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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解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原因与绩效，能为我国今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本文力图建立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般性因素提炼出来，以期能准确把握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并以此来审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实现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合理有效。
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利益集团博弈理论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创新是因为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进了潜在利润的形成。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在原有制度下的一些经济主体就会尝试对既有制度安排的创新和变革，从而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产生。而制度创新总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则来进行决策的。
除了追求利益的动力，制度变迁也受到意识形态、各种压力集团和政府关于什么对公众最有利的判断的影响。外生变迁并不是改变游戏规则以适应游戏变化的要求，相反，是改变游戏使之适应于为某特定利益集团所偏爱的规则。因此，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可以称之为“制度环境约束下的利益集团博弈理论”，即在制度环境的约束甚至主导下，利益集团为了内化外部利润而相互博弈，最终会在某个利益集团的主导下达成博弈的均衡，实现制度变迁。
(一)制度环境的约束与影响
这里制度环境是指影响交易成本的各种因素构成的外部环境。制度环境制约着制度选择的集合，同时影响着具体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对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而言，制度环境主要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由政治权力机构制定出来并依靠国家权力保障实施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法律法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政策等。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传统观念与习俗等，其中意识形态居于核心的地位。与正式制度是通过正式有组织的机制来保障其实施不同，非正式制度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是分权化的、自发的社会反馈。与新的制度具有一致价值取向的非正式制度会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反之，则会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
(二)利益集团博弈的推动
制度变迁必然由人的行动来推动。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根据各自的利益取向采取不同的行动，推动制度向着有利于本集团利益的方向发展，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并达成均衡，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对于利益集团而言，只要制度变迁为本集团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推动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就有动力推动制度变迁，而且在行动过程中，利益集团会根据成本收益的变化调整其行动。
对于解释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央与微观主体之间二元博弈的框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对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应该将地方政府纳入制度分析的框架，构建三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集团)博弈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外部利润的存在能否导致制度供给，取决于支持和推动这种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是否处于优势地位。
其一，中央政府。此处的中央政府可广义理解，等同于诺斯所说的国家。中央政府是制度变迁中最重要的行动集团，对于所有制度的确立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中央政府的利益取向更为宏观和具有综合性，会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决定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在行为方式上，中央政府由于拥有国家权力的保障，并且受到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等多方面的有力支持，可以采取强制性手段推进制度变迁。这一点在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具有双重身份和利益取向，一方面它是中央政府的人，有义务维护中央政府的利益，落实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又有着不同于中央政府的自主利益。具体到农村土地制度，地方政府的利益取向是希望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够带来当地财政收入的增加、促进农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等。当自身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利益不一致时，地方政府会利用自身资源，努力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使其自主行为或制度合法化，推动制度变迁。
其三，农民集团。农民是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主要通过其行为对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的影响而影响制度变迁，虽然间接，但有时却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农村土地制度安排能够满足农民对于公平和私人产权的偏好，就会得到农民集团的认同并自觉执行，从而降低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反之，则会遭到抵制，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
(三)交易成本的约束
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交易成本影响制度变迁，利益集团的博弈同样要受到交易成本的制约，交易成本的约束贯穿制度变迁的始终。由于将制度环境和利益集团博弈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交易成本可以分为环境成本和博弈成本两个部分，环境成本是指受到制度环境约束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信息成本及制度正常运作的成本。从长期来看，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降低环境成本。博弈成本是指由于不同利益集团进行博弈而产生的交易成本，包括组织成本、谈判成本等，博弈成本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了利益集团行动的限度，当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成本超过了制度变迁带给某一利益集团预期收益，则该利益集团会采取妥协，停止行动。因此，博弈成本构成利益集团行动的约束，制约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和程度。
(四)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实施时序
在分析了交易成本、制度环境和利益集团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影响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产生外部利润。外部利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选择集合或制度运行成本的改变而产生外部利润，即由于新的制度被纳入选择的集合，或者制度环境中某些因素的改变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使外部利润的产生。二是技术的进步导致外部利润的产生。由于技术的进步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益，并降低某些制度安排的操作成本，使得大规模经营制度的建立变得有利。
第二阶段，内化外部利润，利益集团展开博弈。外部利润产生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会根据制度变迁的预期利润和变迁成本选择制度方案，并推动制度变迁，博弈成本随之产生。利益集团会不断调整制度方案以降低博弈成本，当博弈的边际效益为零时，博弈就会停止。
第三阶段，主导利益集团促成博弈均衡。由于一些集团可以运用自身优势对另一些集团施加影响，因此农村土地制
度变迁往往是在某个利益集团的主导下进行。在确立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主导集团后，主导集团会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综合自身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和完善制度方案，并且利用自身的实力支配或影响其他利益集团，确定达成博弈均衡，完成制度变迁。
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发展方向
我国未来的集体土地制度应该立足维护集体所有、明晰土地权利的基础上推动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即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基于下列理由：
其一，这样的制度安排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宪法的基本规定，也与国家发展理念的调整保持一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理念，这标志着我国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正在到来。随着新的发展观念和政策取向的转变，要求逐步改变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不平等现状，提高集体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和效率将成为必然的选择。
