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16:51:2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辩论的逻辑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引言
逻辑连接词是语篇是否连贯的重要因素，也是逻辑性思维的重要载体。而英汉语之间的形合与意合的差别则使逻辑连接词具体的使用方法产生了差别。这就导致了EFL英语学习者（英语作为外语的语言学习者，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外语学习者）在英语辩论中会出现逻辑连接词使用不当的情况，从而无法有效的表达己方观点。EPL英语学习者（英语作为母语的语言学习者）对于逻辑连接词的使用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相比于EPL，EFL在使用逻辑连接词存在哪些突出问题？有哪些可以借鉴进而得到提高的呢？本文将利用X-Mind思维导图软件将EFL和EPL的辩论文本可视化，重点研究两类英语学习者的逻辑词使用，为EFL提高辩论逻辑性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现阶段逻辑连接词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是以提高翻译质量为最终目的针对逻辑联结词进行的研究，旨在通过规范逻辑连接词的使用，增强译文的逻辑性，从而做到信息的有效表达。其次是将中英逻辑连接词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通过观察在不同文化差别下连接词使用的频率、位置，总结造成逻辑连接词误用的原因。较为突出；最后是⒙呒连接词与各个专业领域相结合，规范连接词的使用的研究。其中涉及到英文新闻报道、外文学术期刊写作、高中英语议论文写作以及轮机英语等方面，但未见将逻辑连接词与英语辩论演讲进行结合的研究。同时，研究手段多以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为主，最终以表格呈现，不够直观且单一。
三、衔接理论
逻辑连接词体现了语篇的逻辑连贯性，在英语辩论赛中，辩手发言有良好的逻辑能够帮助其更有效的传递观点，从而赢得辩论比赛。而良好的逻辑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用好逻辑连接词。逻辑连接词有很多种类，韩礼德（1985）将逻辑连接词分为：详述（collaboration）、延伸（extension）、增强（enhancement）三大类。而国内学者廖秋中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语习惯特点将逻辑连接词更加详细的分作以下几类：
1.信息添加（and，too，furthermore，besides，most important…）
2.因果关系（because，for，since，as a result，therefore，according to…）
3.转折对比（although，however，still，but，nevertheless，in fact，rather…）
4.层次列举（firstly，to begin with，on the other hand，next，in the end，before…）
5.解释举例（for example，such as，namely…）
6.表示总结（in a word，briefly，in short，to sum up…）
我们将依据廖秋中的分类理论，对EFL和EPL在英语辩论中使用的逻辑连接词进行分类，逐类进行对比分析。
四、文本转写及制图
辩论文本摘自2016年度北京辩论挑战赛决赛的两位位置相同的辩手的发言，（同学1属于EFL而同学2属于EPL），通过人工转录、软件校对、人工复核，将视频资料转录为文字数据，利用X-Mind软件绘制成思维导图。
五、图例分析
经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EPL的逻辑思维导图内容较为复杂，形式较为多样，但思路较为清晰，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而逻辑连接词本身也比较多样，在达到目的、发挥功能的前提下，会使用相较口语化的连接词。而反观EFL，无论是逻辑结构还是连接词都较为为单一，具体的问题如下：
1.不同类别逻辑词混用。在观点部分的延伸中，为了进行两方面分析，同学一使用了firstly和and，但根据连接词的分类方法，firstly应该搭配的是second，二者皆属于层次列举类的连接词，而and只表示简单的并列，这是层次列举类和并列关系类的混用；
2.逻辑连接词缺失。在第二个论点中在进行对evidence和第一个conclusion的阐述时没有关键的逻辑连接词，使得结构不够明确；
3.逻辑混乱。同样在第二个论点当中，同学一依次进行了evidence、conclusion、comparison、conclusion的并列式叙述，但evidence、comparison、conclusion不属于同一层面，而是递进关系，期间也没有出现任何类别的逻辑连接词，造成逻辑混乱；
4.重复。由于整体逻辑的混乱，导致了延伸部分的分析与第一个论点中的分析内容重复，同时也没有使用任何解释举例类别的逻辑连接词进行提示；
六、结语
论点和例证是辩论发言的整个框架所在，它在帮助选手构建发言内容的同时，还在比赛中为评委老师提供评判思路，赢得比分。构建逻辑性强的论点和例证更是可以提高选手的逻辑思辨性，对于其他领域的工作学习也有帮助。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2]陈娜.汉语逻辑思维对英语连接词运用的负迁移影响[J].海外英语，2011.
[3]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Halliday，M.A.K.& Hasan.Cohesion in English[M].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1976.
[5]Jos，Martin.The Five Clocks[M].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1962.
作者简介：
一、教育期刊编辑应该成为读者与信息的媒介
传统的教育期刊编辑的工作重点主要在栏目、版式设计、语言文字研究和印刷出版等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快速且大量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获得信息的途径变得更便捷。随着信息传播渠道和方式的改变，信息的选择、组织规范等内容也被纳入了编辑的工作内容。编辑工作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将比传统更突出、更重要。
教育期刊的读者是知识的传播者，这就要求教育期刊的编辑力求站在教育阵地的最前沿，了解和认识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并且有更加专业、精深的编辑技能。教育期刊编辑的工作从本质上讲是对信息的选择、优化和传播，是读者与信息的重要媒介。作为教育期刊的编辑，应该有将信息的精华积淀与结晶的本领，对信息进行选择、优化处理再进行传播；同时，教育期刊编辑还要有开发、生产出新的信息的能力。
教育期刊编辑是信息与读者的重要媒介，这一意识的转换和确立必将促进教育期刊编辑的社会地位的确定，提高教育期刊编辑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教育期刊编辑应具备网络时代的编辑技巧
在信息高速传播的今天，编辑活动的重点不再单单是传统的编、校、审，而是转到了策划和整合信息资源上；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也从单纯地追随作者求赐稿，转为建立作者队伍、培养专栏作者、启发作者进行创作、采写稿件上，与作者在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前提下，以朋友式的交流方式共同缔造社会文化。
信息时代要求编辑的工作节奏要更快，效率要更高，任务自然更加繁重。编辑既要有全局观念，能整体策划大专题、统筹系列稿件等，又要顾及细节，迅速判断、选择和控制信息的质量，提高传播效率和效果。当然，编辑工作中的技术细节问题，如校对、编排技巧和手法问题等，要始终坚持原则、严格达标。
教育期刊编辑与其他编辑群体比较，“触网”并不早，对于现代化的编辑技巧的掌握和应用自然也滞后。但是，作为教育期刊编辑，工作效率必须大大提高，应迅速了解、接受并熟练运用现代化的编辑技术和技巧，在严格精细的人工编辑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修养，把传统编辑技巧和现代编编辑技巧结合起来，使之形成合力。教育期刊编辑应逐步将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全局、整体判断、筛选和整合信息这些主要的智能环节上，可以将文字、符号、格式、体例、图表、公式等的技术性工作，统一标准，严格规范，并推广到作者群中，以此实现精力的分配和转换。在互联网大环境和电子信息传播工具的辅助下，编辑活动将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
网络信息时代，信息量的无限激增和人的有限的注意力是一个基本矛盾。人要进行创新，就要广泛、高效地收集信息进行开发和利用，必然要对日益爆炸的信息进行不断的“过滤”。
“信息过滤”的过程就是信息选择的过程，而信息的净化、优化等手段可以控制信息传播的质量和速度。
编辑对信息的“过滤”功能自古就有，只不过在编辑产生初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文明程度也不高，编辑的这种功能表现得不够明显。然而在网络信息时代，对信息的“过滤”成了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谈到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和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时，人们往往将两者等同，这可以从审计理论工作者发表的有关文章中看出，以至于在谈到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时争议颇多，大家各执一词，并且各有其理，有本质论、假设论、目标论、环境论等等。但是两者是否真的是两名一物呢？
笔者认为，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和审计结构的逻辑起点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不同的，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构筑理论结构的起点，是审计理论结构建筑的依托和立足点。而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是超出构筑审计理论结构的依托和立足点的，是用逻辑的思维和推理去寻找到的更深层次的这一立足点的最终因素。这样，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和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有不同的答案。
