低，资本投入极大。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已成为全省大部分地区的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不平等，能源消费行业比重较大，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同时，还存在着资源不足、排污量大、环境污染严重等现象。据山东省科技部的数据，山东省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化学需氧量、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分别在中国地方排名中排到第一，第六，第七和第十。山东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的典型例子。因此，山东省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助于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
二、山东省能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从1978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社会和经济发明经历了迅速的发展。2015，山东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63002.30亿元。和之前一年相比，增长明显。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不可避免的能源需求量也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目前来看，山东省的主要能源依然是各类化石燃料能源，资源短缺已经逐渐成为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从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方面来看，总能源消耗量的增长率远远大于总能源生产量。
举个例子，煤炭消费量自1990以来急剧上升，但煤炭生产量已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特别是近几年，差距越来越大，煤炭消费量是煤炭生产总量的两倍多。山东省2003年前的原油生产能力始终大于消费量，而2003至2008的原油产量低于消费量，这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相似。自2003以来，煤炭生产量占全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超过70%，而且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在山东省，煤炭消费比重为70%至80%，原油消费比重为20%至30%，水电比例只有1%。在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后的今天，中国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环境。固守原有的增长模式的弊端日益突显，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日益迫切。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日益面临着国内资源制约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约束。
同时，作为山东省政府关注的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问题，一些措施正在积极展开。比如关于节能重点行业的推广和重点大型企业的减排，以及关闭一些小造纸厂，小水泥厂等。二十世纪90年代末，山东省的垃圾和污染物的排放量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例如，二氧化硫的排放量，空气污染水平评价指标以及化学需氧量都随时间有了显著的降低。
三、能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协调好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其中，能源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依靠；而经济增长又是能源发展的前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能源成为可能。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不断的过度使用又导致了大量的污染物，当排放量超过一定的自然能虺惺艿南薅仁保就会发生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保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不应该以环境污染作为代价，同时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需要不断的提高。
在本文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源和经济增长的利用效率，以及经济增长与能源使用总量之间的关系。它们关系的散点图（见图1和图2）如下所示：
从图可以看出，自1990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增长率和能源消费量一直在上升。变量X的系数（能源利用率）是0.96，接近1，表明每增加1亿元GDP约需要增加10000吨标准煤。根据其他研究，中国的能源消耗量为美国的11.5倍，日本7.7倍，德国的4倍以上。因此，山东省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能源消费率仍有较大差距。由于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山东省的能源而能源生产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把更多的能源需求量转移到其他省份。据报道，山东省的许多煤炭企业获得了外省的探矿权，在中国其他地方开采煤炭。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量只会不断的增加，而单位的能源消耗量几乎保持不变这是不理性的。
相关的理论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整体环境质量会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下降，然后不断的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恶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但是经过一定的时期后，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源消耗率大于资源循环利用率，导致污染物不断增加。达到一定的时候，先进的工业和服务业有助于改善经济结构。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有效管理措施的实施，先进技术的采用，以及环保开支的增加，使得环境问题逐步解决。当收入水平超过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时，环境质量开始改善。对此，本文在分析山东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时，基于格罗斯曼和克鲁格的模型如下：
其中Et是环境污染的水平，Xt包含其他相关变量，像产业结构、贸易额等等。在本文中，我们还使用了四个指标衡量Et，这其中包括废水排放量（E1），二氧化硫的排放量（E2），烟尘排放量（E3）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E4）。
图2中每个模型系数呈现一阶序列相关。考虑到序列相关系数，在基于温斯滕估算提供的估计结果下可得，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总体水平是非线性的关系，而且它们的关系也不遵循倒U型曲线的库兹涅茨理论。这和人均GDP与废水排放量（E1）之间的相关性是相似的。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因素是不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废水排放量将先下降，换句话说，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发展先提高后降低。当使用其他三个指标进行估计时，结果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是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相一致的。换言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烟尘排放量将稳步增长，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也会呈“S”型增长。
