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10:14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金融监管的依据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金融统计是央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国际化的脚步不断加快,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金融机构对金融统计数据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金融统计工作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有些金融统计工作人员由于业务生疏或者责任心不强,可能会出现错报、估报统计数据的情况;有些金融统计工作人员迫于完成存贷款考核任务或者出于风险评估的考虑,可能会出现虚报、瞒报统计数据的情况,从而造成统计数据失真。因此,央行等监管机构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以保证金融统计数据质量,就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行为战略选择,提出治理金融统计数据失真、提高金融统计数据质量的对策建议。
二、金融机构与央行等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的假设
1.根据利益的一致性,可将局中人设为两方:一方是提供统计信息的金融机构;另一方是代表政府、公众对金融机构统计数据进行监督的央行等监管部门。为使表述更加简便,在后面模型的求解过程中,用J代表监管部门,用B代表金融机构。
2.可供金融机构选择的策略有两种:提供真实的统计数据(“即不虚报”)和提供虚假的统计数据(“即虚报”)。可供监管部门的选择策略也有两种: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进行检查(简称“检查”)和对其提供的统计数据不进行检查(简称“不检查”)。由于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对其策略的选择都必须避免规律性,否则一旦被对方发现,则会根据这种规律性预先猜到并采取针对性的策略而始终获益。所以,本模型中的两个局中人应随机化自己的可选策略,即采取混合策略而非纯策略。
3.提供虚假数据会给金融机构带来预期收益I,当然,“虚报”也有可能被监管部门查出,则使金融机构面临一定的惩罚P。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统计数据进行“检查”需要花费大量成本C。通过“检查”,“虚报”有可能被查处。这时,监管部门将会得到政府、上级机构、公众的表扬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用U。当然,由于监管部门人员素质不够和金融机构“虚报”手段高明等原因,通过“检查”,“虚报”有可能没有被发现。此时,监管部门会受到多方质疑,造成一定的经济和声誉损失L。这里还涉及到社会公众与监管机构之间的博弈,但是为简化问题,假设社会公众与监管部门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即如果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出金融机构的虚报数据,社会公众能清楚的知道这些信息,并给监管部门支付比较低的报酬,造成监管部门一定的经济和声誉损失。再假设金融机构“虚报”的概率为P1,监管部门进行“检查”的概率为P2,监管部门通过“检查”,“虚报”没有被查出的概率为R,则通过“检查”,“虚报”被查出的概率为1-R。由假设可知,R、P1、P2∈[0,1]。且为讨论方便,假设这里所有指标都为正实数。
(二)模型的建立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中,“完全信息”指的是每个参与人对所有其他参与人的特征(包括战略空间、支付函数等)有完全的了解,“静态”指的是所有参与人同时选择行动且只选择一次。这里的“同时行动”是一个信息概念而非日历上的时间概念:只要每个参与人在选择自己行动时不知道其他参与人的选择,我们就说他们在同时行动。
现实生活中,虽然金融机构报送统计数据在前,监管部门检查在后,但是双方做决定时都不知道对方策略,故此博弈属于静态博弈。再假设博弈双方在博弈过程中对自己及对方的支付是完全熟悉的,所以本博弈模型可以称之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对应的均衡概念是纳什均衡,但由于本博弈中参与人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某种战略,他的对手并不能准确地猜出他实际上会选择的战略,是属于混合策略,所以本博弈并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只可能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的研究都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但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很难真正符合“理性人”假设,比如博弈局中人有犯错误得可能性,在理性条件下选择不该选择的策略。泽尔腾将这种局中人发生错误选择的情况形象地称为“颤抖”:当一个参与人突然发现一个不该发生的事件发生归结为某一个其他参与人的非蓄意错误。通过引入“颤抖”,博弈树上的每个决策结出现的概率都为正,从而每一个决策结上的最优反应都有定义,原博弈的均衡可以理解为被颤抖扰动后的博弈的均衡的极限。本博弈分析引入“泽尔腾的颤抖手均衡”,主要是考虑到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都会因为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而作出不当的决策。(但是犯错误的概率一般不能大于1/2,不然这个错误就很难说是“颤抖”了)。
当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策略为(虚报,检查)时,双方的支付为(RI+(1-R)(I-P)、(1-R)(U-C)-R(L+C));当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策略为(虚报,不检查)时,双方的支付为(I、-L);当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策略为(不虚报,检查)时,双方的支付为(0、-C);当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策略为(不虚报,不检查)时,双方的支付为(0,0)(支付矩阵如下图所示)。
可以证明得,左上方的策略(虚报,检查)是本模型的纳什均衡,且为颤抖手精炼的纳什均衡。
(三)模型的求解
1.金融机构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金融机构的最优化条件为:
因此, 就是监管部门检查的均衡概率。
2.监管部门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则监管部门的最优化条件为:
因此, 就是金融机构虚报的均衡概率。
根据效用(期望支付)最大化原理,当时,即,始终等于零,金融机构可以选择=[0,1]
之间的任意值。同理,当 时,即 ,
始终等于,监管部门可以选择 =[0,1]之间的任意值。由此可以得出此博弈模型的一个均衡解(,),其中 ,, 。即当金融机构以 的概率虚报
统计数据,监管部门以 的概率进行检查时,此博弈模型达到纳什均衡。
三、由博弈模型得出的对策建议
为了降低金融机构虚报统计数据的概率,就必须尽可能减小 的取值,同时,为尽量减少监管部门成本,避免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还应该尽可能减小 的取值。根据观察,可得 和的取值与C、R、U、L、I、P等自变量的取值有关,其中自变量I、P与金融机构有关,自变量C、R、U、L与监管部门有关。下面本文分别从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的角度提出金融统计数据质量控制的对策建议。
(一)金融机构:加大惩罚力度,提高虚报成本
从 可以看出,当R不变,而I的大小又很难控制
的时候,只有通过增加P的值,即加大对金融机构的惩罚力度,提高虚报成本,以达到减小 值的目的,从而减少监管部门检查的概率,节约社会成本。
(二)监管部门:降低检查成本,提高检查效率,构建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
从可以看出,通过减小C、R的值,增加U、L的值,可以减小 的值,从而遏制金融机构虚报金融统计数据。
具体到现实含义,就是要降低检查成本,减少检查的“失误率”,增加对“有效检查”的奖励,加大对“无效检查”的惩戒,构建激励相容的监管机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
[2]刘锐、余玉苗.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博弈模型.《经济评论》.2007年第5期.