其二，这一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内化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外部利润，法律上对权利的清楚界定和相应保护机制能够增强集体和农民对于权利稳定的预期，稳定的土地产权具有“担保效应”，即当农民觉得能长期使用土地，并且保存和增强土地肥力的长期投资能够带来的回报很高的时候，他们就有更强积极性去进行这种投资。
其三，这一制度安排是变迁成本最低，最容易获得各利益集团同意一致性的制度选择，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保持集体所有制前提下推进使用权的流转无疑是制度变迁成本最低的方案。从利益集团博弈的角度而言，这一方案也符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利益取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对中央政府而言，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对地方政府而言，虽然会损失部分土地出让收益，但可以开拓新的建设用地来源，降低工业化的门槛，显化资产，节约交易成本，增加新的财政收入，综合权衡，地方政府仍将获得净收益；对农民而言，可以使其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利用土地的方式，并且通过抵押等形式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水利工作农村水利工程 主要措施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防洪工程
农村水利是指在农村开展的水利管理以及建设和其他有关水利方面问题的工作,包括水环境、农村水工程以及水资源。它涉及到河流、堤、沟渠、站、闸以及水利配套设施,分为田间灌溉设施、提水设施、引水设施、输水配水设施、农村蓄水设施、防洪除涝降渍等生活供水设施和灾害设施,是为农村经济发展、镇村居民生活、农业生产创造条件的基础设施。
一、农村水利面临的问题和形势:
在现阶段,农村经济和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发展开始向重视农产品多样化来转变。在农村,水利工程灌溉渠系利用系数较低,居民饮用水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村生产和生活污染严重,水利科技含量比较低,经营机制没有达到良性运行目标。这一系列问题都对农村水利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
1、农村的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农村水利建设的投资环境和政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水利基本建设开始由政府组织向村民自主转变,由尽可能以资代劳开始向尽可能出工转变,由指令性的计划开始向指导性的意见转变,政府组织号召转变为“一事一议”。
2、需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农村产业结构过去主要追求粮食产量,所配套水利工程为了满足粮食作物的生长需要,调整为蔬菜、花卉、瓜果和苗木对抗旱和灌溉的标准比原有的设施要求标准更高。在这个过程中,调整是市场化行为,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缺乏统一的调整、建设和规划,使得农村水利的配套建设出现了一些困难。
3、需要正确理解水利产业的政策。农村水利建设项目根据其作用和功能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兼有一定社会效益以经济效益为主的项目,指水面养殖、供水以及水利综合经营等;另一类是公益性较强以社会效益为主的项目,指水资源工程、农田灌排骨干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洪除涝工程等。按照这一划分,农村水利建设中许多工程都属于公益性较强的工程。农民按照这一划分,把防洪除涝工程、水资源水环境治理、水土保持工程、农田灌排工程作为政府投入的主体。实际上,流域性防洪工程是公益性的,但是圩区治理涉及到的防洪除涝工程仅靠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而农田灌排工程师农业生产性工程建设因为其受益者和受益范围,也不应该把政府作为投入的主体,而应该把农村作为主体。
4、对水质要求更加严格。水质不达标,必将导致很多人都不健康,因此也会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因为水质不能保证必将引发一些矛盾,影响到水利工程水费和水资源费的收缴。
二、今后发展农村水利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1、进一步完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的经营管理的改革。农村水利不具备完全市场化的竞争能力,其原因是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设置。在其工程管理和建设中,应建立农民用水户协会。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具体的经营管理方式,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环境、工程特点和类型灵活掌握,还可以通过产权转让私人经营,或者由水利站直接管理,采用经营管理权租赁、承包或者聘用“能人”等方式加强经营管理。
政府不能继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的做法来管理现在的农村水利,也不能把农村水利当做“包袱”甩掉。政府要协调解决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加强对经营者的技术指导和业务培训,对因其他建设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而减少灌区面积的,应在保护经营者合法收益的同时,严格要求经营者按照规定缴纳相关费用。
2、积极推广节水灌溉技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必要保障是实施节水灌溉。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必须摆在农村水利建设的突出位置,要加大节水技术和节水设施的推广力度。合理发展喷、滴灌工程,重点发展浅湿灌溉技术,完善防渗渠系配套,对主干渠道逐步实现衬砌化。
3、加大农村水环境治理力度。目前,水环境恶化、水质破坏、水土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加强治理,保护水资源,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创造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显得越来越重要。
4、努力提高农田灌排标准。要加强对灌排技术标准的研究。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田水利要切实提高农田排涝能力和供水保证率的标准,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提高标准的灌排服务。要加强农业产业结构的规划研究,使农田配套设施发挥更好的作用。
5、提高农村供水能力。提高农村特别是小城镇的自来水供水能力,加快管网建设,才能解决农村居民生活的用水。同时,修建集镇截污处理厂、加强村镇科学规划工作。解决污染源,提高污水处理能力。
6、强化防洪工程的管理。1、要界定工程管理性质,对公益性工程管理单位做到精简高效。编制内人员经费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其养护工作可以通过市场化、企业化机制操作,减轻管理单位的财政困难;2、解决工程维护运行管理经费来源。可以通过确权划界取得的经营性资产或者水土资源,再通过出租承包等方式获取收益;还可以积极争取财政支持或者用足已出台的有关规费征收政策。
三、主要措施。
1、各地积极探索,建立税费改革后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制度化的新的农村投入机制。一是抓好一事一议试点工作;二是坚持分级负责、划分事权原则,明确投入主体;二是按照受益负担原则,组织受益企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修建防洪基础设施;三是使农民成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主体,利用市场引导农民投资兴办农田水利工程;四是县乡两级政府要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将当年可用财力的2%～4%用于水利建设。
2、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水利的认识。农村水利应保持与社会和经济同步发展,并适度超前。要用先进设备和技术装备农村水利,用现代的观念和科学的方法指导农村水利,实现农村水利的新飞跃,加快传统农村水利向现代农村水利转变。农村水利始终承担着社会稳定和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重任,多研究、多调查、多分析并拿出切实的对策,才能够推进农村水利基本建设持续向前发展。
3、加强农村水利服务队伍的建设。乡站人员事业经费应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计划,并通过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再下拨到乡站。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田管理水平和水利建设,转变加大水利推广力度和技术示范,尽快实现经营和公益相分离、专业和综合相结合、指导和科技相协调,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付源瀚 张书文.浅析农村水利工作的形式、方向及措施 [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年6月上旬刊.
【论文摘要】 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侵蚀了城郊农村农业的发展空间，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必须挖掘城郊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壮大经济实力。广大城郊农村应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布局，合理开发利用有限资源，开创一条既有城市经济发展特点应又具有农村特色的经济发展新路子，使城郊型农村经济步入快速、健康、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如火如荼的都市经济突飞猛进，城市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从而有效拉动了城郊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乡间经济要素的流动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一个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人们经济活动范围较广、与城市经济联系紧密，兼具城市和农村特征的地域空间，人们习惯称之为城郊型经济区域。
近年，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农业发展、促进农村进步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党和国家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力求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这种大的气候的影响下，城郊农村凭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打破传统、勇于开拓、锐意创新，以“城郊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城乡一体、和谐发展”为原则，以“依托城市、服务城市、面向市场、致富农村”为发展目标，与都市经济遥相呼应，使城郊农村特别是较发达城市的城郊农村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郊农村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明确发展目标，走城郊城市化道路
