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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的书写格式规范化要求
论文本身由论文题目、作者、中文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几部分组成。
1.论文题目：简明、确切地表述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一般不超过25个字，可分两行书写。
2.作者：处于论文题目正下方，须写明院系、专业、年级、班别、学号、姓名。
3.摘要：摘要应反映文章的主要观点，重点表述研究内容及结论，必须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中文摘要字数不超过300字。
4.关键词：要符合学科分类及专业术语的通用性，并注意与国际惯例一致，中文关键词限制在3～8个。
5.正文：论文的主体。论文须符合学术论文的格式，正文要标明各级标题，设计合理，文稿中应采用规范化名词术语。
6.参考文献：必须是本人真正阅读过的，应选用公开发表的资料。以近期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献为主，图书类文献不能过多，且要与论文内容直接相关，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引用出现的顺序列全。
二、论文的排版格式规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装订位置：左面竖装，装订位置距左边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纸张默认格式。
4.页码：采用页脚方式设定，采用五号timenewroman，处于页面下方、居中。
5.论文题目：三号黑体，居中。
6.作者：论文题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号仿宋体，
7.中文摘要和中文关键词：用五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体小四号、标准字间距、行间距为1.25倍行距、所有标点符号采用宋体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级符号版式。如：一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1、2、3……)标引，采用四号黑体并缩进4个字符排列；二级标题缩进4个字符并用阿拉伯数字(1.1、1.2、1.3……)标引，字体采用小四号黑体。
9.文中图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图、表，不论计算机绘制还是手工绘制，都应规范化，符号、代号符合国家标准，字体大小与正文协调，手工绘制的要用绘图笔，图表名称和编号准确无误。
10.参考文献：位于正文结尾后下隔2行，“参考文献”四字左对齐，采用宋体小四号加粗；具体参考文献目录按五号宋体、靠左对齐、阿拉伯数字标引序号([1]、[2]……)的方式排列。
三、论文书写、排版、打印规范化要求样式
论文题目(采用三号黑体，居中)
(隔一行)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院系专业名称年级班别学号学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体五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
关键词：(仿宋体五号)
(隔一行)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当前，在教学领域中，……。
1教学思想(黑体四号，左对齐)
1.1有关关系的处理(黑体小四号，缩进4个字符)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
摘要：形象学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是文本意义上的他国形象与现实社会、历史文献有异；二是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还原的形象与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异。本文认为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变异现象，变异的深层原因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形象学；法国学派；集体想象物；文学变异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发展于1880年代的欧陆诸国，由卡雷创立，经巴柔、莫哈、基亚等人的不断努力，当代已成为比较文学领域颇具扩张力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方法，一味强调事实关系，囿于文本，繁琐考证，将鲜活的文学文本当做纯粹的历史文献，忽视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都限制了形象学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和看法。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异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同时在潜意识中又代表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赫胥黎的《海岛》中对东方的描写受到赛义德的批评，因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方实际上是构想出的东方。”
一集体想象物如何实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学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实证，本文认为形象学是“异”的研究，异国形象是想象，是集体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学研究就是辩“异”。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描述形象之“异”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二是考察“异”是如何发生的。形象的生成、传递、接受是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读者是如何解读、还原的。三是思考“异”何以会发生，集体是如何想象的，深层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即已包含了变异的因子，正如后来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意味着这种形象是一种变异的形象，这是从实证研究求“真”的现象考证向理性主义求“异”的本质探求作出的可贵努力。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会或不能忠实地描绘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
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与读者的接受，不可避免会产生二度变异，所以运用实证的方法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提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能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正如山人画笔下怒目圆睁的鸟是对自然鸟的变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观众对艺术形象接受、还原的变异，他国人物形象的创造与接受，正是这样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其学理性亦可以从保尔・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据。保尔・利科将休谟那种把想象物归诸感知的理论命名为“再现式想象”，将萨特那种认为想象物“基本上根据缺席和不在场来构思”的理论命名为“创造性想象”。
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以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扩大的“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评的那种将文本作为完全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呕心沥血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辞、话语，而要将他者形象纳入到总体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学文本中他者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又将这种文学形象与同时代的报刊、影视及其他媒介的描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使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加入到接受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来，从而使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交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其联系起来。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作家与集体想象物之间种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重点应在于注视者，在于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为变异是肯定的，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造主体，是如何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作家的潜意识中集体是如何想象他国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其次是关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形象学讨论的重点自然不是异国形象描写的真实抑或失实，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样的形象，追溯异域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之间，他者形象的真实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注视者一方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席勒创作的《杜兰朵》中，“杜兰朵对于自由、压迫、自我价值等观念的认识，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
二形象传递中的变异机制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然而，文学形象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宏观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变异(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创作时与原型的变异；二是读者接受、还原时与文本形象的变异。就文本而言，又有语言层面的变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在1930年代，为了便于国人接受，“milkyway”被译为“银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证。也有文学层面的变异，不同的作家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主题、手法各异。具体而言，形象的变异现象发生在四个层面。
一是文字层面的变异。
属于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的范畴，在进行研究时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把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的变异本身。我国翻译界曾有这样一个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赞其“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也著文《林译小说研究》探讨林纾的翻译问题。
从翻译技术层面看，林译小说许多都走了样，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是选译、节译，或者随意删改，更有甚者，写人写景的许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这就是文学变异的问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小说的习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将外国人的名字归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部分，以突出故事情节，将外国的现代语言换成简明、雅洁的中国文言。
文艺理论家敏泽先生认为，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的意象诗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当时的西方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而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
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诗的源流问题，认为“庞德是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他是先接触日本徘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从汉字中受到启发，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如东方的“东”由一个“日”和一个“木”组成，以太阳挂在树梢上指称方位，这种由象形到抽象再还原为情景的语意现象，其深处有一个形象的文字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变异问题。
二是文学作品中他国形象的变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形象产生到还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我们应从文化或文学的深层次人手，分析其规律。比如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时会发现，其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变，(一)近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点是“奇”、“怪”，深层理由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无知、恐惧的心理，表现为对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现代文学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变情况是，大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大多“变”、“异”，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师夷长技”的学生心态，手法大多是将之美化、乌托邦化；港、台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对“本”、“真”，因为作家身处殖民主义环境，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书写。
三是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在不同的语境下发生变异的问题。
中西小说写作目的不同，所以叙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说治目宜阅读，中国小说治耳宜讲说；西方小说常鸿篇巨制，动辄万字，而中国古典小说多为章回体，更像连续剧。
四是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变异。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集团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误读现象，比如《格列佛游记》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可是谁会想到该书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中却成了受妇孺喜爱的、单纯的少儿读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诗在中国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他确是反主流文化青年们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现的美国人看来可不像在中国这么负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国化之路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要走学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学术上的殖民心态。形象学是法国人所创，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考据而忽视美学思考的弊病显然是存在的，中国学者应勇于推陈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学步，比起西方的“中国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显然，我们具有文献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其结论也应该是更有理据的。
