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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一：构建数学文化课堂教学的目标体系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教育，就是要通过数学使学生在知识教养、情感教育、智能发展、数学审美和数学文化观念等方面得到发展。数学文化课堂教学的目标体系应构建为：教养性目标（知识技能）――认识价值；发展性目标（过程方法）――实践价值；教育性目标（情意审美）――美学价值。
策略二：营造数学课堂文化的教学氛围
1.倡导教学民主
教学民主能提供给学生一个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营造平等、民主、宽松的学习氛围。在这种气氛下学生敢想、敢问、敢说，思维处于积极的状态，这样会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来，体会数学学习的快乐，加深对数学文化的情愫。
2.强化自主活动
让学生自主活动，就是要把思维的空间、研究的时间留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潜质得到充分的开发。新教材呈现出学生周围世界和现实生活背景下丰富有趣的学习素材，为学生提供了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学习方式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并感受数学文化在生活中的价值体现。
3.创设学习情境
数学作为一门艺术学科，蕴涵着许许多多有趣而美妙、独特而神奇的知识奥秘，教师要积极地开发和应用，把情趣盎然的数学文化内容生动有趣地呈现出来，引导学生去发现、去品位、去享受，无疑是一种乐趣。
策略三：揭示数学文化的内涵
1.让学生了解数学知识生成和发展的过程
在教学“分数的认识”时，可设置这样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打开课本看图，说说有关分数产生的情况。分数是在分物体得不到整数结果时产生的。在我国古代用算筹表示分数，当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人发明了分数线后，分数就变成现在的表示方式了。这足以见得有了数学家的不懈努力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分数的表达方法也就愈来愈简洁，直至今后我们还可以用字母符号来表示所有的分数。另外，还要学生理解分数的产生是建立在“平均分”基础之上的，体会“平均分”是最公平公正、最合情合理的分法。
2.展示教材知识点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如，我在教学《角》时，从现实素材中挖掘出了很多角的应用事例：（1）照相机的标准镜头和广角镜头，可以改变拍摄的范围。一般的标准镜头拍摄的范围在45度到50度之间，而使用广角镜头，可以扩大拍摄范围。（2）看幼儿园滑梯的角度，一般是多少度为合适呢？根据询问专家，得知一般滑梯的斜度在40到56度之间为宜。（3）学生椅子的靠背多少度适宜呢？
3.让学生了解数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联系
在学习“分数、百分数”时，可向学生提供这样的数学文化信息：我国科学家王菊珍对待实验失败有句格言，叫做“干下去还有50%的希望，不干便是100%的失败。”大发明家爱迪生在谈天才时用一个等式来描述，他说“天才=1%的灵感+99%的血汗。”这些“格言”不仅折射出伟人的人生信仰，同时还折射出数学的光辉。
4.让学生了解数学家们的杰出贡献
在学习“数的整除”之后，有必要向学生介绍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他认为“任何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质数之和。”在当时无人问津，200年过去了，这一猜想就像一座坚固的堡垒，岿然不动。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在1966年证明出了这个震惊世界的“1+2”。让学生了解数学家们的贡献，让他们成为学生心中的偶像，对培养学生认真学习钻研的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让学生写数学故事、数学小论文、猜数学谜语、编写数学儿歌，参加一些数学知识竞赛、数学智力游戏，做一些数学小剪报，都能很好地促进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通过实践创作也能达到以美衍趣、以美激情、以美启智的目的。
5.让学生感受数学的趣闻、轶事
七月八月为何连续两个大月、“数学黑洞”“亲和数”“完全数”“孪生数”都是数学文化课堂教学的宝贵资源，已成为数学文化生活中一道美丽的大餐，挖掘出来必将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和探究的欲望。
数学不但能促进人们逻辑思维的发展，而且能培养人们的创造性。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我们应借助数学科学的文化价值，把蕴含在数学课程中的思想方法、价值观念、审美情趣进行挖掘，让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得到熏陶。作为知识，无需终生铭记，但数学精神会激励终生；解题技能无需终生掌握，但观念及其文化哲学会受用终生，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是一种应有的现实的价值追求。
【关键词】技术哲学；教育技术；技术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27-0023-04
