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6: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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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支出；经济增长；互动关系；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01
一、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概述
自古以来，教育都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支出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国家在教育上加大投资，优质的教育培育出优秀的人才，人才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国家又可以进一步加大教育支出。因此，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两者互为依托，互相促进。不过，虽然我国的教育支出存在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从总体来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支出占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不高，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上文也已经提到过，教育支出和经济增长是互为依托、互相促进的。所以，国家应对教育支出给予高度的重视，使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教育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教育支出、社会团体教育支出及个人教育支出。其中，政府的教育支出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一种，占了很大的比重。公共财政的支出必须以满足公共利益为前提。国家统一的对教育的支出是社会福利的一种，相对而言，使低收入者获得更多的优惠条件，使教育更加趋向于公平状态。当然，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是否是正相关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二、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教育支出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对于这种影响机制的了解与重视，不仅成为了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而且在实践方面也受到了很高的重视。教育支出主要以两种形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总体而言，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包括着如下的几个部分。
首先，众所周知，消费带动需求，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教育支出也是消费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的消费者受传统的消费观念影响较深， 因此在我国的消费动力不足，处于疲软状态。为进一步刺激消费，大力发展教育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通过投资教育的方式可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般而言，教育通过所培养的人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方面，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各行各业的有用人才。当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自会将学校所学知识转化为工作能力，此时教育支出就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虽然我国的各种自然资源储量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落后状态。人力资源也是资源的一种，而且是较为高级的存在形式。只用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才能弥补我国自然资源不足的缺陷，争取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有利地位。人才优势的充分发挥依赖于教育的发展。因为，只有高质量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优秀出色的人才。另一方面，科教兴国是我国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而科技的发展也必须依赖于优秀的科技人才。公司企业的日常运营、各服务行业工作的正常进行等等，都对“人”有着极大的依赖。因此，只有从发展个人本身来入手，才能产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为发展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教育对于经济增长构成了三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对于投资的结构产生了相应的效应。就教育支出本身而言，其具有一定的公共投资的属性，并且也是消费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能够对于经济增长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目前，不少学者指出对于教育支出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相关教育机构的规模产生较大的扩张，从而使得与教育相关的一系列产业获得发展，例如教学设备的制造、教学楼房的建造等能够促进使得机械加工业、建筑业等的发展。二是对于人力资源的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效应。目前经济社会对于技术创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这也使得人力资源的地位有了较大的提升。对于人力资源机构的调整离不开教育，而这也不仅仅是学校类的教育，也包括着社会所提供的其他方面的教育，因此，教育支出的增加能够保障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取教育资源，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最终对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三是教育自身具有较为显著的外部性，而这种外部性也在潜移默化之中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产学研的理念在国内外获得了较大的推广，这一理念使得高校对于经济增长的参与度急剧提升，因此教育的外部性进一步获得了增强。
三、正确处理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措施
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关系也使得政府机关有必要采取极为有效的措施来提升两者之间的作用水平，从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强化教育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进步。一般看来，这种措施包括着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有必要对于教育支出的资金来源及范围进行清晰的界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政府对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在国民经济产值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并且远高于国外的教育支出水平，并且目前多数教育支出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所进行的教育投资不多。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国家对于教育支出增加的同时，也必然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到教育事业当中来，进行相关的投资。因此，由于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政府有必要采取有效地措施来对教育资金的实际用途及范围进行明确界定，从而真正发挥出教育支出的有效性。这种对于教育资金来源的界定更多的将出现在高等教育领域，而义务教育领域仍然将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
其次，鼓励企业投资等非财政形式的教育支出增加。由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受到财政支出状况的制约，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大幅度提升，如果过快地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也未必能保证资金的使用效果，因此要挖掘财政外的资金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如受教育者的家庭支付部分、社会团体与个人的捐赠等。同时，这些非财政性的资金介入，更注意投与收益的比较，也可以从外部对资金使用单位进行约束与监督，可能对不规范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在全球化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发挥交通运输的重要作用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聚集与扩散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话题之一。就交通运输的实质来看，其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建设之一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地区经济发展的集聚和扩散，以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对此，我国的交通运输部门在实践工作就必须科学合理地对工作内容进行规划，充分整合工作资源，以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提供有力保障。
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看，交通运输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有着其所独有的交易性，且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之间有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利用交通运输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而在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的作用下也能有效减少交通运输的成本。因此，在市场经济形势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今社会，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应重视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之间的有机结合，进而更加有效地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就我国整体的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工经济类型，而这一类型经济形式的出现往往与交通运输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在实际的交易中，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M管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却又彼此依赖，能通过不断地磨合促进彼此的共同发展。从现实情况来看，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之间要形成密切的合作，往往需要有准确的信息最为合作的保障，这就要求这二者之间能通过有效的信息交互来提高彼此间合作的有效性。在交通运输建设中，通过对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的集聚和扩散，以为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而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的实现又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实力。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现阶段交通运输行业的实力显然仍无法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集聚和扩散相适应，比如我国一些偏远且经济不发达的山区，之所以经济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实际上与这些地区的交通情况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加强地区内的交通运输建设对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用交通运输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的对策
就我国整体的经济现状来看，不同区域的经济实力一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交通运输的发展。然而，在全球化经济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开始步入飞速发展的阶段，充分利用交通运输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集聚和扩散已然成为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提升的重要方式之一。
已发展为目的针对交通运输制定新战略。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与该地区的经济水平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受地质、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且各地的经济水平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为了更加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我国必须以发展为目的针对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制定全新的发展战略。这要求国家及各地政府能对地区的经济情况和交通运输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此作为作为地区交通发展新战略制定的主要依据。
强调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之间的有效整合。要促进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就必须要强调地区内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之间的有效整合，保证对交通运输的调整能切实有效地为地区内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打下良好的基础。这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在交通运输和经济建设工作中能科学地对区域内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的空间进行配置。受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整体的交通运输发展仍受到较大的限制。因此，利用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集聚与扩散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促进二者之间的有效整合能有效促进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
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工制度。尽管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之间有着彼此依赖的关系，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二者仍是相对独立的个体，要切实有效的促进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还必须对这二者进行科学的分工配置。在影响经济发展集聚和扩散的众多因素中，政府管理的相对分散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最为显著，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交通运输的成本给经济发展的集聚和扩散造成了极大的限制。对此，针对交通运输我国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分工制度，来实现成本的节约。
