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2 09: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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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义价值论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
广义价值论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提出，在他的著作《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以及《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原则》等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蔡继明提出：根据广义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也就是说，劳动不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降格为一个生产要素，同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一同创造了价值。
价值理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分配理论，关系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切身利益，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理论与之对应。在广义价值论的基础上，蔡继明教授与谷书堂教授共同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所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即价值的创造)中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这大体上也就是今天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理论基础。
(二)狭义价值论及按劳分配理论
当我们看到狭义价值论这个名字时，或许感到陌生，其实所谓狭义只不过是与广义相对应的一种说法，狭义价值论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即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劳动不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学者坚持的分配理论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即劳动作是为衡量分配的唯一的标准。
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辩论无解
(一)来自广义价值论的各种质疑其实，所谓广义价值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它只不过是 200 多年前法国人萨伊所提出的三位一体公式的一个翻版，但毕竟取了一个新鲜的名字，于是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学者抛出了种种观点，并对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提出了种种质疑。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无任何逻辑一致性的证明，比如，蔡教授写到亚当斯密曾以鹿和海狸的交换为例说明价值决定，认为，1 只鹿之所以能和两只海狸相交换，是因为捕获 1 只鹿和捕获 2 只海狸耗费了同量劳动，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但是，他马上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由此，蔡教授认为在斯密的价值体系不是二元的，它其实仅存在一种价值理论，即生产费用论，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二元的价值论只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对生产费用的不同规定。
我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是相对较早地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但是广义价值论者否认了斯密在研究之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认可，以此否认劳动价值论在斯密那里的存在。而从历史的观点与阶级的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在亚当斯密那里确实存在过，斯密之所以在价值理论上背离了他最初坚持的劳动价值论，无非是主体性在作怪。在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时候，他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还不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还需要辛苦的劳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是无所事事的封建势力，而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斯密才坚持劳动价值论。
而当斯密所从属的资产阶级进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斯密的有生岁月推翻了封建势力，成为统治阶级后，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辛苦的劳动，他们终于有了可以使唤的阶级工人阶级，于是为再次论证资产阶级的合理性，斯密开始在价值理论上背离劳动价值论。因此，广义价值论者抛出的这个置疑其实是主体性的问题。广义价值论者又认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理论指的是功能性分配，也就是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所有权，把各个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收益转归各个生产要素所有者。广义价值论者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好一个所有权!谈到所有权的问题，笔者不禁要问：那个被你们叫做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者所创造的价值在谁那里?如果说资本所有者因其资本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作的贡献而昂首向前，那么劳动者为何尾随其后?因为劳动力并没有参与分配，它只是进行了可怜的交换;因为工资从来就不是收入，它只是成本。劳动仅仅是资本家手里的一种生产要素，它从来都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它仅仅是作为资本家购买到的一种生产要素而获得了资本家所支付的成本价格。
(二)主体性分析
关键词： 讨论式教学 制度内涵 制度价值
一、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制度内涵
关于“讨论式教学”的表述，在很多学术期刊中都有所涉及。对于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内涵，没有形成统一的或者主流的观点。这就导致实践中教师经常将讨论式教学与教学中的讨论法相混淆，误认为讨论式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采取讨论的方式。其实，讨论式教学方法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以讨论为主的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适用于小学、中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阶段。本课题讨论的范围则限定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过程中。在高校的讨论式教学，笔者尝试加以定义：高等学校讨论式教学是指为了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师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思考，并在集体中辩论、探讨，达到互相启发、提高学习能力目的的一种教学方法。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方面的内涵：首先，要求讨论式教学方式贯穿教学全过程，而不仅是偶然一现的兴致。也就是说，这种方式对课程而言具备稳定性和普适性。其次，要求讨论式教学方式具备可操作性。也就意味着，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该对具体讨论过程有所控制和掌握，引导讨论的方向和结论。再者，讨论式教学应具备艺术性。这就意味着，讨论式教学的结果与过程同样重要。在主持讨论式教学过程中，要尽力避免讨论流于形式和讨论久而不决这两种情况，也要避免讨论过程与结果相分离。避免讨论过程热烈，但结论出台坎坷，甚至是结论与讨论不相符。避免在传统式教学过程中强加结论的行为。最后，讨论式教学意味着学生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通过讨论，将外在事物与内在知识相联系，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知识相沟通，最终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
