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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为四种类型：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三是现代化的赶超者；四是始终未能进入现代化、处于停滞甚至落后状态的国家。我们发现有几个大国是属于现代化赶超类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工业化，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迅速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其次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动工业化，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实现经济起飞，迅速追赶美国；再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在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四是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显现出现代化追赶效应或追赶模式的明显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AngusMadison,1998）最近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1820-1995年期间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国情分析室)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多样化趋势也越来越突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结构区域化发展，区域金融核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结合现代经济发展实际，本文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区域金融中心包含城市现金支出、城市贷款支出、城市现金收入以及城市金融业的增加比重。区域金融中心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当区域金融中心指标的数据波动处于稳定的上升趋势，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存在问题下，应当及时进行沟通。例如，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1]，用公式表达是：FIR=F/W[2]，依据这一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标准，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不同的金融运算着力点，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结合以上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究，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结合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文献，同时应用FIR=F/W的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得到数据分析表，如表1[3]。结合表1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地区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广州市的FIR值分别为：4.9、5.2、5.6、6.2、7.3；天津市的FIR值分别为：4.3、4.5、4.8、5.4、6.3。从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趋势，整体经济规划的数据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广州市的经济增增长区域比重性各不相同，北京、天津市与广州、上海市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金融相关数据分析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性联系。
（一）综合指标分析
结合表1中数据，对2012―2016年国内部分区域城市FIR值进行综合性分析，金融中心值不是单一的数据分析，从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可知：FIR=F/W。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表1中，北京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1，而上海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4，广州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6；天津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0，这与区域间的综合发展整体重心不同存在相应的联系，广州、上海市的金融发展具有优势，发展信息的畅通性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使区域金融相关率的综合变化性较大。
（二）金融支出分析
区域金融中心数据分析和整体结构的变化之间具有直接性联系。从表1中数据来看，2012―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市以及天津的金融相关率都呈现整体增长趋势，这与我国区域内部金融资金快速流通具有直接性关联。一方面，现金支出的比重逐步提升，各个地区的金融资金变化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流动变化下，使城市金融运行的速率加快，商品经济交易的收益稳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金融支出与城市多样化的金融交易渠道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例如，从表1中数据分析来看，北、上、广、天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分别为2.1、2.4、2.6、2.0。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融合，是拓展金融交易领域的逐步形式，给我国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
（三）贷款余额分析
贷款余额分析，也是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必然性选择。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知，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市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两者在数据变化上增长比重相差0.3，两地的流动人口较多，信贷应用主要是房地产、购物等，贷款形式可以丰富区域金融经济的增长趋势，从而逐步完善新型金融管理的结构划分，促进现代资源的综合性循环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收入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步稳定，区域金融领域的行业机构逐步增加，多重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发挥良好调节作用。区域金融中心相关率的数据变化为，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当区域经济内部金融机构的自我调整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时，则区域金融中心的数值变化稳定性也得到相应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有时被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其核心是指这样一种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结构性风险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
“中国经济之谜”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期间采取了非对称市场自由化的做法。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符合供求状况，因此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个体特别是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
举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在改革初期，中国政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税、无偿使用土地、信贷补贴以及廉价的能源和水资源等。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支持，也减少了法律体系对产权保护不足而带来的问题。截至2011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累计达到1 .8万亿美元。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通过普遍地压低要素成本，中国不仅为外国投资者也为本国投资者提供了“补贴”。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以及向投资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成本。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低廉的要素成本促成了“中国奇迹”，也引发了“中国经济之谜”：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多年来，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率，企业利润的增速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导致了结构性问题。一是这种激励导致出口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二是由于企业储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储蓄率，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储蓄率；三是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致使家庭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五是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导致浪费。
许多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都经历过非常相似的变化。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各自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也同样出现过投资、出口比重增加，消费比重下降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中国更加严重，因为中国不仅拥有更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更加扭曲的其他要素成本。
中国经济走向“常规发展”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增长趋势稳步放缓和经济结构再平衡。
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年～2015年为8.6%，在2016年～2020年为7%。在一项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中，艾肯格林等推测中国在2011年～2020年每年增长6.1%～7.0%，在2021年～2030年每年增长5.0%～6.2%。同样，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的联合研究估计也认为，中国 在2011年～ 2020年 的 增 长 潜 力 为8%，在2021年～2030年为6%。
近年来，经济显示出明显的再平衡迹象。例如，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值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称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水平，近年来，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以及资本的双向流动实际上已经出现。
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程度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这是农业获得更强的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更快上涨以及农村生产力稳步提升的综合结果。此外，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还是在沿海地区。然而，得益于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制造业企业的迁移以及西部丰富的资源禀赋，目前内陆经济增速已经快于沿海地区。
今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2012年基尼系数测算值，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间持续恶化；此后基尼系数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14，表明2008年～20l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如果这一官方数据属实，则可能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官方数据还表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约1/3增加到2012年的52%。我们近期研究也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后开始上升，但这一趋势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统计中。如果用消费相关零售收入增速与服务收入增速的加权平均得到一种新的消费增长率，可以发现，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与官方数据表明的情况相同，但2008年以来消费占比则从48%反弹到2010年的52%，与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计值仅为47%。
促进新发展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
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独特表现，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结构性风险，主要由低生产成本推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成本结构的逆转也会让中国更像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上升，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经济结构更为均衡，产业升级加快和经济周期更为动荡。这些正是过去几年所发生的现象。
目前而言，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明显显示出供给短缺的迹象，近年来工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低端市场，直接降低了利润率。因此，这就会使过去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得到反转。由于中国这些企业的隐性补贴减少，使出口和投资活动减弱，因此，经济将实现再平衡。而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事实上的利率自由化”敞开了大门。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定价。
也许，近年来增长潜力下降和通胀压力上升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会放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出于同样的原因，迅速上涨的工资也会造成通胀压力，因为成本上升只能通过更高的产出价格、更低的利润率或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或者几者综合加以吸收。
