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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3005808
自1915年亚伯拉罕・费雷克斯纳（A Flexner）提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1]的问题后，就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工作学科地位的反思与探索，并促使社会工作界就社会工作要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实务方法的观点达成了一致。正如大卫・豪（David Hower）所指出的，任何专业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都只能停留在粗浅的层次，所有的实务工作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2]而就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意义，沃尔什（J.Walsh）非常直白地表示：“如果没有理论做依据，社会工作者所能看到的只有自己接触过的案例，甚至这些案例还会使社会工作者迷糊。社会工作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其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主的行为，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关于案主与问题情境的一般化判断，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结构和秩序。”[3]因此，有学者提出理论是社会工作的基础，要立足于理论的建构，去发展一门社会工作科学。而且，就规范的意义而言，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判断学科专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以及作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实践活动，其对事实的观察与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而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已经形成了一种科学的“范式”。它不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简单堆砌，而是在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理论前提、实务模型与操作方法，这种“范式”的转换，对于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的成熟和促使社会工作形成具有“自身面相”的学科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支持理论的科学基础与形成过程（一）社会支持理论范式的科学基础在社会生活的场域中，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加速、社会角色的集丛化、人际交往的理性化、生活方式的更新，导致现代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自然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原子化与物质化的个体的出现，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本体性安全的缺乏”[4]。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5] 导致了现代人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的断裂，从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以社会支持为视角，来解释现代人与社会的问题，并依此寻求干预的策略，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社会工作模式多元化的困境，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度不高、专业性质定位不准、专业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不突出等问题。当然，社会支持理论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首先，生活世界中丰富的社会支持实践是社会支持实务理论重要的经验基础。社会支持的实践是社会支持理论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基础，虽然人们的社会支持实践动机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这些社会支持都在宣扬一种利他动机，并以此建立一张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世界中，生活世界的变迁、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生活的困境，此时，人往往会向自己生活世界中的他者寻求帮助，以渡过难关；而作为同类，当周围有人向自己伸手求助时，也往往因为作为同类的一种“同理心”，抑或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需求，会向他人伸出援手，无论他是陌生人或是熟人。诚如俗语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们之间的这种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就是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实践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就一直存在着，而人类社会的持续与和谐发展则需要更加广泛和紧密的相互支持。
其次，专业社会工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构建提供了理论素材。佩恩（Panye）认为，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应当包括三种含义：实践模式、理论解释和基本视角。实践模式是一种概括描述，而理论解释则要解释因果关系，基本视角则意味着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场。[6]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门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与专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了众多的社会工作经验，在实践模式上形成了十几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包括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行为修正模式、任务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调适模式、完型治疗模式等；在理论解释方面，有生态系统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符号互动论与社会建构论等；在基本视角上包括优势视角与增能框架、证据为本的干预策略等。其整个发展的历程经历着社会工作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的变迁。[7]而无论这些实践模式、理论解释和基本视角发生何种变化，都仅仅是知识与工作技巧的变化，其对社会支持网的重新构建的工作本质并未发生变化。相反，这些丰富的实践、理论和视角恰恰丰富了社会支持的内涵，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素材。
再次，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反思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契机。现代社会工作一直把专业知识看成是理性秩序的体系，并试图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和适用的理论体系，以通过现代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加以传播和推广，但是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并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于是在其理论体系内部产生了理论排斥问题。这为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因，诚如后现代主义者罗缔所指出的，“元叙事”已经不存在了，每个人都是后现代文化中的一员，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没有特别的标准可以遵循，也没有人能够拥有能够说明一切的奥秘。[8]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试图在差异化、多元化、解构和权变语境下构建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作提供模式，但是它更注重工作模式背后的价值，更关注案主自身的能力与资源网络，其实质仍然是以案主为中心发现支持网络、并通过增能等重构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而这种后现代解构权威的追求恰恰揭示了即使在权变语境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依然存在其不变的内核和具有普适性的框架，即社会支持网的构建。
总之，社会支持理论作为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尝试，在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实务操作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与总结。但是由于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本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来促进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变迁，必将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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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复习期间的科学管理
“管理出效益”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迎考复习。复习管理包括复习安排、集体备课的要求、考试的范围和次数、外来复习资料的运用、课外时间的占用等方面。
九年级的新课一般在11月底或12月初结束。我们的复习教学按依考点复习、专题复习、热点和重点汇合复习三个阶段进行。
按考点复习。年前按考点复习，一般复习完七年级上册的内容，即地理知识部分。到第二个学期的5月初，我们基本将全部考点（包括思品部分）复习完。在这一阶段，为了强化基础知识，备课组成员会分工按考点出一张16开纸的填空题，让学生进行过关（80分以上）训练，并对后进生进行督促完成。每复习完一个章节，如地理、历史、法律、国情等，就分别由教师把学生平时易混淆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以及易写错的字词打印出来，供学生复习。这一举措非常好，加强了学生的薄弱环节。
专题复习，就是按政治、经济、文化（包括科技）、生态、外交、军事等方面，从古代、近代、现代的不同时期进行整理复习。由于许多内容与第一轮复习有重复，所以一般用1周多时间（不超过8节课）就可结束。
热点和重点汇合复习，就是运用热点材料，通过设问，检测相关的重要考点的知识。为了与时俱进，突出重点，我们每位教师还要分工对专题内容进行补充，然后出一份占16开纸大小的材料题。
由于要考到乡土知识，所以我们会整理一份乡土知识及其练习。
综上所述，第一阶段注重基础与系统，第二阶段体现专题全面，第三阶段紧扣社会热点、学生关注点与课标重点。最后一周回归到考点的主干知识。考点的不同要求则是三个阶段的复习方向。
对于集体备课，经过预先通知，在个人认真备课的基础上进行。每周1次，备2小时左右，有人主讲。不同的复习阶段，集体备课的内容是有区别的。第一阶段是备对考点的解读、重难点的确定和易混点的区分，并提供课件，集体修改填空题。第二阶段主要讨论专题内容是否全面、系统、科学。第三阶段备各项热点涉及的重要知识点、补充的材料和练习是否重要、设问是否合理，经修改后，再印发给学生。