城市要发展，规模要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增加，城郊农村必然是城市发展的首选之地，使不可再生的耕地资源迅速减少。为了实现城市与城郊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城郊农村必需明确未来经济的发展目标，“依托于城市、服务于城市、致富于农民”，积极地走好“农业特色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环境生态化”的城郊城市化道路。
1、充分利用城郊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积极围绕休闲、生态、观光、旅游农业以及名优农产品进行项目包装，积极开展各类相关招商活动，做精有限资源农业。
2、借助城市工业的辐射作用，充分利用当地人力资源。夯实工业经济基础，加速资本和产业转移，促进农民职业和空间转移，做强短小精悍工业。
3、充分利用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建设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生产为城市配套的蔬菜、花卉、畜禽等副食品类农副产品，搞活三产服务业，形成新型的城乡产业结构和城郊农村经济体系。
4、以城带乡，以乡促城。面对耕地逐年减少的现实，引导农民向城市集聚，以“城乡一体，共同发展”为目标，借鉴城市管理的成功经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整治乡容村貌，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郊农村城市化、城郊农民市民化，使城郊农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一部分。
二、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合理
多年来，传统的农村经济由于产品缺乏市场性、有限资源配置缺乏科学性、生产技术缺乏指导性、经济管理缺乏规范性，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更是“多劳少酬”。为了摆脱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桎梏，各地农村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特别是与都市毗邻的广大农村，他们以市场为导向、以城市为依托、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科学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传统做法，以“多心、多层、组团式”为空间格局，以“点、线、环、面”为网络格局， 以“高起点、新格局、多功能、有特色、服务城市”为区域定位、形态定位和目标定位，使城郊农村经济结构日趋科学合理，其成功做法为远离城市的农村起到了典范的带头作用。
以辽北城郊乡龙山乡为例。该乡是唯一的城郊乡，下辖的12个自然村分布于城市周边。以前，该乡以传统旱田作物为主，品种仅限于玉米、白菜、大葱等，由于耕地资源有限，品种单一，虽然亩产量较好，但却不能形成规模效益，农民即便早出晚归，仍然收入甚微。为了改变此种状况，本地的区、乡两级政府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一是利用沃土优势，大力开发种植业，从外地引进名优新特蔬菜和花卉品种，一年四季为城市提供新鲜蔬菜和花卉需求；二是利用距离产粮区近的优势，大力开发养殖业，鸡、牛、羊等畜禽产品竞相出栏，充分发挥城市的后厨房作用；三是利用与城市零距离的优势，大力开发农家特色餐饮业，吸引城里人到乡村驻足；四是根据耕地逐渐减少的特点，大力发展加工业，实现城郊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这样，不仅激活了农村经济，有效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还使部分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投身到其他行业的生产队伍。
三、发挥特色优势，打造农村品牌效应
特色是进步的动力，品牌是壮大的前提，信誉是发展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色就是竞争力，就是财富，谁拥有特色，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为了使城郊农村经济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广大城郊农村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力求打造自身特色，营造品牌效应。
1、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村看农村，在种植结构上有特色。随着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城郊农业的功能和作用不断延伸，生态农业、精品农业、旅游农业、观光农业、花卉农业、农业度假村不断涌现，城郊农村和农业成为城市的绿化带、景观带和大花园，为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观光场所，成为中心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
2、坚持在发展上有特色，在特色上有差别，在差别上创优势。大力发展花卉、蔬菜、林果、特色餐饮等产业，形成特色优势和规模效应，推动城郊型特色农业的发展。用工业化手段推进城郊农业，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用工业管理的方法和手段，把农业当工业抓、把农业当项目搞，实现企业化运作、产业化经营、工业化发展。
3、围绕城市二、三产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提供充足的农业生产资料，满足城市产业发展需要，使城郊型特色农业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大仓库”。着眼提升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品牌，使城郊特色的农村成为中心城市的“后花园”。
四、壮大产业链条，促进工农共同发展
要想把城郊农业做大做强，必须壮大产业链条，促进工农联合，以农业促进工业，以工业反哺农业，使工农业共同发展，实现产业化、集约化生产是广大城郊农村达成的发展共识。
1、服务城市，立足特色。以服务城市为发展动力，加快培育壮大一批有发展前景、有市场、有特色、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名优新特蔬菜种植业、鸡鸭牛羊养殖业、花卉栽培业，丰富城市居民的厨房，美化、绿化城市居民的客房。
2、延伸产业链。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动力，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大终端产品的开发力度，积极实施开发净菜袋装、脱水蔬菜等蔬菜制品生产、禽畜肉制品等。
3、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工业反哺农业为发展后劲，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通过源源不断地吸纳工业生产原材料，扩大农副产品的生产规模，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推行以吸纳农民为主的工业化路线，改变城郊剩余劳动力的职业身份，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辽北城郊乡龙山乡为例，所属大禾肉禽公司从一家养鸡场做起，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集鸡雏孵化、饲料加工、肉蛋鸡饲养、肉食鸡加工于一体的规模企业，扶持养鸡户30余户，为200多农民提供就业岗位。
4、建设工业园区。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为城郊经济发展提供拓展平台。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实现有限资源的科学整合，有效促进企业的纵向延伸和横向联合，为外地客商前来投资提供融资平台，颇有筑巢引凤之效。
城郊型经济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典型的历史范例，但经过勤劳奋进的城郊农民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城郊农村经济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使城郊农民早日受益，奔赴小康。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间信贷 农村普及 发展现状 未来走向
一、民间信贷的概述
民间借贷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
二、民间信贷的发展现状
由于上述所提到的民间信贷覆盖地域广、形式更为多元化、手续较为简单、贷款额度较大等特点，加之银行金融体系在农村的网点本身不是特别完善，因而，这是民间信贷在农村蓬勃发展而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民间信贷在农村的现状如何？是否仅仅通过民间信贷农村的借贷机制就足以完善化，因此，我们走访了金华、舟山、宁波等多个地点，对民间信贷的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初步了解。
（一）面向的贷款人群广，资金需求大
由于受到生活、生产等各方面的需求影响，农户和一些中小型的信贷机构的资金需求量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从舟山市菜园镇调查结果，我们发现，在53个农户中，其中63.1%的农户曾经通过邮政储蓄、“缘字”等多种形式通过民间信贷贷款；14家夜排档、海鲜馆、船商等中小型企业，其中高达87.6%的经营者在创业初期、生产扩建以及运营危机时向一些信贷机构贷款。可见，农村的借贷需求也是比较广，资金需求量也非常大。
（二）借贷利率高，商业风险大
不比金融机构的利率浮动机制，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法律法规的约束，所以在借贷利率方面与同期的银行贷款利率相比，利率相对较高。宁波市鄞州横街镇芝岭村一家邮政储蓄的工作人员曾女士告诉我们，他们这里的借贷利率为15.6%/年。与此同时，我们同样走访了宁波建设银行，他们的贷款利率为6.3%/年。相比之下，民间信贷的利率高出银行同期贷款率大约3倍。这对于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农村的农户和中小型的创业者而言，不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而同时，曾女士也向我们反映在借贷过程中，由于资不抵债，坏账的情况也时常出现。
（三）信贷缺乏保障机制，资不抵债时有发生
由于民间信贷多为自发行为，也缺乏明文的法律保障机制，民间信贷很大程度上都是维系在“缘”字之上。然而，维系在“亲缘”“地缘”“业缘”之上的民间信贷本身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对借方而言，缺少有力的法律保障，很多借款人可能碍于情面、颜面，不会以“借条”的形式作为凭证，此外，拥有借据的借款人也可能由于法律知识的缺乏，无法证实其成为有效的法律传票，而对贷方而言，也可能迫于借方金额的限制以及个人传统观念的约束，不便于大额的借贷。在这种情况下，资不抵债、坏账的状况时有发生。
（四）借贷风险大，非法集资走俏
在我们走访芝岭村的农户过程中，张大爷向我们透露，由于信贷机构的缺乏，以“缘”字维系的民间信贷也经常出现，虽然借款金额不是很大，然而由于缺乏借款的凭证，收款情况不容乐观。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金华市武义县上江村，很多农户由于信贷机构的缺乏以及自身的家庭资产变现能力差等原因，不得不选择以“缘”维系的民间信贷，更有甚者，选择了高利贷和地下钱庄的形式，上江村的书记告诉我们，由于迫于家庭的压力和资金的需求，资金需求无从借贷，这样的非法渠道虽然需要蒙受很大的风险、贷款偿还金额也非常巨大，但很多人还是会铤而走险。前段时间热火朝天的吴英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因为，在借贷风险方面，民间信贷急需规范化。
