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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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力企业 安全生产 培训 要点
中图分类号：TU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8-0342-01
1.前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人们用电需求不断提高，这也需要电力系统更加完善，并保证系统输送稳定。
2.基于PDCA的电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工作流程
在百度百科中，将工作方法定义为：是指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目的和效果所采取的办法和手段。最简单的工作方法和思路是PDCA循环，展开来就是凡事有记录，有计划，有执行，有结果，有改进，在这个过程中时刻体现目标驱动和用数据为证。一般而言，电网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的工作，包括前期准备工作，中期的查评及整改、撰写自查自评报告、申请达标评级工作，后期的迎接第三方现场查评工作。其三个阶段之间是承前启后关联的，是PDCA循环的，而每个阶段内部，也是PDCA循环的。
3.电网企业培训体系建设难点
虽然电力体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但几十年的大型国有企业外部机制和管理体制加剧了电力企业培训体系建设的困难程度。
3.1 训文化与理念认识存在误区
目前有些电力企业内各部门对培训重要性较为认可，但往往基层部分员工对培训工作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广泛存在“培训万能论”“培训是教育培训工作人员的事情”“培训能立刻见效”等认知误区，由于这些认知误区，员工培训心态往往过于放松，导致培训效果欠佳。
3.2 员工参与培训积极性不高
目前有些电力企业内各层级员工对培训工作重要程度认识较高，但落实到个人，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工学矛盾突出，员工工作量较大，造成培训时间与工作时间冲突；二是培训针对性不足，导致员工参与培训意愿不强；三是培训费用报销流程复杂，导致员工培训心理懈怠；四是培训考核与员工岗位晋升关联不大，导致培训积极性不高。
3.3 培训针对性不足
目前有些电力企业内培训项目计划设置针对性不足。在计划制订过程中，很大程度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根据组织需求制定培训项目，然后确定参与课程人员，对员工岗位胜任能力的差距分析偏弱，课程与员工个人需求有差距，降低了员工培训积极性。
3.4 培训需求收集有效性不足
目前有些电力企业内部分员工缺乏对培训需求的思考，出现班组需求与岗位职责和工作能力不相关的情况，员工个性化需求与岗位胜任能力契合度不高。培训需求收集形式与渠道不够多样，反馈机制不完善，使得需求分析缺乏有效的来源。
3.5 培训相关激励不足
部分企业内由于考核激励未能和员工绩效、薪酬、晋升紧密结合，人力资源各模块未能有效联动，导致很多工作有要求无考核、有考核无激励或是激励措施太少、效果不足。此外，员工培训与绩效晋升无关联导致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3.6 培训评估难度大
培训结束后，多数企业主要开展一级评估、二级评估，虽然可以通过培训前与培训后的测试，观察员工培训后的成绩改善，但对实际工作的指导缺乏有效的观察手段。三、四级评估在开展过程中，没有一定的标准，跟踪时间长，投入的人力较多，存在一定人为主观性，很难持续开展。
4.电力企业安全生产评价措施
4.1 前期准备工作应关注解决的主要问题
4.1.1在遴选人员取得内外审资格方面。一是遴选人员不严肃，许多参加内外审资质取证人员，多是即将退休或者部分对此感兴趣的员工，或是工作比较休闲员工；另一个是遴选人员时，没有考虑专业覆盖问题，形成专业空当；三是单位中层干部少有参加，特别是作为牵头部门的领导干部或专责参加内外审资格培训取证更少。没有认识到，遴选人员是开展达标评级的“播种机、宣传队”，也是企业开展此项工作的专家队伍。
4.1.2企业达标评级工作方案往往是一人拟定，征求极少数人意见建议，主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签发，一纸文件流转，少有将此项工作作为提升安全生产基础管理工作的重大问题，在企业安委会或办公会议上研究决策。其结果是工作方案不细、考虑不周、可操作性不强，执行落实乏力。
4.2 中期工作应关注解决的主要问题
4.2.1企业自查常见问题表现
目前在一些企业开展自查自评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企业的管理制度体系梳理不深不细，如注重对企业管理制度目录体系查评，缺乏对管理制度的合法性、合规性查评等；二是习惯性做法认识根深蒂固，如以职工健康体检代替职业病检查等；三是以母公司要求或企标、习惯代替查评标准；四是自查自评不认真，漏洞百出；五是企业自查报告讨论审核不足，用词模糊，如部分变电站、部分 10 千伏线路等存在某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出现第三方查评时的窘态，更是达标评级成为走过程，过后一切如故，返回原点！
4.2.2自查自评工作方法
开展企业自查自评有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自上而下方法，另一种是自下而上方法。但实施中，各个专业都存在并行工作。
自上而下工作方法是先从梳理查评企业组织体系、管理制度体系、每个管理制度（含管理的、技术的、工作的等企标）等与国家、行业已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等的耦合度查评，从而归纳总结出存在的问题，进而进行修订、补充、完善。第二步，以《电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为标准，分专业按照查评项目内容同时查评。第三步是开展问题的整改，包括问题整改责任领导、部门、班组、完成时限、资金等，进而进行整改监督。
自下而上工作方法是直接以《电网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及达标评级标准》为标准，分专业按照查评项目内容同时查评，再归纳分析查评问题，是什么问题，整改什么问题，对于不需要停电的问题，立即整改，对需要停电才能整改，进入检修计划整改。但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有必须收集、归类、存档查评结果，对以达到标准要求的，提供佐证；对于需要整改才能达到标准要求，提供已整改的佐证或已列入整改计划的佐证。他们是自查报告中必不可少的，也是自查报告以及结论的最重要依据。
5.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电力生产作业技术复杂，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安全生产造成不利条件。因此，我们要提高对安全生产的管理水平，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完善措施
引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来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于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一种新的企业发展概念，它的出现让传统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生存理念得到了很大程度转变，并在于其不断拉锯、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壮大。从一定程度上行而言，企业社会责任规制效果的高低，往往会对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和谐发展造成很大程度的影响。在我国所修订的《公司法》中，其第五条内容明确的规定了企业必须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也是第一次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确定了法律制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深入分析和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为完善企业社会法律规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从而才能在让企业经济效益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提升的同时促进企业快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含义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其衍生到现如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包含争议和复杂的问题，其在学术界的概念界定始终都存在的诸多不一样的观点。世界银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其利益关键者之间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对人和环境报以尊敬的相关政策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它是企业为了让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一种承诺。一些学者及教授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主要指的是企业不能够单单只是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当做自身发展及生存的唯一目的，而是应该对自身利益以外的企业社会利益进行最大程度的加强和提升。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以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和谐社会发展为依据，要主动的去承担以及履行其他利益关系人在某些方面上的相关社会义务[1]。
（二）企业社会责任特征分析。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道德和法律的相互结合。企业在所需要承载的相关社会责任上，其中很多都是来源于道德范畴的约束。此外，在当下的法制社会环境下，企业也必须自觉承载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企业得到和法律义务之间的有机结合、统一协调发展，造就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企业社会责任只有蕴含了相应的道德和法律义务内容，才能称其为较为完善和具体化的[2]。其次，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角度上讲，其是企业对相关社会利益主要所承载的义务，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是以企业以外利益相关者为义务的相对方，并非是企业本身。其次，企业社会责任义务向对方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变化，其义务相对方的范畴较广。
二、当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所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缺乏系统性的结构支撑。从我国所颁布的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制度和内容大都来源于《公司法》、《环境保护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缺少具有完整性的体系，在系统性结构支持上存在严重不足。再加上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目标想要得以实现，大都需要借助于企业监管、市场规制以及行业主管等渠道，不管是在其意义上，还是在其绩效上，都与系统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体系存在着很大距离。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过于原则化，存在较差的可操作性。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责任立法还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救赎原则化问题。
（三）缺乏完善的法律责任规定。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立法存在着一定的隐蔽性，促使企业社会责任失范行为无法得到系统的法律责任体系的有效调节，再加上缺少统一的标准来严格规定企业所需要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此外，现行立法过于混乱及多样化的规定法律责任，缺少相应的具有统领性质的归责原则，从而也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效率和公平性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有效措施