是什么推动近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劳务收入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41%增长到2009年的47.1%，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占比。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现象，当它们各自经历刘易斯拐点后，消费占比开始复苏。
再平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2%，大大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70%～90%的范围。通过不断调整工资，这种差距可能会缩小。预期的利率自由化，可能导致存款利率提高，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再平衡。彻底转变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级收入分配来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会福利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教育，以及促进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
新的增长模式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正在经历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重大转变。目前增长率稳定在8%左右，但未来十年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同时，通胀压力正在上升，并可能最终稳定在5%左右。这些变化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再平衡早已展开，并已清楚地反映在经常账户盈余收窄、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城乡和地区差距缩小、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等方面的调整中。这一持续转型主要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尤其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些经济结构调整大多数还处于早期阶段。为了使中国成功转向更加平衡、更加高效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政府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策行动。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多都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投资不足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其他产业协调发展，造成投入到其他产业的资源浪费；投资过多会造成基础设施本身的利用不足。因此，本文以新疆为研究对象，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从而为新疆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变化趋势分析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变化趋势与其发展快慢密切相关，国家与地方的投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大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节将重点分析新疆1998-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变化趋势。
（二）投资总量呈增长态势
从表1可以看出，1998-2009年新疆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19.77亿元，全疆GDP为1106.95，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78.8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全疆GDP的比重分别为34.41%和16.16%。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827.24亿元，全疆GDP为4277.05亿元，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056.31亿元，分别是1998年的5倍、4倍和6倍。
二、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不足，规模小
如前所述，在1998-2009年的12年间，尽管新疆的基础设施投资呈增长态势，但总量仍然不足。以2009年为例，新疆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中除了人均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投资与教育投资外，其他均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其规模满足不了新疆经济增长的需要。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投资等与新疆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的行业投资严重不足，不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
（二）投资增长速度不稳定，波动大
在考察期间，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从每个时点的变化情况来看，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平滑，其波动范围在2.86%-25.2%之间。而基础设施投资曲线离均值的波动幅度很大，其波动范围在6.53%-47.36%之间，相当于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两倍。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投资供需平衡不牢固。
三、建议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其满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有完备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作支持，在基础设施成为潜在生产力的情况下，必须加大目前新疆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同时提高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在加大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同时，注意社会性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保持平衡，从而满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二）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把握基础设施投资重点
理论上，基础设施对经济具有双重作用，过多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保持平衡。当前，确定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原则应是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产业关联度高，促进结构转换、转移和升级；充分利用现有工业生产能力等存量资源。
（三）完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
经营性项目本身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类项目包括石油天然气开发、电力、收费公路、电信和部分城市供水、供气、污染治理项目等，尽管其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收益相对稳定，对社会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应普遍采取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而政府资金只在必要时以资本金投入和贴息的方式适度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1.彭艳辉.电信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湖南大学,2008.
2.谢识予.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摘 要］随着品牌的发展，品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三大区域的品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且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各地区品牌发展的不同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地区应重视品牌价值建设，实施品牌发展战略，以品牌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
［关键词］品牌价值；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品牌；品牌建设；资源禀赋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2)01009907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梯度推进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培育了众多的知名品牌。而中西部地区虽然资源丰富，但发展却相对缓慢，品牌的发展也比较滞后，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地区知名品牌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着该地区的发展趋势，从而进一步影响着我国地区经济的格局。各地区品牌发展的差异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要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就要重视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把区域品牌价值建设作为地方经济建设的一个拳头项目，打造优势品牌行业和高附加值产业，然后通过产业间关联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二、 相关研究文献
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的多样化、买方市场的形成，品牌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关于品牌价值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关系的探讨，国内外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Porter指出国家的成功不是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源于国家内部众多的产业族群，区域品牌可以带动一个产业族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1]。Johnson和Bruwer研究品牌的形象以及品牌形象对消费者的影响，他们认为消费者对不同区域的同一种产品的品质期望影响消费者的感知，品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过程[2]。Durst等人提出了跨区域品牌的概念，指出区域品牌研究的新发展方向，认为跨区域品牌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跟上跨区域品牌发展的步伐[3]。Bhardwaj等人研究了在印度市场上美国全球品牌和区域品牌的差异，他们认为区域品牌和全球品牌都能够影响品牌的资产价值[4]。国外对品牌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分研究主要是市场营销理论的延伸；第二，多采用案例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国外从品牌的角度来研究区域发展差异的相关文献却比较少，大部分只是从市场营销的品牌延伸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地区的发展。
国内关于品牌与经济的相关性研究文献较为丰富。夏曾玉通过考察“温州现象”来检验区域品牌建设的好处，并且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温州区域品牌建设的成功经验，不过他研究的只是一个微观的城市，并不具有宏观方面的代表性[5]。杨晓光提出品牌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规律基本一致的看法，认为品牌的地区差异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有重要的影响，另外他还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品牌价值建设进行分析，对进一步的研究区域品牌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6]。高杰、彭红霞认为地域品牌是一定区域内众多企业品牌的精华浓缩和提炼，能够显著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因而他们重点分析了地域品牌的识别、搭载、集聚、刺激等经济效应[7]。肖志明以品牌带动为视角研究区域经济的增长问题，通过研究晋江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发现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其他区域通过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一些启示[8]。胡志刚、孙曰瑶提出了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机制，并指出要积极发挥品牌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9]。
总体来说,现有的文献主要是从宏观的层面对品牌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但关于品牌对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这主要表现为缺乏从空间角度对区域品牌建设进行研究,且研究集中于理论层次；缺乏利用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品牌发展状况和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分析。
三、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
因为模型中数据的考察期相对较短，相同地区的政策、文化和自然条件变化不会太大，差别也不会太大，所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问题进行分析。从截面和时间两个层面来体现研究对象的变化规律，相对于只是利用截面数据或只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来说，面板数据具有更多的优点。与截面数据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控制了不可观测的经济变量所导致的OLS估计的偏差，从而使得模型的设定更加合理，模型参数的样本估计量更加准确。与时间序列模型相比较，面板数据模型扩大了样本的信息量，降低了经济变量间的共线性，提高了估计量的有限性[10]。同时，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综合使用能够显著降低缺省变量导致问题的可能性，而且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同时反映所研究的经济问题在时间和截面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时间、不同截面的特性。因此，我们的分析采用基于线性回归的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为Yit=αi +Xitβi +μit ，i=1，2，…n，t=1，2，…T。其中，Xit为1×k向量，βi为k ×1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数目，扰动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和等方差。
本文预期品牌能够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对这一预期进行实证检验。
PERGDPi,t=C+αBVi,t+ξi,t（1）