复习阶段的备课，既要重读教科书，又要阅读2本以上复习用书，再根据学情进行纸质备课。对其他教师会提供相关课件，我们都要根据教学设计进行取舍和调整，使两者相一致，并争取一情境多利用。
考试的范围和次数。九年级刚开始本学科用不着进行暑期作业情况检测。因为复习本学科的知识容易忘记。九年级的寒假过后，检测小范围的难点内容即可。平时按章节进行检测。中考采用开卷考试，但平时采用闭卷考较好，旨在让学生巩固知识，学会准确表述。然而在距中考一个半月，可采用开卷考试，旨在让学生适应。命制试题先以个人单独进行为好，旨在培养教师命题能力和减少客观上带来的命题教师考前复习的意向性，从而更利于发现师生在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有利于减轻教师经常参与命题的负担。而到中考前的几次考试，则发挥集体智慧共同命制。
对外来复习资料的运用。一是复习用书，我们选用一本，对其中的练习进行取舍。二是外来的试卷，我们备课组让每位教师从两份试卷中选取好题拼成一份，然后印给学生训练。这既分担了任务，又共享了校外较好的试题资源。
对课外时间的占用。我们一度由于复习的内容多，课时紧，因此许多练习要放到课外完成和讲评（一般在晚自修讲评）。这样势必会占用学生的自学时间。其实我们这门学科平时却不需多占用课外时间，在临近中考的一个半月，倒需要年级组给历史学科增加一定的时间。
时政宣讲的安排功过参半。九年级一开始每周讲一次实无必要，因为历史内容很难与时政相结合（假如先上思品内容是可结合的）。进入总复习后，分工让教师提供时政材料，大家补充和共享，可以作材料题的背景材料，有可取之处。将上一年11月（我市这样规定）到当年4月期间较重要的时政内容印发给学生，是需要的。
任课教师自身也有科学管理的问题。例如自修课、晚读和晨读要在黑板上明确内容和要求；要发挥科代表、小组长的作用，交作业前要检查，要及时催交拖拉的同学完成等；要争取班主任的配合，例如晚自修前或上课前或在中间段，建议班主任来教室巡查，这样学生容易及时静下来等。
二、关于有效教学的实践
所谓有效教学则体现在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认真有效的备课、中心与主导关系的把握、课标考点的合理解读、讲解和练习内容的正确取舍、基础与能力的恰当掌握、较为合理的教学评价等方面。
一是关于复习课教学模式。有的采用学案教学法，即备课组教师重新编印练习，学生做后，发现问题先在小组内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就提到班内解决。我觉得此模式有时可采用，但常用会消耗教师因编题而花费过多精力，会造成资源浪费。有的采用先师生共同解读课标和考点，再让学生通过自学（默读），然后提出有疑惑的问题和易混淆的问题，最后先小组后全班予以解决。这种方法较好，但也要灵活运用，因为学生提的问题易偏、易宽泛、会超出难度，常会导致拖堂。对此，我会将学生的提问放置在重难点处，并用恰当的情境材料让学生据此提问。这就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犹如给学生的提问设定了一个范围，拴上一根线，避免了所提的问题漫无边际。
二是关于对考点的解读。解读时，我先让学生讲出“考试内容掌握程度的要求”――了解（a）或理解（b）或应用（c），而且说出考点的“关键词”，然后具体讨论可能涉及哪些问题。这里需着重强调的是，并非“c”级要求所涉及的问题全是“应用”，其中有的可能是“了解”，有的可能是“理解”，有的才是“应用”。对新增的考点更应关切。现列举如下：
考点21：理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出现的原因。
考试等级为b级；关键词有理解、原因。
涉及的具体问题及其认知过程，见下表。
涉及的主要问题认知过程 涉及的主要问题 认知过程
谥号、年号了解（a）列举史实运用（c）
太平盛世的时期识记（a）对现代的启示分析（b）和评价（c）
太平盛世的表现识记（a）表现或原因的异同理解和分析（b）
理解太平盛世出现的原因理解和分析（b）表现与原因之关系分析（b）
重点：“理解三个太平盛世出现的原因，尤其是‘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难点：“归纳太平盛世出现的原因（包括共同原因）并用史实加以说明；谈谈其对现代的影响”。
2013年衢州市中考有道选择题提到《汉书・食货志》：“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西汉时期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是（ ）
A.政治上沿袭和完善了三省六部制
B.经济上重视农业生产
C.生产上使用新型灌溉工具――筒车
D.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本题直接考到的是西汉出现粮食富足的原因（答案为B），但是也间接考到唐玄宗统治前期所使用的新型灌溉工具（C）。因为B、C两项概念容易混淆，C项明确了，确定B项就不难。由此，把三个太平盛世（封建治世）的原因作为重点，方向是准确的。
三是关于对作业的布置、批改和教学评价。作业的布置都要作取舍，如第三阶段时政热点与考点、重点汇合复习时，仅做复习用书的选择题。至于作业的批改，正常情况下全部批改，对共性的问题进行讲评。对于作业问题严重的学生，就把他叫到面前进行讲解。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应以正面鼓励为主，如实中肯地指出其错处，帮助其纠正不足。考试过后，我一般都会让学生填写“走向完美评价表”，以利于学生准确发现问题，有利于减少重复错误。
错误程度具体错误类型有几处
较低级
的错误
答题卡上下题错涂或答案错位写
没注意，漏做、漏答
写错别字
可争取
克服的
错误
角度不全，答不完整
针对性不够， 表述太笼统或太繁杂
知识错答（张冠李戴）
从材料（文字、图表）中获取有效信息不够
没有分段分要点答（没写序号、分号）
根本原因
总之，复习课应做到知识网络化，表述准确简约化，易混问题明晰化，重难点情境化，问题解决主体化。正确处理好讲与练、基础与能力、学为中心与教师主导的关系。
三、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关于考试范围、次数与课外时间的占用问题。对此，学校教务处、年级组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好本年级各备课组之间的关系。哪门学科多考或少考，课外时间的多占或少占，都要进行协调，科学安排。
对于外面征订的资料（作业和试卷）也要进行剪裁拼凑。要布置给学生作业，教师课前应先做，以便对难题和易混淆的问题在课堂上适当渗透、分解。这能减轻学生解题的负担，提高作业的正确率，因而也间接减轻了教师自身的负担。
关于怎样对待文本（主要为教材）知识的问题。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础性资源，基本概念、核心概念应理解，主干知识要掌握。但要创造性地利用教材，遇到公认的权威性的学术问题或新表述，要大胆采用。命制试题时，应依据课程标准进行命题，而不是仅依据某一版本的教科书的内容（浙江省《考试说明》中有规定）。这样，才能引导教师创造性地利用教材，做到与时俱进。
关于资源共享。上、下届备课组的资源应共享。这会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同备课组教师之间资源更应共享，这样可发挥集体的智慧。
关键词 知识社会学 范式 社会实在论 社会建构论 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6-0113-09
一、作为特殊学科的知识社会学
在社会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中，知识社会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知识社会学在整个社会学中享有着独特的地位，它所探讨的问题――知识问题――同时也为理论社会学以及认识论所关注，这使得知识社会学超出了分支学科的范畴，它甚至“吸引了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①不仅如此，由于当代知识社会学的核心文本是对“社会是人的构成之物”（Society is constitutive of human being）这一基础命题的阐发，因此，该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占据着“元理论”（Meta-theory）的“上位”（Preeminent Place）。②格吕恩瓦尔特（E. Grünwald）认为，作为对“知识”的“社会学”研究，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同时它是知识的科学（Science of Knowledge）”。③另一方面，知识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断地引发怀疑和争议，以至于这个学科始终不能如其他分支社会学那样，藉由若干学者达成某种基本的共识而进入常规化的经验研究阶段，并形成一套成熟的学科知识生产和积累机制。换句话说，知识社会学始终未能摆脱“与其起源时一系列问题之间存在的持续不断的联系”。④
造成知识社会学如此特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取决于它独特的学科定位和抱负，尤其取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知识”概念的宽泛性。当下，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已被其他分支学科，如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社会学等瓜分。这些学科“已把关注点逐渐转移到了对专门知识和信念体系的研究”，而不是“热衷于一般性的分析方式”。⑤因此，知识社会学更多地是在依托其他分支学科来对自身进行说明，体现出元理论的特点。第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对“知识与社会二者之间是如何联结的”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地说明。但如何在“知识”这样一种逻辑范畴与“社会”这样一种非逻辑范畴之间建立联系，在知识社会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学者给出的答案也是不同的。随着知识问题在理论社会学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社会学广泛且深入地参与到了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的讨论之中，从而脱离了它原来的分支学科地位。第三，知识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伴随着各种逻辑困境，因此它“始终未能为自己的信念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胡辉华：《论知识社会学的困境》，《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由于要贯彻“反身性”（Reflexivity）的说明原则，知识社会学容易陷入到“相对主义的自我驳斥”的理论困境之中。而这一问题也让学科只能“在社会情境的相对性和真理的超验性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中艰难前行”，从而只能暂时性地放弃常规化的知识积累，而专注于理论问题的解决。[法]卡则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总之，尽管自诞生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对于很多学者来说，知识社会学的整体面貌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在谈及知识社会学时，除了习惯性地将这门学科同它公认的创始者，如曼海姆、舍勒联系起来，学者围绕知识社会学的论争要大大多于已取得的共识，以至于“讨论什么是知识社会学和它应当是什么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大大超出了详细探索具体问题的专著和论文的数量”；知识社会学研究仍然停留在一种自发的阶段，“而不是一个持续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领域”。[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3页。
二、知识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诸维度
知识社会学面貌的模糊性，使得以一种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切入对该学科理论逻辑和演进规律的梳理成为一种必须。而以知识社会学自身为假设，可以提出一个考察该学科的反身性框架。
本文认为，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从直接性的社会实践中抽身出来，专门从事理论性的认知活动，其合法性是社会赋予的。与此相应，学科也通过一套合理有效的系统性认知规则和认知程序，来发展社会需求或社会期望的“合逻辑性表达”，进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其结果便导致了“合理性”的认知原则成为学科知识累积的首要原则。按照这样一种“作为合理性的合法性”（Legitimacy as Rationality）或“作为逻辑性的社会性”（Social as Logical）原则，任何（科学）学科都要在其知识累积过程中，满足其理论知识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同时保证其理论知识同经验现实的一致性。特定学科的形态特征及演进过程，便可以理解为在上述原则的支配下展开。