关键词：土地利用 生态环境 耦合发展度
中图分类号：F30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6（a）-0129-04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物质保障，在“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复合系统中，土地资源处于基础地位，土地利用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相互影响与交互作用最直接和最密切的关系[1]。1995年LUCC计划提出以后，我国部分学者已对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的变化过程、驱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而生态问题的日益加剧使得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聂艳等研究了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变异特征[3]；李边疆、王万茂等对区域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关联进行了分析[4]；刘新平等也进行了塔里木河流域土地持续利用和生态协调发展的耦合关系分析[5]。
在现阶段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构建的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在指标选择上缺乏统一的科学性标准，导致指标差异显著，并且未将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曲福田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土地利用变化已成为仅次于化石能源燃烧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土地利用变化既可以发挥碳源作用，又可以发挥碳汇作用[6]。因此，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中，碳排放量的增减也对整个系统的内部作用起到一定的影响。本文从低碳角度评价生态环境发展，建立新型的土地利用与生态耦合模型，对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期对促进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科学性建议。
1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耦合度则用来描述系统或要素相互影响的程度[3]。土地利用是指由土地质量特性和社会土地需求协调所决定的土地功能过程，土地实施持续利用包含两方面含义：（1）指人类根据土地质量特性开发土地，创造财富，以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要；（2）指利用土地，改善环境，以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7]。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定义为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用耦合度来表示其影响作用的大小。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土地利用通过对地表性质的改变影响生态环境因子的变化；其二，生态环境通过资源约束、人口驱逐等过程束缚土地利用强度，限制土地利用方向。
2 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的建立
2.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遵循以下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可量可行原则、区域性原则、动态稳定性原则。基于上述原则，本文分别建立了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为目标层，即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土地开发利用程度、土地集约经营程度、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生态环境因子、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质量、低碳环境等7大准则层；第三层为指标层，选取土地垦殖率等29项指标。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水泥产量等因素[8][9]，本文在低碳生态准则层中选择这5个评价指标：水泥产量、单位工业产值耗能、道路密度、标准营运车数、非农业人口比重（城市化率）。
2.2 建立系统评价函数
评价指标体系由多种因素构成，各指标的数据值计量单位不同，首先对各指标统一量纲，缩小指标之间数量级的差异。对原始数据标准化的公式如下：
（1）
式中，表示标准化后某一因子的标准值，表示其对应的原始数据，分别表示该类指标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正向指标指该指标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加强具有正效应，负向指标指该指标对土地利用程度的加强具有负效应。标准化后，土地利用系统对该类指标的满意程度越高，其对应的数值越趋近于1，反之则越趋近于0。采用相同的方法将生态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标准化（）。
其次，确定各类指标的权重。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指标赋权。熵权法是一种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作为客观综合定权法，主要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本文选择熵权法出于以下考虑：熵权法能准确反映本文涉及的两系统中评价指标所含的信息量，可解决土地利用评价和生态环境评价各指标信息量大、准确进行量化难的问题，减少了人为主观性对评价过程的干扰。
土地利用系统的评价函数为：
（2）
生态环境系统的评价函数为：
（3）
式中，为土地利用系统各指标的权重；为该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标准值；为生态环境系统各指标的权重；为该系统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标准值。
2.3 建立耦合度及耦合发展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多个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土地利用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函数为：
（4）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C值越大，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越大，即；K为调节系数，取值大于2，为了增强2005-2011年间耦合度的区分度，本文取K=2。
耦合度反映的是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大小，很难反应系统整体的功效与协同效应，判断系统整体发展水平的高低，所以进一步建立耦合发展度模型：
（5）
（6）
式中，D为耦合发展度，耦合发展度越高，代表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的整体水平越高，其耦合关系越和谐；T为反映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整体效益的综合评价指数；、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在综合效益中的权重值，由于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同样重要所以取值均为0.5。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标准见表1。
3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度时空变异分析
3.1 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武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汉平原东部，是中部六省唯一的副省级城市，也是国务院批准的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处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武汉市土地总面积8494平方公里，人口1054.5万，下辖江岸区、青山区等13个市辖区，2013年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9000亿元，以9051.27亿元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再次稳居第四位。分析该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有一定的意义和代表性。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1998年至2012年《武汉市统计年鉴》。
3.2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建立的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体系评价体系，本文依据1995年至2011年间武汉市各指标数据，运用熵权法对评价体系的指标赋权，各指标权重见表2。
依据式2、式3分别建立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的评价函数，再依据式4～式6建立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
3.3 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间特征
通过上述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计算出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各年土地-生态耦合度C和耦合发展度D，计算结果见表3。
土地利用-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在1995年至2011年间的变化大致有以下特征。
3.3.1 土地利用的强度持续增强
在1995年至2011年间，土地利用综合评价函数的值基本上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1995年至2000年间，土地利用情况稳定；2001年以后，随着各项建设力度的加大，武汉市土地利用强度持续快速增强。期间，土地开发的力度不断加大，武汉市人口密度从836人/km2上升至1180人/km2，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7.2 m2上升至35.3 m2；土地集约经营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单位土地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从1995年的379万元/km2上升到2011年的5009万元/km2，提高了12倍；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单位土地产值、单位土地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95年的1842元上升至2011年的9814元。
3.3.2 生态环境状况整体提升，不断波动
武汉市生态环境变化的整体情况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5年至2004年间，生态环境状态平稳，有轻微波动；2005年至2011年间生态环境水平整体提高，发展有阶段性。1995年至2004年之间10年研究区间内，生态环境的评价函数值稳定在0.4左右，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这一时期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弱且没有立即显现。2004年至2005年期间，武汉市的生态环境水平有了显著性提高。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2005年武汉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比上一年提高了20%，污染治理投资也比2003年之前有大幅提高；从环境质量角度出发，2005年武汉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上一年的34.16%提高到37.6%，而在此前从1995年31.1%提高到2004年34.16%，经历了10年的时间。2005年武汉市城市绿化工作得到较快的推进。2005年以后，生态环境水平在波动中小幅度提高，到2011年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生态环境状况的波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治理工作的阶段性和生态环境响应的滞后性。政府每年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大小不一，环境保护初见成效后就降低治理力度，导致原本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随时间出现时好时坏的情况；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是长久持续的，生态环境对这种影响的响应具有滞后性。
如果不考虑碳排放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将低碳生态的指标层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中去除后重新对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间的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并与原来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比较结果见图2。
由图可见，在不考虑碳排放对环境的负效应的情况下，武汉市1995年至2011年间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值保持先稳定后快速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04年以后，生态环境质量加速提升。普通评价体系的函数值在2006年首次超过低碳评价体系，两者的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武汉市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水平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2005年开始逐渐显露，其影响程度也逐步加深。
有学者研究表明，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均GDP、城市化水平、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水泥产量。城市居民人均能源消费量是农村居民的约3.5～4倍，武汉市城市化率在研究期内增长了8.8%，城市化的推进是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武汉市水泥产量增长了4.29倍，道路密度增长了29.6%，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低碳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碳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对经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负效应也不容忽视。
3.3.3 耦合发展度稳步提高
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度变化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1995年至2004年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型；2004年至2011年期间由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协调发展同步型-良好协调发展同步型的过度阶段。1995年至2010年土地利用的综合评价值始终低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特别在2000年以前，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二者耦合发展度始终处于经济滞后状态。2000年以后，土地利用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二者的水平逐渐趋近。在2011年土地利用水平首次超过生态环境。随着这种去趋势的发展，武汉市土地-生态的耦合发展度将由同步发展逐步转变为以经济为主导，如果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耦合发展度将呈“倒U”型变化，逐步转变为生态损益型的失调发展。
3.4 武汉市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分区研究