（一）对社会利益本位理念进行坚持。系统性的整合经济法体系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规范法律制度，促使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能够得到不断完善和优化。综上文所述，当下我国所颁布的相关立法中，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内容大都来源于《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诸多法律法规中，存在一定的分散性，缺少制度设计上的统一性，相关内容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严重不足。因此，我国应该对《公司法》进行重新完善，以其第五条确定企业或公司是社会责任的义务主体为依据，从对企业外部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并对当下的经济法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规范协调作用进行不断加强，在社会利益本位理念中，统一的将分散于《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诸多经济法律法规中的相关企业责任规范融入进去，此外，还要对相关法律的的条款进行增补和完善，从不同的范围及角度上对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完善和改进。
（二）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原则，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具体制度进行合理设计与落实。从当下我国诸多法律法规中，如《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等诸多企业组织法律， 都没有对企业所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原则进行明确规定，由此可见在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中依旧还存在着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因此，我国应该《公司法》的分则中，对综合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以及公平公正原则等一系列原则做到严格规定，并让公司在章程中对社会责任的规划做到明确规定和实施。从具体制度上来看，可以让企业在自身内部，创建出专门的社会责任机构，以此来指引、监督以及评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全过程，同时可让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进入到社会责任部门的监事会，共同对企业的经营行为等进全方位监督。
（三）对激励性法律规范进行充分利用，促使企业能够自己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从我国《税法》上来看，其对公益及救济性捐赠进行了相应的扣减所得税制度，这就是我国通过激励性法律规范来让企业主动、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典型行为之一。从《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上讲，其明确固定了在对企业应税所得额进行计算的同时，纳税人在公益及救济性的相关捐赠，处于年度应税所得额百分之三以内的，均都予以扣除。但是因为遭受限制的捐赠流程、对象以及优惠数额，促使大多是企业并不是很关注这些优惠政策。因此，税法应该从让优惠数额提升，实现税后优惠范围扩大以及办理手续简单化等途径，促使企业履行纳税义务的积极性能够得到有效医生。在我国现行立法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关联时，可以参照《税法》中的相关对顶，对激励性法律规范的作用进行全面认识和关注。
总结：总而言之，现代企业想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重视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因此，我国应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总结，并结合当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显著及相关问题，寻找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从多个角度上对其进行不断改进和优化，从而才能让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得到共同发展和提高，从而最大程度的推动我国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有效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中小企业 民间融资 金融法规
一、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现状
（一）中小企业融资模式
中小企业是一个基于规模、竞争、地位等差异的相对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外延也会不同。本文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主要是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实力以及企业自身规模对于融资的难易来把握的，具体来说，是指那些在市场中，资金和信息的取得、市场影响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规模较小的企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融资问题。从融资方式上来看，企业融资有内源外源两种路径，内源融资源于企业内部，包括所有者投入、企业留存收益和职工集资；外源融资源于企业外部，具体包括债券、股权融资、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和民间借贷。
（二）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单靠内源融资难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外源融资便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的融资方式。然而，中小企业也面临着外源融资的困局：首先，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其次，中小企业在间接融资上并不一帆风顺；再次，相对于国有大型企业而言，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中小企业不仅要面临既往存在的融资困难问题，还要承担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起的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以及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等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明显提高，不少微小型企业因资金断裂而被迫倒闭。
二、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利弊分析
（一）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积极影响
1、民间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局
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往往是资金不足，民间资金的融入为一些求贷不能的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间融资填补了正规金融的缺失，拓宽了融资渠道。
2、民间融资优化了中小企业的资源配置
民间融资方式是一种当事双方自愿达成交易的市场化融资机制，由于地缘、人缘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资金用途和所投项目有全面深入了解，有利于优化自愿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民间融资提高了金融行业的服务水平
民间融资弥补了正规金融的缺失，凸显了民间社会的活力，环节了中小企业资金的不足。同时，民间融资还能给金融机构带来竞争压力，促使金融机构提升自己的服务理念和内容，加快业务创新。
（二）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不利影响
1、民间融资的不规范性和自发性对社会安定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民间融资的天生缺陷，导致其存在供给不稳定、融资规模小、附带人情债等诸多弊端，特别是其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也容易产生金融风险。同时，一些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可能会引发非法集资现象，致使部分社会资金被高利贷利用，扰乱金融秩序。
2、民间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民间金融的利率机制很灵活，可以根据资金的供求状况、借款人的自信水平等制定出与承担风险相称的利率、然而正是由于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房贷的不利，民间借贷的利率往往高于正规金融的官方利率，甚至不乏高利贷，这势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支出，使原本就实力不济的中小企业承担过高的负债风险。
3、民间融资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民间融资具有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等特征，大部分资金容易流向门槛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当民间资金的配置与国家产业整体经济政策相抵触时，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就难以实现。
三、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民间融资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既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也减轻了广大中小企业对银行信贷的压力。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管理，民间融资仍存在许多弊端，因此正确规范地引导民间融资，是促进民间融资以及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路程。
（一）进一步完善民间金融立法，引导民间金融良性发展
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正当融资与非法融资的界限，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中对非法金融的界定，对具有真实的生产性或消费性支出背景以及利率水平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融资可视为正当融资，而对以非法占有目的进行的金融诈骗、高息揽存、高利贷、洗钱等融资活动应视为非法融资。
其次，应尽快制定有关民间金融的专门性法律或法规，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民间金融的法律地位，引导其有序发展，杜绝非法、恶意的民间集资行为。当民间金融交易规模扩大、组织化程度提高、不再具有信息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优势时，应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的制度体系。
再次，要对民间融资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条件、期限利益、税务征收、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界定，通过法律手段使民间融资逐步走上契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
（二）完善中小企业民间融资的监管制度
首先，民间金融协会应当为民间金融交易双方提供完善的市场运作规则，并制定相关的自律性规则来维护民间融资的良好发展。同时，各类民间金融组织在承认并接受行业协会制定的自律性规则的前提下，可申请成为市场主体，开展融资活动。