三、民间信贷的未来走向
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法律的保证和制度规范的指引，探其发展的路径也是磕碰跌撞，历经了不少阻碍。近来发生的较为轰动的吴英案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或者个人明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然而却仍然费劲心思筹集大量资金，这无论是对个人价值还是社会秩序的维护都造成了难以避免的挑战。借着民间信贷的发展现状，我们通过走访调研和一些专业化的意见，想为农村借贷提供一个适时有效且险性相对较低的生存环境。
（一）成立商业化小额贷款机构
在农村，由于贷款人群广，资金需求相对较大，加之信贷机构的不普及，成立商业化小额贷款机构非常有必要。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农户和商户的借贷都基于“缘”字之上，而源于“缘”字的信贷本身就上述论述的理由对借贷双方而言就有很多不适，因此，成立商业化的小额信贷机构就能够很好地避免这种纷争。农户以及中小型的信贷机构可以不受到人为因素和价值观念的限制，外加小额信贷机构的制度规范化，通过机构借贷，满足生活或生产迫切的资金需求。
（二）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
政府以及相关立法部门应该建立适时可行的法律制度，指引民间信贷向正规化发展。针对民间信贷的办理程序无序化、担保物品无力化，尤其是贷款利率高息化等，对借贷双方的交易方式、权利义务以及利率水平等合规合理化，给予一定额度上下浮动，避免款项成为坏账以及高利贷事件等事件的发生，在确保借贷双方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下降低了商业风险，赋予借贷双方很好的屏障。
【关键词】农业工程；农业机械；农产品加工；新农村；发展
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已成为启动内需的重大制约因素，农民增收已成为牵动经济发展全局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升农业质量和效益，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
农产品加工业加工的大都是一些土特产品或优势农产品，原料分散，资金技术含量要求较低，所需劳动量大，工艺相对简单，因此适合于乡镇中小企业生产，从而非常有利于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据文献资料报道，在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中小企业在全国出口特别是农产品出口中都占有重要地位。1952年和1958年日本中小企业的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87．9％和84．1％。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商业、运输、旅游、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集中，这些产业又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该产业，反过来又加快了小城镇的发展。
2.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缓解农产品卖难问题
当前，我国的农产品供求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体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状况。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组织程度的松散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使他们难以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使农民在走向市场过程中，尤其是在应对“入世”挑战，表现出无奈和困惑，习惯于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搞订单农业，则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按照国际惯例，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户的关系应日趋紧密。在国内很多地方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已经形成。一些龙头企业把基地和农户作为“第一生产车间”，通过公司（企业）加农户、契约加服务、服务加农户、科农工贸一体化等经营模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与大市场衔接起来，延长了农业产业链。龙头与基地、基地与农户形成良性循环，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有效的解决了农民农产品卖难问题。 各地的实践表明，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和带动力的大小决定着结构调整的规模和成效，也决定着农产品加工的深度和广度。哪里有成规模、上档次的龙头企业，哪里的结构调整就顺利，农产品就销路畅、价钱好，农民的收入也就高一些。农民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收入也就有保障。 从另一方面来讲，围绕加工来种，围绕加工来养，引导加工企业和农民建立稳定的合同关系和利益联接机制，让农民的种养成果有销路，让加工企业有原料，实现“双赢”。发挥好龙头企业外连市场，内连农户的链条作用，不仅会推动产业化向新的发展空间迈进，而且可确保农产品有一条进入市场的稳定渠道，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日趋紧密。总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促进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和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转化增值水平，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
3.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有效地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初级产品的附加值， 从而有效的增加农民收入。 有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农业增值最大的环节在加工转化，如：美国的农产品总价值构成中，产前部门转移价值占21％，农业生产创造的价值占17％，而产后部门创造的附加值占62％，流通和加工环节的增值是生产环节创造价值的3.6倍。一般来说，由初级农产品加工向深度加工和精度加工发展，经过加工转化后，可以几倍、几十倍乃至成百倍地多层次增值。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加工业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上规模、上水平的企业。据统计，全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56536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年产值4176万元，其中31259家乡镇农产品加工企业年平均产值3006万元，其中像三元、伊利、蒙牛、双汇、华农、旺旺、夏进、汇源、德大、华龙、鲁花等一大批企业不仅规模大、效益好、有品牌，而且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 目前，农业结构不合理，生产专业化程度低，农民文化技术水平低，初级原材料生产比重大，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弱，农产品附加值少，尤其是后者，是制约我国农业综合素质和影响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长远看，加快农产品加工的发展，可以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把生产、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都纳入农业的全部内容，使农业摆脱仅仅提供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的地位，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从而有效地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因此，要抓住当前农产品供给比较充裕的有利时机，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更大规模地实行农产品加工转化，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来源，将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开拓新的领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
4.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也是应对WTO挑战、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步骤。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3.7：1，而我国只有0.43:1。没有经过加工的农产品，由于其需求性小，科技含量低，因而形成价值低和竞争能力不强。当今世界各国的农业竞争，已不仅表现为初级农产品和单个生产环节的竞争，更表现为包括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保持和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我国原料充足，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特点，相对降低某些初级产品的国内资源成本，从而使比较劣势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比较优势。通过扩大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促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5.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开拓农产品的新市场
农产品加工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要吃饱，更要吃好，吃的营养，吃的健康。高档食品、保健食品、无公害绿色食品尤受人们喜爱。国外专家预测，世界绿色食品产值在今后10年内将从现在的11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许多国家绿色食品市场消费量年增长率达到20％至30％甚至50％。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城镇居民家庭在外就餐趋势增强，城镇居民在外用餐支出占食品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1.8％，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10年中将有1亿农村居民转移到小城镇。
一、中国土地现状及其制度现状