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化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视野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藩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学科的发展与深化呼唤理论的思维，比如学科的本土化问题。面对新世纪的形象学研究，中国学者要有为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争学术独立的勇气。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国古今文论中有关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料。同时，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的丰富，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国内的文献，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搞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开阔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探讨：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人形象、《简・爱》中的南美人形象，欧美人长于此项；(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做得比较多；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战场，如留学生散文中的导师形象，客观地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无论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读上，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们；
(四)华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马》中的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等人，张艺谋电影中的近代国人形象等；
(五)外国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学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形象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维度和多领域的，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形象学研究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拓宽新的形象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生命力。
形象学研究尚有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如仍然局限于影响研究。本文认为，学科建设目前有“三个转向”和“一个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转向对“主体”的研究。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的，这个他者是认识自我、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研究他者是有意义的，而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更有意义。
(二)转向总体分析。文学作品所包含、传播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不能够将文本阅读简单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形象。形象研究必须考察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领会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则，我们的视野将会很狭窄，论断亦将不免偏狭。
可比性的两种声音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理论，但是这一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还没有真正得到学理上的梳理与完善。如由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马利•伽列（又译卡雷）给出的法国学派比较有代表性和最明确具有权威性的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至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以及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美国学派最有概括性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可以说，上述两派关于比较文学的界定均不涉及跨越异质文明的内涵，法国学派关照的视野往往局限在欧洲各国之间，而美国学派虽进一步拓展了学科的范围，但其视域的投射依旧集中在西方文明的领域内。因此，这样一种传统的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研究的触角仅仅局限在自身单一的文明圈内，并没有讨论跨文明的可比性问题。不过，随着东方比较文学的繁荣发展，以及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演进，逐渐有西方学者意识到长期被西方文明掩盖或忽视的其他文明的存在，开始在比较文学领域内思考关于跨越异质文明的问题。而纵观中外不同学者对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思考，我们会发现有两种声音较为突出并富有代表性。
（一）不具备可比性
20世纪90年代，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他颇具时代意义的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极具争议的“文明冲突论”。他在此书中曾这样讨论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显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了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着异质性，并且由于这样一种差异带来了彼此的矛盾与冲突。而正是他忽略了文明间可能存在共通性的看法暗含了比较文学学界内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一种代表观点———不具备可比性。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看法，最具代表性的可以说是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学者韦斯坦因所提出的观点：“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可以看出，韦斯坦因开始意识到跨文明研究的问题，这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更新和发展无疑是有推进意义的，但是他的“迟疑不决”也表达出他对于跨文明研究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认为，比较文学一旦越出单一文明的范围，开始涉及异质文明之间的比较将不再具有合理性。因此，不同文明虽然客观存在，但是跨文明研究却没有必要开展，比较文学学科的实践应该坚守西方单一文明圈的阵地。又如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探讨平行研究可行性时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名单“：赫尔德和狄德罗、诺瓦利斯和夏多勃里昂、缪塞和海涅、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白鲸》和《浮士德》、霍桑的《罗吉•摩尔文的葬仪》和特罗斯德-乌尔肖夫的《犹太山毛榉》、哈代和霍普特曼、阿座灵和法郎士、巴洛耶和斯丹达尔、汉姆逊和基奥诺、托马斯•曼和纪德”。可以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以雷马克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关于跨文明研究不具备可比性的看法。
（二）“求同”的可比性
相异于上述跨文明研究不具备可比性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界内还有另一派的声音认为跨文明研究是可行的，其可比性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勒克曾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应该“研究各国文学及其共同倾向、研究整个西方传统———在我看来总是包括斯拉夫传统———同最终比较研究包括远东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之间，会产生相互影响。”而且，他在思考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也曾提到，“无论全球文学史这个概念会碰到什么困难，重要的是把文学看做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索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说，韦勒克是认同跨文明研究的，他认为比较文学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异质文明之间，在寻求不同文明的共性方面积极探索。而法国学者艾金伯勒也曾提出与韦勒克相似的看法，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具有“求同”的可比性。他“批评了比较文学中的狭隘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等倾向，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做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做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做能促进人们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言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虽然时代与民族等文化特性会深深地印染在文学作品中，但是超出这一切因素之外的人类情思却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不管时代与民族等文化上存在怎样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的情思是能够互相了解的。人性共通的前提使得异质文明之间存在了沟通的可能性，跨文明研究也因此确立了一种“求同”的可比性。
二、：变异学视域下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纵观上文所提及的关于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两派看法，虽然体现了不同学者对于该问题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但是这两种观点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局限性。如果我们在变异学的视域下考察这一问题，会发现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必然存在，并且其可比性的内涵又比单纯的“求同”要更为丰富。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不具备可比性”的观点其局限性所在。认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比的相关论述中，韦斯坦因的看法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不可否认，他的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因为当时的比较文学领域，由于以雷马克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大力倡导被法国学派抛弃的平行研究，使得比较文学的边界无限扩大。所以，韦斯坦因在权衡了法国学派过于狭窄的研究视野以及美国学派过于宽泛的研究范畴之后，采取了这样一种“中间道路”。但是，这个所谓的“中间道路”却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整体置于“穷途末路”之中。因为反对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以自诞生之日起就天然具备了跨文明性质的中国比较文学，其合法性几乎被完全颠覆。我们熟悉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钱钟书的《管锥篇》等等一大批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都将失去学理上的合法性，成为一种“乱比”之作。显然，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中国比较文学百年的探索不可能是一种“天真的游戏”。相反，它是在大量实践与探索中积聚起深厚学理基础，具备成熟合理因素和凸显自身特色的一门大学问。因此，我们要以韦斯坦因为代表的片面观点，明确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具备可比性，并且这种可比性是建立在充分的学理基础与实践经验之上的。然而，揭示了“不具备可比性”这一派观点的片面性后，并不代表将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单纯“求同”之上的第二派观点就完全正确。
一味地“求同”，忽视异质文明之间的差异，将会引发严重的话语失衡问题。作为跨文明研究思潮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有过这样的认识：“东方学的策略积久成习地依赖于这一富于弹性的位置的优越，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关系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这一意识的核心从未遭到过挑战，从这一核心中浮现出一个东方的世界———的基础上”。因此，透过萨义德的分析，我们应该意识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所认为的东方，更多是西方话语霸权下被扭曲了的东方，而其真正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揭示。表面上西方文明看到了东方文明等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但这样一种在话语覆盖下的关注，恰恰是更深层次的忽略。而且，这样一种“走样”的东方文明，不仅不能彰显东方文明真正独特的价值所在，甚至连东方对自身文明的感知和把握也因此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曾对此说过：“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日本人无法读懂日本文化，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方概念，其实中国思想有它自身的逻辑……如果忽略了这些，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循着这样一种思路，于连曾明确对钱钟书、刘若愚等学者的研究提出批驳。他认为，钱钟书在进行跨文明研究时那种“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求同”方法是值得反思的，“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一句话的意思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我觉得这种比较收效不大。”也就是说，于连觉得钱钟书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同之处，没有将更有价值的异质性凸现出来，这样的跨文明研究并不全面。而对于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方面的研究，于连批驳的力度更大。“我认为他的出发点错了，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他甚至说，刘若愚套用西方诗学模子的“求同”研究，只能使中国诗学“贫乏化”。因此，从于连的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跨文明研究，除了要追求一种“求同”的意义以外，还应该彰显出不同文明异质性的价值所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只是一味用西方单一话语体系覆盖其他文明的话语体系，那么非西方文明将会“被死亡”，从而进入一种“假死”状态。譬如，当我们完全套用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来考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中国传统文人的创作风格时，其结论往往是标签化的、平面化的。因为浪漫主义的李白不是真正的李白，现实主义的杜甫不完全就是杜甫，白居易的风格也不能单以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就能简单概括。若我们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层面，无疑是对中国文学的曲解，使其原有的旺盛生命力逐渐丧失。又譬如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传统的中国文论并没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批评”概念，如果依旧保持现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文论话语，将使得中国批评史，变成“中国批评死”。所以，跨文明研究不仅要关注“同”的一面，还要明确关注不同文明之间的“异”。其实，有许多异质文明间的要素也体现出承认异质性是必然的选择。如中国文明体系中的中医、围棋等等，这些与其他文明体系存在绝对异质关系的文明成分，是无法用他者的文明体系去透析的，一味“求同”的思路只会使研究走进“死胡同”，使得真正的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无法全面开展。至此，我们不妨引入中国学者叶维廉在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实践时所提出的“模子”理论来总结一下上述的分析。
