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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81-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农村社会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对策研究”（114572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杜胜利（1970-），男，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农村社会发展问题。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这给村庄治理带来巨大挑战。只有不断创新村庄治理机制,探索村庄治理新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科学治理与和谐村庄建设。
一、农村社区分化及其特点
1.农村社区的界定。社区是相对独立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地域性社会，是由一定数量、具有共同意识、相同习俗和规范的社会群体结合而成的生活共同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社会管理系统和服务设施。在我国，对农村社区的定位较为复杂，理论界还存在分歧，有的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有的把农村社区定位为村庄、乡、集镇或乡镇、县城等。但是，根据我国现有的实践操作，不论是江西、青岛，还是湖北秭归，都将农村社区定位为自然村，看来不论如何争论，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自然村是最有实践操作性的。因为，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是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是村民聚居的一个基本单元，是村民在以共同拥有土地的基础上一起生产、生活而形成的拥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的群体。这种形成过程具有自然和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个人为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的分散的团体，它的这种特征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考验和熏陶。所以，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1]
2.农村社区分化的特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由于受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原来同构性的农村社区逐渐分化，这种分化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农村社区类型日益多样化。从同构性农村社区分离出的多种类型的村庄，形成了水平和模式不同的多类村庄并存和发展的新型农村社会格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慧根据5大类31个指标，采用多层次空间聚类对全国农村地区进行地域类型划分，将全国农村社区分为6大类型：现代化农村、发达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村、中等发达农村、欠发达农村、不发达农村。[2]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根据各地乡村工业化水平及社区集体化程度把农村社区分为4种类型，即高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低集体化低工业化类型、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和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江丽根据劳动力就业结构、村庄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同,把农村社区分为经济发达的工业村、商业村、稳速前进的外出务工村和经济落后的资源依赖村4种类型。[3]卢福营以非农化的方式和水平为标准进行分类，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庄主要有城村、镇村、工业村和农业村。[4]二是农村社区差距逐步拉大。南京大学师生2006年5月的社会调查报告表明：我国的农村已经不是一个同质化极高的整体，而是出现了明显的村庄分化，其程度并不亚于城乡分化。按人均年收入，调查组将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村庄即“第一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5000元的为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村庄，即“第二世界”；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村庄，被划为“第三世界”。在这项调查中，2005年人均收入最高的是江苏省华西村，达到18820元，而陕西省的南泥湾仅为1526元，二者相差了近12倍，[5]由此可见，农村社区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二、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村庄治理面临的困境
农村社区分化对村庄治理具有双重影响。判断社区分化是否有利于村庄治理，进而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其关键在于社区分化过程中，村庄治理模式是否越来越制度化、科学
化，落后社区的比重是否越来越小。应当说，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有利于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形成相互竞争的压力，从而弥补了在工业主义发展相对不足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治理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分化的状况来看，分化速度越来越快，分化程度越来越大，已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
1.村庄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流动失序，加大了治理难度。村庄分化使人口流动呈现单向性特征，即主要是由不发达村庄流向发达村庄。这种单向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失序的社会流动，容易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村庄治理带来困难。一方面，对落后村庄而言，一是随着农村人口持续流出，乡村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造成了村庄治理的困难。农村迁出的主体是乡村青年劳力和知识精英，村庄中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样的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不但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效，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老人赡养、儿童教育等问题。二是单向的人口流动造成落后村庄人才流失严重，使得原本人才就很短缺的落后村庄人才更加匮乏。这种情况不利于落后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拉大了落后村庄与发达村庄的差距。三是单向流动造成了村庄自治弱化。由于大量党员外出务工，村党员对村党支部的监督更加弱化，支部的运作及对村级事务的管理主要取决于少数几个支部委员；村民外流对村委会的产生和运作也产生了类似的消极影响。此外，由于外出村民多为年轻力壮、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留在家里的劳动力既要处理琐碎家务，又要负责农活，无暇关注、参与和监督村庄公共事务，致使村庄自治名存实亡。四是人地分离导致村治权力的运作难以达致治理对象。由于户口在家乡，流动的农民仍然属于家乡的村治对象。而农民流动使得家乡村治权力难以发挥作用，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困难。如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加大，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由于缺人、缺钱、协调不易等原因实施难度增大。另一方面，对富裕村庄而言，大量的人口流入，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极大压力。如流入人口的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盲目性、随意性，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不可避免地造成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不适应。又由于一些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劳动技能，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易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加大了治理难度。化会影响村庄稳定，增大社会风险。其一，严重的农村社区分化会导致落后村庄不稳定。农村社区过度分化会使落后村庄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社会心理学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之物的心理状态。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这种剥夺因人们不是与某一绝对的或永恒的标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相比，因此是相对的，这个变量可以是其他人，其他群体，也可以是自己的过去。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这种感觉会产生消极情绪，可以表现为愤怒、怨恨或不满。在现实中，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是引起低收入村庄“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一些村庄在改革开放中脱贫致富，而一些村庄发展却相当迟缓，落后的经济、文化生活与富裕村庄相比差距明显，这必然会导致落后村庄人口的大量外流，致使土地无人耕种，矿产无人开采，治安无人管理，人心不稳，并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引起社会不稳定，从而加大村庄治理难度。其二，严重的农村社区分化导致村庄之间隔阂。村庄间的非均衡发展虽可以成为村庄发展的动力，但当村庄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邻村之间的差距过于明显时，先进村庄就会产生优越感，落后村庄则极端消极低沉，从而直接加深富裕村庄与贫穷村庄的隔阂。特别是富裕村庄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落后村庄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当落后村庄面对巨大的地区差距而感到无能为力时，发展动力就会异化为对富裕村庄的嫉恨。不管是富裕村庄对贫穷村庄的鄙视，还是贫穷村庄由于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对富裕村庄的仇视，都会加剧人们对贫富分化现实的不满，进而会影响社区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农村社区分化对村庄治理模式创新提出了挑战。一是农村社区分化对国家的村庄治理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为政府农村治理制度创新设置了难度。农村社区分化表明村庄自主意识增强，民主觉悟不断提高，其对国家制度的选择更加积极和挑剔，要求有更完善的农村治理制度设计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对国家的村庄治理体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农村社区的过度分化导致村庄之间相互适应性越来越小，新生治理制度难以适合如此之“地情”，使得新生治理制度整体性特征缺失而难以推广。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对政府的农村政治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农村社区分化在本质上表现为利益分化，而利益分化又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对于国家政治发展来说，农村社区分化就是一个利益整合的过程。所以，国家在如何既能使各分化主体的权力和利益得到保证，又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如2012年5月8日，河南濮阳庆祖镇西辛庄村要建“村级市”，[6]希望能够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因此，农村社区分化对国家政治整合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二是农村社区分化使乡镇政府的村庄治理面临新的矛盾。随着农村社区分化，村庄治理模式也在由权力集中逐步向“乡政村治”模式转变。乡镇政府是国家权力的基层代表，对村庄治理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失去了对人、财、物的统一调控权，进而使其统一指挥失效，导致乡镇行政能力不足，并逐渐失去了对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分化使村庄独立自主能力逐渐增强，民主意识不断强化，村庄自治越来越深入人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镇政府对村庄治理的控制力，对乡镇政府治理的稳定性产生了冲击。而乡镇政府也会在农村社区急剧分化的时候，出于对自身行动合法性基础的考虑，对村庄治理的控制逐渐减弱。鉴此，乡镇政府既要退出领导权，站在法律规定的位置上，又要在动员力和影响力弱化的情况下实现有效的村庄治理，保持农村社会的有序性，这就构成了乡镇政府村庄治理的矛盾。