【作者简介】陈向阳，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研究所、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南京，210013）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在各领域高歌猛进，并带来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改造。在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同样呈现出一片眼花缭乱的“概念丛林”，人们对多媒体教室、智慧校园、慕课、翻转课堂、微课、混合式教学、大数据、云计算等不断涌现的新名词趋之若鹜，尤其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坚持“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之后，这些新名词更是伴随着行政介入、资本运作和运动式操作进入到教育技术和信息化实践中去。在这种种合力的推动下，倘若谁不知这一波又一波的时髦概念，俨然就是教育变革的落伍者。然而，当前教育信息化的喧嚣和非理性狂热，不仅未使教育产生预料的系统性变革，反而带来了更多新的问题，要真正理解并把握教育技术的未来，需要审慎的理论自觉与哲学思考。
一、技术乐观论与怀疑论的局限性
在《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中，米切姆指出：“技术和哲学是像一对孪生子那样的孕育的，工程的技术哲学明显具有技术哲学孪生子长子的特点，更偏向于亲技术并注重对技术进行分析，第二个孩子则更倾向于批判和解释技术。”[1]
工程技术哲学的倡导者多是技术专家或者工程师，他们着眼于技术的合理性，坚信由技术的自然逻辑必定会导向其价值逻辑，技术只是实现外部目的的工具与手段，技术专家的使命就是如何使技术更“先进”。这种技术乐观论投射到教育领域就表现为，盲目追逐物化的新技术，认为其必然会推动教育的文明、进步与现代化，由此，在使教学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趣的宣言之下，各种花样翻新的技术不断被引入教育教学中，尤其是博客、移动学习、MOOCs等新技术一时成为时髦话语。当这些新技术不被教师所认可和接受时，技术乐观论者总是把问题归结为教师因循守旧，教师因此成为被指责和培训的对象。这种技术的乐观主义延续了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对技术所持的一贯态度，他们多从工具的视角来看待技术，追求技术至上。
然而，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是否可以如此乐观对待而不加任何批判？在人文技术哲学看来，技术越发展，就越成为一种自主的、异己的力量。波兹曼就始终警惕电子技术对文化素养的侵蚀。在《童年的消逝》中，他抨击新技术，尤其是电视文化，认为电视文化抹杀了成人和儿童的界限；在《娱乐至死》里控诉电视对读写能力的危害，影射电视掏空了人的头脑和心灵；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揭示信息失控的现实危险，指控技术垄断对人类文化的危害。波兹曼对于技术的批判与质疑的确有助于对技术在教育实践中的消极作用保持警醒。比如传统的PPT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教学与听讲方式，大家都成为受某种技术逻辑影响的工具，甚至有教师没有电就没办法进入课堂教学，这就是典型的技术对人的异化。课件控制了教学过程，从而控制了学生，也成为教师自身的桎梏。
从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来看，以上诸多乱象和观点纷呈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两种技术哲学。但是，这两种技术哲学都有其突出的缺陷，那就是用工具和实体的思维来看待技术，正如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所指出的，对于“技术的正确的工具性规定还没有向我们显明技术的本质”。没有掌握技术真正的本质就无法在人与技术之间显出一种自由的关系。由海德格尔开端，面向具体“技术实事”的现象学技术哲学，将为我们思考和分析教育技术实践提供第三条道路。
二、教育技术应用的技术现象学考察
在教育实践领域，人们已基本形成共识，即教师和学生对于信息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仅要掌握“器、术、法”等层面的有效使用方法，还要构筑“道”层面的关于技术与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等教育技术哲学问题。技术现象学以其人技关系的独特理论，为我们对教育技术实践的学理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援。
“首先，工具不是具有一定属性的简单对象，相反，所谓的工具依赖于一种使用的情境，技术是与具体的使用情境有关的。”[2]海德格尔极力强调情境对于技术存在的意义，在海德格尔那里，用具的存在方式与情境的关系非常独特：一方面，如果没有情境，用具无法存在；另一方面，只有借助情境，用具与世界现象之间的通达才具有可能。“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东西可以单独‘是’用具。存在的一向是用具器物的整体。只有在这个整体中一件用具才能够是它所是的东西。”[3]这实际上启示我们，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仅仅只是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还不能称之为教育技术，唯有在教育世界诸要素（如教育价值、教育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的聚集中，它才真正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现象学分析，为我们深刻理解教育技术的本质开辟了道路。然而海德格尔还主要是从“之外”与“之上”来研究技术，从形而上的抽象层面来反思技术，这种分析方式无疑具有深刻性，然而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固有缺陷。因为他只停留在抽象的层面，把技术处理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整体。而对于教育技术本身所呈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仅靠这种形而上的分析是不够的。从电影、电视、计算机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只有对他们进入教育领域进行具体的经验描述，技术的社会批判才有存在的空间。在技术现象学看来，技术不再只是单纯的、裸的工具，它既向自身敞开，同时也向人与教育敞开，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思考教育技术自身、技术与教育、技术与人等诸多的理论命题。通过对这些命题的揭示，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技术之于教育的深层次意义。