在我们的研究中，产业结构是由工业增加值与GDP之间的比率来表示的。估计结果在表2中，产业结构的变化是负相关的，而与E1、E2和E3确实呈正相关。这意味着，随着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不断上升，废水排放负荷逐渐下降，而二氧化硫和烟尘总量稳步上升.。以下可能是导致这样的结果的潜在原因：首先，包括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的废水得到处理，然后，随着节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工业废水总量稳步下降。其次，工业增加值与排放量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之间是一个不平等的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的结构不合理造成如上的结果。例如，山东省的主要能源是煤炭，50%以上的煤直接燃烧，而二氧化硫和粉尘的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的直接燃烧，所以煤能源的消费结构加剧了大气污染状况。
到目前为止，有对于自由贸易和环境的之间的影响有三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自由贸易会导致负面的环境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而其他人认为自由贸易造成的负面环境效只会存在于短期之内，长期来看它对环境的影是积极的。另外有人认为自由贸易和环境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国际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很小，贸易政策的变化对环境政策的福利影响也不大。在本文中，我们发现，尽管国际贸易对整体环境质量的影响不大，但它仍呈现正相关性，与总排放的污水和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呈现负相关性。
此外，我们还估计了环境污染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的总体水平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这是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废弃物的排放总量稳步增长，当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某一数值时，排放总量达到高峰，之后逐渐减少。目前，山东省人均GDP为64358.13元，如果全省继续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率。10年后，排放总量将缓慢下降，环境质量将逐步改善。当然，对于山东省来说，为了提高环境质量，政府应该更加重视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使用保护环境的新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改变原有的环境牺牲型增长模式。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考察了山东省能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名义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烟尘和固体工业废物的排放量与实际人均收入呈现线性和非线性的关系。其次，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是高度依赖自然资源。近年来，尽管能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第三，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平等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环境质量下降一直存在，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将直接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此外，工业废物和污染物排放量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逐步下降。然而，仍有一些污染物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在可预见的未来污染物总量将达到一个高点，环境压力也将达到顶峰。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认为山东省经济改革应强调以下几点。首先，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这是改善环境质量的关键。我们必须先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平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不算调整当前的产业结构。由于山东省经济依然在不断的快速发展，政府应适时的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发展资源消耗低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可以减少污染和环境压力的服务性行业。最后，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政府可以实行必要的减免税收以及贴息政策，鼓励企业采用节能、节水技术，完善法律法规，逐步降低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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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气污染；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215
1绪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带动作用，这种产业结构的过度偏倚造成了经济体对石油、煤炭等能源的强大需求。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实行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但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剧，汽车尾气排放和工业废气大量增加，我国大中型城市的空气质量形势越来越严峻。因此，从科学的数理角度探究城市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对调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具有现实意义。
1986―1991年间，武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86年的1732元增长到1991年的2088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507%。从1992年起，武汉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年的3752元增长到2013年的89439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30%。从以上经济统计指标可以明显看出，1986―1991年这5年里武汉市经济发展较为平缓，而从1992年后，武汉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2013年相对于1999年，人均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630%。可见20年来，武汉市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物质财富日益增加。
29年来武汉市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830%。29年内大气污染物的变化在1996年以前较小，1997年左右最严重，以后变化又趋于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总的来讲呈波动式下降。这可以用武汉市近年来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来解释：1996年与1997年GDP增长较快，其导致的环境污染也表现在此阶段较为严重，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污染程度逐渐减轻。
本文仅就大气污染物与武汉市的人均GDP两要素，试图探讨武汉市经济发展与大气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2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21选取模型指标、数据
