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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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理论 心理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现在研究心理学在交叉学科的应用的学者提出“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观点。如果只从凯恩斯的财政理论分析，会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除凯恩斯的理论外，我们也可以从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论证其财政理论与心理学的联系。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5]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键词:审计;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技术经济学
中国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一、审计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基础分析
制度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它以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它将人和组织放在种种制度约束之下加以考虑。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规则和规范认为在所有的约束之中,制度是最为紧要的。其中契约经济学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约经济学在审计中的体现有以下几方面:
1 从委托-理论方面来看:
契约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包括受委托经济责任,是将委托-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依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标的不一致,导致了行为上的偏差。也就是说,委托人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成本。因为人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且其利益通常与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使得委托人须“通过人进行适当激励,以及通过承担用以约束人越轨活动的监督费用”来“使其利益朝着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外部监督则是能够降低成本、维系关系的有效手段。监督正是体现了审计最根本的思想,成为审计最基本的职能。
2 从审计制度建设方面来看:
从本质上讲,审计制度作为一种独立经济控制的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安排,是对审计关系相关各方权利、责任、利益及基本行为规范的约定。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契约经济学就成为了审计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契约经济学在审计中体现。
首先,从契约经济学本质角度来理解审计的独立性,可以看到,审计只有保持客观公正,才有可能被委托-相关各方所接受;其次,从契约经济学中的契约费用与成本角度来分析审计制度合理化,可以看到,只有设计合理的激励制度以及适当增加激励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来有效降低审计监督的成本。最后,从契约经济学原理来看,审计质量控制机制的基础是信息披露。审计收费、审计规范、重大审计决策、审计质量检查结果等,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予以公开。
因此,现代的契约理论研究的成果,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使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认识审计发展的规律,更全面和客观地考虑我国审计制度的建设问题。
二、审计理论的产权经济学基础分析
产权经济学,又称产权理论,是6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它主要研究在一定制度框架下产权的界定以及社会制度和经济秩序(包括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运行中的交易费用如何对稀缺的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的问题。
现代产权经济学向审计领域的延伸促进了现代审计的进一步发展。具体体现如下:
1 从审计基础来看,审计是随着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与扩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所以审计产生与发展有深厚的产权经济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受托经济责任学说是现代审计理论与实务发展及变更的产权理论基础。
2 从审计的本质来看,审计实际上是以协调财产所有者与财产受托管理者间内在的利益冲突关系的一种外在社会保险机制,它既要保护委托者的利益,又要体现财产经营人的利益,按产权经济学的观点则是满足不同产权主体的平等要求,审计理论就是在这种矛盾中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
3 从审计的发展来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有可能影响着同时期的经济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经济责任关系。经济运行机制与产权制度之间有着严格的逻辑对应关系。而审计在监督与评价经济的运行的同时,它所鉴定、揭示的经济信息同样反映该时期的产权关系现状。也就是说,单一的产权关系往往只需要简单的审计监督,而多元的产权结构则需要较为严谨与完善的审计制度来支持。随着产权关系的变化及产权结构的变革,审计理论及其实践必定会向更深层次的领域发展,其表现之一便是现代审计的产权博弈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审计的产生本身就是产权博弈的结果和进一步博弈的工具。因此,现代审计理论中不断体现着产权经济学的内容。也就是说产权经济学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审计理论基础的内容,开阔了我们对审计理论研究的视野。
三、审计理论的技术经济学基础分析
在1930年,由格来梯教授编写的《工程经济原理》初步建立技术经济学科的体系。技术经济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技术科学与经济科学相交叉的边缘科学,是经济应用科学。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所谓广义技术经济学,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根据特定的政治、经济、技术、资源等具体条件,研究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寻求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组合,以保证所采取的技术政策、技术方案、技术措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的一门应用经济学。
审计技术方法中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充分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原理。审计中的技术分析方法,是指对于不同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进行计算、分析、评价,并在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优方案的分析技术,简言之,就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方案进行比较为最佳决策提供依据。为实现某一特定目标,都必须采用一定的技术,而采用任何技术都会消耗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花费代价,但不管怎样这种代价应该是适宜的。也就是说要求在采用技术的同时考虑其经济效果。如果脱离了经济效果,某项技术是好是坏,是先进还是落后,都难以准确衡量。
因此,在经济效益审计中,需要运用技术分析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有关活动进行评价,从而提出使效果最佳的各种改进建议。这些均体现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审计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基础,并且极大丰富了审计理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傅殷才,制度经济学派,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2 埃瑞克・G・菲博顿,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5
3 冯均科,中国审计体系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315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背景
瓦茨是著名的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获得学士学位，并分别于1968年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瓦茨曾在《会计评论》、《会计与经济学杂志》、《亚太会计杂志》、《会计研究杂志》、《英国会计评论》和《金融经济学》等许多著名杂志上撰写及与人合著了多篇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1978年与1979年的9月，瓦茨与齐默尔曼合著的文章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1986年，他与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获会计领域杰出贡献奖；1996年罗切斯特大学授予其研究生杰出教育奖。齐默尔曼是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的教授，美国会计学会的重要成员，国际会计理论著名的会计学家，曾担任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20世纪60年代，受经济学和理财学对有效市场假说(EMH)和资本资产计价模型(CAPM)进行大量经验性检验的影响与启发，美国一些年轻会计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开始尝试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早期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数来自实证经济学和财务学研究较强的芝加哥大学，包括鲍尔、简森、瓦茨等人。自1968年以来，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以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所创立并逐渐形成的实证会计学派，更是为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70年代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大量涌现，瓦茨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关于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和《解释》是其中最具代表力的文献。该文原载于1979年4月《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第54卷第2期。