在当代，现象学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以伯格曼和伊德等为代表，使技术哲学出现了经验转向。在伯格曼看来，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适当经验描述上，他的“聚焦物和聚焦实践”的思想正是对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把对“物”的思考从形而上学的层面转向了伦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层面。“当我们所用的东西仅仅是用品的时候，我们就剥夺了世界公民的权利。所以我们要通过聚焦实践回归到这个世界的深处，回归我们作为存在的完整性。”[4]在这里，聚焦实践体现着一种“参与的实践”，只有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技术与教育互动发展的过程，才能真正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伊德将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体技术和案例研究，形成了所谓的“后现象学”。用伊德自己的话说，后现象学是“现象学+实用主义+经验转向”。伊德最著名的经验研究就是其提出的“人-技术”关系四种模式，即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通过这一研究，伊德认为，“不存在纯粹的技术本身，技术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技术就在于技术与人和世界的相关性”[5]。
通过对现象学技术哲学家观点的简要考察发现，尽管他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各异，所提出的克服现代技术的可能路径也不完全相同，但深入他们的根本立论，可以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关切，那就是超越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局限，回到技术本身，从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出发，直面人的存在这一根本问题。而这无疑为我们思考教育技术实践提供了极大的启发。
三、教育技术可能方向的现实分析
上述现象学技术哲学发展进路的分析，为我们思考教育技术实践提供了理论背景，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技术宰制，我们既不是天真地接受技术，也不消极地逃离技术，而是深入技术实事本身，洞悉问题的根源与解救之道，这不仅是这个时代紧迫的问题，也是当前教育必须做出回应的问题。
（一）对教育技术的认识：由“装置范式”到“聚焦物范式”
虽然新技术应用之下的教育改革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原有教育中一些本真美好的东西似乎失落了。以伯格曼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根源或许在教育场域中“装置范式”的技术本质观。这一范式揭示了现代教育技术真正的本质，一方面，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知识的传递，另一方面又隐蔽与缩减了事物牵连的整个世界。这一范式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纯技术的运作上，它对人的力量、注意力和思考方面要求愈少，远离了那些富有教育价值与意义的事情。例如，随着多媒体教学的兴起，黑板在教室里的使用越来越少，代之以硕大的多媒体控制台，教师常常被束缚在台前操作着程序化的PPT，原本在讲台上谈笑风生、充满智慧的教师，成为照本宣科的操作员，课堂不再被作为诗意的存在，教学的艺术世界轰然倒塌。更进一步的，随着传统教室被多媒体教室取代、印刷书本被移动终端取代、学生管理被各种监控技术所取代、师生的面对面交流被虚拟交往所取代……教育最终所追求的目的被丢失了。
面对这样的问题，伯格曼同样给我们提供了解救之道，他并没有简单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回到聚集“天地神人”的“物”的前现代技术之中。在伯格曼看来，物的转变不能是一种取消，更非对技术的逃离，而是要构建一种“聚焦实践”，这种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应为聚焦物和聚焦实践清理出一个核心位置；二是简化围绕和支撑聚焦实践的背景；三是尽可能扩大亲自参与、身体力行的活动的范围”[6]。这也就意味着，教育虽然被各种现代技术所控制，但只要人们仍然从事各种围绕“聚焦物”而展开“聚焦活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当今教育中的技术问题。诸如重构多媒体教室的布局，引入融传统黑板与多媒体功能为一体的交互式白板，打破技术对师生活动限定的可能，营造适合师生互动学生学习的环境等。只有守护着“聚焦物与聚焦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技术教育化。
（二）技术与教育关系的新认识：由“消费”走向“设计”