[3]舒芳、吴劲军.金融统计数据误报与检查的博弈.《统计与决策》. 2007年第5期.
[4]许庆高、田雨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博弈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2年第5期.
关键词：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资金流入；改进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6）03-0032-03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已逐渐成为境内投资者筹集所需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以芜湖市为例，自2013年以来就有两个公司（以下简称“H公司”和“Y公司”）的8000余名个人股东和2名自然人个人股东分别成功在香港开展了境外股权融资，先后通过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和吸收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发行可转债等途径分别募集了约5.21亿美元和1.5亿美元资金，再返程投资到芜湖江北产业集中区、亳州（芜湖）产业园等特色产业园区，对支持芜湖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业务的发展，以前不曾遇到的一些境外股权融资项下资金流入（包括境外股权融资资金的流入和境内居民个人股东的股份减持资金、红利资金流入）管理问题也随之出现，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别是境内居民个人股东的股份减持资金、红利资金流入问题，由于其涉及的人数较多，如不加以重视，则不仅可能会给个人股东的资金运用带来困难，严重时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本文就这一部分资金的流入管理进行研究和探讨，并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形式
及管理现状
（一）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的主要形式
从目前的具体实践看，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股权融资的主要形式大多是通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香港三地分别设立若干特殊目的公司①，然后再以设立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特殊目的公司为融资主体在香港开展股权融资业务。其具体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吸收境外战略投资者参股、向境外战略投资者发行可转债等三种，各个特殊目的公司具体采用那种方式进行股权融资，则由公司的境内居民个人股东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决定，不一定完全一样。
（二）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管理法规现状
为支持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股权融资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于2005年10月21日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75号），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定义、特殊目的公司的管理、返程投资的管理、融资后资金的管理、特殊目的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后的管理、特殊目的公司利润及红利资金的管理等事项进行了明确，为境内居民个人开展境外股权融资提供了政策便利。此后，2014年7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新的《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文，以下简称“新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管理办法”），替代了原75号文件。新文件除了对原文件中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修订，还对其中的法律责任部分进行了细化和明确，不仅提高了政策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提高了政策的严肃性，对规范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业务的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
资金流入管理中的问题
新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管理办法虽然较原管理办法有了很大的改进，但经过两年多来的实际运行，我们发现其中仍存在一些不便于管理和操作的地方，极易引起一些突发事件的发生。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加以说明。
2013年7月，芜湖市H公司的8000多名个人股东，以其在H公司的股权在香港等地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并于2013年12月19日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所募集的资金也陆续返程在芜湖等地进行投资。由于受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有关规定，公司上市时，这8000多名个人股东中除7名股份较多的个人以其本人名义作为发起人进行单独登记外，其余个人股东的股份分别由4名受托持股人进行代持并以该受托持股人名义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外汇管理部门在办理该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手续时，也是按上述7名自然人个人和4个受托持股人进行办理，出具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也是这11个人的名字，其他8000多名个人的名字在登记表上则没有显示，在外汇管理部门的信息管理系统中也没有反映。2015年5月28日4名工会代表根据香港有关信托管理法规，将代持的股份分别划回到每个个人股东自行开立的社会公众股票账户名下后，因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相关材料无法显示所有8000名个人的股份信息，导致其外汇变更登记手续难以完成，最终造成此8000多名个人股东的减持资金和红利资金难以顺利汇回境内使用。
根据现行特殊目的公司管理办法，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完成后，方可办理后续业务（含利润、红利汇回）。而银行审核境内居民个人是否已经完成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的依据，就是外汇管理部门签发的《境内居民个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以下简称“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此表在2015年6月1日我国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改革以后，改由经办外汇登记业务的银行签发），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不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或者提供的境外投资登记表上没有该境内居民的名字，就无法证明其是否已经完成外汇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进而无法顺利将相应的款项汇回境内使用。芜湖辖内某银行甚至由此引发了40多名个人股东聚集上访事件，险些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现行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的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亟待进一步改进。
三、改进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
资金流入管理的思路与建议
为妥善解决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通过委托工会代表持股方式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手续的个人股东资金流入管理问题，防范突发性、的发生，本着交易真实性和便利化的原则，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思路和建议。
一是对现行特殊目的公司项下资金汇回业务的审核方法进行改进。即由办理原外汇登记手续的经办银行，在取得受托持股人（即原办理外汇登记手续的个人，下同）书面授权的前提下，将在各受托持股人名下办理外汇登记的个人股东名单及身份证号等信息（以下简称“名单”）提供给相关银行，由银行根据名单为相关个人股东办理资金汇回及开户手续，以解决大多数个人股东没有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表的问题，方便个人股东办理资金汇回等业务。
二是银行在为名单内个人股东办理资金汇回业务时，根据“展业”三原则的要求，认真审核个人股东汇回的资金性质。对属于减持股份项下的资金，应要求个人提交证券交易交割凭证，并按规定为相关个人开立资产变现账户，办理资金入账手续；个人资产变现账户资金划出或结汇时，应按规定要求相关个人提交相应的税务凭证等；对属于红利项下资金，则按服务贸易有关规定，要求个人根据限额分别提交相应的业务凭证给予办理，以防范业务风险。
三是要求经办银行按月向属地外汇管理部门报送有关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项下个人资金汇回明细表，以方便外汇管理部门对特殊目的公司项下资金流动情况进行监测。
四是要求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有受托持股人要尽职履行职责，按季度根据外汇管理部门反馈的银行办理减持资金汇回业务的人员名单及减持情况办理外汇变更登记手续，以维护国家对境内居民个人境外股权融资项下资金流入管理工作的正常秩序。
注释：
①本文中“特殊目的公司”，是指境内居民法人或境内居民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在境外进行股权融资（包括可转换债融资）为目的而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
Thoughts on Improving Management on the Money Inflow from Residents’ Private Oversea Equity Financing and Some Suggestions
CAO Yi-feng
（Wuhu Central Sub-branch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Wuhu 241000， China）
关键词：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制度完善
一、 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价值分析