二、《解释》的基本结构
《解释》_文共分五个部分论证和阐述了作者的学术观点，其基本框架如图1。
瓦茨和齐默尔曼在该文中首先提出了绝大多数会计理论都是规范性的原因和为什么没有单一的可广泛接受的会计理论。该文将会计理论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进行分析，认为会计理论的产生是为了适应需求。论文首先验证了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接着验证了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需求的本质。通过研究，作者指出政府管制刺激了个人对会计程序的院外游说活动，在院外游说活动中会计理论是一个有用的辩解手段。而且，政府的干涉产生了对会计理论多样性的需求。因为每一个被会计程序变更影响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会计理论来支撑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阻止了会计理论的一致性。会计理论之所以规范，是因为其被用来作为政治行的借口。
三、《解释》的主要学术观点
(一)会计理论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商品在引言段，作者依据以往的观察提出问题：会计理论在决定会计实务方面起什么作用，同时说明研究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决定会计理论的理论。该理论倾向于是一个实证理论，即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决定现存的会计文献因素，预测随着因素的变化会计理论研究应如何变化，在会计准则的制定中，解释该理论的作用。作者的假设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逻辑或经验的结论。其研究的初步结论与Zeff和Horngrett的观察结论是一致的。他们预测会计理论将被用来支持事先形成的概念，并进而解释其原因。作者进一步指出相对Zeff和Horngren的观点，其贡献在于给予更多的框架以致能对会计理论作进一步的预测。这个框架来源于经济学，将会计理论作为一个经济产品，并且验证这种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的本质。
(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会计理论的需求差别一方面是自由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政府仅有的作用是加强契约。在政府强制要求审计之前，公司财务报告已经开始自愿进行审计。瓦茨对关系的分析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被审计过的财务报表的功能是减少成本。该理论预测会计实务在不同的公司出现取决于成本的性质和数量。在所有其他要素中，成本是公司债券数额和经理持有权益相对份额的函数。这些数量影响了经理采取行动从而解除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冲突的积极性。成本随着监督经理成本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监督成本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股权的分散程度和复杂性。此外，规范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实务将在不同公司之间不断变化，因为会计实务能最小化一个行业的成本，但并不一定也能最小化其他行业的成本。为了减少权益和债务的成本，几项契约策略被用来减少经理和股东降低资本股票价值的可能性：(1)股利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利润百分比，该条款被当作一项阻隔器；(2)如果要支付股利，必须保留固定金额的储备金；(3)股利分配之前，固定资产被作为一个价值变化与利润密切相关的存货账户。自由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的作用表现为：一是教学需要。会计程序的设置是为了降低契约成本。由于不同企业的契约成本各不相同，会计程序也将迥然不同。然而，会计程序的多样化增加了会计实务教学的难度。如果缺乏实证会计理论，教师只能自己建立教学法(经验法则)来分析实务中的差异。为了满足这一教学需要，研究人员考察了现存的会计程序，并总结了不同程序之间的异同点。对会计实务的描述着重指出，具有某些特定属性的企业倾向于遵循特定的会计程序。二是信息需要。经理、审计师、债权人和财务分析专家需要会计理论来了解和预测会计政策选择对其财富的影响。同时审计师还需要了解管理当局所选择的会计程序对契约成本的影响状况。三是辩解需要。早期，经理曾就人们指责其改变折旧方法以增加“利润”和其自身的报酬是以牺牲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观点进行辩解。会计教科书和文章不仅为审计师反对经理的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经理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是管制经济条件下对会计理论的需求。由于财务会计报表在财富转移过程中起一个主要的作用，因此，财务会计报表直接或间接受到政治过程的影响。Moonitz(1974a，1974b)和Homgren(1973，1977)的文献也证明了被管制的公司将寻求或反
对那些通过直接或间接财富转移影响公司价值的会计程序。政府对会计理论需求干涉的结果表现为：一是政府对企业管制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教学和信息需求，也增加了对会计理论的辩护需求；二是政治家和官僚不但需要实证研究来帮助其权衡各种决策，还需要向新闻界和选民表白他们的活动是合理的；三是政府管制增加了对以公共利益为理由的规范会计理论的需求，也就是说，之所以要采纳那些会计程序是因为它们会优化投资者的决策。可见，理论可以成为政治活动的有效辩护这一命题与实证信息和结盟成本是相一致的。
(三)会计理论供给的本质 会计处理方法需求是多样化，作者期望发现各种各样的规范性理论。会计理论学家认为会计理论应当用于决定会计实务或标准，大部分会计理论学家认为，研究的目的和提供理论的原因在于最终促进会计实务的发展，而不是提供所谓的“解释”。瓦茨和齐默尔曼则认为对于会计理论最显著的需求(在管制经济中会计的需求)是对理由――“解释”的需求。那么，会计研究的供给是如何对所需求的经济物品的性质和数量变化进行反应的，Stigler(1976)的观察简要的总结了只要存在大量的个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理论，供给就能够回应需求。 在政治过程和市场活动中都存在辩解需要，消费者(既得利益者)通过对会计规范的需求决定着会计理论的供给。一个会计研究者的声望和表达力越强，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其他学者就越有可能了解他的作品，就有更多的学生和资金流向其所在的大学。研究者受到的激励是非物质的，其回报是较高的工资和大量的研究资金。如果会计研究者的成果与现时利益相关，那么实务工作者、管制者和教学者就越有可能知晓其研究成果。因此，受到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研究者会倾向于关注会计中的现时问题。当既得利益者对会计标准有分歧时，会计争论就产生了。
会计研究者经常将政策建议作为其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这些基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的建议不可能成为那些处于自身利益而倾向于推荐程序的公司经理、实务工作者或政治家们的“解释”。不过，研究结论会被那些既得利益者所引用。研究越容易理解，被引用的越多，研究者的声誉则越高。同样，对备选会计实务的批评将被既得利益者引用，也将提高研究者的声望。会计务所的合伙人、政府机构的官僚和公司经理会寻找有说服力的提倡某种符合这些实务工作者、官僚和经理自身利益的特别实务的研究者，并且委派其作为咨询专家，或授权其从事有关会计问题的研究。研究工作的一致性使得授权一方可以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的研究结论。这样，研究和顾问资金将会流向最具有说服力和一致性的会计实务方向，而这一方向的既得利益者将会从这些会计实务的采纳或摒弃中获益。
由于会计标准是政治行为的结果，各会计标准之间的理论基础并不相同。结果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的相对成本。这些成本随着预期收益的不同而不同。某一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胜利方的理论基础；如果是妥协的结果，如公司合并的APB16号，其理论基础即是折中的产物。同一团体并不是每次都获胜；有许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参与。而且，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也较少给予相同的理论基础。因此，可以看到在某一场合支持历史成本的一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会支持市场价值。如果政治交易成本很高，那么就有对解释的需求，因为其在政治领域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如果对会计理论的需求取决于对解释的需求，且如果需求决定了生产，则会计理论将会由政治争论所产生。可以观察到会计理论的性质随着政治问题的变动而变动。会计理论同步或滞后于政治问题。无法观察到会计理论引导政治行为。
作者指出与其在备选会计理论下所期望的相反，唯一能够部分明确的备选理论是在会计文献中有助于“公众利益观”的理论。如果文献中理论的出现引导或滞后于管制时，就可以辨别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备选的公众利益理论之间的不同。如果是引导，公众利益假设就得到了支持。如果是滞后，作者的理论就得到了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文献和管制是同步的，那么就无法辨别两者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公众利益观”，推动了理论和管制的产生，但是理论的出版却滞后于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益观和作者的理论都无法解释。因此，也有人认为这样会产生对会计文献的另一个解释或会计理论。
(四)政府对现存会计理论干涉的影响具体研究了会计实务和理论如何受到铁路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三种主要法律的影响。
(1)铁路立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许多会计人员认为铁路的发展在会计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亨得里克森将之作为1800年至1930年间影响会计理论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特尔顿也描述了折旧会计的发展和19世纪有关折旧文献与铁路发展之间的关联。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的铁路发展影响了关于折旧本质文献的发展，包括将折旧作为费用处理的问题。20世纪之前，折旧一般并不作为一项费用，而是被视为利润的分配。随着政府对铁路的收费标准进行广泛管制，这些标准又与利润联系在一起。早期美国铁路包含了铁路部门有权根据利润调整其收费标准的条款。英国国会早期有关铁路问题的私法也明确限定了铁路的最高收费标准，如果没有管制，企业确定净利润时就不必每年系统计算折旧费用。由于管制是为了限制垄断企业的经济利润或消除“破坏性”竞争，这也迫使企业解释折旧为何当作利润扣除的一项年度费用。