从实践看，课堂讨论自古有之。《论语》即为孔子与众弟子教学、讨论的思想的集锦。而西方的讨论式教学方式源自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充满逻辑、思辨与辩论的《理想国》以对话的方式勾勒了一幅讨论的画面。而近现代的课堂讨论则主要源自欧美，后被很多大学作为经验引入。例如，在哈佛大学，对课堂讨论不仅是教学要求，更是学生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制度价值
1.化抽象为具体，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开放式教学，将学生平素了解较少的规定与学生个人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书本知识并不仅仅是枯燥的文字，更来源于生活。传统的教学方法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如果处于大二、大三阶段，课程比较多，学习变成负担，只是被动聆听。这种忽视学生积极性的方法，将会导致上课变成除了听讲就是睡觉的折磨。学生缺少学习兴趣和切入点，难以将知识与现实相联系，是造成学习成绩不好的重要原因。
2.调动学生积极性，实现互动。根据相关教育理论，学生作为受众个体，只有当他感觉到自己被重视的时候，才能更有效地调动积极性，才会有更好的参与度。开放式授课，教师并不局限在讲台上，而是随时信步走在学生中间，随机走到学生旁边。一个眼神，就可以和学生的思想碰撞。让学生随时随地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见解，消除上课的拘束感觉，引导学生畅所欲言。这种讨论式方式能够激发学生探究事物本来面目的热情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讨论、分析，提出自己的结论，进而受到老师的肯定和同学的认同，产生成就体验，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引领其他学生争相感受这一体验经历。
3.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方式也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但开放式教学通常会达到出乎意料的效果。在授课过程中，老师是引导者，而不是布道者。抛出话题，引导学生积极从各自角度思考，往往会提出一个在课前准备时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经常在学生之间发生观点的碰撞。这种思想的碰撞，是本科学生难能可贵的经历和兴趣的激发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辩论和口头表达能力。当学生通过辩论得出一致的结论后，其实是对综合素质的提升，是提升未来就业能力的需要。
三、运用讨论式教学方式的思考
作为财经类学校的法学本科课程而言，在运用讨论式教学手段之前，先要分析掌握法学教育的基本要求和要素。通过多年课堂实践，可以将法学教育的基本要素分为感性要素和工具性要素。感性要素主要是指对法学的基本认识，包括法律信息、法律分析、事实识别、法律的综合能力、法律理论、阐明问题和解决问题等。而工具性要素则主要包括法律符号、法律方法、法律理论、法律过程、法律哲学、法律政策和法律设计等要素。毫无疑问，上述诸多要素中都有实质性学习内容。像这样基础的法学教育功能的实现，只能通过相互互动的课程安排及充满能动性的方法学习，如物权法、民法等。尤其是书本上的法律与实际生活中的法律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将导致人们在法律的作用方面采取更重视经验的研究方法。所以，在法律课程的设置方面，在打破传统法律教育可能和培育具备社会责任感的法学学生之间的平衡，显得尤为重要。
而对于讨论式教学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厘清讨论式教学手段与诸多教学手段的差异。
1.讨论式教学与多媒体手段、传统板书手段关系。多媒体手段有自己的优势，可以用形象的手段展示抽象的文字内容，可以用音频、视频、动画、图案等方式多角度地分解知识点。例如，在介绍物权法曲折的立法过程时，插入央视一段关于物权法立法的介绍，内容丰富、形象、翔实，角度新颖。但值得注意的是，多媒体手段并不能取代传统板书形式。在多媒体普遍适用的背景下，适当的板书更容易避免学生对大量应用多媒体产生单调感觉，强调重点，随机灵活。所以，如何丰富教学手段，如何选择教学方式，对于讨论式教学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
2.讨论式教学与案例式教学关系。讨论式授课绝不等同于案例教学。在整个授课过程中，案例仅仅是一个偶尔出现的教学手段，而不应该成为主体。在现实中，还有更多知识点应该来自于现实或者理论争论之间的启发。通过现实中存在的事例，理论的焦点等，引导学生跨学科、跨部门理解物权法，拓展思维。这比案例式教学更重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对于讨论式教学中案例的选择、数量、设置，都需要进行详细的研究和规划。
3.讨论式教学与实际生活之间的关系。在授课准备过程中，需要精心在每一部分都挑选出最贴近学生实际生活，引起学生兴趣和共鸣的知识点设计开放式讨论的主线。这种开放式教学避免了传统知识点灌输的弊端，单纯的知识点灌输很容易在这种涉农问题上造成学生理解上的障碍及对法律的质疑。在农村，某些现实问题单纯靠法律是解决不了的。而通过这种讨论式教学，既给大家讲解了法律为什么要这么规定，要考虑绝大多数情况，还鼓励大家结合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明白法律的应用绝不是一纸条文那么简单，让讨论式教学有更强的实用性。
4.课堂讨论式教学与课前准备工作的关系。讨论式教学对老师和学生提出高标准、严要求。老师要参考大量资料，普遍涉猎相关著作。而学生如果没有前期的适当积累，只凭着一种朴素的生活常识，比较难形成思想之间的碰撞。因此，在授课之前，主讲教师一定要给学生布置参考书目。而如何督促检查学生对参考书目的掌握情况，就成为关键点。如何建立科学、系统的资料布置及资料占有情况考核制度，是讨论式教学的精髓。否则，讨论式教学最终变成无水之鱼，成为老师自说自话。
关键词：营销观念 价值 顾客需要 竞争优势 目标 行为
尽管营销观念，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以来，经过了对社会、竞争、顾客、市场等导向要素的补充与强化，然而，却忽视了长期以来商业现实中孜孜以求的价值内涵。所以，有必要从价值角度对营销观念的构成要素进行全面地检视与考察，以促进价值营销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市场要素的价值变革
顾客需要的价值变革
营销观念是建立在目标顾客的需要、欲望及需求等基础概念之上的。在穷根究底之下可以发现，这些基础概念存在着两极对立的缺陷。一极为，需要或欲望概念的宽泛。顾客需要或欲望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回答仅如“需要是人类的基本要求”、“欲望是当人们趋向某些特定的目标以获得满足时的需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顾客的需要多种多样，与现实商业世界中某个企业发生的关联，并不是顾客需要的所有方面，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其实，关联的方面正是顾客与企业可能或者实际交换的价值所在。
另一极是，需求概念的狭隘。营销观念总是将需求指向于产品（或服务）。在早期，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顾客需求的仅仅是产品本身，但是如果仅将其指向于产品，就会离顾客真实的需求越来越远。其实，顾客需求的从古至今就是价值，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在过去仅仅是产品而已。此外，营销观念对顾客需求，过去强调的是满足，后来兼顾到超越。事实上，超越即意味对顾客需求所指向的产品概念的突破。
所以，营销观念真正应该强调的是，对顾客所需所欲所求之价值的满足。这样就可回归和凸现企业与顾客之间交换的本质关联。
竞争优势的价值变革
营销观念仅关注于顾客，这只是企业获取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日益激烈的竞争强化了顾客的选择权。阿德科克等学者曾就此阐释了竞争三角（由顾客、竞争、公司构成）的论点，并认为营销者有必要同时关注顾客和竞争两个方面。显然，要确保企业成功，还必须顾及竞争。而竞争优势的确立不仅在于企业能够为自身创造比竞争者更优异的价值，而且最终决定于企业能够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满足顾客价值需要。所以，营销观念对竞争的注意应该聚焦于价值优势层面。
企业内部要素的价值变革
企业目标的价值变革
企业根本目标在于为股东赚钱，在于通过各种活动使外购的价值（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或服务）增值并传递给顾客，这是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传统的公司理念，却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达伊曾提出了“创造顾客价值仍然比为股东创造价值重要得多”的观点。对此，韦伯斯特给予了支持，他在总结营销观念于上世纪70年代失败之原因时说到“为股东创造价值乃是最高目标的观点盛行了几十年之后，经理们、咨询顾问们和学院理论家们又回到顾客价值概念上来了。”可见，企业目标是为投资者（股东）创造价值，但必须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前提。
事实上，学者们对营销观念中企业目标的关注已不限于股东价值与顾客价值，还延伸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方面。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营销观念，也要求营销者平衡企业、顾客和社会三方的利益，增加了对社会和道德因素的考虑。科特勒提出的整体营销观念又扩大了考虑的范围，要求企业的营销活动囊括构成其内、外部环境的所有重要行为者。不过，整体营销观念，由于其营销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营销主体过于宽泛，管理实施起来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企业中大多都蜕变为对重要行为群体的价值分配或利益保护的考虑。