因此，作为探讨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学科，知识社会学一方面需要发展出一整套逻辑自洽的知识-社会理论体系，对知识同社会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进行准确而有力地阐释；另一方面，需要对这样一种理论同经验现实的契合度进行检验，这就需要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能够覆盖所有知识类别，对其进行无差别地说明。但是，同其他学科相比，知识社会学最大的差别在于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知识，而知识社会学本身便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故而，知识社会学所提出的任何理论、观点以及命题都应当而且必须适用于它自身。从理论层面，知识社会学追寻其合法性的努力不仅体现在知识-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更是体现在对于这样一种知识-社会理论能否适用自身的说明。而从理论-经验一致性层面，它不仅要囊括对各类知识形式的社会学考察，同样也要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知识甚至知识社会学本身进行反思和审视。综上，一个完备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应该包括以下维度（表1）：
第一，知识-社会理论。这是最为直接和明确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形式。历史上，从马克思、曼海姆等先驱思想家开始，便提出对特定知识的社会学解释模式。例如，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指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结构，而知识则是指受经济基础决定的精神生活的方式――即意识形态。[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4页。对于舍勒来说，作为社会力量存在的“现实因素”（Real Factor）是可变的，血缘、政治与经济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对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产生影响。[德]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3页。曼海姆则认为阶级并非决定个体思维的唯一因素，为找到和知识相对应的社会基础，应当审视包括代际、地位、派别、群体、职业等综合性的社会因素。[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6页。在涂尔干和莫斯看来，诸如仪式、族群结构等社会事实在人类的分类图式中会留下印记，因此概念、观念中所反映的分类图式实际上是社会分类的对应。[法]涂尔干、[法]莫斯：《原始分类》，汲匆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8～95页。而对于索罗金（P. Sorokin）来说，决定一个时代知识的决定性力量则体现为某种“文化心态”。Maquet， J.，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ts Structur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Knowledge：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Systems of Karl Mannheim and Pitirim A. Sorokin， Boston：Beacon Press， 1951， pp.124～125.
上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建构论学说的提出，使知识-社会理论的形式发生了变化。McCarthy， E.，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12～20.其中，舒兹发展了韦伯的“意向性”和米德的“符号”概念，将其明确表述为一种知识形式（日常知识），用它来分析生活世界中人们所拥有的经验“现实”，并指出这种现实是“生活在社会世界内的个体所进行的意义建立与意义诠释的过程”。[美]舒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第283页。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现实建立在人们的日常知识的基础之上，是人们日常知识外在化和客观化的结果。Berger P.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13.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论学派也对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创造、维持以及再现社会现实的手段进行了考察。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J.： Prentice-Hall， 1967， pp.269～277、283.总之，在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史中，知识-社会理论不论具体形式如何，一直是作为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存在的。
第二，社会学知识论。如果说知识-社会理论是一条“明线”，那么，知识社会学还有一条“暗线”，这条暗线隐没在社会学知识论或方法论的表述中。尽管一直试图摆脱认识论问题的纠缠，但历史上这门具有特殊研究对象的学科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曼海姆认为“有可能把知识社会学展现为关于知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的一种经验理论，而不引起任何认识论问题”。伯格和卢克曼则试图把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带来的麻烦的认识论及方法论问题从知识社会学中排除出去。具体参见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6， p.291； Berger P.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26.而社会学知识论的表述中所隐含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能够集中体现知识社会学同认识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因而构成该学科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社会学知识论中的知识社会学由于是隐含性的，故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体系，从形式上看，也散落于历史上学者们对科学以及社会学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等讨论中。例如，实证主义者涂尔干在其提出的一套关于如何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叙说中，实际上隐含了对“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之中位置和角色”等问题的回答。[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2～154页。与此类似的还有韦伯在解释社会学中提出的“价值无涉”等概念。而源自的批判社会学则认为社会学不应当保持价值中立，而是应当批判性地涉入社会现实之中，并促成社会现实的改变。当论视野中，诸如布迪厄、吉登斯以及塞德曼（S. Seidman）、布洛维等学者在其理论以及方法论著作中，都包含了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角色以及定位等问题的思考。
第三，对不同知识类型的考察。在不同形式的知识-社会理论以及不同取向的社会学知识论的表述中，知识社会学也将论证其合法性的努力投向了经验领域，并开始对各种知识类型――从普通人的日常观念、文化模式和规范模式，到文学、艺术，再到科学知识，从意识形态到分类图式等――的研究。由于知识类型的广泛性，使得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往往分散到诸如科学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宗教社会学以及其他分支社会学之中――对于日常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更是见诸文化社会学，以及所有以建构论为理论指向的一般社会学研究中。超（Leo P. Chall）认为，“知识社会学已经丧失了其初创时的语言，并成为整个行为科学的隐性部分（latent part）”。Wolff， Kurt H.，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Trend Report and Bibliography， The Hague： Mouton， 1967， p.10.但需要注意的是，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内容取决于相应的理论诉求，在不同的理论关照下，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知识类型会有所差异。例如，知识社会学研究对马克思和曼海姆来说是意识形态分析；对涂尔干、莫斯而言是对初民社会分类图式的考察；在兹纳涅茨基、科塞笔下是知识人研究；对于索罗金，则指不同文化心态同具体知识形态之间的联结。随着知识社会学理论的演进，其研究的知识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对于建构论立场的知识社会学来说，舒兹等人是从日常知识入手开始其理论探讨的，而伯格和卢克曼的宗教研究，则进一步阐释现实的建构性质。而当代知识社会学最有影响力的成果之一，是提出了以强纲领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这极大拓展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且也对社会知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除了科学知识之外，当代知识社会学也将其研究领域拓展至反思社会学的研究（对社会学知识自身展开的研究）。
三、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
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历史分期，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看法。例如劳（J. Law）认为，知识社会学的演进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以马克思和涂尔干为其标志，他们分别定义了两种分析社会结构与信念之间关系的传统。这样两种传统则在曼海姆和默顿那里发展成为明确的知识社会学学说。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标志是伯格和卢克曼根据现象学的进路对知识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进行的辩证考察，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对于人类思维的结构主义分析。第三个阶段则发源于科学研究领域，其标志是库恩学说被用来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审视。John Law，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 Bost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pp.1～2.麦卡锡（E. McCarthy）则将知识社会学划分为以“社会决定知识”（Knowledge is socially determined）和以“知识构成社会”（Knowledge Constitutes a Social Order）为主题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涂尔干，而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则是米德、伯格和卢克曼以及吉尔茨。E. McCarthy，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pp.12～20.该观点在黄瑞祺那里也有相似的表述。黄瑞祺认为，知识社会学具有两大基本面向，其中的一个面向强调“社会存在对于观念的塑造作用”；而另外一个面向则强调“社会观念对于现实的创造作用”。参见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0页。