三是农村社区分化成为乡村自治的障碍。尽管村庄自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从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来看，各农村社区分化现象明显，政治体制环境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等特征决定了自治模式具体实施上的复杂性。自治本身是一个过程，需要各个方面的条件支持，这些条件不仅包括国家政治统治的情形，更多的则是地方或者社区本身的客观现实，比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观念习俗等。而我国的乡村社会现实情况十分复杂，当国家试图以统一标准规划治理结构或者是落后地区不顾本身的客观现实而将自己的治理选择建立在“理想国”上时，原本理想的治理模式反而起不到预期效果。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例，一个村庄实施自治，其本身必须能够提供自治所需要的物质与文化条件，而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社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村庄自治受到了前提条件的制约。
三、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社区分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村庄治理路径的选择也必须符合这样的现实，既要强调国家宏观层面的村庄治理，又要重视农村微观层面的村庄治理，只有加强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农村社区的合理分化与有效治理，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1.国家要从宏观上引导农村社区合理分化。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原因形成了较大的村庄差距。因此，我国既不能像当今西方国家那样实行发展后的公平型战略，也不能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那样实行效率型战略，国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要遵循有限平衡原则，既强调公平，又不能忽略效率。为此，政府要从宏观上把握和控制农村社区分化问题，引导农村社区充分、有序、合理分化。一是注重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发展差异问题。加大区域经济支持力度，对外出务工村、商品性农业村等发展较慢的村庄给予政策支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缩小村庄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对贫困农村的帮扶力度，通过技术培训、结对帮扶等方式，帮助贫困村庄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缩小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二是正确协调流动人口，改善村治水平。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人口管理机制，形成一个公平开放的人口管理机制。不断调整政策，促进流动农民的政治参与，重视流动人口的
社会资本，鼓励农民精英参与村庄的治理。还要加快土地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制度，防止土地荒芜，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庄内部治理制度的创新。对村庄治理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必须考虑宪法选择原则、村庄操作规则与村庄集体选择规则的综合运用，促进村庄治理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政府组织和村庄自治组织要以科学的治理理念，形成普遍认同的治理目标，通过协商与合作，实施对村庄的共同治理。要保障村庄治理者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参与、决策、执行、管理和监督等权力的实施，并使村庄治理者之间的治理权力适当分离，互相约束，互相制衡。各村庄治理者都应是独立、平等的主体，是平等、自愿与合作的关系。要保障每一个村庄治理参与者的合法权利，实现它们之间的正常沟通与协调，形成科学、合理、和谐、发展的村庄治理理念与治理制度体系。一是培育多元村庄治理主体。积极培育村庄自治组织，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部门与村庄自治组织、村民的合作。二是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改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建立政府、村庄正式组织、民间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多元互动运作模式。以村庄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形成充分调动村庄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机制。三是为村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健全村庄管理制度与组织体制，为村民参与村庄治理提供制度途径。四是在治理结构上，改变传统的治理结构，使村庄内的公共治理和主要资源向村庄集中，突出村庄的主体作用。五是在治理主体上，村委会要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治理，村庄中的其他自治组织和普通村民也将参与治理。各治理主体要不断更新治理观念，在治理方式上由强化村庄管理转变为以服务村庄为主，更加注重通过契约和法律手段来履行权利和义务，实现在法律制度框架内的各村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六是在治理内容上，划清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庄治理中的权责关系，明确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村庄治理功能。[7]
3.不断探索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新模式。村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整个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因此，村民治理模式的选择要结合各个村庄的传统和实际情况，根据农村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地区差异性区别对待，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不应强求同一。
一是先进村庄采取自治型治理模式。先进村庄从整体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内部利益结构分化和组织分化越来越充分，农民自治意识和素质不断提高，这都为农村自治提供了先决条件。村庄自治组织要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真正成为承担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与决策的自治性组织。政府与村庄自治组织共同为村庄提供资源，共同提高村庄吸收社会资源的能力。随着村庄的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村庄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逐渐成为在法律保障下的民主选举、民主治理以及民主决策。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整个村庄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的组织体系，在该体系内各种组织组成的资源不断进行互补同时信息互通。政府通过法律、制度为村庄组织的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
二是中间村庄采取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由于中间村庄自治能力相对较强，村庄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和作用体现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村庄的民主政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能力，所以，中间村庄可以实行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是国家政权力量与村庄自我治理力量通过一定的制度体系，共同治理村庄的一种模式。政府通过行政力量对村庄进行宏观和间接的干预，由政府、地方、村庄自治组织以及村民代表共同组成村庄治理机构，村庄以自治为主。政府从宏观上负责对村庄事务和治理进行科学规划和指导，确保村庄治理方向的正确及治理理念和制度的先进性。政府通过授权把权力移转给村庄自治组织，由其履行原本由政府承担的部分职能。对于村庄治理资源的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村庄各自治组织投入为辅，同时鼓励村民不断增加对村庄治理资源的自我投入。合作型村庄治理模式的实施是符合中间村庄实际情况的，“这种模式的治理主体由二元（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转变为多元（基层政府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村
区组织、其他非营利性组织、辖区单位、农村居民），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变为民主协商，治理体系由垂直结构转变为横向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逐步转变为信任与互惠关系。”[7]
三是落后村庄采取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在国家主导型治理模式中，基层政权组织是村庄治理的主体，承担治理的主要责任；行政手段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基层政权充分组织和协调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并通过有效控制村庄治理资源达到村庄合理治理与村庄和谐发展的目的。同时国家主导还可使科学、有效、合理的村庄治理模式迅速推广，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校正与创新。落后村庄的经济发展相对迟缓，自主能力相对不足，民主政治发展相对滞后。在这样的地区，如果没有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力量的介入，要想获得经济和社会的顺利发展，并缩小与发达村庄的差距，是非常困难的。为此，此类村庄治理过程中，要强调行政的主动性发挥与村庄自身的能动性创造。另外，落后村庄由于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同质性强，其治理还要依靠风俗、习惯、道德、社会舆论等非正式社会控制，如乡规民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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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松涛,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组.乡土中国分成三个世界：人均年收入相差12倍[n].中国青年报,2006-07-31.