看来，较为现实的考虑是营销者将注意聚焦于更为关键的行为群体的价值方面。为此，科特和赫斯克特发现，最好的财务绩效是由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企业实现的，其前提是除了股东的价值以外，企业还必须充分考虑顾客和员工的价值。后来，赫斯克特等人又提出了以员工价值驱动导致顾客价值满足、进而实现股东价值的“利润链”，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此外，卡普兰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将其发明的“平衡计分卡”当作考察价值创造与确定企业目标的战略方法，把企业目标分解为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成长等四组关键价值目标。其中，“学习和成长”与员工价值相关。
总之，营销观念对企业范围与目标的界定，应该引入对重要行为群体的价值考虑，至少且必须纳入股东、顾客、员工等三方价值的内涵。而且，鉴于企业就是人，也必须以员工价值驱动为着力点。
企业行为的价值变革
企业目标是通过其行为来实现的，而行为的恰当性则依赖于企业所认同的经营理念。诚然，营销观念是关于如何对待市场导向的一种经营理念，不过，企业毕竟始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有当其行为与观念融为一体时，其目标方能实现。可见，一种经营理念作为普遍的指导原则，如若不能对企业行为方式的选择与体现给予有效的指引，那么，该理念本身就必然会受到责难。
选择与体现价值行为方式的观点，可追溯到咨询顾问波尔和嘉达开发了“价值传递顺序”概念，即它由选择价值、提供价值和交流价值等三个关键性步骤顺序组成。他们认为，“价值传递顺序” 应该首先指向顾客所需，应该取代传统的“制造产品”、“销售产品”的物理运作顺序，并强调，企业领导需要从“商业是一套功能性的行为”的内向型观念，转移到“商业是一种价值的传递方式”的外向型观念。受此启发，波特首创了价值链和价值系统概念，视企业为进行设计、生产、营销、研发、采购等等各种价值活动的集合，把由供应商、企业自身、渠道和买方等各自的价值链所组成的价值系统，作为企业思考如何创造价值的起点。显然，波特强调的是价值行为活动之间的关联。咨询顾问兰宁等人支持了波特的观点，也将“价值传递顺序”改称为“价值传递系统”。
与“价值传递系统”类似的，是伍德拉夫等人提出的“价值传递流程”。不过，他们强调的是，“价值传递流程”必须从“识别价值”开始，而且，应对价值传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与监控。而哈默和钱比也将业务流程看作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行为活动，并认为，企业组织应由职能型向流程型转变。科特勒则将“价值传递系统”看成是营销过程，把“选择价值”视为战略营销，把“提供价值”及“沟通价值”看作战术营销。
综上所述，营销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无论其对市场所看重的，是顾客导向，还是竞争导向，或是顾客与竞争两相平衡的市场导向；也不管其目标确定所涉及的，是股东，还是顾客、员工，或是此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更不论其行为被看作，是顺序，还是系统，或是流程，都已经共同与价值紧密相连。固然，企业采用由内向外的传统观念，已不合时宜。可是，采用自外向内的营销观念，如果不能推陈出新而将价值要素拒之门外，同样也不可取。
以往，学者们只是将价值视为配角，孤立地与营销观念的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相连。尽管这种只知其一、不及其余的价值主张具有局部与细节的合理性，但是，它已难于应对当今商业环境的复杂多变。对此，全局和整体的价值考虑成为当势所必然。价值必将作为主角而走向前台，必将变革和主导营销观念及其所有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关联。这样，经过价值变革的营销观念，或者说价值营销观念就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员工价值的驱动，准确识别和确定目标顾客的价值需要和竞争价值来源，并能够在有效地选择、提供和沟通顾客价值的流程中，创造相对于竞争者的价值优势，以实现企业诸多价值目标。
参考资料：
1.（美）菲利普・科特勒， 梅汝和 等译，市场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美）迈克尔・波特，陈小悦 译，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2011年学者靳青万在文章《编辑用体论》中，提出了“编辑用体”的概念。他指出，在宏观编辑活动中，“编辑用体”是以使用编辑产品的人、编辑产品检验者、编辑活动效果实验者和体验者、编辑活动效益兑现者的身份参与到编辑活动中来，成为编辑活动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编辑用体”这一概念的提出，其目的是充实和完善编辑学的整体框架，使编辑学研究在相关“概念”上更完整和科学。在整个编辑出版界都在强调“受众”、“读者”是精神产品的“生命”的今天，“编辑用体论”通过对编辑产品的“受众”参与编辑活动过程的深入分析，可以帮助编辑出版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把握受众，更好地为受众服务，这对编辑产品最终的价值体现和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下面，笔者试从精神产品的价值属性及其提升来分析“编辑用体论”观点提出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科学性。
一
在我国编辑学研究的历史中，学者专家关于“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等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并且基本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规范和体系，得到了业界的认可。靳青万的“编辑用体论”，是基于对作者、编者、读者、编辑产品制作传播者、编辑产品等共同组成的编辑活动统一体系进行综合分析而提出的。从广义编辑学研究出发，对“编辑产品的创造”（编辑客体）和“编辑产品的接受”（编辑用体）的研究都属于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编辑用体论”就是站在编辑过程的“终端”对受众展开讨论分析的。“编辑用体”即受众，其范围涵盖既往一切使用过编辑产品的人，涵盖当代一切使用过或正在使用编辑产品的人，涵盖将来要使用任何编辑产品的人，一句话，涵盖一切使用编辑产品（不论时间、地点、身份、方式）的人。
“编辑用体”首先是以编辑产品使用者身份参与编辑活动，在宏观编辑活动中居终端地位；其次是以编辑产品检验者的身份参与编辑活动，对编辑产品具有最权威的检验和批判作用；第三是以编辑活动的效果实验者、体验者的角色参与编辑活动，编辑活动的效果如何，在他们那里得到最为清晰直观、立竿见影的反映；第四是以编辑活动效益兑现者的身份参与编辑活动，是消费编辑产品和服务、体现编辑活动效益的最终买单结账者。［1］编辑活动产生的效果如何，最终价值如何，其最终检验者毫无争议地落到“编辑用体”上。“编辑用体”是整个编辑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振铎先生在《编辑学刍议》一文中谈到编辑学要研究的编辑活动，主要由六大要素构成：原文化，即历史文化客体，如原有的书籍、文献等；著作者，即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著作稿，即精神文化的创造物，如著作、作品、原稿等有待审理的编辑客体；编审者，即代表社会对精神文化创造物进行审理编辑的人；编定稿或出版物，即经过编辑的劳动转化成为可供社会传播的新生文化客体；接受者，即读者。［2］在王振铎的编辑学研究框架中，最终落脚点就是接受者即受众，也是我们本文要论证的“编辑用体”。这一落脚点不仅是编辑生产过程的终端，也是编辑学研究的终点。以往，有学者将此归入“编辑客体”的大范畴来研究，但是靳青万将编辑产品的受众以“编辑用体”单独提出，从概念上加以确定并进行独立的研究，是有其合理性、必然性、科学性的。笔者在2011年发表的《强化学术期刊“读者意识”探析》一文中提出精神产品物化过程的最终落脚点，就是“编辑用体”（即受众），其在整个编辑产品物化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见图1）
潜在或散在的社会信息著作创作者著作作品
编辑审稿者物化生产过程社会精神产品
图1精神产品的物化过程［3］
包括编辑产品在内的一切精神产品的生产即物化过程，就是将潜在或散在的社会信息，经过创作者的思维、整理、创造、撰写后形成著作，然后经过出版机构编辑的编辑加工、再创造以及编辑出版机构的物化生产过程最终成为社会精神产品。这时的精神产品一定要通过“编辑用体”也就是消费者的检验，即广大受众的接受和使用，方能体现出精神产品最终的出版价值。当编辑用体（受众）使用编辑产品数量越大、使用范围空间越广、使用时间越长久时，精神产品的价值就越大。任何一种精神产品失去了“编辑用体”即受众，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编辑用体论”的提出，不仅是对精神产品最终落脚点即“受众”的一个专门术语和概念的确定，而且是继“编辑主体”、“编辑客体”等编辑学术语概念提出之后的又一个对编辑学研究领域的贡献。
二
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商品就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所谓使用价值，就是“物的有用性，指物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所谓价值，就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4］。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来判断，精神产品是劳动产品，并且具有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任何精神产品都凝结着创造者、编者、生产者脑力和体力劳动，是名副其实的一种劳动产品。从交换角度来讲，任何初创者的劳动从创作动机上肯定是想让受众所欣赏接受、消费使用。创作者是为受众而创作，为消费者而生产；而受众、消费者必须购买使用才能实现其消费需要，表面上看并非为交换而生产的精神产品隐含着为消费必须进行交换这一实质内容，精神产品作为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商品属性，也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精神产品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其价值的凝结是无可置疑的，它不断创造新的观念，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5］从商品属性来分析，精神产品最终落脚点无疑是“受众”，也就是“编辑用体”。
