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9 17:23:2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公共管理模式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公共管理与伦理的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已经是伦理化的社会了。”［4］（P2）这意味着，伦理学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无论就理论还是就实践而言，公共管理与伦理都存在密切的联系。第一，伦理对公共管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与规范作用。公共管理活动是在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外部环境中进行的，许多时候需要其主体随机作出选择和决定，然而，刚性的管理规则却无法也无力约束这些选择。因此，具有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等基本价值取向的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就发挥了规制与约束的功能。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公共管理主体的良心、责任感、正义感是其接纳与实现公共管理行为的依托。伦理既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机制，也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认同。［5］为此，公共管理主体在强化刚性规范的同时，还应该重视伦理道德的自律意识，以提高其伦理修养来弥补法律、法规等刚性约束的不足，形成对公共管理行为的伦理判断。第二，伦理精神的践行需要公共管理提供相应的制度与法律保障。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是保障伦理精神践行的两种有效方法。外部控制有伦理立法、伦理法规与伦理监督，内部控制主要是通过伦理教育、伦理激励、伦理宣传与伦理文化建设等方式来进行。而不论是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都应由相应的公共管理机构来完成的，这就关系到公共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问题，也涉及到许多具体的行政程序、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问题。这说明，公共管理能为伦理精神的践行提供相应的保障。第三，公共管理必须在伦理框架下运作才具有实质合法性。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有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分。程序合法性即法律形式的合法性，任何政治权威仅仅具有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必须具有实质性的合法性。这种实质合法性就是合规范性，即合道德性，道德基础才是公共管理最坚实的基础。合道德性的实质意义在于，“政治统治的公正、正义，而公正、正义又体现在对于公民的权利与利益的保护上。如果失去了合规范性，形式合法性也就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威存在的理由。”［6］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必须在伦理道德的框架下运作才具有实质合法性。然而，纵观人类历史坐标，并不是公共管理运行的每个阶段都具有实质合法性。在统治型与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由于行政与伦理的严重背离，其运行的实质合法性受到挑战；而在行政与伦理高度统合的服务型模式中，伦理道德给予了公共管理有效运行的强力支撑，其实质合法性才得以逐步确认。
二、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伦理被沦为行政的工具
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是农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农业社会是以地域、种族、家族等因素为基本依据而把治理对象隔离成不同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制造不同身份群体间矛盾与冲突，然后分而治之的社会。王权专制的“统治型”社会要求整个社会根据统治的需要而在等级结构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政府管理只不过是统治者私人管理的延伸，带有强制性和明显的暴力倾向。而统治者为了唤起并维持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也竭力进行意识形态的宣教，差等正义论、君权神授论和王权至上论等皆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表现。这样，“国家就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从此，人们一直在少数人的统治下生活，民主、自由被专制和奴役所取代。”［7］（P165）因此，在这一时期，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统治。它以统治者为中心，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以统治者的任意专断为管理方式。［8］（P17）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种“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治理模式。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关系基础上的“权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切制度设计与安排都要围绕巩固和扩大统治权力而进行，它表现的也是是权力意志的物化。由于权力意志总是有马克思所说的那种“任性”的特征，所以需要得到某种力量的矫正。法治是人们首先想到并认为理所当然的矫正工具，但由于其限制了权力的任意运行，历代的统治者至多把它当作一种“边缘化”的工具偶尔采用。如果有谁把“法治”抬高到首要地位，只能以失败告终。法治对权力意志矫正的失败让人们再次思考什么才是权力的稳固外在约束力量，德治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一般认为，统治型模式中公共管理的质量取决于治理者的德性、能力和权谋，被统治者希望统治者是一个“有道明君”，而统治者为了权力的巩固也愿意以德治的面目示众，用德治对权治进行修饰、补充、完善，以为其统治谋求长久的合法性。这意味着，要矫正权力意志的“任性”特征，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包含伦理精神与朴素道德规范的德治。这种道德规范首先介入到权力的边缘地带，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矫正权力意志和约束权治行为的重要力量，在不与权力意志发生根本性冲突的条件下，是权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此，在统治型公共管理中，德治就有了不同于法治的命运———被统治者大力推崇，被统治者迫切期望，甚至一度超越“权治”而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宏大叙事”。［9］但是，由于农业社会并不具备产生完整的、系统的伦理规范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与民主法制，即使有些伦理因素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作用，也只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般伦理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映射，一旦与权力意志发生冲突与矛盾，权力意志就会表现出对道德规范与伦理精神的蔑视与排斥，从而使他们的矫正、约束、规制功能丧失殆尽。也许有人会说，与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相联系的道德是与政治同构的，道德条目及其内含的价值准则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如中国儒家推行的道德理想就是作为政治理想而存在的，古希腊的柏拉图所推行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所推行的城邦至高的善也是讲求道德与伦理的表现。［10］但是，在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以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所提出的正义与善其实只是一种差等的正义与善，其实质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先在不平等；而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只能是一种理想，甚至是一种空想……如果统治型社会存在着一些可以判定为德治的形式与内容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权治的补充或辅助因素……‘德治’本身并不是一项根本性制度，而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甚至，常常会沦为一种欺骗社会的幌子”。［11］（P177-178）也就是说，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德治往往是“权制”下的一种工具，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宣扬的是臣民“愚忠与服从”的“美德”，这种无“德制”保障的德治是虚假的、随意的德治，是工具性德治，因而其所蕴含的行政伦理也不过是“权治（制）”的工具和手段而已。“这种‘德治’并不是必然的，往往与少数开明的最高统治者（君主）联系在一起，如果君主昏庸，也就没有什么‘德治’可言……总之，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仅仅拥有了‘德治’的形式与外衣，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德治’”。［12］（P179）可见，由于缺乏“德制”的保障，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德治仅是个人的信念、理想与修身养性，而不是制度化的要求。因此，从根本上说，对以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习俗化的家元伦理并不能减缓其强化人侵犯性品质的倾向，伦理道德无疑会隶属并让位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权力，并直接成为了统治阶级催生臣民意识、强化人生而不平等的先在平等观与差等正义论、维护稳固统治秩序的“工具”。
三、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行政与伦理的背离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分工和交换的发展、工具的革新，生产力突飞猛进，社会的组织化、体系化程度迅速提高，机器化大生产带来了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为了消除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一批批先进的思想家们高举人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对专制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由此引发了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的范式危机。在这种语境下，政府的统治色彩日益淡化，管理职能得到强化并居于主导地位，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由此产生。该模式以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与韦伯的官僚制为理论支撑，其主要特点是：以经济、效率为主要价值取向，忽视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公平；强调管理技术、程序与规则，忽视了被管理者的情感需求与组织成员的创新精神；秉行价值中立的观念，注重行政人员的专业化和技术化。显然，与统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相比，这一模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推崇的是庞大的官僚制机器，建立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权威与严密的等级秩序，偏重于科学分析和工具理性立场而忽视人类直觉、情感与道德的单向度思考，所以这种模式严重阻碍了个人伦理道德的自主性，剥夺了个人的任何内心情感，使进入其中的人只能有效率地执行别人的意志而不用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如库珀所言，“进入官僚制以后，人们的良知就消失了”。［13］（P195）可见，这个历史阶段成长起来的公共管理模式陷入了科学化、技术化的追求中，丧失了价值考量，加剧了行政伦理的困境，因而它在一切涉及到人的存在与生活的问题时，都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官僚制确立的技术理性、价值中立原则是这一时期行政与伦理背离的理论基础，那么整个社会陷入的一种效率至上、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功利主义倾向则进一步加剧了行政与伦理的背离。