他认为“，要寻求‘共相’，我们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固执，我们必须要从两个‘模子’同时进行，而且必须寻根探固，必须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去看，然后加以比较和对比，始可得到两者的面貌。”也就是说，在进行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时候，对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不能忽略的，异质性是比较的价值得以彰显的关键。所以，唯有确立了“”的比较思维，跨文明研究才能在一种正常的文化生态中全面而深入地开展。但是，仅仅确立了这样一种“”的可比性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学者曹顺庆所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来进一步分析其可比性的深层内涵。所谓比较文学变异学，其定义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所以，将变异学理论引入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中将使其原有的可比性进一步丰富为：同源性、类同性、变异性、异质性与互补性。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清楚地了解到，跨文明研究的关键在于跨越异质文明，也就是说“异质性”是其核心概念。而由于这样一种异质性，文明交汇之处就必然会有“变异性”因素存在。变异的终点又往往指向文明间的相反相成，体现出一种“互补性”。因此，变异学理论一方面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由单一文明拓展到了跨越异质文明的层面。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使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单纯“求同”的局面被打破“，求异”的部分得到彰显。而这两方面的理论创新都为跨文明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进一步确立起跨文明研究“”可比性的合法性。另外，正是在变异学理论的指导下，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的可比性体现出了更为深层次的内涵：“求同”不是“同化”，“存异”不是“孤立”。所谓“‘求同’不是‘同化’”是指：我们承认影响趋同的同时，不排斥这一过程中的变异因素；在揭示共同诗心、文心的时候，不同于原有研究中的话语覆盖，而是保留异质特征。而“‘存异’不是‘孤立’”则是指：彰显异质性不是一味地追求差异，更不是一通乱比；相反，异质性可比的内涵是建立在原有同源性和类同性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可以更好地进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而且文明间的对话预示着新因素的产生。
三、结语
论文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在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学中，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归于外国文学学科领域，而文学批评则是文艺学中与文学理论、文学史共同构筑“三足鼎立”基本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比较文学’中的‘文学’，单指文学研究而言，不包括文学创作。所以，比较文学属于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归属和基本属性。比较文学也就有了质的规定；而文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欣赏为前提、以文学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为对象的研究、评价活动。既然如此．比较文学就应该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学界对于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探讨，更多地是分而论之，对两者的天然联系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乐黛云、陈悖等比较文学界的前辈都不失时机地强调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融通，并呼吁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拓展，但未能引起批评界应有的响应。在文学批评领域，人们论及方法，更多地关注的是文学批评本身的内在方法和外在方法等方法论体系，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关涉以及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还属于薄弱环节。本文正是针对这一点，尝试着讨论文学批评视域中的比较文学方法论之意义。
一、比较与比较文学
任何存在物都无法独自存在，任何事物都处于与别的事物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比较的意识应该是随着人类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比较思维在人类思维的历史上也会找到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学理基础；比较的方法作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其运用也可以一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英国女学者波斯奈特指出：“用比较法来获得知识或者交流知识，在某种意义上说和思维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并将比较称之为支撑人类思维的“原始的脚手架。”
从学理上推论：比较意识的产生，比较思维的形成，比较方法的运用，似乎一脉贯之，清晰地勾勒出“比较”概念的生成。《辞海》这样解释“比较”：确定事物同异关系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可见，察同辨异是“比较”的基本特性；而察同辨异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梵第根早就意识到比较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塑像，一个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马克思、恩格斯对比较文学产生的背景作了极为科学的说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们的预言很快被证实。19世纪上半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直至成为一门显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而不同国家的学者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以第根、伽列等为代表的法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不同民族文学的平行研究，以阿历克谢耶夫和日尔蒙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则认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不可分，应该同时并重。
比较文学研究尽管各有侧重，以致形成不同学派，但其共同点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与人类思维中早已存在的比较的方法在具体操作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异，然而，比较文学又并非单纯的比较，有时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具有某种特异的东西，这种特异性在于：进行比较文学研究，需要处理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时作为研究主体的‘我’无法超然于研究对象之外。而往往先在地认同于两个要素之中的一个．这样我们要处理的就不仅仅是两个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可见。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的意义具有特定的并且确切的学理内容，它是一种旨在把握“双边”或“多边”文学的内在关系．并进而认识它们的本质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思维形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
总之，比较是一种思维过程和方法：有意识的比较思维体现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之中：比较方法的运用存在于一切学科之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有其特定的内涵，是一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而比较文学一旦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就具有了方法沦的意义。撇开文学批评而泛谈比较文学方法论．抑或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忽略比较文学方法，这些都必不能探骊得珠，甚至会南辕北辙。
二、文学批评中比较文学思维的渗透
比较文学的研究趋向是在民族文化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之间建立一种辩证的关系，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寻觅思维本质的共性，它是辩证思维方式与方法论的结合。“如果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比较文学作历时性的追溯，那么．我们便可以发现．由于各个时期比较文学观念的不同，它的理论背景和指导思想的不同．因而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研究的应运而生就是很好的说明。我们还可以发现，比较文学基本的研究方法都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有着天然的关联，即文学批评中渗透着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思维，诸如：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女性主义批评与比较文学，文化批判与比较文学等等。
陈悖等学者在《比较文学》中指出：历史的实证的方法和审美的批评方法．是比较文学史上存在的两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并对其流变作了梳理：在l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上半期，比较文学被看成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影响研究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几乎成了唯一的方法这类研究在理论上发展到极端，就是梵第根所主张的，把比较文学看成历史科学，只作事实的搜索考证，研究因果联系，而排斥审美批评。50年代之后，美国学者提倡平行研究，他们的理论背景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因而在实践上强调审美的批评方法．强调“文学性”。这种梳理，实际上触及到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原型批评、新批评、符号学与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关系问题。社会历史批评与影响研究都注重事实的考据，强调实证分析，探微索隐地辨析、说明文学现象之间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新批评、符号学与平行研究都运用审美的批评方法，致力于发掘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的美学价值，体现了法国学者金伯勒的思考：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
文学批评中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主干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将读者置于批评的中心，为考察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接受理论强调读者的参与和创造，重视读者的接受过程；比较文学关注作品的“创作经过路线”。考量比较的放送与接受，两者有颇多接近之处。接受理论创始人之一的尧斯为了论证接受理论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曾经讨论了“歌德的《浮士德》与瓦莱里的《浮士德》：论问题与回答的阐释学”。将德国的歌德与法国的瓦莱里的作品相比。这显然是比较文学的视野；而其中叉涉及到瓦莱里对歌德的接受问题，这又属读者反应批评的范畴。尧斯正是领悟到了接受理论中的比较意识以及比较文学中的接受因子，才强调：“我们研究《浮士德》时，所提出的问题，一定要针对歌德的《浮士德》和后来瓦莱里的《浮士德》所回答的问题，对症下药。”他还通过比较和接受研究发现：“歌德以他的人性戏剧回答浮士德神话的原始问题时，已经作r些改动。瓦莱里也发现歌德的《浮士德》的回答已不能满足他。于是他提出浮士德神话中蕴涵的另一个问题。”尧斯的批评实践，充分证明了随着比较文学创作活动、放送者、接受者关系网的渗透，接受美学、读者批评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层面．并由此开辟了文学研究新的探索途径。
符号学成为西方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坚实的理论支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都直接从中获得灵感。符号学研究力图借鉴语言符号分析法和代码理论，从意义建构的“零框架”上寻求人类文化的同一性．这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文学与语言学联姻)、跨文化(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研究如出一辙。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有一种间接比较称为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俗称“西论中用”)。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学者杨牧和大陆学者周英雄先后对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六中的一首小诗《公无渡河》的分析，就是借用西方文学批评中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和符号学原理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典型案例；论者从形式因素人手，创造性地从语音层次的分析上升到语义层次的分析，由此传达出对生命的喟叹，进而揭示悲剧精神，充分体现了比较文学的理论移植方法与文学批评的符号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的融合；这种批评实践，是结构主义诗学中国化的开拓性尝试，并显示出比较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批评由于其性别的独特性、理念的多元性、视角的开放性，自然与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许多契合点。当今世界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千姿百态．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使发生在不同国度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注重社会实践而轻视理论化的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理性而多元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法国流派、争取女权强调本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东方女性主义批评。新见迭出，不乏胜解，各领，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阈。并昭示人们：无论是社会学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还是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一旦跨越民族、跨越国界、跨越文化．就具有了比较文学方法论的意义。
此外，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文学和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的传通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窥见到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甚至精神分析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的特质。