1.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是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对于什么是金融全球化，一般认为，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开放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最终形成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趋势。既然是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市场，也就意味着要加快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产品会不断涌现，这就势必会加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难度。传统的监管机构各自为政、互无沟通的监管体制也无法照顾金融混业经营的复杂性，监管者还要考虑如何在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之间达到最优，在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之间保持平衡。在混业经营已成大势的今天，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已是我们金融监管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2.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是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必然进路。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自由化发展的高级形式，是一个跨行业、跨地区的金融机构的综合体。而控股公司各成员之间关系紧密、组织结构复杂，并且会带来诸如系统风险、资本充足风险、传导风险、利益冲突风险等诸多风险，对于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在此情势下，如何更好的监管金融控股公司，控制其带来的各种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就至关重要。而在现在的监管框架下，只有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建立一个真正的监管协调机制，才能有效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监控其风险，防止给市场带来冲击和损害。
3. 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是金融监管机制本土化的必然结果。尽管从全球来看，金融监管体制的主流在于实行统一监管，由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对金融市场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如美国在危机后将美联储打造成一个超级监管者，英国为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但在我国，由《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确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并不是说我国无法或没有能力改变现有的监管模式，而是因为一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与该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政治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如果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而盲目的进行监管改革，将会造成监管资源的巨大浪费，给我国的金融金融市场带来难以抚平的毁灭性影响。而现实也是如此，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以及财政部、发改委等政府机构，如何在如此之多的监管机构之间协调，并保证监管政策的有效实施，就必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二、 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现状及其困境
1. 法律规定不完善。
（1）没有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于2004年6月28日联合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把“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作为协调机制，并将其“制度化”。但因缺乏法律上的协调依据，实施效果不佳。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也有类似规定。而该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办法有国务院规定。以上规定，貌似可以作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但仔细考量可以发现，这些规定仅仅是一种原则性的模糊叙述，并未给人们清晰地指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律依据究竟是哪些规定。而法律作为人们的行动指南，如果不为人所知，就难以妄想让人们遵守。相比之下，美联储成为美国金融监管的超级监管者，是通过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的，之后又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华尔街金融监管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等法案进一步强化了美联储的监管职责。
（2）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现有的法律依据，都是基于监管行业的不同及金融机构不同的业务性质制定的，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每一部法律都有一个专门的监管部门与其对应。在这种分业监管状态下，行业之间的联系、协调考虑得较少，基本没有促使不同行业法律和监管一致及防止套利行为的规定。另外，由于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法律依据，导致不同行业如果开展相同业务则会出现监管依据冲突及监管套利问题。由于分业监管格局下有关监管法律是在不同时期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制定的，各个行业有不同的监管标准，各个监管机构自身也有不同的监管利益，这就导致同一业务在立法上的差异，使采取不同形式、由不同的金融机构运作的相同业务，受到的监管宽严程度并不相同。
2. 对金融控股公司确定的监管机制存在盲区。
摘要：欧美国家在经历过金融危机之后，对金融监管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由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分析欧美金融监管法律监管制度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一、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之分析
虽然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但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比较完善、规范和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可以从事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发行和交易、投资银行等业务。在混业经营下，美国对此实行伞型监管和联合监管模式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对新的监管法律制度作了以下规范[1]：1、规定美联储为银行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人（Umbrella Regulator）负责银行控股公司的综合监管；同时银行控股公司附属各类金融机构由功能监管人分头监管，即证券、保险、货币监理署等监管部门按业务功能分别负责监管银行控股公司的特定子公司。2、美联储必须尊重存款机构、证券、保险等功能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银行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当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而加重金融机构负担。3、美联储在要求银行控股公司从附属的保险公司或证券公司中抽取资金给附属的存款机构时，必须通知相应的证券、保险监管部门。4、规定只有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对注册投资公司进行检查，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可从前者处获取必须的监管信息，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确立已投保存款机构的情况而检查其关联的投资公司除外。5、要求美联储、银行监管机构与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银行控股公司和附属保险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以及已投保存款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交易信息，并要求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在批准银行控股公司、存款机构与保险公司合并前与州保险监管部门协商，同时规定各监管当局有义务为所获得的对方信息保密。美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在原有分业监管体制下，形成了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相结合，以混业监管为主的综合性、功能性监管制度。
二、欧洲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之分析
德国新的金融监管制度是在新世纪初建立的。2002年4月德国出台《统一金融服务监管法》，并组建德国金融监管局，直接隶属于联邦政府，对国内银行、保险等金融业实施统一管理。德国金融监管局依据《联邦银行法》、《抵押银行法》对银行进行监管，确保银行清偿能力并维护银行业的稳定发展，同时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依据《保险监管法》监督保险公司，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确保保险公司的法律义务与责任；依据《联邦证券交易法》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该法为了维护公平交易原则，严格禁止金融机构内部操作行为。金融监管局下设立三个专业部门，分别监管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负责处理交叉领域的金融问题。此外金融监管局还设立了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金融机构代表、消费者保护协会和相关学术团体等[2]。
法国于1984年颁布了新银行法，改革银行机制，统一法律改进信贷机构，会、信贷机构委员会、银行委员会等9大机构。加拿大在1986年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其金融监管制度逐渐向美国的模式靠近。现行加拿大金融监管制度分为联邦和省两级管理，各自负责不同的领域。联邦负责监管所有在联邦注册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福利社以及养老金计划，其监管重心是相关公司的偿付能力，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省级监管机构主要负责监管省级注册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其重点是对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实施监管[3]。
三、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选择
（一）成立协调“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局进行监管