梁漱溟认为，西方以功利和个人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伦理文化虽在改造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却因此受了伤，在道德上产生了堕落的危机。［14］（P76）受此影响，人们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极端的向钱看的观念，产生了拼命赚钱、精于计算的商业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血缘、爱情、友谊、相亲和社会关系，统统受到商业性个人利益的玷污与腐蚀。［15］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曾对此有深刻的描述。他指出，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指定的行为准则与公共理性为全体利益而指定的规则常常完全相反。“恐怕没有一个生活富足的有钱人不被他贪婪的继承人暗中希望早点死去-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女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海上船只的事故不被另一些商人视为喜讯……人们不得不相互关爱却又彼此伤害。由于职责，他们生来就是敌人，而由于利益，他们又相互欺骗。”［16］（P81）这说明，这一时期所尊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标准致使个人权力和利益极度扩张，从而使伦理面临缺失其存在的理论预设的危险，其直接影响是严重腐蚀了公共行政中公益至上的价值观，破坏了办事规则与制度规范，加剧了行政与伦理的进一步背离。此外，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法制”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行政中的伦理因素。管理型公共管理强调的是“法制”下的“法治”，突出的是权力的制约和权利的保障。它力求在权力分散的基础上，对权力腐败进行制度上的防范。然而，法律在限制权力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排除了道德，在法律治理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的追求中，道德被看做了无关紧要的东西。［17］（P143）因此，公共行政中的法律和道德、行政与伦理就发生了背离，在需要权力制约的领域和需要用法来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的领域，法制支配着一切。虽然以沃尔多与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派不断地重申与呼吁公共行政中道德规范的重要性，力挺公共行政的公共、公平、责任、公民精神等伦理价值，强调社会公平应与经济、效率一同成为官僚制的三大支柱，但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的深远影响下，在人们普遍确立的以法为纲领的治理理念的干扰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道德秩序，道德规范只有在与法、与经济效率不冲突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认可。尽管人们也有意识把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规范带入公共领域，但不道德的社会在人走入社会的时候却对人进行了重塑，使人放弃了日常生活领域的道德。为此，张康之教授指出，“如果说统治行政还拥有虚假的道德外衣的话，那么管理行政连这一层面纱也撕破了，对于管理行政来说，完全封闭了伦理化的道路；它的法律制度化与科学化要求在本质上是反伦理的”。［18］（P103）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下伦理与行政的背离可见一斑。
四、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行政与伦理的统合
从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整体来看，它的法制安排与政治体制安排之间存在相当大的悖论，法制要满足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的要求，而政府体制则以层级化的设置去把法制付诸实施。并且，在法制变成现实的过程中，时时处处都能看到行政命令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对行政生活的全面干预直接带来了政府职能的扩张与行政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繁文缛节、力不从心，由此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与质疑，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为此，从20世纪70、8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掀起了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力图解决与超越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诸多弊端。该运动呈现出以下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主张企业化政府，顾客化公民，并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实现全面质量管理和无缝隙流程再造，以提高政府的灵活性、回应性、责任感；二是民主化管理趋向。主张通过政府再造以实现社会公共行政的公平和正义；主张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治理，构建协商合作的治理网络。三是强调服务型公共管理的理念。认为服务型公共管理应强调社会本位、公民本位、权利本位和服务本位，以权力共享、公民参与、合作共治为运行方式，使政府和公民各自回归社会契约的原始逻辑设定，真正践行还权于民的努力方向。新一轮政府改革运动为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而兴起的管理模式，也是行政共和主义的重要载体。他从公民性的视角出发，对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行政伦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19］这一挑战意味着，该模式要在扬弃统治型、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隔绝式、分化式的控制机制的基础上，从事“统合”的工作。通过“统合”，把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积极成果综合成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纠正由诸种分化而造成的消极效应。显而易见，作为规制人类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伦理是首要统合的对象。
1、市场经济的伦理诉求呼唤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行政与伦理的统合。市场经济使个人利益得以凸显，并追求一种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造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领域的分离。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新公共管理倡导的企业化政府改革造就了一批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道德水平低下的公务员队伍，致使政府腐败与不道德行为越来越多。［20］（P82、158）在这种情境下，整个社会面临一系列价值预设的缺失。例如，市场化中人们的价值迷失与人格裂变，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定的模糊性，科学性原则下公共行政标准的统一化与社会价值、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之间的冲突，理性官僚制下公共组织片面追求效率而对公平导向的价值理性的背离和贬损，人们在市场化与全球化中“我是谁”、“我找谁”、“我信谁”的绝望呐喊。这表明，市场经济对行政伦理提出了新的诉求，这种诉求使伦理与道德的重要性得以彰显，善、应当、公平、正义、公共利益等概念重新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就是说，此种背景下的公共管理必然要协调由于利益分化与冲突所引起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紧张状态，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呼唤着行政与伦理的统合。
2、对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行政与伦理统合的基础。在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与伦理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公共利益。公共性、服务性与合作共治性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根本特征。其中，公共性又是其根本要义之所在。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公共组织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它的一切行为都应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的基础上。“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21］（P153）因此，作为具体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公共管理者，必须维护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并将这种价值观念贯彻在公共管理的日常实践中。［22］（P215-219）这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无论从公共管理的整体导向还是从公共管理的主体特征来看，公共管理的价值都离不开公共利益，“即使社会大众对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内容迭有争议，但是其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职责所在和其行为的指南，却是毋庸置疑的”。［23］（P85）另一方面，此种模式下的伦理也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取向。之所以认为此模式下的伦理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取向，是因为用其对一定行为进行评判时，往往以其是否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作为其正当性的依据。这种对行为结果的强烈关注，使得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集中于公共利益之实现，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不偏离其最终的目标。可见，对公共利益价值追求的同一性决定了行政与伦理必将统合在一起。
3、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为行政与伦理的统合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从制度设计、行政立法还是行政监督来看，统治与管理型公共管理都存在制度化“官官相护”的无道德的窘境。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因而当行政人员触犯法律时，可能会受到制止，而失德与缺德并不影响他成为合格的行政人员。在某种意义上，统治与管理型公共管理自身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政体系。“有权者对无权者、权大者对权小者的专横跋扈、无忌妄为，以及权小者对权大者、无权者对有权者的逢迎‘拍马’，归依求庇，构成了行政体系不道德的一面。”［24］（P312）而在服务型公共管理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恰恰相反，法律是道德的补充。只有当道德的约束机制失去效力时，法律才发挥作用。同时，由于服务型公共管理强化了服务意识，淡化了权力观念，就从制度上动摇了行政人员失德和缺德的基础。因为，“权力拜教物的终止，可以使人们对掌权者的监督成为可能，而且不论行政人员的职位有多高，只要他的行为有悖于行政道德，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法律的惩治。”［25］（P312）此外，在服务型公共管理中，行政人员健康的职业群体意识将取代传统的“官官相护”的族群意识，族群的观念变成了团结互助、有效合作、树立整体服务优势的动力，因而行政行为中的任何不道德现象，都会变得与整个行政体系格格不入，进而受到严厉的制裁与阻止。因此，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为伦理道德建设和其在行政行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在这种模式中，法律与伦理才是统一的，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才是合乎公正、平等、正义原则的。张康之教授甚至认为，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相关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蕴含着对“服务”这一充满道德价值色彩的词语的考量。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伦理是对服务的引申、具体化和体系化，是伴生于服务型政府并指导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标准。［26］（P185）可见，行政与伦理的统合是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本身的应有之义。经过统合，服务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伦理具有独特的气质内涵：一方面，它成为了在个性发展和道德约束间保持合理张力、规范公共领域中所有公共行为的，公共组织、公共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公民都要遵循的价值准则；［27］另一方面，它不再是工具，不再是妄图用“献身”、“自我牺牲”等“利他主义”去说教公共人员甚至全社会，而是充分运用责任、理性和道德感知对他们进行伦理感化，通过管理者服务观念的确立和服务行为的践履，催化人们内心的道德意识。可见，对公益至上的公共利益的维护与追求显然是这一伦理不同于其他伦理的本质所在。这意味着，在服务型模式中，“行政人”应该成为“公共人”，公务人员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应实现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转化。在库珀看来，这种转化是公务人员公共行政角色与市民角色分离的必然结果。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服务型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应当要重视公民的德性建设，重视对全社会的价值关切，维护公民的权力，维护公共秩序与公共精神，追求公益至上的善。
