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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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 金融制度 企业转型
一、引言
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发源地，在改革开放时首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起了市场化的制度，走出了富有特色的路子，“温州模式”，被全国乃至全世界学习。在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中，民间借贷对其贡献良多。2011年以来，温州又再一次成为了聚焦点，其中小企业掀起的“跑路”潮，再一次把温州推到了风口浪尖上。2011年到2012年10月期间，一大批温州中小民企业和担保公司倒闭，出逃企业家达到了400多位。企业家外逃的原因都是深陷债务危机，企业正常的经营已经无法支付民间高利贷的利息。
同属浙江省的宁波，虽然延续着2011年下半年的平稳回落走势，但整体局势乐观，呈现“低开稳走”的态势。2011年宁波市实现了生产总值GDP6010.48亿元，这是继2007年突破3000亿元、2009年突破4000亿元、2010年突破5000亿元之后，宁波经济总量连续第四次突破又一个千亿元大关。（中国报道网）
二、民间借贷危机对温州民营企业影响原因浅析
1.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是成因
（1）温州民间借贷的形式
温州民间借贷的规模很大，据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监测分析，2011年末2012年初，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在1100亿元左右，与该市GDP的比值约为32%。，其中用于一般性实体投资的只占35%，即380多亿元。（浙商网）其借贷主体的出借方主要是一些个人，少数还包括一些中介和准金融机构，但是为数甚少。因为借入方多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本身企业的信用不高规模不大，在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想要取得借贷需要的时间、精力花费甚多。借贷的利率高、风险大是温州民间借贷的“特色”，据调查，2011年温州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平均约为24%，社会融资中介的放贷利率在高达40%以上。（搜狐财经）正是由于民间借贷利润率如此之高，甚至高于企业的利润率，因此企业融资后将一部分投入到了“钱生钱”阶段，想获取因借贷损失的利润，久而久之，企业因将资本大量投向非生产领域导致企业内部产业空心化。
（2）民间借贷所来的资金流向
上面我们简要说了企业将借贷取得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投入了非生产领域，下面是温州市监测调查分析的具体分布情况。“当前1100亿元温州民间借贷资金的具体用途分布如下：1、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占35%，即380多亿元，主要是一般社会主体直接借出和小额贷款公司放贷的资金。2、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即220亿元。包括一些人以融资中介的名义，或者由多家融资中介联手，在社会上筹集资金，用于外地房地产项目投资；也包括一些个人在亲友中集资炒房。3、由一般社会主体（个人为主）借给民间中介的占20%，220亿元。4、民间中介借出，被借款人用于还贷垫款、票据保证金垫款、验资垫款等短期周转的占20%，即220亿元。后两部分借贷债权或资金（合计40%）没有直接进入生产、投资等领域，而是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5、剩余5%即60亿元为其他投资、投机及不明用途等。”（和讯网）
由上述数据分析可得，温州的民企借贷来的资金仅35%用在生产经营即发展实体经济上，而其他大部分都流向一些炒房炒股等非实体经济上。试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温州人素来被称为是会赚钱的商人，骨子里流着经商的血，这首先与他们地域文化是分不开的。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致力于实业的企业由于图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出现炒房炒股等投机行为，温州炒房团因此出名。在首批炒房团获得高额利润后，企业更是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向这些“快钱”的身上。一方面，企业融资难，另一方面，将融资来的资金没有用于生产经营，而脱离了实业，出现这样的利润分配方式本末倒置的现象。
2.金融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
（1）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间金融机构落后
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增长，金融机构面临许多限制，如对银行信贷配置的限制，中小民营银行的准入限制，存贷利率的控制，这些原因导致了市场上的资金不足。当一些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地下钱庄出现时，企业纷纷转向融资借贷，趁着这股热潮，这些民间金融机构也忽视了管理水平和人员素质的提高，出现了操作不规范，投机性强的现象。当实体企业破产时，这些关联的民间金融机构也相应倒闭，引发了民间借贷市场动荡。
（2）“地下钱庄”盛行
在温州地下钱庄很多，与民间借贷不同，地下钱庄是一类以盈利为目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秘密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和洗钱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为什么会出现地下钱庄呢？第一，地下钱庄的成本低，所谓“地下”，放贷人不能阳光经营，就不需要办公地点，也省去了一系列像非银行金融机构一样需花费的费用；第二，地下钱庄无需缴税，地下钱庄在政府的监管之外运行，逃避了税收环节；第三，由于地下钱庄经营成本低又无需缴税，使得放贷人的利润趋于最大化，在钱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地下钱庄在温州产生。一些企业主缺乏法律防范意识，便参与到地下融资的活动中去。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和地下钱庄在暗处的情况也让政府部门束手无策。
3.温州中小企业机制体制存在问题
（1）企业内部财务信息不规范
温州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特点是“短、小、急、多”，企业贷款多为短期借贷，贷款数额较小，对单笔资金贷款的笔数多。温州中小企业的财务信息不规范，缺乏一定的抵押物和担保信用，因此不符合银行贷款标准的形式。
（2）企业转型升级存在困难
温州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属于家族式企业，这种企业的所有权主要掌握在一人手中或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成员中，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往往以个人意见来对企业进行管理决策，缺乏群体观念。并且一代接一代管理模式的固定化导致缺乏创新理念，转型受到阻碍。另外，温州的民营企业多数以制造业为主，据了解，温州的支柱产业主要有劳动密集型构成，如眼镜、打火机、制鞋、灯具的生产。这几个行业无一例外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要把这些产业转换成新型产业，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太乐观的情况下，温州市政府在引导中小民营企业转型的力度不够，在高利贷崩盘的情况下，大批民营企业倒闭。
三、借贷危机下宁波民间经济发展平稳的原因分析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
（1）实体经济发展平稳
与温州不同，宁波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2011年宁波市实现了生产总值GDP6010.5亿元，民营企业创造的GDP约占了全市总量的80%。宁波市的民营企业也遇到资金问题，但是，宁波市的金融制度比较规范，地下融资活动少见，不能说不存在，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本大部分用在了生产经营上，尤其在宁波发展民营科技企业上，凭借其技术创新、机制灵活等优势，不断发展扩大，为繁荣地方经济，解决社会就业压力，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宁波的实体经济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但是传统支柱行业存在着高消耗、低性能、低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因此在温州热衷于炒房炒股时，宁波正致力于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2）政府对中小企业加大金融扶持
在温州跑路事件连连发生后，宁波市政府出台《加强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此非常时期金融机构要让利于企业，对资金周转暂时困难的企业不抽贷、压贷，不变相提高利率。防止因银行抽贷、压贷造成企业非正常资金链断裂。同时，提出规范民间金融秩序，对于企业之间因民间借贷发生纠纷的，要引导通过合法途径解决。此外，《意见》还提出，要拓宽民间资本合法出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地方金融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起设立或参股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政府出台的这项政策，无疑是宁波民营企业危难时刻的一剂良药，帮助民营企业提升信心，重整旗鼓。
2.企业战略转移加快
（1）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南临温州，北接上海，是一座港口城市，与外界交流机会多，受上海都市企业和公司发展的影响，也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宁波的民营企业最早也是属于家族企业，但是，宁波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完成了资本、技术和经验的积累，对市场竞争也有了深刻认识，意识到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实力提升必须依靠技术升级和再融资能力。因此，宁波民营企业根据民营经济的企业制度发展方向，向现代家族企业过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淡化家族制色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通过营造良好的升级环境、推动产业升级、加强对优秀企业的激励等，为民营企业投资科技、信息、现代服务行业等技术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可能。