其中，下标i代表相应的省份，t代表年份，方程左边的PERGDP代表各省的人均GDP，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采用人均GDP可以消除各个地区人口规模的影响。方程中BV代表各省区的品牌价值的总量，采用品牌价值可以将品牌量化，可以更好地测算品牌的经济绩效。ξ是误差项。
为了避免变量数据的剧烈波动，减少潜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上述公式进行自然对数的处理，得到以下的方程：
LN(PERGDPi,t)=C+αLN(BVi,t ) +ξi,t（2）
（二） 数据来源及说明
所构建的方程中人均GDP的数据取自2005―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品牌价值（BV）的数据取自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的2004―2009年的中国最具价值的500个品牌。
对品牌的评估，世界品牌实验室采用的是目前通行的“经济适用法”。通过对企业销售收入、利润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判断企业目前的盈利状况；通过运用EVA确定企业的盈利水平。 同时，世界品牌实验室运用具有世界领先性的“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品牌对收益的贡献程度，通过数理分析的方法客观地预测企业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盈利趋势以及品牌贡献在未来收入中的比例。最后通过对市场、行业竞争环境的风险分析，计算出品牌的当前价值。品牌价值＝E×BI×S，其中E为调整后的年业务收益，它是通过对包括当年在内的前三年的营业收益和未来两年的预测收益施以不同权重后，得出的平均收益；BI为品牌附加值指数，主要指用“品牌附加值工具箱”计算得出的品牌对当前收入的贡献程度，表现为品牌附加值占业务收益的比例，这其中包含了对品牌附加值在经济附加值中的比例计算； S为品牌强度系数。
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与品牌价值（BV）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分析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采用2004―2009年东部11个省份（包括直辖市）、中部7个省份和西部10个省份（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均GDP和品牌价值的数据，其中东部11个省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8个省份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由于和青海缺乏品牌价值的数据，因此未将其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下面三个图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004―2009年品牌价值（单位：亿元）的变化趋势。
图1 东部地区2004―2009年的品牌价值趋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东部11个省市的品牌价值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北京市品牌的发展最为迅猛，远远超过其他省市。北京远远领先于其他省市，主要因为北京是许多垄断行业的总部所在地，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石油、中国移动等集团公司的总部都位于北京，所以北京拥有的品牌数量就比较多。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的品牌发展虽然不如北京，但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的省份，在外资的带动作用下，自主品牌的发展非常迅猛。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和山东是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发达的省市，而上海曾经是我国自主品牌发展最好的地区，但是由于遭到国外品牌和浙江、广东等地区的新生品牌的强有力的竞争，因此导致上海的自主品牌价值缩水。相对来说，天津、河北、辽宁、海南品牌的发展相对缓慢，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东部地区整体的增长态势。整个东部地区的品牌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雄厚的实力，截至2009年整个东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是31372.25亿元，年平均值2582.07亿元，品牌价值的基数是比较大的。
由图2可以看出，湖南、湖北品牌发展比较迅速，但因为它们品牌的发展相对滞后，品牌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品牌价值总量仍然比较小。吉林省品牌的发展相对较早，基础相对中部地区的其他省份来说也比较雄厚，但是从2005年开始吉林省品牌价值的增速却明显放缓。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品牌价值的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品牌建设基本没有太大的进展。2009年中部地区品牌价值总量为2914.3亿元，年平均值为364.29亿元，品牌的发展远远小于东部地区。
由图3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云南的品牌发展态势良好，增速明显，其中四川的品牌增长速度最快，品牌价值也最高，远远超过中西部其他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白酒企业的发展相当好。广西、重庆、贵州的发展在整个西部地区处于中等层次，而陕西、甘肃、宁夏、新疆2004―2009年品牌却几乎没有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09年整个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年均值达到295.37亿元。
综合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品牌价值建设的整体情况可知：东部地区品牌的基数最大，品牌数量最多，品牌发展得最好，但区域内部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地区整体发展比较平衡，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基数太小，发展速度缓慢；西部地区内蒙古、四川等省份的发展速度虽然比较快，但由于其他省份的发展比较滞后，且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致使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整体处于较低层次。总体来说，东中西部地区品牌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品牌价值量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
四、 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其中东部选取11个省市、中部选取8个省，西部选取10个省市自治区，对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为了克服单一的单位根检验所带来的偏差，本文采取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PPFisher检验四种方法分别对LN(PERGDP)和LN(BV)进行单位根检验。
（一） 东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先对东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的水平值经过以上四种检验方法检验以后发现，数据是不平稳的。而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的一阶差分值经过以上四种方法检验以后，结果都表现为没有单位根，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数据是平稳的。
检验结果还表明，人均GDP与品牌价值量都具有时间趋势，因此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选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以LN(PERGDP)为因变量对东部地区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见下页）所示。
由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55%。这说明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契机在品牌的创建方面已拥有雄厚的实力。东部地区品牌价值高，拥有众多的知名品牌，该地区品牌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品牌已经成为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品牌的价值和数量与该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是紧密相关的。
（二） 中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中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3的结果说明中部地区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也是不平稳的，因此本文需要对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的数据显示拒绝单位根的假设，这表明没有单位根，数据是平稳，可以进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以LN(PERGDP)为因变量的中部地区回归结果见表4。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每增加1%，人均GDP就增加0.48%，这表明品牌可以带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中部地区品牌的发展要滞后于东部地区，各个省份品牌价值量相对比较低，这样就难以提高区域生产的集约化经营，也难以转变区域的经济增长方式，因此导致新生的品牌发展也比较缓慢，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自然也就弱于东部发达地区。
（三） 西部地区的计量分析
对西部地区的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5（见下页）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西部地区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同，人均GDP和品牌价值量的水平值是不平稳的，在经过一阶差分以后，检验结果显示没有单位根，两个变量是一阶单整的，这表明数据是平稳的。因此，本文采用LN(PERGDP)为因变量对西部地区的相关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见下页）所示。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
表6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品牌价值存在着正向的相关性，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在5%的置信水平上，品牌价值变动1%，人均GDP就变动0.40%。西部地区品牌对人均GDP的作用系数明显小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是二者的相关性仍然比较显著。这是因为虽然西部地区整体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但是四川凭借白酒产业、内蒙古凭借乳制品创立了众多的知名品牌，对当地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积极的带动作用，进而对西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 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品牌发展的地区差异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基本一致，品牌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品牌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品牌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第一，对我国500强品牌的地区分布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分析证实了品牌价值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有较大的相关性。区域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与区域的竞争力紧密相关。一个区域拥有的知名品牌越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越能占据优势，所以未来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的竞争，而会更多地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品牌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二，品牌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趋势。品牌无论是对东部发达地区还是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对东部的带动作用更是非常明显，但是由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的绝对值都比较小，品牌的发展比较滞后，品牌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的促进作用也就小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东中西部品牌价值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实施品牌战略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针对上述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东部地区要保持目前的品牌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强品牌的建设，提升品牌的价值，凭借优势的品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继续发挥品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中西部地区要积极树立品牌意识，在发展当前品牌的情况下，积极培育新的品牌，大力发展有竞争力的企业。在品牌创建方面，企业要加大对品牌的创新投入，只有通过产品生产工艺的创新、设计开发的创新和在生产经济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才能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推出能够迎合市场需要的新品牌产品；同时，企业要通过兼并、控股等多种方式对品牌进行重组，加快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聚集，增强名牌企业的实力从而打造区域经济的优势品牌。
其次，区域品牌的创建要突出区域的特色。每个区域应该有自己的战略定位，重点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创建区域独特的优势品牌。这种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从而形成本地化的产业品牌，这是其他区域很难效仿的，并且这种特色产业能够对区域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由于不同的区域在空间、资源禀赋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各个区域所具有的优势也各不相同。东部地区要利用社会资源比较丰富的特点，依托高科技人才的优势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继续利用外资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培育更多的世界性的知名品牌。中西部地区品牌数量和品牌价值比较小，与区域经济的相关性要低于东部地区，但是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却非常丰富，因此中西部地区要依托本地区的特色，积极延伸资源性产业的产业链，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业，创建优势的区域品牌。
参考文献：
［1］［美］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5.