为进一步研究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武汉市13个城郊区进行分区研究。结合各区的发展差异，从农业、工业、商业的不同角度衡量各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基于上述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的3个准则层，重新建立分区的土地利用评价体系，指标包括：土地垦殖率、单位土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人口密度、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单位土地资金集约度、单位土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单位土地产值、居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土地财政收入（以占该区人口类型较多的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该区人均纯收入）。
根据上述对武汉市1995年以来的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的研究，2005年以后是其快速变化的阶段。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0年为研究的时间区间对武汉市进行分区研究。依据耦合发展度模型计算出2005年至2010年武汉市各区耦合度发展水平，计算结果见表4。
从各区耦合发展度的变化角度分析，可以将其分为3种类型：稳定型、波动型、提高型。稳定型包括：江岸区、口区、汉南区；波动型包括：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江夏区；提高型包括：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
江岸区、口区、汉南区基本稳定在较高的耦合发展度，发展状况从轻度失调到协调发展过渡。其中，江岸区、口区的发展以商业为主，人口密度大、单位土地产值、房地产投资额都高于其他区域，与环境发展较为协调。汉南区以农业发展为主，该区的土地垦殖率远高于武汉市其他各区，农业发展的资金集约度和土地产值比其他农业区域发展水平高。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发展较为协调。
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江夏区的耦合发展度波动较大。其中，青山区发展较为典型。青山区以工业发展为主，其单位土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远高于其他区域，但该区域发阶段性明显，从投资上看该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都经历了先增后降的过程，该区域吸引的投资在2007、2008两年达到近期内最大，同时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也有这一显著特征。由于土地利用情况的波动，耦合发展度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较大波动。江汉区以商业发展为主，其人口密度最大，单位土地的产值和财政收入是同期江岸区、口区的2～3倍，是周边郊区的10倍以上，但其发展也具有明显阶段性，该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不稳定，随政策等的变化而大幅度变化，进而对土地利用产生阶段性波动的影响。
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的耦合发展度在2006年以后持续提高。随着武汉市对周边郊区发展的重视，武汉市1+8城市圈的提出等都带动了武汉市郊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投入的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程度加强，使得原本经济滞后型的失调发展逐步向低水平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水平过渡。以黄陂区为例，该区单位土地固定资产投资从2005年的105万逐年提高到2010年845万，增幅为原来的7倍；单位土地的产值也从2005年的380万提高到2010年的1137万元。
4 结论
1995年至2011年间，武汉市土地利用强度快速提高，生态环境状况不稳定。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武汉1+8城市圈”建设等的提出，武汉市在2005年以后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土地利用的强度不断提高，土地的开发利用程度、集约经营程度、综合利用效益均有所提高。而与此同时，武汉市也注重环境保护，但由于相应措施的阶段性和污染程度的加剧，生态环境水平时好时坏，波动频繁。
土地-生态耦合发展度稳步提升。研究期内武汉市耦合发展度变化经历两个阶段：1995年至2004轻度失调发展经济滞后阶段，2005年至2011年向协调同步发展过渡阶段。由于后一阶段土地利用发展速度显著大于生态环境，预计未来武汉市发展为经济主导型，耦合发展度将以“倒U”型下降，生态环境问题亟待重视。2005年至2011年各区耦合发展主要为稳定型、波动型、提高型，周边郊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快速提升。
2004年以后碳排放增加对系统协调发展的负效应显著。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碳排放量的增加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逐步显现，这种负效应会通过生态系统作用于经济系统，从而影响整体的协调发展。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促进环保措施的长期化持续化。在优化生态环境的政策上，政府应当抛弃急于求成的的心态，环境保护是一场持久战，需要长期性持久性的战略措施的支持保障。（2）注重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碳排放量的增加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可避免的问题，相关部门不能只注重效益，应结合科技发展逐步实现产业转型，从“高耗能高污染”向“绿色经济”转变，提倡“绿色GDP”的核算方法。（3）促进土地利用程度合理性增强。继续推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土地用途的变更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林地是最主要的碳汇；严格执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保证基本能农田的数量和质量，保证居民的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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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学实习；人际关系；竞争；合作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4）07-0012-04
教学实习是指师范类学生在毕业前的实习活动，是教师教育的重要环节。从世界范围看，教学实习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20年，美国就有三分之一的师范学校让实习教师去公立学校实习。[1]
教学实习在教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对于个人来说，实习教师通过与指导教师的互动、合作，积累教学经验，为后继的独立教学做准备；对于整体来说，教学实习是提供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的保障之一，在提高预备教师素质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甄选平台，对不适合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发出预警信号。
鉴于教学实习的重要性，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以期提高教学实习的有效性。其中，“三位一体”研究视角通过对教学实习所包含的人际关系互动的理解，为教学实习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教学实习包含了实习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大学指导教师、学生、校长或者家长之间关系的互动。这些关系可以组合成多个“三位一体”模型（见图1），其中，最经典的研究模型是实习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大学指导教师的“三位一体”模型。
一、经典“三位一体”研究模型：
实习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大学指导教师
实习教师（student teacher，简称ST）、实习指导教师（cooperating teacher，简称CT）、大学指导教师（university supervisor，简称US）三者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到教学实习的目标和成绩，在与实习指导教师和大学指导教师的合作中分享与学习他们的经验是学会成为一名教师的关键因素之一。鉴于此互动关系的重要性，这三者组成了分析教学实习的一个经典、持久的模型，也是公认的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模型。
那么，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呢？
在现实情境中，教学实习活动中存在着两种“三位一体”关系的转换。[2]这种转换的起因是大学指导教师的到场与缺席。大学指导教师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进入学校现场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其缺席的情况下，教学实习中存在着一个“功能三位一体”（the functional triad）[3]的关系，即“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学生”。此时，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之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时间与空间，一起学习，一起工作，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这种关系中，实习指导教师作为一名老教师处于权力的顶端，实习教师作为新教师位于第二权力层，而学生则处于权力的底层。当大学指导教师到访学校时，根据三位一体理论（triad theory），此时权力发生转变，大学指导教师位于权力的顶层，实习指导教师位于权力的中层，实习教师位于权力的底层，并且此时的目的和关注的焦点也发生转变，由学生转移到了实习教师身上，因此“功能三位一体”转变为“机构三位一体”（institutional triad），即“大学指导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或许是因为大学指导教师有更高的学位或者是职称，或许是因为实习指导教师本身就是大学指导教师的被指导者，所以，实习指导教师会把大学指导教师安置在管理者的位置上。我们称此为“机构三位一体”就是因为大学及实习指导教师都会习以为常地把责任和权力给予代表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指导教师。[4]根据三位一体理论，当二元关系建立时，第三者的加入会引起冲突和障碍，导致关系的被动干扰[5]，因此，实习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的二元关系会因为大学指导教师的加入而出现被动干扰，此时三者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复杂。一方面，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处于被动参与状态。因为教学实习是教师教育的一部分，大学理所当然地拥有决策权力，所以大学指导教师是重要决策的制定者，实习指导教师与实习教师只是被动参与者。另一方面，大学指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之间关系紧张。实习指导教师对大学指导教师的指导持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第一，大学指导教师有限的拜访并不了解教学实习的真实情况；第二，大学指导教师不一定就是基础教育的专家或者已经离开基础教育多年，对基础教育的真实世界并不了解，因此对实践情境中的教学很难有正确的判断。当大学指导教师作为实习教师的主要评价者和管理者而忽视实习指导教师的意见时，这种紧张关系就会变得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实习指导教师就会联手实习教师共同批判大学指导教师的行为。[6]此时的“机构三位一体”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不是合作关系。[7]
造成这种紧张竞争关系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角色认同[8]、缺乏清晰的教学实习目标[9]、缺乏有效的交流[10]。首先，“机构三位一体”的成员角色定位模糊是产生冲突的首要原因。第一，实习指导教师角色定位不清。这主要是源于甄选过程的随意性。在为实习教师选择实习指导教师的时候缺乏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通常是因为实习指导教师愿意或者有空而被领导选中。因此，选择实习指导教师的标准与教师教育目标无关，许多实习指导教师并不把教学实习经验当成学习的情境，缺乏对实习教师的有效指导。此外，实习指导教师没有被包含在教师教育的计划中，缺乏针对性的培训过程，他们对自己的角色认定和教师教育机构对他们的角色认定之间存在差异。如他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责任就是指导实习教师的日常教学活动和课堂管理，而教师教育机构则认为他们的责任是帮助实习教师发展自己的教学技能、教学程序和教学风格，而不是简单地传承。第二，大学指导教师实践角色缺乏。大学指导教师对实践关注不够，很少进入实践领域，缺乏对真实情境的了解和对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的关怀。另外，大学指导教师通常是以专家、督导的身份进入实践领域的，他们理论有余、实践不足。第三，评价者角色部分缺位。通常，大学指导教师完全拥有对教学实习的评价和督导权力而将实习指导教师排除在外，实习指导教师会觉得自己“无权”，这是导致冲突的深层次原因。第四，实习教师平等交流的角色缺乏。实习教师有一个角色的转换，在“功能三位一体”模型中，实习教师的身份是“教师”，随着“功能三位一体”向“机构三位一体”的转变，其角色也由“教师”转变为“学生”，此时，完全处于“失权”状态，缺乏平等交流的地位。其次，缺乏清晰的教学实习目标也是导致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教学实习的首要目标是帮助实习教师为未来的独立教学做准备，并对其教学潜力进行评价。[11]清晰的教学目标和准确的角色定位是紧密相连的，由于缺乏清晰、一致的目标，就无法对角色进行准确定位，因此也就无法实现三者齐心协力地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意愿。最后，有效交流的缺乏也是冲突产生的原因之一。有效交流即指三者用实践语言的平等交流、充分交流。有效交流存在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大学指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之间缺乏有效交流，这与大学指导教师实践角色的缺乏密切相关。
以上种种原因导致了“机构三位一体”中的紧张竞争关系，在这种竞争关系下，缺乏有意义的三位一体的互动，给教学实习带来了负面影响。有效的教学实习需要有意义的持续的合作，需要在三者之间孕育积极的互动。
二、合作共享：
“三位一体”互动关系的专业化建设
在“机构三位一体”模型中，大学指导教师因为处于权力的顶层以及对督导权、评价权的垄断而被孤立，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大学指导教师就必须寻找同盟者。根据三位一体理论，当成员在寻求联盟和联合时，需要对权力进行再分配。为了找到同盟者，大学指导教师必须对权力进行再分配，建立一种合作的督导方式，与实习指导教师共享督导权，改变实习指导教师的被督导的地位，寻求自己的联盟，缓和紧张关系，进行有意义的合作。此时，三级督导关系变成了二级督导关系（见图2）。
在“合作督导三位一体”模型中，大学指导教师与实习指导教师建立了积极的二元互动关系，共同对教学实习进行督导。但是，无论是“机构三位一体”还是“合作督导三位一体”仍然是等级制，实习教师的不平等交流仍然存在。建立完全的有意义的合作互动关系，让实习教师参与权力分享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实习教师中的大部分最终将成为实习指导教师。研究表明，当他们在成为教学实习指导者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自己的教学实习经验。[12]因此，为了有效教学实习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改变三者之间松散的联系结构，提供有意义的互动，使其发生系统的、质的变化。
建立有意义的互动关系，需要消除权力的等级关系，在三者之间实现权力分享，共享督导权和决策权，构建平等交流、互相学习的合作氛围，使三者成为学习伙伴。合作共享的学习伙伴关系建立的前提是三者有能力为彼此的专业发展服务，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发展；建立的基础是拥有平等、有效交流的氛围。根据哈贝马斯的普通语用学[13]，言语的四个有效性要求为真实性（speak truthfully）、合理性（speak legit-imately）、真诚性（speak sincerely）、可领会性（speak comprehensively），这为消除“三位一体”中的紧张关系、实现权力共享提供了指导框架。言语的真实性需要三者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据；言语的合理性意味着大学指导教师不能利用大学身份或地位来坚持自己的观点，相反，应该互相尊重彼此的贡献；言语的真诚性指大学指导教师要通过展示自己的真诚来获得实习指导教师的支持，所有的成员都要积极地倾听彼此的观点，公平分享决策权力；言语的可领会性意味着成员之间的清晰的交流，也暗示着大学指导教师要花费足够的时间去发展与共享实践语言。