二、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
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应该是构建审计理论的起点，起着根基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审计理论结构的起点是审计假设。主要理由如下：
（－）假设是理论体系的基础。假设是“不用解释就可理解，不用证明就使用的命题”。和逻辑学的告诉我们，假设对与任何学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的认识和所要认识的大千世界相比是有限的。有限的认识能力不可能把世界完全认识清楚，这就决定了开展理论的研究必须从假设出发，以假设作为依托和立脚点，如果没有这些假设，那以论证的结果就会永无休止，理论的建立就会成为空谈。虽然随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和各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假设会被淘汰，但为了认识的继续和理论的，新的假设又会被人们建立。人们永远是站在假设上建立理论的。
（二）审计假设是审计理论结构中其它要素建立的基础。在审计理论结构中，审计假设是其它要素的前提。同其它理论的假设一样，审计假设不仅有着主观来源于客观的特征，而且有着明显性、逻辑性和抽象性的特征，还有着连贯性、有效性、一致性和独立性的特征。各项假设不仅首尾贯通，相互协调，构成一个完整体系，而且每一假设都可推出若干有效的论断和概念。例如，是可验证性假设使审计有了存在的可能，是可验证性假设建立了审计证据的概念和理论，也是可验证性假设审计评价标准的建立成为可能；是责任关系假设阐述了审计产生的源头，说明了审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并且建立了审计目标。审计任务等概念；是独立性假设明确了审计的本质，分清了审计监督和其他监督界限；建立了客观性、职业道德。审计风险等概念。
当然，现在学术界对审计假设的具体还没有一致的论定，但是无论如何，审计假设作为审计理论结构中的其它要素建立的基础不会变，是在审计假设的基础上建立了审计的基本概念，发展审计技术，制定审计程序，开展审计工作。审计假设作为“梁柱”支撑着审计理论的大厦。
（三）审计假设是人们共同认可的进行审计研究的前提。前已述及，如果没有审计假设，在交流和进行审计研究的时候，人们就会因角度不同而各执一词，就会因前提不同而各抒已见，这样势必会阻碍审计的发展。鉴于此，建立了审计假设，使其成为审计人员共同的立脚点，成为人们进行交流和研究的共同前提。当然，这就意味着，“曾被认为有效和有用的假设，有可能在日后受到挑战，甚至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当这些假设被证明为不真实时，它就失去了作为假设的价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于审计学者来讲，必须时时检验审计假设，使其能适应潮流，达到一致认可。
总而言之，审计假设是通过大量时间的观察和研究，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推理或说明，是审计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的必要的前提条件，“离开审计假设就没有审计活动，更不会有系统的审计理论”。
三、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
所谓审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逻辑推理，进行哲学思维所得到的审计理论的深层次的起点。笔者认为审计环境是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原因是：
（－）理论来自实践，审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也应该到客观世界中去寻找，同其它理论的产生一样，审计理论的产生也有自己的客观背景。审计的产生有关客观和主观的条件，客观上要求责任关系的产生，主观上要求委托人对受托人有不信任感，而这些都是审计产生的环境因素。
在原始的环境中，由于没有活动的存在，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审计活动的产生。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入奴隶社会，最高统治者和奴隶主对他们的统辖范围是一种全面占有的关系，但是以他们个人的力量难以对这些数目繁多，规模浩大的事物进行管理，于是客观上需要将权力进行分解，委托别人来帮助其进行管理，这样就形成了委托和关系，就导致了经济责任关系的产生，但无论从权利制衡还是主观上的信任度来讲，都需要有人对受托人进行监督，从而导致审计萌芽。
从对审计的产生的来看，审计产生的客观环境主要是和经济环境，但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影响审计的环境因素已远远超出了上两者。环境、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成为了影响审计的环境因素。例如1844年和1845年英国《公司法》颁布和修订鼓励了股份公司的发展，使“审计有了一个规范化模式的雏形，从而揭开了审计的帷幕”；随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制度建设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课题，也使审计师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成为可能，统计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抽样技术在审计领域中的运用，这些因素都使得审计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观念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而导致了现代审计的产生。
（二）审计环境决定审计目标和审计假设等基本因素。
H·W·罗宾逊曾在《爱尔兰史》中指出：英国民间审计“是由破产催生，由差错和舞弊孕育，与清算共同成长，最后才确立起来的”。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清楚地审计环境对英国审计的影响。1720年，南海公司事件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建立在两权分离基础上的股份公司，“必须要有一个了解、熟悉会计语言的第三者，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对表达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财务报表，进行独立的检查”，使查尔斯得到了第一位职业会计师的头衔。而这些都是和当时南海公司经营者为所欲为，严重损害所有者利益，从而破坏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再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和1939年的麦克逊·罗宾斯舞弊案件，“引发了审计和审计技术的变革”，经济大萧条使人们认识到必须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作出全面、客观的公正评价，而麦克逊·罗宾斯舞弊案件“使审计人员改变传统的仅审查当事人会计记录的审计方法，扩展获取审计证据的范围”，至此审计进入了会计报表审计阶段，审计目的演变为对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作出判定。
传统媒体是指相对于发展的网络新媒体而言的，以传统的即通过某种实物渠道定期向社会公众信息或提供各种服务的交流活动的媒体，包括电视节目、纸质报刊、无线广播等。一般我们又把它们称作“平面媒体”。这些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媒体形式都有非常严密的进入审查程序。而网络媒体运转的审查手续则要方便得多，大部分只需进行网站备案即可。当前，世界各国对新闻媒体的管制体质不同，但是想获得新闻媒体的经营权都是要经过严格检查和审批的。电子媒体则由于它的开放性和不受时空限制的特点，只需经过网站备案而已。而且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对网络媒体的严格管理也很难实现。
当前互联网上每秒产生的信息量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存书量的几百倍。显然，这样的信息数量对于普通网民和大众已经太多了。人类的学习理解能力和对信息的需求量是有一定容量限制的，对于任何一位网民而言，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信息是浪费的。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承受这样的信息爆炸，大量的信息对受众而言变成了负担。受众在上网浏览的过程中，常常容易被其他新奇的、或更有冲击力、更醒目的信息所吸引，兴趣和目的在简单地点击鼠标间就实现了转换，在受众连锁地打开网页或视频的过程中，人们沉迷于信息获取途径本身，便极有可能背离信息接收或浏览的初衷，即离阅读行为的既定目标越来越远。这就形成受众在感受无限地获取信息的快乐的同时，却在无穷无尽的信息中迷失自我的现象。
从信息传播学的途径来考察，网络新媒体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新性质：近乎无限的信息以及信息多媒体化。新闻信息在互联网上是海量的，很大程度上甚至是无限的。这是因为互联网几乎拥有无限大的虚拟容量。在传统媒体中，受限于传播介质，所以能够的信息量极其有限。电视节目和无线广播信息量受到时间和电波频率的限制，平面媒体如报纸和杂志的信息量则受限于空间，即使用面积的大小。网络新媒体在传播新闻时，所使用的每一个独立的页面，其容量都可以是接近无限的，且是没有成本的，可无限重复利用的。网络信息量的迅速增加、膨胀直至爆炸，导致面对无限的网络宇宙，人们束手无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正常信息的获取。通过网络获得信息，不仅可以用视觉，还能用上听觉。多媒体化的信息可以以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多种途径展示，供人们以不同的感官获取。信息得到了全面的呈现。网络新媒体能够完成像报纸和杂志一般的文字输出，只要页面源代码设置允许，受众还能够通过浏览器软件自行适当设置文字的字号、字体以及颜色等，照片则可以获得更快的浏览速度和更清晰的画面。
传统媒体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对传统编辑的监管有着一套严密的监管方式。从业务素质、思想政治觉悟等方面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传统编辑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性质也非常稳定，而网络新媒体的编辑在进入业内时则监管相对宽松，所要求的门槛也相对较低，再加上网络新媒体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从而对网络编辑的需求量较大，容易导致网络编辑的素质参差不齐，这就加大了对网络编辑的监管难度。