［2］Johnson R，Bruwer J. Regional brand image and perceived wine quality：the consumer perspectiv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ine business research，2007，19(4)：276297.
［3］Susanne D，Kaufmann H R. Developing interregional brands［J］. Euro Journal of Business，2008，13(1)：3862.
［4］Bhardwaj V. Global and local brands in India：the case of levis［J］. Journal of Global Marketing，2010，23(1)：157168.
［5］夏曾玉.温州区域品牌建设的SWOT分析［J］.企业经济，2004(1)：118.
［6］杨晓光.中国品牌的地区分布及其影响［J］.地理学报，2005(2)：189197.
［7］高杰，彭红霞. 成分品牌来源国形象、品牌资产及消费者购买意愿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5)：106112.
［8］肖志明.品牌带动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9(6)：3335.
［9］胡志刚，孙曰瑶，品牌集中度及其度量模型研究 ［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2)：96103.
［10］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5.
An Empirical Study on Brand Value Cre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Growth Differences
LI Xingjiang, ZH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关键词：经济运行 内在增长率 发展环境
未来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的内在增长趋势、外部发展环境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与力度。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趋势看，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中长期回调阶段，但GDP增速的中长期波动和中期波动已进入周期性上升阶段，2009年四季度以后我国经济运行将进入相对稳定增长状态。目前，美欧日经济已经企稳回升，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负面冲击最大时期已经过去，虽然美欧日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增长还存在很大问题，但再度出现深度衰退的可能性较小，2010年我国出口的外部环境要明显好于2009年。从调控政策取向看，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趋于紧缩，财政支出扩张力度大幅度收缩，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对未来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一、我国经济的内在增长率趋于上升
从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趋势看，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中长期回调阶段，2010年GDP增速仍面临较大的中长期回调压力，但GDP增速的中长期波动和中期波动均已进入周期性上升阶段，2010年一季度～2012年四季度期间我国GDP的内在增长率基本稳定在9％左右。
(一)未来两年我国GDP增速仍面临较大的中长期回调压力
我国GDP增长率在经过2001年一季度到2007年三季度连续27个季度的不断提升之后，从2007年四季度开始进入中长期回调阶段。受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我国GDP增长率在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出现深度下滑，此后在国内强力扩张性调控政策刺激下，迅速回升，到2009年四季度当季增长率已回升到10，7％，2009年全年GDP增速回升到8.7％。从GDP增长率的中长期发展趋势看，我国GDP增速从2007年一季度开始己进入中长期回调阶段，GDP增速的中长期趋势值从2006年四季度的11.4％所持续回调到2009年四季度的9.23％。比较GDP的实际增长率和中长期趋势值可以看到，2009年一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速的大幅度下跌，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外部冲击影响下GDP实际增速严重偏离GDP中长期发展趋势的“超跌”现象，而2009年四季度GDP增速的回升，是在国内扩张性政策刺激下，GDP实际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超跌”状态，向正常回调状态或中长期发展趋势的回归。从GDP增速中长期趋势值的自身发展规律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处于中长期回调阶段，到2011年三季度才会达到中长期回调的底部，此后再次进入周期性上升状态。据此判断，2009年二季度以后GDP增速的回升，是在扩张性调控政策刺激下经济增速从超跌状态向正常回调状态的回归，未来两年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自身回调压力。
(二)GDP增速的周期性波动将进入回升阶段
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情况看，我国GDP增速的中长期波动从2006年三季度开始进入周期性收缩阶段，2009年三季度已达到中长期波动的波谷，从2009年四季度开始进入中长期波动的复苏阶段，按其自身发展趋势外推，预计到2013年一季度达到中长期波动的波峰。2010年GDP增速的中长期波动值仍为负，但将逐步回升，对GDP实际增速的负面影响逐步弱化。
我国GDP增速的中期波动从2007年四季度开始进入周期性收缩阶段，2009年一季度已达到中期波动的波谷，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进入周期性复苏阶段，预计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从复苏阶段转为扩张阶段，中期波动的波动值将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负转正且不断提高，对GDP实际增速时拉动作用不断提高。从自身发展趋势看，预计GDP增速的中期波动在2010年四季度达到中期波动的波峰。
GDP增速的短期波动受政策因素和其他外部冲击的影响很大，波动本身的规律性较差。但短期波动的振幅较大，是实际增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GDP增速短期波动的发展趋势看，2009年四季度GDP增速的短期波动值有较大幅度提高，预计2010年一季度仍将保持回升态势，但一季度以后仍会随调控政策力度的改变而出现较大波动。总体看，在不考虑政策及共他外部冲击因素影响的情况下，2010年一季度以后GDP增速的短期波动振幅将逐步收缩，最终将收敛于O。
(三)未来两年GDP的内在增长率将保持相对稳定
综合GDP增速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和周期性波动，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结构变化因素和其他外部因素的情况下，趋势外推结果显示，2009年四季度以后我国GDP增速将回归相对稳定增长状态，2010年－季度～2012年四季度期间GDP增速基本稳定在9％左右，2013年－季度以后再次进入加速增长状态。
二、未来两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明显改善
目前，美欧日经济己经企稳。美欧日GDP环比增速已在2009年三季度和四季度连续正增长，美国季度GDP同比增速在2009年四季度恢复增长，日本和欧元区13国GDP增速的降幅在2009年四季度也大幅度收缩，降幅分别从三季度的5.21％和4.21％收缩到四季度的0.38％和2.06％。随着美欧日经济增速的企稳回升，2009年9月份以后美国、欧盟和日本进出口贸易降幅迅速收缩，其中美国进口降幅从2009年9月份的20.3％降为11月份的5.5％，12月份增长4.6％；日本和欧元区13国进口降幅分别从2009年9月份的37％和20.3％降为12月份的5.5％和8.1％。美国进口恢复增长、日本和欧盟进口降幅大幅度收缩，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根本改善，2009年8月份以后我国出口降幅因此迅速收缩，从8月份的23.4％降为11月份的1.5％，并于12月恢复较快增长态势。外部环境改善、出口恢复较快增长，是2009年四季度我国GDP增速大幅度提高的主要因素。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尚未完全消除，消化金融危机带未的巨额损失尚需时日，目前美欧日各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状况的改善，可持续性不强，未来美欧日经济能否恢复稳定增长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但2010年美欧日经济再度出现深度下滑局面的可能性较小，2010年我国经济
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比2009年有明显改善，只是受美欧日经济复苏前景不确定影响，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贸易状况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考虑到2003年1月-2008年12月期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累计进口增速基本稳定在10％-20％之间，2009年进口增速的深度下滑，主要是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我们假定美欧日经济企稳回升之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元区13国、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进口增速仍将回归正常增长区间。据此，我们利用1990年1月-2009年12月份数据，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增长状况进行趋势外推，得到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增速的三种不同发展趋势：
趋势之一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恢复增长，但增速较低。2010年和2011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分别增长7.1％和8.2％，即2010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仅恢复到2003-2008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平均进口增速(14.3％)的一半，我们将这一趋势称之为企稳状态。