有的学者认为，物质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者创造的，产品的外观、性能、特点、价值等都是由生产者预先确定的，消费者不会介入。［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生产者在企划生产某一物质产品之前，一定要首先调查市场，了解和把握消费者对该产品外观、性能、质量、款式等的需要，然后去生产制作销售产品。只有这样，其产品才能被消费者所接受，才有广阔的市场，才能产生丰厚的效益。如果没有对消费者和市场的全面调查了解，那么生产将是盲目的，最终可能失败。从这个角度讲，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同样包涵“产品用体”（即消费者和市场）的要求考量。这一环节或隐形存在并发生作用、或直接参与生产建议，但无论什么形式的参与，“产品用体”都是相当重要，不可或缺的。同理，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介入就更为突出和明显。消费者会介入到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价值创造之中，使该产品的价值最终形成，因此用来交换的精神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完成的。从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及精神产品本身来讲，一方面，精神产品一旦完成并传播出去即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使生产者难以控制（这与物质产品不同）；另一方面，任何精神产品都是不完整的，生产者不能穷尽作品的全部内容，作品是向消费者开放的，等待着消费者的进入、补充并使之更加完整。因而，只能说生产者仅完成了作品的部分价值创造。从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功能及实现其功能的特点来看，精神产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而创作、生产的。一方面，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精神上是对等的，从而使消费者与生产者或作品有了对话的基础；另一方面，作品都是借助于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文字、符号、图形、形状、颜色、声音等，其内容隐藏在背后，对精神产品的消费主要的不是这些形式（尽管形式也很重要）而是内容。消费者要发掘出作品的真正底蕴就必须对作品进行全面、深入的理解。如果说生产者的任务是从内容到形式，即把一个好的主题、内容运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消费者的任务正好相反，他是从形式到内容，即透过作品的形式把握其内容，这就是精神产品的消费特点。这些都体现了消费者介入精神产品价值形成的必要性。我们把精神产品的消费者视作广义的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始终是读者在理解，这种理解本身更是一种创造。［6］
由于用来交换的精神产品是商品，因而现代编辑活动具有经营性特征。从经营角度看编辑工作，其必须包含经济效益这一项，亦即通过合法的适当的途径去获取经济效益。［7］既然编辑工作及其产品要讲求经济效益，那么编辑生产过程就是要从市场和消费者――“编辑用体”角度出发，生产适合他们需要的精神产品。消费者对精神产品生产的介入不是一次性就完成的，而是循环往复的，不是停留于浅层次的，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再从本质升华到更高的精神层面，直至开拓全新的文化视野和创造新的文化领域。“编辑用体”对精神产品的使用、阅读、视听、分析、思考，使其再升华和提高的循环往返性，不仅充分体现出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真正的本质和价值，而且反过来引导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持续生产、创造。
三
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的商业价值属性最终是通过消费者即“编辑用体”来体现和检验的，这已经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是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还具有更核心的价值属性，那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效益性。意识形态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反映了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8］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总是反映和表现特定阶段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意志和精神要求，因此，意识形态是精神产品的又一本质属性，也可以说是核心价值所在。精神产品的意识形态性会带来社会的反响，因此产生相应的社会效应。精神产品的社会效应具有正反两个方面，这就是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积极效应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精神境界的升华，从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消极效果则会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人的精神颓废，不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精神产品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效益层面上最终都是对人，对精神产品的受众组成的社会带来影响，体现出的是消费者和接受者满足精神需要的这一使用价值。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是要站在“编辑用体”即受众的角度，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要走向多样化，以满足不同层面、不同类别的社会成员的精神所需，做到雅俗共赏、百花齐放；另一方面对于受众的精神需求，既要适应它，又要提高它。如果不能适应受众的精神需求，精神产品就会失去消费者，不仅经济价值不能体现，同时其精神文化价值和社会效益也无法实现。［5］
“编辑用体”即受众，对作为交换的精神产品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从什么层面考虑，提出“编辑用体”的概念并把它作为编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编辑学研究的一个纵深拓展，是必要的和科学的。
编辑主体在精神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从最初的策划到所有中间环节再到最终的销售，都要始终站在编辑学研究的宏观视域，在“编辑用体”即受众上多下功夫，方能实现用来交换的精神产品的最佳效果：1.广大编辑产品生产者（编辑主体）要不断强化对精神产品的“编辑用体”的理解和认识，要强化受众意识，对其重要性和巨大作用要从思想上引起高度的重视，真正树立起一切为了受众，竭诚为受众服务，把受众放在第一位的编辑观念。2.在“编辑用体”的研究上要更深入和完善，使之更加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形成严谨的理论体系。3.在编辑生产过程中，编辑主体要处理好和“编辑用体”的关系，充分了解“编辑用体”的所思所想，随时洞察市场动向和“编辑用体”需求，在履行满足“编辑用体”的精神需要、提升“编辑用体”的精神境界、提高“编辑用体”的全面素质、促使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中，做深入细致严谨的编辑工作，更好地完成编辑主体的文化使命。
注释：
［1］靳青万.编辑用体论.编辑之友，2011（2）：84-87.
［2］周国清.编辑主体论.长沙：岳簏书社，20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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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观；大学生；问卷；信度；效度
互联网及各种媒体的高度发达，各种性现象、性观念充斥社会，特别是西方性自由、性放纵也开始在中国产生影响。而中国长期传统的性禁锢、性神秘和性教育的缺失，使得部分青少年对性不能正确处理和看待，出现了影响个人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
有关人士指出，大学生性教育问题必须得到教育界和全社会的关注。国外很多国家开展了多年性教育，发现只有进行性知识与性道德并重，关注人格的性教育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许多学者们已经认识到性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而且是一种人格教育，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
本研究试图通过查阅文献、专家咨询、开放式和封闭式调查、理论思考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构建大学生价值观的结构体系，进而编制信效度较高的大学生价值观量表，以期为以后的性研究作一些前期工作，为大学生的性教育提供一定的依据。
1 方法和程序
1.1 价值观的界定