(2)所得税法对会计理论的影响。直到19世纪80年代将折旧作为费用核算的做法仍只存在于铁路会计文献中。作者观察到在一二十年间英国大量涌现出讨论折旧问题的期刊论文和教材。但没有观察到同一时期的美国有同样的现象。作者认为折旧问题在英国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原因在于1870年之前，英国的税收法并没有折旧免税额。“1878年修改税收法允许扣减合理数量的产生于损耗的机器设备价值的减少。法案中没有提及折旧。”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他们找到了对年折旧概念争论的另一个原因，即税收。第一个有效的美国所得税法是1909年的国产税收法案。因而，1880年不存在驱动折旧争论的联邦法案。美国1880年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核算“用于支付股利的利润”。所得税法不但影响折旧争论的时间，而且还影响了各种折旧和会计盈利概念。在核算“来自利润的股利”的过程中，折旧被视为估价程序。如果期间价值以历史成本的固定比例取代的话，执行税收法的成本较低。早期的文献确认了这一成本节约，而这也很可能是美国和英国的折旧所得税免税额基于历史成本的原因所在。寻找这一程序和其他应计制的理论基础的需求最终导致了基于配比原则和实现原则的收入概念。
(3)证券法对会理论的影响。1933～1934年的美国证券法案对会计文献至少有两方面的影响：促使会计研究的目标转向“信息观”；推动了会计原则的研究。两者均由于证券法案的颁布而开始。证券法案颁布之前，理论学家倾向于基于会计的多重目标进行描述和设定，并列示了多个使用者。人们通常强调管控
和经管责任。Daines将传统和主要的会计目标描述为“反映合法的支付股利的利润”。Sweeney认为“会计的根本目标应是试图区分资本与收益的不同”。证券法案后，为有助于投资者和贷款者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而向其提供信息成为会计的主要目标。作者称之为信息观。最早解释强调投资者决策的文件是AAA在1936年的“会计原则的暂行公告”。讨论了许多“不令人满意”的会计程序，包括资产的重估增值。作者认为信息观的主导地位源于与证券法案相一致并支持之的公众利益观的提出。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为了维持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尤其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为了保护公众避免再次的股票市场崩溃。市场崩溃被认为部分是由于企业的不充分披露，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一观点。
关于信息观的盛行源于SEC的假设不仅从现代学者引用公众利益观作为伴随信息观的一个目标的趋势中得到了支持，而且从认为满足信息目标对于“公众利益”是必要的这一趋势中也得到了印证。后者的例证来自FASB：财务会计和报告是作出投资、借贷和相关决策所需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财务信息不仅在确保资本公平分配的个人决策中很重要，而且在确保对自由市场体制持续的公众支持中很重要。近来在文献中出现的关于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是公共物品和可能出现生产不足的观点例证了信息观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系。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公众利益”可能要求颁布披露法案以向投资者提供信息。
此部分的讨论表明很多会计理论是追随政府干预的。作者指出证据与他们的假设相符，即很多会计理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且会计理论满足了对解释的需求。证据与他们所谓的“公众利益”假设并不相符。毫无疑问应存在有另外的备选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文献出现时间的不同。对于那些支持备选理论的理论学家而言，其挑战在于应明确这些理论，并显示这些理论与作者所提出的相比与证据更加相符。
(五)研究结论作者认为，会计理论在决定财务报表内容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可能没有被理论学家所看到。会计理论不是为“恰当的”的财务报告实务提供“基本框架”，而是有助于“从方法上支撑一个人预先设想的观点”。会计理论除了具有信息角色和教学角色以外，还一直扮演着辩护的角色，政府干预拓展了会计理论的这种辩护功能。会计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满足需求的解释，这种需求由政治进程引起；结果会计理论不断变得规范起来。论文指出作者讨论的是在现有的经济、政治组织，政治家、经理、投资者等开始参与会计标准制定过程的情况下，提供与观察到的现象相符之规定的唯一的会计理论是基于自利思想的。现有会计文献中不存在其他理论或规范理论能够解释或被用于解释所有的会计标准，因为：一是运用受益于会计标准的既得利益者的理论证明会计标准是正当的；二是既得利益者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问题；三是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获胜。即使自利理论能够解释会计标准，此理论也不会被用于证明会计标准的正当性，因为自利理论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是不适宜的。因此，能够证实会计标准的公认会计理论不存在。
四、《解释》的学术贡献及评价
《解释》一文是运用实证研究的会计文献的代表之一。瓦茨和齐默尔曼运用经济学的市场供给理论，对会计理论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最主要的是两人通过对政府干预和会计理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会计理论都以规范性研究为主，试图从会计活动的规则来概括会计的理论概念，并试图导致“良好的”会计实务，这种理论着重于说明会计“应当是什么”，而实证会计理论回答的则是“实际是什么”。该文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瓦茨和齐默尔曼分别研究了英美两国的铁路立法、所得税法和证券法对会计的影响，通过对两国出现的不同的现象进行分析，来验证其提出的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学科的运用和发展。
美国实证会计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此阶段是EMH和CAPM为基础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查会计数据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但未对会计实务做出解释和预测。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是以经济学中企业理论为基础，试图解释企业为什么选择某一会计政策而没有选择其他会计政策：试图解释由于成本效益原因而选择某一会计处理，以减少成本。《解释》一文正式发表于1979年，正是美国实证研究两个阶段的转承之时。此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英美两国会计问题(折旧)争论出现时间的不同做出了解释(虽然没有对其他会计实务作出预测)。由此可见，该文标志着美国实证研究第二阶段的出现，对其后会计学科的实证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意义。
五、《解释》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会计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所谓会计理论研究方法是把握会计的途径、手段、工具和方法的总称，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正确的认识会计”。方法是指导学习和研究的有效工具，只有掌握了进行理论研究的科学的方法，才能做好学术研究。在会计科学的发展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会计科学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效率，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会计科学发展目标的实现程度。在我国会计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的20世纪，在会计研究方法上重演绎、重抽象、重定性、重逻辑思维和推理的研究定式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由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式相对滞后，因而会计理论工作者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个体性劳动和个体操作的状态；加上研究信息传递方式上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运用，由此而导致研究内容上重复性劳动也造成了一种研究资源上的不应有浪费，从而对会计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1世纪我国会计科学发展的基本方式就是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各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利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法和经济学理论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用经济学的方法解释法律是什么；第二，用经济学的方法说明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第三，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如何立法、修法及实施法律。
（一）运用法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解释法律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在法学上，存在众多的争议，包括强者利益说、规范利益说、命令说等等，这些是从法学渊源或者法律的表现形式上予以理解，但没有一种理论真正能够说服另外一种理论。从逻辑上看，这些定义的哲学前提往往就不在同一层面，也无法实现一种理论说服一种理论的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所涵盖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方面，权利义务本身是一种资源，另外一方面，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或者对象也是一种资源。法律产生的原因就在18于权利义务资源的稀缺性。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社会里，规定谁能获得资源、享有资源，是法律的价值所在。法学和经济学很少涉足对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问题的探讨，如对于太阳光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在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按照交易成本理论，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法律对于权利义务的不同配置将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果，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福利问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对权利义务的配置以及配置效果问题，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促使法律目的实现。另外，“法律是什么”也体现了法的价值问题，包括公平、自由、平等、正义等。一般认为，在排除特殊情况之下，③法的最高价值应是公平、正义、自由等。按波斯纳的观点，正义有两层含义：第一种是指分配正义，是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平等；第二种含义是效率，并指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5]效率是经济学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制度的设计往往是以效率作为价值目标。而在法律环境中，效率目标经常会被弱化，导致法律制度设计不当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我国《公司法》中规定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和监事，主要起到监督公司运行和管理层的作用。表面上看在双从监督体制之下，公司内部治理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将两项制度合并使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而更应考虑到公司监督部门相互博弈导致监督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制度才更富有价值。