关键词：中原经济区；农业高职院校；科技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3-0213-02
一、农业高职院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的必要性
实现科教兴国战略，高等教育责无旁贷。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建设方面，高等学校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在当今时代，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高校办学水平高低、社会影响力大小和对社会贡献度的重要指标。同时，社会发展对高校的依赖性变得越来越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各类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提出要探索走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加强农业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科技研发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才能实现。在此背景下，农业高等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建设、科研队伍培养、科研经费投入、科研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必须适应中原经济区建设发展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农业高职院校不可回避的现实。由于近几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快，很多学校存在科研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科技投入经费不足、科研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致使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参与科研项目机会少，科技创新能力弱，服务能力跟不上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为了增强农业职业院校的适应性和为“三农”服务的能力，以部分涉农高职院校为对象，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策略和建议，为农业高职院校乃至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现状及存在问题
1.对科研工作不够重视，缺乏科研意识
有些教师对科研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只要完成教学任务就行了，搞不搞科研不重要，或者认为科研是普通高校和专业科研机构的事。客观上讲，与普通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相比，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存在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课题数量少、课题层次低、科研业绩认可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导致一些领导和教师，对科研工作重视度不够，甚至缺乏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和消极，很多学校缺乏良好的科研氛围和开展科研的动力，承担科研项目不主动，很多人只是迫于评职称的压力或攻读学位的硬性要求，才承担课题和开展科研。
2.科研队伍素质不高，科研工作不能持续发展
部分高职院校是由中专学校升格而来的，教师普遍缺乏参与科研项目研究的基础与经验，没有经过科研工作的历练。在申报科研项目时往往无从下手，选题随意性大。加之教师的教学任务过重，特别是中青年教师，一面忙于备课上课，一面忙于进修、考试、攻读学位，根本无暇顾及科研。此外，由于学校办学经费不宽裕，允许教师参加科技交流和科研培训的机会不多，因此，教师获得科研信息有限，科研视野相对狭窄，对本领域科技发展热点捕捉不准确，科研选题针对性差。多数高职院校没有组建有明确研究方向的科研团队，即便是能参与一些课题或项目，也是临时找几个人凑在一起，项目结束就各奔东西了，这些因素均导科研工作发展缺乏持续性。
3.科研投入不足，制约科研能力的提高
多数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把重心放在教学上，重视教学设施的配置，轻视科研场地和设备的建设，用于科研的经费与教学经费比例失调，科研经费严重不足，甚至没有专门的科研经费。据统计，目前农业高职院校年科研经费50万元以上的占20%，30万―50万元的占10%，10万―30万元的占20%，不足10万元的占50%。可见，多数农业高职院校存在科研经费紧张的状况。短缺的经费投入与高职院校科研工作需求相比，只能算是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支撑工作能力的提升和增强。
4.科研管理机制不完善，不利于激发积极性
科研管理机制是开展科研工作的保证和支撑。多数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起步晚，机构设置简单，管理制度不健全，专职管理人员职数较少；有的院校甚至没有专门从事科研管理的工作人员，更谈不上设立专门的科研管理机构。由于人手受限，科研职能部门对课题的管理无法达到全面规范管理的要求，对课题只注重立项和结题而忽视过程管理，对论文只追求发表数量而忽视质量要求，对纵向课题只起到公示的作用而忽视对院内科研力量有机的整合，对科研的类型只注重纵向课题而忽视横向课题的承接。对科研业绩的评价和认可机制也不健全、不合理，许多教师的科研工作得不到应有的认可。科研动力仅仅来自于评定职称的需要，而不是源自于内心对科技创新的追求。教学的科研积极性难以调动和激发，也很难达到以科研促教学的目的。
三、提高高职院校科研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对科研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工作的意见》中有指出，“教学与生产、科技工作以及社会实践相结合是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基本途径。”对高职院校提出了“要积极开展科技工作，以科技成果推广、生产技术服务、科技咨询和科技开发为主要内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要求。高职院校已占居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理应树立“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 。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表明，一所高校的社会影响力，关键靠科研和科技服务水平；一个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关键靠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因此，高职院校领导和教师都应树立科研强校，引领未来的观念，应充分认识到科研工作是高职院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领导应从管理高度突出科研的重要地位，教师应积极参与科研，从科学研究着手驾驭知识，用科研工作的成果丰富或创新教学内容，促进科研和教学相互提高，为推动农业高职院校发展和服务现代农业能力提高提供有力支撑。
2.准确定位，量力而行
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应立足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立足于培养应用型农业技能人才的目标，要有鲜明的特色，要能发挥农业行业优势，而不应与综合型大学、科研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盲目攀比。农业高职院校的科研内容要与“三农”相结合，紧紧围绕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围绕中原经济区提出的“三化”协调的目标开展科技创新研究，推广农业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成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农业高职院校办学实力。
3.改善科研条件、加大科研投入
科研经费是科研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保证，除了高职院校本身应保证投入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外，还应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科研任务，也可采取校企结合的方法争取企业科研项目，多途径解决经费问题。高职院校首先要完善院内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建立健全科研经费资助机制，扩大科研经费资助的范围，加大科研经费的资助力度。同时，高职院校还应搭建科技平台，为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服务建立信息平台，积极为教师提供获取新信息的条件，如开通网络数据库，提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进修机会等；建立科研实施平台，提供必要的科研场所和科研设施与设备，保证科研的正常进行；提供科研成果应用和推广平台，与企业建立广泛合作，加大科研成果推广力度，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最大。