对于技术与教育的关系，著名教学设计专家梅瑞尔（Merrill）曾形象地比喻：“教育技术领域的许多参与者很像买新奇玩具的孩子们，总希望他们所在的学校能够启用一些新的技术设备或应用程序，但新鲜感慢慢褪去后，这些最新最好的技术就被蛛网尘封，完全过时了。”[7]回顾20世纪的教育技术史我们很轻易就会发现这一事实，电影与电视教育20世纪初曾获得极大的关注，爱迪生在1913年曾满怀信心地预言：“在公立学校里，书本将很快过时，人类知识的所有门类都可以通过动态影像来进行教学。我们的学校系统会在十年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8]与此同时，一些影片制作厂家则从中寻求商机，他们“打着视觉教育的旗号，兜售其产品”，并大肆渲染电影在教育中的作用。但这一预言并未得到验证，电影或者电视没有取代传统的教科书。今天，人们同样认为网络将对学校教育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有学者预言，MOOCs将使教育受到颠覆性影响，进而引发系统性的变革。但据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对国内96个慕课平台统计，千余门课程80%基本无互动，只是传统课堂搬家，跟过去的电视教育没有太大差别，慕课越来越像是教材的附赠光盘，没做任何设计就放在网上。
由此看来，技术与教育结合的重点不在于引进最新颖、最酷炫的新技术，亦非教会师生使用和操作这些技术。“仅仅把学习材料放到网上不构成‘学习环境’，仅仅把以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电子化不可能产生显著的学习效果”[9]。只有让技术应用回归教育的本质，围绕学习者进行有效的设计，才有可能避免20世纪教育技术的历史重演。芬伯格正是从技术的“设计批判”出发，提出“计算机设计不仅在工具意义上是重要的，而且还具有人性的意义，因为在设计工具中我们设计了存在的方式”。[10]这种设计是一种存在论的设计，它不仅需要知识和技术，还需要更成熟的人类情感，而这恰恰呼应了当今时代对学习本质的认识，对学习来说，最核心的是情感、情境或者高质量的启发式技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设计”将成为教育技术未来关注的重要议题，每当引入一种新的教育技术时，必须在其设计时就要考虑到对话和情感参与，这种设计活动需要转向艺术化，只有通过艺术化，才能在教育发展的暗礁中走出一条“回归自己的路”。同时，其设计主体绝不能仅限于少数技术专家或者工程师，更要发动广大师生参与其中，他们不只是教育技术的消费者和使用者，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进行消费和表演，而是作为设计者、生产者参与着开发的全过程，他们的价值观念、设计思维通过博弈转化为技术代码。惟此，才能真正设计出更加人性化、受学习者欢迎、充满生命活力的新一代教育技术，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激发无穷的教学智慧。
（三）人-技关系的新认识：从“离身”走向“具身”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习者与学习环境之间不直接发生交互作用，而是需要借助相关技术的支持方可进行。”[11]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新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正在进入教育的方方面面之时，师生、生生的关系，更要通过人与技术的关系来实现。人们在熟悉数字化技术提供工具、空间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构建一种新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文化，由此，揭示人与技术的关系，对于理解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至为关键。伊德关于人与技术之具身关系的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识框架。在他看来，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总是被技术所中介。在具身关系中，技术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抽身而去”，它以一种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暗中与人发生交互，正是这种方式使技术具身成为可能。当然，完全透明的技术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技术总是呈现部分的透明性或准透明性。教育技术的目标就在于努力实现人、技术与环境的具身，从而让学习者调动所有的感觉器官，获得更强的在场体验感。
从人与技术关系的视角看，教育技术发展史体现的正是从离身到具身的转化。从书写、印刷到黑板、电影、电视、计算机网络等莫不如此，如柏拉图曾强烈谴责，书写技术具有破坏对话关系的能力，而这种对话关系是师生之间的纽带，但随着书写变成习惯，它与人走向具身关系，并开始退居背景，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发展远不像当初书写技术那样缓慢地发展，它处于快速的变化之中，一种技术进入教育领域还未被教育化，就很快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地引入技术，把技术作为外在于人存在的一种工具，这种变革注定要失败，诸如目前实施的多项教育信息化工程，包括多媒体教室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都还只是形式上的“新瓶装旧酒”，这种技术根本上还只是离身的技术，即使是当前被认为是开启未来教育的大数据，“如果没有人的加入，依旧只是促使人类快速做决定，依旧是资本大爆炸、技术大爆炸，那么人类是没有未来的”。[12]著名哲学家斯蒂格勒这番振聋发聩的忠告，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在将技术应用于教育的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技术既然已经深深嵌入教育世界，就必须努力实现教育技术的具身转向，构建一个与技术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的教育世界。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3.