（二）用法和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解释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法律为什么是这样的？有法学学者认为，法律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此种表述似乎能够解释所有的法学现象，但过于抽象，实践价值有限。自然法认为，法律源于一些永恒、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可以解释法律为何如此，但不具有可证伪性。法和经济学产生以后，可以利用经济学的方法直观地解释法律，并且也相对简练。在解释客体是遵循简约化还是复杂化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解释的复杂化能够更加全面的反映现实，但面对于巨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我们力求能够以更加直观精炼的方式说明法律的自身内在运行机制，为我们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下面以三种经济分析工具实例予以说明。
1．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是应用最为广泛一种方式。成本包括会计成本、机会成本、沉没成本、社会成本等。例如，《侵权责任法》中，人身损害需要赔偿医药损失及误工损失等。医药损失属于会计成本（直接成本），而误工损失则属于机会成本。沉没成本在法律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在确定赔偿方式时，法律很少规定替代履行，原因在于沉没成本无法挽回。在经济分析视角下，收益和效用有着共同的指向，效用是主观的评价标准，为强化预测的确定性。效用主要体现为主体愿意支付的成本，即使主观上对某一客体效用评价为零，但若支付成本大于零，那么认为这也是有效用的。这表明，效用同时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例如，在人身死亡案件中，受害者家属对于受害者生命价值的评价不一。我国法律一般规定赔偿标准为一定年限乘以区域城市或农村平均工资水平。如此规定，可以使得法律更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这也表明了沉没成本的不可挽回性。效用在法律的层面上，不仅包括效率，同时也包括法律的稳定性、秩序等其他价值。在具体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也会注意到效用的多样化，寻求效用的“一般等价物”。在美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审理法官汉德提出了汉德公式：B<PL；B指预防事故发生所需的成本；L指事故一旦发生所造成的现实损失；P指事故发生的概率；PL指事故的预期损失。即潜在的侵权行为者预防事故的成本小于事故发生的概率乘以预期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时，行为人才负过失侵权责任。对此公式，最大的问题在于数值的确定。比如B和L的确定在实践中有不同方法。当P值无限小时，可以将事故认定为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而对于P值无限的大接近于1时，就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如果不希望的结果出现，一般来说属于不可抗力事件；而若主观是故意的，那么，行为人需要做出补偿或加以惩罚性赔偿。在侵权的责任证明方面，证明责任的分配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问题。一般来说，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但我国法律中也规定了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形。例如，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八种举证责任需要倒置。之所以法律如此规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于原告举证为此付出的时间、金钱等成本要大于被告举证的成本，那么，从整个社会效率公平的角度来说，部分举证责任倒置是必须的。如环境污染案件具有特殊专业性，对于污染物的成分、排放等，被告（污染者）较为熟悉；而对于原告来说，却非如此。原告如果欲获取污染者的污染信息，可能需要化学检测、实地调查、专家咨询等，总成本较为高昂。法律上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在经济学上体现为社会成本进行了效率转移；同时，环境民事举证责任倒置，增加了违法成本，能促使污染者更守规遵法。
2．均衡分析方法在经济学上，当无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只需通过供给和需求的自由调节便可实现市场出清。但在现实中，市场容易出现失灵，产生了社会成本的增加或者社会福利的减损，导致成本效益发生变动。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可能会导致社会成本和社会福利发生变动。外部性问题是法律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这里将分析两个常见的外部性问题：环境污染和教育。负外部性：以我国环境污染问题为例。对于环境污染问题，除了证明责任倒置、实行环境刑事责任等方式增加污染者违法的成本之外，税收制度的改革也较为重要。尽管环境污染案件受害者胜诉率水平较高。如海洋污染案件受污染者胜诉率最高能够达到80%，但这种事后规制无法挽回沉没成本，而事前预防（如税收）不失为一项重要的解决手段。欧洲、加拿大及我国都已开征环境税。环境污染是污染者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但是在污染者生产的时候其只将私人成本算在生产成本之中，而未将社会成本算入生产成本。由此引发的社会成本可以通过税收（即庇古税）进行调节，使供求实现包含社会成本在内的新的均衡。20世纪末，西方国家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开征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和二氧化硫税等。2011年12月，我国适时开征环境税，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将保护环境作为其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一个以纠正市场失效、保护环境为政策目标的新的税收类别——环境税收正在悄然兴起。正外部性：以教育为例。因教育在短期内投入成本要远远大于其收益，如果这些成本仅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支付，大部分贫穷家庭将无法支付教育费用而被迫放弃教育，由此恶性循环将会导致国民教育水平持续性偏低。此时就需要社会、尤其是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将成本进行转移，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目前，农村辍学率仍然较高。东北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个省的部分农村初中学校进行调查，显示初中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教育经费持续偏低（在我国，1993年法律规定教育经费应占GDP4%以上，但直到2011年教育支出占GDP才首次突破4%，而在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占7.4%—4.9%）。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强制性规定教育经费必须达到一定标准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是具有正的外部性。
3．博弈论分析将博弈论引入法和经济学，是法和经济学的一次飞跃。由于博弈论和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所以博弈论和经济分析具有天然的亲和性。法律的博弈分析成为法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范式、日益流行起来。博弈论所考察的是一种交互行为的决策机制，法律关系往往具有多方性，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通过实行法律行为进行互动。在互动中，各方主体以法律为博弈规则，开展博弈行为。通过博弈论思想，可以帮助理解法律关系的产生运作机制和法律规定背后所埋藏的规律。以垄断中的古诺模型为例。假设存在两个彼此之间有竞争关系的厂商，如果两厂商合作，那么，得到的收益比两者单独生产获得的效益要大；若一方选择合作，另外一方选择背叛，选择背叛所产生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合作时所产生的收益，而选择合作者利益相对受损严重，在都选择不合作时可以得到一个中间收益。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双方最终都会选择不合作，彼此陷入了囚徒困境，但这对消费者是有利的。而厂商为了谋取更多的利益，彼此会有意识地会达成垄断协议，约定产量或者固定价格，于是垄断就产生了。限定最低价格或最高产量减少了市场上消费者的福利，政府为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会限制企业之间达成垄断协议。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弈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反垄断法要禁止某些垄断行为。同样，在侵权法、合同法、刑法、监管法等多个领域，博弈论所建立起的多种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法律运作机制的理解。博弈论考虑到了信息的完整性及动态性、个人理性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性，在不同的博弈规则下，博弈分析的结果是不同的。尽管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下，理论上模型所得出的结果同实验室得出的结果有较大偏差，但博弈论模型仍趋于对现实的真实反应，不断引入更多的外生变量，减少不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三）如何进行立法、修法和法律实践法和经济学除解释法律外，更重要的是指导立法以及法律实施。有许多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寻求完善法律的方式，最终只能追溯历史和法律移植。但是法律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本土性。正如诺斯提到“我们的世界是否各态历经的？”如果不是，那么政策的制定将变得更加困难。当下，我国现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历经的制度形式往往是跌宕起伏的。这给立法者、法律实践者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法和经济学的方法相对更具有弹性。同时，经济方法的应用也使得法律思维更具有周延性、完整性。以立法评估为例。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最终可以通过成本和收益反映出来，立法评估，主要评估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即在立法过程中，最主要的评估方法是成本—效益分析的评估方法，但这种方法在法律实践中会存在不少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定量困难。但评估的目标最终还是需要通过评估的标准和手段实现。例如，美国行政命令的成本—效益分析模式，只有在评估的项目不能够进行量化和不能货币化的情况下，作定性分析和陈述性评估。