传统媒体作业进程和作业量一般是可以事先安排的，传统媒体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报纸由于受版面的限制，每期文字、页数都要有一定的安排；又如无线广播、电视节目，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不能自由扩展作业量。相反网络新媒体的版面、时间都是自由扩展的，这就导致网络编辑的作业量从理论上是可以无限的，从而让网络编辑的作业量自由扩展。据调查，网络编辑每天的作业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
作业中，很难对传统编辑的工作有一个即时、准确的评价。相反，基于电子交互的快捷性，网络编辑却很容易实现即时反馈工作质量，因为访问量和回帖量是能够比较准确反映个人的工作强度和工作质量。网络编辑很难有浑水摸鱼的侥幸存在，无形中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很大的工作压力。
网络编辑应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网络编辑既是信息传播的组织者， 又是受众的指导者， 肩负着网站对社会的责任。一个优秀的网络编辑应该热爱国家， 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及法规， 能够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应具备较强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编辑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精神产品生产“源头”把关的编辑，必须要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和为读者精神健康负责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为了增加点击率，吸引读者，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了获得经济效益而放弃社会效益，如果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网络编辑应具备渊博的知识体系。在先进科技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大众对信息的时效性要求很高， 对信息传播和文化动态的内容关注更多， 因此网络编辑必须具有质优量足的信息储备。一个合格的网络编辑应该是具有很高的外语编译能力， 具备所有传统编辑的能力， 具有网络展示、网络监管和网络维护能力而且具有相关学科的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素质复合型人才。应具有优秀的文字功底。网络作为当下较为时尚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有其自身特性，它是由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多种媒体形式构成的。如果网络中的信息内容只是一些乏味而混乱无序的文字内容，同样也会很大程度上降低读者的兴趣。所以，这就要求网络编辑具备优秀的文字功底，只有具备了很好的文字功底，才能策划、编辑出受大众喜爱的内容，从而产生良好的效益，吸引更多的受众，并为其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
【关键词】 财务报表列报;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商誉资产;企业本质;会计职业判断
2008年10月16日由IASB和FASB了题为《关于财务报表列报的初步意见》,在改进现行财务报表的内容分类上进行了显著的改革,提出了未来财务报表框架。财务报表作为经逻辑演绎而具备完备内在一致性的会计体系的核心,其变革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完全改变原先财务报表项目列示方式,甚至意味着基于会计学视角的企业本质的重新认识。因为传统观念认为企业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财务报表,是一种特定的以财务资本为自变量的函数关系的投入产出描述。商誉资产在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过程中也由传统的完全隐性逐步向显性转变,财务报表列报变革也是理解商誉的新视角。
一、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述评
未来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具有概念颠覆性,是由业务活动与财务结果的多因一果型模糊对应发展为业务活动与相应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的一因一果型完全对应。也就是说,原先财务报表项目是对企业一定期间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与现金流量以会计要素的形式综合地反映,是将会计语言的特定表达方式作为主体来反映企业活动。而未来财务报表列报则以企业具体业务活动分类作为主体,用相应的资源配置及运作效率与之对应,并以传统的会计要素形式加以反映。这样财务报表同时明晰了业务活动与资源配置及效率的两类真实,会计信息更带来了信息含量与质量提升,尤其是透明度与相关性。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分类模式如表1所示。
以权益结合法账务处理为例,权益结合通常指参与合并企业的股东联合控制这些企业的全部或实际上全部的净资产和经营活动,以便继续对合并后的企业(联营企业)分享利益和承担风险。企业股东在合并后的企业中保持着合并前实质上相同表决权,财务会计则是以特有的账务处理方式来反映该事项的,即资产、负债、留存收益都直接按参与合并的个别企业的账面价值相加并不确认合并商誉。显然这是一种极端处理方式。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公式可看出,保证所有者权益是特定值的资产与负债会有多种组合,这其中就包括了两类报表项目都选择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的情况,而一旦选择了这种处理方式,就必然不能忽视商誉的存在。由此可以说权益结合也会产生商誉,因为合并企业的经济资源联合或所有者权益结合,会带来企业净资产结合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益是形成商誉的基础。
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提高了原有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含量。比如以前资产减值测试基本上是以资产的总体环境为背景并结合各类资产的财务特征,来计量资产减值总金额的。而未来模式则将业务结构作为企业资产分类标准进而评价其使用效益作为基础,无疑提高了资产减值测试的针对性,也会逐步改变原先基于资产类报表项目流动性分类的资产减值账务处理方式,进而实现不同资产类报表项目的资产减值额与其相应的市场环境及市场认同度相对应,这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公允价值风险。就会计信息整体结构而言,财务状况表、全面收益表与现金流量表采用基本相同报表结构提高了企业资源使用效率评价的精确性,优化了会计信息质量结构。
总体看,未来财务报表列报新方式改变了过去重视企业交易性而忽视企业本质是财富创造的观念,开始将企业财富创造的途径予以列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活动清晰地使企业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上的资产配置及运作效率得以披露,这无疑展示出了企业的商业模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与企业本质的对称,会计也才有可能摆脱传统观念上的技术观而具有了制度性契约。因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安排,涉及到企业利益相关者规模、类型与利益分配方式等,由此会计便成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合约结构安排。
二、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
(一)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前因性变量
企业会计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以财务报告的形式反映企业运营状况及结果,因此财务报告受企业本质界定的影响。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认为,企业不是作为传统理论所说的一种生产功能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治理结构出现的。不能极端地理解这句话。一方面任何一种生产结构都体现着治理性,而企业治理结构又与产品市场竞争有着直接关系,进而影响着企业生产结构。企业生产结构与治理结构的联结就在于企业商业模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财务报表列报的任何新分类模式都意味着治理观念的变化。因为不同的分类对应着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体现在会计核算上就是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企业的外在形式表现为将生产要素汇集、转化成实际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是企业与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的签约及履约过程,所有合约的不完善使得公司治理成为企业运作的基础,会计利用其特有的语言方式全程描述各类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从财务报告的视角看,上述内容可以归纳出企业财务报告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核心是生产结构)、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的治理性而与企业本质高度对称。理论与实务都已证明企业所有权安排不再是一个离散的极端分布,而是一种将企业所有权按某待定系数连续分布于共享的多种性质的资本所有权上。从资本裂变角度看,首先表现为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分离;其次是财务资本所有者证券化而逐渐加深虚拟性;最后是隐性的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显性化。由此可以说,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界定了企业本质。