心理学对价值观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价值观的定义，目前尚无定论。罗克奇(Rokeach，1968)认为，“价值观……与行为模式和存在的最终状态有关，……是一种持久的信仰。特殊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是指个人和社会偏爱选择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最终状态”。塞普尔(Super，1980)认为，价值观是一个人想要达到的目标，此目标或者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种相互联系，或者是一种物质条件。国内的黄希庭(1994)认为，价值观是人区分好坏、美丑、损益、正确与错误、符合或违背自己意愿等的观念系统，它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并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理由。
对以上国内外研究者所倾向采用的价值观定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研究者分别从动机、信仰、目标、判断标准的角度来研究价值观。本文认为价值观是人们想要达到的某种目标，此目标或者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是一种相互联系，或者是一种物质条件，它为人的正当行为提供了判断选择的标准，是属于个性倾向性的范畴。
1.2 价值观的初步构建
根据价值观的概念，通过文献分析、专家咨询、个别访谈与开放式问卷初步确定大学生进行想要达到的各种目的，从而选择大学生价值观小样本问卷的题项。然后通过小样本试测来检验这些题项的适当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构建，形成正式问卷。
1.3 开放式问卷的分析
选择苏州大学的学生200人作为开放式问卷的被试，通过大学生价值观开放式问卷调查表明：(1)大学生在评价别人的性活动时，往往认为他们是为了爱情，生理需要，一时冲动，寻求刺激，传宗接代，快乐，年轻人的好奇心，想尝试一下，炫耀，个人自由，不想让对方失望，家庭生活以及为了其它目的(赚钱等)等；在对自己进行评价时，认为是为了生理需要，的融合，一种冲动，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过程，表达自己的情感等。(2)经过概括和总结，大学生对于目的的理解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表达爱情；寻求快乐与刺激，满足生理需要；在同伴前炫耀；一时冲动，满足好奇心；传宗接代及家庭生活；其它目的(赚钱等)。
1.4 小样本测试
用初步确定的大学生价值观的44个条目作为测试题目，问卷的条目来自两个方面：开放式调查和文献中谈及的各因素。把他们随机排列，编成初步大学生价值观问卷，采用Liken自评式5点评定量表记分。小样本由113名男生和133名女生组成，其中大一41人，大二140人，大三67人，大四2人。
1.5 小样本调查结果
1.5.1 项目分析参与项目分析的有44个题目，在因素分析前，先进行项目分析，其方法如下：计算出每个被试的总分，按照总分的高低排序，前27％处的为高分组，后27％处的为低分组，高低两组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将结果不显著的项目删除。结果没有题目被删除，44个题目全部达到显著。
1.5.2 因素分析变量的线性检验显示KMO检验值为，92，表明数据呈较好的线性，经计算Bartlett’s卡方值为6446.43，显著性水平为.000，极其显著，表明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作因素分析。用SPSS 11.5 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经验和因素分析理论对一些题项进行筛选，删除和修订一些不明确的题目，删除一些意义重复较大的题目，最后剩下34个题目。
根据以上分析形成正式问卷。正式问卷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评定量表计分，依次为“非常重要”，“比较重要”，“不确定”，“不太重要”，“非常不重要”，计分依次为5，4，3，2，1分。正式问卷的题项随机排列，以避免学生答题时受顺序效应的影响。
1.6 大学生价值观结构的理论构想
综观以前的研究，并根据对开放式问卷和小样本测试的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大学生的价值观是由爱情、婚姻、愉悦、成长、名利和同伴六个因素构成的。
1.7 正式问卷的施测
1.7.1 被试的构成 本研究选择江苏省六所本科院校，在每个学校随机抽取学生作为样本，共发放问卷728份，删除回收的其中呈“之”字形或全选某一或两个数值，或连续有五个以上没有选择的问卷等有明显随机应答的问卷；剔除L量表得分大于等于8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623份。取样尽量做到各年级、性别和文理的均衡，其中女生346人，男生265人；文科291人，理科323人；大一251人，大二94人，大三112人，大四152人。
1.7.2 工具和测量
问卷采用的是经过小样本测试后编制的大学生价值观问卷作为正式问卷。由于本研究涉及话题比较敏感，所以增加MMPI中的L测谎量表，对明显有意按照社会期望作答的被试进行排除。为了保证测试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客观性，编写了测试老师用的“问卷施测指导语和注意事项”随问卷寄发给主试。本研究以班级为单位，使用统一的指导语。用SPSS 11.5 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分析问卷的信效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项目分析
参与项目分析的有34个题目，在因素分析前，先进行项目分析，其方法如上小样本测试，结果没有题目
被删除，34个题目全部达到显著，所有的题目参加因素分析。
2.2 因素分析
2.2.1 样本的适当性考察样本数据的相关矩阵分析，结果表明：KMO系数是，924，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9435.932，显著性水平为.000，这说明变量间有共享因素存在的可能性，适宜于进行因素分析。在进行因素分析过程中，按照以下标准删除项目：(1)共同度小于0.35；(2)载荷小于0.35；(3)因素包含项目不足3个。
2.2.2 因素分析及命名 研究收回有效问卷623份，参与因素分析的变量34个。对样本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由于考虑到价值观各维度之间不应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应有一定相关，因此采用斜交旋转，求得因素负荷矩阵。并根据以下准则来确定公因子的数目：(1)因素的特征根大于等于1；(2)因素必须符合陡阶检验(Screen Test)，陡阶检验的碎石图；(3)抽取出的因素在旋转前至少要能解释3％的总变异；(4)每个因素至少包含3个题项；(5)因素比较好命名。最后，抽取出6个因素，包含34个题项。这6个因素解释了总方差的57.497％。第一个因素包含8个题项，它们涉及的是表达男女朋女之间的感情，本研究定义为“爱情”因素；第二个因素包含7个题项，它们都与中的愉悦感受相关，因此可以命名为“愉悦”因素；第三个因素包含6个题项，都是与家庭有关，可以命名为“家庭”因素；第四个因素包含5个题项，它们是与金钱和地位有关的，可以命名为“名利”因素；第五个因素包含5个题项，都与长大成人相关，因此可以命名为“成长”因素；第六个因素包含3个题项，都是与同伴有关的，可以命名为“同伴”因素。
2.3 问卷的信度
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来鉴定量表信度。总量表和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和分半系数见表1。
从表l中可以看出，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除了名利这一维度才0.48之外，其他的都达到了70以上，说明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较好；而分半信度也都达到，73以上，说明问卷的分半信度较好。说明大学生价值观的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
2.4 问卷的效度
问卷的效度考查采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指标。
2.4.1 内容效度一个测验要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确定好内容范围，二是测验题项是已界定的内容范围的代表性样本。本问卷的各个题项都是来自于开放式问卷整理的结果和理论构想中界定的各因素，在正式问卷形成的过程中，多次请心理学研究生进行讨论和修改，因素分析的结果与理论构想的维度一致，即大学生价值观可以分为爱情、家庭、愉悦、名利、成长、同伴六个维度。这些说明了本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2.4.2 结构效度检验结构的常用方法是因素分析，该方法被认为是最强有力的效度鉴别方法。根据因素分析理论，各个因素之间应该具有中等强度的相关，如果相关太高说明因素之间有重合，有些因素可能并非必要；如果因素之间相关太低，说明有的因素测的并不是大学生价值观。
本研究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以及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矩阵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各因素与总量表的相关较高，而因素之间的相关相对较低，这表明量表的结构符合量表编制的基本要求，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 讨论
教师职业道德当中的师生伦理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因为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二者间的关系应当包括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以及垂范与效法的关系。同时，由于年龄的差距使教师与学生在认知、思想、阅历、经验等诸方面存在差异与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学生不再是单向度的接受知识，尤其在面对不少新生事物时教师也需要向学生学习，正所谓教学相长，因此，在师生伦理关系中就有必要强调平等。也许，这里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教师做为教育者，很难主观上将学生视作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主体。师生关系融洽和谐的一个重要前提应当是双方平等相待，以诚相见。而教师尤其应当发挥其主动性，努力践行师生的平等关系。