我国土地资源总量多，人均占有量少，尤其是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少(即“一多三少”)是我国土地的基本国情。我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育了占世界22％的人口。我国国土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国土面积仅为11.65亩左右，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2004年我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00.4万亩，截至2004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37亿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1.41亩，只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的37％左右。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形势日趋严峻。一方面，我国耕地面积大量减少，土地退化、损毁严重，土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60％以上的耕地分布在水源不足或者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严重的地区，通过开发补充耕地的潜力也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土地利用粗放，利用率和产出率低，浪费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因此，我国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现行农村双重共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是在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其经济主体是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是一种“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分散经营”的经营制度和土地共有制度，是一种多元产权格局，由于这种所有权与承包权相分离的制度安排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因此这次制度变迁是一次典型的帕累托改进，从制度供给的每一变量分析，差不多都表现出正相关的绩效，该制度安排既坚持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又通过与生产资料的紧密结合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制度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不论是在经营目标上还是在经营方法上，都已无法再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本身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①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改革的深入中国以前的土地政策已不再适应新的形势，本文分别以城市和农村土地利用状况为分析对象从经济角度分析其不合理性的表现，并试图从制度方面分析起不合理但存在的原因。笔者试图通过从制度创新的角度允许对土地资源市场化运作，并对城市和农村的土地提出具体的运作方案已达到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目的。
二、现行土地制度已经出现制度约束
是我国建国之后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之一，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绩效在80年代初就表露无遗。首先有力的促进了农业的高速增长。据专家估算，1978～1984年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计算，增加了42.23％，其次还直接促进了农户收入的提高。据研究，从1978～1984年农民收入的实际年增长率达到15.1％成为历史上农民增收最快的时期。再次，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还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52～1978年期间，中国国民收入年均递增5.98％，农村经济贡献率为37.28％。一种制度安排在一段时期内很可能是较优的、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安排就是不可变的、是一劳永逸的，经常的情况应该是，制度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进行修补，不断的量变着。
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缺陷，(1)集体土地所有制度的缺陷：所有权主体不清，不仅“农民集体”所指含混，而且这个“集体”无边界；所有权客体不清，特别是与国有五荒地、林地的边界不清，集体与集体社区之间的边界也常常发生纠纷；乡(镇)、村、小组三级主体的利益分享没有明确界定。(2)农户使用制度的缺陷集体土地承包经营的主体农户不具备法人的资格和地位，户主在法律上是自然人身份，事实上却充当了“家庭法人”的代表；使用权的起点和期限不明确，《土地法》中“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的法律条文与“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到后再延长30三十年不变”的政策语言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不同内别的土地使用权存在差异和不平等；(3)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缺陷：仅仅是停留在“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等原则规定上，诸如土地地力的评估和定价，土地市场的建立和运作，土地使用权交易规则和程序等方面都无具体规定。(4)土地宏观管理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土地用途管制软弱无力。尽管法律法规有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编制及执行缺乏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方面的法律和规章等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过程对农地的侵占的“合理性”显得软弱无力。这一系列的制度缺陷制约了我过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而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造成阻碍。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实行，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所新。但是到今天土地制度已经构成农业生产发展中的最大瓶颈。因此不回是我国农地变迁的最终归宿。改革开放至今以有30年了，在建设新农村的今天我们需要探寻一种更加符合当前国情的制度。
三、制度约束与经济发展
对于制度，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他们各自的定义。诺斯(1994)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认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康芒斯(1997)认为“一种制度是有关个人行动控制，自由和扩展方面的集体行动”。史密德(schmid，1972)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课制度的定义，指出制度是人们之间的有秩序的关系集，它确定了他们的权利的侵犯、特权和责任。据此分析得出制度两方面的意义：(1)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2)制度影响经济绩效。制度对农业经济更是具有决定性的约束。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在分析近代之前法国经济衰退的时候，也分析了制度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影响，并得出如下结论：“近代初期法国农业的日趋虚弱使收益递减及阻挠有效调整和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造成的。阻挠全国市场发展的限制主要归因于近代法国农业大量保留了中世纪的特征。”凡勃伦认为，“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现实中经济不断发展而使相关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制度却没有及时跟进行相关的制度变迁，则原有的制度很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束缚。因此，制度的创新显然很重要。
四、实行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1.不排除有些土地投机者会进行投机活动因而损害农户的利益，因此土地流转应在宪法的规定下制定《国家土地法》、《农村土地使用、流转、买卖法》，《国家征地法》等法律法规来对其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对土地买卖、国家征地等农户极为关系的问题作出有力的规范和约束。
2.有学者认为农地私有化涉及社会制度问题，是对公有制的严重挑衅然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我们鼓励一切有力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形式。我认为，实行农地私有化会大力促进我国“三农”的发展，是惠及我国广大农民的好措施，它与公有制是可以并存并能相辅相成的。
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农地私有化之后，那些失地农民流入城市，而在我国现有城市化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这些流民很可能会因因无法就业、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而诱发一系列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把我们的农民培养成为现代公民，并将纳入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去。
总之，土地流转要分阶段、分地区，有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落后地区渐进式推行，同时还要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长期看来，土地流转时一个大的趋势，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键词]农村精英；农村政治发展；影响评估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4－0073－06
农村精英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关键，科学和客观评估三十年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建构相应对策，将有助于为中国基层民主建设提供更直接的宝贵经验和反思。
一、评估方法
评估对象是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即作用问题，涉及农村精英与农村政治发展两个变量。该评估既要从农村政治发展的已有结果逆向观察，也要从农村精英的职能活动顺向推演。具体指标设计可从以下层面进行。
首先，界定农村政治发展概念范畴并提炼评估指标。农村政治发展主要指农村政治关系的变革与调整；其外延表现为农村政治体系、政治过程、政治产出、政治文化的改善与进步。从政治发展的国际经验判断，农村政治应当从传统向现代转型，逐步呈现一种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趋势。依此概念可抽象出四个评估指标：政治组织、政治参与、公共政策、政治意识。政治组织表征农村政治体系的发育状况；政治参与表征农村居民对政治事务的涉入情况；公共政策表征农村政治产出状况如决策制定、计划规划等；政治意识表征农村居民对农村政治事务的理性或非理性认知。