建立积极的、有意义的互动关系还需要明确三者的专业身份。首先，明确实习指导教师专业身份。第一，严格甄选程序。研究表明，高效的实习指导教师具有以下特征：从教10―29年；督导过五名以上的实习教师；从大学指导教师那里获得持续的影响。[14]应改变匹配的随意性，规范选拔程序，建立实习指导教师数据库。第二，进行常规化、专业化培训。培训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明确角色、统一目标，另一个目的是进行知识的更新和补充，获得和实践作为实习指导教师所必备的技能。第三，担当专业责任。实习指导教师承担的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保证教师的质量，因此要担当其专业责任，除了指导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更重要的任务是提供客观、真实、严格的评价，为评定实习教师是否适合从教提供重要依据。鉴于实习指导教师对实习教师的专业发展、乃至对整个教师队伍的深刻影响，应该通过认真挑选和常规培训来保证实习指导教师的质量，确立并培养其实践专家和督导专家的专业身份，为积极的、有意义的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完善大学指导教师的专业身份。大学指导教师除了其本来的督导专家身份外，还应融入到真实的教学世界，一起观摩、一起督导、一起展示教学技能，培养实践专家的身份，用实践语言进行有意义的交流。最后，培养实习教师的专业身份。实习教师要努力适应角色转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合作学习中形成自己的教学技能与教学风格，逐步培养自己的专业身份，知识共享、平等交流。
合作共享的三位一体研究模型旨在消除大学指导教师、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教师之间的权力等级，消解三者之间的紧张竞争关系，构建一个和谐的、有效交流的氛围，每一个成员都应将教学实习经验理解为三人合作的互动，在有意义的持续的合作中互相学习、共同发展。
综上所述，“三位一体”研究框架深刻揭示了教学实习中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和促进有效教学实习提供了一个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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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的现状及该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讨论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和旅游教育发展的关系,针对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旅游教育的思路及为区域提供经济服务的途径。
[关键词]张家界地区 旅游经济 旅游教育 发展关系
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与该地区的旅游教育是共生发展的,发展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需要旅游教育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需要将科研成果转化来促进企业的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旅游教育的发展也需要以地方经济实力为基础,科研与社会经济的结合是旅游教育发展的源动力。
一、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的现状
张家界建市以来,大力推进和深化对外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元化的对外开放格局,使其旅游业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轨道,呈现出稳健、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1989年张家界建市之初,全市各景点接待的旅游人数为56.49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为1.6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491万元,其中旅游外汇收入10万元。到“九五”时期的头一年(1996),全市接待的旅游总人次达到182.58万人次,境外旅客达到2.2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了30356万元,实现旅游创汇192万美元。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到“十五”末(2005),全市接待的旅游总人次飙升到1453.36万人次,境外旅客骤增到128.7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了64.35亿元,实现旅游创汇2.57亿美元。伴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2008年,尽管受到冰雪灾害、5•12大地震和次贷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但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持续升增,全市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878万人次,境外游客也达到了125.9万人次,较上年下降1.2%;实现旅游收入91.25亿元,其中门票收入11.12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5%和15.9%。实现旅游外汇收入2.39亿美元,增长1.8%。同时,还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19.62亿元,比上年增长23.5%。新批三资企业13家,实际利用外资1908万美元,增长54.8%,其经济发展水平无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二、张家界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张家界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欠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缺乏发展经济的新思维、新理念、新视角,同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因此,通过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更新观念,借鉴经验,引进新方法、新策略、新技术,促使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推动旅游产业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中高速度、高水准发展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
张家界市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相关作用,但旅游业没有对张家界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发挥显著的双拉动作用,主要原因表现在:一是,旅游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对灾害疫情和时局动荡十分敏感,很容易出现大起大落,1998年的洪灾、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冰灾、地震和金融危机对旅游业的巨大冲击,就是有力的例证;二是,经过20多年的迅速扩张,全市旅游产业已具备一定规模,今后依靠数量扩张而获得发展的空间将越来越小,长期依靠单一旅游业支撑全市经济是不现实的。旅游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如旅游业在产品结构上以观光型为主,游客消费水平整体偏低;在客源结构上以国内为主,境外市场局限于东亚地区且过分依赖韩国市场;三是,旅游业“一业独大”,对工业、农业的带动作用不大,造成张家界经济缺乏足够的多产业支撑,今后发展动力不足,也缺乏稳定性,缺少龙头工业企业的带动,农产品难以通过深加工而实现增值,农业产业化程度偏低,农产品自给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城市和旅游市场需求,导致近几年食品类价格持续走高,CPI涨幅明显高于全省和全国;四是,游客消费升级步伐不够快,游客的消费增长比较滞后旅游收入总额的增幅。虽然近几年,旅游收入构成中,关于游客对“游、购、娱”的消费需求有所增加,但游客的消费环境还不够好,旅游消费市场还不够规范,游客消费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吃、住、行”三要素,仍是张家界旅游顾客的主要消费构成。由于张家界旅游商品特色、文化底蕴、科技含量、营销包装等问题,游客消费信心与热情明显不足。
三、提出发展张家界地区旅游教育的方法
张家界地区旅游教育立足当地旅游经济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科学研究,为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力支持。
1. 旅游教育为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服务的具体方略
(1) 转变观念,确立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方位服务的思想
旅游教育是对旅游行业的专业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旅游教育要面向产业群,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大批高级应用型人才,尤其是为地方旅游行业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办学思想上,要转变以往等教上门的观念,主动置身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确立为地方旅游经济发展,全方位服务的思想,肩负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职能,成为所在地区旅游教育与技术培训基地、信息咨询中心。为承担社会职责,旅游教育必须改变在封闭的学校教育环境内组织教学的传统观念,走出校园,进人旅游经济建设一线,及时发现并解决游客、旅行社、景点部门的问题,研究并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层次及职业技术培训等问题。“服务地方,突出特色,做优做强”的办学定位,必将受到社会和政府的欢迎。
(2) 增强服务意识,建立有地方特点的教学体系
旅游教育不仅具有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学历教育职责,而且还具有为地区劳动者素质提高的继续教育、技术培训等非学历教育的职责。在学历教育中,培养目标是为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生产、服务和管理一线所需要的高级实用型人才。因此,旅游学历教育应以职业需要为基准,以技能培训为主线。专业设置上,坚持以地方旅游经济需要为依据,采取灵活办学方式,开设旅游人才市场急需的专业,多开设与旅游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设置上,坚持以职业岗位需要为主线,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知识传授上,强调所授学科知识的宽度及应用,淡化学科系统性和完整性;对学生要求上,强调学懂会用,不求学深学透;教学计划上,加大实践教学比重;考试制度上,减少呆板的闭卷考试,增加灵活多样的开卷、现场操作等考试,重点测试所学知识的应用水平和所学专业的操作技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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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鼓励科研管理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勤读书多钻研，研究相关业务，提高工作能力。在职学习和锻炼是提高科研管理人员工作能力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科研管理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岗位，只有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在不断的遇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管理能力。
一、科研管理人员的现状分析
(一)知识结构不完整
科研管理主要是对科研和开发活动的管理，包括科研计划、课题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管理。它是基于“知识”的管理活动，这就决定了科研管理人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管理技能。因此，科研管理人员在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具有广博的知识结构，拥有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掌握先进的管理手段。
但是，目前科研管理人员普遍具有专但不广、管理知识欠缺、管理手段落后等方面的问题。科研管理人员大都是大学学历以上程度的教育，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他们普遍存在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特别是存在工、理、文分家的现象。然而，科研管理工作本身是涉及各种科学、各种门类知识的复杂的工作，知识结构单一将严重阻碍科研管理工作。科研管理人员除了应对各学科专业的广泛了解外，更主要的是应具有相应的管理知识，科研管理实质是管理科学中的一个方向，但是科研管理人员大多从其他专业改行而来，普遍缺乏相应的管理知识和先进的管理手段。
(二)知识老化，缺乏创新
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知识更新的周期缩短，新技术、新成果迅速增长，新知识也急剧增长。这就对科研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科研管理工作做一些上级部门下达的事务性的工作，不需要什么相关的知识，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应付，因此，他们中有的不思进取，不去研究和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更不能正视科技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对自己的挑战，更有的管理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或者年龄偏大，不易接受新事物、新知识，当然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也就显得陈旧和老化。
(三)法律知识欠缺
科研管理涉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主体，科研管理人员应熟悉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但是根据笔者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科研管理人员对法律法规知识急待加强。科研管理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科研管理人员应对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熟悉并掌握，以指导自己的科研管理工作实践。事实上，多数科研管理人员缺乏对科研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系统的掌握，多数科研管理单位也没有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的教育工作。
(四)职业道德素质参差不齐
良好的政治思想与职业道德素质是21世纪科研管理人员应首先具备的，也是作好科研管理工作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目前，科研管理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参差不齐。如一些国家科研管理机构在进行科研项目、审批过程中多次出现各种不正常现象。科研管理人员对科研经费的占用、挪用现象也层出不穷等。
二、科研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
(一)完善知识结构
科研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是决定科研管理水平和科研人员出成果的重要因素。现代科学学科交叉，内容丰富。科研管理人员要搞好组织、协调和管理，还必须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科学管理知识和和一些交叉学科方面的知识。科研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包含理工农医、林、文、史、哲等各个学科的内容。科研管理人员要对不同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系统的管理，必须具备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结构。除此之外，还必须熟练和掌握国家有关科技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