4.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努力拓宽项目来源渠道
高职院校由于自身职业教育的属性，普遍与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教师从事实用技术和高新技术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创新成果的转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农业高等职业院校，多年来与“三农”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学院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校企合作，及 时了解“三农”的需求，把最新、最实用的技术和措施送到企业或农民手中。在校园内要构建多主题、多层次、多形式的学术交流平台，营造浓厚的学术探究氛围，加强学院内外的学术切磋探讨，促进学院与兄弟院校、学术界的联系沟通。
5.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科研工作的管理水平
科研管理对高职院校的科研工作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学校应建立健全科研管理机构和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课题申报评审中期检查结题和推广等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科研专项经费的使用效率；建立科学合理的科研激励机制，以调动和激励广大教师参与科研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工作动机，并且不断地提高教师及科研人员整体素质，推动科研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些将对促进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为科研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进修、学习机会。科研管理人员应树立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熟悉科研管理业务，并具备一定的公关能力。学院要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工作体系，结合高职院校本身的特点，创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办法，做到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利于教师开展科研，逐步使科研工作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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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威海 264210；2.白云山汤阴东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 安阳 456150；
3.吉林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通化 134000；4.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吉林 梅河口 135000）
摘要：通过采用蛋白絮凝加无机陶瓷膜过滤法，充分利用蛋白絮凝剂和无机陶瓷膜设备来完善传统红景天提取液杂质分离工艺，不但保证了口服液的质量，还极大地缩短了生产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
关键词 ：红景天提取液；杂质分离；蛋白絮凝剂；无机陶瓷膜过滤设备
0 引言
红景天提取液为景天科植物红景天的干燥根及根茎经水提醇沉等一系列程序加工制成的提取液。提取液中的有效成分为红景天苷，提取液中的杂质成分为淀粉、无机盐、草酸盐、蛋白质、鞣质、树脂、色素等[1]，由于提取液中的杂质成分复杂，传统水提醇沉杂质分离工艺又存在缺陷，无法彻底分离提取液中的杂质。针对以上问题，现利用蛋白絮凝剂和无机陶瓷膜过滤设备进行红景天提取液杂质分离工艺研究。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试剂
LC-10ATVP高效液相色谱泵；SPD-10AVP高效液相检测器（日本岛津）；RE-52A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红景天苷对照品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提供；LG蛋白絮凝剂（自制）；其余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提取、浓缩、膜过滤设备
TQ3B-多功能提取罐（常熟医疗化工设备有限公司）；WZ-1000热回流抽提浓缩器（常熟医疗化工设备有限公司）；PSMVR-SC-01水浴灭菌柜（山东新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JW-T-0.5B-316无机陶瓷膜200 nm过滤系统（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 μm微孔膜过滤器系统（北京圣万泉新立膜科技有限公司）。
1.3 原辅料
红景天，产于青海；乙醇（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红景天药材的提取
取经洗、润、切、干燥后的红景天净药材100 kg，加水煎煮3次，每次加水6倍，煎煮2 h，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0（50 ℃）的清膏[2]。
2.2 两种处理提取液杂质方法的对比
2.2.1 醇沉法
取红景天100 kg药材的提取清膏加乙醇使含醇量达70%，搅匀，冷藏24 h（5～10 ℃），滤过，沉淀以5～10 ℃的少量70%乙醇洗涤一次，滤过，合并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0（50 ℃）的清膏，再加乙醇使含醇量达85%，搅匀，冷藏24 h（5～10 ℃），滤过，沉淀以5～10 ℃的少量85%乙醇洗涤一次，滤过，合并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0（50 ℃）的清膏[3]，加入60 L纯化水煮沸，冷却至20～35 ℃之间，用1.0 μm的微孔膜过滤器系统过滤备用。
2.2.2 蛋白絮凝加无机陶瓷膜过滤法
取红景天100 kg药材的提取清膏加入60 L纯化水，保持药液温度在20～35 ℃之间，按药液重量的3%加入LG蛋白絮凝剂，搅拌均匀，煮沸30 min，冷却至20～35 ℃之间，取上清液，用过滤孔径200 nm的无机陶瓷膜过滤系统过滤备用。无机陶瓷膜过滤系统示意图如图1所示。
2.3 灭菌后可见异物析出结果对比
分别取经醇沉法、蛋白絮凝加无机陶瓷膜过滤法加工过的红景天提取液各3个样品，115 ℃、30 min灭菌，对灭菌前后可见异物析出结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采用醇沉法处理红景天提取液，灭菌后出现棉絮状析出物；采用蛋白絮凝加无机陶瓷膜过滤法处理红景天提取液，灭菌后没有出现棉絮状析出物。
2.4 有效成分对比
分别取经醇沉法、蛋白絮凝加无机陶瓷膜过滤法加工过的红景天提取液各3个样品，对红景天苷含量、红景天苷保留率、固体物含量、固体物保留率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采用醇沉法处理红景天提取液，红景天苷保留率平均值为83.77%；而用蛋白絮凝加无机陶瓷膜过滤法处理红景天提取液，红景天苷保留率平均值为91.81%。两种纯化工艺中红景天苷含量有显著性差异，而蛋白絮凝剂对红景天苷基本不吸附，且经两种纯化工艺处理的溶液中固体物无显著性差异。
3 讨论
（1）经过试验对比可以看出，红景天提取液中的杂质成分复杂，利用传统工艺水提醇沉法进行生产，不但生产周期长、操作繁琐，而且杂质除不尽，保证不了进一步加工出的产品的质量；而改进后的生产工艺，充分利用了蛋白絮凝剂和无机陶瓷膜设备，极大地简化了操作程序，缩短了生产周期，从根本上解决了药液灭菌后出现析出物的问题，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
（2）采用蛋白絮凝剂和无机陶瓷膜过滤设备来改进、完善传统红景天提取液杂质分离工艺，在红景天提取液加工成注射剂后，再利用膜超滤技术使得解决其在灭菌后出现析出物这一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的问题成为可能。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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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芳.红景天的提取工艺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9（33）：244.