(二)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过程性变量
传统会计信息基本遵循了“先感知再反映”的工作模式,并由固化的会计要素作为输入会计系统的标准,其主要体现为显性资产投入与财务报表产出的效率分析,而对于诸如能够关注企业隐形竞争力、解读企业关系网和诚信的量化价值等方面却没有涉及。显然,这种资产效率建立在企业会计准则的确认与计量基础上,受限于会计要素,是一种极其简化的单一资产要素投入与单一利润要素产出的对比。这不仅对经济学、管理学角度的效率反映不足,而且对财务会计本身也是不足。比如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既包括了有形的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又包括了无形的商誉资产等。显然它们体现着多种投入形式,而产出也不仅仅是净利润,还有市场占有率、管理水平、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会计要素来评判企业具体业务活动的反映的可能后果就是将会计数据视为完全事实,并成为人们安排未来活动的依据,这是一种很大的风险。因为这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出企业资源和资本的配置与效率及其与企业业务战略目标的符合程度的方式。因此,财务报告的过程性变量就是要转变会计信息结构以实现会计信息形成、分析和业务优化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和业务目标的高度一致,而这显然是要求会计流程全面与企业商业模式进行匹配,是管理层视角的会计核算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就是说,企业业务活动是由企业所选择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可以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系列价值动因的联结体,而具体业务活动则是价值动因的具体载体,会计系统应该反映出企业业务活动及其流程背后的商业逻辑,将企业绩效的“取之有道”描述清晰,这样会计系统本身就是企业竞争能力的重要构成内容。
(三)财务报告演进逻辑的输入性变量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的前因性变量与过程性变量决定了财务报告体系的会计信息的内涵,应体现出企业本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与内部控制的综合与解构的双向过程。将企业数据加工成会计信息应该是一个纳入管理体系的数据治理过程,以使之成为优化运营必须的依据。这样,也就使得企业数据的管理责任界定为企业的业务部门。这样,所有业务单元的数据就可能具有更高的质量,会计信息的责任流便得以建立,数据治理与利用进而成为相应业务部门考核的关键指标之一。这也就意味着会计信息是与企业组织架构的组织层级对应的一种管理责任制。一旦企业组织架构发生变动,会计信息的形成过程及结果导向都应实现同步变化以适应其信息环境,否则就会存在较大的会计信息差距或缺乏对会计信息的信任。防范该类问题的核心就是充分实现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会计信息的一体化,使具有外部性特征的财务会计信息构建在内部性的管理会计信息基础上。比如海尔集团的会计信息结构与其采用的管理会计工具紧密相关。其损益表就有特定涵义,“益”指的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为用户创造价值而获得的收入;而“损”指的不是通过做自主经营体而获得的收入,不一定为用户创造了价值,是不可持续的。这样,构建于自主经营体基础的会计信息便具有了责权利相统一的特征。
企业财务报告演进理论框架揭示了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革的路径是沿着会计流程、业务流程、商业模式而递进,最终要实现企业财务报告与企业本质的高度对称,该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商誉概念界定、列报方式演进与主动式风险管理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归纳了商誉性质的三种代表性观点:其一是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其二是超额利润的现值;其三是一个总计价账户。显然,第一种观点没有明确是特指企业某类或某些类别利益相关者的好感价值,还是指企业全部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利益相关者不同感觉的价值净额。第二种观点仅仅是从现值角度揭示商誉的计量方法而并未指出超额利润的真正源泉。第三种观点是从账户角度进行商誉的确认与计量,但由于账户设置在制度上的统一性与高度货币综合性,账面价值与企业实体价值可能会发生较大的背离,会计账户越来越沦落为由业务活动数据加工至会计信息的中介性载体,并且该观点假设商誉价值隐藏于总账账户之中。除这三种代表性观点外,还有从多个角度对商誉进行界定的观点,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归纳形成商誉的可能的有利因素。但总的来看,现有商誉的研究都是将其指向于传统财务会计的账簿体系,借此探究商誉的内涵。
从另一方面看,商誉概念的范畴又有被泛化的倾向,就是将其界定为企业超额盈利的资本化价值,而超额盈利的产生则又被视为有多样化的来源,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自创商誉不被确认,而外购商誉则在企业并购成本为并购等价交易所付出代价的假设下,成为超出并购所得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正是这部分的溢价创造了超额盈利。显然,形成溢价的因素仍是未知,就是其来源范畴也没有得到界定。
(一)外购商誉的形成依赖于自创商誉
尽管现阶段商誉本质的探讨着眼于企业购并,但显然目标公司在并购前,其商誉就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因并购行为发生而导致商誉的产生。可以说,恰恰是因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才导致并购行为的成功。换个角度看,一旦外购商誉作为一项资产被登记入企业账簿,便转化为企业有形要素资产总体效率提升的一种可能支撑。从会计准则角度看,商誉资产减值也正是从该角度进行规范的,是从企业现有有形资产的能力变化视角来进行测试的。可以这样认为,外购商誉通过会计核算进入企业后,便与企业内部资产相结合并期望提升内部资产运作能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外购商誉逐渐地内部化并成为一种特定的能力。它是外部并购与内部培植的共生体,体现着外部商誉进入企业后向自创商誉的转化,这也表明自创商誉的客观存在,是与外购商誉互动与互证的。
从商誉资产减值测试角度看,传统财务会计只核算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但一旦将外购商誉以资产要素记入账簿,其减值计提便又以内部账面资产运作效率为减值测试标准。也就是说,商誉减值测试制度实际上为自创商誉确认与计量创造了条件。另外,如果不确认自创商誉,合并企业可以凭溢价交易“创造”商誉并可能长期挂账,而未合并企业却没有这笔巨额资产,这必将导致更大的混乱。因此不能因交易观而确认外购商誉,将管理观的自创商誉排除在会计核算系统之外。
(二)商誉列报方式的演进
商誉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领域,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最初的理论研究都是将商誉视为无形资产一部分。实务中,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和英国会计准则在1998年以前也一直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来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直到1998年之后才开始将商誉从无形资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项资产进行会计处理。我国商誉会计准则于2006年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背景下也以独立的方式产生。然而,尽管商誉资产从无形资产中独立出来并以单独的报表项目形式列报,但仍然没有摆脱其形成或来源的模糊确认。未来财务报表框架将商誉资产作为单独报表项目并列示于经营资产中,这就初步明确了商誉资产的来源并为自创商誉的直接会计确认提供了基础,商誉资产报表项目就具有了实体资产价值属性,进而使基于财务报表的商誉价值分析成为可能。
之所以称为可能是因为商誉从理论上讲是被收购企业预期超额利润的资本化价值,是并购企业通过年预计超额利润与社会平均投资报酬之间的年金现值关系来演算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显然,企业及其投资者存在着对商誉资产的高度预期,即并购后的协同效应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并购企业带来超额收益而提升企业价值。但现实是商誉与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在并购后的一定时期内每期的商誉减值金额高于其当期的收益增长额。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准确的商誉资产后续计量,以实现商誉与企业超额收益能力的无限趋近。如同三聚氰胺事件尽管只有几个企业涉案,但消费者在心理上对乳制品行业的某一类或几类产品都会产生警觉甚至抵触一样,这无疑对整个行业企业的商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也影响到了未涉案企业商誉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商誉资产的主动式风险管理
商誉风险就是描述企业商誉可能面对的一些损失,它可能损毁企业的公众形象,迫使企业卷入代价昂贵的诉讼案件,并导致收入损失以及客户或者骨干员工的流失。商誉风险评估是企业目前全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看法以及当前环境下企业运营能力的估测。这样,企业内部控制便又增加了一项控制关键性商誉风险的职能。然而,综观内部控制的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这一最基本目标,国内外已有权威研究报告,却并没有将之纳入,其实商誉资产项目是最具有不确定性而需要内部控制保障的。