二、对法和经济学理论批判的简要说明与回复
（一）关于价值主观性的问题价值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强调价值的主观性，容易忽视价值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体现在价值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人都会认为货币和法律均具有价值。在法律的经济分析领域，追求财富（效用）的最大化，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具有稀缺性，符合特定时间段人类的要求。
（二）关于忽略其他价值的问题逻辑上说，肯定A不意味着否定B，追求财富（效用、效率）最大化，并不会否认其他价值的重要性。当然这些价值有可能是冲突的，例如，效率违约涉及合同两大原则：效率和合同必须履行原则。我国合同法并未直接规定情势变更原则，随着市场经济多元化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加剧，而市场则变化得更加莫测，经济形势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情况，一旦此类低概率事件发生，合同继续严格履行，对于合同履约方而言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也不会强人所难”，故《合同法》承认了情势变更原则。法律质量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法律的弹性，这样的法律是符合效率价值和因地制宜的，价值之间存在巨大的互通性，当效率价值在合理的程度内实现时，其他价值同样也能得以体现。
（三）关于本土化的问题法和经济学所使用的经济学的方法，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相对于法学来说，经济学是一门意识形态较薄弱的学科，更容易实现国际化。担心法和经济学不能本土化的原因在于两大法系的渊源不同。但两大法系的差别最主要体现在过程上，而背后的法律精神之间的差别是极其有限的。以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为例，其与美国辩诉交易规则就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可以经过本土化的加工，从意识形态较为薄弱的法律入手，逐步将法和经济学理论应用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之中。
三、结语
政府监管这一视角，对应着反对特性的另一视角，也即部门利益架构下的服务视角。芝加哥学派经由多年调研，对区域之内的电力部门，进行了特有的价格查验。这样的学派，创设了部门利益独有的新颖视角，并让人们明辨了政府规制应有的真实成效。实证累积得来的数值成果，促动了部门利益关涉的原理形成。例如：施蒂格勒经由实证调研，得来这一结论：通常来看，拟定好的管制路径、接续的管制设计，都要依托区域之内的企业，予以争取得来。平日以内的这种管制，服务于特有的受制企业。政府监管特有的利益指引，应当建构在集团原初的利益根基上；这样的管控，也应能促动利益层级的提升。接纳了经济供求这一范畴的视点，解析了惯常提到的监管。把区域范畴中的工商企业，看成管控中的主体；把供求特性的总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构。从供求更替这样的总倾向，来判别监管对策特有的服务指引。
二、多层级的理论影响
（一）完善了旧有的框架
部门利益关涉的根本机理，创设了实证特性的调研方式。实证根基上的这种调研，让调研得来的真实数值，能折射出政府监管这一范畴的精准状态，且弥补了惯常调研路径下的解析缺陷。学术界经由审慎的反思，渐渐接纳了特有的实证角度，全面查验了规制关涉的理论。
（二）变更了管控倾向
部门利益关联着的理论促动下，带有经济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倾向去转变。伴随技术拓展，人们明辨了管控的必备价值，同时也发觉了潜藏着的管控弊病。例如：经济规制框架以内的若干手段，都带有局限的特性。为此，应当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经济的拓展。
（三）理论潜藏着的局限
部门利益关涉的规制原理，强调各时段中的监管代价，忽视掉了监管中的真实收益。为此，依凭这一规制机理，只能解释成效不佳的监管，却没能发觉成效凸显的管控领域，如消费权益特有的维护。理论解析依凭的假定，把多层级的关联主体，都设定成绝对态势下的经济人。这就促动了个体范畴中的最大利益，却带有绝对化这一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这样的浪潮之下，有着自然特性的垄断企业，如电能供应特有的企业，没能经由放松规制的路径，朝向放任这一方向去进展。
三、体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互通的理论关联
部门利益关涉的根本机理，促动了传统架构之内的原理审视；对解析得来的各类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设的这种审视，完善了旧有的机制框架，对市场范畴以内的价格监管、对应着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凭的传统机理，与部门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带有内在特性的价值。互通中的原理进展，能够吸纳彼此优势，创设了原理再生这样的新路径。传统规制架构下的经济学，历经长时段的进展及变更，创设了可竞争特性的分支理论。它把惯常提到的激励规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旧有的利益限缩。在这之中，可竞争范畴内的市场机理，引入特有的监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垄断特性被淡化的关联行业，被重新划归进市场这一范畴；用平日之内的剧烈竞争，替代严格态势下的管控及规制。
（二）新时段的规制进展
规制理论特有的新近进展，被设定成修正得来的新规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对称，看成添加进来的博弈要素。对市场架构内的价格管控，予以查验监督；拟定的监管路径，着力去限缩耗费，促动监管成效的水准升高。这就设定了带有激励特性的价格管控。激励特性的规制，拟定了文本架构下的规制合同。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对称特有的弊病，为接纳规制的关联企业，添加了内在特性的刺激。
（三）弹性特性的规制途径
带有激励特性的多样规制，被整合于市场架构之内的垄断领域，如天然气特有的运送领域、交通运输关涉的领域、电力运送及对应着的电信领域。规则依托的评判机制，也凸显出公平的特性。弹性特性的规制空间，包含促动及激励这样的新规制、调和价格及限缩成本。这就衔接了自由态势下的规制，拓展了价格管控中的弹性空间。
四、结束语
（一）学生高中知识基础较差在高考招生中，独立学院为本科第三批，总分相对较低，并可以适当降分录取。这就导致独立学院的学生高中知识基础较差，特别经济学类的专业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数学基础相对更差，而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导，使得学生学习起来有困难。基础知识较差的原因大多是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问题，这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改正，所以很多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感觉难跟上，听不懂。
（二）学生综合素质较高，学习新生事物能力较强独立学院的收费较高，所以能上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较好，家长一般对教育比较重视，学生思想活跃，情商高，兴趣广泛，大多有文艺特长，对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现代技术学习。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有很强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讨厌刻板的理论学习。
（三）学生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学生在高中阶段没有养成较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自控能力较差，在大学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学习习惯很难改正，导致学习事半功倍，学习效果不显著；学习方法也缺乏灵活性，由于习惯了高中的填鸭式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上缺乏主动性，不会自己总结和解决问题，严重依赖教师。此外，由于家庭条件较好，学习上缺乏刻苦学习的精神，对较难的问题往往不愿深究，考试前临时抱佛脚。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质量的方法探讨
针对以上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我认为应该扎实基础、加强课程教学的互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的学习精神。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独立学院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畏难态度，使学生真正把宏观经济学学好
（一）扎实基础知识
主要体现在数学和经济学原理两门课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数学的学习中应该拿出相当的时间复习高中的数学知识，另外，在高等数学的学习过程中还要使学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可以打实基础。在经济学原理的学习过程中，要通过各种手段，例如案例教学、实际问题分析等培养学生对经济学的兴趣，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培养他们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二）加强案例教学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因为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源于历代经济学学家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经济问题的解决。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将经济理论和历史或现在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独立学院的学生注重实用性的特点是想符合的，通过形象的各种实际案例可以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的现实问题，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建立起正确的经济学思维模式
（三）创新教学手段