（2）配套协作，集群发展
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是一个全能企业，如果一个企业离群索居，这意味着他在市场上的交易率相当低，因此，宁波民营企业的集群发展有效地克服了这一点，“块状化”和“产业链”正成为宁波民营经济的发展亮点。宁波有六大产业集聚区，如北仑产业集聚区、镇海产业集聚区、象山港产业集聚区、余慈产业集聚区、中心城区科技产业集聚区和鄞奉产业集聚区，140多个依托专业市场而形成的“块状化”经济发展形态，如象山针织、北仑文具和宁海磨具等。“产业链”式产业集群，是依托当地强势产业、整合上下游产业资源而形成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形态。如余姚塑料产业，以余姚塑料城为依托，一方面带动上游塑料磨具乃至塑机制造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搞活下游整个塑料市场。
3.新甬商文化在宁波经济中的作用
宁波帮是近代著名的商帮，在经济、科技与社会领域影响甚大。宁波商人在创业过程中形成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诚信经营、团结互助、爱国爱乡”的甬商文化，是宁波人民的宝贵财富，宁波民营企业主在这样的土地上，全心致力于实业，脚踏实地发展民营经济。借助“宁波帮”这个强力后盾，宁波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也积极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市已累计批准设立境外企业和机构超过1200家，项目总投资额约20亿美元，分布在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据市外经贸局的统计，目前我市企业已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接近200家。此外，我市企业还在海外设立了设计研发中心、矿产资源开采机构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国宁波网）
四、结束语
通过对上述温州和宁波在借贷危机下不同表现的原因分析后，对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有了深刻的认识。
1.认识到民间借贷越来越成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我们必须将其规范化、阳光化，避免非法集资和地下非法融资现象的出现。
2.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重。实体经济是基础，虚拟经济是辅助。企业要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把资金和精力都建设在企业实业，同时，通过虚拟经济的恰当界入，为实体经济助力，使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快、最优的配置。
3.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包括商业模式、资本运作模式、国际贸易模式、品牌战略转型等一系列企业转型模式。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加强扶持力度，使民营企业应走向国际化经营。
参考文献：
[1]张明华.宁波民营企业转型研究[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
[2]李崇刚，付冬梅.“地下钱庄”与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借贷方式比较[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11，20（1）
进入2001年，在阿根廷经济衰退日趋严重和外汇储备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国际金融界担心无法履行偿还债务的顾虑日益增强（注：例如，2001年3月国际评定信用等级的机构穆迪投资商服务与标准普尔先后降低了阿根廷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其后，到了2001年底为止，上述的前一个机构又四次，后一个机构又六次降低阿根廷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当时阿根廷为了对付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而采取了多种措施（注：2001年6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已与政府公债持有人进行了协商，以2006年到期的新公债（300亿美元）掉换即将到期的公债。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单方面宣布将一部分公债的偿还期延长三年。2001年12月10日公布，提取银行存款每人每周限在250美元以下。）。
但是，2001年12月上旬，鉴于阿根廷没有实现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阿根廷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2001年度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65亿美元，而实际的财政赤字额却超出承诺额13亿美元。）决定暂时冻结对阿根廷的12.6亿美元的贷款。为此，刚刚就任总统职务的洛多里卡斯·萨总统（注：由于实施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和限制提取银行存款等原因，2001年12月阿根廷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力，政局也陷入动荡之中。1999年就任的德拉鲁阿总统在任期末满的2001年12月20日于政局动荡中引咎辞职。其后在短短的10天之内便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任总统。）宣布延期偿还1321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之后，2002年1月3日停止支付2800万美元的公债，至此阿根廷的信用违约行为已是十分明显的了。这些动向使国际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资本大量外流，外汇储备额在2002年内不断减少，2002年6月以后已减少到100亿美元以下（见表1）。为此阿根廷政府于2002年1月6日制定、颁布了“国家危机与汇兑制度改革法案”，废除了自1991年3月以来一直实施着的“自由兑换法案”。1月11日采取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2月3日阿根廷政府公布的经济对策中，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2月4日封闭了外汇市场，但2月11日重新开放。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2月11日为1美元＝1.8比索，其后便持续下跌，5月跌到突破3比索，10月1日为3.75比索，而且仍处于下跌的趋势中（在固定汇率制度期间，即从1992年1月到转变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前这段期间，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于1美元＝1比索的水平上）。
当前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与199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形势颇为相似。由于短缺外汇，原材料、生产设备的进口锐减，生产活动日趋低迷（2002年6月的工业生产产值比2001年同期减少了15.l%）。加上限制提取银行存款限额也直接压抑了个人消费。2002年上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前一年同期比）为-15%。2002年5月的失业率创战后的最恶化的记录21.5%，国内治安状况急速恶化，2002年10月缩小财政赤字的目标未能实现，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肯给予贷款融资，阿根廷国内形势的前景处于不明朗的状态。
附图
表1 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指标
附图
注：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按年率换算的增长率；其他经济指标为年平均值。
②1997年以前的数字按各年年底的数值进行期中平均，1998年、1999年、2000年为年底数值。2001年上半年为6月底数值、下半年为12月底数值。
③1990年以前的数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版的资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各期的资料整理。
④“1981-88年”期间的利率为期间平均值。利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的市场利率。
⑤1990年以前的数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版的资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各期的资料整理。官方的外汇储备额、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二、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外流和外汇短缺引发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资本外流的外汇短缺呢？下文拟探讨一下导致发生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体制上原因。