趋势之二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恢复较快增长。2010年和2011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分别增长8.5％和10.6％，即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逐步恢复到2003-2008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的较低水平，我们将这一趋势称之为复苏状态。
趋势之三是2010年一季度以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恢复快速增长，但2011年迅速回调至低速增长状态。2010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长18.5％，接近2003～2008年我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增速的高水平；但2011年再度下降到7.7％左右的软低水平，我们将这一趋势称之为软快增长状态。
三、2010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扩张力度将比2009年大幅度收缩
2005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财政支出力度一直保持较强的扩张性，GDP增速因此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势头。从财政支出看，2005～2008年期间我国财政支出名义增速平均为21.8％，扣除GDP缩减指数因素之后的实际支出平均增速为14.4％。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财政支出名义增速为21.2％，低于2009年年初提出的财政支出增长25％的预算目标，但扣除GDP缩减指数因素之后的实际财政支出增速为23.1％，比2005～2008年期间的平均实际财政支出增速提高了61％，即2009年财政支出的扩张力度比前四年大幅度提高。从货币政策看，2004年4月～2008年6月期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8次，从2004年4月的7％提高到2008年上半年17.5％；2004年10月～2007年12月期间10次上调利率，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利率分别从2004年10月的1.98％和5.31％提高到2007年12月的4.14％和7.47％。但货币政策的紧缩、特别是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主要作用是冲抵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带来的超额货币供给，金融机构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仍保持较快增长状态，2005～2008年期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中长期贷款余额平均增速分别为13.88％和22.88％。2009年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冲击，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分别大幅度提高到31.7％和43.5％。
2010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将大幅度紧缩：(1)货币政策趋于紧缩。鉴于2009年上半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致新增信贷规模超常扩张，从2009年7月份开始，我国货币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已收紧，新增信贷规模从上半年的月均12,341.91亿元收缩到下半年的月均3,706.45亿元。2010年1月份新增贷款14,015.18亿元，但2月份已下降到7000亿元。同时，为控制信贷规模的过快扩张，央行从2010年1月18日开始将大型存款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提高到16％。(2)财政支出增速大幅度下降。2010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规模为84,530亿元，仅比2009年财政支出增长11.4％，这一预算支出增速比2005-2008年期间财政支出名义增速均值(21.8％)和2009年财政支出名义增速(21.2％)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2010年财政支出的实际增速可能不足7％，财政支出的实际增速可能仅相当于2009年实际财政支出增速(24.1％)的30％，相当于2005～2008年期间财政支出实际增速均值(14.4％)的50％。货币政策紧缩和财政支出扩张力度大幅度收缩，将对2010年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重大紧缩效应，部分抵消贸易环境改善、出口恢复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按财政支出乘数为1.3估算，2010年财政支出名义增速比2009年增速下降10个百分点或支出少增加7,600亿元，相当于2010年名义GDP少增加9,800亿元，2010年GDP名义增速下降2.94个百分点。
【关键词】 区域经济增长 趋同假说 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假说研究是指不考虑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依赖的经济增长规律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在趋同问题的研究历史中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历经从理论基础到概念定义再到研究方法的多次重要变迁，这对提高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及强化经济增长规律的把握有不可磨灭的贡献。Sala-I-Matin（1996）和De la Fuente（1997）从研究方法的变化角度总结了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和分布方法进行的趋同研究进展。Durlauf & Quah（1999）和Temple（1999）尝试从驳斥趋同研究和增长理论无用论的角度，综述经济增长研究进展，并深入考察不同增长模型的理论联系，进而把经验性研究的许多细节绘制到一个表格中。但是，这些研究都是综合性的，而趋同问题仅是不同增长主题中的一个，因此这些论文不能详尽的关注趋同讨论。基于此，本文给出专门针对于趋同假说概念的较全面的讨论，及其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一、增长理论与趋同假说的提出
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是否趋同是关乎人类福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又与不同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有效性相联系，这就使它备受关注。因为，一般 “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推论，而新增长理论没有这种隐含意义。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一——边际报酬递减，是导致趋同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经验性研究结论表明趋同假说在大样本国家间不成立，而只有在涉及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才成立。Romer（1994）就把这种可识别的不调和性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两个起源之一，而他认为的另一个起源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模型内部不能产生长期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模型试图通过各种避免报酬递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使得所产生的这一类模型没有趋同的隐含意义，但都具有内生的长期增长，这样，就产生了在趋同问题和增长理论有效性问题之间的联系。
在应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跨国增长规律时，研究者或明或暗地都在基础假设（边际报酬递减）中增加了其他假设，正是这种原因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概念的出现。表1给出了在研究趋同问题时经常用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同时出现了这些趋同概念，关于趋同的研究发展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并且这些不同的概念是随时间而发展流行起来的。同时，趋同假说的研究也见证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变迁。虽然在趋同概念和方法应用间有一定的对应性，然而这种对应性并不是唯一的。例如，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及（部分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都被用于（绝对或条件）β趋同研究，一般处理依据人均收入水平的跨经济体趋同问题。此外，正式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被用于研究俱乐部趋同和全要素趋同；截面数据分析方法甚至也被用于研究σ趋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而分布方法用于研究σ趋同及研究整体分布形状和分布的内部动态。因此，在下文中将对这些趋同概念进行辨析。
二、趋同假说的相关概念
1、经济体内部趋同和经济体之间趋同
Robert Solow（1970）在评价Kaldor（1971）1958年所提出的关于增长的六个典型事实中的第五个和第六个事实时，指出“剩下的典型事实都出自不同类型，并且和我无关，因为他们更多的侧重于比较不同的经济体而不是关注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事件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Solow模型所研究的内容是经济体内部的增长过程，并且所暗示的“趋同”也是指经济体内部的“趋同”，即不管经济体开始的人均资本存量是高于或低于均衡状态时的资本水平，要素间替代的可能性和报酬递减的力量都会使经济体收敛于本身的均衡状态。而之后产生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与之发生联系的趋同概念却是指经济体之间的趋同，这从广泛的跨国数据比较的经验性研究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在国家间的巨大差异给出理由，另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