为了适应国际金融业的发展，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向国际化、效率化、健康化发展，我国应建立“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成立一个权能统管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监管局，对金融业进行统一的监管。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还应按照原来的各自法律法规监管范围的规定对金融业进行监管，各施其职，保证在专业化、详细化的监管下能有效监管。在此监管模式下，就能比较容易解决监管交叉和监管疏漏等问题。
（1） 对金融业的创新业务进行分类定性，归入“三会”各自的监管范围。随着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与金融衍生业务不断发展的步伐加快，金融创新业务越来越多，因此，金融监管协调局应对金融创新业务品种进行性质划分，将其归入到一个或多个监管机构内监管，难以界定的由协调局监管。
（2） 对金融机构的内部进行监管，建立系统性的风险防范处理应对、事后弥补的机制。金融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会为了牟取暴利而逃避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此时就会加大金融风险系数的可能性，对金融机构内部的监管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原有的监管法律制度下，系统性风险防范、处理应对、事后弥补机制都未能有效发挥作用，金融监管协调局成立后应建立起系统有效的风险防范、处理应对、事后弥补机制，进行有效运行此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构建新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配套措施
（1）完善现有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机制，同时增大监管的透明度。立法上强化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和质量标准的规定；执法中要及时、准确披露信息，有效地形成社会舆论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同时要加强监管机构行为的透明度，如监管规定的制定、监管执法、复议等，接受被监管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2）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管，必要时进行实时监管。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繁多，其经营业务操作等可能会出现偏差，金融监管机构要经常性地监督检查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业务操作等行为，防止其违法违规。此外要对有嫌疑违法违规的金融机构的业务运行，通过使用电子监控系统进行实时动态和全过程进行监控，把金融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3）既要完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更要完善退出机制。在金融市场进入机制上，严格制定市场准入标准、程序，从源头上阻止不合格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经营，以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在金融市场退出机制方面，制定市场退出实施细则，对金融机构的合并、分立和债务清偿、债务重组等破产程序、条件进行细化，增强可操作性，经此来保护债权人等人的合法权益，保障金融市场稳定。
参考文献：
[1]夏斌，等著.金融控股公司研究[M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174-175.
关键词：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研究
目前，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成为了金融危机扩散的直接途径。金融衍生品具有不确定性、虚拟性、杠杆性和复杂性，结合金融衍生品的特征不难看出金融衍生品交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很容造成金融危机。而我国金融危机的频发爆发，说明我国的金融衍生市场的监管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深刻的认识到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对于促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成为了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的关键。
一、金融衍生品的特征
1.不确定性
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结合目前基础工具，分析未来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结果所产生的交易。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具有不确定性，是对未来预测的交易，交易可能产生的结果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准确的结果。
2.虚拟性
金融衍生品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由于它本身没有实际的价值，因此还有一定的虚拟性，独立存在于资产运作以外的范围，虽然能给持有者带来经济收入，但是在虚拟的交易环境中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不易控制，很可能超出或脱离基础工具市场范围。
3.杠杆性
金融衍生品的保证金交易，只需要持有者支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能快速实现全额的交易，根本不用进行本金的实际转移。除了以实物进行交割的方式需要交足货款之外，合约的结算方式通常采用补交现金差价。因此，交易双方的信誉度成为了杠杆式交易的前提和基础，也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效应，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高风险性。
4.复杂性
金融工程师通常将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当作基本工具，通过对其进行指数化、证券化、组合、分解和剥离等，衍生出不同的金融产品，并且具有独特的风险收益。金融衍生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由于缺乏深入的特性了解，导致金融衍生品具有很高的操作风险。除此之外，金融衍生品可以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进行合约风险级别、金额、杠杆比率等参数设计，充分发挥保值避险的作用。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理论依据
1.保护公众的信心
我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的建立基础就是保护公众的信心，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才能保证公众的信息，一旦公众对金融衍生品失去信心，金融体系就会面临崩溃，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破产。因此，维护公众信心才能确保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金融监管成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构成金融市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金融权力的制衡
金融监管对金融权力具有很强的制衡作用，由于保险、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具有调节和分配社会资源的职能，因此会存在一些金融权力因素。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同样存在金融权力，强化对金融权力的监管，能够有效的防止金融权力的滥用，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实施科学有效的金融监管能够制衡金融的权力，避免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垄断，使金融市场能够稳定的发展。
3.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逐渐成为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核心。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批，才能获得特许权，使金融机构在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对金融机构进行金融监管，主要为了避免获取特许权的金融机构滥用权力垄断市场，保护相对不占优势的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三、金融衍生市场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1.金融衍生品的分业监管模式不够完善
目前，金融行业实行分业经营，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中，种类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很少有业务往来，监管部门通过分业监管模式进行金融机构的管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分业监管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金融机构的混业发展趋势，我国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已经无法发挥出监管的作用，致使不同的监管机构之间存在不同的监管原则，监管主体存在差异性等问题。除此之外，我国分业监管模式不够完善还体现在监管体制的管理上，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衍生品的创新，部分金融机构采用业务审批的模式进行金融衍生品的管理，具有交叉特性的创新型金融衍生品推出时，协调工作需要经过多个监管部分的审批才能通过，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使金融衍生品失去了优势性，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监管依靠的法律法规为《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在法律法规不够系统的背景下，金融机构进行衍生品业务交易的方式和方法，来源于金融监管的管理规定，比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金融衍生品管理方法等。由于的管理规定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导致的法律法规不具备科学性、系统性和严密性，与权威性的法律法规相比而言，的管理规定对于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还过于简单，缺乏系统的法律监管条例以及相关的细则。在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实践过程中，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够系统和完善，就会导致金融监管缺乏理论依据和操作依据，造成金融衍生品业务操作的随意性，不仅不利于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金融衍生品风险管理，还不利于金融监管部门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监管，造成国家经济的损失。