[2]唐・伊德.让事物“说话”：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M].韩连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2-43.
[3]陈嘉映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M].北京：三联书店，1999：49.
[4]傅畅梅.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86.
[5]舒红跃.技术与生活世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31.
[6]傅畅梅.伯格曼技术哲学思想探究[M].辽宁：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88.
[7]戴维・梅瑞尔.玩具、原则和数字化学习[J].开放教育研究，2016（1）：4.
[8]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与大数据同行――学习和教育的未来[M].赵中建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6.
[9]董丽丽，吕巾娇等.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问题与未来走向――2014-2015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专家视点述评[J].开放教育研究，2015（5）：16.
[10]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3.
[关键词] 小学数学；生活即教育；思想融合；解读
“生活即教育”及其孪生的“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重要描述之一，“生活即教育”思想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形成过程中，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其中，一九三零年一月至二月举行的全国乡村教师讨论会上，以“生活即教育”为主题的演讲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今天，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仍然如火如荼，陶行知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是近年随着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对每门学科的教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任何一个读了陶行知先生原著或后来者研究著作的，都会下意识地将陶行知思想与自己的教育教学结合起来，以希望对自己的教育以及学科教学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 笔者作为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也受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个影响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师范学习时期，班主任在课堂上经常提及陶行知先生，因此师范学习的时代就曾初步接触过陶行知教育思想，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多少教学实践经验，难以将从书本阅读中获得的知识与具体的经验结合起来，因此那个时候的阅读更多的是一种间接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就是工作以来，因为前辈和领导的引领，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仍有较多的接触机会，加之有实际教学经验的结合，因此对其中的一些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本文就尝试结合“生活即教育”（包括“社会即学校”）思想，谈谈对小学数学教学的一些认识.
“生活即教育”的初步认识
若想从“生活即教育”的著名思想中获得对小学数学教学的启发，那首先就必须对“生活即教育”这一思想有一定的认识，尤其要对这一思想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才不至于犯只看这五个字就去理解其本义的错误. 应当说，这种错误还是常见于基础教育实际中的，比如在新课程改革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有些同行几乎在没有完整地看过《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及相关解读资料的情况下，就开始对其中的一些术语（如科学探究、建构主义）进行高谈阔论，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就懂了这些术语似的，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在实际教学中装模作样地进行探究，可探究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于是又反过来说新课程改革不好，没有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 我们不反对最终的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反对的是得出这一结论的过程本身就不合理.
于是，笔者在理解“生活即教育”时，就努力先做一件初步认识这一思想的事情. 参阅陶行知先生的有关著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就是说，“生活即教育”并不是陶行知先生的即性思维产物，而是长期思考的积淀. 陶行知先生自己曾这样说：“……生活即教育. 中国以前有一个流行的名词……教育即生活，是从杜威先生那里来的……现在我把它翻了半个筋斗，改为‘生活即教育’”；“我们要问，‘什么是生活？’有生命的东西，在一个环境里生生不已的就是生活……”研读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陶行知先生之所以要将其老师杜威的话翻半个筋斗，是有着自身的实践经验支持和理解的. 与这句同时翻了半个筋斗的还有另一句话，即将“学校即社会”改成了“社会即学校”，用陶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把学校看做社会，那就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进笼子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把社会上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 ”我们看这段话，它对今天的小学教育以及小学数学教学有没有实际的启发意义呢？显然是有的，我们正有一种把学校功能无限扩大的倾向，认为学校能够包办教育的一切. 我们小学数学课堂上“作假”的情形也比较多，试图把教育中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数学课堂中.