1.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新型公共行政理念。它明确强调以公民的利益为本，坚持市场化的竞争导向，以期实现多元化主体的管理模式，形成在政府的只能中由被动者向主动者的角色转换，在工作项目具体的运作中形成分权协作、民主参与的管理新模式。公共产品理论是最接近实际也是最贴近新公共管理理念的管理理论，对于很多管理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功能。公共产品理论认为，按照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不同程度，可以讲所有产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排他性和竞争性都极强的纯私人物品，如棒棒糖和衣物等；排他性强但竞争性弱的自然垄断产品，如公共消防、电视信号等；竞争性强但排他性弱的公共资源，如海里的鱼；排他性和竞争性皆弱的公共设施和物品，如国防等。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模式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产生最开始是由政治改革引起，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新公共管理”运动已经持续近三十年了，“新公共管理”改革在各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改革内容与改革精神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其理论也在逐渐扩展到中外各项管理领域的事业中去，在最基本的公共视野中，新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经占据的主要地位，这些模式主要有以下10种：政府服务、政府出售、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凭单制、自由市场、志愿服务以及自我服务等。这些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模式也分别以不同的程度被应用于当前我国的各项管理事业中。
二、高校管理模式的可能选择
在高校的管理模式选择中，应如何基于新公共事业的管理理论来界定和衡量自身的管理模式所处利弊，应适当地根据具体的情况及问题进行具体的调整和分析。这需要兼顾政府与高校两大管理主体的作用。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出发，高校在选择自身的管理模式中应当发挥政府的机制作用，保障高校的自主管理权益。引入市场环境下的竞争机制为原则，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灵活性，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僵化的管理模式，广泛采取混合式、复合式的管理模式，是高校在新形势下寻求自身发展的必要出路。而真正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角度而言，高校从属于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事业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而公益性自愿完全由市场自主分配的承担又是不尽合理的，因此，高校在自主管理模式的选择上还要兼顾其职责和义务，将公共产品的传统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相结合所形成的多元化管理模式势在必行。
三、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高校管理模式分析
1.高校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契约机制
所谓的契约机制是所有被管理事业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公共管理中采取的最基本也是最常见的手段，是所从事项目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指当事人之间在意愿基础上的建立的有必要兑现的承诺和协定。从世界高校范围内来讲，无论是在权力自由化的欧美还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东方各国，对于高校的管理都在不同程度地追求契约精神。从整体上来说，高校与政府之间达成着某种“契约”，针对人才培养目标而言，高校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办学理念，但又不得不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的权利制衡，这就需要将契约机制合理引入。高校管理模式中契约机制的形成从政府的层面考虑，要依托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实现。这涉及到整个教育系统范围内的权利与责任的划分，以便健全和完善我国教育体系。而从高校的层面来考虑，契约机制要依托高校本身的培养目标、教育教学目标、财力把控和资源分配等等方面，从细节上明晰高校所要承担的义务与管理职责。并且在必要情况下，政府与高校双方以法律合同或协定的形式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加强对高校契约机制管理模式的普遍认同。
2.高校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问责机制
高校新公共管理中的问责机制可以看成是契约机制的延伸，“高校问责是高校向其他利益相关者报告、解释、证明和回答有关高等教育资源使用及其效果的情况，是一个证明高校自身履行职责、实现办学绩效及教育质量的过程。”在高校的管理体制中，对政府与高校实施契约的监控本身就体现了问责机制，关于责任的对象与主体都要逐步建立起宏观和微观上双重的划分和界定。与此同时，政府与高校两者还可以通过引进第三方评价，来真正实现管理模式中管、办、评的分离。
3.高校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市场导向机制
关键词：辩证视角；艺术学院；公共管理
一、引言
本文将从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下，来探讨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的合理化模式。之所以给出“辩证视角”这一前缀，意在于克服当前在艺术学院管理中所存在的不适现象。由于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所以许多艺术学院的管理者在面对艺术学院的教师时，都感到管理上的不适感。笔者认为，这种感受的形成不能仅从优化管理手段上来下功夫，还需要从艺术学院教师的人格特点，以及组织生态环境下来寻找解决方案。从而，这就要求需要在辩证视角下来认识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破解当前管理困境的重点在于认识“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不但根源于艺术教学本身的规律性使然，还归因于艺术专业训练所给教师带来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质。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将就文章主题展开讨论。
二、对辩证视角的内涵解构
结合上文所提出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内涵解构：1.以通常的公共管理模式为主线。针对艺术学院的公共管理，仍然需要遵循目标管理，并在计划职能、组织职能、领导职能、控制职能的基础上来实施全院管理。从这一点出发，艺术学院公共管理仍需要以通常的管理模式为主线。2.以具体的公共管理技巧为推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学院无论在教师的行为偏好，还是在整个的组织生态环境下，都与其它学院形成了显著的区分。而且，艺术学院所特有的小班课和导师制，更要求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公共管理模式。可见，这就需要以具体的管理技巧为推动。3.以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性为整体。辩证法的核心要义便是辩证统一，所以在对艺术学院开展公共管理时，也需要恰当实现管理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统一，这样才能在适应艺术学院内在要求的同时，又能服从所在高校的管理大局。
三、辩证视角下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的原则导向
具体而言，艺术学院公共管理的原则导向可归纳如下：1.制度化导向。在公共管理的一般原理中，十分强调制度化管理。但与西方高校所固有的制度化管理存在不同，这里的制度化还应与我国本土文化和艺术学院组织生态环境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管理中形成严肃但活泼的局面。我国本土文化之一的人际交往文化，极大的影响到艺术学院制度化管理的绩效，所以这是考察管理者管理能力大小的关键之处。2.人文化导向。这里不提“人性化”也不提“人本化”，而是以“人文化”为原则导向而提出，意在于适应艺术学院教师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质。文化化含有人性化和人本化的内涵，但更加突出对艺术文化氛围的营造。只有在强调了对艺术文化氛围的营造，才能在群体意识影响个体意识的作用下，塑造起教师良好的教育心态和职业情趣。3.动态化导向。辩证法内含有矛盾运动的要义，即矛盾运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驱动力。因此，在对艺术学院实施公共管理时，还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而权变的调整管理措施，进而以求管理模式的高效性。
四、原则导向下的模式构建
根据以上所述并在原则导向下，公共管理模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构建：1.抓住艺术学院公共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在辩证视角下来对艺术学院实施公共管理，首先就需要通过广泛调研来寻找导致越艺术学院运转的主要矛盾。笔者通过对所在艺术学院的调研发现，能否为青年教师创造更为良性的职业空间，以及是否为中青年教师提供更为便利的进修和交流机会，构成了影响使他们岗位忠诚度形成的主要矛盾。因此，在开展公共管理时便着力从本院制度设计上，破解了这些主要矛盾。2.问题导向下形成管理模式的辩证统一。为了防止特殊化不良趋势的形成，也为了确保服从高校整体管理大局的需要。在对艺术学院实施公共管理时，应以一般模式为主线，而在细节上突出“特殊”模式。结合笔者所在艺术学院正在开展的课程改革和师资建设工作，在推动该项工作开展上需要落实主体责任，并在经费预算上引入激励机制（一般模式）。面对不少教师的社会兼职问题，则以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为依据，并引导他们夯实校内教学工作（特殊模式）。3.有步骤的来提升艺术学院的人文涵养。作为艺术学院的管理者，首先自身应具备相应的艺术专业背景，至少作为行政中层应具有良好的艺术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非权力性影响力下来感染教师和引导教师。在全院应塑造鼓励艺术争鸣和艺术形式创新的氛围，进而使教师能够将职业发展和社会价值体现融入到教学科研中来。最终，形成无为而治的公共管理效果。
五、结语
本文认为，破解当前管理困境的重点在于认识“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不但根源于艺术教学本身的规律性使然，还归因于艺术专业训练所给教师带来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质。
参考文献：
[1]陈琴.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高校管理模式探讨[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7,34(4):150-151.