其次。界定农村精英的概念范畴并设立指标观测点。农村精英主要指生活于农村场域并在农村事务中形成相应权威空间或重大影响的优秀人物。通过既有系列观察可以判断，其影响力主要表现为个人拥有的财富、权力、知识、声望等资源优势。因此，农村精英又可相应分成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类别。根据上述界定可大致设立以下指标观测点：权威基础与结构、权威功能与活动、政策倾向与重点、政治知识解读与习得。四个观测点分别用以观测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农村精英在农村政治体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产出、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状况。
再次，为不同指标设立评估等级或赋予指标值。依照农村精英在促进各项指标现代化方面作用水平的不同，评估等级分为高、中、低三个位阶。最终指标设计见表1-1。
最后，确定观察个案。由于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较长，有关农村精英及农村政治状况的数据汇集存在一定难度。为使研究具体准确，笔者试图通过山东省L市L村个案观察，对该村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四个不同时点的政治发展状态进行截面解剖，分析其中农村精英所引致的变迁特征。之所以选取L村个案，一是其地处鲁中(山东中部)。交通位置便利，公路铁路交错，容易受改革开放潮流影响。但又不像东南沿海发达农村那样属于某种改革开放典型。二是它多姓杂居，各姓在保存自己部分传统记忆的同时，又因密切交往形成了共同的村庄记忆，但这种记忆并未使其像西部或南方某些农村那样强力保持原初风貌。笔者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政治变迁的平均或中间状态。
二、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山东省L村指标观察
L村姓氏众多，计有蔺、李、闫、马、朱、刘、杨、申、亓、魏等十几姓，以蔺、李姓人数为最，但财富、权力、声望等资源分布并不局限于蔺、李两大姓；各姓总体上处于小片聚居、大片杂居状态；社会事务在各姓内部与各姓之间错综交织。L村经济经过长期发展，已在作物种植、砖瓦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基础上，向工厂化、公司化的农产品加工、餐饮服务等多种产业形式迈进；经营形式也从集体经济为主走向重视培育个体、私营经济。因此，L村精英活动与政治发展主要在社会事务复杂性、经济事务逐步多样化背景下进行。
(一)197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村内精英主要为政治精英，其权威基础在于正式权力安排，精英的政治表现为上级看重。这些精英即当时大队、小队干部，主要包括：朱姓大队书记1名，闫姓副书记1名，蔺姓民兵连长1名，蔺、刘、李三姓生产队长4名。精英所任职务在撤社建镇之前没有变化，任职倾向于终身性。非正式民间组织不存在。
2.政治参与：政治精英们热衷于服从上级公社指示。习惯由大队干部领导、以生产队为基础组织群众活动。政治选举、协商活动很少，村民主要受各姓政治精英诱导或控制。各队村民尽管有一定的姓氏或宗族观念，但宗族事务在大队统一活动情况下趋于沉寂；加之各姓政治精英私人关系良好，村民间并无宗族性冲突事件发生。
3.公共政策：生产队所获被用于统一分配，村庄经济包括一片果园、一座小型砖窑，其产出主要供本村自用。因此，决策方面并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其优先选择在于利益均等化和秩序稳定。
4.政治意识：政治精英们通过传统文件宣读与喇叭广播，由大队干部或生产队长把村民及时组织起来，引导村民学习上级公社或中央政策文本，农村小道消息较少。村民在参政意识上主要靠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动员。
(二)198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上级镇政府对试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比较重视，自上而下给予L村特定权力安排，指定政治表现好的李姓大队书记1名(撤社建镇以来，L村至今保留传统大队称呼)，推荐闫姓村主任1名，原蔺姓民兵连长留任村治安委员，推荐闫姓妇女主任1名。原4名蔺、刘、李三姓生产队长相应调整为村民小组组长。另外，蔺姓、李姓、刘姓等建筑技能较高的技能精英出现，在他们带领下，建筑技术较好的几十名村民自发组织建筑队，主动承包村内外民房建筑工程。由各姓人员自发组成的两个丧务理事会出现，主要是分片(以大队办公室为基线，将L村划为前头、后头两部分)处理各自区域内的丧事活动，并从中涌现出了一批社会精英。但技能精英与社会精英及其相应活动并没有对既有正式村组织体系形成干扰，因此能够得到大队干部认可。
2.政治参与：政治精英们因产生于自上而下的指定或推荐，对上级镇政府指令惟命是从。《村组法》规定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流于形式，村民在村务管理上受各姓政治精英控制，村务不公开，相关信息主要由书记、村主任尤其是书记掌握。各小组长由于受书记、主任掌控诱导，各组村民内部尽管传统宗族性事务复生，但相处融洽。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原有果园已转为粮食用地，经济事务局限于原有砖窑的承包和扩大生产，以及催公粮、收提留等方面。由于砖窑、提留能够为
大队公务接待以及干部事务开销提供特定资金来源，大队干部们极为重视砖窑收益和提留收取，核心考虑在于谁承包能交更多利润、谁催粮能收更多提留。在社会文化方面，大队干部对村小学建设与管理付出了努力，积极兴建或扩建校舍，多方抽调或聘请教师。因此，效率、效果成为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
4.政治意识：政治精英们主要使用喇叭广播，向全体村民播放各类政策文件；村民按通知做事，并没有主动参政意识。同时通过定期在大队办公室外放电视、放电影等形式进行文化娱乐活动，村民们在精神上开始放松。村内小道消息、流言或谣言偶有发生，但都能在定期的电视电影集会场合得到澄清。
(三)199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由于新《村组法》颁布实施，镇政府指定刚回L村的闫姓复员军人为书记：该书记经受部队锻炼，见过世面，年富力强，因此被寄于厚望。村主任则通过镇政府推荐，村民代表选举，由李姓人士担任。原蔺姓民兵连长仍留任村治安委员，另一闫姓妇女被推荐为妇女主任。4名村小组长由书记和村主任在蔺、刘、马、李四姓家族力量、声望较大的人士中选任。此时村内精英除政治精英、技能精英、社会精英外，拥有小型加工作坊、商铺的杨姓、马姓经济精英出现。民间组织除原有公开活动的建筑队及丧务理事会外，搞生姜种植的蔺姓、杨姓、李姓农户技能交流密切，但并未形成特定组织形式。
2.政治参与：随村务公开制度实施。政治精英们在服从上级决定、指令基础上，开始有选择的通过大队院墙张榜、喇叭广播等形式公开电费、公粮、土地承包等事务。但公示内容偏向于未完成任务的农户或村民名单，往往不涉及大队内部财务问题。各小组长仍受村支书、村主任掌控或诱导。各组村民除种好自家地外，忙于就近务工赚钱，并不关心村内事务，村民间也无群体冲突事件发生。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原有砖窑经营不善。大队干部们不断更换承包人，但效果不理想；在新式砖瓦加工技术的竞争压力下，传统砖瓦窑已走到尽头。除加大催公粮、收提留、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外，大队干部们开始谋划公路沿线地皮出租，以带动小型商铺、饭店、车辆维修、棉线加工等行业发展，谋求更大利润。在社会文化方面，村小学生源不足，与邻村小学合并已成定局。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
4.政治意识：大队原有的放电视、电影等文化娱乐形式取消，因为家家都有电视。大队干部仍主要使用喇叭传达政策精神，但这些精神却被大队干部、小组长们人户催粮和收款行动所扭曲。村民对村内公共事务感到厌烦，不愿同村干部合作，干群对立情绪产生，甚至出现对抗事件。
(四)2008年L村精英与政治发展状态
1.政治组织：在镇领导鼓励和支持下，蔺姓种植能手与魏姓建筑能手搭档参选大队书记和村主任成功。李姓中年男士被选为治安委员，李姓女士当选妇女主任。4名村小组长由书记和村主任在蔺、魏、马、李、杨等几姓副业较好的男士中选任。技能型精英与经济精英开始融合，并进一步扩增到水利服务、渔业养殖、塑料加工、餐饮服务、农产品加工行业。民间组织除原有建筑队、丧务理事会外，从事各类新兴服务、加工业的精英和村民开始形成行业利益，但尚未明确结成特定组织。
2.政治参与：由于新一届书记及村委会选举活动的广泛宣传，村民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他们认识到深入参与投票、选举、协商等村务活动的重要性，开始关注村务是否全面公开，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自来水、硬化路面等)、土地对外承包租赁等事务。无论就村民、村干部还是其他类型精英而言，这些公共事务的进展直接关系到个人经济利益与家庭生活。他们都对不利于己的事务状况公开抱怨，的内部因素开始积累。如遇特殊激发场合，随时可能发生。
3.公共政策：在经济方面，首先是“三提五统”等提留统筹已经取消，农业费改为农业税，中央对粮食种植实行农户直补。但粮食种植依然没有多少利润可得，大多数村民试图依靠种植生姜大蒜等经济作物谋求农业收益；其次，具有一定社会关系和经济资源的村民开始在农产品加工业上展开实际行动，或贷款建厂，或贷款搞物流等。在社会文化方面，村小学早已改成幼儿园，小学生被集中到镇中心小学；村民们忙于赚钱谋求个人或家庭发展，对村集体文化建设缺乏兴趣。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决策的优先选项，但公平尤其是机会与资源的公平配置对L村人而言愈发重要起来。
4.政治意识：由于积极或被动参与村干部选举，加之各项公共工程的推进，村民开始对村庄政治产生浓厚参与意识，甚至许多人觉得自己在选举投票时非常重要。现代化的扩音喇叭介绍、自制海报、广告、资料或文件复印成了村民熟悉的活动宣传形式，但小道消息、流言不断。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干部、村民与其他精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他们的思维范式都明确趋向自我中心。
(五)指标分析：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通过综合L村四个年度截面指标情况，并依照表1-1所列标准，评估结果可见表1-2。
据表1-2，可形成L村精英对该村政治发展影响的大体认知：
1.在政治组织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精英类型的不断扩展及流动能力的提高。为政治组织权威基础与结构的丰富稳定提供了条件。精英类型的扩展也为非正式组织的产生与运作提供了可能，但非正式组织并未给现有政治组织带来破坏性影响。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各在不同权威领域内发挥作用。
2.在政治参与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村干部从控制或干扰村民参加集体事务、不愿公开村务逐步过渡到主动引导村民参加投票选举活动、公开讨论集体事务(尽管各种贿选行为时有发生)。而随着经济事务与自身利益关联度的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在不断增加。
3.在公共政策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并不高。村干部的政策导向从偏重于以均等化实现政治稳定逐步过渡到偏重经济增长，在决策上主要把效率、效果放在突出位置，有关环境、文化、社会要素的考虑并未成为决策的重点内容。
4.在政治意识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的过程。政治知识的宣传形势在不断改进或现代化，其来源从村干部放喇叭逐步过渡到现代媒体。村民参政意识在2008年得到充分激发，他们对各种政策的理解能力逐渐提高，其个体权利意识逐步突显。