建立库兹涅茨模型，需选取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作为研究分析对象。选取二氧化硫（SO2）年排放均值、二氧化氮（NO2）年排放均值、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排放均值三项指标作为环境指标，经济指标选取人均GDP作为分析对象。本文在1986―2013年武汉市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
2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在对EKC简化模型估计过程中，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虚假回归，首先需要对上述简化模型中所涉及的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而后再对时间序列的协整性进行检验。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使用DF检验检验各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可以知道，lnGDP、1nGDP2、1nGDP3以及1nSO2、 1nNO2和1nPM均为一阶单整。所以，关于SO2、NO2和PM10排放量的估计方程中，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变量的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nan sen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有一个统计量在5%的水平下大于临界值，即说明lnSO2、lnGDP、lnGDP2、lnGDP3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关于SO2排放量与人均GDP模型的估计方程可信。
同理，分别对SO2排放量和人均GDP、PM10PM10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说明lnNO2、lnGDP、lnGDP2、lnGDP3之间和lnpm、lnGDP、lnGDP2、lnGDP3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即关于NO2排放量与人均GDP模型的估计方程以及PM10排放量与人均GDP模型的估计方程均可信。
23构建模型
关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和人均GDP关系的EKC研究国际上通常用如下形式的简化模型来进行。而且，使用仅包含人均GDP的作为变量的模型有利于进行国际比较。
lnY=β1lnX+β2lnX2+β3lnX3+ε
其中，Y为环境污染变量，X为收入，βk是系数，ε是常数项。经典的EKC 曲线为“倒U型”，出现条件为β1>0，β2
24结果与讨论
（1）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模型
二氧化硫年均值与人均GDP曲线模型式结果如下：
LnSO2=8802-2921lnGDP+30893lnGDP2-0107lnGDP3
R2=070DW=174F=1885
从以上可以看出，方程整体上显著，回归系数显著，对方程进行LM检验后，发现不存在自相关。在
方程中β10，β3
（2）二氧化氮与人均GDP的模型
对二氧化氮的EKC的估计，结果显示存在自相关，使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估计法，结果如下：
lnNO2=53840-15272lnGDP+14323lnGDP2-044lnGDP3
R2=0659DW=232F=436
从回归结果来看，各项系数比较显著，自相关也消除。在方程中β1> 0，β20，二氧化氮对大气污染程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N”型，即最初二氧化氮对大气污染程度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当到达一个转折点后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再达到一个转折点后，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
（3）可吸入颗粒物（PM10）与人均GDP模型
对可吸入颗粒物的EKC的估计，结果显示存在自相关，使用科克伦-奥克特迭代估计法，结果如下：
lnpm=-9951+32016lnGDP-342lnGDP2+045lnGDP3
R2=0913092DW=1857722F=5778
从回归结果来看，各项系数显著，自相关也消除。在方程中β10，β3< 0，可吸入颗粒物对大气污染程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倒N”型，即最初可吸入颗粒物对大气污染程度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当到达一个转折点后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上升，再达到一个转折点后，会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即人均GDP和可吸入颗粒物对大气污染的长期关系也存在。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就武汉而言，除了二氧化氮不存在对环境质量有益的EKC关系以外，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均存在对环境质量有益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的EKC关系。
4结论
综合以上关于武汉市人均GDP与大气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的实证分析，人均GDP与二氧化硫年排放均值、可吸入颗粒物年排放均值之间存在“倒N”型关系，与二氧化氮年排放均值存在“N”型关系，均不符合库茨涅兹模型的经典“U”型假设。因此应该从武汉市具体情况出发，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要阻止武汉市大气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需要针对不同的大气污染物污染来源制定合宜的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M，Krueger AB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D].Princeton，Woodrow Wilson School-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1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村经济；发展影响
1引言
由于农产品的质量跟人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我国在农业农产品的发展过程中，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下面就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对于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2.1农产品信誉降低，农产品价格下降，影响农民增收
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销售农产品，而当前农产品又存在着各种质量安全隐患，市场对于农产品需求量也在不断降低，导致农产品出现滞销的情况，农产品市场一度萎靡，相关的销售服务体系也是名存实亡，价格也在不断下降，因而要想依靠上调农产品的价格而实现农业增收有着一定的困难。
2.2国际竞争力降低，农产品出口受阻