如图一所示，阿根廷的资本收支从战后直到80年代一直是处于基本上平衡的状态上（注：但是，如图1所示，资本收支在80年代末期出现了巨额逆差额（1989年81亿美元、1990年59亿美元）。这是阿尔方罕政府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国内相继发生了总罢工、经济也出现了大动荡（例如：198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7%负增长、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达3200%，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了促使大量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但进入90年代，阿根廷的资本收支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顺差，由于阿根廷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贸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持续持有顺差；为此，国际经常收支在1961-70年期间年平均持有0.1亿美元的顺差额。1971-80年期间出现逆差，但年平均的赤字额仅为2.7亿美元，基本上也保持了平衡状态。如表2所示，80年代上半期受到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趋于增大，但下半期再度趋于缩小，接近于平衡状态。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1991-97年期间年平均有27亿美元的逆差额，1998年有146亿美元逆差额，创历史最高记录。
表2 阿根廷的国际收支结构 （单位：亿美元）
附图
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资本收支”大致分为“投资收支”与“其他资本收支”。“投资收支”进一步分为“直接资本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其他资本收支”包括了资本转移收支和专利权等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交易额（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五版和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研究会，（2000年）《国际收支》）。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的资料编制。
进入90年代阿根廷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的经济背景为：国内经济景气迅速扩大，经济景气的扩大导致进口需求的增强。此外，1989年7月上台执政的梅内姆总统在执政后匆匆地实施了贸易自由化政策。首先大幅度降低关税和简化进出口贸易手续。1989年年中的平均关税率为39%，到了1993年底便降低到10%（注：参看户田一郎（1994年），《阿根廷梅内姆政权的经济稳定政策和存在的问题》，见日本输出入银行，《海外投资研究所所报》，1994年12月号，第15页。）。同时也废除了进口数量限制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进口限制，到了1993年底，原则上也废除了进口前批准制度。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阿根廷的商品进口贸易，例如1991-2000年期间商品出口贸易合计额为1981-90年期间的2.4倍，进口贸易合计额则增加了4.3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资料，按美元计价额计算）。此外，由于产业活动趋于活跃，有关运输、保险、旅游、专利等服务贸易进口额也趋于扩大。这些均促进了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的急剧增大。扩大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不得不依靠资本流入（即资本收支顺差额）来加以填补。但是，90年代的资本收支的顺差额远远大于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从表2的综合国际收支差额增长变化趋势看，1991-97年期间年平均约有23亿美元，接近相当于1%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顺差额，1998年进一步增大到41亿美元。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每年持续有相当于1%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额流入阿根廷。
吸引过剩的外国资本流入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梅内姆政权在资本收支方面采取了大胆的开放政策。自我标榜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权的梅内姆政府在上台的两个月之后（1989年9月）便制订了“紧急经济法案”，该法案规定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无论是国民或外侨在投资方面不存在差别待遇。1989年12月又进一步宣布资本交易完全自由化，为了促进80年代大量从阿根廷外逃的资本回流（注：有关80年代期间从阿根廷外逃的资本数额虽然没有每天公布的统计可查，但阿根廷政府的金融部门代表丹尼尔·马克斯(Daniel Marx)却曾在美国第102次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上作过证词，说，“据推算，1991年阿根廷国民在国外拥有三百多亿美元的资产”。（请参看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本外逃对拉丁美洲债务的影响：在财政赤字、债务管理与国际债务分委员会上的证词》，第17页）），1992年4月又采取了准许从海外回流的阿根廷居民资产被认定为该申请人的合法资产（但需缴纳一定的税金）（注：栗原晶子，《中南美的资金流动的变化及其背景》，刊于《东京银行月报》，1992年10月号第50页。）。第二，进入90年代，阿根廷已成为海外投资商所热衷的投资市场，梅内姆政府于1991年3月颁布“自由兑换法案”，并根据这一法案于4月实施了“货币管理局”制度，如表3所示，该制度的主要内容为：“货币供应量”以外汇储备资产额作为保证，在此项保证下，阿根廷的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于1:1。在梅内姆政权以前，财政赤字都是通过发行通货予以填补的，现在的新制度规定，发行通货需有外汇储备作保证，没有外汇储备作保证便不能发行通货。此项制度对扭转阿根廷经济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1-90年期间的年平均438%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到了1991-97年期间便被抑制到年平均22%；汇率也恢复了稳定。外国公司也由于阿根廷经济的趋向稳定而积极地对阿根廷进行直接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了阿根廷的工业生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91-97年期间达到年平均6%，和80年代的年平均-1.2%持续衰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而进入一个高经济增长率。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国外的投资商来说已使阿根廷成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国外资本迅速加速流入阿根廷。
表3 阿根廷的“货币管理局”制度的主要内容
附图
值得注意的是流入资本的性质，如表2所示，在90年代流入阿根廷的外国资本中，直接资本投资虽然也不在少数，但占最大比重的却是证券投资，就1991-97年期间的情况看，资本收支年平均顺差额104亿美元中，只有36亿美元是直接资本投资，证券投资却有98亿美元。199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资本收支的190亿美元的顺差额中，证券投资便占了88亿美元。可见资本收支顺差额绝大部分是证券投资顺差额。在证券投资中，债券发行引进的资金又占重要的比重。巨额的财政赤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资料，1991-98年期间年平均的财政赤字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9%），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根廷政府部门的公债发行在90年代不断增大。此外，通讯、金融、能源等产业部门的民间大企业也发行公司债以筹集资金（注：阿根廷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额从1993年起到1999年为止的期间内年平均达107.2亿美元，其中由政府部门发行的占77.6亿美元（年平均），由民间部门发行的占29.7亿美元（年平均）。（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rgentina:Selected Issue and Statistical Annex》，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报告书，第00/160号，2002年12月，第32页））。在当时极为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促进外资大量流入阿根廷的国内债券市场。此外，外资通过股市在1991-97年期间也有年平均12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还有阿根廷石油矿藏管理局（石油产业）、Teleforica（通讯产业）、TELECOM（通讯产业）等大型企业（虽然为数不多）也从海外股市引进股的投资（注：阿根廷在1991-94年期间的海外预托证券发行额达41.4亿美元。（请参看国际金融中心，《中南美国家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展望》，1997年，第57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以投资商购买10年后偿还的债券为例，他们只要一看到此类证券投资风险在加大时便会立即脱手，为此从发行证券的债务国家来看，来自海外的证券投资具有极不稳定的性格。