科研管理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科研成果的大小，甚至有效的管理能够使条件较差的科研活动取得较好的成果，因此，拥有一支数量充足、质量优良的科研管理队伍，是有效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的重要条件。科研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科研人员科研方向的正确性、合理性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研管理是一项业务非常强的管理活动，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因此，要从管理科学的角度认识科研管理对科研人员的重要性，而管理科学又是一门具有艺术成分的综合性科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的综合。
(二)加强相关法律知识
科研管理人员除具备必要的管理学知识，还应具有知识经济、知识产权、基础法律知识，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法”、“科技进步法”、“促进成果转化法”、“专利法”、“知识产权法”、“公司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一是有效的保护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二是充实自己的知识面，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自己的科研管理中，提高自己的科研管理能力。这些知识的补充和更新都需要科研管理人员不停的学习来获得。
(三)培养创新能力
作为科研管理人员直接服务的对象就是进行创新的主体，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于管理的创新。管理是需要不断创新的，管理本身也是创新，墨守成规不可行，要不断地探索新的力、法、新的方式、管理上要解放思想。科研管理人员创新素质主要指管理创新理念的确立和创新管理手段的掌握运用，创新管理理念主要包括知识管理理念、市场管理理念和服务创新管理理念这几方面创新管理手段主要指掌握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能力。因此，需要对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管理理论及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知识的教育。
三、对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在科研管理工作中，由于科研管理人员的部门工作性质、服务对象不尽相同，而且科研管理人员的学识、学历、技能、工作年限各有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开展继续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将科研管理人员纳入不同的教育层次，实施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当然，科研管理人员在继续教育中还要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关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和提高。
(一)高层次的正规管理教育
许多成功的管理者经历证明，一个管理者要获得管理上的成功，接受正规的管理教育极为重要。随着管理学专业的不断发展，科研管理人员应不定期的回到学校，集中精力学习熟悉关于管理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各种不同的管理理论。从而进一步开拓眼界，丰富知识，使科研管理水平和能力有一显著的提高。尤其是青年科研管理人员接受高层次的正规教育，对于建立合理的科研管理队伍梯队，造就大批的后备科研管理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二)开展短期的培训教育
科研管理机构应有计划地分批次对科研管理人员进行定期的短期培训。第一种：进行一年或半年的全脱产进修班，主要针对年轻的在职干部和后备干部；第二种：进行为期两个月、三个月的专题研讨班，学习的针对性强，对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共性问题，集中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并进行研讨，交流经验，取得共识，以推动实际工作。
［关键词］交通运输；经济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
1 问题的提出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文献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 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著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 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 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对这一问题的展望：
(1)新兴古典经济学20余年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传统运输经济理论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相比，显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现有经济统计指标体系下，如何测度分工的水平、市场的容量、经济组织结构等这些新兴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仍是一大难题，这就使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展缓慢。
(2)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联系交通运输和经济增长的是运输成本（外生交易成本）在总交易成本（包括外生和内生交易成本）中的比重，其中内生交易成本又涉及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博弈论、契约理论等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与交通运输发展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2］［英］肯尼斯巴顿.运输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荣超和.论运输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 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及量化分析
自1985年来，河北省经济实现了较快的发展。到2012年，省内各市经济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值达17.43%，已基本形成钢铁、石油、煤炭、冶金、陶瓷、建材、化工等优势第二产业。其中钢铁、石油、煤炭等行业和产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河北可以说是一个重工业大省。
对于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的选择，经过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更明显的反映国民生活水平与地方经济水平。除此之外，经济结构的调整又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经济结构变化的趋势和特征，决定着人均国民收入与劳动力的变化和发展。因此，考察某个国家各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指标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各产业的利润在所有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各产业内的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2]。
经过对人均GDP、各产业比重及各产业就业人数的数值分析，可以对河北省的经济状况有较为准确的衡量。首先选取1985年以来河北省历年的人均GDP数据以分析河北省1985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并且与全国平均值进行比较，以便衡量河北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态势，如图1（本文各图数据来源于河北统计局、《河北省经济年鉴2013》、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
从图1可以看出，自1985年以来，河北省经济发展很快，上升趋势明显，和全国人均 GDP值相比较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保持了同样的增长趋势。说明河北省在全国省份来讲，自身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属于正常发展水平。
为了进一步展现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产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进行分析。图2表明，各产业类型所占比重波动不大，总体呈现第一产业所占GDP值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比例达到50%左右，说明河北省经济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虽然呈现上升趋势，但在1993年后增长缓慢，在研究的年限内增幅不大，这就说明河北省的产业结构仍需调整。
另外本文对在各个产业从业的人口所占比例进行了分析（如图3）。产业从业人数的构成体现了河北省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明显下降，说明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下降，可以推测河北省近年来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倾向选择其他产业的工作领域；第二产业大体呈现稳定中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明显上升，显示出省内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中，趋于合理[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经济水平在全国各省份中居于中等水平，发展趋势良好，产业结构逐步调整，趋于合理。
2 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及其量化分析
一般来讲，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基本评价指标分别为数量与质量。考虑到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量化分析时难以采用准确的数据直接反映发展状况，因此本文借用其他的相关数据间接对其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例如省内高校的入学率、教育经费投入等反映高校规模与教学条件的数据可以间接反映出整个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因此数量上的评价指标包括高校的入学率、毕业生数、在校生数等；而对质量的评价一般采用在某种假设条件下，大学生平均的教育经费投入、每万人中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高校中生师人数比等间接反映高校教育质量的优劣[1]。
下面将分别对1985年以来河北省每一万人中大学生所占的人数、高校每年的招生人数、高校每年毕业生的人数、高校每一万人中大专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高校生师数量比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以便客观评价河北省高校教育的质量与教育发展状况。从图4对比中可看出，河北省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和全国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数量都在增加，1985～2000年间高校在校的学生人数增长缓慢；而在2000年以后在校学生人数呈直线上升，增加幅度越来越大，全国每万人大学生数也明显的大于河北省每万人大学生数。另外，虽然都在增长，但河北省每万人中大学生数低于全国平均值，说明河北省人口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相对偏低，人口受教育水平仍有待提高。
从图5可以看出河北省招生人数逐年增加。尤其在2000～2007年招生人数大幅度增加，2007年后增长幅度降低，招生人数缓慢增加。和招生人数相同，毕业人数也大量增加，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加大。图中数值呈现的变化与国家不同年份实行的教育招生政策是相关的，即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展。
作为教育资源的一部分，师资力量也是衡量一个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评价师资力量经常采用生师数量的比值（生师比），即生师比越小，师资力量越雄厚[1]。本文将河北省高校的生师比均值与全国高校的生师比均值进行比较。如图6所示（《河北经济年鉴2013》中没有2012年的数据，因此没有比较2012年全国和河北省生师比平均值），自1985年以来，河北省高校生师比和全国高校生师比均呈上升趋势；而河北省生师比除2006年低于全国平均值，其他年份均高于或与全国平均值持平，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来说，河北省师资力量水平较为薄弱。
通过以上对河北省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的分析以及与全国相应数据的对比分析，发现从1985年至今河北省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全国相应情况相比相对偏低。
3 河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 性分析
相关研究显示教育与经济是辨证关系，也是因果关系。即教育的良性发展能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制约着对教育的投入（这种投入不单指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从而影响教育可持续性发展[1]。选取几个影响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探究河北区域经济与高 等教育水平的发展关系，并建立回归方程确定各因素的贡献大小。表1显示河北人均GDP值与第一产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及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呈负相关，与第二、三产业占产业结构的比重及产业的就业人数、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高校招生人数、高校毕业生人数、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呈正相关。除第三产业比重外，人均GDP与其他因素均呈极其显著性相关。
3.1 河北省区域经济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作用
除了社会因素外，经济因素也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有效分析河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以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作为因子，其他相关因子做为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
表1显示，与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个数呈正相关的是人均GDP、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及从业人数、在校大学生的人数、毕业生的人数和招生数，其中相关系数值较高的是人均GDP、在校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每万人中大学生数与第一产业比重及从业人数呈负相关。相关系数的值表明了教育水平与农业从业人数及农业比重均呈负相关，与二、三产业的发展及教育规模等因素呈正相关。
为了更准确地确定河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使用统计软件SPSS以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作为因变量，人均GDP、第二产业人数等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
依表2得到回归方程式：每万人中大学生数=7.879+0.074€椎诙等耸？0.495€椎谌等耸？1.909E-5€妆弦瞪？9.911E-8€渍猩？ （1）
为了检验回归分析结论的准确性，使用了R检验，计算结果显示R=1.000，这说明计算结果的置信水平比较高。从回归系数表和回归方程中，可得知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和人均GDP呈零相关，同时与第二、三产业人数呈正相关，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较小。说明河北省经济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为弱相关，也就是说，河北地方经济对区域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表2 河北省大学生人数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模 B 标准误差 t Sig.