一、师道尊严之常
我们传统的教育伦理内涵丰富，包括：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师道尊严；为人师表，率先垂范；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循序渐进等。其中，“师道尊严”的内涵最为丰富，它出自《礼记?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是说大凡为学的道理，让老师有威严是很不容易的，只要老师有威严了，那么学说和道理才会庄严。道理庄严了，人们才懂得尊重学业。“为师者道既尊且严”。人们只要提起“师道尊严”，很多人的脑中便出现一副专门板脸对付学生的冷冰冰的不容置喙的面孔。实际上，它原本是对教师自身道德的严格要求。“只有在敬德修业方面，乃至于一举手，一投足，都能符合为人师表的标准了，堪为晚辈后生师法效从了，一个人才算是符合了‘为师之道’，也才算凭靠着后天的修养，获得了‘为师之尊’”。[1]每个人在整个求学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老师，其中一些以“为师之道”获得了“为师之尊”的师者最终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未来个人生活场景与价值观念的主干。由此可见，师道尊严对于学生的重要价值以及深远影响。而真正践行了“师道尊严”的老师也格外值得敬重。
二、师生伦理之变
也许，有人会针对传统的“师道尊严”日渐式微这一不争的事实，认为现代社会的师生关系的本质就是契约关系，这就意味着解除的可能性与合理性。那么就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契约关系？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契约精神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
师生伦理在当下时代应具有哪些基本内涵？“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在师生伦理上，正在形成一套新的价值系统。这一套新的价值系统不一定是不如过去的，它是特定时空中的产物，反映了我们的生活和制度，任何企图用旧传统来规范新时代的努力都是徒劳的”。[2]正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样，一个时代也应当有一个时代的师生伦理关系。不是恢复旧有的，而是从旧有的当中生发出新质，让它既能面向新的时代，适应新的要求，又能与过去对话。这其中尤其应当注意出现的新变化，具体而言，师生关系中，应当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判断，不盲从轻信权威，敢于质疑，毕竟在信息化时代中教师对知识的垄断已然成为历史，而对于在现代民主意识熏染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而言，批判精神与自我意识的较大发展，使他们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与信仰几无可能。从教师方面来说，应当提倡更加宽容的胸襟，时常提醒自己“与我意见不同的并不一定是错的”。
三、如何面对常与变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老调重弹，实则不然。在人类跨人新世纪，面对纷繁复杂、丰富多彩的文化层面、文化传播、文化积淀，编辑如何重新定义就显得日益重要:人们不能囿于那种编辑不就是收集牧集材料，整理一下使之成书的那个地位不轻不重、可以不屑一顾的传统观念。可以说，编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复杂。现在人们不仅谈论书、报、刊的编辑活动，而且议论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带、录象带和光盘的编辑活动，甚至认为电脑软件、网络出版也离不开编辑活动，当然，各种媒体的编辑活动，各有自己的特点。如图书和报纸的编辑工作就很不一样，图书讲求系统性、稳定性，报纸则讲究实效性、广泛性;书刊与广播也不一样，一个通过文字、图画、符号，一个则通过声音、语气、语调;广播和影视更有声响和音像的区别，多媒体、网络传播还可以双向进行，当然就更不同了。可见这些媒体的编辑都有各自特点，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就是都有编校加工这个劳动过程。尤其在日益讲求劳动价值的当今，更有必要探讨一下编辑的劳动性质与劳动价值，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人们似乎还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方家。
探索编辑的劳动性质问题，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要在理论上搞清什么是生产劳动以及编辑的劳动职能。
什么是劳动呢?如果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单纯的劳动过程来看，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是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从单纯劳动过程来考察生产劳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个体生产者的劳动。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劳动的一切职能融合于一身，单个劳动者要参加劳动全过程。他不仅要亲手直接操作，而且要承担整个生产过程的计划、组织、技术等方面的工作。在这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另一种是社会化的共同劳动过程，如高科技信息化生产过程中新型的互助互利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更加社会化，劳动分工更加专业化、个性化，只有协作生产才能完成任务。因此，在这里劳动的不同职能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担任，产品成为总体劳动者协作的产物。从事劳动的人不一定都亲自动手将劳动加之于劳动对象，从头到尾生产一种产品，而是只要完成总体劳动中的某一种职能就行了。马克思曾指出:“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做十分简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
从这点分析出发，编辑人员的编辑过程应该属于脑力劳动的专业化的创造性劳动。它劳动的最终是产生一定形式的成果—载体。论文是科学研究中创造性思想的载体;期刊(学报)是科研成果的载体。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编辑的劳动同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一样，也是生产劳动，而且在新的经济结构中，他们的劳动的生产性质更加明显，他们的劳动作用也日益增大。这是因为编辑在编辑过程中要按照编辑流程进行有序的编辑劳动，才能形成预期的成果—编辑作品(学报)。
“编辑”一词的出现，最早是在公元7世纪的《唐大诏令集》八二卷，有“虑编辑之多缺”句。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所撰《南史·刘苞传》有:“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手自编辑，筐筐盈满”之语，其中编辑含义的容量很大，做动词理解，指的是一种劳动形式。《词源》修订本把编辑的古义概括为“收集材料，整理成书”。在出版业形成之前，编辑是成书方式的一种，即是一种劳动形式。我国古代出版机构大都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私营书坊，若后继无人就会停办。因此，编辑作为一种专业职务，在古代不具备连续性和普遍性的条件，而近代“编辑”的概念，已不同于古代，它突破了以往以文字符号为介质的范围，可听的广播、可视的影视以及新型的电子出版物等各类媒介都有自己的编辑劳动及其特色。《辞海》1989年版认为:“编辑是新闻出版和电影等机构从事组织、审读、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把编辑工作看作是出版等专业工作的一部分。编辑工作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是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分不开的。定期出版的报刊，为确保其连续性，必须设立专职的人员从事编辑工作。在我国，编辑工作是以后和以前形成的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
著述劳动与编辑劳动区别开来，编辑由一种劳动行为而成为一个职业名词，这是社会发展分工细化的必然结果。如今对“编辑”的涵义的界定众说纷纭，从中我们也许能窥探编辑的劳动性质。