[2]闫爱华.文化产业视野下的美术史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16(9):118-120.
[3]刘珊,张胶.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艺术类大学生就业问题探析[J].品牌月刊,2015(6).
(一）企业化政府模式
企业化政府模式是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的结合。在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权分立，也就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三权互相牵制。而这里的行政，是国家政府以国家为后盾，通过公共行政部门履行公共职能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活动称之为公共管理。私人行政是指企事业单位对单位内部的管理活动。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在管理方式、管理目的上存在诸多的差别。正是因为这种差别的存在，所以两种管理模式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企业化政府模式正是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的有机结合。企业化政府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政府更多的不是通过一味的压制，而是深人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让民众能够顾直接的感受到政府的关怀。
(二）参与政府模式
参与政府模式也称之为授权政府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行政权下放。在政府组织架构中，分为高中低层，甚至是更多的层级，但是我们知道基层工作人员和基层部门是政府组织架构中数量最多的团体，也是直接和民众接触的团体，所以他们往往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因为民众遇到问题，首先找的是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也是基层工作人员为他们解决问题，那么工作人员的态度与问题解决的好坏就直接决定了民众对政府的看法、支持，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威信力等。正是如此，参与政府模式主张应该将权力下放，减少政府组织机构层级，通小高级政府人员与基层政府人员之间的距离。这样高级领导层级可以更有效的掌握民众的情况，也能更有效的解决民众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以及政府的公信力。
(三）灵活政府模式
灵活政府模式调整的是政府组织和政府雇员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政府雇员是终身制，也就是一旦进人政府机构内，只要不犯重大错误，不对民国经济或者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自己愿意可以一直工作至退休。这样一种政府模式，从保证政府雇员的忠诚度以及积累政府雇员的工作经验等上来说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长期处于传统的行政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思想观念会慢慢产生，政府雇员的惰性也会逐渐形成，不利于我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与迎接挑战。所以，灵活政府模式倡导是在这种一种任职终身制的模式下引人一种更为灵活的行政模式，例如：采用临时雇佣制。可以通过雇佣的形式招聘一批工作人员来从事特定的工作，当工作完成以后或者聘用期限结束|t，该工作人员即离开。这样，这样即可改善政府组织状况，同时还可&培养政府快速应变的能力。
(四）放松规制政府模式
放松规制政府模式也称之为解除管制政府模式或非管制政府模式。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其主要调整的是政府和公务员、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中，公务员必须依章办事，严格的受到程序的限制，其对于决策更改的权力非常的小，因此，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及自身潜能的发掘都受到严重的束缚。长此以往，公务员对工作的态度就变得对工作没有热爱。而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需要办事的民众也是深受繁琐的程序之苦，在办理一项事情之时，往往需要经过一整套的程序，时间、精力都耗费了不少。所以，民众对这样的一种行政模式也不甚赞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倡导的就是减少行政程序或手续，让公务员有更多的决策权，以及变更的权力。
二、公共管理主要模式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又称官僚模式、科层模式，是一种政府通过庞大的官僚组织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和垄断公共管理过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这样一种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场对公共管理的方式是间接的。公共管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20年代，马克斯的官僚模型。在干预模式下，人们一天的生活都在政府的干预之下，从一睁眼到睡觉期间，哪怕是睡觉时间，都受到政府的干涉。在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发展的30多年间，由于政府行政环境的大幅度变化，此种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所以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市场模式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即为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政府与市场分权。政府与市场分权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公共服务的收费制度，例如：医疗服务、卫生服务等，这些公共服务的收费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提髙公共管理人员进行公共管理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公共管理市场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指公共选择的是由政府来进行的，也就是非市场主体。政府制度和市场制度中的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追求利益。在这种利益追逐下，不管是官僚机构还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其设立也许只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所以，纯粹的通过市场管理来进行公共管理的模式也是行不通的。而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倡导的是将市场与政府相结合来进行公共管理的一种模式。
三、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及公共管理的社会化
通过对不同公共管理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时期应该适用不同的管理模式，我国现在在政府或者说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三个问题：（1)官僚体制严重；（2）社会公共问题凸出；（3)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智能作用不突出。这三个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必须以解决这三个问题为前提，所以，我国可以采用“引导政府模式”的公共管理模式。所谓的引导政府模式即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组织、协调作用，但是具体的事务则以市场运作的方式发挥政府外的职能。我国政府职能机构长期失衡，积累了诸多的社会公共问题，如：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问题；环境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引进市场的竞争作用。从而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很好的予以掌控。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轨变型期，不管是市场体制还是同市场体制想配合的行政体制都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中面临的现状。封建官僚制的遗存是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很大问题，官僚制的存在一来降低了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工作的热情，不利于行政管理管理工作的开展，二来繁杂的程序和手续也阻碍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不利于民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培养。所以，我国公共管理模式一定要在既能够把握住宏观调控，又能够充分的发挥市场的灵活性作用。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和作用与市场的灵活相结合。
（一）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数字，几乎每个人从小就开始接触，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符号。但是数据就没有那么好理解了。目前，对数据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可以笼统地解释为大量的数据、海量的数据。如何理解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呢？其实就是政府公共管理开始运用数据来进行管理，利用数据库软件工具对数据进行抓取，接着对其进行分析管理，最终得出结论。这种新型的管理模式有规模大、类型多样、时效高速等几个特点。采用数字管理模式，海量数据会不断增长，政府采集的数据来源渠道和种类也比较多样化，对数据的处理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以数据作为依托，可以更好地解决公共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利益。
（二）数字化办公模式对政府公共管理创新的意义
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主要的任务是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求福利。数字化办公模式对政府公共管理创新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政府自身而言，在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中，政府完全可以用收集回来的数据分析政府公共管理的行为，以此作为参考，设立可行的预警机制，转变传统思维，面对挑战，改革创新，消除信息孤岛现象，让数据资源得到共享，令信息的传达更便捷更畅通，从而增强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为科学的管理决策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对政府外部而言，能够把政府的相关信息反映给公众，使信息更加透明，提高了公众的参与度，公众不仅可以参与政府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还可以随时查看政府的执行情况，加大了监督政府的力度，能够不断推动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
虽说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给政府公共管理带来了诸多的好处，但是在当前大趋势下，政府公共管理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一）行政思维方式落后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的工作方式仍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中。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一般流程如下：问题出现了—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找出问题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总结经验，避免下次再发生类似问题。但是现如今，社会的信息量相当的庞大，传统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渐渐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求了，因为在人们还没及时找出问题的根源时，大批量的数据和接踵而来的相关问题会扑面而来，让人们措手不及。