2、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
相应的，经济体之间趋同能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这都要求把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的概念扩展到世界范围。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过程的设定是基于以下假设的：一是不需要任何资源来产生技术创新；二是每一个人平等的从中受益；三是没有人为了从中受益而支付任何报酬。把它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后，这些假设就意味着所有国家平等的分享技术进步，并且由此他们都能在稳态时以一个相同的增长率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假说。为了得到这个设定，研究者通常附加假设：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这也就表明所有国家稳态时的收入水平也是相同的，即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假说。
3、β趋同和σ趋同
依据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趋同都被称作所谓的β趋同。这主要是根据报酬递减的假设，暗示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有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假如储蓄率相似的话，贫穷经济体便会增长较快。如果这种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在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长率之间就会存在负相关。这就产生了趋同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进行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回归中初始收入水平变量的参数（即β）负值表明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参数β的符号判断趋同假说，因此得名β趋同。
然而，有些研究者如Quah（1993），Friedman（1994）等强调趋同是关于截面收入和增长率分布离散程度的一个概念，并且来自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中的负β，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离散程度的下降。这个观点认为不应该通过β的符号间接的判断假说，并且这种判断或许是错误的，而应该通过观察国家间收入水平和（或）增长率的分布动态来直接判断。这就提出了σ趋同的概念，σ是指收入水平或增长率截面分布的标准差。尽管有以上的限制，研究者仍然对β趋同感兴趣，部分是因为它是σ趋同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和β趋同相关的研究方法也为增长模型的结构参数提供信息，而在用分布方法研究问题时通常不会提供这些信息。
4、非条件（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
从概念上来看，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于条件和非条件（绝对）趋同。从Solow模型开始假定如下C-D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Y，K，L和A0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人均收入的稳态水平y?鄢给定
y?鄢=A0egt[s/（n+g+δ）]α/（1-α）（2）
其中，s是投资率，g和n是At和Lt的指数化增长率，δ是折旧率，α是资本的产出份额。这清楚的表明一个国家的稳态收入水平依赖于以下六个元素：A0，s，g，n，δ和α，可以用向量θ来综合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意味着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对所考虑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相同的。根据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这意味着回归方程右边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β的符号也应该是负的。相比而言，条件趋同的概念强调稳态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并且因此要求合适的变量要引入到上述回归方程的右边来控制这些差异，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应该允许变化，并且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5、条件（全局）趋同和俱乐部（地方）趋同
条件趋同的概念也和俱乐部趋同的概念相联系。后者可以追溯到Baumol（1986），但是更严格的形式由Durlauf & Johnson（1995）和Galor（1996）给出。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特性是均衡的唯一性，并且通常的趋同概念承认这个唯一性。在非条件趋同中，所有经济体都会达到唯一的均衡水平。在条件趋同中，均衡会随着经济体不同而不同，并且每一个经济体都会走向它自己唯一的均衡。相比而言，俱乐部趋同的思想是产生于多重均衡的模型。一个经济体将达到这些不同均衡中的哪一个，依赖于其初始位置或其他一些结构特征。一组国家中，如果他们具有这个均衡所要求的初始位置或特征，就可能会收敛于一个特定的均衡，这就产生了俱乐部趋同。
6、收入趋同和全要素趋同
研究者在处理趋同问题时一般是依据人均收入，即收入趋同。然而，收入趋同是资本深化和技术赶超两个过程的综合结果。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关注资本深化过程参数，但有另一些研究者，如Dowrick & Nguyen（1989），Dougherty & Jorgenson（1996，1997），Wolff（1991）及Dollar & Wolff（1994）直接关注于技术赶超的过程。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测度技术进步的最近似指标，这些研究者就考察国家间是否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上趋同，这就是所谓的全要素（TFP）趋同。
7、确定性趋同和随机性趋同
一些研究者，如Bernard & Durlauf（1996），Carlino & Mills（1993），Evans（1996），Evans & Karras（1996），Li & Papell（1999）等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方法来研究趋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经济体内部趋同”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概念。然而，研究者也用时间序列方法来检验“经济体之间趋同”。从这个观点来看，两个经济体i和j，如果他们的人均产出yi，t和yj，t满足下面的条件，就认为是趋同的：
其中，It表示在时间t的信息集。这个趋同定义对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当所考虑的样本数超过两个时，情况就不同了。趋同的时间序列定义也能够和条件趋同和非条件（绝对）趋同相联系：当a=1时，方程（3）就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当a≠1时，那么方程（3）或许就代表了条件趋同。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也要进行确定性和随机性趋同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指在检验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时能否满足确定性或随机性的趋势。
三、结语
在传统意义上，关于趋同的研究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和方法在许多方向上发展起来。然而，通过综述发现所揭示的这些结果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尽管方法不同，条件β趋同的发现还是相对稳健的。对发达国家来说，研究者实际上经常报告非条件趋同。相似的，由于σ趋同研究一般关注非条件趋同，因此，σ趋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与β趋同结果一致。σ趋同的事实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精确发现，其中也有非条件β趋同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全球大样本中，非条件β趋同和σ趋同都不成立。最后，对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到能够支持条件趋同的证据。在趋同速度上，甚至有更一般性的结论：经济体稳态中的差异被控制的越多（或是通过样本选择或是通过回归中相关变量的确定），结果中趋同速度就会越高，尤其是考虑了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异后就会更高。
一般来说，传统趋同假说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有：第一，条件趋同的经验性发现，导致许多产生趋同含义的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出现，这就表明趋同的含义不再是只能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联系，于是便促成了两种类型的增长理论走向融合；第二，它提供了关于跨国增长规律的新的典型事实，如“持续”和“双峰”，增长理论面临着解释这些事实的任务，并且引起重新构建多重均衡模型的热潮；第三，趋同研究强调国家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和技术上的差异，并且为这些差异的量化提供新的方法，同时巨大的技术和制度差异的发现也导致理论的发展。
【】
[1] Durlauf，Steven N.and Danny T.Quah：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in John 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J].Vol. 1A，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9.