辨析文学批评方法与比较文学方法之关涉．使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其他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方法特征就是比较；而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是文学研究．也就决定了它在文学批评的视野中必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将比较文学方法论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是文学批评方法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比较文学方法论意义
比较文学是比较思维与比较方法结合的产物。它以理解不同文化和文学问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思维为主导，其研究方法也因此超越形式的异同类比，而包括了各种文学的不同研究方式，从而展现各种文学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
问题在于，处于当下这个多元参照和学科整合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历史性地从方法论、认识论和学科本体论的不同层面，去理解和认识“比较”的不同内涵及其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去思考和探寻这种比较的价值目标将如何影响到比较文学学科方法和文学研究范式的有效性?有学者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在当下所谓现代性视域和多元文化语境中，比较’只能建立在坚定不移地拆解文化中心主义、肯定多元文化共生权利、坚持价值倾向和发展担当互补共存的意识基础之上。如果没有这些价值理念的支撑，一般意义上的比较方法．甚至是跨越文化、语言、民族的比较研究，同样不能保证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对话所期待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方法论的探索，许多学者致力于新时期文学研究方法有效性的考求；在一致推重“比较”作为比较文学的出发点、思维方式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学界还就“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寻根法”、“对话”等研究方法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实践证明，它们无论是在比较文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批评范畴，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阐发研究既是一种研究类型．也是一种比较方法。它是中国学者的一个创造。王国维、、闻一多等现代学者曾尝试这种实践；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把“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这种间接比较实质上属于理论移植，即以一国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文学作品：而一国文学理论是从该国文学创作总结、抽象而来，在被用于另一国作品阐释时，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两种作品的比较：理论移用中的逆与顺，折射出两种作品的异与同。
平行研究中根据性质类型可分为类比研究和对比研究，称为“异同比较法”。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在异质异源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进行的比较。它要求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进而探究其深层原因；同时，在异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独特价值，寻求相互的了解、沟通和融合。
“寻根法”即“文化模子寻根法”，它是跨文化研究中文化冲突、文化碰撞的产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提出的。他主张在进行不同类型文化背景的文学比较研究时．以文化模子的寻根作为基础．而且必须从两个模子的叠合处察同辨异，寻根探源，并认为，只有这样．方能穷究事物的本来面貌．达到两者的融合。叶维廉的思考．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对话”是比较的重要路径，也是文化传通的有效方法乐黛云从对话的角度反观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和研究范式，提出了文学对话这个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础．并深刻地揭示了比较文学的实质：比较不是理由，比较中达成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且通过对话产生互补、互识、互鉴的成果．才是比较文学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正是巴赫金所憧憬的境界：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之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都相互丰富起来。
关键词：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英语专业；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作为全球化时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被定为中文系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高校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1]。大批专家、学者及一线教师对比较文学作为中文专业必修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对于外语专业选修课程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探讨者甚微。即使有相关学者做出了一定的研究，也止于探讨将比较文学的思路与理念融贯于英语专业教学的研究中，如张喜华博士的《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等。本文试图立足于英语本科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实践，阐述对这一课程在英语专业学习中的必要性和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的认知，并探讨相关对策。
一、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必要性
什么是比较文学？尽管世界各国学者对之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都不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与“人们的全球意识和学术上宏观意识的形成与发展”[2]相关联的学科，具有着跨越民族界限与学科界限的特点。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对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理论视野和知识领域，调整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思辨能力，发展个性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语专业发展迅猛，但英语专业学生存在着一个最明显的问题：知识面过窄。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把英语学习当作是英语单词和语法的简单记忆，没有把语言当作一门工具去学习和运用。因而，英语专业学生没有宽阔的知识视野，不能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甚至于有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做本科毕业生论文文学方向的选题时，局限于一个人物形象的简单分析，苦于找不到更好的视角切入。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不能靠几节比较文学的选修课解决问题，但比较文学以其开放性、宏观性的特征，必然会引领学生进入世界文学这个万花齐放的大花园中，去品味世界文学的纷繁复杂似而不似的独特魅力。不仅如此，作为英语专业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的本科生研究能力培养，不仅要求学生的读写能力，还有思辨能力。英语专业本科生思辨能力不强的一个主要原因：缺乏支撑较强思辨能力生成的知识背景，这里指的是“学生知识构成较为单一，人文底蕴较为薄弱，逻辑推理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较为欠缺，难以从多个视角思考问题，不易形成批判性思维”[3]。而比较文学采取的就是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法，“把文学放在各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来加以考察”。无疑，比较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学生思维方式的开拓。钱中文先生，曾谈到掌握外语对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中的著名学者，朱光潜、钱钟书、季羡林等等，无一不是精通外语的。“比较文学要在英语界有所突破，就得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做准备，来培养一支英语研究队伍参与到比较文学研究中来。”[4]由此可见，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让英语专业学生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等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问题
诸多一线教师的研究中，认为比较文学作为相对于中文专业其他课程比较年轻的课程，教材版本多，学科问题未定性定位，学科理论性强等，导致学生对比较文学这门课程产生从兴趣到畏惧的心理，比较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作为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开设的难度之大，问题之多，可见一斑。这不仅涉及到学科教材、学生的问题，对老师的教学也有着更高的要求。近年来，比较文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针对英语专业本科生选修课程的教材。比较文学学科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也增大了教学的难度。比较文学这门课程的展开，要求学生有较高的知识储备。但英语专业的学生不同于中文专业的学生，前期没有开设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没有这些必备的基础课的学习，完全凭学生平时的课外视野，要很好地展开互动式的比较文学教学是完全不可能的。比较文学作为选修课，学生不可能也很难愿意拿出大量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对该课程的重视度也不够。这就给老师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外，英语专业的比较文学教学对教师水平要求甚高，教师不仅要求有中文专业的素养，而且还要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以便顺利地开展教学。三、英语专业开设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对策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的开设困难重重，但其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突破英语专业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开设的困境，找到一条适合英语专业学生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特色之路，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不断探索的问题。
（一）找准课程定位
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课程是一门选修课，因而在授课难度和深度上应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另外，其教学目的旨在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因而，在教学中，这一课程的定位应是重在导入而不是研究。正如，钱伟长先生所说，“虽然我们不可能向学生传授全部的学问，却可以在他们掌握一定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将这个学科专业最根本的东西教给他们，用这些作为媒介和载体，来掌握科学方法。”[5]授学生以鱼，不如授学生以渔。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是让学生对世界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并能以一种宏观、开阔的视野、思路、观念、方法来欣赏、研究文学，形成比较的意识，从而提高认识水平，提升基本素养。
（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比较文学概论这一课程作为英语专业学生的选修课，教师的引导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学生拘于视野的狭窄，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个课程；部分学生纯粹是抱着来混学分的心理来上课。如果教师不加以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学生不重视、上课磨时间的教学局面。比如，在开课之初，可以对比较文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作介绍，引导学生重视这门新兴的学科；对此门课程的整体课程规划作一安排，让学生明白这门课程将学习的内容、方式等。除此之外，为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兴趣，可以例举一系列中西文学中类似的文学现象的例子，比如，相似的“二母争子”，相似的“灰姑娘型的故事”等；也可列举中外文学中的不同现象的例子，比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短诗《我心雀跃》和辛弃疾的《丑奴儿》中不同儿童观的表达等。思想工作前行，文学现象前行，学生的观念得以正确树立，兴趣得以激发，这是课程教学展开的重要前提。
（三）慎选课程内容
比较文学学科知识庞杂丰富，但英语专业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理解能力都十分有限，如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教学内容的谨慎选择。要在有限的选修课课时当中，解决比较文学学科中诸多重大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而比较文学理论的枯燥势必又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选择授课的内容和顺序至关重要。针对英语专业语言学习的特点，可以将比较文学中的美国学派作一重点介绍，或可以选用一些与比较文学学科相关的英语文章或书介绍给学生阅读；在媒介研究中重点和学生一起探讨翻译研究等，从而使比较文学课程教学与学生英语专业的学习相结合。在可比性问题的探讨时，可以置后教学，以便学生在大量的实例及理论中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
（四）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其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自然也应灵活多变。这门课程的教学既需要讲授式教学，以引导学生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世界；又需要研讨式教学，带领学生参与到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当中。在此基础上，适时地插入双语教学模式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完全的双语教学模式，还是值得商榷的，毕竟学生的知识面无法达到用外语较好理解这门学科的程度。此外，实践式教学可以在学生当中个别引导。部分学生因为对比较文学的某个方面感兴趣，可以指导其直接运用到毕业论文的写作当中。比如，英语专业12级学生在上完比较文学选修课程后深受启发，毕业论文对《到灯塔去》中绘画特色进行了研究。不仅如此，在具体的教学当中可以用关键词的方法来概述理论，同时尽量淡化理论教学，通过具体的比较文学实例，尤其是与英语文学相关的实例来阐释深奥的比较文学理论，并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挑选有一定质量的比较文学论文进行课堂研读等。比较文学学科研究需要更多的英语专业人才的参与，英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学习中得到提高。如何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核心，教师的自我激励与提升是关键，英语专业比较文学概论选修课程的教学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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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喜华，刘雅倩.论英语专业课程与比较文学课程的融合[J].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6（7）.