从以上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总体上经历了一种从低到高或由弱变强的过程：农村精英发展或能推进农村政治组织、政治参与、政治意识的发展，使之向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演进。但对公共政策或组织决策而言，农村精英的影响力有限，尚未使之达到应有的社会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而且，不论就地域还是就政治发展的内容而言，农村精英对农村政治发展的影响力并非都是均质的。
三、农村精英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L村个案来看，农村精英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它们制约着农村精英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精英总量偏少，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发展动量
2008年L村拥有1800多人口，能因政治、经济、技能等因素产生一定影响力的精英数量约为28人，其分布情况是：蔺姓5人、李姓7人、闰姓4人、马姓4人、朱姓1人、刘姓2人、杨姓1人、申姓1人、亓姓1人、魏姓1人、焦姓1人、孙姓1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56％。精英缺乏使农村事务开展缺少集中带动力量。原因有二：一是村民联系更多依靠熟人关系或小圈子；村集体事务的推进则需不同类型的精英在这些数量众多的家庭、小圈子之间做大量协调工作。二是精英虽然对普通村民具有示范作用，但村民的传统保守心理使其倾向于认为，这种示范只有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才能避免自己跟进或冒进的风险。
(二)精英外流，且外流精英缺乏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
L村人认为，但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进城而非呆在村里。L村除了考大学的青年人留在城市外。当兵出去的人也几乎无人愿意回村，1990年代进乡镇企业的青年人也绝大多数留在了企业所建生活区。而且，村内一些精英一旦致富或有机会变成城里人，便大都搬往市区居住。精英外流后，因其生活、工作、社会联系更多以居住地为核心，与本村的联系便逐步减弱，他(她)们影响或推进本村事务的意愿与行动也相应变弱。L村有人在外地或本地城市的银行、政府、事业单位任职，但他们对本村的贡献乏善可陈。
(三)精英群体内部流动性偏弱
某种精英转变到另一种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位置的难度很大。主观而言，一种精英一旦产生，便容易形成某种惯习；而且，精英们最终都通过成本一收益计算考虑转变行为所能带来的物质或精神收益，不同精英因其不同发展路径积累起了不同的资源优势，转型则往往面临较大的机会成本或损失风险。从客观方面说，精英转型尤其向政治精英的转型受到乡镇基层政权约束，乡镇政权甚至拥有农村事务的最终决定权。
(四)精英影响偏重于依靠社会关系尤其是后台权力支持，在知识技能、经济资源积累方面仍未达到有效拓展政治事务的程度
1970年代以来L村传统政治精英持政及各类能人向村干部转型，之所以能得到上级政权认可，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他们与上级政权重要成员间具有特殊社会关系或是历史形成的亲友、地缘关系。或因为对上级的忠诚。这种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也为村民看重，因为它们能给村里争取到更多资源。相比之下，那些在农加工或商业流通上取得较大进步的经济精英，因其资源规模尚未达到深入影响全村公共事务的程度，特殊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的缺乏将制约其政治拓展。
(五)精英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政治参与、公共决策更多取决于利益驱使、机会环境而非科学知识
利益驱使意指农村精英更注重农村事务所能产生的经济收益或实惠；机会环境则主要指上级政府或政策所提供的发展机遇。L村精英在政治参与和公共事务决策上很少有科学化程序，但仍能获得村民的主动或被动承认，除了受利益驱使的村干部努力推动外，还因其顺应了国家或地方政府“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政策潮流。比如2008年镇上征用L村土地建设化工厂项目、市里征地建设铁路复线项目并未得到L村干部和经济精英的反对；相反，他们把这种征用看成是谋求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关经济、环境、社会的平衡协调则远远超出了农村精英的思维范畴。
(六)精英影响往往受到基层政权的直接约束
尽管2006年来“三提五统”等行政任务已经取消，但基层政权对农村政治事务的控制并未减弱，因为农村政治组织是基层政权的神经末梢与行动手脚，也是其最直接的管理对象。同时，近年来农村公共工程项目逐渐增多，基层政权除了认识到项目管理与监督的必要性外，也看到了从项目谋取利益的可能性。在，L村水泥路修筑、水沟挖掘、自来水铺设等项目中，都能看到镇上官员早晚忙碌的身影。
四、引导农村精英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对策
(一)通过知识技能培训、工商信息沟通、金融财政扶持加大农村精英培育力度
在知识技能方面，可由政府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向企业、高校、科研单位聘请、招标等方式提供培训，也可由村集体或其他农民组织根据自我需要开办培训中心、购买培训服务。在工商信息沟通方面，政府可通过指定信息中介或工商信息主管部门向农村定期、不定期工商信息，形式可采取电视、广播、海报、宣讲、电脑信息港等等，其好处在于可使农民避免社会非法中介信息的误导。在金融财政扶持方面，应当降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门槛、扩大信贷范围，对发展迅速或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精英实行特定优惠、减免、奖励政策。通过以上扶助措施，可以培养更多的农村精英，形成更大的农村政治发展动量。
(二)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加强外流精英对原籍村的帮扶作用
与乡土精英相比，外流精英往往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外部联系、更丰富的知识技能和经济资源。通过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库和定期联系制度，可加强农村与外流精英间的信息、感情沟通，借重外流精英回馈乡里的报效情怀，促进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发挥特定扶助作用。与政府等其他扶助主体相比，外流精英可能会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因为外流精英对他们来说即最生动的改革发展实例。在信息库建设上，可侧重于外流精英的文化程度、从事职业、特殊技能等内容。在定期联系制度上，应实行专人专线联系，联系内容侧重于本村开放发展的新面貌、新机遇。
(三)通过农村精英定期评价，促进农村精英内部公开公平流动
与上级政权相比，村民对本村精英的了解可能会更详细更直接。因此，对农村精英德、能、勤、绩的评价。可由政府或第三方定期开展村民匿名调查，监督评议、干部选择权利将更多地放到最有发言权的村民手中。调查方式可采取结构式电话访谈、入户访谈、问卷调查或无结构式深度访谈等等，调查评议结果则相应作为农村精英奖励、信贷、优惠减免、干部推荐、干部选举的重要参照。
(四)为愿意向政治精英转型的各类精英建立某种个人资本保值增值手段，在促进其现有资源公共贡献能力的同时，弱化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背景的重要性
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在向政治精英转型时会考虑其原有经济或社会资本的机会成本，如果为这些原有资本建立某种保险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一则可以解除各类精英向政治精英转型的后顾之忧：二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或避免其转为政治精英后的“经济人”倾向，增强“公共人”动机；三是可能会激发精英提高其现有资本或资源的公共贡献能力，增强村民的认可与支持度，弱化精英转型时的社会关系或后台权力背景。这些保险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可能包括：资产保险、工作保险、老年保障金、风险基金、所得税减免、提升信誉等级、声望与业绩宣传等等。
(五)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治参与、公共政策培训。提高农村精英的参与和决策能力
其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由政府提供远程或现场政治知识、公共政策培训，培训师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聘请高校与科研单位人员；培训方式可以是教材宣讲，也可以是村民自治示范县或示范村的案例观摩与探讨。二是由村集体根据需要自己组织，聘请专业人员长期或定期对本村公共事务、政治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进行现场诊断和发展设计。三是政府、村集体、有志于农村公共事务的个人、社团、公司多方联合，共同对农村政治参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进程进行综合评估与优化设计。
(六)增强农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性质，弱化其对农村事务的外部约束
在中央政权农村战略大局既定情况下，对农村发展的最大干扰可能更多的来自于农村基层政权――党政联合办公的乡镇政权。从理论上说，乡镇政权的核心定位应当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直接为中央政策与农村发展服务的基础环节。因此，可采取建立一站式或阳光服务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深入偏远农村建立服务代办点等方式直接为农村民众提供全程、便捷的公共服务。果如此，则有可能在服务的同时弱化其对农村事务的干扰与控制，使农村精英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注释：
关键词：中国邮政；农村物流；邮政物流
中图分类号：F252.5 文献标识码：B
中国邮政利用信誉优势和“三流合一”的网络优势进军农村物流市场既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也是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农村邮政物流的现状入手，试图分析其主要特点，并力求能够提出实现其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对策性建议。
一、中国农村邮政物流的现状考察
从1999年在农村地区开展邮政连锁配送业务，到2003年成立专门的邮政物流公司――中邮物流公司，短短几年的时间，中邮物流不仅形成了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1500多个县（区）的“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农户”的流通模式，还不断拓展业务范围，重点开发了农资类、快速消费类和公共服务三大市场，内容涉及农村生产生活资料配送、农业信息、农业技术成果转化、代订送火车票、代送单证照等。[1]同时，在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下，2006年邮政系统又通过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开始在农村发展现代流通业，积极推行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建立以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为核心的新型营销体系。到2007年，中国直接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邮政连锁配送网点已达30万处，覆盖全国40%以上的行政村，成为农资销售的重要流通渠道。而对中国邮政而言，也找到了新的业务增长点，目前邮政物流已成为继邮政储蓄之后的第二大业务和主要收入来源。