其次，因为民间融资的地区性差异，各地银监局科根据相关民间金融立法及本地实情请求相关立法机关制定民间金融法规，审查批准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和退出，建立民间金融检测系统，为国家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数据信息支持。
（三） 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
许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原因在于管理不规范、财务不健全、信誉度差等。因此，中小企业在外部法律环境改善的同时，中小企业应当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企业信用意识，从而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同时，政府可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档案数据库，对资信等级较高的企业，有关等级审核机构可简化手续。
参考文献：
[1]王立国.民间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法律规制
一、企业社会责任概述
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之外，所承担的维护国家、社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责任。主要包括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对资源环境的维护和治理以及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和公共事业的顺利实施等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是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决定了企业并不是孤立生存和发展的个体，而是与周围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因此在整个经济活动运作的环节中都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强化社会责任的履行，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二、企业应履行的社会责任
企业积极地履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够维护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良好运行，同时也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走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帮助企业树立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增强知名度，从而带来强大的竞争力。因此，充分考虑企业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承担能力的前提下，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为广大的消费者提供能够放心使用的合格产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其得到应有的福利，促进社会的稳定；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支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企业自身形象，维护市场的良性竞争和健康运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市场建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等。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和技术给予了企业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应该为社会完成的职责，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有力武器。
三、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
由于许多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最求利益最大化，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导致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现状缺失，主要表现为：假冒产品充斥市场，劣质产品造成消费者财产和人身权利受损的事件频繁发生；只顾短期利益，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售后服务和产品保障；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影响周围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事业的进行等。
基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我们应该认清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正视企业社会责任严重缺失的事实，加大力度改变这一情况。
四、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现状
由于企业的最大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能使企业立刻得到物质上的回报，甚至存在短期内与企业最求营利的目标相矛盾的表象，使得企业很难积极主动的履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需要从法律层面上加以规制。:
我国《公司法》第五条中设有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规定，但只是一带而过，过于抽象的概念原则，很难被实际应用，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单行法中，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条文都零散而模糊，尚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体系，并且缺乏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公司法中所规定的企业社会责任属于法律责任，可以依靠法律的强制力强制履行，而一些道德层面上的社会责任，例如积极参加公益事业、在国际市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等，只能寄望企业自愿的履行，这就需要政策和法律通过激励来改善。
五、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5.1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体系。《公司法》中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定，仅仅是企业的法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将《公司法》第五条的规定发展为具体的、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条款，并通过与其他部门法相结合，使其在社会实践中得以落实，具有实践价值和效率性，是目前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要对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企业社会责任法律规制问题有关的条文进行归纳、总结和梳理，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目的为指导，从立法、司法、执法等多个层面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行机制和监督机制，将散见与个法律法规中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规则，应用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理论重新整合，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的建立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法律机制。
5.2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激励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中法律责任的部分可以利用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针对道德责任的部分，则需要采取政府引导、法律保障、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与企业自身规范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自觉自愿的履行道德层面的社会责任。例如从市场准入、财政税收、市场管理、科技引导等方面，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实行产业政策优惠等。
5.3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机制。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将企业社会责任渗透到企业文化中，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内部自觉的监督。同时依靠国家政策，强化政府各职能部门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监督，对监管不力的政府机构，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建立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公开监督制度，依靠社会和舆论监督。
参考文献：
[1]王卫国，李东方.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衡爱珠.金融危机下企业社会责任法律问题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212）.
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民间借贷；规制
一、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民间借贷现状
（一）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
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筹资渠道是多样化的，这与它们完善的市场经济及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关。我国企业的融资渠道是很有限的，尤其是中小企业表现最为突出。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看，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仍然过于狭窄，仅仅局限于企业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三种方式。商业银行贷款是当前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融资途径，但信贷制度规定过严，审核时间过长，办理银行贷款手续繁琐。尤其是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实力不强、缺乏抵押资产或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因素为由而拒绝给中小企业发放商业贷款；总之，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1]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一般包括利息支出和筹资费用，中小企业在银行融资时，由于其融资额度小银行单笔业务成本高，且贷款风险相对较高，因此不仅无法享受优惠利率，而且还要支付比大中型企业借款高的利息。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一般采取担保方式，不但手续繁杂，而且为寻求担保物，中小企业还要付出诸如资产抵押登记、担保费等高额费用。由于中小企业一般融资金额较小，这些费用在筹资金额中的比重相对较高。