现如今，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价格竞争转为质量和安全竞争，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产品质量更是竞争取胜的关键。我国大米的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因而不能出口，而纺织品则有15％的难以通过生态监测，再如花卉、茶叶等也由于农药残留状况严重，导致市场竞争力低下。并且，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一直面临着欧美以及东南亚等各国高质量产品的极大挑战，被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所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连续3年（2012~2014）个位数增长之后，2015年首次出现负增长。据海关统计，201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701.8亿美元，同比下降1.6%，低于全国出口降幅1.2个百分点；四个季度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8%、-5.6%、-3.2%和0.9%。总体看，201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呈“高开低走”的格局，出口形势比较严峻。目前，发达国家市场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比重仍高达60%左右。近三年，受日本经济低迷、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我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2013年、2014年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增速为-6.2%和-1.1%；2015年对日农产品出口降幅进一步扩大，出口额为102亿美元，同比下降8.3%；对欧盟农产品出口81.5亿美元，同比下降3.7%；对美国农产品出口73.5亿美元，同比下降1%；对澳大利亚出口9.7亿美元，同比下降4.9%；对东盟农产品出口147.5亿美元，同比增长9%；对“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出口218.1亿美元，同比增长3.7%；对中东农产品出口28.3亿美元，同比增长5.6%；对非洲、南美、俄罗斯、印度出口同比分别下降2.9%、0.9%、21.8%和12.3%。
2.3损失严重，降低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由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存在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三鹿出现三聚氰胺问题，导致只能够将牛奶倒掉，再如，我国的水果无论是质量还是外观上跟进口水果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价格比较低廉，因而有的水果只能在果园里烂掉，不但对农民的收入带来影响，还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4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困难加大
农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证，导致深加工的产品出现滞销的问题，相应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货物积压以及资金出现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效益下滑，严重的可能面临着倒闭破产的危机，尤其是那些外向型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受其影响则更大。
3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措施
3.1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素质较低，容易导致农产品的质量低下，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制约，因而实现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就在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其也是促进农业经济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性的措施。要进一步转变农民的生产观念，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义有进一步的认知，从而树立起以质量求效益、求发展的生产观念，使其能够自觉的参与到安全生产中去。积极向农民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知识，并定期对其进行安全知识的培训，使得农民的整体素质以及文化素质教育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
3.2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
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助于保障农产品质量的安全，要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宣传力度，不断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进行规范。尽管我国对于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标准以及门类层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依旧需进一步完善，并且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推广ISO9000质量标准体系、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分析、GMP良好生产规范和GHP良好卫生规范、TQM全面质量管理、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管理标准。要多方面进行考虑，从生产环境、生产的投入以及运输贮存农产品各过程出发，实行全过程的标准化生产。农业标准化是指运用“统一、简化、协调、优选”的标准化原则，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通过制定标准和实施标准，促进先进的农业成果和经验迅速推广，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促进农产品流通，规范农产品市场秩序，指导生产，引导消费，从而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以达到提高农业竞争力的目的。农业标准化能有效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布局优化，推进农业产业化，延长农村经济链，促进集约型农业发展，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3.3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预警系统
建立并完善中央到地方的农产品质量的安全检测，监督体系，将责任落实到个人，积极的履行农产品质量的安全监督责任制，在生产前对农产品产地的环境进行检测，在实际生产中对生产技术进行监控，生产后还需要做好市场极端工作，由专门的管理机构派遣检查员严格按照生产的标准，检查企业生产的资质，以及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情况，以便确保生产行为对于产品质量以及产地环境的质量有着有益的影响。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包装标准，包装好那些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流通时也要严格执行相关的产品贮藏运输的标准。
3.4培育农业协会，推广农产地标签制度，建立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我国农村现阶段实行的大多数还是，且土地相对比较分散，土地的规模较小，为相应的产地认定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多的不便，且不利于追溯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因而要积极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地标签的地质进行推广，对农产品的生产、运输以及销售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建立相应的质量安全追溯制度，使得消费者能够对农产品质量的安全信息有充分的了解，建立相关的农业协会，在农民、市场以及政府之间建立起桥梁关系，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农业协会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建设过程中具有的作用如下所述：①有效实行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以及标准化的生产形式，批量的进行化肥、农药以及农用生产资料的采购，能够有效的对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控制。②制定更为统一的生产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有助于退出自主的品牌，使用统一的品牌对农产品进行统一的包装和标识，不但能够使得农产品的档次和效益得到提高，还能够有效追溯产品的质量安全。③定期举办一些病虫害防治以及卫生防疫工作，对相关生产人员进行专业的培训，使其生产效率以及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3.5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