（一）
中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教育要想有一个好的开端，就必须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就中学教师来说，人人都希望自己的教育与教学活动能高效率，但这并非易事，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如自己的工作能力、教育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等主客观原因，无论如何，学习、掌握、借鉴各种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则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应该了解国内外先进的数学教学方法，找出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然后根据中学的实际情况，吸收他人教学方法的长处，使自己的教学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从而促进中学教学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国内外中学数学施教的对象都是中学生，年龄段在13-18岁，心理发展阶段属于青少年期，他们具有相似的心理和认知水平，教学内容大同小异，所要达到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基本一致；正是由于在施教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因此中学数学教学存在着可比性。比较中西方中学数学教学方法，发现有如下的相似之处：
(1)教学程序基本一致。各国中学数学讲授新课基本上采用这样的程序：老师提出问题，学生自学预习：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理解所学的内容；巩固所学的内容；检测所学的知识。
(2)讲授法是各国中学数学教学普遍采用的基本方法。不论中国还是美国，或者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数学知识的传授基本上是以讲授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助。
(3)普遍重视启发式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教学方法改革，中学教学也不例外。通过教育改革各国都重视如何提高学生素质、培养能力的教学，尤其重视启发式教学思想在学科教学中的应用。①
从中学数学教学实际来看，我国的教学方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相比，存在着差别，主要表现在：
(1)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关系和作用不同。中国大部分的教学方法都是以老师为中心，有“重教轻学”的倾向，在教学过程中大都是采取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这主要是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导致的。尽管我国的教育改革努力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中考、高考对学生的影响仍然很大，使得大多数学校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滑向了题海战术、应试教育。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记住数学概念、数学公式，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较深、较难的数学知识。但弊端是很明显的，它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兴趣，束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教学方法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注意探索学生的好奇心；多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应用教育，鼓励学生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讲究自愿，学生享受学习的充分自由，学习比较轻松愉快。
数学教学中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不同也造成教学气氛有明显的差异。发达国家中，老师和学生基本上是朋友关系，可以互相自由地交往、交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辅导提示的作用。课堂上老师有目的地让学生讨论，学生可以自由出入，有时老师甚至可以别出心裁地把课本搬到野外与学生们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下、柔和的清风中愉悦地学习。这种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积极开动脑筋，增加对学习数学的快乐，减轻学生压力，造成欢快的教学气氛，但中国学生长期以来处于严格的课堂管理中，强调教室、强调自己的座位，老师也不敢放开，担心过分放松，会造成课堂上活泼有余、严肃不足和自由散漫的混乱场面，因为学习到底不是娱乐。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习惯不同，在严重“尊师”思想的影响下造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过分严肃，学生过分紧张，再加上数学不同于文科，故事性的内容少，更加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很容易感到疲惫懈怠，致使一部分学生特别是差生把学习数学当成是服“若役”。
(2)对培养能力与个性发展的重视程度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强调个性的培养，鼓励学生自由发展，因而分层次个体教学方法使用得比较多。比如他们在教改中提出的非学校论的教学方法，及计算机程序教学法（把所要学的知识编成程序，让学生面对计算机自学）。这些方法强调自学，注重因材施教，能较好地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满足不同学生学习的需要。但这样的教学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使学生很少听到老师主动的讲解，难以与同学进行互相帮助，互相影响；此外使学生很少接触到课本以外的数学知识，影响学生的社会化。我国一般采用的教学方法大多是集中型吃“大锅饭”的统一的教学。这样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有利于教师全面考虑、统筹安排，教师易于把握节奏。但是容易造成优差生的严重分化，教学没有针对性，不利于因材施教，实际上忽视了个性的差异。
在国外的数学教学中，注重对学生的了解和沟通。如美国一些学校使用的教学日记法，学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教学中的思维过程、心理状况，使学生与教师能经常通过日记进行交谈，教师易于了解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验、兴趣及个人思维风格等非智力因素的个体差异，教师能从学生的这些资料中综合出各种学生的成就抱负水平、焦虑水平、意志水平，从而设计出教学方案，提高教学水平。而我国教师过分注重智力因素，相对忽视了非智力因素，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少，自然而然在他们之间形成隔膜，老师对学生的心理、情感、动机、兴趣难以了解，无法得到反馈，学生的焦虑、交际需要等得不到及时的满足。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的教学具有很大盲目性。②
(3)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与应用数学教育的思想存在差异。国外的教学方法一般注意培养学生的数学意识。重视应用数学教育，具体反映在注重数学与日常生活的联系，数学中采用的例子尽量来源于现实生活。如日本的CRM教学法（复合的现实数学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一些学生熟悉的事物，针对其中所包含的数学知识进行讨论和探索，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教学方法深化了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他们利用数学眼光看问题和建构数学模型的意识，培养了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毕业后能较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当然如果过分地联系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我国的教育目标虽然说重视应用教育，但至今未有与之协调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成了纸上谈兵，仍然只是从数学本身的结构出发培养学生的数学素质，造成曲高和寡的情形。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教育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非常有效，善解题是中国教学方法中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从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可以看出。
(4)教学中使用的工具和教学媒体也存在着差异。国外由于经济和科技发达，直观教学手段有了极大提高，计算机辅助教学及各类教学媒体普遍被使用。随着我国教育的改革，中国也力争改善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但由于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原因，多媒体的普及远远不是近期可以实现的。③
（二）