二、当前中国农村邮政物流的主要特点分析
当前，中国农村邮政物流从整体上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分散性：中国农村邮政物流的分散性是由农村消费主体及农业生产的特点决定的。中国行政村落和自然村屯星罗棋布，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地域差异性、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及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等问题的存在，造成农村物流需求的不稳定性和非均衡性。由此可见，要满足农民小规模、大范围、多样化但总量庞大的物流需求，就必然会使农村邮政物流体系在整体上呈现出极大的分散性，具有服务规模小、数量庞大、经营灵活的特点。
2.单向性：所谓中国农村邮政物流的单向性，主要是针对其流通模式而言的。目前，农村邮政物流所形成的“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农户”运转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着力于把生产企业生产的农业产生资料和农民日常生活用品通过配送环节直接运到农村、卖给农户，是一种单向性的流动。虽然这在保障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正常进行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要想真正拉动农村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更关键的还是要把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运出去卖个好价钱。
3.落后性：首先，邮政物流的基础设施落后。受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制约，目前我国农村在道路交通、物流设备、网络通讯、仓储能力等方面都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80%的货运量是由人力或畜力来完成的，邮政物流的技术水平也很低，产品运送多是使用敞蓬卡车、小型货车，缺少冷冻设备和技术。“据统计，我国蔬菜水果及其他农产品在采摘、运输、储运等物流环节中损失率达25%-30%，每年有总价值为750亿元的农产品在运输中变质的损耗”。[2]同时，信息网络系统建设也不完善，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农村邮政分支机构只设立到乡镇，无法及时满足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之农村集体经济日渐势微、经济合作组织尚不完善，使得分散的农户无法形成规模化的物流需求，造成农村邮政物流统一作业服务的种类有限，专业化和社会化、市场化的程度很低。
三、未来中国农村邮政物流的发展方向思考
结合中国农村邮政物流的现状及特点，本人认为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
1.物流体系的现代化：第一，健全组织网络，实现信息系统的现代化。中国邮政在充分发挥覆盖全国农村的5.9万个邮政支局 (所)、7万余名乡邮员和数十万名农村邮政代办员的服务力量的同时，还要积极实施“村邮工程”扩大农村组织网络，打造一个“三级三线”的农村邮政物流组织网络体系；同时，还要进行机制创新，大胆打破地域、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与供销社、大型流通企业携手，加快农村经营网点的发展，从而构建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克服分散性的存在。当然，还要有国家对农村邮政物流配套设施的财政支持，早日完成农村公路、电话、电视、宽带网络等硬件建设，才能真正形成现代化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共享系统。第二，加强农村邮政员工队伍建设，实现经营服务理念现代化。目前，农村邮政物流的快速发展急需一批素质高、基础好、技术硬的专业人才，这是提高其技术服务水平的前提。因此，必须加紧对在职员工的岗位培训和人才的选调、引进，以提高整体服务质量，赢得良好信誉。同时，要把先进的物流经营理念引入农村，重点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思想观念，改革激励机制，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专业社会化的物流服务。
2.流通渠道的双向化：构建农村邮政双向物流系统是其未来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中国农村邮政物流必须走联合发展、连锁经营之路，改变相对单一的业务范围，本着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医药、电信、金融、保险等其他行业和部门、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不断拓宽物流经营领域。要在已经开展的种子、化肥等农资产品和农村生活用品物流配送的基础上，通过投递网、金融网和信息网三网合一的强大优势，依托乡镇邮政所、农村营递员及各类委托代办点，向农民采购农产品，并“供销给国家、省、地区物流公司或农产品加工企业、专业市场、流通企业、城市居民”，最终建立起“以委托代办点为桥梁、乡镇邮政所为基层单位、县市物流中心为基本物流组织机构”的新型双向农村邮政物流运行模式，[3]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朱霖，高海波.邮政系统推出服务“三农”新理念[N].中国质量报（第五版），2006-06-06.
关键词：水资源短缺；节水农业；发展；问题；方向
1我区节水农业存在的问题
1.1节水农业技术不普及我区地处西北地区,普遍缺水，农业生态环境脆弱,但现状是农业用水浪费严重。目前，农业灌溉用水约占全区用水量的84%，由于输水方式、灌溉方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种植模式等方面的问题，农业用水的利用率很低，渠道灌溉区约为40%～50%，机井灌溉区约为70%,和一些发达国家（达80％）相比有很大差距。同时，我区目前农业用水利用效率也很低，单方水效益为1.10 kg/m3，和一些发达国家2～3 kg/m3的水平相比差距很大。
1.2认识上存在偏差目前，节水农业的发展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一是节水农业看技术含量，认为高新节水技术才是节水，研究、推广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那些技术实用性强，效率比较高的“土”技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二是注重工程节水，忽视农艺节水，主要表现在将节水农业等同于农业工程节水，把节约水在输送和灌溉过程中的浪费作为主要技术内容，节水农业技术应该包括农艺、工程和管理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综合利用各种农业节水措施的技术集成；三是节水灌溉农业和旱作节水农业分离，目前由于管理的原因，在节水灌溉农业和旱作农业方面存在分工，政府注重灌区建设，农业部门关注旱区，两者有不相往来的趋势，旱作节水与灌区节水发展不平衡，制约了节水农业的协调发展。
1.3节水农业创新水平不高从整体上看，节水农业技术引进的多，自主开发的少，产业化程度低，整体配套性差，如喷、微灌设备、节水作业农机具，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我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高新技术还很少，推广国内外产品，成为一些技术推广部门的经营主项目，提高农业节水创新水平，满足农业节水需求，是摆在我区节水工作面前的重大课题。
1.4农业节水系列标准的不完善农业节水系列标准是衡量节水农业的尺子，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东西。尽管目前采取了多种节水农业技术措施，但如何进行衡量和度量还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如投资与效益的比例，多大才是节水效益优的，效益衡量的时空范围多大，都没有明确界定。对于一个节水工程而言，局部是节水效益高的，但从整体上来考察则是不节水无效益的。
1.5注重单项技术，缺乏深入的节水技术综合集成目前在节水农业发展过程中，往往只注意单项的工程技术，如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喷灌和微灌的推广，缺乏将这些技术和农业措施紧密结合的综合集成技术，导致单一技术的推广出现困难，甚至夭折现象的出现。
1.6节水农业投资力度不足长期以来，资金不足，制约了节水农业的发展。这几年我区尽管建设了一些农业示范区，搞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大型灌区进行了续建配套节水改造，以及正在实施中的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应急项目2006年度工程，但这些资金同巨大的资金需求相比相差很大，投资不足，依然制约着节水农业的发展。
2今后我区节水农业发展的几点方向
2.1进一步确立节水农业的重点确立节水农业的重点，是我区节水农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具体体现，是确立投资重点的方向性问题。目前，节水农业的重点是在灌区的节水工程上，应该进行战略性地调整，确立节水农业发展灌区和旱区节水农业并重的节水方针，节水的重点是田间。从粮食产量而言，灌区的产量高于旱区，从水资源利用量而言，灌区的水资源利用量很大，直接取自江河或者地下，对地下水和下游产生一定的影响。注重灌区节水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旱区节水。从总体而言，旱区生活比较贫困，其群众的生活比较困难，但旱区的粮食潜力很大，只要充分挖掘其降水潜力，对于维护我区粮食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旱区节水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是十分有意义的。无论是旱区还是灌区，节水重点应该放在田间，通过农艺等多种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2.2建立完善的用水计量体系计量体系，是节约用水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我区许多灌区缺乏完善的计量体系，致使灌区不能按量收费，制约了水资源高效利用。将灌区已有的计量设施体系进行加强管理和不断完善，是目前的重要工作。
2.3建立长效的节水农业机制通过机制的建立，促进节水农业的长效发展，是目前节水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为此，政府应该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一要建立科学的农业水权水价体制，让百姓在充分享受水权的同时，也要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制定有利于节水的水权水价政策；二要充分认识节水农业的公益性，对节水农业的发展进行适当的补贴，鼓励其发展节水农业；三要建立科学的奖励惩罚制度，规范其行为；四要通过建立农业水权体系，维护农民的利益，并且在农业水权转移过程中得到好处。
2.4将节水农业作为战略性工程实施节水农业的发展不仅是农业本身的过程，而且是涉及到全区经济发展的系统工程，应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来实施。作为战略性工程，应该加大投资力度，采取各种措施进行优惠，吸引各种资金投入到节水农业工作中。完善其法律法规，加强领导，运用科学的发展观统筹节水农业的发展，将其纳入我区的发展规划并严格的加以实施。
2.5建立适合区情的节水农业技术体系我区的农业基本情况是地块零碎的一家一户土地承包制，农业发展不均衡、经济发展欠发达、农民掌握科技的整体素质不高等，节水农业技术体系的建立必须建立在这个基本的区情之上，只有适合我区农业基本情况，农业节水技术才能得以普遍推广，才能产生明显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