如表2所示，进入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的过剩流入在1999年以后便转趋缩小，2000年转为净资本流出，那么抑制阿根廷外资流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基本原因是，外国投资商对阿根廷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日益提高。如表1所示，90年代顺畅发展的阿根廷经济在1999年以后便骤转进入衰退局面。在巴西的经济危机期间，从1999年初到1999年2月底巴西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剧降了70%。使货币继续保持与美元挂钩的阿根廷出口产业面临了重大的冲击，掀开了阿根廷经济衰退的开端（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79.5亿美元减少到1999年的56.9亿美元）（注：1995年1月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一起组成了被称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关税同盟。巴西市场在阿根廷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到了1998年便提高到占30.l%，成为阿根廷的首位出口对象国，其所占比重大大高于第二位美国（占8.4%）所占的比重。）。此外，1999年阿根廷政府实施的提高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附加价值税等增税措施和2000年大幅度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削减12-13%）和改革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的措施，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注：1998年2月阿根廷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8亿特别提款权的融资贷款，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将1999年度的财政赤字额（不包括国营企业民营化收入）抑制在51亿比索以下。为此阿根廷政府在进入1999年度以后就得努力促使财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12月阿根廷政府通过了“税制改革决议”、1999年8月通过了“财政收支平衡化法案”（目标是在2003年以前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德拉鲁阿总统（1999年10月上任）也于1999年12月提出了“紧缩财政政策”。但1999年度的财政赤字额达70.9亿比索，超过承诺额20亿比索。（请参看阿根廷政府经济部，《1999年经济报告书》，第121页））。从2000余年中起，阿根廷的外汇储备额转趋减少；外汇储备额的减少抑制了货币供应量，货币管理局制度的通货紧缩效果也给经济景气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与经济迅速恶化的同时，外债余额急剧增大，海外投资商对阿根廷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增大。90年代海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导致阿根廷的外债金额急激增大。如表4所示，阿根廷在金融危机前（2000年底）的外债余额总额为146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80年代初债务危机发生时仅13%）（见表4）。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一直在阿根廷积极进行投资的国外投资商开始对阿根廷的投资前景进行重新评价，对在阿根廷的投资转而持谨慎的态度了。2000年阿根廷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为82亿美元，约比1999年减少一半，已无法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了；2001年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布数字，尚未公布有下半年的数字），阿根廷的资本收支差额已转为负数，阿根廷显然已转入外汇短缺的困境。
表4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余额（年底数字） （单位：亿美元）
附图
括号内的数字为对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注：(1)亚洲五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
(2)短期债务指偿还期在一年以内的债务。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金融》（2002年版）的资料整理、编制。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如下：(1)“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与“资本市场的迅速对外开放”同时并进—(2)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过剩资本流入）—(3)“外债剧增”与“经济不稳定”—(4)海外投资商信任感崩溃—(5)“资本外流”与“外汇枯竭”—(6)金融危机加深。从(1)到(6)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图二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的资本收支差额合计额增减变化趋势
附图
注：1981年以后的数字引自国际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五版；1981年以前的数字则根据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四版《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的《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刊发的数字整理、绘制。
三、为什么未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1.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是2001年12月，而四年半前的1997年7月东亚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极其广泛的90年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亚洲货币危机也出现在过剩海外资金的流入和资金外流的运动中。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曾被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注：日本学者吉富腾、大野健一将“资本收支危机”定义为，“由超过”正常趋势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以短期借款为主的巨额民间资本的流入及其急激的大规模外流所引起的，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调整的危机”（请参看吉富腾、大野健一，《资本收支危机与信用缩小》，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第9页）。根据这一定义，自1994年起到这次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为止期间所不断发生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的确可以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
当时，尽管不断有各方面的舆论提出，作为亚洲货币危机的教训，应当注意外国民间资金过剩流入的风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却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其后又发生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那么，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不能发生作用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先探讨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众所周知，1997年7月泰国货币管理当局挡不住投机性抛售泰币的压力，宣布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此为契机，投机性抛售泰币的浪潮便袭击了整个亚洲地区。从汇率市场波动来看亚洲货币危机的混乱，从1997年6月底到一年后的1998年6月底的一年期间内，亚洲地区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泰铢从1美元比25.79泰铢下跌到1美元比42.31泰铢，下跌了64.1%；马来西亚林吉特从2.52林吉特下跌到3.99林吉特，下跌了58.3%；印尼盾从2465印尼盾下跌13535印尼盾，下跌了449.1%；韩国从889.5韩圆下跌到1395.3韩圆，下跌了56.9%；菲律宾比索从26.38比索下跌到40.40比索，下跌了53.l%。而且上述这五个国家的汇率市场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经历了最严重的混乱，直到2002年10月为止，它们的汇率还未能回升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为此，下文便以这五个亚洲国家为例作为分析、探讨问题的对象。
图二绘出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差额的增减变化趋势和阿根廷的情况相似，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顺差额急剧增大，其后，以1997年为分界点，已经流入的国外资本便一齐转为外流，资本收支差额便从巨额顺差额转为逆差额（注：1997年上半年亚洲五国的投资收支有顺差额286.1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5.2%），但下半年便转为逆差额482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8.8%）。），它们的国际收支差额增减变化趋势有如表5所示。
表5 亚洲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国际收支增长变化趋势
附图
注：(1)1999年、2000年的数字中，马来西亚公布有“其他投资”的数字，但没有公布其子项目的数字。为此，“其他投资”大项目的数字包括有马来西亚的数字，而子项目“（管理部门）”、“（政府机关）”、“（银行部门）”、“（其他部门）”的数字中则没有包括马来西亚的数字，为此1999年、2000年的“其他投资”的数字和它的子项目数字合计额是不一致的。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