尽管不同学者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大部分学者都承认：知识社会学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包括理论层面的转换，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形态的变迁。本文借鉴库恩的“范式”（Paradigm）概念，[德]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并认为，知识社会学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成熟”的知识体系可以称之为该学科的范式。这样一套知识体系具备一套颇为完备的说理机制，能够以有力的“合理性”宣称，从学科的社会建制内以及从整个社会中汲取合法性资源。根据前文中的学科分析框架，知识社会学历史上的每一种学科范式都要满足学科的逻辑性（合理性）认知原则，即一方面有着自洽的理论逻辑，并能够经过经验的检验――具体来说，每一种范式其知识体系的各维度之间应当互不冲突。而根据前述该学科的主要维度，一个逻辑自洽而又符合经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首先，该范式的知识体系诸维度内部的各命题间应当具有一致性；
其次，该范式中相关的知识-社会理论应当同经验现实中的知识-社会关系相一致；
再次，该范式中相关的知识-社会理论应当同相应的围绕社会学知识论的论述相一致；
最后，该范式中相关的社会学知识论的论述应当同现实中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相一致。
在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上，尽管产生了形形的理论形式，但根据上述指标体系，这些知识-社会学说、社会学知识论以及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成果大致都可以被纳入两种成熟的学科范式中。这两种范式之所以称得上“范式”，是由于他们能够提供关于知识与社会、知识社会学自身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完备的、彼此之间整合度高的回答。本文将这两种范式分别称之为“基于社会实在论（Social Realism）的知识社会学范式”以及“基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的知识社会学范式”。而这两种范式之间由于所持有的社会观，即对“社会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不同，导致其理论说明模式以及看待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很大程度上，这两种范式彼此之间具备库恩意义上的不可通约性特征。
1.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的理论预设是社会实在论，它假定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外在于人的意志、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往往能够对人的意志起决定作用。持有这种社会观的学者往往将社会以及由社会衍生出的概念，诸如群体、阶级、族群，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相关性范畴，诸如地位、角色、功能、制度、系统等都看成是具有实在属性的。而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便是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下，讨论这些实在性因素对于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持有社会实在论立场的最典型的社会学家便是涂尔干。涂尔干提出了包括将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看待等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而决定知识的社会因素包括群体结构、关系以及社会组织等。[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3～24页；[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20页。而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则将社会看成是围绕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而建立起来的阶级关系以及阶级结构。舍勒将决定知识的现实因素（Real Factor）归结为诸如“种族与亲缘关系、权力结构、生产要素、人口的质与量的方面、地理因素和地缘政治因素等”。而曼海姆则在对知识进行社会分析时，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拓展为包括“世代、地位群体、派别、职业群体”在内的多样性的社会范畴。③[美]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林聚任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14～15页。索罗金尽管秉持唯心主义观念，将人类的精神文明成果归因于某种文化心态，但在索罗金著作中的文化心态却是不依赖于个人意识的客观范畴。
总之，尽管这些理论提出了看待社会的不同方式，但他们的理论都共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这些用来对知识进行分析的社会范畴都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实在形式。而默顿作为实在论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将上述论述整合成为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纲领，并用它来对知识现象进行研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默顿从“存在基础的类型”“精神产品的类型”“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类型”“精神生产与存在基础相关联的原因，即精神产品的外显功能与潜隐功能”以及“何时所认为的存在基础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承认”等五个方面，将知识社会学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划分。③他将社会看成是一种实在相对应的知识与社会的二元观。这种观点认为，二者是相互外在于对方的。不论是涂尔干、马克思、舍勒、曼海姆还是默顿，他们都将知识看成是外在于社会实在，并被社会实在影响、塑造和决定的范畴。
而与这样一种社会实在论以及知识-社会二元观相对应的，是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学的知识观。基于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所秉持的，是一种“符合论”的知识观（真理观）。这种知识观和真理观认为，由于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是可以通过观察等手段来使之呈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研究手段，来达到对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知。例如涂尔干在《自杀论》等经验研究作品中，通过对自杀率在不同宗教、性别、族群中的分布情况的统计，将自杀这一最具主观能动性色彩的人类行为贴上了“社会事实决定”的标签。马克思尽管批判实证主义仅仅立足于工具主义的态度对社会现实进行描述，而没有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但在这样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方面，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批判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是相同的。实证主义的集大成者默顿也将这样一种知识论预设作为对任何知识展开分析的基础。
以上探讨了社会实在论范式的知识社会学在探讨知识-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学知识论方面的理论预设。而这样一种理论预设也影响了实在论的知识社会学看待自身的方式。曼海姆在提出知识社会学这一名词时，所面临最大的质疑便是所谓“相对主义的自我驳斥”问题，即“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阶级或群体的思维的反映，那么根据这一命题，知识社会学本身也是受社会力量塑造的，因此像知识社会学这样一门学科的客观性就无从谈起”。对于这样一种质疑，曼海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涂尔干虽然发展出异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路，通过“从知识的集体性中发现知识的有效性基础”而“把知识的社会学规定性变成新理性主义的基础”；[法]卡则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但是，对于有效性知识同社会之间是如何联结的，涂尔干并没有能力进行进一步的说明。而默顿在考察已有实在论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开始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科学知识同其他知识类型进行区分。默顿认为，科学知识具有纯粹理性的特征，它是纯粹客观的；社会学不可能对科学的认知过程进行分析。基于这一点考虑，默顿果断地放弃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主张，从而发展出实证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纲领。在默顿看来，知识社会学只研究科学知识以外的知识形式；而对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不属于知识社会学的范畴。
总之在默顿那里，知识社会学的适用范围被划出了一条界限。通过这样的划分，知识社会学学科中隐含着的认识论议题便被悬置起来。对于默顿来说，这一划分背后的动力实际还是寻求知识社会学各维度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在没有更好的理论假设的情形下，由默顿所界定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纲领既能在理论逻辑上自圆其说，又能够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上自我例证――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社会学知识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是独立于社会的。因此可以按照实证主义的学科分析纲领对其进行考察，而这类考察又可以印证默顿科学社会学分析纲领的正确性。
总结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知识社会学大都可以归结到社会实在论这样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内。以上所提到的各类知识社会学学说尽管彼此之间常常会有争论，对于特定问题的研究观点以及研究方法也常常迥异，但是，他们的学说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和理论基础，而且在知识社会学理论合理性以及理论-经验一致性的完善和提高方面，都呈现出一种相似的演进趋势。现将这种关于该范式的几个核心特征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总结如下：
首先，在社会观方面，秉持实在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秉持二元论观点，认为知识与社会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范畴。
其次，在社会学知识论中，预设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符合真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对世界的正确反映；而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能够达到对于社会现实的直接认知。
再次，在知识社会学的适用范围方面，将科学知识同其他知识类型进行二元对待，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非科学知识；而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范畴，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