Islam， Nazrul，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the Convergence Debate?[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3，17（3）.
Sala-i-Martin，Xavier Regional Cohesion：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
关键词：进出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74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3-0096―05
一、引言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在古典与新古典时期，主要有亚当・斯密提出的“剩余物品出口”学说，罗伯特逊(D．H．Robert-son)提出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和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马克卢普(F．Machlup)和哈罗德(R．F．Harrod)等人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20世纪80年代后，以罗默(Romer)、史格斯罗姆(Segerstrom，P．)、格罗斯曼(Grossman，G．)和克鲁格曼(Krugman，PaulR．)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家，将这一研究推向新的。他们把20世纪80年代初产生的新国际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理论与模型。这些研究表明：对外贸易能够通过商品出口、要素流人、创新刺激、技术扩散、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等途径，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化，区域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对区域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就变得日趋重要。
二、总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的选择与说明
本文选用湖南省1993―2004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见表1)。
样本数据的选择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数据的典型性、样本数据的有效性。本文把样本空间选择为1993―2004年，一方面是因为1994年及其后的汇率变动相对平稳，便于纵向比较；另一方面是由于湖南的地区生产总值在1993年首次突破千亿元人民币大关，这使得分析更加有意义。
(二)货物进出口总量与湖南经济增长总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1．回归模型。文章仅分析货物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假定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变或影响是平稳的，因此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
设经济增长(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为y，依次设进口、出口和净出口为X，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a十bX
2．相关性分析与检验。借助上述模型，采用表1中1994―2004年的总量数据(为便于比较而放弃了1999年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其结果如表2：
总量角度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净出口也可以在5％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在湖南，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三个变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与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甚至是净出口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只是显著性水平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总量检验的只值相对较小。而熊子平等人在2001年利用我国1985―1998年的数据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大于0．95)，两者相较说明货物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有利作用在湖南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③
三、增量分析
(一)货物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
1．分析工具的选择。从支出角度来考察国民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由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一个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也同样可以表达为“总消费＋总投资＋净出口”。
因此，当净出口(或出口等)为正时，会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起拉动作用，反之，则有负面的拉动(或说阻碍)作用。这个作用可以用“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和“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两个指标来评价。其中：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的增量÷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量
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货物净出口(或进口或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x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对增幅
2．湖南货物进出口增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分析。分析结果见表3。
表中Y表示折成美元价之后的地区经济增量(GDP增量)，Yi为当地经济的当年增长率；AX为当年货物出口增量，XG为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XL为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M为当年货物进口增量，MG为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ML为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N为当年货物净出口增量，NG为货物净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AL为货物净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
可见，在样本检测区间1994―2004年内，除少数年份如1994、1997、2000、2004年之外，大部分年份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AMG、货物进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AML均分别大于当年的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AXG、货物出口增量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拉动度XL。
与此同时，表3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在样本区间内，湖南货物进出口的增长趋势并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得也不明显且缺乏稳定性。
(二)货物进出口增量与湖南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采用表3的增量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
增量角度回归检验的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出口额在1％和5％的水平上都不显著，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与出口增量、进口增量、净出口增量都不存在线性正相关。
可见，增量检验的结果与总量检验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④
鉴于检验区间内检验量的不规则波动幅度相对较大，不妨对不规则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的2000―2004年样本区间进行再检验，⑤结果如表5：
同样，设定检验的显著性水平a=5％，查F分布表可知F1-a(1，n-2)：F0.95(1，3)=10．1，因为出口、进口以及净进口的F值均小于10．1，所以显著性水平a=5％接受H0，认为回归效果不显著，即地区生产总值增量与出口增量、进口增量、净出口增量都不存在线性正相关。
再次检验的结果与表4的检验结果一致，但与总量检验的结果(表2)是矛盾的。
不过，表4和表5的对比分析说明，进出口的不稳定、波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丁相关性检验的结论，⑥这也可以说明进出口的不稳定、波动式的发展导致了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可确定性。也就是说，湖南货物进出口缺乏稳定的支撑平台，如稳定的产出、强势的晶牌、国外市场对湖南产品的稳定需求等等，因而受世界市场偶然性因素如价格变动、临时性贸易壁垒等的影响较大。其实，进口额、出口额、净出口额的增量等指标在表3中所体现出来的不规则的波动也印证着这个结论。
同时，总量回归和增量回归检验的结果都说明：在湖南，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出口(如表2和表4所示：进口与经济之间的相关性强于出口)。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出口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出口持续扩张，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相应持续调整、改善。一般而言，出口产业的生产效率与竞争力较内需产业高，随着出口不断扩张，资本与人力资源不断流人出口产业，促使资源重新分配，提高总体资源生产力，并带动整体经济持续繁荣。但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应该是由一国长期供给潜力来确定的，市场需求及其制约仅作为一个短期因素。[1]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是从增加供给的角度表现出来。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减少进口限制，注重生产资料尤其是先进设备的进口，合理控制生活资料的进口，国民经济增长率中有20％左右是扩大进口带来的，所以从长期来看，扩大进口也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2]这主要是因为进口产品能够填补国内或区域内供给空缺从而增加民间投资和消费，提升后两者的结构。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迫使产业结构状态服从短缺约束资源使用效率的“木桶原理”，造成低水平均衡的产业结构状态，约束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通过进口国内稀缺的自然资源，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这种状态将得到有效的调整，必然使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3]对湖南货物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也印证了这一结论。
四、结构分析