收稿日期：2015-06-07
作者简介：李光达（1966—），男，吉林洮南人，制药工程师，从事口服液、注射剂研发工作。
尚海宾（1976—），男，河南安阳人，药物制剂技师，从事制剂研发工作。
（1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财经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职能，也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要求。湖北高职院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在总结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着力探索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途经。
关键词 ：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02
*基金项目：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G587）；武汉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3A041）。
作者简介：李慧（1981-），女，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财经学院讲师，华中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李萍（1987－），女，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收稿日期：2015－01－20
我国高职院校的基本职能经历了由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的过程。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形势下，如何发挥高职院校优势，使之充分发挥推动湖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1 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近年来，湖北省高职院校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围绕富强湖北、创新湖北、法治湖北、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力度。
第一，初步建立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产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2013年度报告》显示，2012－2013学年度，湖北省共有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55所，包括3所公办高等专科学校，41所公办高等职业学校，11所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其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4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5所，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6所）。湖北省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44．83万人。
第二，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湖北省实施职业教育“319工程”，开展职教园区建设，组建各种层次、不同行业的职业教育联盟，建立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制度，实施“楚天技能名师”计划，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校企结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三，围绕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国率先实施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其对应的行业、企业联合开展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第四，充分发挥湖北高职院校技术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或行业产业提供具体直接的技术创新、咨询、推广和服务。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湖北省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产业界等方面的重视，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但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高职教育设置专业缺乏前瞻性，与社会需求脱节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意识到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办学理念落后，缺乏市场的前瞻性，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市场需求不足，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被重复设置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并不理想，而不少区域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又十分匮乏。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按“质量、结构、规模、效益”的评价要素来看，学校专业设置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人才培养质量上，尚不能体现“高”；从结构上看，武汉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对应的专业还不具规模，如动漫、文化创意；与武汉市千亿产业对应的专业仅有汽车；从总体规模上看已经具备，但存在均衡性问题；从效益上看部分专业的规模效应还未体现，学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也是湖北省高职院校的共性问题。由“十二五”期间湖北省高技能紧缺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可知，到2015年，湖北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与2008年相比，7年之内增加52．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5万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达到25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在校生数较少，第一产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的纺织、食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专业点数及在校生数偏少，面向新材料等产业的专业几乎还是空白。
2．2 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客观来说，高职院校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他们的科技开发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攻关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数高职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其专业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相比一般企业从业人员十分匮乏，课堂讲授与企业生产实践不能很好的结合。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使得教师开展的社会服务与企业的要求不对接，服务效果不够理想。
2．3 服务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内容和形式有待拓宽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的内容还比较单一，还只停留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企业开展员工培训，面向社会开展职业资格培训、认定和考证工作上，缺乏针对企业的生产实际需要的科技研究与开发。
3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是武汉市属高职院校，前身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学校办学条件良好，设施先进，建有校内实训基地120个，校外实训基地166个，馆藏图书121万余册，现代化信息网络覆盖全校。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的师资队伍，教职工840余人，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学校设有学前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财经学院等12个二级学院，招生专业涵盖12个专业大类，制造、文教、土建、财经、电子信息、旅游、艺术设计7个大类为我校重点建设与发展专业大类。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一直注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鼓励和支持广大师生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中形成优势，创建特色校园文化品牌，才能提高学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从而获得生存的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3．1 明确办学理念，树立服务意识
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灵魂，先进的办学理念对内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是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高职教育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制定培养目标，紧紧跟上产业发展步伐，承担起经济发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务。学校坚持“五个三”的办学理念：“面向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三个面向），坚持“城市导向、区域导向、市场导向”（三个导向），瞄准“新兴产业、新兴行业、新兴职业”（三个方向），实施“高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三种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就“能工巧匠、岗位专家、行业大师”（三种层次人才），实现内涵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与差异化发展。2014年，学校进一步确定了“服务经济结构调整，面向市场紧扣产业设专业；服务职业人才培养，依托行业深挖内涵建专业；服务国计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兴专业”的总体思路。专业结构布局以土建、教育类专业为特色（行业、企业背景），以机械、汽车、电子类专业为骨干（区域经济重点产业），以财经、文创、管理、服务、传媒类专业为重点（生产、生活类服务行业）。
3．2 以“订单培养”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
学校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用人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与长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区内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双方联合开发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举办“长安福特订单班”。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科达集团”合作，校企双方共同开发适合企业需要的教材，开设“新型墙体材料制造生产副厂长”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将成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订单式培养，该校机电学院焊接专业毕业生月薪超过6 000元，打破了高职毕业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见；学前教育专业、初等教育类专业的毕业生生均6个岗位，还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汽车类、建工类、机械类等专业近年来就业满意度高，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3．3 精心打造职教集团，积极构建区域校企交流平台
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紧密联系。截至目前，该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个职教集团，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开，与近300个世界500强企业、国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引入行业企业标准合作开发与设计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训教程、实训手册；聘请企业行业技术人员兼职教学；接纳学生实习、就业。企业因其成熟的文化、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企业管理、较强的就业岗位储备，成为学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战略伙伴。如，该校学前教育学院以武汉学前教育职教集团为依托，通过各级专家评估并获批承担《湖北省学前教育专业技能高考》组考资格。
3．4 发挥各二级学院特色专业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城市
学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师范教育先进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发挥“师范教育”优势，为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基础教育人才，现武汉市小学、幼儿教育界的名师、骨干教师80％以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学校汽车学院、机电学院及电信学院承担“市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项目，基地主要承担汽车维修工、模具设计师、数控车工、维修电工等7 个工种中高级职业技能实训及鉴定基地工作。职业网球学院、外事外语学院积极服务WTA顶级赛事。赛前，网球学院承接了此次活动600 多名志愿者的培训，全院师生全程参与、成功策划并实施培训方案。电信学院智能楼宇专业师生共同走进“国家级城市住宅试点优秀小区”常青花园社区，对社区高标准道路、水电和现代化的电子监控管理系统进行调研，并帮助维修社区监控系统；参与社区信息采集工作，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信息查询网站系统，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义务为社区开办电脑培训班，为大家讲解计算机及网络基本知识与基本操作，充分发挥技术专长为城市社区提供服务。