最后，在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方面，认为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科学，在认知层面具有客观性，在社会层面则具有自主性；它不受社会影响，其知识成果也独立于社会现实。
2.基于社会建构论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实在论范式在知识社会学领域可以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建构论视角下的知识社会学思想也在发展和演进。为了方便对比，本文依照社会实在论范式的论述顺序，将社会建构论范式的核心特征逐项列出，如表2所示：
首先，在社会观方面，秉持建构论的观点，认为社会是个体主观意义的外在化；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秉持一元论或二重性视角，认为知识与社会代表了意义的不同层面，二者呈现交互建构或共构的关系。
其次，在社会学知识论中，预设的是一种建构论的真理观，认为科学知识不直接反映现实，而是经由一个思维框架或结构来把握现实；作为一门将主观意义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科学，社会学知识建立在理解、诠释等人文主义方法论基础上。
再次，在知识社会学的适用范围方面，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无差别地看待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科学知识不能免于社会学的审查；而一切知识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理性共识的基础上。
最后，在知识社会学同社会的关系方面，认为知识社会学本身同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也具有双向建构的关系：它在参与形塑社会文化的同时，也反身性地塑造了自身，因此，知识社会学的学科自主性是相对的。
较之于社会实在论，社会建构论范式在知识-社会理论以及社会学知识论等不同维度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起源，并且还借鉴了现象学以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思想和学说。其中，该范式的知识-社会学说最早源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米德提出“人的自我意识是在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属于一种符号性互动，而意义便是在这样一种互动的过程中被创生出来。与社会实在论不同，米德学说中的社会范畴并不是一个给定的实在，而只是一种模式化的行动和互动的后果，是一种“剩余范畴”。Mead， G.，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p.227.这样一种观点后来被布鲁默拿来，形成了系统的符号互动论的论说。Blumer， H.，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9， p.1.在欧洲，德国历史主义的学术土壤中催生出了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学说。与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不同，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不是社会事实，而是社会行动；而行动便“意指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主观的意义”。[德]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但是关于韦伯的行动理论同知识社会学间的具体关系，韦伯并没有明确地说明。直到现象学被引入社会理论时，舒兹才明确地将社会行动学说发展成为一套知识社会学理论。借鉴胡塞尔的“自然态度”，舒兹提出“常识世界”的概念，来指代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于周遭经验现实的理解。舒兹认为，社会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人们在经验世界的过程中将这个世界类型化，这成为日常生活中常识思维的基础。而社会学的主要任务是“描述生活在社会世界内的个体所进行的意义建立与意义诠释的过程”。[美]舒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卢岚兰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第283页。伯格和卢克曼则根据舒兹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对其中的知识社会学涵义进行具体的总结和表述。Berger P.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6， p.28.加芬克尔则综合现象学社会学以及符号互动论的有关学说，提出常人方法论的经验研究纲领，来考察日常生活中人们创造、维持以及重塑社会现实的方法。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N. J.： Prentice-Hall， 1967， p.76.
社会建构论范式中的社会学知识论维度则主要受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成果的启发。以库恩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对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人类的任何认知都不是对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人头脑中的思维结构或思维框架进行组织的结果。从这样一种观点推知，科学中的每一项认知同其他知识形态一样，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阐释”。苏国勋先生认为，科学哲学中的这一革命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社会学派阐发了科学理论中的诠释学性质，这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科学家冲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性的樊篱；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出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有效的解释和预测”。苏国勋：《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这样一种科学观下，社会科学知识也不再是对社会事实的简单“反映”，而是在其间渗透了人的价值和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价值和观念都是被社会塑造的。在这样一种观念革命的作用下，一切知识，包括社会学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其生成和发展都脱离不了“社会”这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两种范式都属于自洽性和体系性的知识框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两种知识社会学范式更多的是本文分析知识社会学时的一个参照框架。实际上，有些学说偏重于探讨知识-社会理论而忽略社会学知识论的讨论，例如伯格和卢克曼的建构论学说；有些则偏重社会学知识理论，而较少对知识与社会的一般性作用关系进行提炼――例如各类反思社会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在立场上不能完全用单一范式来概括，而是介于两种范式之间。例如，韦伯不主张社会实在论的知识-社会观，但他秉持像实证主义一样的价值无涉立场；以及批判社会学尽管认为社会科学的成果应当批判性地涉入社会现实，这一观点同社会建构论范式的社会学知识观相契合，但又认同实在论范式的反映论知识观；默顿的功能主义社会观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尽管是社会实在论范式的典型观点，但他的学说也吸收了诸如“情境定义”以及“自我例证”等具有建构论色彩的概念和理论。本文认为，上述参照框架和理想类型的意义在于，它是在已有学说基础上的一种逻辑再概括，代表了知识社会学各个维度之间（最大程度）的整合状态，这种整合状态恰恰是包括知识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知识所追求的，它符合学科理论发展的趋势，也是知识社会学为获得其学科合法性而必然“趋近”的理论形式。
四、知识社会学演进的动力机制
根据库恩所论，科学中的范式转换指的是当原有范式不能处理其理论体系中的反常现象时出现的思维框架的改变。[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尽管知识社会学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成熟的学科范式，使学科的各维度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但是，从来都不存在完美的理论体系，知识社会学学科范式的“成熟”也只是相对的，这样一种理论上的不完美使得特定学科范式总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或理论的困境。按照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知识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历经了一次“革命”，即从社会实在论到社会建构论的范式转换。大致上来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知识社会学是以社会实在论为基础的；而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知识社会学则逐渐进入以社会建构论为主导理论的阶段。
那么，如何对知识社会学中这样一种范式的转换进行解释？根据前文，成熟范式的标志是理论体系的自洽性以及理论体系同经验现实的契合性，这意味着该范式中的理论命题之间具有一致性，同时该范式中的知识-社会理论能够适用于围绕自身的知识论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中之所以会产生范式的转换，实质上是这样一种理论体系的一致性不能够建立，或由于新的经验事实或理论解释模式的出现，使原有理论的合理性遭到破坏，不再能够顺利地维持其原有的合法性宣称。而知识社会学中范式的转换就可以理解为旧的一致性被打破以及新的一致性建立的过程。
具体来看，尽管社会实在论范式的几个核心命题能够达到其理论体系的自洽以及理论-经验的一致。但是，它为追求这样一种一致性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体现在其自身的解释力明显下降方面。实际上，曼海姆对于知识社会学的最初设想是极具“野心”的，他想把知识社会学建设成为整个时代社会文化精神的基础，并通过对系统性知识形态的社会学分析，来为整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客观性”。[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1页。但是，这样一个宏大理想却遭到了相对主义的指责，因为它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原则用于自身而产生的问题。在他之后，默顿将曼海姆原来的知识社会学构想进行了梳理和改造。通过把科学知识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中排除出去，默顿消解了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困境――包括知识社会学自身在内的科学知识，以及纯粹性的逻辑知识其内容本身同社会因素无关，对于这样一些知识，社会学只能考察制度层面的问题。但默顿这样做的同时，也消解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学说中原有的问题意识，并且不再认同社会认识论的有效性。如此一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便受到了局限。