在教学方法上，也不能单一的利用教授法，这样难免使学生感到枯燥，失去学习兴趣。而应该充分理由学生知识面广、才艺突出、对计算机和因特网的熟悉来创新不同的教学方法，例如：对于通货膨胀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去采访自己的亲朋好友的通货膨胀经历，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现出来，既可以发挥学生的特长，又可以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对失业问题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互联网上查找典型国家的失业率指标，然后用PPT的方式进行演讲；而对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这样理论性比较强的章节，就可以通过课程提问的方式互动，多做练习，多多激励和表扬学生，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总之，不能采取单一的教学模式，要根据不同章节的特点，相应的选取合适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四）完善激励制约机制
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自制能力较差，逃课现象比较突出，上课不专心听讲。对于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制约。例如，在上课时，对积极互动发言的同学加平时学分，对上课玩手机不认真听讲的学生和迟到旷课的学生减平时学分，对旷课严重的学生给予退课处理等。通过奖惩两方面的作用，从外部起到激励和制约的作用，并转化为内在的学习动力。
三、总结
关键词：学习动力；高校；经济学英语
中图分类号：G4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205-02
教育心理理论认为，学习动力是在个体学习心理系统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下，“由个体的需要、兴趣、动机以及信念、理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个性心理倾向所产生的，来自主体自身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是动力性、结构性、生成性、系统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该合力引发、维持并强化主体的行为过程，直至达到目标。学习动力系统由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和动力系统构成。其中，认知系统是接收信息、加工信息、输出信息等认知活动的内部控制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形成学习中的智力潜能。行为系统是由行为、行为结果的评价和习惯等因素构成的外部执行系统。而动力系统则是激励学生的学习活动的内部驱动和调节系统，它影响学生的知识、思想、行为和信念的转化过程。
学习动力有目标引力、内部驱力和情境动力三种形式。目标引力是学习目标对大学生的诱引倾向，其作用通过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等因素表现出来。内部驱力由学习者获取知识，解决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需要引起，并推动学习者从事满足这些需要的学习行为的内部激起状态。情境动力是由与学习者学习相关的外部情境而使学习者持续学习的倾向，其主要以奖励与惩罚形式表现出来。
一、研究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意义：第一，教师建立适当的、发展性的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经济学英语的效率。第二，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教师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活动，使学生感受到学业成功，能维持和加强学生持续的学习动力，从而保证学习过程的持久性。第三，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通过灵活的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能使学生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
二、经济学英语课程最佳学习心态的构成
经济学英语课程最佳学习心态由轻松感、愉悦感、新奇感和成功感构成。第一，轻松感。学生在轻松的时候，思维就会变得迅速敏捷，这加速了知识的接受、加工和结合的进程，知识也能迅速得到巩固并转化为能力。第二，愉悦感。愉悦感是最好的诱发剂和最有效的精神振奋剂。学习中有了愉悦感，学生就会积极主动，不知疲倦，思维机制也会加快运转，知识也会很快被吸收。第三，新奇感。新的教学信息，新的教学方法，新颖而又有启迪的教学模式会使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而这种状态最有利于接受知识。第四，成功感。学生在学习时，每取得一点进步，如能及时得到肯定，便会有一种经常的成功感，使他们看到自己努力得到的成绩，从而树立信心和进取心。
三、学习动力理论在高校经济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方案
为了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发展，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学习动力：
（一）提出适当要求，建立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
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是推动学生学习活动的直接动力。建立适当的、发展性的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动性，从而提高经济学英语学习的效率。第一，难易适中，突出自主。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要适中，并且目标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要，学生预想自己可以实现，学生就会积极的投入经济学英语学习活动。教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进行自我分析并结合教学的要求来建立这样的目标。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要具有自主性，要出自学生自愿，由学生自由选择、自主安排。在学生自主动力作用下，学生会积极投入学习活动中，而不需要外力的督促和控制。第二，重视过程，注重体验。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的确立，要以经济学英语学习行为和学习过程本身为重点。该过程激发直接学习兴趣、指向性明确，没有中间环节。这种学习目标一经建立，就会产生强大的行为动力，并伴随着一种自我愉悦感。第三，目标转化，动力内化。一般情况下，学生怀有一种对集体的责任感、荣誉感，因此在经济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共同的经济学英语学习任务，形成群体性经济学英语学习目标。当利用群体性学习目标的间接动力激起学生投入到经济学英语活动时，教师应适时的引导他们理解学习的价值意义，让学生在经济学英语学习活动中体验到学习的魅力，成功的乐趣，从而增强经济学英语学习的自信心。一般可以采用合作式教学法来培养群体性学习目标。
（二）体验经济学英语学习成功，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学习活动被激发起来后，需要有持续的学习动力加以维持和加强，以保证学习过程的坚持性和效率。在经济学英语教学实践中，我们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面向全体学生，鼓励积极参与，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英语的自信心。在经济学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使学生在经济学英语教学实践活动中体验成功的乐趣。第二，引导学生自我评价，体验成功与进步，促进学习动力的加强。经济学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过程和结果进行适当的评价，并在评价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学生的自我评价方式，可以增强学生的成功体验。教师要培养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学习效率等进行分析评价的能力，使学生在自我评价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学习过程、寻求学习策略，保持学习的动力。
（三）根据学生的心理变化调整经济学英语学习内容，克服课堂疲劳心理
教师在安排经济学英语教学内容时，一定要尽可能避免使学生产生疲劳心理，或在学生产生疲劳心理、兴趣开始转移时，及时调整学习内容，使学生接受新的刺激，重新兴奋起来，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具体的做法有以下几种：第一，采用灵活多变的经济学英语教学方法。教师在进行教学环节设计时，要注意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如小组讨论、正反辩论、单独发言等，而听、说、读、写各种训练方式也要灵活变换，使他们始终处于新鲜的刺激中，大脑不易产生疲劳。第二，掌握“逗引”的教学艺术。教师在经济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以巧妙的问题逗引学生去深入探究教材，领着他们去领略无限风光。“逗引”能迅速打破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并激发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逗引”还能训练学生的求异思维。教师要选准“逗引”的时机和突破点，以此来引导学生去听、去说、去读、去想。第三，掌握教学幽默艺术。教师要擅长运用活泼的、富有情趣的、意味深长的表现手段进行教学，将教学引向成功。幽默能使教学过程更轻松、更有趣、更有效。尤其在学生进行了一段强度较大的学习之后，大脑很容易产生疲劳，这时如果能适当地动用教学幽默，不时给人以轻松愉悦的笑，就能保持大脑高级神经活动的兴奋性，减轻疲劳，振奋精神，增强学习兴趣。实验表明，学生对含有幽默色彩的内容记忆最深刻。总之，教师要善于运用多种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将其注意力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确保学习任务高效地完成。
（四）优化经济学英语学习环境