在农业生产中，各要素的过量投入，不但会对土壤、水体以及大气的环境质量造成影响，还会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为了进一步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充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而农业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投入低、循环效率高，技术含量高的一种新型农业。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利用生态经济学、生态学原理对农业生产进行指导，使得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投入量以及排放废弃物的量控制在最少，最终能够有效实现“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综合利用。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以实现社会、经济、生态三大效益的统一。推广生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提高农产品的品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增强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
3.6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产品就地深加工
由于许多农产品的质保时间较短，且容易变质，因而为了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务必要缩短农产品的贮存时间，及时的对其进行加工，避免其营养的流失。但我国对于水果、蔬菜这些农产品的实际处理能力还不足总产量的5%，对农产品的加工程度仅有45%，而发达国家高达80%；我国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6：1，而发达国家高达3：1。因而，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培育有助于带动农产品的就地深加工，使得农产品的贮存期有所缩短，农产品的质量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增强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农产品进行加工，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的增值，而利用深加工的形式，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还能够有效结合农业和其他的产业，使得农业的产业链得到进一步的延长，在增加农业的后续效益的同时，还能够使得农民直接参与农产品在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增值过程，农民除获得种植业、养殖业的收入外，还可分享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的部分利润。把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加工转化的各个环节统一起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分析各方面原因，不断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各项措施建设，才能保障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慧芳，卢朝东，王娟.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研究[J].乡镇经济，2009，25（6）：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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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高安市地税收入质量与总量现状分析
(一)全市地税收入增长总体情况
“聚财兴赣,执法为民”是地税部门崇高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近年来,江西省高安市地税局始终坚持组织收入原则,勤征细管,挖潜增收,地税收入实现持续稳定地增长。2006年至2009年,高安市地税税收收入总量达到11.16亿元,年均增长28%。今年以来地税收入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6月份全市累计完成地税收入26279万元,增收6564万元,同比增长33.29%,完成市政府下达奋斗目标52.56%,为高安市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财力保障。
(二)高安市地税收入结构分析
1、全市税种之间增幅不一,差异悬殊
近五年来,江西省高安市税收收入总量呈现出高速度增长态势,但各税种之间的增幅差异明显,进而影响到各税种所占比重发生明显变化。其中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居地税收入的主导地位,营业税近五年来快速增长,增幅分别为30.59%、39.6%、13.6%、25.6%、33.9%,但所占税收比重却逐年下降,分别为45.96%、45.6%、44.72%、45.23%、43.3%;企业所得税增幅分别为50.88%、99.5%、5.1%、18.8%、29.6%,所占税收比重小幅度下降,分别为18.56%、26.46%、24.01%、22.97%、22.66%。
2、全市税收产业结构差异不一,比重悬殊
2006年至2010年1-6月全市第二产业入库地方税收分别为:5870万元、7740万元、9966万元、13365万元、6870万元,占当年地方税收总量的31.87%、29.88%、33.21%、35.86%、26.14%。其中,在第二产业中为税收收入贡献较大的是建筑业、制造业和采矿业。
2006年至2010年1-6月全市第三产业入库地方税收分别为:12547万元、18122万元、19963万元、23812万元、19409万元,占当年地方税收总量的68.17%、69.95%、66.52%、63.90%、73.86%。可见,地税收入中第三产业提供的税收收入所占的比例基本上在65%以上,稳居榜首。其中,在第三产业中为税收收入贡献较大的是房地产业、交通业和金融业。
二、高安市地税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经济是源,税收是流,税收的高速增长归根结底来源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只有经济活动不断增加,经济总量不断扩大,才能不断壮大税源税基,促使地税收入稳步增长。
(一)税收增长的经济因素
1、地方经济增长带动税收收入的增长
2006年至2010年6月,高安市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经济的增长相应地带动了地税收入的增长。从近五年统计资料分析,企业经济效益逐年提升,相应地地方税收收入中的城建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也呈增长趋势,2006年至2010年6月企业所得税和城建税年均增长分别达到了22.95%和5.92%,而在此期间,高安市GDP年均增长为18.85%。
2、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地税收入的增长
从高安市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看:第一产业基本无税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年均增长分别为23.43%和29.94%。尤其是近几年随着高安市工业园区与陶瓷基地的建设、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更成了拉动第二、三产业收入的增长点。
3、社会投资增长直接拉动了相关税收收入的增长
2006年至2010年6月,高安市房地产行业和建筑行业共入库地方各税收入63629万元,两行业税收占地方税收收入总额的46.15%。
(二)税收增长的征管因素
近年来,高安市地税税收收入大幅度增长,除经济因素外,还在于高安市地税局严格贯彻执行“依法治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组织税收收入原则,通过加大征管力度,使征管水平和征管质量大幅提升。从2006年至2009年,我市稽查部门查补收入从363万元上升到1002万元,定基增长速度为176.03%,2010年1-6月查补收入180万元。
三、税收收入质量与总量面临的不利因素与原因
(一)地税收入增长面临高基数压力
近年来,我市地税收入都远远高于经济的增长,弹性系数较大,尤其是近五年的收入增速更是越来越高,2006年增幅为31.9%,2010年1-6月增幅为33.3%,2010年高安市政府下达给我局税收收入任务为5亿元,增幅更高达为34.17%,组织收入工作面临不少问题。
(二)税源结构不合理