实在论范式为了追求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而牺牲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这使得理论框架既无法很好地对知识与社会的作用关系进行更加深入地说明，也无法将知识社会学的说明模式用于自身。因此，它只能假定知识社会学的成果是免于社会学分析的；在形态上，知识社会学的成果独立于社会，体现出一种学科的自主性。而割裂知识社会学同社会之间的联结，这样一种做法本身便是学的。由于社会实在论范式本身存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明显减少，并且产生了寻找替代性范式的必要；与此同时，前述实用主义、现象学社会学以及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则为知识社会学范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性。就像库恩的科学革命学说所指出的那样，知识社会学中新的理论形态的出现并不是从旧的实在论范式内部内生出来的，而在于研究假设的根本性改变。社会建构论的理论出发点，便是对原有范式所没能很好回答的问题进行颠覆性的思考：一方面，在知识与社会的联结问题上，社会建构论范式不再认为知识和社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范畴，而是在性质上相同的。知识并非外在于社会，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之中内生出来的。另一方面，在社会学知识论的维度，建构论将社会学的分析维度伸展到包括社会学知识在内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开始强调知识社会学同整个社会文化间的交互建构关系；与此同时，社会建构论范式开始弱化原有实在论范式中对于科学（以及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强调。这样，旧范式下知识社会学所面临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总之，社会实在论范式为了追求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而牺牲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而社会建构论范式则在一个新的视角下重新实现了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并且发展出了新的逻辑一致性。
（菏泽市城市综合开发办公室，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社会管理失范是常见的社会问题，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社会管理失范进行论述，并分析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关键词 社会管理；档案价值；影响
社会失范主要指不规范的社会行为，而人们对行为规范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失范管理状况对档案价值影响颇深。档案是企业运行轨迹的真实反映，也是了解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必须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管理工作。
1 社会管理失范概述
从字面意义上讲，社会失范就是没有或缺少社会规范。从社会学方面讲，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平衡引起的社会现象，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速度较快，而精神文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之，社会失范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反映，社会失范是任何社会时期都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当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和道德发展程度不相匹配，某些方面受到不到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了失范现象。在被动遵守行为向主动拥护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赖于生存的准则与规范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现行文化和道德中没有明确规定达成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当人们不能用符合规定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就会通过虚构、机械服从、形式主义、逃避以及反抗等方式来达到目的，社会失范因此产生。
2 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
2.1 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2.2 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2.3 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
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3 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3.1 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3.2 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3.3 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中主要通过“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方法，以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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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蕴慧．敦煌社会经济文献及其档案价值研究[J]．档案,2013,(03):47-50．
新课程实施以前的教学，大都是为了适应应试教育，因此教师大都是以讲解、概括为主。学生则是听众，然后根据讲课的重点，强调学生死记硬背，这样历史知识的学习更是枯燥无味，一上课学生就想打瞌睡。现在新课程实施以后的内容更多的是结合学生的时代特点，同时要求教师改变过去“填鸭式”的教法，还学生以课堂和学习的自主权。教与学是交往、互动的，师生双方相互启发、相互沟通、相互补充。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交流情感，体验观念。从而达到共识，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通过开展校本教研活动，根据我所教班级学生的特点，我在上课时让学生充分阅读教材，然后以点拨为主，让学生发挥想象，联系已知知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老师共同探讨、步步引申，让学生在知识生活海洋里尽情地畅游。使他们强烈的求知欲得到极大的满足，学习兴趣愈来愈浓。
现在的学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接受的思想是多元化的，头脑中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获取知识的途径是多渠道的：电影、电视、书刊、网络等，因此获取的知识是多样化的，也有真真假假的。他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各方面部知道一些，知识可谓五花八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历史知识。他们憧憬未来，关注现实，经常对现实的问题要问个为什么，却似是而非，容易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旺盛的求知欲和敏捷的记忆力。这就使他们想象力丰富，思维能力具有极大的广阔性。这又给当前的历史知识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品德与社会》学科老师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长期以来，在考试指挥棒的指挥下，《品德与社会》这门学科成为二等学科，强调记忆性成为历史教学的一大特点。教学中很少有学生的探究性、分析性的思维过程。具体而言，从教学方法来看，还比较单一、陈旧，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得不够。很大程度上是教师的“一言堂”。如何突破传统的教学方法，让课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这是其中历史知识教学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教学结构来：看现在很多教师大多以历史知识经验传授型的教学为主，这就使得学生很难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社会科学理念、人文精神。这一点与我们与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理念是完全相悖的。从教学内容来看，课程的内容是讲述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进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就成为历史课内容的四要素，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往往太偏重于四要素的传授而容易忽略搜集与处理信息、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学生在解析材料时普遍觉得有一定的难度，不能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加以运用，新课程实施后，如何改变原来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边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提高自己的能力，成为教师共同面队的一个难题。从思想教育方面来看，教师进行爱国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时，只是给出一个或几个结论，说这一事件是爱国的，那个人物是爱国的，学生是茫茫然，似懂非懂，明显思想教育在课堂上落实不够。如何在课堂创设思想教育的情境，使学生的品质和情操受到良好的熏陶，把课堂变成学生思想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又是教师在新课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为了适应当前教育形势的发展，使自己尽快得成长、成熟起来，作为教师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
1通过学生进行教育反思
一个好的教师应该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如果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突然表现异常，那肯定是教学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例如，我在教学《》知识点时，让学生对爆发的原因进行讨论并选几名代表进行发言，有位同学平时对历史很感兴趣，思维活跃，发言踊跃，但那节课却显得比较沉默，课后我主动与他进行交流，他说，对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理解，原因是对当时的英国历史知识缺乏了解，随后我对导入新课这个环节进行了反思。
2通过教师本身进行教学反思
根据新课程的要求，课堂上学生自主学习，讨论的时间比较多，但教师必要的引导，适当的点评，也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教师在引导、点评时不流畅，时常卡壳，使得学生满腹疑虑，这就意味着教师对待课堂的准备肯定不充分，也就不得不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了。3通过请同事或专家听评自己的课来进行反思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如果教师对自己的课作了精心准备，上课时得心应手，往往很难觉察出自己还存在着什么不足，但如果教学专家来听课以后，总是能找到自己还需改进的地方。
3通过阅读教育专著和教学文献来进行教学反思
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的老师。经常阅读中外教育专著和优秀的教学案例，从中吸取营养并经常与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进行对比，不断反思，使自己不断提高。
关键词： 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 高校外事翻译 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0，（4）.