系统论认为，系统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两方面协调，可以使系统在原有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潜力，从而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效果。因此，对经济学英语学习动力系统的开发要重视其外部环境。经济学英语学习外部环境包括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和交际环境。第一，物质环境。物质环境是指学校设施、经济学英语教学设备及有关学习资料等。教师要利用高校的物质环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发挥校园设施的影响力。教师可以通过对校园物质环境的设计和校园景点的布置，来树立一种正确的导向，激发学生经济学英语学习动机，提高学习效果。其二，利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可以结合经济学英语教材内容，通过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把丰富多彩的、形象生动的视听信息合理地呈现给学生，实现教学内容从抽象到具体的良性转化。第二，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指的是经济学英语学习之外的、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实际影响的一切校内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表现出的校风、班风等。教师利用高校的文化环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开展各种课外活动，构建能够激发学生情感，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情景和氛围。其二，塑造积极向上的班风，构筑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学生在一种积极的班级气氛中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形成健康的情感，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品质。第三，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在经济学英语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比较稳定和持久的关系。教师利用高校的文化环境，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其一，经济学英语教师的情感能陶冶学生的品德。教师在经济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情感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并加强学生的情感动机，直至形成稳定的情感特征。其二，经济学英语教师的精神风貌能满足学生快乐求学的需要。经济学英语教师良好的思想言行、感情意志、道德品质能使学生的心理中包涵更多的崇师、敬师和亲师的理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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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敬国.学生学习动力初探[J].教育探索，2005，（2）.
(一)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强制供给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者认为公共物品虽然是公众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场当中获得，但是如果国家介入，那么这种“家长式”的公共物品供给，就会满足社会中一部分群体的需要，而伤害到另一部分群体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优解。第二，政府供给容易出现依附文化，鼓励懒惰，大量劳动者“依附”国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会幸福。第三，政府供给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违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权力获取私利，所以功利主义者反对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场”。
(二)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达到目标，重视效率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质和金钱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瑏瑠工具理性主义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为视作政治市场，将公务人员假设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分析政治活动中的激励问题、寻租问题和外部性问题，运用计量经济学证明政府供给效率较低，而市场供给效率较高，否定政府供给，强调市场供给。认为政府只是传递个人偏好的管道，而不应该承担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还是工具理性主义者在分析时都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不同，作为社会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提升社会正义，维护公民基本人权的作用。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其意义更为重大。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物品极度匮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经济发展受到极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发达国家经验对经济发展不利。同时，传统批判忽视了公务人员的利他性，忽视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伦理对人行为的规制，忽视公民、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忽视公共伦理的感召，只强调人行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与社会现实不符。所以，我国仍然要强调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二、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正效应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者。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组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私人因为缺乏激励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对公众有利的物品。马克思也提出“……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瑏瑢。
(一)人权与公共物品权利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罗马的私法中，也是最难定义的概念。哲学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义权利为“简单的、不可定义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资格说的看法，权利意味着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或者对某个事物是否拥有某种资格才对其享有某种权利。形成权利有两个要素:第一，别人不能否认你能够享有某物的资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时别人不能让你处于不利的状态或者让你受到打扰。公共物品满足这两大特征是权利对象。人权是一权利束，包含了发展权、知情权、受教育权、平等权、参政权、安全权、社会保障权等一系列权利，而这一系列权利的实现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鉴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个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费权实质上是享用权。社会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它和私权不同，这项权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针对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针对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现代国家中，这种责任直接赋予了政府，并为它设定了一项严格的和特定的义务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坏或忽视它有责任保障的权利。”瑏瑤对于政府来说，保障人权是其基本责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当中对政府的这一职责也有所论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权利，作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样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与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强势概念。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天赋人权说”，认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学学派反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人类不平等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统治之下生活，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英国17世纪哲学家洛克认为“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与权限而言，人人都应该是平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为平等的反面，体现了个体在权利上的差异。卢梭认为“不平等使人类失去自由，……，要让人类获得自由，必须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权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极易在社会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让那些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抚慰和劝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这种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终得到了享用权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对于政府来说，消除社会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给公共物品，让最大多数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权。而市场供给公共物品时，收费、隔离等方法限制了未缴费主体对公共物品的享用权，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谐。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主体的公共性，主体必须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其在行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价值观的公共性。私人管理关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标体现公共性，以维护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社会民主和社会责任为目标;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认为国家是同群众相分离的公权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权力;第四是对象及目标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对象一定是国家事务、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且在本质上是以民主为基石，追求人民、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等多元目标，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终极目标是社会福利和公众利益。公共物品与公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效应。无论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务，提升了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应。政府通过税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费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缩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会公平和正义。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费，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机会和权利，特别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等一些关乎最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上，由政府供给更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