（二）民间借贷现状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或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包括法人之间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它是游离于金融机构之外的民众之间的资金互借行为。民间借贷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愈加活跃， 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步积累、工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而正规金融又不能有效满意社会需求时的必定产物。民间借贷已成为了中小企业最重要的融资方式，并且这种态势逐年递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过此限度的，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我国《合同法》也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超过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民间借贷的利率比银行利率要高，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可达到20‰，在民间融资不够发达的广东省，借贷利息更高达月息20‰--30‰。[2]目前的民间借贷市场，借贷形式多种多样，传统的基于亲缘关系的直接借贷模式所占比重下降，社会融资中介、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等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融资中介结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这些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参与民间借贷。
鉴于社会各界倡导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政府为满足市场的需求，制定了一些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规、政策，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制建设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政府在政策层面上也出现了许多监管混乱和监管漏洞。由于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存在着诸多监管的问题，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就具有了紧迫性和必要性。唯有从法律的层面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地规制，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政府金融监管的范围内，这样才可能使民间借贷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在金融市场上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从法律的规定上给予民间借贷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才能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和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
二、中小企业融资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一）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融资的方式之一
中国经济状况日益剧增，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出现了一种快速增长的趋势。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所需的资金大部分都是来源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存在总量与结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又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很突出，其从正规金融获得的资金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信息和成本方面的优势，民间借贷对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资金不足的状况，而企业由于实力不强、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担保等问题很难通过商业银行机构得到解决。民间借贷具有门槛低、手续简便、期限灵活等特点。[3]民间借贷则为一些急需周转资金的中小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是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促使了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
当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难时，充分利用民间借贷的优势，从而满足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由传统的直接借贷、钱庄、合会、典当行等形式，发展到现在的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公司、私募股份投资基金、上市公司等参与到民间借贷中。民间借贷的利率比商业银行同期利率高，基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赖关系，民间借贷比其他投资风险相对较小。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其闲置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投资者本身既能从中获利，又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的不断扩大，从而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为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中小企业运用民间借贷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弥补了金融机构贷款的缺失，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的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从法律上分析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产生的民间借贷纠纷不断增多，有的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一定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带来不良影响。
1、加重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信贷资金安全
许多企业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有的甚至高出商业银行同期利率数倍。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却使得其财务负担进一步加重，高息对较低收益率的制约很可能会使这种借贷变得得不偿失。当中小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时，往往会通过民间借贷筹集新的资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债务，恶性循环则会严重影响到企业未来的健康发展。[4]
2、削弱了货币政策执行力度，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效果
民间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从而弱化了中央银行利用利率杠杆调控资金供求关系的能力，大量的民间融资活动在正规金融机构之外进行，造成资金不规范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民间借贷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金融机构的资金利率是在我国利率政策规定的范围内浮动，而民间借贷利率是根据资金市场供求调整的，由借贷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鉴于民间借贷多数发生在企业无法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的情况下，因此利率通常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数倍，导致国家利率政策无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
四、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对民间借贷的规制措施
在我国市场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在有关信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质价值和意义。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属于民间金融范畴，我们应尽快完善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将其纳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范围，使这些不规范性、隐蔽性的借贷活动公开化、合理化，以达到民间资本融资渠道畅通、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目的。目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些机制使民间借贷趋利避害，使民间借贷步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一） 采取单独的民间借贷立法模式
尽快制定《民间借贷管理条例》，由中央银行和银监会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利率浮动范围、借款方式、资金投向、风险纠纷的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从法律上降低民间借贷引发的信用风险，打击非法集资、高息揽储等活动；加大打击利用民间借贷资金从事制假、贩假等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尽可能让人们了解到民间借贷存在的风险，以维护社会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中起到的积极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确保正当的民间放贷行为顺利进行，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正常的民间借贷范围，对民间借贷的主体、利率、方式、期限等方面做出指导性规定，为民间借贷创建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5]由于民间借贷涉及的范围十分宽泛，其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是多样化的，因此，制定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也应对其进行合理的规范。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和金融监管体制
建立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是规避其风险，发挥其融资功效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民间借贷监管制度应当建立在完善现有的监管制度的基础之上，使最新立法与已存的监管制度有机协调和配合，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民间借贷行为监管的最新要求，维护金融秩序，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民间借贷的金融监管，在民间借贷地区设立相应管理机构，对借款合同的有效性和利率的合法性提供咨询和指导；建立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与预警系统，将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日常运行纳入监管之中；防止民间借贷向高利贷、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业务发展。