2006年至2010年6月我市税收收入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房地产行业与交通运输业,三大行业所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特别是房地产与建筑业高度依赖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而今年年初及后期的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政策,已经开始影响我市两行业的发展,随着国家调控的进一步加强,会使两行业部分税收缺失,或下滑,这样较高的税收基数压力将转移到其他行业,必然会使有的不排除部分地区收过头税,不利于税务部分依法征税。
(三)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低
目前,受现行税制、征税努力程度、税收文化等的影响,我市部分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还不高,对税收所持的态度不端正,表现为自私不遵从,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计地偷逃税款。同时,由于不知法,不愿花时间了解税收法律法规,因此不能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四)其它因素的可能影响
现阶段税收任务下达,不是以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为依据,而是按上年的实际完成数,实行“基数滚动”,硬性增长,税收收入任务存在计划性和指标下达的不合理性。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履行政府职能的财力不足,在组织收入过程中,往往会采取各种手段,千方百计保地方财力。
四、提高税收收入质量和总量的建议和对策
(一)进一步抓好税源管理
大力推进信息管税和信息共享,积极探索“四位一体”税源管理模式,不断拓展税收综合征管软件在征管中的应用空间,强化税收征管工作。充分利用税收综合征管软件现有的数据,按照综合征管软件的要求加强数据管理,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加与外部信息沟通、协调,多渠道、多方面的掌握隐性税源和流动税源的信息,堵塞税款流失,使信息管税成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重要手段。
(二)进一步提高地税部门的执法能力
在大力培养广大干部的爱岗敬业精神和勤政廉政意识的基础上,要有针对性地加强专业人才培训,全面提升全系统干部的综合素质和操作能力,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企业税收管理的需要。要防范执法不严,执法不公问题的发生,强化对执法过错行为的追究力度,不断加大对地税执法工作的考核监督力度,对发现的执法过错行为,严格按照《高安市地方税务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办法,对执法过错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理和经济惩戒。
(三)进一步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结合今年开展的“创业服务年”活动,大力宣传税收政策,普及税法知识。围绕提高服务质效,坚持“始于纳税人需求、终于纳税人满意”的原则,税务部门要树立公共服务观、实效服务观、全程服务观;完善纳税咨询服务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优化受理程序;推行纳税咨询限时回复承诺制度,定期收集和了解不同规模及类型纳税人的需求,积极开展个性化纳税咨询;在纳税申报方面,要采取多元化申报方式,尽可能满足纳税人需求。积极兑现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充分营造“建设和谐诚信地税,共创富民高安大业”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纳税人自主办税意识与能力,从而有效提高纳税人遵从度。
城市水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关系密切，其协调关系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聊城市近5年（2008～2012）水环境中的控制指标化学需氧量、氨氮的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万元GDP用水量之间的关联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最后根据水环境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相关量之间的关联度大小提出进一步改善聊城市水环境质量的对策和建议。
一、聊城市水环境质量现状
聊城市境内河流属于海河流域，主要有徒骇河、马颊河、卫运河、金堤河、赵牛河和京杭运河6条河流，共设置27个断面。监测指标为23项，其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是必测指标。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主要来源于工业和生活污染两方面。近十年，聊城市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2003年河流水质达标率为0%，2012年河流达标率为33.3%，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其余污染物污染较轻。
二、灰色关联度分析基本原理
对于2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2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即两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旨在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适合动态历程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将研究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视为一条线上的点，与待识别对象及影响因素的因子值所绘制的曲线进行比较，比较它们之间的贴近度，并分别量化，计算出研究对象与待识别对象各影响因素之间的贴近程度的关联度，通过比较各关联度的大小来判断待识别对象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
三、计算灰色关联度
本次选取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为评价指标，分别计算其与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万元GDP用水量等各相关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找出其关联关系，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2计算结果可知：在选取的评价指标中，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7以上，与城市污水处理率的关联系数最大，与万元GDP用水量的关联系数最小；氨氮排放总量与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关联度都在0.6以上，与城市污水处理率的关联系数最大，与万元GDP用水量的关联系数最小。
由此可以看出，聊城市水环境质量与地表水资源量、环保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城市污水处理率及万元GDP用水量的关系都比较紧密，尤其是城市污水处理率。
四、改善对策建议
1 加快污水直排口治理工程，严格控制污水直排。聊城各河流沿程仍有一些入河直排口，造成部分断面水质波动，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直排口治理工程力度，确保污水全部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入河流。
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创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实践是由发展理念引领的。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不能单纯重视经济增长，必须转变自身观念。
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要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考核体系，细化目标举措，考严考实，考出实绩实效、考出发展热度。继续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发展中的主线作用，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做强龙头企业，壮大主导产业