商誉资产以单独报表项目方式列示于企业经营资产中,预示着商誉资产是企业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价值创造在于培植企业价值管理能力,就是在一个管理性框架内更高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尤其是新吸纳的社会资源与市场份额等。从企业本质角度看,只有四类资本完整体现在企业中并实现了最优组合,则该企业才存在商誉资产,即商誉应被界定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及社会资本三者有效配置及充分利用。
将传统财务报表基于会计要素性质的列示转变为基于企业经营活动性质的列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会计数据的重分类与新披露方式而形成的会计信息,但会计数据的任何分类披露都对应着相应的治理性,是财务报告对企业本质的描述关系被重新认识(界定),两者间的演变意味着较高信息转换成本的存在,而且这需要更高的会计职业判断水平的支撑。这是因为作为会计系统结果的财务报表从最初的与企业业务流程的对应演变为与部门分工的对应,以实现会计信息责任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继而要满足对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创造的反映,并直至其背后的行为文化。只有基于这样演进逻辑的会计信息才能实现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即提高企业决策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同时,也更准确地预测到决策所产生的效果和收益。
【参考文献】
[1] IASB. Discussion Paper Preliminary Views on Financial Statement Presentation[R]. iasb.0rg.2008.
[2] (美)E.S.亨德里克森.会计理论[M].王澹如等,译.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87.
[3] (美)A.C.利特尔顿.会计理论结构[M].杨树滋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4] 王仲兵.资本保全会计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网络传播的主要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的信息化，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呈现出来的必然趋势，信息化的实现能够使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以最便捷的方式进行传递，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这也是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主要标志。与传统大众媒体相比，无论是从形态上还是特性上，网络传播明显克服了传统媒体存在的某种不足，它不仅兼备了新闻传媒的具体特点，也突出了自身的传播优势，这种优势也是网络传播的时代特征。其一，网络不但是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还是存储信息的基本载体，网络传播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的多种需求，传统的新闻媒体强调的是“内容为王”，网络上的信息浩如烟海，用户完全可以搜索自己想要的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讲，网络传播真正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其二，网络传播具有交互性的特征，它将彻底改变传统媒体单一性的传受关系，在网络传播中，用户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只要他愿意，随时随地又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显现；其三，网络传播的信息主要是以数字形式存在，它具备了报纸文本传播的优势，广播声音传播的优势，电视图像传播的优势，使用起来更为高效、便捷，其竞争力也不言而喻。
二、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的影响
（一）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的正面影响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传播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和条件，它成功地弥补了传统新闻传播在某种程度上的不足，其对当前新闻采编产生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传播实现了新闻采编的多媒体化和立体化，网络传播改变了传统模式下信息传播方式的单一性，它不仅能够将文字、声音、图像结合起来，还可以将传统模式下的多种传播形式同时使用，更有助于受众对所传播信息的全面把握和掌控；其二，网络传播能够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传统的新闻采编非常注重新闻的时效性，但是因时常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新闻的跟进性难度很大，鉴于即时采编与远程传播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些新闻报道很难在第一时间完成，而网络传播完全可以摆脱这些因素的限制，且能够充分实现即时采编与远程传播的统一；其三，网络传播能够突破原有信息传播载体的容量限制，大幅度提升新闻传播的信息量，例如，报纸就容易受到版面的限制，编辑的信息很难将新闻的全貌呈现给受众，相对而言，网络则可以实现无线连接，确保新闻报道内容的全面性。
（二）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的负面影响网络传播对新闻采编产生了很多正面的影响，但因其自身的随意性、复杂性以及难控性等特点，也给新闻采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新闻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网络传播使新闻采编的严谨性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挑战，与新闻的时效性一样，严谨性也是新闻采编的基本原则，是新闻媒体的生命线，但是，网络时代下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信息容量也要比传统新闻媒体大得多，这就加大了对信息的甄别难度，使新闻报道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与传统的新闻采编相比，无论是文字措辞，还是对信息准确度的掌握，都缺少一定的严谨性，加之网络信息的难控性，虚假信息屡见不鲜，都给新闻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二，网络传播在新闻评论方面过于肤浅，与传统新闻媒体相比，新闻评论深度不够，尤其与纸媒相比，传统纸媒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新闻评价体系，且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新闻采编人员和评论人员，新闻评论深度能够得到充分保证，网络传播由于缺乏深刻性，受众对其信任度也就有所下降。
三、结论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产业界限与企业边界变得模糊，知识要素上升，传统组织理论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以边界模糊化、结构柔性化为特征的企业网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高度重视。本文将企业网络理论引入到企业边界的分析中，研究企业网络形成对于企业边界变动的影响，从而确定企业的最小边界与最大边界。
关键词：企业网络 企业边界 无边界企业
20世纪80年代，在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下，虚拟企业、服务外包、企业集团、战略联盟、企业集群等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开始出现，这种企业间的合作导致企业组织外部网络化形成。威廉姆森（1985）称之为混合组织，并把它视为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理查德森则把这种企业间的合作看成为与指令（企业）和市场交易并列的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拉森（1993）形象地比喻为组织间的合作调节，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与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 （钱德勒） 的“握手”（刘佳勇，2008），用来表示企业和市场间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并将它置于与企业和市场同等的地位。随着信息技术向企业领域渗透的日益加深，企业网络逐渐被视作一种新的组织制度安排，从而科斯的企业和市场的严格“二分法”演变为企业、市场和企业网络的“三分法”。
企业网络理论
（一）企业网络的定义
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企业网络是一种介于市场和层级制之间的制度安排和交易治理模式，是市场和企业之外的第三种资源配置方式（Thorelli1986；Powell1990）。二是从嵌入的角度出发，“企业网络为一种节点之间保持一定程度持续联系的模式，网络中的节点代表不同的组织单元，这些单元可以是各个企业或企业内的分支机构（部门或者附属机构）” （randori，2004）。三是企业网络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企业通过正式契约和隐含契约所构成的互相依赖，共担风险的长期合作的组织模式（杨瑞龙，2004）；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与相互替代而形成的企业契约关系或制度安排（黄泰岩，1999）；是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的“非经济”关系的组合（张文松，2005）。四是企业网络是各个独立的企业间通过价值链网络、销售网络或供应链网络分工协作所组成的一个生产系统（刘东，2006）。五是企业网络是由一组自主独立而且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各类机构为了共同目标，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建立的一种长期性的企业间的联合体（杨蕙馨；冯文娜，2005）。