3.金融的监管理念没有重视监管的效率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首要任务是降低、防范以及化解金融衍生品交易带来的金融风险。从目前的形势上看，金融监管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限制竞争，保障安全”，控制金融风险的手段为“控制业务资金的价格、范围以及市场准入标准”，虽然确保了金融机构能够稳定的运行，但是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金融机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导致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交易的效率明显下降。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造成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下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发展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外的金融竞争越来越激烈，不提高金融的效率和竞争力不利于维持金融机构的长久发展。
4.金融监管在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缺陷
传统的金融监管重视金融机构的合规性，通常实施现场监管，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增多，金融市场的风险不可控性也在增长，依赖于传统的监管方法进行金融风险的防范，很难维护金融机构的安全以及正常运行。因此，金融监管需要创新监管的方式，使金融监管具备合规性、风险可控性，利用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现代化的金融监管。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的监管手段应该适应金融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5.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缺乏协调性的问题
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金融监管部门“一行三会”协调明显有所欠缺，其中“三会”主要通过联席会议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而目前出现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会议的时间间隔较长，没有充分发挥协调的作用。针对需要解决的问题缺乏会议的主导者，对于问题的解决策略等问题，存在监管上的分歧，缺乏执行和相关的操作依据和理论依据，导致协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的企业债券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发行、私人股权投资等业务服务的管理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委员会、财政部门等，并不属于“三会”的监管范围。因此，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否则难以解决实际的金融监管问题。
6.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需要加强
根据国际监管的经验能够表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能够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完善性、系统性、科学性是维护金融机构稳定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实行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监管效果不够明显，没有充分发挥出监管的作用。除此之外，金融机构行业的自我管理意识需要加强，结合官方的金融监管制度共同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无论是官方金融监管制度还是行业自律方面都有待加强和完善。
7.金融监管相关的人才培养需要加强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相关人员的理论知识不足以承担金融监管的严峻任务，缺乏对金融机构各项指标深层次的研究和分析，致使金融监管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距离监管的目标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符合金融监管需求的综合性创新人才非常匮乏，通常金融监管需要监管人员具备经济、金融、英语、法律、计算机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技能，面对金融市场多变、复杂的环境，金融衍生品的风险性很大，具有综合素质较高的监管人员才能有效的降低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风险。
四、完善金融衍生市场监管的策略
1.创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改革也逐步深入，面对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金融业经营模式。我国金融的监管理念应该不断的创新，做进一步的完善和调整。金融监管应该改变传统的事后处置监管模式，将被动监管变为主动监管，做好金融的风险预警防范措施，有效的控制金融风险，防患于未然。同时，金融监管应该符合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强化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强化金融行业的自律性、强化政府监管的力度、强化社会的舆论监督效力，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管理理念，明确金融风险的控制思路，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和竞争力。
2.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规
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如果不够完善，就会影响我国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发展，因此，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的法律法规，及时对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使金融衍生品业务进行交易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在金融监管法律法规方面，通常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应该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国情，制定出合理、科学、有效的法律法规，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发展。
3.完善监管的方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我国金融监管的方式应该具备合规性和风险可控性，结合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定期进行随机检查，通过动、静态相结合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的效率，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效果，有效的控制、预防和化解金融的风险。首先，结合金融衍生品的特点，改革金融机构的会计制度，披露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资产负债情况。结合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非现场监管系统，通过计算机先进技术，将金融机构的衍生品信息输送到相关的金融监管部门，确保监管部门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实现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数据同步，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管理。
4.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当跨国银行的进入，加快了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传统的分业式管理已经无法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变化，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成为了发展的主要趋势。金融监管的模式首先应该考虑监管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增加监管机构彼此之间的联系，定期进行协商，指定某个金融机构作为牵头机构，落实协调个机构之间的金融监管行为，组织成立联席会议，统一监管的目标，逐步实施统一监管模式。随着监管范围的不断扩大，监管部门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需要不断的完善和加强金融行业的自律。我国金融监管机构职权的划分情况如下表：
表 我国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权划分情况
5.完善我国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金融监管一方面是政府的外部金融监管，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监管。依据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建立系统的内部控制体系，充分发挥金融监管的作用。首先，改革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将金融机构发展成为金融风险的主体承担者；其次，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完善金融机构的监管治理结构，促进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制度的建设，使金融机构能够有效的控制风险，并且提高管理能力；最后，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管理力度，由于金融机构政府的外部监管无法替代内部管理的监管，因此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的形成能够强化金融的监管力度，稳定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6.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的培养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稳定发展，高素质的综合型监管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强化高素质监管人才队伍的建设，需要不断加强金融监管者的金融知识结构的建立，培养专业监管人才计算机信息系统应用能力。定期进行金融专业知识的培训，使专业人才掌握金融监管的最新经验、理论和技术，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的变化。在培训的基础上，监管部门需要完善培训的管理机制，组合高素质的监管人才到先进的监管机构进行进修，使高素质的监管人员能够具备先进的国际金融知识、法律、英语、计算机应用能力等，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建立科学的用人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培养复合型的专业监管人才。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金融衍生品是金融业创新的成果，发展的空间很大，对于国家的市场经济同样有促进作用。结合金融衍生产品的特征以及投资者“非理性”的投资行为，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性很强，政府对投资者进行正确的投资教育，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成为了重要的任务，然而金融衍生的监管仍然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创新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法规法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监管的方式，规范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采用统一监管的模式，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并且加强监管部门专业人才的培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金融衍生市场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王晶晶.中国金融衍生品监管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