经济的发达程度，往往取决于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的高度与实力。必须培育龙头型企业，提升整体竞争力；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培育未来主导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培育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系。
强化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高质量发展中抢抓机遇，要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快形成区域性创新高地。
构筑高水平创新载体，提升创新创业服务效能。着力打造一批以高新园区、科技综合体和智能工厂为代表的汇聚创新元素、凸显创新实效的高水平创新载体，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及服务业内部深度融合，加大科技产业综合体和众创空间建设，构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区”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形成助推经济转型的强大引擎。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围绕激活创新“因子”，推动更多企业掌握决胜市场的“杀手锏”。注重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积极培育具有全球视野和创新思维的优秀企业家，充分调动企业发展的创造性。
设立重大成果转化专项，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创新科技资源共享与成果转化机制，以创新为动力，在前沿科技领域设立重大成果转化专项资金，推进更具引领性的原始创新和重大科技创新产业化。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大力度地推进市场化的创新，培育更加强劲的“新动能”。
探索外向经济新模式，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积极探索跨境电商、跨国供应链整合等新业态，带动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使对外贸易成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空间、新渠道。
注重人才集聚，形成人才方阵
无论是发展实体经济，还是加大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金融，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高质量发展中抢抓机遇，要以“招才引智”为抓手，筑牢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撑。
围绕各类创新载体，有针对性地招才引智。主动出击做好人才引进，重点招引培养顶尖人才、双创团队、领军人才以及产业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重点引进培育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化前景广阔的创新创业团队。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高品质建设高校园区。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发展，鼓励科研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项目落地，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汇聚融合，把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等诸多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发展优势。
坚持项目为王，招才引智。牢牢把握招商引资的集聚效应，对产业链长、带动性强、成长性好的高质量项目，要坚持项目、人才、创业团队一起引进，形成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项目与招才引智并举，以优质增量的加速扩张带动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关键词：地区经济发展 均衡 个体随机效应 路径选择 制度质量
自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实施市场化、产权制度等相关改革，经济不断取得高速增长，社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1979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超过8%，虽然一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有所起伏，但总体经济发展态势在世界各国的速度中也是罕见。同时在我国总体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的态势下，我国省域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如广东与、浙江与贵州，从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的差距仍不断拉大，如浙江与贵州1978年的GDP，前者为后者的2倍多，而2012年的GDP前者为后者的7倍左右。造成这些差距之间的因素不仅有地理位置差距，还有技术、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因素，但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从相关文献看，一些学者也以制度与经济进行了研究，但以省域为视角研究经济增长与其之间的关系还甚少。笔者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利用2000-2011年相关数据，以我国30个省域为视角进行验证，分析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均衡的影响，并进行解释分析，对推动我国经济超越非均衡态势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变量分析和数据选择
就制度变量来看，国外相关文献就此方面的测度主要有风险指标、自由化指数、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银行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标等，从国家大尺度进行了验证分析。从国内学者研究的成果来看，胡鞍钢（1993）根据市场化指数验证了中国市场化改革；李 （1998）以对外开放比衡量了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金玉国（2001）提出了衡量制度变迁因素的综合指标；王小鲁等（2003）通过构建市场化指数测评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钟昌标等（2006）验证了我国的制度质量，指标有政府管制、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的治理结构、城市化率、市场化等；刘（2008）以产权多元化、对外开放程度、国家控制资金测度了我国制度质量。笔者借鉴了钟昌标（2006）、郭苏文（2012）等研究成果，构建相关指标来衡量我国省域的制度质量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
指标一：非国有企业发展水平，用NL表示，以国有企业单位职工与社会职工占比来表示，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重大，市场调节具有重要意义，不同地区的非国有化存在着差异，值越大表明一个地区的制度质量越高。
指标二：政府管制程度，用GRG表示，用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表示，这表明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因为改革开放前后的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下的财政收入在地区GDP中占比是不一样的，值越大，表明制度质量越低。
指标三：市场化程度，用ML表示，用社会固定资产除国有经济投资占总投资比表示，其值越大，表明制度质量越高。
指标四：对外开放程度，用TRA表示，以进出口额占地区生产总值表示，一个地方的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值越大，制度质量越高。
指标五：城市化率，用UID表示，以一个地区的非农人口占地区总人口表示，值越大表明制度质量越高。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是农民向城市聚集，也是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系统变化过程，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综合标志。