当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在极力推进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因而以后教学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素质。所谓的全面素质可以概括为“四素质三能力”，即：文化科学素质、思想道德素质、身体心理发展素质、劳动技术素质等四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应用能力、创造能力等三能力。故通过中外数学教学方法的比较，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我认为改进教学方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重视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改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加强对学生的全面了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2)重视能力的培养，真正做到使学生的素质全面发展；(3)改进教学方法必须与改革考试制度相联系，不破除升学率的压力，就无法使教师与学生从考试的繁重负担中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考试凌驾于教学之上，考试是“指挥棒”的不合理状况，使考试成为教学的检测手段，起辅助教学的作用。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世界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学方法，因而对任何好的教学法都不能完全照搬，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吸取合理的思想和有效的成分，创立一套合符实际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不要固守一两种教学方法，而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不同的学生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因材、因人施教是教学方法的唯一出发点。
主要参考文献
①王子兴主编《数学教育学导论》，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实行培训制度，提高指导教师履职能力。提高指导教师的履职能力要从实行论文指导教师培训制度做起。目前，电大除了对论文答辩主持人有明确的培训要求外，对论文指导教师还没有刚性的培训要求，而必要的培训对论文指导教师的履职和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重视基础培训，掌握应知应会内容。一是清楚论文指导教师职责，明确指导教师应该承担的具体任务。二是掌握毕业论文体式和结构，了解论文写作中从选题到行文每个环节的规律和技巧。三是论文指导教师职业道德培训。毕业论文写作不仅是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而且还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求实品格的必要手段。论文指导教师应坚守职业道德，认真履行督促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严格遵守基本学术道德规范，维护科学诚信的义务。其次是重视提高培训，不断提高指导能力和水平。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定期的集中培训和各种教研活动来逐步解决，从而不断提升指导教师的水平和能力。
2.完善监管制度，提升论文指导工作质量。首先要做到两个实事求是：一是实事求是确定每位教师的指导学生数量。限制每位教师的指导学生数量是确保论文指导工作质量的需要。二是实事求是确定论文指导报酬。中央电大有“对每名学生的指导时间不得低于10学时”的工作要求，但没有相应的统一报酬标准。可以这样说，科学确定报酬标准已成提高论文指导工作质量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次是建立指导教师考核机制。以抽查论文指导工作、邀请学生评议等方式，对指导教师的工作水平和质量进行考核。同时，通过精神表扬和适当提高报酬等形式对考核优秀者进行表彰。最终实现以考核促提高，引导指导教师强化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切实提高指导工作水平和毕业论文质量之目的。
二、突出重点环节指导，严把三个关口
1.突出起始指导，严把选题关。选题是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不仅决定着论文的质量和价值，也关系到论文写作的成败。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选对了题目，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所以，指导教师必须突出对毕业论文选题的指导，帮助学生选对题、选好题。一般而言，学术论文选题应该特别强调学术性、创新性原则。但开放教育是成人高等教育，非普通高等教育，是大众化教育，非精英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理论型学者为目标。因此，开放教育毕业论文不能片面追求与普通高校本科院校一样的标准，而要建立与自己办学特点相适应的毕业论文质量评价标准，突出重实践、重提高的选题原则。基于上述认识，开放教育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选题应该坚持三原则，首先是专业性原则。毕业论文贴近专业实际选题既是基本要求，也是硬性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不能选择经济或法律方面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这应该非常容易理解。其次是应用型原则。开放教育学生基本为在职人员，选择就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因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与其有关联。因而，指导教师要鼓励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开展应用型研究。再次是难易适中原则。怎样选择一个难易适中的课题呢?一是方向对路。避开自身弱项和盲点，少些玄奥、抽象的学术研究、理论研究，多些应用研究、实证研究。二是大小合适。毕业论文选题过大过小，都会影响论文质量。相对开放教育学生而言，尽量做到选题要小，挖掘要深。
2.突出初稿指导，严把抄袭关。“毕业论文应由学生本人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必须杜绝一切抄袭、剽窃行为。”首先要判断初稿是否具有抄袭嫌疑。判断标准一看初稿质量，二看初稿水平。其次是鉴定初稿是否真正抄袭。一是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二是通过百度和谷歌搜索。在方法上，一般先用题目搜索法进行搜索，这样可以搜索出全文抄袭的论文。后用段落语句搜索法进行搜索，这样可以搜索出部分抄袭和杂凑抄袭的论文。再次是处理抄袭论文。对上交抄袭论文的学生，不仅要退回论文，责令其重新选题和写作，而且还要进行严肃批评和学术诚信教育。而对由学生自行完成的初稿，则就论文观点、材料、逻辑结构、写作规范等方面进行修改指导。
3.突出修改指导，严把质量关。对毕业论文修改的指导务必要抓住三个环节：首先是初稿检查环节。全面、系统地检查初稿，清楚其错误和缺陷，是指导学生进行论文修改的第一步。对论文初稿的检查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先整体后局部。即先进行全篇检查，然后再按照各部分、段、句子、词语和标点这样的顺序进行检查。二是先内容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起草初稿要根据内容选择形式，修改论文也要根据内容调整形式。同时，初稿检查还要关注论文的四大要素，即观点是否正确、新颖、全面、明确，材料是否充分翔实、具有说服力，结构是否完整、合理、科学、均衡，语言是否准确、流畅、简洁。其次是论文修改指导环节。经过认真细致的检查后，如果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确认论文不必重写，就要指导学生进行修改。论文修改一般都要经过几个来回，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求学生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根据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思路进行修改，二是按照从大问题到小问题的顺序进行修改。再次是论文格式指导环节。关注的重点是要素是否齐全，格式是否规范，特别是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要素是否合乎要求。如果不够规范则要予以纠正，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定稿。为提升学生的论文书写能力，确保论文质量，在论文修改指导过程中，要注意防范两个极端：一是“放羊式”指导。不少教师在对学生的论文选题和初稿指导比较认真，但在将初稿修改意见反馈给学生后就很少过问了。二是“保姆式”指导。在论文修改指导过程中，修改意见过于细致周全，就连每个词语和标点的错误都一一列出，甚至觉得反复指导十分麻烦，干脆自己帮助修改。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不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结合开放教育特点，优化论文指导策略
开放教育无论是生源特点，还是教学模式，都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开放教育毕业论文指导方式应该选择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策略。
1.个体指导与集体指导相结合。一般而言，毕业论文指导更多地属于个别化教学活动，即由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教学，但开放教育毕业论文仅有个体指导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应该安排至少三次的集体指导。一是选修毕业论文写作课程，对毕业论文写作进行宏观指导。写作是一项综合性精神劳动，对人的思维能力、语言能力等多方面能力均有要求。而论文写作作为比一般文章写作更为复杂的写作活动，对人的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但开放教育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偏低，不知如何进行毕业论文写作的现象相当普遍。因此，学校可以通过选修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课程，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毕业论文写作知识，掌握毕业论文写作规律和技巧，引导学生尽可能将毕业论文写得规范、得体，就显得十分必要。二是毕业论文写作前夕集中辅导，对毕业论文写作进行具体指导。在即将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前夕，选派论文写作水平高、指导经验丰富的教师，结合以往毕业论文教学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就毕业论文如何确定方向、选题，如何收集、整理和筛选材料，如何谋篇布局、规范论文格式进行全面辅导，尽可能淡化理论阐述，强化方法说明，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同时，趁机对学生进行毕业论文写作和答辩的动员。三是毕业论文写作过程集中辅导，及时解决共性问题。通过前两次的集中辅导，学生虽然对毕业论文写作中一些应知应会的知识与技巧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写作过程中，仍然会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各种问题，而且很多问题都是共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既为了提高指导效率，也为了给学生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指导教师可以召集自己指导的全部学生，对论文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进行集中指导，至于具体次数可以视情况而定。