[2]肖夏冰.我国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研究[D].中南大学，2012.
[3]卢锋.我国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法律监管制度的构建[D].安徽大学，2014.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模式；金融监管体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行业的风险越来越大，在全球经济动荡的今天，金融业的监管显得至关重要，尤其是美国次债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让人们意识到需要对金融业的风险和监管做一个重新的评估。
一、金融监管概述
金融监管由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两个词复合而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的业务活动）实施的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除包括上述监管外，还包括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在实践中，对于金融监管一般用其狭义的概念较多。
金融监管模式广义是指一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监管法规体系、金融监管主体组织结构、金融监管主体的行为方式等。狭义指金融监管主体的组织结构。
二、 英美金融监管体制比较
（一）英美金融监管体制异同
英美两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均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并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点：两国都有一个完备的金融体系和竞争性的金融制度；都有一套以法律为依据的银行运作规则和健全的管理体制；中央银行都具有特殊的地位。
但由于两国金融体制的不同的经营模式、不同的金融体系的风险特征以及不同的历史、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传统，英美两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又有许多的差异：
1、在管理方式上，美国是分散型管理方式，而英国是集中统一的管理。
2、在管理手段上，美国是行政管理、中央银行会员制管理、保险管理，而英国是理性化的监管。
3、在央行法律地位上，美联储具有法定独立地位，而英格兰银行则无。
4、在央行行使职权独立性上，美联储完全的独立，原则上可以无视总统以及国会的愿望，而英格兰银行自改革后被授予调整利率等货币政策的全权，逐渐向美联储靠拢。
5、在央行控制范围上，美联储控制着所有金融机构的活动，而英格兰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但金融监管由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负责。
（二）英美金融监管体制利弊分析
英国模式的优点是灵活、弹性大，英格兰银行在行使其监督职权时并没有逐条审阅监督法规的必要。而灵活和弹性大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导致监管主观介入较多，易滋生腐败，且由于规范化成文法典缺失，金融监管过程也容易引起纠纷。
美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密切监控，有利于从不同的侧面、不同角度的监管中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把风险降到最低；多元并存的局面使各权威机构间形成相互制约和监督的关系;严密的立法和司法制度能有效保障金融市场的规范性。但缺点是，监管方式过于死板，缺乏道义劝说的方式和习惯，一旦法律漏洞被利用，容易造成无法挽回后果。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发展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回顾我国的经济改革之路,金融监管体制也经历了一个从集中监管到分业监管的变化过程，现在又开始探索向统一综合监管的方向发展。我国现在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行三会”（即人民银行同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平行配置。在这一体制下，银行、证券和保险的监管机构都相对独立，各自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这种监管模式专业性和针对性强、力度大、效率高，同我国分业经营体制是基本适应的。
然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由于过于迅速的发展也存在许多问题：就监管主体方面来看，现有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存在一定缺陷，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能力差，监管队伍素质低；就监管手段方面来看，监管方法和手段落后，现场检查的程序化、规范化程度都不高，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不健全，监管的自动化程度低；就监管内容方面来看，现有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备，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差，当前金融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缺乏健全的外部审计体系，存款保险制度方面仍为空白。
（二）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启示
虽然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与现行的经营模式是相互适应的，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金融业越来越深入的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中，我国的金融监管的方法手段、内容、体制模式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创造性的革新将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点。
1、理顺“一行三会”四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消除职权行使上的矛盾与冲突，填补监管空白。
2、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改革现有的金融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健全我国的外部审计体系，尽早填补存款保险制度空白，建立公共安全网。
3、改进监管方法和手段。建立科学的风险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规范化的非现场监管报告制度以提高监管的自动化程度。
4、提高监管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建立金融监管人员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系统培训监管人员，提高监管人员的综合管理能力。
5、全面监管，以市场为基础充分发挥和金融机构风险防范的作用，形成金融机构防范、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相结合的金融监管体系。
6、强化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对证券市场至关重要，对金融业和保险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安然公司倒闭案使美国证券监管当局意识到披露和财务报告系统的不完善，定期披露系统已经过时，公司披露信息更多的是在被动地履行义务，并没有主动向投资者告知有关信息。
7、发挥公众和社会独立机构的监督作用。英国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别强调了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和金融产品的消费者在监督中的重要作用。（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藏惠萍：《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历史演进》，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2］ 刘毅：《金融监管问题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 李成：《金融监管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金融监管指数；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
文章编号：1003-4625(2012)02-0097-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志码：A
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国内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规模很大，相应地，美国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美国的金融监管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监管体系，其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法律纷繁复杂。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宣告美国实行混业经营，但美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却没有太大的调整，美国进入了混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除了出台一些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例之外，还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那么，200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金融监管质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下文通过总结既有理论提出一种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新的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并基于这种方法对美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总体的衡量和判断，最后给出了政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有两个背景。研究背景之一来自于目前世界各国正在进行的金融监管改革。