3．5 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为增强教师服务行业、企业、社会能力，学校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师到企业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同时邀请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走进课堂，并为行业大师成立“服务大师工作站”，请他们定时到实习基地，手把手教学生学习技能。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进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服务领域。
3．6 学校教师主动参与企业各类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项目
学校注重以项目为纽带，积极开展科技开发和技术服务。通过科技开发，既服务了区域经济，也锻炼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企业服务能力、技术指导能力、项目研发能力。机电学院与武汉交科港口机械工程研究所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负责张家港保税码头汽车滚装物流系统规划分析项目。建工学院与新八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合作签订协议，为对方制定武汉网球中心看台测量定位施工方案，所编制的《武汉网球中心看台测量定位质量》QC 成果获得湖北省建设工程一等奖、全国建设工程二等奖。财经学院教师担任上海库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调研项目的项目经理。创艺学院教师参与武汉体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WTA 赛事策划、组织管理和平台宣传工作。汽车学院教师参与武汉市泽邦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骐铃系列车型车辆及部件的设计开发、售后技术文件（维修手册、零件图册、使用说明书）的编撰。机电学院教师参与焊接技术专业教师、科玛公司人员共同开发“焊接教学训练模拟器”软件。酒店学院教师为多家知名酒店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学校还承担了工作室项目。如，建筑工程学院的“造价工作室”承接工程造价项目。酒店管理的“中国服务大师（湖北）工作站”为酒店行业提供营销咨询、开业策划、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经营分析、管理顾问、餐饮连锁推广等服务；为专业学生提供职业技能考证、酒店兼职、实践教学等服务。学校一直支持各学院、各专业教师积极依托“产学研”项目服务地方，2014年度，学校有7项“产学研”项目获武汉市教育局立项。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已进入全新的发展时代，追求生源扩张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内涵发展、品牌构建、凸显特色、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已成为现代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现实趋势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将进一步增强竞争意识，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服务中寻求发展的新机遇，在服务中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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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管理规定》（北京市人民政府令〔1995〕第12号）中第三条规定和市领导的指示精神，市局决定于12月30日前对区、县房地产管理机关未设立基层管理机构的农村地区，由区、县房地产管理机关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外来人口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对外地来京人员出租房屋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
委托管理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一、依照《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管理规定》全面加强对本地区出租房屋的管理工作；
二、建章建制，配备经过区、县房地局专业培训的专职管理人员；
三、负责本地区向外地来京人员租赁房屋的调查摸底工作；
四、负责受理和审查出租人申请房屋租赁的有关证件和证明材料，并对出租房屋进行现场勘察；
五、负责办理《房屋租赁合同》的登记备案手续；
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切实做好灾区劳动力就地安置和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要点〉的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根据我市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灾区劳动力就地安置和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和劳动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切实做好灾区劳动力就地安置和民工有序流动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国务院的通知要求上来。
二、按照国务院通知精神，加强对外来劳动力宏观调控的力度，结合目前我市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和使用外地务工人员的检查，坚决杜绝私招乱雇行为。
三、加强与相关省（市）、自治区劳动厅（局）驻京劳务管理处的协作，注意灾区民工的动向。自1998年12月1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本市行政区域内新招用外地务工人员的用人单位必须通过外埠劳务基地有组织的招用外地务工人员，不得招用零散外埠劳动力。对特殊需要的，须经市劳动局批准。
四、切实加强对民工有序流动和春运工作的领导。市劳动局成立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和春运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为市、区（县）劳动局的主管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劳动局就业管理处。各区（县）劳动局及使用外地务工人员较多的单位也应成立相应办事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外地民工留京过节的工作。各区（县）劳动局及用人单位于12月31日之前将领导机构组成情况报市劳动局就业管理处。
五、使用外地务工人员较多的用人单位应按50％的比例安排外地民工留京过春节。对在京过节的民工，市、区（县）劳动局将优先办理有关手续。
六、在1999年1月1日至3月1日期间，各级劳动部门暂停办理外地务工人员手续；各用人单位暂停招用外地务工人员；外埠劳务基地暂停向北京输送劳动力。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在此期间招用外地务工人员或办理审批手续时，必须报市劳动局批准。
七、建立值班和民工流动信息的通报制度。自12月1日起至1999年春运结束前，各区（县）劳动局、市属各局（总公司）于每月的10日、25日分别上报市劳动局就业管理处一次工作简报；1999年春运期间每周四上报一次工作动态情况。
八、春运期间，市劳动局将组织相关区劳动局和省（市）、自治区劳动厅（局）驻京劳务管理处对本市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外地民工流动情况和崇文门三角地等外地人员非法聚集地进行监测。
九、春运期间，市、区（县）劳动部门要加大对私招乱雇外地务工人员、侵害外地务工人员合法权益及其他扰乱北京市劳动力市场行为的打击力度。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治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3-0097-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地方将农村人口转移到一个稳定的地区，并实施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目前我国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措施还不够完善，在实际治理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加强对治理措施的改进，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概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目前各个国家政治方针都从原本的统治转向治理，通过“治理”解决人民的需求。我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是指无需依靠国家政府的强制要求，而是上下互动的过程，并推动新型农村社区进步和发展的机制。在对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中，首先要明确治理具有互动性的特征，其并非国家政府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强制管理，而是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经过协调，互动等，而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过程。将新型农村社区公共利益最大化，则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需要政府、居民、社会组织及相关单位和企业平等协调合作，从而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
由于全球关于农村社区治理存在多种不同的见解，本文主要对以下几种理论进行了分析：①社区治理，即主要由当地政府、农村社区组织、居民等共同管理社区内的大小事务，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模式。该种方式使农村社区内，各个主体相互促进发展。②自组织治理，该种治理模式主要是保证新型村农社区建设的有序性和活力。③社会资本治理，该种治理主要是促进新型农村社区资本存量增加，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模式。④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治理，即通过构建环境、经济、社会等指标体系，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在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中，我国政府对农村社区治理非常重视，主要是由于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差的问题，政府通过大量资金的投入，有效推动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存在严重的资金问题，且其还处在建设之中，各项事务都比较繁琐，需要所有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才能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首先农村社区需要根据其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让居民有目标、有动力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同时通过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要让社区居民真实感受到社区的进步和改善，居民才有信心和动力参与到建设中。为了实现新型农村社区的进步，其加强了科技的发展，各个政府部门通过开展多项技术培训，让社区居民提高种植、养殖技术。
但在目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居民收入不稳定、公共服务不完善等问题，农村居民青壮年基本都在外务工，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是来源于在外务工，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相对不稳定，且农村居民所能够选择的行业相对较少，其经济来源很容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目前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的职能，但存在公共服务不完善的情况，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居民实际需要的服务，而且很多非政府农村社区服务组织在发展期间，会出现资金不足问题，影响农村社区的发展。
三、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阶段及模式
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主要是从2006年开始起步，国家政府根据农村发展实际情况，选择部分农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到2009年，我国进入农村社区治理发展阶段，主要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农村社区居民和组织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推动了我国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到2013年，我国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趋向于成熟阶段，主要是由居民和社区组织根据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有规划地进行发展。目前常见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有：①城市化社区管理模式，如我国深圳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城市规模的扩张也比较迅速，将城中村、城郊农村基本消除。在城市化扩张下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加强城市化社区管理模式的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②村民自治模式，该种模式主要是农村社区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发展进行规划，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促进民主发展。③就地城镇化治理模式，该种模式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进行城镇化治理模式，将农村划分为农村社区，按照城镇化标准进行建设，并通过增强社区居民的参与感，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
四、加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的措施
（一）加强农村社区民主自治模式的发展