（三）制定民间借贷利率标准
《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括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制定民间借贷利率的统一标准，可以从立法层面适当提高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标准，或者细化民间借贷活动在不同情况下的利率标准，或者明确民间借贷在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的利率，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或其他规范经营性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法律法规，对借贷人的资格、资金来源、利率、担保、贷款额度、登记备案，以及必要的监管作出规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建议从立法层面适当对民间借贷利率进行规范，或者明确民间借贷在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下的利率标准，比如东西部地区、南北地区、长短期借贷利率可以分开界定。对民间借贷的利率进行有效的规范。比如建立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各级政府与人民银行建立监测点，实时反映民间借贷资金供求情况，在准确掌握民间资金市场利率后，充分利用利率浮动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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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规范；规制；政府；企业；经济法律行为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1-0160-02
一、政府的经济法律行为规范
(一)对政府行为的法律规制
“只有控制政府的权力，使之处于法律结构之下，政府才不至于扭曲市场、破坏市场秩序”。因此对政府干预的控制首先表现为法律规制，即依法规范政府行为、界定政府权力、明确政府责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政府干预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宪法变迁和制度变迁，特别是通过合理的宪法规则约束政府干预。“对政府活动或政治过程加以根本性的有效宪法约束，极为重要”。对政府干预的法律规制应着重通过以下环节予以实现：
首先，建立、健全一个有利于规范政府经济法律行为的法律法规体系。设置合理的法律制度框架是保证政府干预活动的合理性、正确性、科学性的必要条件。根据政府经济法律行为的特点，应当着重从以下方面规定政府的经济行为：(1)政府经济行为的来源；(2)政府经济行为的界限；(3)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4)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手段；(5)政府经济行为的程序；(6)政府经济行为的结果与责任。
其次，完善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落实依法行政。因为政府干预是通过行政权力的实施来实现的，完善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是对政府干预进行法律规制的根本保障，随着党的十七大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尽管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但由于我国现有的关于政府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尚不健全，同时由于适用范围太小，造成大量的政府经济法律行为未受行政程序的制约，促生了了行败，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尽快制定统一的国家行政程序法，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开制度、行政听证制度、案卷阅览制度、时限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制度、委托制度、联合决定制度、紧急处置制度以及行政协助制度等，加强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规范，进而提高政府经济法律行为过程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克服，减少行败的滋生空间，提高行政效率。
再次，建立和完善对行政领导与公务员的法律监督体系。制定《国家公务员法》相关法律的配套法规，加快建立和完善对行政主体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领导者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和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建设，同时将责任偏重于法律责任，然后再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
(二)对政府的经济法律行为的程序规范
设置程序来规范政府的经济法律行为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经济法律行为的有效性，以实现政府经济法律行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对政府的经济法律行为进行程序规范，就应该做到：
首先，加强和完善集体领导决策制度。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实行集体议事、会议表决、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首长负责制，在事情的决策过程中，应当着重强调集体决策，依据规章制度规范化、程序化的处理问题，做出决策，一切违反民主、规范和程序的行为都应当视作无效行为。从而避免使“众言堂”变成“一言堂”，以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关于招聘广告的撰写
广告中招聘条件的明确是最关键的问题。在试用期内，企业享有一项权利：如果发现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但这项权利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即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具体到不符合哪一条录用条件，举证责任在于单位。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招聘广告。所以在招聘广告中，单位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招聘条件，注意将此广告存档备查，并保留刊登的原件。
关于企业规章制度的撰写
第一， 规章制度的有效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第19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4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此规定实际上确定了规章制度有效性的三个一般标准，即经过民主程序、合法、公示，三个条件缺一就会出现规章制度无效的后果。
第二， 规章制度的实用性。 以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为例。一名职工连续旷工15天，单位除名的必备要件之一就是“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1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单位有义务证明这个事实的存在，这时单位会拿出考勤记录。这份考勤记录就会成为案件的一个焦点，有可能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考勤制度不符合合法、公示、走过民主程序三个要件，除名就会被撤销；2.考勤制度所依托的工作时间安排不合法，考勤也就没有意义了；3.考勤制度所确定的考勤范围不包括本案的被除名者，而且单位是有义务来证明被除名者是被包括在里面的；4.考勤制度没有真正实行。如果单位所制定的考勤制度经不住以上推敲的话，败诉的风险是很大的。
所以，企业规章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单位约束员工的游戏规则，如果只有原则性的条文，是很难起到作用的。
第三，注意制定一些强行性的规章制度。例如《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6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本单位的工资支付制度应当主要规定下列事项：（一）工资支付的项目、标准和形式；（二）工资支付的周期和日期；（三）工资扣除事项。对于这些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单位在规章制度中包括的内容，都有可能成为单位举证责任的一部分。尤其需注意，这类规定往往针对比较重要也容易起纠纷的制度，并增加一些额外条件，这些条件与前文最高人民法院所规定的三个条件合并在一起，都会成为衡量规章制度是否有效的条件。
第四， 规章制度不要规定本应在合同中规定的事项。规章制度是企业单方面制定的，虽然有很多程序上的限制，但企业仍然享有比较大的自。所以在衡量规章制度是否合法有效时，法院往往会综合考虑企业用人自与保障职工权利的平衡点：凡是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如果没有经过协商，而由单位单方面在规章制度中进行规定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关键词：公用企业 垄断 法律规制 实施障碍 法律措施
一、我国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实施障碍
中国公用企业垄断的法律规制已经启动，然而，实施成效却不尽如人意，这主要是因为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反垄断法律实施的障碍：
（一）公用企业垄断法律规制的制度基础不完善
反垄断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和政策。首先，市场经济国家在反垄断时，都有与时俱进的反垄断法律制度作为行为依据。如前所述，我国至今尚未出台《反垄断法》，其他专门性立法也很不成气候，可谓无法可依。反垄断依然停留在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不见得有价值的“价值理念”中，难以制度化。若非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两个未中垄断要害的条款，中国的公用企业反垄断法律规制根本无从谈起。其次，在对公用企业垄断性环节实施反垄断控制，建立管制制度（如市场准入、价格确定以及普遍服务等）时，还必须在竞争性环节充分引入竞争。在反垄断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管制制度还具有过渡性质的反垄断功能，如网络间的互联互通。但按照现代管制制度的最基本的独立性原则，我国的公用企业改革一直没有对管制制度的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管制的功能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国企产权管理的功能混杂一体。如独立性、专业化的管制机构至今没有落实，管制体系的不健全，可能造成引入竞争后的市场秩序的混乱。
（二）缺乏充分的反垄断预警系统
在反垄断的法律规制中，应当有发达的信息系统提供充分的信息，帮助立法者和执法者理智决策。133229.CoM这样的信息系统是由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构成的。决策层及其决策支持系统在制定和执行公用企业竞争政策时，应当积极主动地听取诸如消费者、企业、其他相关行业甚至专家学者的声音。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政府部门或刚愎自用，或另有他谋，总是不愿意广开言路，决策程序过于封闭，难免出现决策错误，或将好事办成了坏事，或让少数人得利而大多数人受到损害。
（三）市民社会发育不良，消费者运动发展不充分