型 （非标准化系数） （非标准化系数）
（常量） 7.879 14.491 0.544 0.597
人均GDP 0.000 0.000 3.438 0.005
第二产业人数 0.074 0.842 0.088 0.931
第三产业人数 0.495 0.630 0.786 0.447
毕业生数 1.909E-5 0.000 0.579 0.574
招生数 9.911E-8 0.000 0.002 0.999
在校生数 0.000 0.000 6.408 0.000
3.2 河北省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高等教育只是其中之一，为了进一步量化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本文以人均GDP作为因变量，每万人中大学生数、第一产业人数等因素做自变量，再加上已计算出来的相关系数，进行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与人均GDP呈正相关的有第二、三产业比重及就业人数、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并且，与其存在显著性相关的是毕业生数、在校生数、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数、招生人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人数、第二产业比重。相关系数说明高等教育对人均GDP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
为有效分析河北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等因素间的关系，用统计软件SPSS定量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见表3；以河北省人均GDP为因变量，以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招生的人数、毕业生的人数等因子作为自变量，建立了回归方程，如式（2）。
表3 河北省人均GDP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模 B 标准误差 t Sig.
型 （非标准化系数）（非标准化系数）
（常量） 12629.756 11038.483 1.144 0.275
第二产业人数 61.312 667.045 0.092 0.928
第三产业人数 740.492 465.450 1.591 0.138
每万人中大学生数 558.239 162.386 3.438 0.005
毕业生数 0.021 0.026 0.827 0.425
招生数 0.078 0.046 1.697 0.116
在校生数 0.112 0.021 5.280 0.000
根据表3得到回归方程式为：人均GDP=12629.756+61.312€椎诙等耸？740.492€椎谌等耸？58.239€酌客蛉酥写笱？0.021€妆弦瞪？.078€渍猩？0.112€自谛I？ （2）
为检测回归系数表的准确性，对结果进行R检验，经检测R=0.991，证明可信度较高。从表1和表3得知，人均GDP与每万人中大学生数负相关，而与第二产业人数、第三产业人数、毕业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呈正相关，与上文结论一致。其次发现对经济（主要为人均GDP）起到抑制作用的因素为每万人中大学生数。说明从总体上讲河北省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通过上述对河北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这说明，影响河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北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不仅是区域经济因素。通过对河北省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河北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呈现出不协调。河北省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而河北省经济也未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4 河北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 展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河北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呈现了一种非均衡发展的态势。为了探究其原因，对河北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因进行了分析，探讨河北高等教育水平制约自身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原因。
4.1 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因分析
通过上文的定量分析，可以发现河北省区域经济要素对省内高等教育水平的影响并不突出。说明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并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涉及到政治、经济、人口等因素，不同因素及因素之间的组合对教育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
1）政治、政策因素影响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高等教育在我国科技、教育、文化在各个领域的改革中获得了新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河北省高等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也逐步发展起来，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超过十万。
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使得河北省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河北省的招生数从1999年的76900人增长到2008年的339527人，到2001年，平均涨幅为30%以上，从2002年到2008年，平均涨幅为10%以上。2004年3月，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制定了加强高校建设、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加大教育投入等措施，确立了我国新的高等教育政策。2010年，统计显示河北省高校在学的人数已达到346478人。
2）人口因素对区域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河北省人口的出生率从1985年开始一直在增加，于1987年达到峰值22.5%，并且到1990年为止，河北省的出生率都高达20%以上。在1990年左右出生的婴儿到2010年均处于即将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或即将从高校走入社会的阶段。因此，人口的持续增长必将刺激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应扩大河北高等教育的规模。
另外，高校分布很大程度上是与人口地域分布相关的。据河北省统计年鉴数据表明，2004年河北省各地区总人口数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石家庄市和唐山市。就受教育人口密度而言，河北省的大多数高校都集中在石家庄市。
根据前述分析，多种因素都能影响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历史时期，非经济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或许能超越经济因素。
4.2 河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北省高等教育水平制约自身对经济的促进 作用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河北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未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是不符合教育经济理论的，下面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可能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1）科技创新人才的缺乏。河北是一个高等教育大省，但是相对于其他省份高校的科技水平而言，科技人员平均创新能力不足，也缺少能够在我国科技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高级专家，经过第二次R&D普查数据表明，到2009年，河北省研究与试验人员为56509人，在全国省区排名第14位，低于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南、湖北、山东、广东、四川。另外，在河北省内各企事业单位中，人才流失问题不容忽视。在传统“铁饭碗”思想的熏陶下，人才大多数由经营性系统向有稳定收益的非经营性系统流动，导致许多经营性企业人才匮乏，非常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科技实力与经济发展的反差。2009年进行的全国及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显示，在科技进步环境指数的排序中，河北省位居第19位，低于全国平均指数11.51个百分点，排名比2008年降低了4位，这与省内对科技的投入是相关联的。参照2008年科技活动投入指数的排名，2009年河北省科技活动投入排名下降1位，降到第24位，投入指数由33.78%降到32.64%。在科技促进经济发展指数排名中，河北省位居第14位，比2008年上升2位，但指数值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综上可得，河北省的科技实力偏弱，这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呈巨大反差的。近几年来，河北省的GDP排名在全国居第6位，紧随在排名前5位的江苏、浙江、河南、山东、广东之后。
3）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环境。河北省高校众多，理工科高校占据多数，这些高校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包括学科门类、科研设备、科研团队等。但这些高校的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效益却并不高，许多高校的众多科研成果很少能直接服务于各类企业的生产。在省内专利申请及授权量中，绝大部分还是来自工矿企业，高等院校的专利申请及授权量甚至达不到10%。究其原因，科研产品用于生产生活中，存在较大的困难，需要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的现代企业、大量的资本积累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只有实现上述条件，技术进步才能真正成为区域成长的动力。同时，企业相对于高校来讲，具有更充足的资金与需求材料，研发成果更适用于实际。种种因素造成了河北省高校科研力量薄弱，科研成果实用性不高。
4.3 高等教育自身缺陷制约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高等教育自身的缺陷制约了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得高等教育对所在区域经济的贡献较低，同时也使得高校本身难以取得质的发展。
1）高校不同专业的设置。在普通本科院校相关统计中，教育学、法学、理学、经济学、农学、历史学和哲学发展较慢，相关专业招生人数方面仍以工业学科专业人数为主，即由于河北经济仍以第二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的模式，使得高校专业设置仍以工科专业为主，尤其是以钢铁、建筑相关专业居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这或许有利于河北省这样一个以重工业为主的大省短期经济的增长，但却有可能不利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因为以工科为主的专业设置可能导致高校专业结构过于单一，限制了高校培养人才的广度，从而制约了高校对省内经济发展的人才输出。
关键词：民营企业品牌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影响因素