由于能源价格高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亚洲五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大，从1981年到1985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经济收支年平均有116亿美元的逆差额；但是这段期间用以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的资本收支却年平均有129亿美元的流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基本上能以同额的资本收支顺差额给予填补，综合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注：由于经济衰退加上阿基诺参议员被暗杀事件（1983年8月）所导致的政局不稳定，菲律宾出现了大量抛售比索的金融波动；1983年10月菲律宾政府被迫停止支付中长期的对外债务。）。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能源价格趋于稳定，国际经常收支也转为顺差，而且来自海外的直接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大（注：80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地区各国的直接资本投资增大。亚洲五个国家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中，直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达68%（请参看第五表）。），资本收支也保持了顺差额，这段期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额均有增大（1986年底到1990年底，亚洲五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合计额从185亿美元增大到462亿美元），国际收支较为平衡。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收支结构便发生了变化，1991-95年期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转为逆差，年平均达233亿美元之巨。（注：由于直接资本投资扩大和国内社会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进入90年代之后，东亚各国的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以经济规模作为基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看，1981-90年期间五个亚洲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6%，1991-96年期间上升到7.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进行计算的）。生产资财、消费品等商品的进口需求显著增大，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随之急速增大。）另一方面有来自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资本收支年平均有388亿美元（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顺差额。金融危机发生前夕的1996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为538亿美元，另一方面资本收支有744亿美元的顺差额。从1991年到1995年期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综合收支的年平均顺差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1996年为1.5%。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填补了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之后仍有余裕。
近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在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种用法对吗?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当前世界各国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看，这场金融危机都不亚于1929～1933年那场经济危机。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的文章非常多。而很多文章尤其是媒体报道中，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两个概念经常混淆使用，甚至互为替代，这是不对的。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深入理解当前金融信机的性质和影响是必要的。
什么是经济危机
当代多数中国人头脑中的经济危机概念基本上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指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经济周期中的决定性阶段。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其表现为生产减少、工人大量失业、购买力和需求下降、通货膨胀等问题。
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内涵要比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宽泛得多。从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源来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发的结果。爆发于1929～1933年间的美国经济危机，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公，使得社会贫穷阶层和人口不断扩大，从而制约了社会消费能力，导致了社会生产的过剩。而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其根源是多方面的，并非单一的。有政治，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二战后，国家干预主义盛行，世界贸易一体化趋势加强，资本市场发达，金融领域创新活动频繁，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虚拟经济超实体经济加快发展。这些因素虽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但也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举例来说，1970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集团的矛盾引发的；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由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和过快的资本自由化、银行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缺失，汇率制度僵化等原因造成的；2007年越南经济危机则主要是资本项目开放过早且金融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造成的；2007年美国金融领域中次贷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等因素，深层上还有社会政治原因：政府长期以来为满足民众的愿望而偏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房贷政策。
什么是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具体表现在金融萎缩，股价下跌，资金供给不足，流动性低，并引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经济萧条，甚至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动荡。
现代社会金融危机之所以频繁发生并迅速蔓延，这与发达的现代金融市场密切相关。由于实体经济迅速发展，货币制度硬约束的不复存在(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虚拟经济超常规发展。金融市场异常活跃，泡沫现象严重，这使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资本市场过度膨胀，流动性过剩加剧。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紧密，某一国或地区金融领域出现问题，立即会波及到世界各地，世界经济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这些因素就好像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频繁出现。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摘要：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很多。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注意到FDI的大量流入对于东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监管，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所以，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加强对FDI的监管。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东亚；金融危机
一、引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研究已经很多。学者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金融领域寻找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过早对外开放资本市场而又缺乏有效的监控措施，为国际投机力量的炒作提供了土壤，从而触发了金融危机；有的学者从发展模式和体制方面研究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管理体制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集权型的资源配置培植主导产业和部分经济利益集团，虽在特定的条件下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妨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政治上滋生了权钱交易和政府腐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仅经济增长难以为续，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学者从经济结构上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东亚国家基础工业落后，资本货物及中间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基础设施严重不足，难以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则进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另外还有金融监管不力、金融和非金融部门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复杂关系等原因(陈健安，2000)。