市民社会是指一种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个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与整合形态，是与市场经济和民主生活相联系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自治领域。相对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具有人格独立性、民间自治性、契约普泛性。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巨大系统，它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其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立意识、不存在人身依附（包括行政性依附），彼此间的行为以契约方式规范出来。[2]这种社会秩序体系和自主意识能够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抑制不正常的行政权力和经济力量对社会整体秩序和个体权利的侵害。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朝着产权的多元化（社会化）和经济运作的市场化方向迈进，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市民社会的形成，市场主体的现代意识和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都有所增强。但是，在以市场失灵为前提的自然垄断面前，围绕着“市场”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市民权利意识只得畏步不前。况且，中国的消费者向来饱受“顺民”情结的熏陶，面对强大的垄断企业和其所依附的行政力量，哪里还能意识到自己正出于垄断剥削之下，哪里还能想起为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战呢？
消费者运动是消费者自发或有组织地进行的旨在保护自身权益，改善自身地位的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发端于十九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并于二十世纪中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轰轰烈烈的消费者运动迅速推动了现代消费者保护立法的进程，也震慑了滥用市场支配力量盘剥消费者利益的垄断经营者。[1]我国消费者组织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目前，消费者运动已经作为一种时代浪潮蓬勃兴起。但是，我国消费者运动起步较晚，消费者的素质普遍较低，各级消费者组织的维权活动经验不足，并未充分发挥其作为消费者权益代言人的作用，也还没有显示出对于垄断经济力量的威慑力。
二、法律对策
（一）法律规制的原则
其一，垄断经营与自由竞争并举
对于公用企业的垄断经营，并不是完全消除，而是重新界定。要做好对公用企业不同环节的区分，把自然垄断性业务从其他业务中分离出去，政府继续对其进行管制。为了照顾特定行业发展规模经济和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需要，法律应当允许甚至要求政府出台一定的地方政策进行市场准入限制，并出台《反垄断法》等竞争法来规范公用企业的市场行为，防止其滥用优势地位，必要时可以授权一定机构对过于庞大的公用企业进行纵向或横向分割。而且，由于不同行业的自然垄断程度有所差异，运用一般规则进行一般控制也是不明智的，应当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的垄断方式和程度，进行不同的法律调整。但是，为了防止垄断经者滥用垄断经营权，可以尝试对垄断业务的经营权之授予采取特许权形式，并且应当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方式来授予特许权，即通过招标方式进行概括竞争，择优选择条件最好的企业来负责经。在特许权经营期间，主管部门负责全面考察，已经发现特许经营者由严重违规即可解除特许权在特许权经营期限届满后，再度进行招标，重新选定经营者；而对于竞争性业务，应保障甚至促使多家企业进入企业，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同时依法规范企业市场行为，进行反不正当竞争、防止垄断、依法征税等管理足矣。经营活动完全由企业根据市场行情和国家政策自行安排。根据不同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区分实行不同的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政策，就能在公用企业行业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同时兼顾规模经济效益，实现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兼容的有效竞争，提高行业经营效率。
其实，区分强自然垄断环节、弱自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对公用企业进行垂直分割的改革已在我国推行，但是实施力度稍嫌欠缺。2000年9月25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把电信业分为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前者是指提供公众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后者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电力行业的“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的试点工作正在酝酿之中。对于依赖管道或网络提供服务的其他行业，如天然气供应，虽然有学者提出区分垄断环节和竞争环节，输配管网从供方分离的建议，但尚未付诸实践。
其二，行业立法与专门立法并举
一方面，针对公用企业各领域的特征，通过制定电信法、公路法、修改完善电力法、铁路法、民航法等行业法规，明确政府监管机构的职能，对市场准入条件、定价、服务质量等作出法律规定，以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不恰当的垄断及地方保护主义当然要打破，但是对于属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还是要保留垄断。这样有利于针对各行业的特点有重点地制定措施，以立法形式明确公用企业与相应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有利于确定相应的行业目标，规范政府及其公共部门对公用企业市场行为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制定《公用企业法》之类的专门性法律，确立公用企业范围、运作机制、监督程序、定价程序等事项。
其三，反垄断执法与行业监管并举
对公用企业垄断进行法律规制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建立和工作的状况。然而，公用企业行业不同于一般的竞争性产业，仅仅依靠反垄断机构无法解决这些领域的竞争问题，还需要强有力的行业行政监管。行政监管与法律监督两种独立的力量共同介入相同的市场领域和企业经营活动，必然会引起管辖权冲突，甚至会出现两个机构对同一个市场行为得出性质相反结论的情况，使经营者的决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为此，从制度安排上避免或者减少冲突，协调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和行使关系，降低经营风险和社会成本，是公用企业法律规制的重要原则。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配置可以有不同的模式或者组合，它们各有长处和不足。采用何种模式或者组合来配置两者的权力并保证其效果的发挥，各国实际上并没有一般的处理原则或方式，往往是因个案而异。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不同的领域或者不同的问题需要适用不同的权力配置结构，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充分发挥整个制度资源的作用。检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无论是行政监管和反垄断执法各自的制度建设，还是两者相互关系的处理，都与现代监管理念的要求相距甚远。一方面，从目前监管机构的设置情况看，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分割的痕迹依然明显，监管职能被分散在多个政府机构，协调难度大、监管成本高、监管效率低。监管权力的配置、执法程序、管制手段等方面均未以重建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为出发点和目标，准入管制、财务状况监管、安全监管、争议处理、收费管理等各项制度也不健全。另一方面，反垄断执法机构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反垄断的执法权没有一个机关可以理直气壮地行使。负责反垄断法起草的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都有作为备选机关的理由，而国家计委价格法实施者的身份也使其成为候选人之一。但实际上，目前行使反垄断职能最多的可能要数计划管理部门，它比工商部门的反垄断职能更为充实。工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的执法多数并不是典型的反垄断问题。这就结果造成了政府机关间的角色错位，无法形成反垄断的制度结构，也不可能形成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各种形式的阻碍竞争行为大量存在。因而，在配置监管机构的权力与反垄断机构的权力时，必须用法律求得监管和反垄断的平衡，不能偏废任何一种权力的作用。
（二）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
在我国，出于行政部门维护公有制经济权威的权力惯性，规范公用企业的立法机构繁多、重叠，从人大到主管部门，甚至某些公用企业自身也制定所谓的行业规范。电信、民航、电力，几个垄断行业的改革方案都公布了，这三个行业的改革最初都是由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但最后主导权都转到了综合性部委手中，主要是国家计委，当然国务院体改办也起了重要作用，那么，改革主导权易位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些垄断企业过去都是由行业部门直接管理的，长期以来形成了政企同盟，有固化既得利益的内在冲动，继续由行业主管部门来主持改革，政企不分的惯性会促使他们出台有利于垄断企业的政策。因而，就公用企业发展的整体性而言，真正确立其发展规划规范其运营状况的只能是人大或其授权的国务院制定的法律，相关主管部门可以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为了行事的方便自行颁布在本区域或领域有效的办法、命令等，但不能违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意图。这样才能保证立法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削弱部门立法带来的垄断色彩。这样，对公用企业垄断进行法律规制的法律法规体系就应当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包括价格法等在内的竞争立法；规范各公用企业行业竞争活动的行业立法；各主管部门颁布的规章。
（三）法律规制制度的重建
其一、规制的重点在于禁止垄断地位的滥用而非禁止垄断地位本身
由于缺乏市场自由竞争过程，我国普遍存在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并没有多少由于企业积累、集聚、集中而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企业。公用企业的垄断也并非由于经济规模过大所致，真正的原因在于不少公用企业在行政力量的庇护和纵容下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因而，对我国公用企业进行反垄断法律规制更重要的是规范垄断企业的行为，而不是过分挑剔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根据实践中存在的公用企业滥用垄断地位行为的表现形式，法律规制的具体制度一般应当包括：（1）禁止交叉补贴。禁止在垄断环节占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进行反竞争的活动，以弥补其在竞争性环节的利润损失。（2）禁止拒绝交易。应当基于公用企业在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服务上的特殊性对公用企业的契约自由进行限制。公用企业无法定理由不得拒绝为特定的消费者提品或服务。（3）禁止强迫交易或搭售。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对强迫交易和搭售行为进行了禁止性规定。此后不久，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列举的公用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中，也提到了这一行为。鉴于强迫交易或搭售行为在我国公用企业中存在的普遍性及其对消费者和市场竞争的危害，在立法中强化对其的禁止意义十分重大。（4）禁止歧视或区别对待。法律应明确规定，垄断企业不仅要承担向其他经营者开放管网的义务，还必须保证以同一条件开放管网，不得歧视。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分开之后，新的竞争者要在非垄断环节进行有效运营，必须依赖原垄断企业所控制的管网，垄断企业向竞争企业收取的费用、要求的入网条件和提供的服务直接关系到后者的经济效益甚至生死存亡。要真正做到“厂网分离、竞价上网”，除了切断垄断企业与竞争性行业经营者的利益联系外，禁止歧视和区别待遇，是改善市场竞争环境的必然之举。