以上对企业网络的定义各有侧重点，但最大的区别在于对企业网络狭义和广义的理解。从狭义来看，企业网络是指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与相互替代而形成的企业契约关系或制度安排。从广义来看，企业网络泛指与企业活动有关的一切相互关系以及由所有信息单元所组成的n维向量空间。
（二）企业网络的特征
企业网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是一种适应型的组织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企业网络以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整合各成员的资源、技术、顾客和市场机会而形成的。网络内的成员企业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不同利益主体。在网络核心的影响下，为了追求整个网络组织的利益，企业网络成员的行为在整体上体现出战略一致性。
企业网络是一个动态网络，其运行方式及规则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企业间组织关系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和调整。旧的合作关系可以不断地打破，而新的合作关系又在不断地建立。
网络组织边界模糊性。网络组织是凭借活性结点通过各种连接方式而构成的一种立体空间结构，企业网络不仅超越单个实体企业的界限，而且超越企业战略联盟，形成流通和开放的全球资源共享的、无边界的立体组织结构。网络中的各企业借助企业核心能力的打造，快速融入价值网络，此时企业边界的发展将趋于模糊化。
企业网络各成员之间不再是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它们往往基于某一产品的生产、销售、研发等活动而联系在一起，并分别承担着生产的一个不同环节，其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网络组织的利益。这种内在利益的一致性将各成员企业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使其合作成为一种最优选择。而长期的互惠合作和重复交易模式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学习和信息交换，于是产生了信任。因而合作是企业网络存在的基础，信任便是企业网络的运作逻辑或治理机制。
基于企业网络的企业边界分析
（一）传统的企业边界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只是作为一个技术上的选择而存在，企业的内部运行被视为一个投入产出的“黑匣子”，当企业规模均小于市场规模需求时，企业按照边际替代原则进行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的生产。科斯 （1937）用交易成本打开了企业“黑匣子”，他认为企业与市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市场和企业可以相互替代，二者都有成本。由于组织成本的存在，企业最佳边界就在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的均衡点上。
如图1所示，横轴（Q）表示交易数量，对于企业而言，即为企业规模或者企业边界；纵轴（MC&MR）表示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MCf表示在企业内部组织生产的边际成本；MCm表示市场的边际成本，即在市场中增加一次交易所增加的成本。此处假定交易的边际成本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而上升。MCf与MCm相交于点E，这就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边界，即交易次数为q。
（二）企业网络条件下的边界形成
企业网络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组织形式，比市场节约交易费用，比企业节约组织成本。它既可以弥补市场组织生产交易成本过高的缺陷，又可以弥补企业组织生产管理成本过高的缺陷。威廉姆森（1989）认为资产专用性、企业能力、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着企业边界。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低时，选择市场交易，比如在现实经济中米、面大多是通过市场直接购买的；当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时，选择企业科层机制，利用一体化的企业来安排生产和交易可实现成本最低和资产利用的高效率；而在这两者之间，即当资产专用性处于中间状态时，企业网络的组织形式将是成本最低或者说效率是最高的，比如阿迪达斯公司的生产就是采用自己设计和销售，生产采用外包的形式。
传统的“规模”认为企业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企业网络的特性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界定，企业即使规模较小时，也能够获得竞争优势，“以小博大”。 例如，海尔在集团和联盟内部的合作中，与飞利浦、东芝、朗讯、迈兹形成企业网络，通过边界效益大大提高了海尔的创新能力。
由于网络理论的介入，对企业优势之源的讨论再次转移到企业外部，不同之处在于竞争性的外部环境已经被合作性的外部环境所取代。企业网络使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导致企业向专业化分工演进，从而引起企业网络的进一步扩张。企业网络在内部的经营单位中和外部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方面，总是维持着可渗透的边界。特别是企业网络中，由于各个企业在业务上的联系，以及信息流动良好的环境模糊了传统的企业边界，此时基于企业网络理论的边界就形成了。
（三）企业网络条件下的合理边界
企业网络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是一种高效的组织形式。但是一旦其超越了这一范围，企业网络就可能是低效率的，这就有必要研究企业网络条件下合理边界如何确定。
本文主要根据边际分析思想来分析基于企业网络理论的企业边界的确定。此处分析主要建立在以下两点假设的基础上：第一，企业分为狭义企业和广义企业；第二，交易的边际成本随着交易数量的增加而上升。
如图2所示，横轴（Q）表示交易数量；纵轴（MC）表示边际成本；MCn表示企业网络的边际成本。
在E1的左边（当0
在点E1处，MCn曲线与MCf曲线相交，即MCf=MCn。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狭义企业的边界由两种资源方式的边际成本相等处决定。如图2所示，狭义的企业边界就是MCf=MCn所决定的E1，该处企业的规模为q1。
在点E2处，MCn曲线与MCm曲线相交，类似的，此时边界由两种边际成本相等决定，最优边界在MCn=MCm的E2处，该处企业的规模为q2。
而在点E2的右边（当q>q2时），MCn曲线位于MCm曲线上方，即MCn>MCm。这说明企业通过市场（或价格机制）这种方式组织生产的效率太低。相反，如果企业选择采用广义企业（企业网络）这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则能提高效率。E1与E2分别决定了企业网络的最小效率边界为q1，最大效率边界q2（刘佳勇，2009）。
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环境的深刻变化、竞争的日趋激烈、技术的不断进步要求企业只有不断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能在市场中立足。为此，企业之间就有必要跨跃时间、空间和原有边界来组织生产和交易，企业网络随之出现。通过构建网络，能够分享网络内成员企业的优势资源和技术创新成果，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企业网络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企业为了追求效率的结果。然而，对于企业网络应该将哪些经济活动纳入到网络中来，将哪些经济活动分离出去呢？本文讨论企业网络对企业边界的影响，利用边际分析思想确定了企业存在的最大边界和最小边界。在网络中，当某一特殊企业作用很大时，企业边界就会扩张，甚至达到无边界的状态。而企业网络的无边界组织特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与企业关系这种传统的分析范式。综上所述，企业网络加快了企业边界的渗透和交叉，同时，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新的平台。
参考文献：
1.张文松，郭广珍.企业网络与企业边界理论.中国工业经济，2005（12）
2.刘佳勇.企业网络的效率边界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3.李海舰，原磊.论无边界企业. 中国工业经济，2005（4）
4.余东华，芮明杰.模块化、企业价值网络与企业边界变动.中国工业经济，2005（10）
5.刘佳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企业网络效率边界分析.北方经济，2009（5）
网络编码在网络数据通信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其理论研究价值和应用前景都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一些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展开了对网络编码的研究，并且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1网络协议结构当前网络编码研究中涉及到的主要部分还是在网络层方面，特别是如何有效地将路由协议与网络编码有机结合，是基于网络编码的网络结构研究的重要方面。有一部分研究已经深入到网络编码如何有效结合协议结构中其他协议层，例如网络编码与MAC层协议或者与传送层TCP协议等等的结合问题。因为网络编码的特性与传统网络数据通信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为了不更改已普遍应用的传统网络协议，将网络编码与其融合将会遇到各种各样新的问题，例如，它们之间的兼容性、网络编码对网络协议结构是否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后来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为研究基于网络编码的网络协议结构提供了框架性借鉴，使得网络编码能够与传统的网络协议有机融合，提高网络通信性能。