归根结底，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引发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时就转化为现实的危机。东亚经济中潜在的脆弱性主要指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赤字。如表1所示，1996年泰国经常项目逆差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18％，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经常项目逆差也比较大，分别为GDP的5.99％和5.86％。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都是FDI的主要接受国。那么，FDI的大量流入是否是这些国家经济脆弱性产生，从而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呢?笔者认为FDI对东亚国家经济脆弱性的产生发挥了一定作用。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 法律原因 金融立法 金融法律体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以下均简称“次级贷”)危机始于2006年下半年，直到2007年2月才引起世界的关注。2007年8月则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倒闭或向政府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侵蚀，最为著名的是冰岛国家宣告破产。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在深层次上来自自身法律的危机。原因有如下几条:(1)监管立法的不断放松甚至缺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依靠市场自律已经被证实远远不够，金融业若要实现安全稳健发展必须以审慎金融法律规制和有效监管为条件;与此同时，在缺少有效监管措施条件下，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却发展迅速。并由此形成一个连接房地产、债券、基金等环节的高风险链条，在金融衍生品的作用下，最终导致次级贷泡沫破灭，引发了这场危机。(2)英美法系弊端的暴露:英美法系自身的弊端也是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而导致住房抵押移风险破灭的直接根源在于其所有权、财产权的混淆与“零首付”贷款模式。除了以上原因还有公司法律制度的扭曲与信用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等等。
此次金融危机使得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消费紧缩，致使中国出口业务衰退，进出口违约率提高，回款率恶化，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尽管如此，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创造了一次良好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启示。
一、金融立法应当立足于国情与实际
尽管没有西方国家那样发达，但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立法都有其自身特点与时代特色，并且不失其功效。从这次由美国次级贷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难看出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所以中国金融立法不应再盲从西方发这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只有从自身国情出发，根据自身国情需要，制订适合自己需要的法律制度，才能解决自身问题。当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也不是要全部弃之不理，借鉴还是要借鉴，但我们必须调整心态，避免一味地照抄照搬，而是有需要地结合自身情况与实际需要进行有选择地借鉴，这样才能制订出符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才能促进自身经济与社会有序发展。
二、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对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具有重要作用
应当说，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着诸多原因，例如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通过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研究发现，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能够成为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也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所以，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可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金融业是经营风险、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的行业，有效的金融法律制度完全可以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国家监管当局所能容忍与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来说，完善与创新金融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经之路。
三、中国应当建立完善而全面的金融法律体系
中国目前金融法律制度单一，内容不够丰富，远远不能满足中国金融业发展需要。中国金融法律制度以《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证券法》为核心内容，涵盖证券与保险法律规范，具体到业务操作层面，仍以行政规章为主要内容。整个金融法律制度缺少操作性规定，与现代金融发展形势及中国金融改革开放要求不相符合。
首先，没有一套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当前中国金融法律中尚无较为详细的关于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规定，也就无从谈起完整、统一的金融安全法律体系。
其次，由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金融监管缺位与错位现象严重。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理念转换不够，不仅职能交叉、监管过度，又有监管不到位，跨行业、跨市场监管存在盲点等问题，很多金融风险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控制。
再次，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因救助标准不够明确、工具与措施缺乏，导致最后贷款人制度形同虚设。另外，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发生危机后的并购、接管等制度缺失，也无防范与化解国外输入型金融危机的相关法律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金融业无法适应全球金融竞争及风险逐步加剧的形势需要，也将阻碍中国金融业进入国际市场稳健发展。最后，尽管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10月12日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但距离正式通过实施时间尚远。只有该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才能逐步解决目前国内存在的信用风险没有法律约束、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违法成本较低而无法有效遏制等问题。
另外，由于缺少完善的市场退出法律制度，既不利于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也不利于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质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只有切实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以及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才能切实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经济安全，才能提高一国金融竞争力与整体经济竞争力。只有强化金融法律在金融发展中的指引、保障、规范、促进作用，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主义金融法治，使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必须与时俱进，根据中国经济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完善与创新。
中国应当建立起一个包括规范银行、证券、保险等整个金融业的法律制度，包括金融机构的准入与退出，金融危机应对措施，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制度，只有在信用法律体系、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安全法律制度等方面获得创新发展之际，中国金融业才能健康、稳健发展，才能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这是一个充满金融危机的年代。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尚未淡出人们的记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金融海啸再次席卷了全球。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金融危机之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金融危机从何而来，又将带来什么?