2.面授指导与远程指导相结合。开放教育学生毕业论文指导不能单纯地运用传统方法，而应采取以远程指导为主、面授指导为辅的方式。除论文写作前夕的集体面授指导，以及遇到必须通过面授指导才能解决问题，要求学生确保接受面授指导外，其他一般都应采用远程指导方式。首先是运用电子邮件指导。其优点是只要指导教师有时间，随时都可以进行。不足之处是由于师生之间不能实时交流而容易造成学生不能完全领会甚至误解教师的指导意见。指导教师一般在学生写作时间比较宽余、且指导意见比较容易理解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指导方式。在进行电子邮件指导时，为确保学生能够正确理解指导意见，指导教师除说明清楚外，还要在修改稿中加注必要的符号。二是运用QQ指导。其优点是如果师生双方都在线的话，能够实现实时交流，确保学生全面正确地接受教师的指导意见。不足之处是如果学生不在线，就不能运用。进行QQ指导时，最好能事先预约，确保指导教师能够实现有效指导。再次是进行电话指导。其优点是指导教师能够随时联系学生，只要学生有时间就能实时交流，且能够比较清楚的接受指导意见。不足之处是会产生交流时好似已经领会指导意见，但修改时又不知所云的现象。电话指导方式一般多在指导意见较为原则且条理清晰时运用。对毕业论文进行远程指导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组合式指导。
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按传统讲授+案例分析的模式进行传道授业，大学生消极厌学，逃课理由花样多多。许多在大学工作的教师有这样的感慨，现在爱学习的学生大不如从前！学生玩手机和游戏的时间比听课课的时间多得多。有学生甚至雇人替自己听课做作业。学生逃课的原因很多，如教师讲课没有吸引力，学风不好，管理不到位等，有一些学生认为课程之外的知识重要，热衷于在外打工赚钱，还有的学生只挑选有利于就业的课程去听，而对那些基础课和文化修养课则回避。很明显，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课程的整体观念存在问题。第二，教学过程中学生体验互动严重不足。即使有多媒体，视频材料等手段，但课堂教学满堂灌，知识传授不能与学生产生共鸣，学生缺少探索热情，认为与己无关。调查显示，多数学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不满意，教学内容陈旧，方法简单，师生互动少，鲜有激情和想象力，学生不愿听，教师也不愿意讲，导致恶性循环。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教师讲授，学生静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模式。第三，一考定结果，使考试作弊比较普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考试作弊不利于良好学风的形成，造成学习刻苦者受打击，不用功者易过关甚至得高分，直接影响学生听课的积极性，冲击学生诚信的道德底线，挑战教师的职业道德，挑战教师的课堂教学。第四，大学生学过《法律基础》、《经济法》后，大脑被大陆法系法律关系之理论似乎格式化，喜欢接受权威正统现成结论，传统教学方法使大学生的知识面过窄，无全球视野，仅局限于自己或中国维度分析国际商事纠纷，造成学生的思维能力及智力相应萎缩，理解力变窄，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环境，也使就业难度增加。面对上述问题，大学勿容置疑要改革，必须改革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为此，要对格式化的大学生输入新的法律系统，需要强烈的刺激。我提出了“比较式”教学方法并在实践中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二、比较教学方法的内涵及运作机制
(一)比较教学法的内涵及主要特点比较式教学是根据课程教学内容的特点，提出的。结合当前《国际商法》的实际，学生知识背景现状，大部分学生对大陆法系的条文化、规范化法律制度有一定了解(但不深入和透彻)，具备用法律关系的理论进行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国际商法》必须讲授海洋法系的内容。法系不同，技术术语有差异，司法过程、理论迥异，为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广泛对比，学生体验互动的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普通教学方法相比较，比较教学方法具备以下特点：
1.教学内容的平行、丰富。比较式教学内容要‘一分为二’地讲授。这源于国际商法必须将两大法系都交代清楚。而两大法系在文化理念和制度上差异明显。法律术语不同；证据制度迥异；一个重实体法，一个讲程序正义，法理和技术细节不同几乎覆盖国际商法所有章节。比较教学，一话两说，学生印象深刻。比如合同条款的分类和合同有效要件，我们有主要条款，英美有条件条款、保证条款和中间条款，而且英国合同条款的分类与违约救济方式挂钩，也与诉讼战略战术挂钩。以实例平行展开，一法两讲，平行横向比较，极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生动而且效果明显。特别是同样术语、细节导致的结果差异让学生印象深刻。
2.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在比较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比较方式多样，有行为比较，如大陆法中的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与英国法中的庭际禁令；理念比较，如货物买卖中种类物和特定物分类对所有权和风险的影响两大法系观念上的差异、案例比较、结果比较和程序比较等等。老师与学生一起展现一副清晰明快的两法系相似又不同的图画。教师讲课的活动范围不仅仅局限在讲台和黑板之间，教师可在学生之间走动、讲解，以便集中学生精力，有利于教师同学生的细致交流。由学生体验的对抗制VS究问式庭审模式，一案两审，反差大，收获也大。
3.教学过程的对立互动性。比较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起教与学的双向对流，就同一案例从原被告及法官不同的角度，基于不同的法律体系，教师通过实际案例提出讨论题目或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并开展讨论，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和教学环节而机械地授课的局面。所以比较不是简单的横向比较，二是多层次、多技术、多维度的立体化有质感的比较，必须与已有的技术成果同步进行不悖。
(二)比较教学方法的理论依据发现法教学理论认为，学生的认识过程与人类的认识过程有共同之处，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现实生活中的素材，主动地探究发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师生共同比较、发现两大法系之异同，让学生参与学习，由被动为主动，有利于消除被动填鸭式的枯燥乏味。而“新课标”理念认为，有效的学习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教师应帮助学生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与技能、思想和方法，获得广泛的活动经验。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所以同一案件，教学上用纠问式和对抗式比较实际庭审过程，让学生在案件中以一方当事人的角色扮演中体味法律内涵与差异。最新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能力的形成不可能以学习间接知识的方式实现，只有通过对某种活动的直接体验，才能培养相应的能力。根据这一研究成果，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学习由接受间接知识的过程转变为通过探索获取直接知识的过程。所以本人在实践中，在使用比较教学法时，注重以下几点：
1.设定目标并提出问题。对于理论性强的章节，在讲课过程中要善于先设定学习目标，然后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比如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教师列出不同问题并组织各组学生进行两大法系各自的处理程序、理由、理念，最后由老师总结并讲解知识要点。经过学生的讨论及对问题的回答，然后教师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本节课程的知识点。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典型案例PK。对与实践联系较为紧密的章节，则寻找实际案例把国际惯例及两大法系的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针对案例中的关键问题提出思考题，鼓励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考并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比较不同法律体系下判决的程序、依据和结果的差异。
3.利用大量历史案例判例素材。教师把一些以前历史案例判例素材供学生参考，学生通过自己感悟归纳习得技巧和知识。所以此法要求老师学贯中西，知识储备丰富，特别是典型的大陆法案例的搜集很重要。
三、比较方法的实施效果
在国际商法教学中，比较教学方法的使用，需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可以用互联网技术让学生参与教学计划的制定。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以全面了解学生为前提，必须清楚他们学习的特点、难点和兴趣点。才能收到明显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课堂教学严谨而又有活力。以前上课都是老师讲授，学生静听，很被动。现在课堂非常活跃，学生持不同法系之见，同一案情，处理判决各有不同。理由依据有时南辕北辙，印象深刻。学生自己必须发现问题，逻辑的提出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各种新问题、新思路不断涌现，经常下课了还有许多学生紧追老师不放，问个不停，出呼意料之外的创造性想法常给老师予新的启迪，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合作性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纠问式或对抗式模拟法庭成了师生追求知识‘真理和正义的“天堂”，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学生在上课时可以自由讨和发言，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老师从不批评，课堂气氛宽松。比较+演绎+发散式思维和英美文化于一体，毫无法学学院派的枯燥和乏味。