针对2007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正在或即将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但现有理论对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多采用定性的分析框架，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不同监管体制之间的优缺点比较来做出评价。但定性比较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且很难对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进行评价，而且定性分析缺乏前瞻性，使得各国金融监管往往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从而使金融监管改革呈现“危机导向型”的特征。本文想通过构建金融监管指数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定量研究，进而为金融监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起到引导作用。另外，本文还希望通过金融监管指数的构建动态监测各国的金融监管质量，并希望在金融监管水平大幅下降的时候提出预警，进而使得金融监管改革更具有前瞻性。本文的研究背景之二来自于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进行评价的需要。2000年至2007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没有做出很大调整，进而引致了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否起到了大家所期待的效果，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定量评价方法。因此，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供依据和参考，也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鉴于以上两点背景，本文依据各国金融监管的目标构建了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并利用这一分析框架对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有效性进行衡量与评价，最后对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问题的理论综述
所谓有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能实现预期目的”，以此，我们可以将金融监管的有效定义为：“能实现预期的金融监管目的。”关于金融监管有效性及其衡量主要包括两个问题：第一是金融监管是否有效；第二是金融监管有效性如何衡量。
关于监管是否有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监管有效说以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为代表，监管失灵论以监管俘获说为代表。
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建立在政府拥有充分信息、为社会整体福利服务以及具有完全信用三个假设基础上，认为金融业高负债经营的行业特点决定其脆弱性，且由于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私人不可能去监管那些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只有通过政府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才能够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金融运行的效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监管公共利益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鼓励政府参与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实现对金融的直接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金融监管的权力，发挥政府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可以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问题。
监管俘获说(Beeker，1983；TuNock，1967；陆磊，2000)认为监管与公共利益无关，监管机构不过是被监管者俘获的猎物或俘虏而已。这派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政府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特殊市场主体，它并不能最大化社会的福利。一方面，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有积极性采取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金融监管政策，这样，金融监管机构最后常常被俘获(capture)；另一方面，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多管制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中寻租的机会，破坏了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不利于金融的长期发展。因此，要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的抑制。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着监管有效说和监管失灵论，但从实践上来看，目前各国对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且各国基本都建立起了金融监管机构。根据统计，世界共有192个国家建立了金融监管机构。
既然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那么金融监管的效果如何呢?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问题。目前理论界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模型主要有两个：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和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
金融监管成本－收益模型(秦宛顺、靳云汇、刘明志，1999)的主要思想是：金融监管都存在着一个有效边界的问题，如果金融监管位于有效边界上或附近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它就可以产生正的综合效应；如果金融监管超过了有效边界或区域，或者离边界很远，那么金融监管就很有可能会产生负的综合效应。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金融监管效率，界定金融监管有效边界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这一问题运用得最多的方法。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金融监管的效率问题，即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但它存在的较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要计算监管的收益和由于没有实施监管而造成的损失是徒劳的，因为这种收益和损失是假想中的，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难以量化。同时，各国的金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全部由监管的成本和收益来反映。成本－收益分析只是在
理论上论证了如何寻找优化本国的金融监管，在实际操作中缺乏执行性。
鉴于成本－收益模型的缺陷性，成本有效性分析模型(刘宇飞，l999)随即替代产生了。这种方法的基本想法就是在无法确定监管项目的具体收益大小时，可以用目标的完成程度取而代之，并计算出该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之间的比例。如果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目标，成本较小的方案要优于成本较高的方案。因此，可以用有效程度与成本之比的最大化替代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下收益与成本的最大化目标。在这种分析方法下，虽然金融监管的收益仍难以量化，但由于其运用目标完成的程度(即监管的有效程度)替代了金融监管的收益，因此较为巧妙地避免了金融监管收益难以确定的难点，从而在总体上能运用其来判断金融监管是否有效。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国家金融监管目标往往是多重的，目标的完成程度的测度较为困难，目前还没有较为成熟的量化分析方法。
鉴于以上两种方法的固有缺陷，本文在发展成本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金融监管有效性衡量的新方法：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方法。
三、金融监管指数分析框架的构造及建立
从监管目标来看，世界三大监管组织都制定了各自领域的监管规则，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银行监管过程较为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证券监管强调安全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保险监管强调安全性和公平性。之所以银行监管和保险监管不加入效率性指标，主要因为效率性和安全性存在矛盾，特别是对于银行业来说，由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传染主要载体，所以各国一般较为避讳提金融效率问题。但由于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要目标，而一个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所以，总结起来，金融监管的目标总体应该包含三个：稳定性、效率性和公平性(蒂米奇・威塔斯，2000)。安全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安全，避免金融风险的集聚、扩散和蔓延；效率性是指金融监管要确保金融系统的效率，促进金融系统的发展；公平性是指金融监管过程中要强调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确保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它主要针对金融市场不完备性的三个方面，如表2所示：
虽然金融监管主要有三个目标，但本文认为，公平性目标从属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因为公平性目标涵盖于安全性和效率性目标之内，假如一国金融业未实现公平性，则从长期来看，该国金融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都会受到损害。
根据金融监管的这两个目标，我们构建了一套金融监管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3所示：
一般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所以本文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引入了代表宏观经济稳定的三个指标：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来代表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性。而金融业效率主要包括银行的效率和股票市场的效率，所以，本文引入了四个金融效率指标：银行存贷比、银行一般管理成本、银行收入成本比和股票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来代表金融业效率。