Abstracts:According to the inside and outside relationships，it is researched on the development routes of brands cooperation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Base on the view of brand relationships and supply chains，it is researched on the development routes of brands cooperation of inside brand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in and supplement brands and sorts brands，and of outside brand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lengthways，transverse，meshwork brands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It is analyzed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development routes of brands cooperation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
Keywords:Private enterprisesBrands relationshipsBrands cooperationDevelopment routesInfluence factors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民营企业品牌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民营企业品牌要可持续发展，依靠个体的力量很难对抗著名品牌或知名品牌的竞争，因此，民营企业品牌寻求内外部关系的品牌合作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品牌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为了企业各自的利益而相互联合协作，以实现最大效益的商业行为。
目前研究品牌合作的文献资料很少。学者如Steffen Jorgensen［1］，Robin Roslender［2］，Larsson［3］等从品牌合作的作用等来研究，如从博弈模型分析合作影响品牌形象、从功能间合作看品牌战略的作用等。Shimizu Kazushi［4］，Muzzarelli［5］等研究了品牌合作的互补性和品牌合作与冲突的关系。陈钦兰［6］从企业品牌纵向合作方式和组合要素的关系角度综述了国外学者（Richard Jones［7］、Boonghee Yoo［8］，P.Seibert，M Weber［9］）和国内学者（张桂梅［10］、洪珊［11］等）的研究。
本文基于供应链视角和品牌关系，研究民营企业内部关系的主辅品牌和类别品牌合作发展路径和外部关系的纵向、横向、网络化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1.民营企业内部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福建民营企业内部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有二种：一是主品牌附带辅品牌合作发展路径；二是大类品牌附带亚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1.1主品牌附带辅品牌。
1.1.1一主品牌附带一辅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一个主品牌，并在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一个辅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它适合于民营企业规模较小或创业初期的品牌发展。
1.1.2一主品牌附带多辅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一个主品牌，并在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多个辅品牌，在多个市场上共同发展，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它适合于民营企业规模较较大或有一定创业时间或创业经验的品牌发展。
1.1.3多主品牌附带一辅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了多个主品牌，并在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一个辅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此种情况较少，但多主品牌共同帮助一辅品牌成长，能使辅品牌尽快在市场上立住脚，推进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
1.1.4多主品牌附带多辅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多个主品牌，并在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多个辅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此品牌发展路径在某些行业可实行，但它要求民营企业达到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和条件，对大多数民营企业在目前的时期不适用。
1.2大类品牌附带亚类品牌。
1.2.1一大类品牌附带一亚类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一个大类品牌，并在大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一个亚类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此种品牌发展路径较易实施，中小民营企业可采用。
1.2.2一大类品牌附带多亚类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一个大类品牌，并在大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多个亚类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它适用于区域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
1.2.3多大类品牌附带一亚类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多个大类品牌，并在大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一个亚类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它适用于民营企业进行品牌创新时采用。
1.2.4多大类品牌附带多亚类品牌：指民营企业在品牌发展过程中，先在市场上培育发展多个大类品牌，并在大类品牌的带动下，再推出多个亚类品牌，以实现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它适用于规模大的民营企业的品牌发展。
2.民营企业外部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类型
基于供应链视角，福建民营企业外部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类型主要有:纵向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横向关系合作发展路径和网络化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纵向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横向关系合作发展路径和网络化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从供应商、生产商和分销商角度有不同的各种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2.1民营企业纵向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民营企业纵向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主要从供应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来发展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它主要有：以供应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以生产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和以分销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2.1.1以供应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2.1.1.1供应商与生产商的品牌合作。供应商与生产商之间的品牌合作关系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以供应商为中心，品牌供给和生产信息共享，共同获利的品牌协作关系。一般说来，一个供应商品牌与一个或多个生产商品牌合作，形成以供应商为中心的新品牌商标，进入市场进行竞争。表现最突出的例子是电脑的供应商与生产商之间的品牌合作。
2.1.1.2供应商与原材料供应商的品牌合作。供应商与原材料供应商的品牌合作是指以供应商为中心，市场上能看到供应商的品牌，而原材料供应商的产品品牌不可视，或完全加入到供应商的品牌中，以实现供应商与原材料供应商的品牌合作。目前市场上此类品牌合作关系非常明显。
2.1.2以生产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2.1.2.1生产商与分销商的品牌合作。由于分销商包含批发商、零售商和商，而民营企业品牌发展路径往往包含批发商品牌和零售商品牌，基本上不包括商品牌。因此，二种民营企业品牌发展路径是：其一为生产商与批发商的品牌合作。品牌以生产商为中心，向市场推出生产商品牌，批发商不用自己品牌，或部分使用自己的品牌。此种品牌合作常常是生产商为强势品牌，批发商的品牌作为次品牌，让客户认可。其二是生产商与零售商的品牌合作。基于生产商的产品品牌，一切是以生产商的品牌为主线。生产商在商品投入市场的前期，为其品牌进行宣传造势，提供售前服务等行为，能使生产商品牌让消费者认可。而零售商品牌能帮助生产商品牌产品在经销的过程中减少了阻碍，为生产商的品牌进入市场打通了道路。生产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品牌合作是互利互惠的，民营企业的生产商可以通过与较知名的零售商合作，从中创造自己的品牌知名度。合作的伙伴关系能够为双方带来优厚的回报。生产商与零售商的品牌合作，免去了批发商这个中间环节，能提高利润的水平和品牌的知名度。如许多民营企业生产商直接在大型零售店内开设品牌专柜或专卖店等。
2.1.2.2生产商与供应商的品牌合作。长期以来，生产商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市场买卖基础上的简单合作关系。随着竞争的加剧，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降低品牌产品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很多生产商开始改变策略，压缩采购成本，削减供应商的数目，并在产品的品牌上加入供应商的次品牌，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如许多电脑公司，在自主品牌机上也标注CPU品牌，以增强自主品牌的竞争力。
2.1.3以分销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2.1.3.1以批发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以分销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是未来民营企业品牌发展的方向。以批发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已开始越来越受到喜爱。以批发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是指批发商品牌为推向市场的主品牌，而与其合作的品牌，依靠批发商品牌的力量向市场销售产品。目前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批发商与生产商的品牌合作。批发商品牌具有较强的市场优势，而生产商品牌处于较弱地位，特别是品牌知名度低、企业规模小的民营企业品牌。此种品牌合作更多地表现在服务性行业，如一些知名的旅游批发商品牌，其品牌下有许多生产商品牌，它们合作经营，把生产商品牌产品推向市场销售。二是批发商与零售商的品牌合作。以批发商品牌为中心，在批发商品牌下，合作有许多零售商品牌。尽管零售商品牌是终端品牌，但消费者却只认可批发商品牌，这样批发商品牌就必须与零售商品牌合作来推销产品，实现产品的使用价值。三是多级批发商之间的品牌合作。许多产品的批发商，由于自身原因，其渠道路径无法很深或很广，这样一级批发商就会把产品批发给二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又批发给三级批发商，这样依次类推，最后到达零售商进行产品销售。在这循环的批发路径中，批发商品牌必须合作进行。多级批发商可以合作采用一个品牌或采用多个品牌合作销售。多级批发商之间的品牌合作能在渠道环节增多的同时适当降低成本，对品牌产品的的销售十分有利。
2.1.3.2以零售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以零售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也是近年来发展的趋势。以零售商为中心的品牌合作是零售商品牌作为主打品牌，而其它的品牌附属在零售商品牌下进行销售。主要的情况有：一是零售商与生产商的品牌合作。由于在市场运作中，零售商品牌的知名度大，品牌声誉好，而许多生产商品牌相对弱势，零售商与生产商的品牌合作，能促进生产商的品牌产品的尽快销售，对生产商品牌的发展十分有益。如沃尔玛品牌与生产商品牌的合作经营，以沃尔玛品牌为中心。二是零售商与辅助商的品牌合作。以零售商品牌为中心，配合辅助商品牌进行合作经营。消费者认可零售商品牌，并接受零售商品牌下的辅助商品牌的服务。辅助商往往提供如配送或维修等的品牌服务。目前此品牌合作形式在国内较多电器零售商店中采用。