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一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案例均来源于国际贸易的实际纠纷(authentic)，通过教师对案例的讲述和分析使学生了解更多书本上没有的实战技巧；另一方面，学生课外查阅文献、搜集素材的过程，对于学生提高阅读能力、积累知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3.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在普通常规的对抗式讨论中，每个同学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其根本目的是要正确解释和解决国际商事不同观念的冲突，所提出的问题，最后经过两大法系PK各自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并陈述理由，锻炼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和谐了师生关系。在浓厚的学术的氛围中，老师也平等的与学生在统一规则下对抗辩论，师生教学相长，相互影响与促进；教师上课必须更加认真，更加关注全球的新规与判例、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学生上课的出勤率，考试及格率，考证率以及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申报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改善。参加统一司法考试和外销员考试的，本门课程的学习特别给力。
四、比较教学方法的主要问题
1.教师队伍的素质约束了教学效果。比较式教学不能照本宣科。没有出国学习经历或英美游学经历的老师，很难对英美法系的文化底蕴有正确全面的把握，从而客观比较。当前明显的问题是，受惯了大陆法系教育和熏陶的有些老师，用法律关关系的思维来框英美法，大脑被大陆法格式化，用法律关系的框框理解英美法的商务游戏规则，既不对有缺陷的现行教材进行取舍，又不针对学生未来的职业要求对英美法之程序部分进行强化，任意决定课程设置内容。而且有些人认为，只要有好口才再加上认真的准备就可以现编现导地进行“比较”教学任务了。实施比较式教学要求教师不仅需要理论知识功底深厚，而且要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没有在英语国家亲自诉讼经历，难以完成或胜任教学任务。很多老师讲课时范范比较，学生一头雾。加之国内没有合适的双语教材，阅读材料不丰富，影响了比较教学后的学生自主吸收和消化。
2.少数学生很难参与教学活动。没有中国国内《经济法》基础，学习又有困难的学生很难跟上节奏参与教学活动。对课本内容和老师提出的问题以及国际贸易中的普通纠纷案例，凭直觉或经验猜(解决方案)，完全没有感觉，不能进行一般性的探讨，不发表个人的见解，是比较教学的一个突出的难点。加之现在学生频繁转专业，完全没有经济、法律基础的原艺术、医学专业的学生，这些学生课堂内不主动思考问题，课下更是难以主动查找资料，欠功课太多，这部分学生在能力的培养上与其他同学就有了较大的差距。
3.传统课业考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积极性。传统教学中课程的考核大都根据学生平时到课情况(20%导40%不等)及期末考试成绩(80%-60%不等)进行考评。比较教学中成绩的考核需要多样化，可依据学生参与教学的程度，包括平时讨论的积极性、对问题的分析能力、发言的积极性、及语言表达能力等进行综合过程考核，如模拟法庭的参与等。此外在期末试卷中应增加学生独立思考试题的比重，重点考核学生理论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
五、建议
一、讲风太盛
讲风太盛，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最大流弊。有些教师一上“讲台”，就名副其实地当好“讲师”，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唯恐讲不够。这些教师把无休止地讲当作万能的法宝，唯讲至上。
讲风太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①机械重复。一步一回头，时刻担心有疏漏不周的地方，自然而然的重复一通。有时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细小问题也总要纠缠几分钟方肯罢休。②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教本、教参及有关教育教学报刊上的内容，把类似的内容一一搬进课堂里，教学内容成了参考资料的简单罗列和堆砌。
③肆意拔高。有些教师总嫌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太浅，没有“教头”，因而凭着自己的性子肆意拔高教学难度，或把高年级的内容提前到中年级来教，或把初中的内容提前到小学来教。由于难度提高了，教师也就感到“有得讲了”，于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什么“超纲脱本”，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时也把学生带进了云里雾里，摘得稀里糊涂。
克服和纠正“讲风太盛”，关键应抓好三条。第一是认真备课，在备课时将课上要着重讲的内容写进教案，力求语言简练、明白，切忌语无伦次，杂乱无章。
第二是认真学习和优化选择教法,采用那些先进的教法，克服单纯使用“讲授法”，坚持“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第三是切实控制好课堂教学结构，除在新授部分作适当讲解外，其余教学环节尽可能少讲或干脆不讲。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自我控制，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讲风太盛”不仅害学生，也害自己，真是得不偿失，适得其反。
二、形式过多
教学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形式和手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形式过多，往往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教学时间和效率。现在有些课，一会儿比赛，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唱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让人看不懂到底是数学课还是班队活动？
有些老师还美其名曰：“愉快教育”；真叫人啼笑皆非。
形式过多也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展览型，把数学课当成了教学具的展览会。
二是热闹型，以说、跳、演等外化活动为主要特征，是一种表面、肤浅的思维过程，真正有效的思维应当是静悄消的内化过程。三是魔术型，教师表演式的一猜就中、一试就准、一列就对、一验就灵，把思维过程全部掩盖了，学生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来龙去脉，教学活动成为一种神秘的魔术，把学生思维活动量降到了最低限度。
要克服和纠正“形式过多”的不正之风，关键要抓两条，一是认真学好儿童心理学，根据学生认知特点恰当地选用必要的教学形式，坚决杜绝追赶时髦、盲目效仿、华而不实的种种做法，使教学形式成为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载体。二是要注意充分暴露思维过程，揭示知识的发生过程，加强智力活动的内化设计与实施，使知识教学落实到思维训练上去，教学形式有力地促进教学过程的优化发展。
三、负担偏重
一、讲风太盛
讲风太盛，是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最大流弊。有些教师一上“讲台”，就名副其实地当好“讲师”，一堂课从头讲到尾，唯恐讲不够。这些教师把无休止地讲当作万能的法宝，唯讲至上。
讲风太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①机械重复。一步一回头，时刻担心有疏漏不周的地方，自然而然的重复一通。有时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细小问题也总要纠缠几分钟方肯罢休。②照本宣科。死搬硬套教本、教参及有关教育教学报刊上的内容，把类似的内容一一搬进课堂里，教学内容成了参考资料的简单罗列和堆砌。
③肆意拔高。有些教师总嫌小学课本里的内容太浅，没有“教头”，因而凭着自己的性子肆意拔高教学难度，或把高年级的内容提前到中年级来教，或把初中的内容提前到小学来教。由于难度提高了，教师也就感到“有得讲了”，于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什么“超纲脱本”，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同时也把学生带进了云里雾里，摘得稀里糊涂。
克服和纠正“讲风太盛”，关键应抓好三条。第一是认真备课，在备课时将课上要着重讲的内容写进教案，力求语言简练、明白，切忌语无伦次，杂乱无章。
第二是认真学习和优化选择教法,采用那些先进的教法，克服单纯使用“讲授法”，坚持“一法为主，多法相助”。第三是切实控制好课堂教学结构，除在新授部分作适当讲解外，其余教学环节尽可能少讲或干脆不讲。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自我控制，你就会越来越明白“讲风太盛”不仅害学生，也害自己，真是得不偿失，适得其反。
二、形式过多
教学过程离不开一定的形式和手段，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形式过多，往往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教学时间和效率。现在有些课，一会儿比赛，一会儿表演，一会儿唱歌，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让人看不懂到底是数学课还是班队活动？
有些老师还美其名曰：“愉快教育”；真叫人啼笑皆非。
形式过多也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展览型，把数学课当成了教学具的展览会。
二是热闹型，以说、跳、演等外化活动为主要特征，是一种表面、肤浅的思维过程，真正有效的思维应当是静悄消的内化过程。三是魔术型，教师表演式的一猜就中、一试就准、一列就对、一验就灵，把思维过程全部掩盖了，学生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来龙去脉，教学活动成为一种神秘的魔术，把学生思维活动量降到了最低限度。
要克服和纠正“形式过多”的不正之风，关键要抓两条，一是认真学好儿童心理学，根据学生认知特点恰当地选用必要的教学形式，坚决杜绝追赶时髦、盲目效仿、华而不实的种种做法，使教学形式成为教学过程必不可少的载体。二是要注意充分暴露思维过程，揭示知识的发生过程，加强智力活动的内化设计与实施，使知识教学落实到思维训练上去，教学形式有力地促进教学过程的优化发展。
三、负担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