其二、政企分开
我国的公用企业的政企关系经过一系列改革，目前仍然存在四种形态：一是有政无企，政府既是政权机关，又是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二是政企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三是有企无政企业同时行使政府职能；四是政企分离，但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削弱或者消除行政力量支持下的不合理垄断经营，就必须在各种情况下努力实现政企分开的目标。对于第一种情况，要先建立公司，把国有资产管理权和经营权交给公司；对于第二种情况，要把人员分开，政府和企业，两块牌子，两套人马；对于第三种情况，要把政府职能还给政府，企业只履行企业职能；第四种情况比较理想，但隔断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一个过程。一方面要在产权、人事权等方面割断垄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纽带，取消政府对所属企业的各种亏损补贴，确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供需合同关系。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行政性审批，规范审批行为，废除阻碍统一市场形成的规定，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出资人代表对国家出资兴办和拥有股份的企业行使所有制职能，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将独立的财产权交由企业自己来行使，使其成为真正的企业法人，以平等的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竞争，在各项民事活动中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
其三、产权和投资多元化
从产权制度上看，在我国，公用企业的垄断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别无分号；二是国家独资经营，不许其他资本进入。我们现在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拆分打破第一种形式的垄断，但拆分后的企业仍然都是国有。打破第二种形式的垄断，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在我国东部沿海已经出现，如私人投资修建机场，外资进入通信设备制造业，合资组建航空公司等，但这只是个别地区的尝试，还存在准入政策和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其实，国家行政力量退出公用企业经营固然重要，国有资本退出公用企业垄断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非国有资本参与公共设施的建设，通过多元的产权制度引入竞争，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企业活力。我国加入wto后，吸引外资进入这些领域，将给我国公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和动力。在垄断行业和环节要“重新洗牌、重新摸牌”，形成分散化的产权结构。[3]在这方面，财产组织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少数还可以是上市公司；就引进外资来讲，可以是合资的，也可以是独资的。其中，国有资本既可以是绝对控股，也可以是相对控股或参股，还可以是完全退出的。对自然垄断很强、对国家安全特别重要的领域，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由国家独资。
在改革产权制度的同时，必须改革投资体制。一是资金来源多元化，面前我国公用企业的资本构成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国有资本、民间资本、港澳台资本、外国资本和东部地区资本参与，要将这种多元化的资本来源引导到公用企业的各个领域。二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要彻底改变政府作为公用企业主要投资主体的状况，由企业来投资，减少风险，提高效益。政府投资只能限制在特定的领域。
其四、改进公用企业的价格管制
（1）改进价格确定的方法。我国电力、煤气等公用企业的价格确定主要采用“成本加合理利润”法，如我国《电力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制定电价，应当合理补偿成本，合理确定收益，依法计如税金，坚持公平负担，促进电力建设”，这种方法兼顾了企业的赢利性和消费者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在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缺乏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因为在独家垄断的市场格局下，企业成本即为该产品的社会成本，降低成本就意味着降低价格，因而企业难以产生降低经营成本的冲动，我国公用企业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定价制度不无关联；其次，政府制定合理管制价格如果在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必须依赖于对企业经营信息的充分掌握，但由于这事关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出于对自身利益之维护，作为信息拥有者的企业向政府提供的价格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不充分的信息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仅根据不完全信息制定的管制价格难免会损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2）进一步发挥价格听证会的作用。我国《价格法》规定，公用企业定价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是一种由消费者、生产厂商以及管制者共同商讨公用企业产品定价的正式程序。公用企业生产成本和定价规则缺乏公开性，公众无法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构成情况，价格听证制度有利于保证管制价格的公正性，增加价格的透明度，提高公用企业定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国价格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由于内容简略，且听证会没有价格的最终决定权，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严格的公共定价制度还包括：公用企业的成本核算应交由公众讨论、审议；参与价格听证会的代表应包括各消费者组织代表、财政部门代表、行业协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等，应建立代表审查与推选制度。
（四）构建现代行业监管制度与反垄断执法平衡协调的机制
首先，改变政策部门和产业监管机构代行反垄断执法权的现状，尽快建立真正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我国部分行政部门在行使反不正当竞争权力的过程中也对一些滥用市场地位排斥竞争的做法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它们所处理的这些反竞争的行为并不能等同于垄断行为，这些部门的反不正当竞争职能不同于典型的反垄断职能，它们甚至不能被看着具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雏形。有学者在分析现阶段中国产业监管机构面临的尴尬处境时指出，"在基础设施产业不但未能形成有序的竞争，反而使行政性垄断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使产业监管机构成为众多批评的对象"，产业监管机构已经失去了继续单独行使反垄断执法权力的合法性与社会认同，必须对这种权力配置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发育专门的反垄断机构与反垄断机制。
其次，建立现代监管制度
（1）监管的目标定位。现代公用企业监管的目标应当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必须兼顾消费者、投资者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监管的核心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效。
（2）监管权的安排。总的来说，监管权应当包括市场准入、定价政策、竞争政策以及普遍服务政策四个方面。但是，鉴于公用企业不同行业或环节经济特征的差异，对于不同的行业或环节应当实施不同的监管，如对垄断性环节（如电网）在成本透明的基础上加强价格监管，对竞争性环节（如上网电价）实行市场定价；加强对垄断环节公平接入的监管（如电信网的互联互通、电网的公平接入等）；加强对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防止市场垄断、价格共谋、欺诈等行为。在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环境下，监管权的设置还涉及到监管机构与政府有关部委的职能划分问题。独立的监管机构对于监管权的集中性要求必然冲击现有的行政权力体系。比如，目前，电力监管方面，市场准入和价格管制是电监会的重要职权，但这两项权力都掌握在国家计委手中，“原先存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在这次改革中是否有献身精神，能否将权力向新的体制下的电监会移交，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刘纪鹏说，电监会体制的定位和政府体制的交接是一个难点。[4]尽管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政府行政权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解和弱化，但我国加入wto之后，新环境对政府职能的需求已经改变，政府职能转变的工作更有待深入。国家计委的权力现在是越来越模糊，按规划，它是一个超然的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综合性部门，但是现在宏观调控、微观管理、投资、价格，它的职能越来越多。而这些职能行使的效果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比如，电力、电信的价格管制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国家计委价格司目前的人员配置和和知识储备不能完全适应这项工作的要求。但是，尽管电监会在这方面具有较多的优势，完全剥离计委的价格管制权也是非常不现实的。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在保留和完善计委对于价格的总体调控的前提下，赋予电监会根据国家的价格政策对电力行业的价格进行调整的权力。也就是说，政府政策部门确定定价机制后，由监管委员会负责实施。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正式的立法程序来确定。
（3）监管机构的设立和监管人员的选任。首先，监管机构既不能是政府机关，也不能是公共机构，而应是独立的、集中的、法定的、专业化的监管组织。这个机构必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像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一样，享有对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案件的管辖权和裁决权，其生效判决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其行使职权。如当事人不服，可以限期向人民法院起诉。新成立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对引入竞争后的电力行业进行监管，是这方面一个非常重大的制度突破，现在的监管委员会跟过去的电力部、能源部有很大区别。它采用证监会的模式，是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事业单位，而不是管理电力行业的政府部门。突破编制的限制之后，建立一支技术、会计、统计、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结构比较完善的队伍就成为可能。其次，监管人员的选任上也应充分体现独立性和超脱性。监管人员不宜大量从现有公用企业管理人员中遴选，而应公开招聘。此外，基于对我国行政权力滥用的法律文化传统的考虑和顺应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民主发展潮流的需要，应当在公用企业行业建立相应的自律性组织——行业公会，由其分担部分行政经济管理的职能，组织内部实行委员会制，采取多数决定原则，这样既有利于管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也便于决策的有效执行。