1.2数据传送模型网络编码具有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将数据智能化处理，这主要是通过对编码策略的设计来实现，而码构造算法是编码策略设计的基础。码构造算法主要是针对网络中间结点的编码方式，它需要保证目的结点能够有效识别出传递的编码信息并进行正确解码。所以码构造算法包含了编码和解码两个内容，并且要求其算法复杂程度低，易于实施应用。码构造算法主要有三种：代数型、线性型、随机型。线性网络编码能将中间结点接受的各路信息进行线性组合，这种编码运算较简单，所以得到了普遍应用。
1.3路由协议基于网络编码的路由协议的优化设计能够有效提高网络数据的传递效率和性能，它是能够将网络编码应用到实际中的重要基础，而且将路由协议与网络编码进行更高层次的融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可以为以后开发新的网络提供借鉴和指导。基于网络编码的路由协议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独立路由协议和编码感知的路由协议，它们主要的不同点是路由协议产生的过程中能否主动编码，也就是说路由协议是否能够提高编码的利用效率。
1.4数据传输性能保障机制实际应用中，网络环境复杂多变，数据传输的突然性和网络拓扑结构不稳定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出现不稳定的状况，例如造成数据丢失或者传输延迟等。所以基于网络编码的数据传输技术的开发应该结合实际的网络环境，研究出能确保数据正确传输的保障机制和编码策略，尤其需要尽可能减少数据传输的延迟时间和保证数据可靠传输。所以，基于网络编码的数据通信中，利用QoS保证机制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前已研究出来几个解决方案，比如建立数据延迟时间的模型，从模型中找出延迟的解决方案；利用多速率编码器来分析各路中传输速率不同的数据，从而减小数据在编码器中的传输时间。
2结语
论文摘要：经过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冲击以及科层制的建立，行政摆脱道德的纠缠，建立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然而，行政并非与道德无涉，不能简约为行政技术主义。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证成，不仅需要以单纯技术为基础的效率支撑，而且有赖于目的性价值的支撑，而道德始终是证成行政目的的必要条件。因此，行政必须超脱传统的发展逻辑，以正义为导向寻求向道德的回归。而要寻求道德的价值性辩护，还是要建立起正义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唤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主张：在多元文化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惟有以价值中立为基础、效率为导向才是公共行政的发展逻辑。他们辩护现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事实与价值两分”之单纯自然科学主义思维模式是保证行政发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换言之，只有以价值中立的形式超脱伦理道德、甚至一切差异性的文化价值观念的纠缠，才符合行政的发展逻辑，才能实践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赢取合法性。然而，这样的发展逻辑在价值问题上的缄默不语无法解决多元竞争的冲突，更无法证成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与其说需要目的性价值，毋宁说更需要道德辩护。而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与此关切：行政为何游离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
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是在对官僚制甚至是传统行政发展逻辑的批判中获得迫切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传统行政机械化的发展逻辑使政府效率急剧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失灵”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皆以否定官僚制为政府重构的前提。换言之，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性的否定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对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逻辑地符合公共行政对道德的诉求，却始终摆脱不了传统行政发展逻辑。在这一问题上，麦金太尔引领了我们的视线。他认为，现代行政发展的逻辑有一鲜明的脉络：始于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中经社会改良者的抱负，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证明，直至技术官僚的实践。麦金太尔所描绘的是行政发展的显性图景，然其背后却潜藏这样的论断：考据现代公共行政与道德的分离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回归启蒙时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这探究的立足点恰恰就在于政治领域。
行政实践并非与行政学的创立者们所想象的与政治全然无涉，而是扎根于政治与道德领域。即使是行政学的创立者们以“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这一“二分法”作为行政学的方法论开端也难以否认：行政须以政治为先导，隐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证求行政的目的性价值的必要条件。如此说来，从政治领域抽离出来讨论行政和道德的分离问题，作为现代探讨行政问题的普遍方式，尽管可以探讨得细致人微，却未必比近代的思维习惯更为高屋建瓴。由此，探寻“公共行政的发展为何游离道德”这一命题需回归源头，分析政治与道德分离这一行政游离道德的前提。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行政是政治作为实践性的学科在技术操作上的应有之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政治关乎城邦这一“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传统意义上，行政本身也包涵追求至善这一本性。然而随着政治与道德的分离，现代行政催生以来便消逝了这种本性，此时行政在名义上已摆脱了政治。著名的解释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曾断言：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具有明晰的路线图，经过始于马基雅维利、中经卢梭、近到尼采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的连续冲击，西方政治哲学及其传统已在三次危机中难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腊所塑造的传统哲学认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实践这种至善，所追求的价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与政治并没有被严格区分，而且两者相互纠结、支撑与印证。然而，现代性的三次浪潮对这一传统进行了釜底抽薪：“当马基雅维利以政治权力取代政治美德、卢梭以自由(权利)作为政治原则、尼采用权力意志取代国家政治本身时，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腊哲贤的‘爱智’冒险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哲学，便开始从‘权力政治学’向‘自由(权利)政治学’——经过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政治学’和洛克的‘财产政治学’的预制——最后到‘权力意志政治学’的蜕变。”按照施特劳斯的诊断，政治游离道德是一个“现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现代性浪潮”的冲击所导致。然而，冲击后的行政还要有能够实行价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实践性或环境性契机。“政党分肥制”便为之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威尔逊的行政“价值中立”原则便是针对当时美国的“政党分肥制”，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其纠缠所做出的设置。他以完全超脱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领域的“事务性”来描述行政管理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恰恰是服从于解决“政党分肥制”这一具体问题的“价值中立”原则，与韦伯的“官僚制”相结合，把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
由此，现代行政发展逻辑在历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理论抑或假象：行政与道德全然无涉。它试图逻辑周延地表明：效率是价值中立的必然结果，而要实现效率，惟有寻求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价值中立。
二、问题：现代行政逻辑与道德之间