指标六：金融深化程度，用FIA表示，以地区信贷额占本地区GDP表示，其值越大，制度质量越高。金融深化对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可积极增加资源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综合上述指标，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了《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2）、各省市统计年鉴（2001-2012），由于相关数据缺失，故剔除。在验证中，对各变量数值进行计算以减少数据的波动和异方差性。
模型构建与验证分析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在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用模型分析之后，认为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基于关注制度和经济增长关系，借鉴国外学者Rodrik（2002）、国内学者郭苏文（2012）的方法，略去劳动力等因素，建立增长率、制度变量，加入时间趋势，并考虑经济的时间演变，构建相应模型，LnGDPit=α1T+α2T2+β1LnInstitutionit+ξ1+Uit，其中，Institution为各个制度质量指标，GDPit为解释变量，是经济增长，β1为估计系数，i（1，…，30）、t（1，…，8）表示为地区和时间下标，假如ξi～ i.i.d（0，σξ2），μit～ i.i.d（0，σμ2），E（ξiμit）=0。预期在模型中的各个制度变量系数为正（GRG除外）。
在上述基础上，本文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方法估计了上述构建的随机效应模型，如表1所示。验证第1列和以后各列，可知LnNL系数（1%上显著）在1.061-1.815间波动，但为正，表明非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存在积极影响，在经济发展中占比上升，则市场经济发展中积极影响会增强，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验证分析第二列及后列，LnGRG系数（1%上显著）为0.465-0.697，且为正，表示政府管制水平对经济具有积极影响，否定了预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管制水平虽呈下降态势，但不同地区和时间相异，21世纪以来呈上升态势，以前呈下降态势。验证分析第三列及后列，LnTRA系数（1%上显著），表明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对外开放越深入，与国际的联系就越紧密，在对外贸易、信息的交换就越多和深入，可进一步优化我国产业结构，进一步深入专业化分工，引进新产品、新思想。验证第四列及后列LnUID系数（1%上显著），表明城市化率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在农村到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优化城市发展结构。验证第五列和第六列LnFIA系数为负（1%上显著），表明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些地方金融虽然发达，受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调整等影响，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还未起明显作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深化对经济作用还需要一段时间。验证第六列LnML系数（1%上显著）为0.162，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化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持良好的促进作用，应继续支持市场化的深入改革和发展。
自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制度也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然而，由于不同地区的历史经历相异、地理位置不同、发展轨迹不同，各地区推进的改革开放战略时间也不同，影响和导致了我国省域间制度质量具有一定差异，为研究制度因素与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条件。验证结果可知，制度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是省域间经济增长非平衡的因素，也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一个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制于资本等要素享赋差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创新、经济增长都需要制度保护，得益于何种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利用的效率高低，这与制度具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积极增强制度质量，科学合理安排制度，才能有效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
结论及相关建议
综上，我国省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区域差距发展明显、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城乡间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等，这些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和层次。探究其原因，一是自然因素，各省域自然禀赋的差异，如东部气候好，土壤肥、交通好，西部地区交通闭塞、生态环境恶化，信息受到限制，经济社会不利因素增多；二是历史原因，几千年来，我国存在发展差距，经济中心在不断变迁发展，虽然在“一五”计划、“三线”时期加大了对中西地区的扶持，但非均衡的状态未从根本上改变，1978年以来，各地区纵向比较发展较大，而横向比较差距在拉大。三是政策原因，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行了非均衡发展，东部地区在投资、财税和金融实行了优先政策，率先赢得了较大发展，带动了国家整体发展，客观上拉大了与中西部差距。四是体制因素，在计划体制下一些不合理的价格对城乡差距有巨大影响，长期维持了能源和农产品的低价格，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受到抑制，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机制表现出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呈现出马太效应，拉大了差距。总之，我国非均衡的发展问题是多种因素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
因而，未来我国区域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不仅要在动态均衡中剔除非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也要使非均衡趋于收敛，注意制度因素的构建，既要在全球化的思维中保持积极的竞争态势，也要积极迎接全方位的挑战，兼顾效率和公平，倡导合理的政策导向，构建成熟化的市场体系，支持和谐的资源要素流动，整合相关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大力度促进区域经济动态均衡一体化的开放式高效发展。首先，在企业、市场和政府等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基础上，统筹协调互动发展机制，使市场、合作、互助和扶持机制日渐完善，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其次，在城镇化的推动下，以若干城市为极点，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再次，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逐渐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服务相互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最后，促进区域之间的服务均等化，在东、中、西、东北地区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等，不断增强落后地区发展能力的后劲，增强制度效率，有效缩小和扭转区域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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