（4）监管方法的法制化和科学化。监管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监管职责，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充分发挥法律对其他手段的保障作用。提高监管手段的科学性和效率，节约监管成本。
（5）对监管者的监管。必须完善和加强对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的监督和规制，保证他们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公正廉明，依法行事。
最后，用法律求得监管与反垄断的平衡
在建立反垄断机构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上，对于不正当定价和瓜分市场协议之类的垄断行为，应该由反垄断机构处理；而对于发放许可，确立主导运营商应该收取的价格或者保证普遍服务等问题，应该由监管机构负责。同时，在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之间还应该构筑多样化的权力配置格局。在制定反垄断法，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机构的同时，必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相关部门法律，如铁路法、民航法、电信法和电力法等进行制定或者修改，明确产业监管机构在反垄断执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许明月主编：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14页
[2] 仁：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 ——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影响管窥 中国民商法网2001年7月28日
关键词：激励机制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法律规制
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灵魂。面对21世纪的挑战，中国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实现复兴梦想，而强国之梦是否能够实现关健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机制，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律激励机制的构建无疑是重中之重。
1 一些发达国家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律激励机制情况
1.1 美国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律激励机制及经验
首先，国家重视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在其宪法中规定了“专利权利”。1790年，美国就颁布和实施了第一部《专利法》。其次，建立企业技术创新退税政策。1981年实行的《研究与开发减免税法》是美国税收政策中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政策手段。再次，通过立法促进技术转让和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鼓励技术转让和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最后，完善的资本市场为美国创新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了直接的融资场所，催化了风险投资的形成和发展。在2006年时，全美共有42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为102万家高科技企业提供风险资本。
1.2 日本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律激励机制及经验
第一，财政税收方面。从1952年到1995年之间，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规定政府对企业进行的设备投资、技术开发及创新活动给予补助，对中小企业进行低息贷款，允许企业对设备进行加速折旧。第二，知识产权方面。日本于2002年建立了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并颁布了《知识产权基本法》。第三，风险投资方面。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的风险投资政策。1951年成立了“风险企业开发银行”，1963年颁布实施了《小企业投资法》。从1974年到80年代初，先后成立了一系列风险投资担保机构，负责对创新型企业向商业银行贷款进行担保。
1.3 欧盟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法律激励机制及经验
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欧盟及其成员国首先致力于改进专利体系，使专利体系更加高效并降低专利申请费用。第二，创新的金融政策。这一领域欧盟的政策目的是向创新活动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第三，税收法律。通过税收政策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是欧盟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政策手段，比利时、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都推行了类似的政策。
2 对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法律激励机制的完善对策
2.1 健全科技进步法律制度
(1)增加科技进步法的强制性规范，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没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是“一把不燃烧的火，一缕不发亮的光”。强制性是法律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科技进步法应当增加强制性的规范。
(2)明确各类权力主体，提高法律语言清晰度。科技进步法的权力主体不明确以及法律责任部分的条款实质性内容语义比较模糊，容易影响法律规范对行为主体的有效约束与引导。
(3)制定《技术创新法》。我国已进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新时期，应尽快制定《技术创新法》：加强税收等优惠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设立技术创新委员会统领国家的自主创新工作。
2.2 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1)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联合执法。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重视对专利，商标、版权的保护，亦要重视对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商业秘密、生物技术等的保护。负责知识产权行政事务的专门机构，应当加强同公安、文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联合执法，保护自主创新主体的创新利润。
(2)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国家应加大对专利申请审查的投入，尽快培养一批高素质，现代化的专利审查队伍。建立起专利申请的全面实质审查制度，缩短专利申请审查的时间，降低专利申请的费用。
(3)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据统计，我国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过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为此可以通过发放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指南、开展免费知识产权培训等方式，提高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4)创新知识产权交易制度。知识产权交易是科技创新资源在市场中流动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创新知识产权交易制度，实现科技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使更多的创新活动能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2.3 完善竞争法律制度
(1)增加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拓宽执法的范围。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只规定了11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此应当设置兜底条款，以便及时规范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加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查处力度，保障行政主管机关有效实施职权。目前，作为主管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因缺乏强制性手段，影响了执法效率。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立法中赋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更多的强制性权利。
2.4 完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
(1)财政方面。要加大支持研发和创新的财政资金投入，形成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科技投入体系，财政补助的重点应放在技术研究开发阶段和中试阶段。
(2)政府采购方面。要改革政府采购的体制和机制，建立扶持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扩大政府采购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作用。
(3)税收方面。完善和落实国家关于促进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及设备更新等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对企业产业链上游的税收优惠，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制定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2.5 建立风险投资法律制度
(1)制订《风险投资法》。显而易见，只有通过制订《风险投资法》，才能解决风险资金进入和退出时的阻碍问题，风险投资机制一旦形成，市场将发挥资源配置的主打作用。
(2)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在风险投资中的作用。总的来讲我国的风险投资属于政府主导型。从长远来讲，政府不应充当风险投资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应当定位在促进风险投资发展整体环境的改善上。目前，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革已取得阶段性的进展，社会上的各类基金有了较大发展，可以根据客观情况，谨慎且有计划地逐步放宽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投资限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3)建立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风险投资与其退出机制是永远不可分割的，因此，要发展风险投资，必须建立健全退出机制，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进行风险投资。
(4)建立风险投资的国家信贷担保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设立担保机构、建立信贷担保体制，对进行风险投资的银行提供一定比例债务担保，解除银行的后顾之忧，从而引导数倍的社会闲散资金通过银行投向风险企业。
3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