一说“编辑是在利用传播工具的传播活动中，以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要为目的，致力于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传播关系，把印刷和发行作为自己后续工作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此论抓住了编辑活动是“社会文化活动”，其性质是中介性的本质。但它又将编辑劳动限定于印刷媒体的编辑劳动中，概括范围失于偏狭，并且未将专业校对的活动与编辑活动区分清楚;二说“编辑劳动是著书立说劳动的社会化和扩大化的形式。”这个解释强调了编辑劳动的目的和实质在于发扬、传播，但对劳动使用的手段，对不同媒体编辑劳动的差异未曾论述;三说“编辑是在大众传播这一专业活动中，为满足受众需要，使用独特的符号系统，对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组织、编选、加工、整理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使其缔构成整体的、有系统的出版物化形态’。这一界定对现代媒体中编辑劳动的分析精到，对漫长历史上的编辑劳动涉及不足;四说编辑是“策划审理作品使适合流传的再创造活动。”此语从揭示编辑劳动普遍的本质特征，即从编辑劳动的对象、内容、目的、性质等方面加以把握，我赞同此说。因为(1)编辑劳动的对象是“作品”(论文、文稿等)。凡进入编辑活动领域被编辑主体处理的客体，不管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它都是经过某种劳动创作的文化物品，可称之为作品。(2)编辑劳动的内容是“策划审理”作品。所谓策划，包含这样几层意思:策划审理是以作品为目标并由此出发、为此服务的;策划是具有预见性的活动，同时必须具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是三者的统一;策划审理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不仅仅着眼于某一点，它追求的是最.佳成效。因此，策划既是编辑主体行为的起点，又是一个过程，同时还制导着目标的实现。从这个角度考察编辑劳动，可以看出编辑劳动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最终实现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有一个良好的起点，必须有良好的总体创意、谋划和决策。就一本学报来说，就包括了选题、栏目、版面等多方面的设计，在这些方面不明确，编辑劳动就会成为盲目、无的放失的行为。(3)编辑的活动目的是使作品适合“流传”。这个“流传”既可以是“保存起来流传下去”的流传(如档案编辑)，也可以是“公之于世流传开去”的流传;这个“公之于世流传开去”的流传，既可以是出版物形成的流传，也可以是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我们知道，编辑活动发展到现在，其内涵是有时代变化的，中国古代历史的早期就已存在编辑活动，早期的历史典籍就是他们来完成并传世的，这点由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变化即可看到我国编辑事业的发展和内涵的变化。中国历史典籍之所以如大浪淘沙般经久不衰，就是因为编辑具有的“缔造文化”的历史作用来完成的。这种“缔造”过程就是一种历史性的筛汰。这是一种接朝传代的永无止境的工作。当代编辑要过滤，后代的编辑也要过滤，尤其是后者，中国的典籍精品就是这样经过无数次编辑之手过滤之后传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说编辑活动的目的是使作品适合“流传”的概念。(4)编辑活动的性质是对作品的“再创造”，编辑在策划审理作品、文稿、论文时，并不是实施一种消极的、被动的、纯技术的行为，而是作为主体进行一项对客体的积极参与活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编辑同作品的作者一样，对客体有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不同的是，作品的作者面对的客体是物质世界，而编辑面对的是作者的精神产品。这种体现着编辑主体对客体的创造性的劳动‘在选题的策划，文章的征集、审理、删改、编排和校对诸环节中无不表现出来。编辑要自觉地面向社会、面向作者和读者，捕捉学术信息，创造性地提炼选题，主动向作者约稿，改变那种盲目地跟随作者走，来什么稿编什么稿，“从事简单重复的劳动”的被动办刊方式。在审稿方式程序上编辑要适应电子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要求，应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缩短审稿、编辑、校对的时间，简捷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增加信息含量，建立一种与现代社会相吻合的、快节奏的、开放的办刊模式。
从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握编辑劳动的普遍本质特征:即策划审理作品使之适合于流传的再创造劳动。它具有综合性和中介性的劳动价值。
编辑的劳动能创造价值，这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中的脑力劳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原理，脑力劳动也创造价值。马克思曾指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消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劳动，但二者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生产耗费。”这里所说的“脑”，显然是指脑力劳动的耗费。因此，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形成商品的价值的劳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编辑的劳动既然是生产劳动中的脑力劳动，因此他们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总劳动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的劳动在形成价值过程中具有自身的特点罢了。他们的劳动价值特点在于:
第一综合性。一般说，他们的劳动不是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因为他们的脑力劳动不是直接凝结在物质产品中，而是凝结在精神产品中，然后再转移到物质产品中去。他们的劳动价值综合地反映在把握时代文化发展的脉搏，以自身的素养面对客体(文稿、作品)去粗取精，剔除糟粕，保留精华的过程中，直接作用于编辑实践过程中的选题组稿，文稿的评鉴，加工取舍等，尤其重要的是，编辑对客体的积淀和选择的结果，将物化于书刊的文化品位和传播再积累的价值之中，这些产品虽然不是物质生产，却是精神产品，因为它们都表现为物，劳动就可以凝结在里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编辑正是根据一定的思想原则，以客体(文稿、作品)或相应的信息和著述材料为基础，进行创意、优选、优化、组合等综合性的精神生产过程，使精神成果适合于制作传贮载体的创造性智力劳动。
[关键词]虚假会计信息 传统审计模式 失灵 风险导向模式
近年来国内会计领域中的不诚信问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做假频频曝光，投资者信心大受打击，股市一直处于低迷。利益的驱动、两权的分离、缺乏会计人员应有的独立性的环境，这些都为造假提供了可能。审计监督不力为虚假会计信息的开了方便之门，而导致审计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传统的审计模式失灵，为使审计监督更加有效，审计必须向风险导向模式转变。
一、虚假会计信息产生的原因
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严重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危害及大。导致大量虚假会计信息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的审计监督不力为大量虚假会计信息的开了方便之门，是导致虚假会计信息泛滥的主要原因。审计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如：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能力与职业道德、社会经济环境、法律环境等。但笔者认为审计模式的陈旧落后也是导致审计失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传统的审计模式主要有账项基础审计与制度基础审计。
账项基础审计，是指审计人员主要根据对账项、交易的具体检查取得审计证据，形成审计意见，即审计工作主要是对会计账簿、凭证及其有关资料的检查，故审计又被称之为查账。“造假”一条龙，使传统的账项基础审计部分失灵，效率较低。员工舞弊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但数量往往有限，时间久了总会被发现和纠正。管理舞弊则不同，重大的财务欺诈往往是由于管理舞弊造成的。
制度基础审计是指审计人员根据对客户内部控制的研究、评价，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并依此收集审计证据、形成审计意见。在审计过程上划分为符合性测试与实质性测试两大阶段，但在审计的着眼点。仍集中在具体类别的经济业务或账户记录及余额。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审计要跳出账簿。跳出内控，根据现代财务舞弊特点，进入以查找舞弊为核心的风险导向审计模式，进入风险导向审计时代。
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与传统制度基础审计模式的区别
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是以风险决定实质性测试，这种风险更强调的是固有风险，当然也考虑控制风险，这种风险导向的审计模式，有以下几点作法区别于传统审计模式：
1.审计目标集中在发现重大错弊，要求注册会计师自始而终保持专业怀疑；在专业胜任上，需要更多的专业判断。在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审计的关键是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这些线索在没有线人提供的情况下，只有靠自己的专业分析能力，从研究客户入手，透过表象看本质，通过一系列的资料搜集和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点，然后实施系列的个性化测试方案。不是像传统制度基础审计，每家公司差不多，审计就象流水线作业，非常机械，缺乏灵活性。风险导向审计强调的就是针对不同客户实施个性化的审计程序。针对特殊的、不同的风险点。实施不同的程序。
2.风险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对客户的风险评估，传统制度基础侧重于对控制风险。而风险导向审计则更加强调固有风险，通过深入了解企业及其环境。从各种渠道了解企业所处的行业及地域情况，对企业作深入的研究，发现其潜在的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并评估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风险。