行政摆脱了道德、行政学脱离政治而产生是现代性事件，经过与道德的决裂以及机械论科层制的发展，公共行政尝试依据科学和技术路线寻求自身发展逻辑的理性化，逐渐构建起自己的逻辑体系。然而正当现代行政构造起自足的技术体系，准备摆脱道德飞跃发展的时候，道德的问题却又紧紧地纠缠着它，使之返回始发点。道德问题犹如现代行政背负的“原罪”，即使他们妄图遗弃，却又总是悄然复归。这一“原罪”，便成为新公共行政运动及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政府再造的突破点。尽管它们的努力无法超脱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甚至恰恰表现了官僚制总体实现的结局，但阐明了行政逻辑的显性危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迫使我们回到现代行政发展逻辑链的始发点——价值中立的问题上回复这样的追问：行政能不能彻底脱离道德的范畴?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显然，价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种价值观，并非没有价值立场，而是为了确保自身的价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伦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价值之外的独立性”，追寻中立性的立场。从行政本身的建构来说，这样的立场始终难以存在，因为行政本身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应用问题，而这正是由行政的意图和手段所决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单纯机械性地分配资源，其作用本身潜涵着价值性的目的或关怀。尽管政府通过援引其为社会变化的管理者的科学能力及纯粹的技术，来证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方式曾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临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所产生的难题，单纯依靠简单的技术能否解决价值冲突上的问题已是不言而喻。单纯追求效率和中立价值的技术操作始终无法越过难以精确衡量隐性价值这一鸿沟，功利主义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这个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难题，法默尔不无义愤地说：“人在这种形式的合理性(为效率追求技术)中当然可以获益，但要以抛弃实质的合理性为代价。”因此，他建议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困境，从后现代性而非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这种现代普遍理性主义规范论的视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为一种非人格的组织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却忽略了行政作为社会组织化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诚然，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的弊端不仅仅在于先天道德证成的缺失，其具体运作机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谎言。行政体制的建构以及行政机制效能的发挥都有赖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参与和实践，也就不可能实现全体公民对政府行政的共同认同和实践承诺。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的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会在无强迫压力的情况下认同和承诺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认同的制度约束或规范限制。在公民对约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机制的认同过程中，个人的理性判断和价值筛选起着关键的作用，解决不了这个关键因素，行政效率也无从谈起。然而，问题在于个体存在着差异，而且道德上的差异甚于生理上的区别。作为公民的个体在政治参与的实际进程时，不可能完全摆脱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响。恰好相反，这些差异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响着公民的意识和主张，乃至他们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行动。在这样的矛盾中，单纯依靠技术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陷人非此即彼的困境，毫无效率可言。
三、回归：公共行政的道德价值性辩护
若缺少道德的价值向度，或者过度强调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无涉，那么行政的正当合法性也就成为问题。如果我们把行政界定为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所实践的具有强烈组织性能的治理活动，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归道德的目的性价值辩护这一追问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如何建构、证成行政权力及其运用方式的道德正当性及合理性基础，实践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实现其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纯粹的价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应该遵循一种什么导向?由行政本身的内在逻辑和需求探寻，这导向毋宁是公共行政中的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篇明义：“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行政领域。作为一种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纷繁复杂的价值冲突中能有效地维护政治秩序，获得公众的认可及同意，赢得合法性基础。现代行政的发展逻辑在获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为合法性的奠定和维护除了依靠政府单纯的价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和人们对它的信念，“合法性作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标志着它所证明的政治体制是尽可能正义的。”因此，合法性基础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秩序有效维持这一合理性评价和道德性评价中的实质正义。而正义正是合法性的内在动因。以合法性的结构视之，管理者和公众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两者不是纯粹的单维构建，而是具有回应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现动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公众价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异化扩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现代民主法则的框架下，根据自己的道德判断和利益来评价政治及行政，因此对公众回应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能否赢得认可和支持的重要关键因素，而这种需求最根本的是对正义的诉求。
然而，正义要成为现代行政新原则的新导向还必须满足这样的事实：行政虽然不能以单纯的效率为导向，但是却不能缺乏效率。以正义原则为导向是否会降低行政效率?换言之，正义导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义导向之中涵盖着最大的效率追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大的潜在的动荡因素是来自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隔阂、不信任、抵触和冲突。通过对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的保证，通过必要的社会调节和调剂，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缓解，进而可以减少社会潜在的动荡因素。”[8社会成员之间价值观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统一的观念整合人们的思想难以达成，重要的是应付这些非政治因素的渗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义导向能够为公众提供平等地表达社会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不仅在行政体系自身中呼唤出有效率的行动，而且能够在它的管理对象那里，即在整个社会中激发出存在于社会成员之中的整合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潜能。”[9]因此，正义的导向消弭了社会矛盾，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极大地激励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政府在获得最佳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政府从日常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极大地解放出来，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呼唤出高效率。
因此，现代公共行政应该抛弃以往的逻辑，以正义为导向。然而，以平等、正义为主张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务并不能真正实现正义，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对新公共行政追求正义的困境做出了很贴切的诊断：“仅仅进行机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改变观点’，对当前治理模式的基础本身提出质疑，即使这些基础已经为长期的习惯所肯定。,I[1013~4这实际上是一个大胆的结论，意味着公共行政也和人类的治理一样处在根本的转型之中，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行政正义导向的内在需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实质上潜藏着这样的论断：正义毋宁是制度的正义。以此推之，行政的正义毋宁是行政制度的正义，实现行政正义导向的关键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