而陶行知先生对“社会即学校”的理解就进步、合理得多，用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大自然去，要先做到‘社会即学校’，才能做到‘学校即社会’. ”这种语句顺序上的改变很容易，但真正在实施中落到实处，就有较大的困难了.
“生活即教育”思想启发下的小
学数学教学
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目的是给学生打一个良好的数学基础，培养一种对于数学学习的持久兴趣，具体的当然可以通过三维目标来理解. 但由于教学习惯的原因，传统的评价手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们今天的小学数学教学虽然经历了十多年的课程改革洗礼，但仍然不能说有了明显的改变. 甚至在小学数学课程专家的争论声中，数学课程改革正处于止步不前甚至倒退的地步. 众所周知，在数学课程改革中，争论最大的就是《数学课程标准》.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课程改革才三四年的时候，就有许多重量级的人物出来反对课程改革，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结果不是看到理越辩越明，而是课堂教学回到了出发点――人们改变传统应试教育现状的努力与热情几乎被完全浇灭. 那么，关于《数学课程标准》，关于小学数学教学，我们能否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中找到一些支持呢？笔者尝试做了这个工作.
陶行知先生说“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这句话给笔者的启发是，我们小学数学教学从内容上讲，“数”与“形”都是抽象的，但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我们都会通过将“数”“形”与一些具体的实际事物相结合，以帮助学生完成数学知识的学习. 这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生活与教育发生了联系. 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一结论，而是这一结论演绎之后得出的其他教学策略，比如我们下次遇到抽象的数学知识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到学生的生活中寻找这些数学知识的原型，以让学生的知识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比如，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一个流行词语“日常数学”，在笔者看来就与“生活即教育”的思想是相通的. 当然，日常数学与科学数学之间还需要拉近距离，而教师教学作用的发挥也正体现在这一环节当中. 教师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尽量多地经历从生活中发现、提出数学问题的过程.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数学，生活中到处都是与数学有关的问题. 所以课上教师要创设学生熟悉的、感兴趣的、并与本节数学知识有关的现实情境，让学生从这些情境中主动发现数学现象或提出数学问题，把生活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 如在教学“数的认识”时，可以增设一些特殊的数，如电话号码“110”“112”“114”“119”“120”“12315”等，让学生了解其名称和功能，并说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数及作用. 将这些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事例融入数学含义，不仅能体现数学价值，加深学生对数的理解，感受数的意义，而且能体验到身边处处有数学的存在，获得用数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成功喜悦，极大地激发他们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 总的来说，对于小学数学教学，“是生活就是教育”这一理念是必须注重与落实的.
陶行知先生还说“所谓之生活，未必是生活，就未必是教育”，这句话对于笔者来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为小学数学教学在对课程理念没有彻底理解的情况下，确实出现了许多类似于“所谓之生活，未必是生活”的情形，而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未必是教育”. 如果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忽略了这一情况，将自己设计的“未必是生活”的数学教学当成真正的数学教学，那危害是非常大的. 不说别的，只说我们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情境创设，很多时候我们为学生准备了许多“日常数学”的素材，可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日常数学并不是小学生生活中的日常数学，而是我们教师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寻找数学素材，当这些素材出现在学生的视野中时，他们并没有感到“日常”的味道，因而也就无法产生数学思考. 可我们的数学教师并不知道，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渲染的情境当中，还以为学生真正学到了很多数学知识.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要帮学生寻找他们生活中真正的数学，以保证我们找到的“生活”是“真正的学生的生活”.
“生活即教育”的“三个时期”对
小学数学教学的启发
陶行知先生在“生活即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有“三个时期”的说法，用陶行知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我们这里的主张，已经终于到了实现的时期了，问题是怎样实现. ”同时，陶行知先生对于自己这一问题的回答用了“三个时期”来解说：第一个时期是生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两者是分离而没有关系的；第二个时期是教育即生活，两者沟通了；第三个时期是生活即教育，也就是社会即学校了. 我们仔细研读陶行知先生这三个时期的论述，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对于小学数学教学同样具有比较重大的启发意义. 《数学课程标准》强调：“数学教学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出发，创设生动、有趣的情境，引导学生从数学角度去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体验学习数学的乐趣，感悟数学的作用. ”这与陶行知先生第三个时期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数学教学要贴近学生的生活，要让生活融入教学，让数学走入生活，就必须培养学生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意识.