这正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启示》一书将要告诉我们的。作者依靠其在世界银行总部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对大量文献的分析，向读者再现了东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惊心场景，揭示了隐藏在危机表象下的根源本质，得出了令人深思的重要结论。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专著有很多，然而大多数仍然沿用新古典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种主流学派的观点。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在对两大主流学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可供替代的危机根源模式：投机攻击模式、全球化模式，政治危机模式和经济不平衡模式。这为我们理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分析框架。
投机攻击模式是四种模式中唯一的外部因素。作者剖析了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内在的脆弱性，提出了纯粹的投机攻击足以给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带来危机，而不受其宏观经济基本面等因素的影响的重要结论。
全球化模式认为，全球化引起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造成了许多东亚经济体的危机隐患。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系统高负债和高不良资产。这是造成金融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危机模式则强调了政治因素。作者论证了政局的不稳定和政策的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金融危机的程度，甚至能引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交织的总危机。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their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find their common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risis-proof measures for our financial development.
关键词： 次贷危机；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Key words： subprime crisis；emerging markets；financ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156-02
0 引言
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浪潮[1]。本文试图对次贷危机与新兴市场金融危机进行对比，以找出其共性所在，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危机防范提出一定的建议。
1 危机表现及其后果的比较分析
1.1 次贷危机 2007年3月13日，新世纪金融宣布破产。当日，道琼斯30股价指数暴跌242.66点，全球股市随之下挫。7月，标普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相应投资机构爆出巨额亏损。第四季度，花旗与美林的亏损额均达98亿美元，而瑞银亏损高达114亿美元。2008年3月14日，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由于流动性严重恶化，股价重挫45.88%，美联储决定提供应急资金，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同时，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下行。虽然紧急降息和央行联手注资给股市带来了短期反弹，但股市整体已进入下降通道。2007年全年道琼斯600指数比上年下跌0.17%，是继2002年大跌32%后首度收阴。美元指数也进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了黄金、原油等各类商品期货价格攀升，特别是能源、贵金属和农产品的商品期货上涨最为显著，引发了全球通胀浪潮。
实体经济方面，07年12月美国失业率增至5.0%，为O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活动指数下降至47.7，为03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欧元区也调低了200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007年的2.2%降为1.8%，这也是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速。
1.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1.2.1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都加快了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1996年，美元的升值和美国利率的上调造成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从泰国开始，受美国方面的影响泰国贸易迅速萎缩，泰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并导致了全国的政治动荡，大量的外资企业宣布退出泰国市场，最终造成泰国股市的崩盘。而就在这时候，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泰铢进行攻击，泰国政府无计可施，泰铢贬值严重，宣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金融危机很快就影响到了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股市下跌，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东南亚经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很广，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东亚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 [2]。
1.2.2 俄罗斯金融危机 俄罗斯从1992年经济全面转型之后，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俄罗斯连续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的是俄罗斯的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俄罗斯国债的集体大规模外逃，大约占到了俄罗斯国债总额的1/3，汇率和股市相继受挫，整个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几乎呈瘫痪的状态。1998年，8月份，政府对卢布不再控制，决定让其自由浮动，并决定了单方面对内债和一部分外债进行延期偿付，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1.2.3 阿根廷金融危机 199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受长期衰退困扰及金融和财政形势恶化的冲击，经济大幅下滑，陷入危机。危机引发了市场恐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政府被迫实行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等管制措施，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不满情绪，出现严重的政治混乱，国家陷入了以经济持续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和政治混乱为特征的全面危机。金融系统瘫痪，银行业陷入破产边缘；生产大幅萎缩，经济继13个季度持续衰退后于2002年一季度跌到谷底；失业率上升到25%以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危机还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及民众对政治家的信任危机。
1.2.4 越南金融危机 2008年6月5日，胡志明股指从2007年的1170点巨挫至390.08点。CPI连续7个月高于两位数，5月份更是创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居首，达到42.4%。截至5月30日，越南盾兑美元贬值27%，而且几乎每天都会贬值5～7个百分点，这加大了越南当局稳定汇率的难度。楼市方面，河内房价下跌了20%，而胡志明市的跌幅达到50%。即便如此，其住宅价格依然维持在每平20兆越南盾（人民币8500元左右），商务楼则每平40兆越南盾（人民币17000元以上）。
2 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2.1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3]：
①从宏观上讲，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这次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在过去的5年中，各国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贷款成本，经济繁荣使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劲需求，抬高了房价。
②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次级抵押贷款产品主要是基于房价的上涨和低利率上的，在房市很火的时候，银行就能够靠此得到非常高的利润还不用害怕风险；但是，如果房市比较低迷，利率上升，这样会无形中增大客户的负担，一旦这种负担超过了其实际能够承受的压力，就会造成违约事件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③管理机制的缺陷加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可靠。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危机风险加大。