在如今的农村社区发展中，要注重农村社区居民的自我治理，即居民在政府的引导下，完成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等工作，使农村社区居民各个主体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另外，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主要起到引导作用，最好让社区居民自主完善社区的规划和建设，促进社区民主自治模式的发展。同时政府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能，不应随意将工作转移至其他部门。农村社区民主自治模式，需要全部居民参与到农村社区的治理中，因此需要通过对居民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居民的参与感，让居民认识到自己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以及自身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利益关系，使居民更加有动力参与到农村社区治理中。
（二）注重农村社区特色经济的发展
经济是农村社区发展中，居民最关注问题。在目前经济发展模式下，人们非常注重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农村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应当结合自身的特色实现经济的发展。首先农村社区应当明确自身的主要发展产业，并加强对产业基地的建设，同时通过建设合作社，发展龙头企业等方式，促进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如今人们非常注重生态产品，而很多农村都没有被工业影响，其产品基本都属于生态产品，农村社区要意识到生态产品在如今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将其作为发展特色经济的主要方式。旅游业也是农村社区特色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农村自然环境恬静，没有收到城市和工业的影响，受到城市居民的喜爱。
（三）注重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的个人收入越来越好，但集体意识却越来越淡薄，导致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设得不到居民的支持，因此需要让农村居民认识到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加强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使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得到保障。要想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根据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有领导性强、规划性强等特征的领导班子，带动居民促进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其次还需要注重对社区闲置资产的利用，很多农村社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体资产，其可以通过租赁、拍卖等方式，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另外通过对特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也能够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如旅游业。农村普遍存在素质能力不强的问题，传统的经营理念不适合农村社区的发展，应当注重经济创新，如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完善农村社区基本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是每一个居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目前非常注重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由于农村社区资金较为紧张，在建设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时，需要把握每一笔资金的用途，并可以结合城市社区公共设施的建设特点，对农村社区进行规划。首先要保证电力、网络、水质等基本服务的完善，针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要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使资金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还需要加强社区服务体系的完善，即根据居民的需求改变社区公共服务不完善的问题。
（五）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保障
首先应提高政府对农村社区居民社会保障的支付比例，使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得以提高。如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彩票的形式募集资金。另外可以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建立社会保障基金运用机制。针对失去土地的居民，要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根据失地居民的实际情况，给予居民相应的补偿，并加强对居民的教育培训，让居民可以在其他的行业寻求发展道路。农村社区还需要加强对养老托残制度的建立，使老人、残疾等得到社会保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提高城镇化率成为我国提高经济的发展方式之一，但如何对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进行治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需要注重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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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城市
城市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在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需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居民聚集的生活场所，社区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核心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为了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探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必要性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对于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以最终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居民生活利益的满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整合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社区治理的对象从一元到多元发展，社区治理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中需要居民参与。
首先，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能够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随着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在城市社区，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居民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居住在同一小区。在社区内部的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价值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解决治理资源不足问题，同时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也能弥补传统治理模式、单一治理主体的不足[1]。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在社区居民需要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利益诉求，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够充分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其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满足社区日常管理及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居民的利益需求，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水平关系到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于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治理组织来说，社区治理很难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面对庞杂的居民群体，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非常有限，因此要以提高社区服务为核心，居委会、物业公司与居民共同参与，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与邻里互动，这种沟通与能力的实现也能满足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起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增强社区凝聚力，最终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目标。
二、当前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形式
根据居民参与内容、现实表征，当前居民参与的形式主要分为娱乐活动参与型、公共事务参与型等形式。
随着城市社区的发展，为了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一些商品房社区一般配备了小区广场、健身设施、开发了一些文体娱乐的场所。居民有在室外活动的需求，对于时间比较充裕的中老年人来说，这种需求尤为强烈。所以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比较多的是共同的娱乐活动。一些社区还成立了进出比较自由的娱乐组织，近来年，很多居民出于锻炼的需要，在社区广场跳广场舞。一些居民出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早晨一起散步、打球，或一起下围棋、象棋等。
随着住房商品化以及物业公司进驻社区，小区居民一般对关系切身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小区治安、保洁等问题比较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问题。在目前的社区参与中，公共事务参与比较少。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居民对物业收费问题、车位问题、治安问题虽然比较关注，但是缺乏正确、合理的参与渠道。一些社区居民停留在私下议论公共事务的阶段，在居民看来，作为居民个体去向物业公司、居委会提出意见，很难得到满意的答复。从居民的参与意愿来看，很多居民有强烈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但是在现实的社区治理体制中，社区公共决策一般由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做出，很难倾听居民意见，居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畅通的、常规的渠道。
三、提高社区治理效果、推动居民参与的核心路径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有着参与社区治理、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诉求。居民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效果。面对社区居民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以及其需求的多元化，必须打破传统单一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加强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互动，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需要依据自身的功能定位与职能设定适时地调整和改进其决策形式及与居民的联结方式。为有效推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需要构建新的参与平台。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公共事务交流平台，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负责人参与其中，居民可以对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同物业公司、居委会交流互动。也可以增加居民与物业公司、居委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设置物业公司经理、居委会主任联合接待居民日，倾听居民的意见。在关系居民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公共设施维护等重要决策中，居委会、物业公司要倾听居民的意见，在决策程序中要强化居民的监督作用。当前物业公司与居民矛盾突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涉及居民利益的决策中，物业公司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不顾居民的意见，导致矛盾突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正在危及社区的和谐稳定。
四、结论与思考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基层社会日益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传统行政性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当前物业公司与居民矛盾突出，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漠视居民的参与需求，这给当前的基层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给予居民社区参与更多的空间，创建居民公共事务决策参与的平台。在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设施维护、物业收费、小区治安、停车位等问题上，考虑居民的意见，顾及居民利益，这样才能达成社区治理的和谐目标，才能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向德平，王志丹. 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学习与探索.2012（2）：37.