（二）数据行政文化意识不强
政府公共管理人员缺乏数据行政文化意识。数据行政文化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员在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要根据具体的真实的数据处理事情，实事求是，看重数据的准确性。但是在传统的行政文化意识里，还缺乏利用数据处理事务的意识。这会降低政府公共管理的质量，降低政府在百姓心中的信誉度和公信力。
（三）缺乏专业的数据统计技术人才
在我国，互联网用户数量达到了将近5个亿，基本上是美国的两倍；手机用户高达9个亿，几乎是美国的三倍。在这么庞大的基数里，意味着我国每天产生的数据也不会少。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尽管拥有海量的数据可供采集和发掘，但是却缺乏专业的数据统计技术人才，所以无法深入地发掘运用数据所带来的信息量，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数据，也不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数据所带来的价值。在我国数字政府公共管理中，常常会出现大量的数据被丢弃，甚至直接删除，造成资源浪费。
（四）大数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经在逐步推行试用中，但是也存在一些隐患。例如一旦政府的公共网络受到攻击，民众的个人隐私也往往会受到侵犯。在这方面，我国虽然加强了对网络安全的管理，但是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立法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明文规定网络安全问题。没有法律法规的保障，出于安全考虑，政府上下级之间或者是各个部门之间就不能完全实现共享信息资源。而对于个人来说，其隐私得不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那么群众的真实想法就很难传递到公共管理人员那里，政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就很难实现。
（五）大数据的合作共享程度不够
在我国信息资源中，重中之重的部分就是政务信息资源。政务信息资源在整个信息资源中有着主导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在现阶段，政务信息资源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中、政府与政府间、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共享程度是远远不够的。部门间没有充分地利用数据，甚至导致政府的某些行政审批程序杂乱烦琐，办事效率低下，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三、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措施
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也为我国政府公共管理创新开辟了新的道路。对于政府来说，如何创新模式、应对挑战，笔者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改变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培养数据行政文化意识
当前，世界各国竞争的核心和关键就是是否拥有大数据思维。要改变传统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就要培养数据行政文化意识。在进行政府公共管理的时候，要运用数字化的思维和理念，如根据收集采纳回来的真实可靠数据做出科学的决策。如何才能建立起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呢？首先在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运用数据平台大量地智能地搜集公众对政府需求的信息数据，其次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找出数据中有用的信息点，并对其进行推导和预测，最后根据推导和预测的数据制定优化政府决策的方案。上述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种预测模式，也是一种事前方案。
（二）培养专业的数据统计技术创新人才
培养专业的数据统计技术创新人才是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重点。这里的创新人才不仅仅指个人，也包括政府公共管理的整个团队。首先，要培养专业的数据统计技术创新人才，例如数据分析员、数据架构师等这些新兴人才。其次，创立数字管理团队。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所以要有团队的支撑，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及时地发掘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
（三）建立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让政府数据更加透明
在信息量庞大的当今社会里，要利用好庞大的数据库，建立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让政府数据更加透明。如何才能建立数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呢？一方面，政府可以开放一些和民众交流的公众平台，例如微信公众号、政府官方微博等，让民众一起参与到政府公共管理中，这样不仅能增加政府的公信力，还能增加公众和政府的亲密度。另一方面，政府内部要共享数据信息，把有用的数据一起分享、一起分析、一起运用，避免出现“信息孤岛”的现象。
（四）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正因为大数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体系不健全，所以要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从法律角度上来思考，要做到有据可行、有法可依，不仅要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还要完善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利保护法。对于网络安全管理，欧美国家相对来说做得较好。所以在完善法律法规上，我国可以学习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然后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法规。
（五）运用数据建立政府公共管理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对政府公共管理是十分的重要的。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数据库专门用来收集公众的意见建议，然后由专业的数据人员进行分析，让广大群众对政府进行监督，随时随地了解政府的工作进程，让民众最大化地参与到政府公共管理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管理从古典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模式逐渐发展演变到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模式。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推崇亚当•斯密的理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越少效果越好。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外保卫国家的领土和完整，对内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秩序，保护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的合理存在。此外，政府对市场经济基本采取自然发展的政策最终形成了“保守型”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在1920年—1930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宣布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失败，从此各国政府全面采取了对公共和经济事务的积极干预，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初步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政府干预模式。这一模式重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控制，随之弱化了市场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问题，经济持续低增长、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额的财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即所谓的“滞胀”问题。这种经济状态迫使人们对政府干预模式进行思考，最终形成了市场调节模式。在这种市场调节模式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与角色得到了调整，
二、政府公共管理的几种模式
(一)企业化政府模式
这一模式由美国学者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他们认为要使政府充满活力，就必须使政府企业化。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主要任务是制定相应的政策并通过招标等方式选择适合的单位为其提供公共服务。在这一模式下可以进行相应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等。
(二)参与政府模式
参与政府模式强调基层行政机关和基层行政人员的重要性。主张大幅度调整政府组织的层级关系，将权力下放于基层行政机关和人员手里，充分调动基层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终建立自下而上的参与式决策方式。
(三)灵活政府模式
灵活政府模式主张调整政府组织与政府雇员的任职终身制关系。政府为了增强运行的灵活性就必须打破终身任职制，建立雇员制度，同时要设置一些必要的临时机构，招聘专业的临时人员进行工作，当工作完成时，这些临时机构和工作人员可以解散。这样可以改善终身制工作人员的惰性，使组织的工作更加有效率。
(四)放松规制政府模式
放松规制政府模式主要是调整政府和工作人员、政府和公众关系。公务员可以不受行政规章和行政程序的严格约束，这样可以让政府公务员获得更多的决策机会和灵活的执行规章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作的创造力和积极性。相对于公众而言，放松规制政府模式减少了行政程序，使公众获得了高效、方便的服务，有效地协调了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三、我国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些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时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在实际工作中以典型的统治管理为主，而不是现在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在服务基础上进行管理。同时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受任期的局限，从政行为和思想明显存在短期性和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因此也就形不成合理有效正确的公共管理模式。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些公共管理制度跟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不吻合的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跟上，干预微观经济的发展有些过多，对宏观经济的掌握明显不足，一些官员的素质也不高，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制度。同时过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政府在履行其职能所采用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多使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这是宏观调控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总体要求。
四、解决的方法
（一）政府采取市场化的公共管理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首先，使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应该采取有限政府的做法，将公共管理的主体