“生活是生活，教育是教育”，这是不是当下我们小学数学教学的一些常态？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学由生活走向教育了吗？答案恐怕不太乐观，因为最终的判断依据不是我们口头的教育理念，而是学生的学习实际.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恐怕还是“生活是生活，数学教学是数学教学”. 学生成天打交道的只有数字，而并没有数字赖以植根的生活，如果真的如此，那说明我们的小学数学教学还停留在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第一个时期.
【关键词】 文化背景 口语交际 初中英语
初中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中学英语教学必须通过引导学生有序开展听、说、读、写训练活动，引导学生学到最基本的英语知识，具备最基本的英语口语交际和英语社会交往能力，要求学生掌握下列两种英语实际运用知识：（1）英语基础知识，比如英语单词、语法、句型等；（2）英语口语交际知识和英语口语交际规则，即欧美文化背景知识。事实证明：当学生牢牢掌握了上述两个方面的知识后，才会充分发挥其英语的社会交际功能。
1. 文化背景知识在英语交际中的重要性
语言与文化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孪生姐妹。学生如若对英语文化背景不了解，就无法正确理解英语，就更谈不上正确运用英语开展交际活动。例如，到欧美留学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均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英语词汇和非常准确的英语语法。可是到了欧美国家，却无法与外国人进行正常的口语交际活动，或在口语交际中Chinglish（中国式英语）频出。究其根源，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最起码的英语文化背景知识。在校初中学生学习英语，原本就不具备英语社会环境和英语文化环境，况且缺少社会阅历，缺乏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因此，要想引导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口语交际，就必须在授予学生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再授予学生英语交际规则、英语交际知识、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等。例如，可以在讲解英语课文内容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告诉学生：在欧美等国，人们认为13这个数字非常不吉利而对之非常忌讳。也正是出于这种忌讳心理，在欧美等国的宾馆与高层建筑中，既不存在13层楼，也不存在13号房间，12之后就是14。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是其重要的教学任务之一：培养学生在与对方进行口语交际的过程中，根据文化背景、语境、话题等说出恰当得体的语言。
2. 在英语阅读理解中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
2.1 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推断文章的诸多未知信息
英语阅读理解具有多层次性与多元化特点。在英语阅读过程中，扫除阅读障碍既需要具有大量的词汇储备，更需要从文字阅读的层次上升到理解的层次。高层次的英语阅读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厚重的背景文化知识的了解之上。唯有如此，学生在英语阅读过程中才可以做到流利与晓畅，才能够加深对阅读文本的理解。因为，作者在创作阅读文本时，对于某些他认为是众所周知的信息便会惜墨如金，对于某些不宜直接表白的信息，往往会采用比较含蓄委婉的手法来表达，有时作者还会将深刻的含义隐藏于文字的背后等。如此，则在无意中给学生设置了程度不一的阅读理解障碍。而在教学时，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与文本创作相关的背景知识推断文意，可以有效地排除上述阅读障碍。
2.2 背景知识可以有效引导学生提高英语言语的应用能力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学生具备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综合应用英语语言的能力。因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即为言。学生只有熟悉并掌握西方比如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加深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迅速提高自身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与英语交际能力。以阅读理解《A Freedom Fighter》为例。学生如果对美国的黑人运动与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等毫无所知，美国黑人因为 “公交车事件”而罢工和与游行的行为就无法理解，马丁・路德・金会发表《I Have a Dream》演说的动机也就无从知晓。
可见，阅读理解英语文本的障碍多种多样：既有来自语言层面的障碍，又有来自对西方诸如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文化背景缺乏了解而造成的障碍。因此，在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注意文本背景知识的介绍，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深刻认识到背景知识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巨大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过程中，关注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为多层次地理解阅读文本、提高自己的英语语言交际能力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