由于安全性目标和效率性目标存在替代关系，且这两方面的因素受各个经济或金融指标的影响，而这些指标由于单位和性质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横向比较，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些不同质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Analysis)挑选出对金融监管指数影响最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并确定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指数中所占的权重，计算出金融监管指数。最后通过比较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来进行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四、美国金融监管指数的建立及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衡量(2000-2009年)
为了计算金融监管指数，必须对其所包含指标的基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我们选取了美国2000-2009年的金融业安全性和效率性指标相关数据，各数据计算方法及来源如表4、表5所示。
由于主成分分析需要各指标之间同向，所以给通货膨胀率、CPI、银行不良资产率、银行一般管理成本、成本收入比加上负号，并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如表6所示。
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方差解释程度表和成分矩阵，如表7、表8所示。
根据前一部分对金融监管指数各影响因素的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通过方差解释程度表(表7)我们可以看到，前2个因子对于总方差解释程度达到87.401％，根据累计方差大于75％的原则，故选取前2个因子代替所有7个因子进行估计。以前两个因子反映金融监管的总体情况，用Y1、Y2表示，每个主成分变量都是7个标准化变量的线性组合，其表达式为：
Y1=(-0.689)*Z’1+0.662*Z’2+0.989*Z’3+0.564*Z’4+0.916*Z’5+0.915*Z’6+(-0.874)*Z’7
Y2=0.419*Z’1+0.732*Z’2+(-0.039)*Z’3+(-0.766)*Z’4+0.065*Z’5+0.377*Z’6+0.149*Z’7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提取方法：主成分。
a.已提取了2个成分。
然后将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与贡献程度向量相乘得到各主成分得分，最后将各主成分得分按照其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得到综合得分(即金融监管指数)。如表9所示：
则美国2000－2009年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如图1所示，2000-2009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中2000-2006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区间震荡格局，2006年以后，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2001-2002年，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较低，主要是受到2001年网络股泡沫破灭，加之后来的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世界通信公司财务欺诈、施乐公司财务虚报案件，极大地打击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美国的金融监管质量。2002年美国通过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并强化了美国证监会的监管职能，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有所提高。2007年，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不断下滑，说明美国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其金融业的发展要求，于是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能够加强和改善美国的金融监管，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见到明显的效果。
综合本文得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论，结合当前的形势和美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美国应该密切关注其金融监管指数的变化，在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呈现下降趋势时，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加强其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业的稳定，防范金融危机
2001-2002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美国立即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使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止跌回稳，并逐步呈现上升趋势。但2005年，美国金融监管指数出现拐点，并逐步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美国政府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且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其金融监管，最终导致了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虽然美国于2009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希望加强并改善其金融监管，但为时已晚。
(二)金融监管要与金融业发展相适应，在金融业经营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金融监管也要做出相应调整，否则将会制约金融业的长远发展
美国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确立了混业经营制度。但在同期，美国的金融监管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致使金融监管与金融业发展不匹配，以至于过去十年来，美国的金融监管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其金融监管质量不断下降，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 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 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 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 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4. 金融监管方式和手段不同。德国金融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依赖非政府力量来监管银行，而较少使用政府直接监管措施。在放松对金融业管制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德国金融监管当局放宽了对资金来源渠道、业务范围、经营地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管制措施，而同时从总体、宏观方面对金融业加强了监管。实现了从常规性监管到风险性监管的转变，重视内控制度建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监管目标。而我国金融监管的形式一般有三类，一是监管部门的直接监管。它是中国目前使用最主要的监管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分为两种方法，即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稽核管理；二是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委托监管，可以委托银行进行内部的稽核监管，也可以是委托外部的第三方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或咨询评估机构；三是行业自律管理，建立银行业同业协会进行行业协调和监管。针对上述不同的监管形式，形成三种不同的监管手段，即法律或法规的监管手段、行政监管手段和自律监管手段。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制订了以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为代表的一系列的银行法规，但是由于长期行政化管制形成的路径依赖，中国的银行监管手段依然主要是行政监管手段。这种行政监管手段，主要体现在银行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分业监管等方面，其核心是行政审批制和行政管制。
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1]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55．5％。，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2]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1999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35％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2006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4．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20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5．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20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20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即PCA）。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1995年10月31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PCA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82％）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72％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5]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银行共计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199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1][3]韩汉君、王振富、丁忠明编著．金融监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5]白钦先．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