多元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支持发展第三部门来承担公共事务的管理，把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把无限全能政府变为有限政府，政府可以负责市场和第三部门解决不利的方面。其次，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引进竞争制度，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效率。一些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部门，如：教育卫生、城建交通、环境保护、社会事业、治安管理等，可以适当地引进竞争招标来进行公共管理，这样可以减少费用支出，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再次可以将企业的管理方法纳入政府公共管理中，这样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时企业中的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等就可以被政府公共管理所采用，如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时可以树立成本收益的观念，注重公共管理的绩效，重视行政产出和行政效果，这样可以达到节约支出，防止浪费的效果。
（二）政府采取参与式的公共管理模式，提高民主决策水平
首先要重视发展第三部门，让第三部门和公众可以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这样公众可以直接快速地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积极推动公共管理的运行，因此，政府应当积极支持第三部门的发展，卸去一些第三部门的官办色彩，保证其运行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其次可以将公共行政管理程序化，从制度上确保公民对公共管理的直接参与。参与式管理模式主张整个公共管理的过程程序化、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过程程序化的实质是通过规章制度为公众参与公共管理提供保证和渠道，这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明显的作用。再次是健全公共决策的参与体制，实现公共决策的透明化和民主化。党的十报告明确规定：要建立健全决策机制，各级政府的决策都要遵守制度和程序，决策不能带有随意性和主观性。预防决策随意性和主观性的措施是建立公众参与型的公共决策制度。公共决策的本质是怎样进行公共利益的分配，因此，公民能否参与公共决策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和焦点，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
（三）政府采取弹性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建立高效、民主的政府
首先政府要深化机构改革，改变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政府要转变工作职能，深化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用新的管理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快速推进电子政务的实施，减少政府费用支出，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形成公正廉洁、高效透明、规范协调的公共管理模式。其次是建立公务人员弹性化的工作机制。弹性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重视公共管理人员的岗位轮值和交流工作，这样可以使公共管理人员掌握全面具体的工作岗位内容，加强和公众的交流，促进政府和公众的相互理解。另外可以改变公务员的稳定性，使公共管理工作保持弹性和活力。再次改变传统机构设置的僵化性，加强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在基本原则不变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设计制定公共管理需要的机构和部门，不僵化地对应上级部门所有的机构，不固定地搞上下对口。
五、总结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物联网；超越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7-0109-04
物联网是通过信息技术将物与物联通在一起的新一代网络，在近几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将物联网视为摆脱金融危机和发展新经济的“双引擎”之一，欧盟提出“物联网行动计划”，日本提出“数字日本创新计划”，韩国提出“U-Korea计划”，纷纷参与到物联网发展制高点的争夺之中。在中国，对物联网的全面关注与研究始于2009年。迄今为止，物联网的研究和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在技术和社会层面面临着很多挑战，但其对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影响，彰显出物联网与区域公共管理相关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面对物联网时代，我们急需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做出相关的调整、充实和提升。
在物联网时代，超越组织边界的复杂问题层出不穷，区域性公共事务和区域化公共问题展现出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相互渗透、紧密结合的特征。政府、社会和市场通力合作，努力追求区域公共事务的双赢或多赢局面，这正在成为时代主旋律之一。在此背景下，现行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显：就价值层面而言，经济价值取向过度。公共价值取向不足，公众参与意识淡薄；就权力层面而言，分权与集权失度，政府、社会与市场权力失衡；就结构层面而言，机构整合协作乏力，组织运作缝隙过大。由此，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势在必行。在物联网时代，区域公共管理将从诸多方面实现对传统模式的超越。
一、重塑区域公共管理价值
（一）淡化经济价值取向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模式主要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其基本价值取向在于提高效率，实现经济价值，因而衡量管理绩效的侧重点是经济和效率。经济学理论对于传统区域公共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物联网时代逐步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经济学以个人利益为重的核心理念会导致公共利益的丧失。物联网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具有易感性和难知性，受众在获得信息之后，往往被媒体的传播力量左右，很难对信息内容进行深入甄别和研究，导致传播内容简单化、肤浅化和失真化，个人私利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很可能因为物联网的力量无限放大。二是以“工具人”和“经济人”为信条的西方经济学忽略了人作为“社会人”、“复杂人”的另一面。在这种信条下，区域公共管理往往会忽视文化因素对网络世界中人性的规制，忽略德治的重要性，使人性的弱点借助物联网而由网络世界传人现实世界，最终引发区域公共伦理危机。三是单纯将西方经济学应用到区域公共管理是一种不太高明的构想。区域公共管理生存于日趋网络化的环境之下，而单纯将经济学手段引入其中，决定了它采纳的价值准则一定是效率优先，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等价值准则会有意无意地被忽略或剔除，进而陷入区域公共管理合法性的认同危机。
物联网本质上并非谋利的工具，而是一种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生产、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公共产品，除了为企业创造利润之外，更核心的价值是增添社会福利。物联网的公共性应用，其终极目标是通过发掘和覆盖已有的和潜在的市场需求，削减社会成本，最终实现一种社会化盈利。随着物联网画卷的逐步展开，区域公共管理将在一定程度上摈弃西方经济学“经济至上”的价值理念，至少在管理对象和目标上会超越“效率”的价值理念，采纳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各公共机构将以追求区域公共价值作为其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物联网所提供的人与物、物与物的互动模式有利于人们培养整体性思维、互动性思维、开放性思维和反思性思维。其中，整体性思维是所有思维模式的核心。因此，在物联网时代，改革者将运用整体性思维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反思与超越，更加强调区域的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更加注重体现区域社会的代表性、回应性等民主价值，从根本上推进区域公共管理由经济价值到公共价值的重塑。
（二）创造区域公共价值
物联网作为战略性先导产业，在寻找和创造区域公共价值上具有重大作用。一是有助于改进区域公共管理问责方式。物联网既能够为现有的同体问责（即公共管理组织内部的问责）转化为异体问责（即外部对公共管理组织的问责）提供合适的技术平台，也可以为公民参与公共管理和问责提供有效的网络渠道，能够明显减少区域公共管理权责不明的现象，最终实现区域公共管理责任的明晰化。二是有助于完善区域公共危机应对措施。物联网极其便利的信息通信，有助于及时预警区域公共危机，深入了解区域公共危机产生的缘由，有针对性地采取区域公共危机救助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区域公共危机的损失。三是有助于建设区域联合服务型政府。通过物联网，公民能更加便捷地参与和监督区域公共管理活动，区域地方政府能及时了解区域社会的需求，高度协调相互之间的管理措施，从而改变政府以往公共决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大大增强公共决策的整体性、全面性、开放性和协调性。四是有助于改变区域公共管理程序复杂、权力集中的局面，实现简化公共管理程序、下放公共管理权力的目标。物联网通过感应器和互联网来达到人与物的沟通和交流，实现对“物”的智能化、精确化监管与操作，这为精确寻找区域公共价值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创造区域公共价值提供了着力点。
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价值管理将越来越专注于如何创造区域公共价值。所谓“区域公共价值”，就是区域内公民对区域公共管理期望的集合。区域公共价值的创造与否，主要取决于区域公共干预是否实现了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在内的区域整体效益。在区域社会中，各类公共组织的责任不是确保自身的延续，而是根据区域发展的需要，积极改变自身的职能和行为，发现、定义和创造区域公共价值。然而，区域公共价值的变动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因此，管理者们需要借助物联网来在绝对变动中寻找相对不变的区域公共价值：其一，分析不同人群的利益偏好；其二，确定公众的利益关注点；其三，引导公众了解区域公共问题，表达区域公共诉求，探究区域问题缘由，寻求区域公共对策。
（三）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区域公众偏好对区域公共价值发挥决定性作用。区域公共价值最终南区由公众定义，在区域公众与区域公共部门的良性互动中得到确认。在传统媒介中，主体因知识程度、社会阶层等方面的不同，对物体的感知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物联网比以往媒介呈现出更强烈的开放性与平等性，因而这种差异性将逐步缩小。譬如，互联网时代的维基百科强调主体对文字的编辑和对信息的分享，它没有固定的编辑者和把关人，鼓励所有人平等享有修改其中内容的权利。与维基百科不同，物联网强调物体和主体的共同自主。只要用能联网的手机等载体，区域社会的每一个人就都能参与到物联网传播体系中，更为直观地发现自身和寻找信息目标。在物联网社会中，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些观念变迁折射到区域公共管理中，就是人们追求平等互动的意识越发强烈，认为其本质是一个协商、互动和交流的过程。物体作为媒介的实现，更加方便公众将区域公共管理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转化成现实，平等性、开放性也成了物联网时代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重构区域公共管理权力
（一）寻求分权与集权的有机结合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分权管理，这一主张比较适应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需要。然而，进人物联网时代后，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市场变得无界化，信息出现无缝隙化，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物联网使得区域性和区域化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得到很大增强，分权管理的弊端逐步凸显出来：它直接削弱了区域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在物联网社会中越来越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危险的和不稳定的。由此，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管理开始强调分权与集权的动态平衡。在价值导向上，将以区域公共事务和问题为主要价值导向，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区域限制，通过物联网把“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完全纳入区域管理之中。在主体选择上，将抛弃“全能型政府”的理念，推行“合作型政府”的理念。在顶层设计上，将改革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推行政府、社会和市场“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权力平衡