上述分析说明湖南货物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稳定的作用机制。为了找到有效的作用途径，对湖南货物进出口的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结构分析是必要的。
笔者选取2001―2004年的货物进出口情况，分别从高附加值产品的结构、贸易方式结构和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作出了结构分析(见表6)：
结构分析表明：
1．进口增长速度大于出口增长速度，特别是2003--2004年间的进口呈现出一个较大的放量增长态势。考虑到考察区间湖南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态势(年增长在9．0％及以上)，可以再次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
2．2004年货物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显示：(1)高新技术产品表现虽然活跃，但是因受制于初始量较小的缘故，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且其进口量远大于出口量。这说明湖南出口产品的层次结构不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严重偏少(2004午还只占出口总额1．9％)，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量不大，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2)机电产品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大，说明湖南机电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竞争力。(3)前述两类产品的进口量均大于出口量，说明湖南的相关产业尚处于技术积累期(即重视引进国外的机器设备发展本区域经济的阶段)。
3．贸易主体结构的变化表明了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较好，一直处于不断的稳定上升之中。而国有贸易和集体贸易的占比在2001―2004年间分别是75．34％、70．34％、67．4％和62．80％，是逐年下降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总量回归结果表明：湖南生产总值(GDP)与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但总量检验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明显小于全国检验值，这说明，湖南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影响虽然存在，但相对较小，促进的力度不大。
2．增量回归结果表明：湖南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额与进出口增长额、进口增长额、出口增长额三个变量之间不存在线性正相关；进出口贸易增长不稳定、波动性较大，由此导致了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不可确定性；间接表明：湖南货物进出口缺乏稳定的支撑平台。
3．虽然总量与增量回归的结果是相互矛盾的，但两种检验的R值非常小，这表明货物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湖南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或说明货物进出口对湖南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不大。
4．无论总量还是增量的分析都表明：湖南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强于出口，因而湖南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出口的作用。
5．对贸易结构的分析表明：湖南对外货物贸易的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尽管机电产品有一定的出口竞争力，但仍主要依赖传统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量不大。
(二)政策建议
调整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加大对出口部门发展的支持力度。实行进口、出口并重的积极贸易政策。利用产业的梯度转移机遇，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实现贸易结构转型和升级。调整产业政策，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净化外资企业发展环境。出台配套政策降低外向型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位为亿元人民币；汇价为当年100美元兑换100单位人民币的中间汇率。(2)为了不影响分析结论，故假定1993年的年均汇价与1994―2004年年均汇价的平均值(831．98)相同。
②表中的数据由Eview3．1计算和整理而得。
②相关性表现不强的检验结果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一或本身构成一个反例，否定了“对外贸易(或进出口贸易)与一国(地区)经济存在强相关”这个结论；一或说明在检验的样本空间之内，这种强相关关系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考虑到湖南的数据只是中国整体数据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之统计数据的获得性相对较差，故取后一种结论。
④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统计量的不适，也可能是其中之一属于“假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即便如此，笔者也倾向于采用增量进行相关性的检验，认为增量更能解释经济增长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⑤通过对相应数据进行处理，减少其波动，再进行检验，可以发理其相关性表现得更加优良。这可以说明检验数据本身波动幅度也是影响相关检验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⑥显然，在设定的检验区间(1994―2004)内，抽出进出口贸易增长不稳定的区间(1994―1999)后，相关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⑦数据来源于
参考文献：
[1]刘学武．投资、消费、国际贸易与中国经济增畏：1989～1999年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0，(9)．
另悉，此届论坛还将推出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全国知名高校、科研机构3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2008～2009年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向社会公开由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历时一年完成的“全国35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2008）”。
发展总部经济是未来城市竞争制高点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在整体上得到发展的同时，区域之间不均衡现象也日益突出。2007年，我国东部地区GDP比中西部地区GDP之和还高出6.21万亿。与经济发展差异相伴而生的，是资源禀赋的差异。
我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在人才、信息、技术等战略资源与土地、能源、材料、人工等常规资源的分布上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格局，这既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挑战，又为我国不同区域之间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合作发展、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条件。
而总部经济是以企业为载体，以市场为机制，以资源差异为条件，实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由原来的产品合作、产品配套向功能合作、功能配套拓展升级，以达到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和区域共赢为目的。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研究员明确提出，加快总部经济发展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分工地位的战略选择。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水平显著提升，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制造”附加值普遍较低，核心竞争力不强。我国许多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正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从国际发展经验看，发展总部经济是中心城市转型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我国许多大城市土地价格、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等不断上涨，生产制造成本迅速攀升，再加上外部环境不景气，人民币升值等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关闭或外迁，大城市制造业“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珠三角企业“破产潮”正是制造业“空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破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鞋、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如何应对制造业“空心化”？从国际一些大都市看，许多大城市在制造业转移后持续繁荣的原因实际上是服务业越来越处于经济支撑地位，总部需求所形成的生产成为中心城市经济中最活跃、最有支撑力的经济主体。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形成与现代服务业的互动发展是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未来城市竞争的制高点。
南京市鼓楼区总部经济成效显著
南京市各类战略资源丰富，总部经济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的《中国总部经济蓝皮书》，南京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从2005年的第8位上升为2007年的第5位。目前，南京已有世界500强在宁投资企业58家，投资项目超过100个，跨国公司在南京设立具有地区总部功能的投资性公司超过350家。
据鼓楼区区长徐苏宁介绍，南京是江苏的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是我国华东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已经进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
南京市将总部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于2007年出台了《鼓励境内外大型企业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发展总部经济是南京市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市经济转型的重要选择，对于提升南京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地位、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鼓楼区作为南京市政治、文化、科技、经济最集中的地区，最突出的优势是科教人才资源雄厚，区内驻有20所大学，70多家科研院所，10多万人专业科技人员，其中两院院士41人，占南京市的53%，江苏省的48%，全区1/3以上居民受过高等教育。鼓楼区已成为国内外著名企业落户南京时的首选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