作者联系地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珠峰大街288号 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 张红霞
[关键词]城市；社区参与；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后单位制的解体，大量的“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在这种背景下，城市社区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与居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基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家提出了“社区建设”，旨在通过社区建立起基层社会的共同体，满足国家基层治理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在这种语境下，居民社区参与作为推动社区建设与满足基层社区治理的核心要素，一再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但是从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的现状来看，城市社区居民参与一直处于困境中，远离社区建设的初衷，也并没有完成社区基层治理与秩序整合的功能。因此探讨城市社区参与困境并提出解决对策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一、城市社区参与困境的现实表征
（一）娱乐活动参与型多、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型少
在社区参与中，比较多的是娱乐活动参与型。在很多城市社区居民中，一部分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家庭条件比较优越，自发形成一些娱乐型组织。这种娱乐组织一般进出自由，出于锻炼与娱乐的双重目的。如在一些些社区广场一些居民定期跳广场舞，或一些老年人下围棋[1]。娱乐活动参与在城市社区分布最广、涉及居民最多。这种社区参与更多的是基于居民的兴趣爱好，与关心社区公共事务无关。在很多社区调查发现，在社区参与中，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非常少。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小区的业主也成立了QQ群，对社区的公共事务也显示出一定的关心。但是现实中可以发现，一些业主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效果不理想，一些居民认为这是社区公共的事情，居民很难说了算，随波逐流心态突出。在关系业主切身利益的事情，如小区的车位问题、物业收费问题等，多大数居民也仅停留在私下议论的阶段。
（二）被动参与型多、主动参与型少
受多年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动员模式的影响，社区组织与居民群众形成了固有的行为惯性与社区参与的路径依赖。在社区活动中，社区组织为组织活动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为提高参与率采用惯用的发动群众的办法，但是参与效果不理想。居民主动参与的少，被动参与的多。例如，在一些社区中，居委会处于满足居民活动的需要，也定期举行一些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很多居民不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认为没有意义。尤其是一些正值青壮年的居民，他们以工作忙、没有时间不愿意参与居委会举行的活动。参与活动的大多是退休的老年人或赋闲在家的全职太太。参与的目的也是打发时间、凑个热闹。在参与过程中积极性不高，“被动性”突出。一项所谓的社区建设活动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或个别人的政绩的话，那么，在居民有了不参与的权利条件下，该活动则会出现参与不足现象。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无疑是为了发展社区、服务于社区居民利益。但具体到社区建设活动时，则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偏离总目标，只有居民才真正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在居民有了不参与的权利的条件下，居民就会抵制那些违背他们利益的社区建设活动[2]。
（三）在关切居民切实利益的公共事务中，缺乏居民参与的路径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在城市社区，人们逐渐进入由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阅历组成的陌生人社会。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因为社区场域的作用，逐渐产生了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基于业主利益的共同性，也正在产生关于物业收费、物业服务、公共空间权益等共同的利益诉求。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社区居民希望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物业管理收费、小区治安、公共设施等参与小区决策，希望在社区决策中维护居民的切身利益。很多居民都认为，目前居民利益缺乏合理的表达渠道。尤其在涉及物业收费、车位问题等方面，物业公司不顾居民的利益，服务质量差、收费高，时常侵犯居民的居住权益。社区是社会个体组成，居民个体基于生活利益的需求，在涉及自身社区权益的事务中也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尤其迫切需要同物业公司进行信息交流，维护居民的权益。
但是在目前的社区治理构架中，缺乏居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社区建设作为政府主导的一项长期工程，一直以来缺乏居民的有效参与。尤其是随着社区组织的多元化，物业公司基于盈利的目的，在物业收费、物业服务等方面很少让居民参与决策。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多年以来一直扮演着政府“人”的角色，被日常行政事务包围，居民与居委会之间并没有联系的畅通渠道。调查中显示，很多居民认为，在事关居民利益的事务中，社区并未给予社区居民参与的渠道，让居民参与的大多是为体现居委会工作业绩或物业公司工作形式的集体文体性活动。居民个体自身势单力薄，也缺乏自组织的渠道，很难和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抗衡，居民苦于缺乏利益表达途径。
二、构建畅通的参与机制的路径分析
（一）构建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在社区场域中，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区居民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居住在同一社区，基于共同的生活价值诉求而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社区的共同利益包括优美的环境、良好的服务、和谐的人际关系、健康向上的文化等。这些共同利益实质上就是社区公共物品[3]。多年以来，居民社区参与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政府倡导下，让居民参与的大多是体现居委会政绩的文体性活动，缺乏居民利益表达机制。
面对居民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要真正发挥社区基层整合的作用，必须从社区居民的真正需求出发，构建制度化的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如可以通过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与居民代表面对面的交流形式，让居民的意见表达显性化。同时也可以通过网络建立交流平台，使居民意见与社区组织双向沟通，让居民从“表面参与”、“被动式参与”等参与形式中解脱出来，释放出参与的激情与动力。建立健全沟通的渠道，在事关全体居民利益的小区治安、物业收费、公共设施维护、停车位等问题上，可以建立每周一次的居民意见日，由物业公司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接待，倾听居民意见，发挥居民的主人翁作用。
（二）设置居民自组织
社区不仅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体。当前时期，居民的原子化特征明显，缺乏有效的组织整合。要真正发挥居民的参与作用，在政府引导下，可以鼓励居民成立社区治理小组、居民意见组等居民自组织。通过居民自组织改变社区居民一盘散沙的局面，整合居民的利益诉求，同时建立居民秩序整合的组织载体。让居民在组织中找到价值诉求的表达途径，也作为居民意见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居民自组织的多种功能，完成基层治理与秩序维持的作用。真正把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有序的推进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当居民有参与意愿时，不能把居民仅仅当作社区参与的幌子或仅仅把居民参与仅仅局限在卫生清扫、文体健身、为民服务、组织治安联防队、动员捐衣捐物等特定的事务中。让居民自组织成为居民参与的渠道，以促进居民之间的合作，最终促进居民归属感的产生与互惠行为养成。
三、结论与思考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语境下，社区作为基层生活的共同体，被赋予了基层整合方式构建与满足居民不同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多元功能。社区参与是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形成良好的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重要保障。但是目前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状况不容乐观，社区参与呈现出表面化的状态，居民参与娱乐活动参与型多、社区公共事务参与型少，被动参与型多、主动参与型少，缺乏促进社区发展的实质性参与。在关切居民切实利益的公共事务中，缺乏居民参与的路径与渠道。当前社区治理中，社区基层秩序整合作用并未很好的发挥出来，物业公司与居民之间矛盾突出，面对居民日趋显现的利益诉求与价值诉求，必须因此要构建畅通的参与机制的路径，建立常规居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居民与社区组织的沟通渠道。在政府引导下设置居民自组织，让居民真正成为社区的主人，发挥居民参与的主体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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