物联网集公共性与商业性于一身。一方面，物联网通过不同主体的参与来传递和接受信息，这意味其承担着社会公共性，需要按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来运行，向公众开放，为公共利益服务。另一方面，物联网有服务对象的限制和利益的局限，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的开放性。物联网自其诞生之日起，商业化就已经在其体内潜藏，直至今日生根发芽，并大有枝繁叶茂之势。今天，随着经济的繁荣、制度的完善、大众文化的发展，媒介商业化作为其众多变化的诱因和先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前进。。物联网的上述属性决定了区域公共管理权力的平衡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事实上，随着物联网铺天盖地的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组织权力的外移已成大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层级制度的消亡。在物联网时代，区域公共管理所寻求的适度集权，不过是将政府内部的权力平衡提升到更高层面的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权力平衡。
寻求区域公共管理的权力平衡并非是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绝对平等地分配权力，这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在那些具有全区域意义的公共事务上，区域地方政府要毫不犹豫地把权力集中起来，并通过行政系统行使这些权力。比如，建立区域发展战略小组和区域公共管理执行处等。但在局部的公共事务上，应当充分赋予社会和市场相应的管理权力。实现区域公共权力的平衡需要做到三点。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权力配置确定好后，要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这种权力配置，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规范保障，权力就难免陷入“收一放”循环的怪圈。二是强化权力监督。在区域公共管理权力失衡或失控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监督将直接导致权力滥用。因此，必须借助物联网来构建和强化各种监督机制，保证政府、社会和市场相互之间实现严格有效的监督，维护区域整体利益。监控机制应该做到政府既尽可能少干预微观的公共服务事务，又能确保对宏观公共事务实施有效调控，通过监督使政府、社会和市场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自由行事。三是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任何改革都是系统工程，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配套措施，区域公共管理权力配置改革也理应如此。
三、重组区域公共管理结构
（一）加强公共机构的整合与协作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试图解决过去存在的条块分割和部门中心主义问题。但权力的过度下放造成了公共管理机构剧增，公共管理协作决策和问题解决机制缺乏，公共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存在较大困难，区域公共管理组织结构和服务供给呈现半碎片化。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区域公共管理机构的整合将加速。在物联网中，物体与主体的交互促进了区域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和理解。其一，物联网拓展了区域公共空问。物联网在激发主体潜能、建构私人空间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扩张了公共共享空间。因为物体在使主体更加便捷地获取信息、知识和自我的同时，也增强了区域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其二，物联网推动了区域社会关系变革。一方面，物联网推动区域社会关系的联结。因为当物体成为信息的载体和实际发起者时，它已经成为传播体系中某种原则的制定者，而这种共识和规则是区域社会关系建立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物联网推动区域社会关系的变换。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促成区域公共空间结构的变化。物联网出现后，将进一步促进区域社会关系的细化，使区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不断重构和分化，其界限也将日渐模糊。相应的，区域公共组织也会朝功能化和分布化方向发展。因为区域公共组织不能功能化，就难以因应区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模糊化的态势，整个管理就不可能平稳而有序。因此，区域公共管理者应该充分利用物联网来加强公共组织之间的协作与整合，建立一种由政府、社会和市场组成的新型网络结构和协作机制。
（二）实现公共组织的无缝隙运作
在物联网中，物体是真实性与虚拟性的有机结合体。所谓虚拟，主要是指利用媒介技术，通过数字化来取代原事物而形成新事物。在物联网中，主体通过自身生活体验进入到区域社会空间，物体以或真实或虚拟的方式呈现自身及文化形态：就私人空间而言，物体通过虚拟技术延展了人的真实存在；从区域公共空间来看，物体通过虚拟增加了真实的信息共享机会。由此，物联网一方面带来信息的“虚构”，另一方面也使主体共享的区域空间发生变化。相对传播手段的“虚拟”来说，这种区域公共空间的变化是真实的，并与私人空间的变化紧密相联，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区域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无缝隙状态。
无缝隙的区域社会空间需要无缝隙运作的区域社会组织。传统区域公共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科层制的弊端，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实现公共利益的总体提升。但在区域公共事务日益网络化、区域公共需求日益多样化的物联网时代，这些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应当构建一种新的“整体性治理”理念。区域公共管理组织结构不应当再基于一种或几种特定的功能，而应该以公众的公共需求为中心来进行顶层设计，在不影响专业化分工的前提下实现公共组织之间的协作。这一顶层设计要具备一定的创新意图，使设计出来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机制能够实现纵向层级结构之间和横向功能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这种顶层设计既要克服部门主义、视野狭隘和各自为政的弊端，提高对复杂区域公共管理问题的应对能力，又要调整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横向关系，以政府为纽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通力合作，和谐运转的区域治理网络，以便更好地满足区域公共服务的需求。
四、重建区域公共管理关系
（一）从侧重市场调控走向市场调控与宏观调控并重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市场化主张体现了其对区域市场化倍加推崇的理念，然而，区域市场化在许多时候和场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减少公共管理，而是应该实行不同的公共管理，因为没有公共管理的区域市场将导致撕裂化的区域社会。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环境条件下。市场机制的局限会凸显，甚至会对整个区域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就利益分配层面而言，市场经济本质上以利益为导向，因此它不但不阻碍，甚至可能促进纯租金的出现；就伦理层面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社会将构建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但它并非市场机制的产物。实践证明，市场机制并没有传统观念想象的那么神奇，毫无必要对市场化盲从。
传统区域公共管理所推行的过度市场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私人机构成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生产者时，政府就几乎放弃了应尽的区域公共管理责任。物联网本身就是市场性与公共性高度结合的新媒介，舍弃其一都会导致严重失衡，因此，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管理不应当反对市场化，但应当反对过度的市场化和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因此，在物联网时代，对传统区域公共管理的过度市场化采取的重大修正举措就是加强宏观调控与市场调控的有机结合。政府要充分利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诸多手段来调控区域宏观公共事务，同时把部分应当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重新收回来自己进行生产和提供。
（二）从第三方政府走向网络化政府
区域公共管理经过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方政府”模式，即政府依赖私人公司和非营利组织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例如。当前美国联邦政府的每一个主要政策行动都是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来进行管理的，如岗位培训、医疗卫生、环境清理、扶贫项目、高速公路等。当政府主要依赖第三方来提供区域公共服务时，政府的绩效也会主要依赖于对合作伙伴的管理能力。然而，虽然第二三方政府与私人组织合作的程度较高，但其对公私网络的管理能力却比较缺乏。因此，物联网时代的区域公共管理对过度市场化的第二个修正就是，以物联网为依托来建设网络化政府，实施网络化治理。事实上，传统区域公共管理在市场化方面最致命的错误并非市场化本身，而是对市场化的管理还保留着明显的等级制政府模式。在公共服务网络单一的年代，这种模式不会有太大问题，公共组织可以通过命令的方式来出色完成整齐划一的日常工作任务。然而，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日益发达的区域市场网络和日趋复杂的区域社会网络却迫使公共行政者开发新的治理模式。
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说，网络化治理不仅是对过度市场化的一种修正，更是一种与所有超出单一组织的活动相适应的区域公共管理模式。当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到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中来，权力越来越分散，组织界限越来越不固定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跨越政府、社会和市场的执行网络去完成任务。在这种模式中，公共行政者的核心职责不再是直接管理人员和项目，而是组织区域公共资源、创造区域公共价值。因此，政府直接供给服务的功能将逐步淡化，管理区域公共价值的功能将大大加强。
物联网为第三方政府向网络化政府的发展提供了上乘的技术方案，它使得区域公共管理的信息成本得到极大的下降。伴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跨组织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将变得更好、更快、也更廉价。物联网革命已经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将复杂的区域公共管理系统组织起来，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更加有力地促进网络化区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推动网络化区域公共管理时代的到来。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关于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及其验证[J]，中国社会科学，2000，（4）：37-49.
[2]彭彦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合作与行政权协调[J]，经济体制改革，2009，（6）：138-141.