(四)满足农村及落后地区的需要农村及西部地区天然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质差、供给结构不合理、总体数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总量低，市场活力不足，居民财富较少，寄希望于民众的合作意识，建立市场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几乎没有可能。而且市场供给中，每个参与者都希望减少支付，这是群体性的占优策略均衡，并且在参与者数量众多的情况下，监督每个参与者如实表述需求的成本较高，在经济上不可行，公共物品会供应不足。政府供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三、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这种物品消费的减少”瑏瑧。人们习惯于把具备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为纯公共物品，且认定纯公共物品应当由政府提供。但严格意义上的纯公共物品范围极小，因为消费容量无限的物品几乎没有;严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几乎没有，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许多物品都有实现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这些变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围越来越窄［6］。随着工具理性思维的流行，政府供给缺乏效率的问题为人们所关注，在减小开支、缩小范围的呼声下，政府供给的种类越来越少，许多原本由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纷纷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场提供，企业逐渐成为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但是公共物品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与公众利益和公众福利紧密相连，效仿发达国家缩小政府供给对我国并不合适，特别是农村和落后地区，政府退出供给带来的福利损失大于成本节省，制约了经济发展。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范围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认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大，市场经济活力强，社会财富积累丰富，合作意识较强，应强调市场供给，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种类的公共物品供给;在西部落后省份和农村，经济总量小，市场经济活力不足，合作意识不强，政府应放弃工具理性思维，更多的介入供给，提供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公共物品，保证经济发展和公众福利。
四、结论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过分强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共物品供给，忽视公共物品的社会效应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应该强调公共治理精神与价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断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会效用函数水平。
(一)强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应以民主为基石，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等多元目标，核心价值在于承担公共责任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要求政府扭转“注重效率，忽视公共”的问题，实现治理目标和行政价值的转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归公共性。同时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务人员素质，发挥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会福利为目标，强化公共治理精神，让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在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观念及信仰中。
(二)强调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观念把手段作为目标，禁锢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视了公共物品的社会性;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价值理性强调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高于行为的效率。马克思•韦伯定义价值理性为实质理性，他认为“实质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这些目的……往往以价值而非经济利益为取向，……要求保障一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抛弃传统观念，更多注重价值理性，注重人文关怀，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为最终价值取向。当经济学、管理学失去人文价值关怀时，也就成为了失去灵魂的躯壳。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减少直接供给，通过建立效率引导、结果引导的行政调控机制，间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给，依靠市场提高供给效率，减小效率损失;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适当扩大政府直接供给范围和数量，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关键字:行为;动机;欲望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1-0046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运用大量的篇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分析,在导言、概念、需求及满足等篇章中阐述了“行为理论”,“将动机和机会视为行动的理由,人的活动最终形成了其行动的动机”。由宏观到微观,从关于金钱、财富、活动的刺激与激励、需求、欲望的各种阐述中演绎行为理论的观点。
一、宏观层面行为机制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理解“行为”产生的原因。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过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
(一)、行为的经济动机分析
“将货币作为衡量手段对于物质的满足的意义――货币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货币是大规模地衡量人类动机的唯一便利的方法。货币或物质财富被当作人类努力的主要目标。”金钱是一般购买力,且被奉为是一种达到各种目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的手段。
(二)、行为的社会动机分析
“对金钱的欲望并不绑斥金钱以外的影响,人们对于行为的其他追求产生了强大的动力。”行为的产生不可避免心里因素的刺激,要得到周围的人的赞美、避免这些人的藐视的欲望,也是对活动的一种刺激,也许也是是因为受到高尚的好胜心的鼓舞,而非完全因为爱好财富的缘故;行为往往受到外在非物质因素的诱导,例如自豪感;行为又受到了习惯的约束,“习惯本身大都基于有意识的选择,经济学特别关心的生活的一面,就是人的行为的最深思熟虑、且在他未做一事之前总是先考虑它的利害得失的一面,在他的生活的这一面上,当他确是遵照风俗习惯,暂时对一事不加考虑就去做的时候,风俗习惯的本身差不多一定是精密和细心地观察不同行为过程中的利害得失的产物。”
二、微观层面行为分析
关于行为动机的分析,马歇尔开创性的采用了“边际效用”的原理展开人们行为作为一种结果的原因所在。从“边际效用”的变化规律解释行为建构与解构。那么在市场条件下不得不必须考虑货币效用的变化。货币效用变化的发生,是因为必须考虑同额货币所代表的愉快或其他满足,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环境之下多寡不同。那么考虑到这一点就不可忽略需求的饱和性和弹性,需要理性对待欲望与需求的关系。对于解释人们在活动中的努力和活动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需求的饱和性规律。
尽管人们的欲望是多样的,但是关于一个人对一样商品的普遍规律就是:如果其他情况不变,这种欲望每随他对这商品的所有量的增加而递减。所以,当人们在活动中,欲望得到了满足,那么这种欲望得以满足的动机对于行为的驱动就会降低,人们也不会竭尽全力的去努力以追求更多的满足。
由此可以推出,“财富的效用使得人们将货币或物质财富当作努力的主要目标,热衷追求”,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对财富追求的过程中,人们的活动积极性受财富的驱动,人们的行为受金钱的刺激,出于货币的动机。然而当财富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新财富往往失去了大部分的吸引力。
三、行为理论的启示
在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马歇尔的行为理论为社会生活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关于行为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消费行为的诠释。个体消费行为遵循效用变化的经济规律,消费者寻求最大效用产品的结果如何,除了受价格、需求偏好影响外,还取决于他拥有的产品的信息量、产品选择自由度、市场竞争、个人收入等因素.边际效用递减,消费者消费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满足感递减,购买行为减弱.购买额越大,购买行为越慎重;收入越低,购买行为越慎重。可见,消费行为是一些列复杂的行为机制互相牵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