2.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2.2.1 前三次新兴市场危机的共同原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共同的原因如下[2]：①资本账户余额：三次危机爆发的共同标志都是国际游资的突然逆转。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极易滋生泡沫经济，削弱了宏观经济基础。中国和印度能在东南亚危机中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管制减少了投机性攻击的可能。②外债/GDP：巨额的外债负担是导致三次金融危机的最明显原因。所有危机国在危机前都有一个快速或持续、且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从债务形成开始到后续阶段，这些资本流入总是包含着高比例的短期债权。这些债务的波动性极强，一旦有风吹草动，债权人就会中止已到期债务或者对未到期债务不再展期，造成债务国的流动性不足，引发危机。③金融自由化程度：金融自由化使得每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多，但也为金融危机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被扩大。另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物，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同样也使得国际经济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加脆弱。④金融监管缺位：与外国非制造短期资本进入对应，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数目急剧扩张，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银行体系监管不严，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加之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给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脆弱。据统计，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银行贷款逐年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却在逐年减少。
2.2.2 越南金融危机的成因 2000年以来，越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的主要是输入型通货膨胀造成的，其根源则是内忧外患的双重结果。2008年上半年，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就上涨了38.54%。作为石油输入国的越南无法自主制定能源价格，国际油价的飙升使国内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尽管是世界第二的大米输出国，世界粮价的高速上涨加速了其出口增长，但也带动国内粮价上涨，成为国内CPI居高不下的元凶。同时，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外资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直接投资扩大了越南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流入房地产、股市的组合投资则通过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推高了商品服务价格。从内部而言，越南国内的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而1997年泰国爆发危机时，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才6.5%。
另一方面，越南同泰国、俄罗斯和阿根廷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越南盾在资本账户下不能自由兑换；其次，越南外汇储备超出了3个月的警戒线；再次，越南的外债/GDP的比率约为30%，远低于100%的警戒线；最后，越南的贸易伙伴除菲律宾外均有贸易盈余。这使越南金融危机的传染性相对较弱[4]。
3 启示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能力就更为重要。在未来中国金融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监管和谨慎开放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4]：
①慎恰当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把握好金融开放的速度；
②在鼓励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发展的同时，要严格加强监管；
③适当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既要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中寻求经济增长，又要严密控制高速增长引发的通胀压力；
④谨慎而积极地处置对外金融投资。
参考文献：
[1]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反思.社科纵横. 2009，1.
[2]杨德权，刘■.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传染诱因的实证研究.价值工程，2006，（11）.
一、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
副校长卫教授指出，中国尽管不处于本次金融危机的中心，但受到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并就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进行了深刻剖析。潘淑娟教授回顾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并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特里芬现象”出发对现行美元本位制和美元环流进行剖析和解构。她还从美国金融资产中出现的诸多“异象”出发，提出了国际金融秩序亟待改革的构想。徐旭初教授详细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机理，认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金融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原因在于证券化产品、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结构的高复杂性导致投资者无法判断所投资金融产品的风险，增强了其杠杆效应。张会恒教授强调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认为应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体系。唐敏教授认为美国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房地产次贷危机、美元本位等只是引发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表层原因，其深层根源在于以自由化、私有制、放松管制等为特征的思想组织制度基础，严重透支未来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有恃无恐的金融霸权主义，而次贷危机只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沙文兵博士就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同本次金融危机进行了比较分析。徐德云博士则认为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在于其是否会形成经济危机，更在于人们由此可能产生的心理“恐慌”。
二、关于全球金融危机与FDI、贸易发展
卫教授还从产业结构、特定产业部门、企业并购与重组和全球企业裁员等角度，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社会各界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并从宏观和微观方面提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邢孝兵博士就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不同要素密集型商品出口以及我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徐松教授就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中国出口美国贸易以及中国各出口部门的贸易损失进行了核算，并提出减少损失、促进出口，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外汇管理和帮助中小型出口企业转型等方面入手。刘敏博士就全球经济危机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认为国际石油价格将在理性回归中探索新的平衡点，而国际油价回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我国经济增长的压力。韩刚博士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会使外国减少利用当地资产进行投资或扩张的FDI，减少其新设投资与跨国并购；我国应适当调整FDI政策，从多元化渠道入手防止FDI流量的下降。冯德连教授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外贸企业应积极采取“走出去”战略，推动企业的外向国际化，培育国际型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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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鸿兵称1万亿美元难堵两房窟窿，中国3000亿债券堪忧[N].时代周报，2010-07-08.
[6]过度创新与金融风暴[N].人民日报，2008-11-05.
A Reflection on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Han Q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