2.1.3.3分销商之间的品牌合作。分销商之间的品牌合作是指由一级或多级批发商与一个或多个零售商共同组成的品牌合作网络。分销商之间的品牌合作可以是多个相关联的品牌的集合，也可是由一、二个主要品牌加上许多次要品牌而构成。有以下类型：一是一个批发商品牌加上一个零售商品牌；二是一个批发商品牌加上多个零售商品牌；三是多个批发商品牌加上一个零售商品牌；四是多个批发商品牌加上多个零售商品牌。分销商之间的品牌合作能极大降低物流配送的成本，提高产品向市场输送的有效性。
2.1.4供应商、生产商和分销商的品牌合作。供应商、生产商和分销商的品牌合作又称为“一条龙”的品牌合作链。一种品牌产品，其供应商、生产商和分销商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类似供应链的品牌合作链。这类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形成一个整体，任何一品牌产品受到损害，均会影响到整条品牌链的共同发展。品牌链的稳定性和信赖性强，属于“长远品牌合作”类型。供应商、生产商和分销商的品牌合作往往通过协商来解决产品设计、生产、原材料和零配件供应、销售和配送中的问题。
2.2民营企业品牌的横向关系合作发展路径。
2.2.1供应商之间品牌合作。供应商之间品牌合作指向生产同一类或同一种产品的民营企业供应的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各品牌形成合作，成为一个品牌群，一同向下游供应，以获取更多的合作利益。此种品牌合作在技术领域表现突出。如VCD专利，就是以此种品牌合作形式，向生产商提供品牌群专利来生产产品。它的优势是共同研究设计、共同承担风险、统一供应产品，各品牌均获利。
2.2.2生产商之间的品牌合作。生产商之间的品牌合作是指民营企业在生产产品时，由于技术、成本等的需要，生产企业之间的品牌相互合作，共同完成生产任务。主要的形式有：一是品牌全部外包业务，即贴牌生产（OEM）。在当前的市场环境里，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有的民营企业在生产产品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环节有技术或成本优势，拥有品牌的生产商愿意把品牌的全部产品外包给其它企业，实现生产商之间的品牌合作的需要。贴牌生产是目前民营企业品牌发展的需要和要求，能促进民营企业了解品牌发展的全过程，进而培育自主品牌打下基础和积累经验。二是品牌产品部分外包业务。指生产商的品牌产品的某部分，因技术或成本等方面没有优势，外包给专业的生产商来生产，再最后组合成需要的品牌产品。三是品牌联合促销。多家民营企业生产商对不同品牌的系列产品，联合宣传促销多个品牌或系列品牌，以达到1+1＞2的理想效果。联合品牌促销的优点在于门槛低、效果显著，民营企业只需要花很少的一笔促销费用就可以实现比单独促销更好的目标。联合品牌促销无论对于知名的大品牌，还是不知名的小品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低成本的促销模式。
2.2.3同环节分销商之间的品牌合作。民营企业的分销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品牌合作主要是通过对统一品牌分销的合作。同品牌同环节分销商之间往往是竞争对手，他们为了自己的统一品牌在自己管理的销售区域内业绩而竞争，然而，不良的或盲目的竞争只能打击品牌形象，为了品牌形象的树立以及经销商们的长远利益，他们应该实行品牌合作。具体表现在：对品牌的维护、宣传、扩展渠道等等。民营企业的分销商之间，需要共同维护一个品牌形象，这就要求他们在保持品牌形象以及对品牌的维护上要齐心协力，通过对品牌形象的维护来创造更多的价值。在品牌的宣传方面，分销商要配合生产商将宣传工作做到位。通过对品牌的渠道扩张能够使消费者以最快最便捷的速度接触到产品。
2.3民营企业网络化关系品牌合作发展路径。
2.3.1供应链中的一体化品牌合作。在供应链中，民营企业的品牌产品需要经过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的供应链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各环节的品牌之间的合作。供应链中的一体化品牌合作不是断开的或单线条的，它在某个供应链环节可能出现多品牌合作，但其中心品牌一般是生产商品牌，上与供应商品牌合作，下与分销商品牌合作，从而形成供应链中的一体化的品牌合作。
2.3.2网络化品牌合作。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的品牌可以是单一品牌，也可以是多品牌，或单一品牌和多品牌同时使用的情况，因此，品牌合作是交错的、多元的和复杂的。网络化品牌合作可以是一条供应链上的网络化品牌合作，也可是多条供应链而形成的网络化品牌合作，甚至是虚拟网络化的品牌合作。由于网络化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复杂性，民营企业需要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条件才可实施，而且不容易实施执行。
2.3.3联盟品牌合作。联盟品牌合作又称为品牌战略联盟，是民营企业品牌发展路径的新思维。民营企业通过品牌战略联盟形式，能达到民营企业品牌强强联合，相互取长补短，借鉴学习，不断提升品牌的综合竞争素质，充分放大品牌价值，拓展市场和经营空间，依靠品牌战略联盟的高层次运营，能创造出更高效益的品牌回报。品牌战略联盟是未来民营企业品牌发展路径的新趋势。
3.影响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因素分析
3.1环境因素。
3.1.1政治法律环境因素。当前，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环境中仍然有很多不和谐的政治法律环境因素。政治法律环境方面有政策法规和行政管理环境。具体有：市场准入、融投资等政策法规和行政管理环境。在市场准入方面，2005年2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做了不少鼓励支持性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有隐性壁垒。如某些资源性的行业设定很高准入门槛，民营企业因规模、资金等受到限制，很难进入，尤其是在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很少参与。在融投资方面，民营企业品牌发展遇到融投资渠道的瓶颈。国家对民营企业的融投资政策存在许多的条条框框和限制，加上长期的旧思想意识遗留的问题，造成许多民营企业融投资渠道不畅，阻碍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对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选择产生影响。
3.1.2经济竞争环境因素。目前，中国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期，对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十分有利。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各种国内外政策的深入实施，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外市场的品牌竞争也越来越深入、越激烈，民营企业面对国外强势品牌的进入，要发展自己的品牌变得更难，民营企业应学习进行品牌合作，而选择好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显得十分重要。
3.1.3文化及自然等环境因素。文化及自然等环境因素对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民营企业由于长期靠自力更生的发展，品牌文化和合作思想较欠缺。民营企业应认识到，在现代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民营企业不仅要建设自身的品牌文化，而且要提升员工的品牌合作意识和合作水平及经验，促进民营企业品牌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实施。
3.2品牌合作方的诚信因素。诚信因素是指民营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损害国家、消费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诚信因素是影响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执行的重要因素。民营企业之间的品牌合作是否具备诚信，可以从品牌双方合作的诚信度和双方诚信经营行为来考量。
3.2.1品牌合作的诚信度。品牌双方合作的诚信度是民营企业进行品牌合作、选择合作伙伴的首要条件，它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品牌双方合作的诚信度是衡量民营企业品牌经营的一个重要指标，品牌双方合作的诚信度越高，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越容易实施；反之，困难越大。此外，品牌双方合作的诚信度也会对消费者对民营企业合作品牌的忠诚程度、认可程度产生影响。
3.2.2诚信合作经营行为。民营企业诚信合作经营行为是指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对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和消费者的各项品牌合作行为的诚信。民营企业双方诚信经营行为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能否实施，如果有一民营企业制假品牌贩假品牌、以次品牌充好品牌、签假品牌合同、制作品牌虚假广告、不履行品牌承诺等的不诚信合作经营行为的发生，必然影响到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执行。
3.3品牌合作方的相容性因素。
3.3.1品牌资源规模的相容性。民营企业自身的品牌资源规模是影响品牌合作发展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说，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民营企业更愿意与品牌资源规模相当，且资源能相互兼容、相互匹配的品牌进行合作，特别是在品牌的原材料资源、技术资源或人力资源方面能相互兼容，对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有重要的作用。而小的民营企业却更愿意与大公司进行品牌合作发展，因为小公司能获得品牌和声誉的溢出效应和大公司其它品牌资源。
3.3.2品牌产品的相容性。品牌产品的相容性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及其发展路径。多数民营企业更愿意选择相互兼容而非相互排斥的品牌产品进行合作，品牌产品相互兼容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影响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选择和实施。
3.4品牌合作价值因素。
3.4.1创造品牌新价值的潜力。创造品牌新价值的潜力是指品牌合作对民营企业品牌合作伙伴来说是否具有能够创造新价值的潜在能力。品牌合作如能提高合作伙伴品牌生产效率，增加品牌附加价值，形成更强的品牌竞争力，对民营企业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创造品牌新价值的潜力是衡量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能否持续进行的指标，是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持续进行的影响要素。
3.4.2品牌文化价值观。共同的品牌文化价值观是影响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关键要素。品牌文化价值观相同或相近决定了品牌合作伙伴的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选择、设计、运作和实施，也会促进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长期的品牌合作，能形成较相近的品牌文化价值观和品牌合作伙伴关系。这种相互认同的品牌文化价值观和品牌合作伙伴关系是极大地影响民营企业品牌合作路径的发展。
4.结语
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是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面对国内外的品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的一种持续发展品牌的选择。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多种多样，民营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品牌规模、品牌关系、品牌文化、品牌条件来选择适合自身发展品牌合作发展路径。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实施必须在多方相互配合的条件下完成，因此，民营企业品牌合作发展路径的实施虽有一定难度，但对民营企业的品牌发展、提升品牌竞争力和保持持续发展动力十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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