［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构建节约型社会，倡导节约环保的消费理念，是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性消费理念要求培养居民个人消费领域中合理科学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增强消费者安全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可持续消费意识。
节约环保的理念相对于社会的消费领域来讲，就是一个消费活动的整体社会氛围。有了一个理性的社会，实际上就是拥有了一个整体上的理性消费环境。因此，在理性消费环境的建构中，政府必须重视观念的引导，从整体着眼，从思想着手，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努力构建一个整体上理性的消费环境。政府部门应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表率。崇尚节俭，反对浪费，倡导节约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努力打造节约型政府，要对水、电等能源类消费品的使用采取价格累进制，加强价格调控的引导功能；制定相应的规划和政策法规来鼓励消费节能产品和使用节能新技术；加强对住房、汽车、装修等高档消费的政策引导，引导改善居民的消费结构；在政策层面鼓励循环产品的使用，大力倡导节约风尚，使节能、节水、节材、节粮、垃圾分类回收等节约行为成为居民日常行为习惯。
二、改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引导理性消费
我国虽然已经告别私人产品和服务的短缺，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短缺仍然非常严重，公共消费不足。公共产品（Publicgood）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一般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有效供给是指产品的供需平衡。政府正是一方面以税收征收的方式取得财政资金；另一方面又将征税取得的资金从全社会的角度重新安排，用于公共产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公共消费不足，导致了居民消费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与消费风险，在缺少保障的条件下，公共消费不足使得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只有公共消费解决好，我国的消费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好。城市是一个充满公共空间的存在，除了住房的私人消费外，还存在着大量公共产品、设施、服务的消费。只有从政府层面上改善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为居民在纷杂的市场中理性的消费，更好地避免盲目消费。
三、运用法律手段创造诚信市场，引导理性消费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诚信经济。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诚信对于交易双方来说，意味着双赢，它既实现了自我利益，又实现了对方利益。
而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致使一些人放弃诚信，试图以欺诈的手段来盈利。再加上我们长期缺少对诚信规范旺盛需求的商品经济，以及诚信规范得以确认和寄身的法律规制，使得法律化的诚信规范极为稚嫩，而其渗入普通道德意识中的就更加微乎其微。因此，法律意义上的诚信规范相对贫弱。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不诚信的表现尤为突出。一个没有信用、没有秩序的市场，就不堪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更无法带来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
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维护社会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惩罚不诚信的一系列违规行为，加大对契约关系的法律保护，是我们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法律落实不到位是诚信缺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与政府的监管力度是不可分的。监管和奖惩力度有限，就不能有力地遏制失信行为，造成手心收益小，失信成本低，致使收信企业和个人也逐渐加入到失信的队伍中。政府必须加大对不诚信的经济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市场经济的诚信机制：让恶意规避制度、不讲诚信的人付出高昂代价，让守规矩、讲诚信的人获得最大利益。市场诚信本身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很好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坚持不懈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内部就会产生一套调整规范人们行为的诚信体系来。
四、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导理性消费
关键词：物联网；智慧校园；师范校园文化
现今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通过传感器、控制器、互联网等技术形成了物联网，这也成为新的承载校园文化的建设主要载体，且形式日益丰富。为了将学校的学习环境、生活服务平台进行深度优化，也为了使学校管理者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可视化的管理，物联网可以说是最为适用的。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它包括互联网及互联网上所有的资源，兼容互联网所有的应用，其重心不再注重于文字和数据从简单的计算机处理发展到与声像、通讯等技术相结合，而是在于人与物之间的交互体验，人与物的相融合，这即对师范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和承载方式做出了丰富和新，又为师范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所需的新环境和创新发展做出了大幅的改善和提升。
1 智慧师范院校校园文化的特点
1.1 师范院校校园文化
不同的文化特征对应着不同的群体，而校园文化特征却对应的不仅是在校学生，还涉及教师和管理者这几类群体。所以此类院校中的群体文化也是不同于普通院校。因此，我们可以分为这几点：第一，“师范性”：此特点探其根源不外乎是教学方法的体现、师德的树立以及提高学生的质量。第二，创造性：创造性是发展师范校园文化的主要载体，设想一下如果缺少了创造性，那么校园文化就无法被继承和发展。如何继承和发展校园文化，是需要把学校推陈出新的教书育人的理念以及与时代相符合的传播手段相结合，才能在校园中积累和沉淀下来优秀的文化。
1.2 智慧师范院校校园文化的特点
依据大数据平台整合全体教职工、师生的信息，并且通过网络，把数据信息迅速上传到学校数据库，优化全体在校人员的教学工作与生活，从而形成一个信息化、智能化的校园文化环境。因此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智慧校园文化的核心：第一，计算机信息技术渗透到师范院校的各个领域和服务平台，突出在校人员的个性化；第二，打破校园与校园之间的壁垒，学科与学科的交叉、环境之间的相互融合以及国内外信息的有效互换；第三，依托庞大数据库，为广大在校人员提供智能化、综合化的服务平台。那么结合智慧校园的特点与师范校园文化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智慧师范校园文化的定义归为：通过智能智慧化的信息处理手段，在校园中形成一种泛信息化环境，并且培养优秀师资、树立和宣传师德具有重要意义。
2 师范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现存的问题以及原因
师范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就是“师范性”，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层次，物质基础设施、人文思想精神、学校规章制度。“创造性”既然是校园文化建设的充要条件，所以该特点应从培养出的学生的综合能力上体现出来。但现如今，似乎“为人师表”，“尊师重教”的观念越来越淡薄，教师综合整体素质不高，我认为，针对当下现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得诸多“品牌”院校不得不向综合类大学转型，这样一来使得学校的办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都要以综合类大学为标准。与此同时，学校性质的改变也让学生的课余生活发生了转变，学生在课余时间虽然可以参加的活动种类变多，但是这些活动多为时尚、娱乐型，而师范性、学术性、思想性的活动越来越少；另外，想要打破师范教育封闭的体系走向多元化，这其中需要更多的创新力来推动，但是当下校园内“跟风”现象较为严重，使得校园文化在从表面上看轰轰烈烈，但无任何内涵；二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参与者包括院校领导、教职工、在校学生，但是当今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的只有一部分学生，而任课教师、各部门职工等人对文化建设的关注度不高，很少参与，也只对校园文化活动进行参观和评价。学校中各部门不积极的相互配合直接限制了学生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今，校园文化传播之所以没有成为影响广泛的一项活动，是因为专业课程开设的不合理、师资力量分配的不平衡所阻碍了广大师生对校园文化的探索、创新和继承。
3 依托于物联网智慧师范校园文化的理性分析
现今，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世界构成的。这就是所谓的物联网构成的世界，以传感器、数据库等多种技术手段将人与物联系在一起。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感器、互联网等技术具有共享性、互动性、虚拟性、包容性等特点，所以通过物联网营造的这种环境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校园文化建设体系。物联网营造的环境从不同侧面、不同的角度给师范院校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物联网被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物之间的交互”。这说明了新物联网环境赋予所有物体交互性的特征。物联网环境下的校园文化中，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教师与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都是网状模式进行的。由此可见，物联网环境打破了时空上的局限性，使受众不再居于被动的地位了，极大地提升了参与的积极性。一位著名传媒学家曾说过“在网络空间冲浪的人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透视点”。物联网环境建立的师范校园环境打破了真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严格界限，可以很快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基础设施方面得到运用，许多师范校园内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来弥补人文方面的不足，建设校园环境。
4 结语
对于当前师范院校建设校园文化而言，突破传统校园文化界限，利用物联网建立一套新的智慧师范校园文化建设方案，非常利于在当下学校转型中“师范品牌”等诸多文化的建立，这种改革的思路和角度无疑很有意义。总之，利用物联网的理念，以其各种关键技术的应用为依托，均有效地解决了在校人员生活、学习、工作上的需求。在这段理论投入于实践这段时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我认为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师范院校可以采取试运行的方法，在试运行期间不断地发现问题并且完善整个由新媒体建立的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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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明选.基于物联网的智慧校园建设和发展研究[D].江南大学.