3.确定实质性测试的逻辑思维过程不同。
传统审计模式的思维过程为：初步了解客户情况。初步评估企业风险程度，确定是否接受委托一了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必要时进行穿行测试)，评估内控制度，预计控制风险水平，确定重要会计问题和重点审计领域一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时间、性质、范围一制定审计计划。
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逻辑思维过程为：初步了解企业基本情况、行业特点及经营环境。初步判断其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确定是否接受委托一全面了解企业基本情况、行业特点和地域经营环境，判断舞弊可能，评估风险水平；然后进行分析性测试进行映证与分析，结合对企业内部控制结构的评价。确定重点风险领域一根据重点风险领域，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时间、性质、范围一制定审计计划。
风险导向审计体现的审计思路，是以项目的审计风险为质量控制依据，首先研究理解企业经营及所从事经济活动的自身特点、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行业和地域)、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其运行，然后。通过对有关数据、信息的分析和检查。由概括到具体，由表及里地认识财务报表披露的信息与企业实际状况关系。确定会计准则的遵循状况。以风险评估决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如果评估企业发生重大错报风险很高。则需要特别的审计程序。
关键词：营销观念价值顾客需要竞争优势目标行为
尽管营销观念，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定型以来，经过了对社会、竞争、顾客、市场等导向要素的补充与强化，然而，却忽视了长期以来商业现实中孜孜以求的价值内涵。所以，有必要从价值角度对营销观念的构成要素进行全面地检视与考察，以促进价值营销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市场要素的价值变革
顾客需要的价值变革
营销观念是建立在目标顾客的需要、欲望及需求等基础概念之上的。在穷根究底之下可以发现，这些基础概念存在着两极对立的缺陷。一极为，需要或欲望概念的宽泛。顾客需要或欲望究竟是什么呢？如果回答仅如“需要是人类的基本要求”、“欲望是当人们趋向某些特定的目标以获得满足时的需要”，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顾客的需要多种多样，与现实商业世界中某个企业发生的关联，并不是顾客需要的所有方面，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其实，关联的方面正是顾客与企业可能或者实际交换的价值所在。
另一极是，需求概念的狭隘。营销观念总是将需求指向于产品（或服务）。在早期，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顾客需求的仅仅是产品本身，但是如果仅将其指向于产品，就会离顾客真实的需求越来越远。其实，顾客需求的从古至今就是价值，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在过去仅仅是产品而已。此外，营销观念对顾客需求，过去强调的是满足，后来兼顾到超越。事实上，超越即意味对顾客需求所指向的产品概念的突破。
所以，营销观念真正应该强调的是，对顾客所需所欲所求之价值的满足。这样就可回归和凸现企业与顾客之间交换的本质关联。
竞争优势的价值变革
营销观念仅关注于顾客，这只是企业获取成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为日益激烈的竞争强化了顾客的选择权。阿德科克等学者曾就此阐释了竞争三角（由顾客、竞争、公司构成）的论点，并认为营销者有必要同时关注顾客和竞争两个方面。显然，要确保企业成功，还必须顾及竞争。而竞争优势的确立不仅在于企业能够为自身创造比竞争者更优异的价值，而且最终决定于企业能够比竞争者更有效地满足顾客价值需要。所以，营销观念对竞争的注意应该聚焦于价值优势层面。
企业内部要素的价值变革
企业目标的价值变革
企业根本目标在于为股东赚钱，在于通过各种活动使外购的价值（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或服务）增值并传递给顾客，这是企业之所以存在的基础。然而，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一传统的公司理念，却受到了学者们的质疑。达伊曾提出了“创造顾客价值仍然比为股东创造价值重要得多”的观点。对此，韦伯斯特给予了支持，他在总结营销观念于上世纪70年代失败之原因时说到“为股东创造价值乃是最高目标的观点盛行了几十年之后，经理们、咨询顾问们和学院理论家们又回到顾客价值概念上来了。”可见，企业目标是为投资者（股东）创造价值，但必须以创造顾客价值为前提。
事实上，学者们对营销观念中企业目标的关注已不限于股东价值与顾客价值，还延伸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方面。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营销观念，也要求营销者平衡企业、顾客和社会三方的利益，增加了对社会和道德因素的考虑。科特勒提出的整体营销观念又扩大了考虑的范围，要求企业的营销活动囊括构成其内、外部环境的所有重要行为者。不过，整体营销观念，由于其营销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营销主体过于宽泛，管理实施起来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在企业中大多都蜕变为对重要行为群体的价值分配或利益保护的考虑。
看来，较为现实的考虑是营销者将注意聚焦于更为关键的行为群体的价值方面。为此，科特和赫斯克特发现，最好的财务绩效是由具有自己独特文化的企业实现的，其前提是除了股东的价值以外，企业还必须充分考虑顾客和员工的价值。后来，赫斯克特等人又提出了以员工价值驱动导致顾客价值满足、进而实现股东价值的“利润链”，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此外，卡普兰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将其发明的“平衡计分卡”当作考察价值创造与确定企业目标的战略方法，把企业目标分解为财务、顾客、内部业务流程、学习和成长等四组关键价值目标。其中，“学习和成长”与员工价值相关。
总之，营销观念对企业范围与目标的界定，应该引入对重要行为群体的价值考虑，至少且必须纳入股东、顾客、员工等三方价值的内涵。而且，鉴于企业就是人，也必须以员工价值驱动为着力点。
企业行为的价值变革
企业目标是通过其行为来实现的，而行为的恰当性则依赖于企业所认同的经营理念。诚然，营销观念是关于如何对待市场导向的一种经营理念，不过，企业毕竟始终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有当其行为与观念融为一体时，其目标方能实现。可见，一种经营理念作为普遍的指导原则，如若不能对企业行为方式的选择与体现给予有效的指引，那么，该理念本身就必然会受到责难。
选择与体现价值行为方式的观点，可追溯到咨询顾问波尔和嘉达开发了“价值传递顺序”概念，即它由选择价值、提供价值和交流价值等三个关键性步骤顺序组成。他们认为，“价值传递顺序”应该首先指向顾客所需，应该取代传统的“制造产品”、“销售产品”的物理运作顺序，并强调，企业领导需要从“商业是一套功能性的行为”的内向型观念，转移到“商业是一种价值的传递方式”的外向型观念。受此启发，波特首创了价值链和价值系统概念，视企业为进行设计、生产、营销、研发、采购等等各种价值活动的集合，把由供应商、企业自身、渠道和买方等各自的价值链所组成的价值系统，作为企业思考如何创造价值的起点。显然，波特强调的是价值行为活动之间的关联。咨询顾问兰宁等人支持了波特的观点，也将“价值传递顺序”改称为“价值传递系统”。
与“价值传递系统”类似的，是伍德拉夫等人提出的“价值传递流程”。不过，他们强调的是，“价值传递流程”必须从“识别价值”开始，而且，应对价值传递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与监控。而哈默和钱比也将业务流程看作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行为活动，并认为，企业组织应由职能型向流程型转变。科特勒则将“价值传递系统”看成是营销过程，把“选择价值”视为战略营销，把“提供价值”及“沟通价值”看作战术营销。
综上所述，营销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无论其对市场所看重的，是顾客导向，还是竞争导向，或是顾客与竞争两相平衡的市场导向；也不管其目标确定所涉及的，是股东，还是顾客、员工，或是此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更不论其行为被看作，是顺序，还是系统，或是流程，都已经共同与价值紧密相连。固然，企业采用由内向外的传统观念，已不合时宜。可是，采用自外向内的营销观念，如果不能推陈出新而将价值要素拒之门外，同样也不可取。
以往，学者们只是将价值视为配角，孤立地与营销观念的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相连。尽管这种只知其一、不及其余的价值主张具有局部与细节的合理性，但是，它已难于应对当今商业环境的复杂多变。对此，全局和整体的价值考虑成为当势所必然。价值必将作为主角而走向前台，必将变革和主导营销观念及其所有构成要素之间的互动与关联。这样，经过价值变革的营销观念，或者说价值营销观念就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员工价值的驱动，准确识别和确定目标顾客的价值需要和竞争价值来源，并能够在有效地选择、提供和沟通顾客价值的流程中，创造相对于竞争者的价值优势，以实现企业诸多价值目标。
参考资料：
1.（美）菲利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市场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美）迈克尔·波特，陈小悦译，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