1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特点
“新公共管理”最早是由胡德于1991年提出的，将英国及其他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纷纷掀起的政府改革运动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其被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新公共管理是以管理、业绩评估和效率为标准，在公共部门中广泛采用私营部门的管路方法，病引入竞争机制，把公民当做顾客，以顾客为主要引导，同时加强调整政府职能，优化和有效利用管理人员的自利、机会和风险的意识，使他们拥有合理充分的权利，适应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创造良好的管理绩效并强调对资源利用的节约性的理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表现:
(1)政府转变职能,强调政府职能调整和优化,更加关心服务效率、效果和质量的结果。注重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机构形象;
(2)强调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主要包括: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
(3)注重公共行政传统规范与科学的管理方法的融合;
(4)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改革是在完善的法律和规章的基础上进行的,强调法制建设和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新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手段主要是通过对市场分析，采用市场经济下私营管理模式，以及市场经济下的私营单位企业成功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
2我国行政管理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来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体制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改革主要是公共行政的传统准则，缺少当前西方各国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准则。世界各国在公共行政改革中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国家公共行政改革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我国的行政改革中存在许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行政机构膨胀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各级财政中出现财政赤字，精兵简政是必须执行的。其次，法律保障意识低下，政府机构改革不够法制化和规范化。行政管理改革受到的严重影响，导致行政管理改革无法正常运作，并且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行政权利问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然而基于我国的背景和国情以及我国行政管理中出现的弊端，要正视新公共管路理论，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路，进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规范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逐步建立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3新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管理的改革思路
我国要立足自身国情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创新丰富的原则，进行反思性的借鉴。思考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特殊维度，主要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起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需要的“有限政府”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职能调整和优化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有借鉴作用。我国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行政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政府对社会和公民进行无所不及的控制,政府垄断了社会的一切资源,公民和社会组织都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不到位”就逐步显现出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关系,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同志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政府应为“有限政府”。为此,行政管理改革必须在现有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政府应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交出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摆正管理位置,实现正确定位,矫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现象。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在政府管理改革过程中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管理新职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全,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补足政府职能的或缺部分,解决政府职能的“不到位”现象,使政府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制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
（2）在树立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
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的同时,有针对性的实行必要的官职管制,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新公共管理主张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机构形象。服务行政的理念是强大的内在规范和价值导向。我国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型政府管理模式下片面地以经济、效率作为政府行政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循着命令链只对上级负责,片面追求效率,往往容易忽视民意,忽视社会公平。而在现代社会的今天,政府应该转变管理理念,强化服务意识,以社会和公民满意为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行政管理职能从管制向服务的转变,正是反映了行政管理的本质要求。我国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当然更应当树起服务理念,提升政府的服务职能。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建立,政府还担负着培育市场的艰巨任务,因此,政府的管制职能不能轻易放弃,特别是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
（3）把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引入公共行政领域,以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学的企业管理方法
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进作用的。对比政府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都是对管理对象、方式、目标和方法的管理，但是又都各有差异，将企业管理的方式完全实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并不合适。但企业管理重视管理的科学性,重视市场需求和顾客的反馈,重视效率,重视产出,这些方面则可为我国的行政管理所借鉴。比如,把投入产出分析和成本核算等方法引入我国政府部门的管理,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责任感,更加科学地进行绩效考核。
（4）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虽然也包含某些激进因素,但却未引起严重的国家失控和社会动荡局面,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法治化的社会环境将激进变革的负面影响衰减到较低水平。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给不足的阶段,法治的总体水平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要考虑在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一项重要任务即建立和完善各种行政法规,规范行政行为,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同时，要主要制度是手段，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时,要将法律法规及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使其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目标和任务服务，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尤其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
4结语
［关键词］公共管理；契约管理；高校管理
新公共管理运动最初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由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该理论着重强调了公民为本、结果导向、民户参与、分权协作等理念和指导原则。在高等教育改革转型时期，改进高校管理模式，积极落实高校自主办学等策略对当前高校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多样化管理模式中，可以选取契约管理、董事会管理、政府购买管理、中介管理等模式进一步深化我国政校分开的高校管理改革，其中契约管理模式是当前最受公众青睐的管理模式之一。
一、基于高校契约管理模式的探究
（一）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管理
契约在法律上通常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但是随着法律不断完善，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的差别也逐渐明显。一般来说，民事合同是指处于平等主体之间设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相同，并自愿遵从诚实守信的原则履行义务和权利。而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以行政职能为目标，与公民和法人代表共同协商的权利义务协议。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深化政府对高校管理改革的整体规划、推动高校自主办学权的实现，高校契约管理模式应运而生。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契约与责任关系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之上，并由政府实施宏观指导和经济支撑，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也就是说，在契约性质上，政府与高校的契约关系属于行政契约关系，包含着行政的公务性和契约的履行性。政府与高校之间制定契约的程序：首先，高校初步制定自身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目标、项目建设等，政府根据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性质对其办学章程及发展规划进行指标要求；其次，高校与政府双方项目确认各自的责任和权利，并经双方确认后签署；最后，政府对高校的发展规划提供政策、财政支持，高校在契约框架下可以实行自主办学。总之，从政校关系、评估认证、拨款扶持等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政府与高校之间实施契约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契约管理模式对双方的互助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心理契约”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契约管理模式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心理契约最初源自社会心理学，用来描述社会组织中雇佣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互助关系，该契约管理形式代表了一种非正式的隐性契约关系。高校管理中的心理契约在最初形式的时候，受到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引导，公众通常将高校视为强势群体，而将学生视为弱势群体，建立在不对等条件下的契约模式是不符合心理契约的构建标准的。但是如果心理契约受到违反，将极大挫伤契约组织成员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首先，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在无形中也逐渐影响了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大学生对网络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同时互联网也为高校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手段，也是传统制度契约管理模式所无法满足的。其次，当前的高校学生中90后占多数，新时代的大学生具有思维独特、主体意识强等特点，他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较强，但是多数学生的成长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的差异性和功利性较强，给高校学生管理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契约管理模式符合现代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要。
二、“心理契约”管理模式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一）创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校园文化
新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从以往的制度管理逐渐过渡到了文化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中坚持以学生为服务主体，创建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文化主导理念是心理契约管理模式的改革重点。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能够培养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助于校园管理工作的顺利展开。高校应在满足学校与职工之间的良好心理预期下建设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文化，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宽松的学习氛围。这就需要学校充分考虑当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为学生确定合理规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标准，注重给予学生较大的发挥空间，充分实现学生管理工作与学生价值观念的吻合，提高学生对学校相关管理条例的认同度，为深入巩固学生与高校管理工作之间的心理契约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高校在制定和实施相关规章条例的同时，应充分收集学生的意见，并尊重学生对高校管理建设的相关建议，可见，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是确保契约平等原则的关键环节。为了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消除其心理顾虑，高校必须在管理层面建立全方位的沟通体系，以便学生和教职工能够及时向学校反映其思想动态，良好的沟通机制也有利于学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并尽可能减少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心理契约的基点需要契约双方互相了解，并随时保持互动联系，及时有效的沟通交流可以缓解不利因素对现有心理契约产生的消极影响，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心理契约越明确，它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就越强大，很难被外界环境引起的干扰因素所破环。
（三）契约双方对心理契约的有效维护
心理契约的双方必须积极并认真履行彼此的职责和义务，并在明确各自的心理期望和心理需求以后，以实际的行动对心理契约进行有效维护。制度契约是实施心理契约的基础，心理契约是完善制度契约的关键，如果契约主体中的任何一方出现了不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的行为，那将无法继续延续心理契约模式的长久发展，心理契约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也就无从谈起。首先，学生和高校双方必须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并彼此对照双方的心理期望。学生的契约职责就是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思想素质和道德意志；高校的契约职责就是为学生创建优美的学习环境，为高校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并确保教学设施的完善和充分的后勤保障。其次，契约双方需要对各自的职责履行情况以及履行满意度进行适当评价，特别是作为契约的主要调控者，高校应时常检查自身的管理工作，以学校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客观判断学校的各项管理措施是否符合学生的价值期望和现实能力。只有确保心理契约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构建质量，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以心理契约补充完善制度契约
高校学生管理部门对高校现有的制度契约管理模式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的同时，应坚持自由、平等、诚信、救济等原则，在心理契约的精神指导下，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契约形式也逐渐规范化，从而使其更好地适应当前高校学校管理工作的基本需要。学生作为高等院校中最为重要的智力资源，在传统制度契约管理过程中总是处于被忽视的位置，学生常被看成主要的管理对象，心理契约式的高校管理模式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一方面，学校应对学生的创造能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并在学生管理中投入一定的人文关怀，充分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在学校中充分发展才能。另一方面，学校应深入观察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增强学生、教师、学校之间的信任程度。当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学校应体现其人文关怀的本质特征，给予学生较多的实际帮助，增强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心理契约性。
参考文献：
［1］王文建.谈契约式管理模式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J］.中国成人教育，2013,（17）.
［2］周湘林.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视角的高校管理模式分析［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3）.
［3］解军强，杨飞.论心理契约双向视角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J］.价值工程，201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