[3] 吴F瑜.“互联网+”高校：搞笑智慧校园建设的新阶段[D].华东师范大学.
[论文摘要]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是检察机关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形势下，为有效预防贿赂犯罪，促进诚信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信息录入迟缓、信息屏蔽机制空白、查询期间不明确、处置无刚性要求等困境，需要从完善信息录入机制、立法明确查询期间及刚性处置机制、建立检商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来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
[论文关键词]行贿犯罪 诚信建设 信息录入 机制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是检察机关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形势下，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依靠网络技术和制度建设预防贿赂犯罪，促进诚信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检察机关联合有关主管部门共同预防贿赂犯罪，促进守信和守法经营、推动诚信建设的成功实践。
一、某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情况
（一）某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发展历程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颁布实施后，某市检察机关领导高度重视，在自治区院的指导下，全市两级院购买和安装了新版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软件，跟进全国联网步伐，扩大了行贿犯罪档案录入的范围和提供查询服务的领域，促进该市的诚信体系建设，预防职务犯罪。
（二）某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概况
某市检察机关在当地市委、市政府支持下，自2010年3月开始面向社会全面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查询数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截止2012年7月份，共受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14666次，其中有行贿犯罪记录的申请主体2个，但至今未收到相关部门对有行贿犯罪记录主体处置的情况反馈。
某市检察机关通过这几年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对反腐倡廉、诚信体系建设的强大功效，但也发现了机制上的一些缺失，亟待完善。
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的功效
某市检察机关自实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以来，与该市国土资源局共同签发了《某市国土资源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活动实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准入制度的暂行规定》。此外，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全市转发了该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领域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廉洁准入制度》的规定。这些措施的实施，更好地发挥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在源头上防范职务犯罪、净化市场环境、促进市场诚信体系建设的积极功效。
（一）惩戒与防范功效
有关（监管）部门或业主单位根据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出具的查询结果告知函来决定是否采取相当于法律意义上的“资格刑”。“一旦有关单位和个人被查出有不良记录，将被给予取消投标和中标资格、甚至清出市场等严厉的处罚措施。”这虽属一种算“旧账”的失信惩戒措施，却能防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人混入投标人和供应商之中再行行贿犯罪行为，消除行贿隐患。
（二）震慑和规制功效
通过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市场经济主体进行惩戒，使其比无行贿犯罪记录的市场经济主体更难、参加到相同的市场经济活动中，以此告诫行贿潜在者，从而规制了他们的行为，使其不敢、不愿实施行贿犯罪行为。
（三）担当与服务功效
基于办案形成的信息资源优势，检察机关将立案查办且已生效裁判的行贿犯罪案件存建于全国统一的行贿犯罪信息系统，并向申请主体提供查询和告知其有无行贿犯罪记录的服务，以此引导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使有行贿犯罪记录主体受到必要的惩戒，无行贿犯罪记录主体能顺利从事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减少和避免了贿赂犯罪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在潜移默化之中培育经营者抵制行贿的理念和守法意识，促进国家诚信建设。
三、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困境
（一）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信息录入机制不完善
首先，系统信息更新迟缓。从某市系统信息录入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一是行贿犯罪信息必须到判决生效后才可录入，且由非直接查办案件的预防部门负责，影响录入及时性。二是有些案件的侦查与起诉不是同一个检察院，由哪个检察院负责录入无明确的规定，导致某些行贿犯罪信息漏录或者重复录入，影响录入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其次，系统信息屏蔽机制空白。目前的规定性文件只规定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录入的范围及内容，没有对已录入信息的对外提供期限进行规定。这导致某市检察机关行贿犯罪信息一经录入将被永久对外提供，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改过自新者重新进行正当经营的权利，不符合我国刑事宽严相济政策的要求。
（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程序繁琐
根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设计，若需查询一个社会经济活动主体，需要进行三个步骤：先登陆查询系统输入要查询的对象，后退出重新登录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后又退出再次登录，才能实施查询，并打印查询结果告知函。查询的繁琐性极大浪费了检察机关的人力财力物力，间接影响到预防职务犯罪其他业务的更好开展。
（三）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期间及有效期不明确
首先是查询的期间不统一。某市检察机关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情况发现，检察机关出示的查询告知函显示的查询期间五花八门，这导致一些申请查询主体通过改变查询期间来规避存在的行贿犯罪记录，从而得以从事相关的经济活动，影响我国诚信文化建设。
其次，查询告知函有效期不明确。某市检察机关向申请查询主体出示告知函时常被咨询：“出示的告知函有效期有多久？”等等，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影响国家经济的诚信体系建设。
（四）对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结果的处置无刚性要求
《规定》第九条：“要及时了解查询结果的处置情况，做好登记管理。不干预、不参与对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具体处置。”这规定说明了作为法律监督的检察机关只提供查询服务，对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主体处置与否的自由裁量权归于招标单位或其他单位。这些规定导致相关单位对某市检察机关出具的2个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主体的处置情况，目前仍未反馈处置结果。这不但无法充分发挥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震慑作用，反而对我国诚信体系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申请查询主体通过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来规避查询
在某市检察机关查询实践中，对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重要信息的变更，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无法得到及时反映，从而导致行贿犯罪档案信息出现盲点，不利于对行贿犯罪的打击，也使得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失去应有的作用。
四、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的建议
（一）完善行贿犯罪档案录入机制
第一，明确行贿犯罪档案录入责任主体，确保录入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建议由负责起诉行贿犯罪案件，掌握信息及时、全面、准确的公诉部门录入，保障信息录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二，建立行贿犯罪档案系统信息屏蔽机制，确保刑事宽严政策落实到位。行贿犯罪档案系统没有档案信息屏蔽机制的相关规定，不符合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建议参考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追溯期的规定，对录入的行贿犯罪档案信息设置一个合理的对外提供查询的期限，在期限内如实提供给申请查询主体；期限外的，予以屏蔽，只为检察机关内部机密保存，不再对外提供，以体现我国刑事宽严相济政策，保障那些曾经有过行贿劣迹的单位和个人有改过自新、回归社会、重新进行正当经营的权利。
（二）升级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程序
一是取消计算机审核程序。建议将第一步骤“查询受理”和第三步骤“执行查询”合并，简化程序，一步到位；二是研发使用科学、先进的查询使用软件，在原查询系统基础上，能增加自动生成EXCEL一览表、完成报表统计等功能，提高工作效率。
（三）明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期限
1.加快立法步伐、明确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期间。国家立法部门或最高检加快步伐明确查询期间，期间可以根据上述提到的行贿犯罪档案信息对外提供期限或参加项目类型、标的等进行划分，如工程领域招投标，标的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查询期间规定为10年或更长。
2.统筹兼顾，确保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的功效。申请查询主体对被查询后的记录，如法院判决等，在使用查询告知函时必须向要求出示告知函的有关部门、招标单位如实说明查询期间后的行贿犯罪记录情况，并对隐瞒者予以一定行政处分等。
（四）加快完善对有行贿犯罪档案记录处置的强制性规定，深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最高检或地方检察机关联合当地党委、政府出台相关规定性文件，广泛推行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同时将预防职务犯罪机制上升到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层面，切实提高查询结果刚性效果，使行贿者付出相对应的代价，承担应有风险， 受到必要的制裁，以达到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贿赂犯罪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深入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