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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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要不要和怎么样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文艺理论，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对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不能只做简单化的指令性理解，而需要做坚实的学理性论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文艺理论研究而言，从原则上和总体精神上说，是适用的。强调和倡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自主意识、自觉意识和自信意识，对优化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结构，对提高文艺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境界，对培育大众的科学精神，激发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建构他们渴望和向往“公平、正义”的理性意识，从而推动文艺和社会的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应当说，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想启蒙还是一个未竟的事，更需要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富有时代精神、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同时也应当富有科学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时代精神是空疏的，没有科学精神支撑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是不可思议的。任何国家的民族和人民，如果不具备科学精神，是站不起来的，是软弱的，愚昧的，甚至是可怜的和可悲的。
文学应当追求真善美，但真是善和美的基础。脱离真的美是虚美；脱离真的善是伪善；脱离真的情是矫情。理应旗帜鲜明地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反对创作、评论和理论中的造假行为和大忽悠现象。
二
文艺学和艺术学，不论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既然是科学，必然追求这门科学或学科的真理，探索规律，确定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工作者实际上都是人文科学工作者。诚然，这种人文社会科学，并非像自然科学那样，不能要求具有数学的精确性。文艺中的科学精神不是通过哲学范畴演绎客观规律，而是尊重文艺特性并通过虚构、想象和幻想表现出来的，是通过把生活真实转换为心理真实与艺术真实表现出来的。典型的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集中更强烈地表现出生活真理和把握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科学精神。
在文艺理论研究中落实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不仅要尊重文艺的特性，而且特别应当理好文艺中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相互关系。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现当代西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科学主义的内涵主要指认知领域和科技领域中的科学主义，还包括语言层面的科学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和作家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大社会文化思潮隔裂和对立起来，通过表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和冲突，宣扬社会历史理性和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的压抑和捉弄，从而否定科学精神。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理性的制衡和科技成果的不适度转化，使人处于被驱动和被屈服的状态。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表现了机器对人的噬咬。荒诞派戏剧《椅子》和《万能机器人》等作品表现了物化世界和机器功能对人的挤压。人成为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物化世界的附庸和奴隶，人成为被否定和被异化的人。这些理论和作品反映和表现了科学技术成果的非人性转化所造成的人的生态的恶化，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对启示和推动科学技术怎样朝着宜人的、肯定人的、提高人的方向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然而，必须指明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和作家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的理解无疑是有片面性的。他们只看到科技成果的不合理转化，否定人、压抑人，造成人的异化和人的生态的恶化。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科学和人的关系历来是具有两面性的。科学精神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样具有肯定人、提高人的智慧、延伸和增强人的能力，使人享受科技成果感到幸福和快适的一面。科学和科技成果本身同样是具有双重性的。核能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毁灭人类，关键在于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科学和科学精神不是抽象的，科学和科学精神都是人的科学和科学精神。人与科学和科学精神的矛盾实质上可以还原为、转化为、表现为不同人之间的科技利益和价值意志的冲突。关键在于不断调节和建构人与科学的和谐关系，因为人与科学的矛盾实质上是在科学和科学成果的占有和再占有、分配和再分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科学和科技成果转化得是否合理和适度，关键在于建构科学与人、科学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关键在于推动和促进科学和科学技术朝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朝着有利于国家的强大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发展。
现在处于科技主宰世界的时代，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竞争越演越烈，以科学技术和科技成果为支撑的军备竞赛令人忧虑。落后必然被欺压挨打，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表现出了中国科学家们制造“两弹一星”艰苦卓绝的丰功伟业，只有被强大的科技力量武装起来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抬起高傲的头，挺起坚韧的脊梁。这类作品通过塑造老一辈科学家的英雄群像，不仅讴歌了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赞颂了强烈的科学主义精神。这些科技界的领军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通过他们的科学精神体现出来的。
三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体是全体党员，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引领者、正确思路的决策者、实践行为的示范者，领导班子的决策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组织落实是否到位，直接决定了一个单位能否实现科学发展。在当前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都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身处一个破旧立新、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我们能否在森林公安事业发展进步中建功立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见识、胆略和作为。有的同志缺乏推动发展的激情，老问题解决不好，新局面打不开，工作一潭死水；有的同志缺乏推动发展的能力，不善于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敢进行新的探索和实践，工作起色不大。相反，有更多的同志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突破、工作有新举措，因而能够在开拓进取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一）必须进一步提升决策水平。出思路、作决策，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职责和重要工作。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发展得快与慢、好与差，往往与领导班子的思路是否正确、决策是否科学密切相关。领导班子作决策，要把顺应发展潮流与遵循发展规律结合起来，把中央的精神、上级的要求与本单位实际有机结合，使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听真话，察实情，真正弄清楚全局性的问题是什么，本地区本单位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掌握科学决策的发言权与主动权，坚决改掉靠经验办事、拍脑门决策的习气，使各项决策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二）必须进一步增强执行能力。正确的思路和决策出来之后，能否收到实效，关键在于执行的力度。就全局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很多问题就出在执行的环节，应该说，分局制定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和办法，但有部分工作却收效甚微。一方面是督促检查不到位，工作重部署和安排，轻检查和落实，导致部分工作虎头蛇尾；另一方面，各股所室不同程度存在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也不动，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领导，是带领民警履行职责的最高指挥者，领导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而且要对作出的决策、指令跟进指导、检查、督促执行。作为主要领导，需要考虑的问题多，需要应付的情况也多，但个人的关注力总是有限的，管得越多越细往往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时候就要善于运用科学的领导方法统筹工作全局，通过制度来管人管事，自己集中精力抓大事、抓事关长远发展的事。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视野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从它提出的时代背景看，科学发展观是向世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二是从它的基本内涵和实践看，科学发展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时代潮流；三是从它的理论意义看，科学发展观为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世界视野
科学发展观深入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关于发展的民族视野。同时，科学发展观又把中国的发展放在宏大的全球背景中去思考，自觉融入并引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潮流，为世界提供了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体现了关于发展的世界视野。
一、科学发展观面对全球化困境，以世界眼光广泛借鉴人类发展的经验教训
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相联系，强调游离于人类文明之外，断绝于现实资本主义之外，是不可建设好、也不可能捍卫好社会主义的。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面对全球化困境作出的战略抉择。当前，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困境，例如：实现社会公平的愿望与社会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追求发展的愿望与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深化与旧规制、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新兴力量的崛起与旧的格局之间的矛盾；西方文明强势扩张与世界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与局部动荡、冲突、战争增多之间的矛盾；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裕化与精神追寻的空虚化之间的矛盾，等等。全球化的矛盾和困境也在中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例如：继续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目标与人口、环境、资源以及技术瓶颈等制约趋紧之间的矛盾；坚持的指导地位与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之间的矛盾；中国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其他大国力图维护有利于它们的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作出探索和回答。归根到底，也就是如何进一步开辟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因此，科学发展观是面对全球化困境作出的战略抉择。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面对人类发展经验教训作出的理论回应。科学发展观以开放思维和世界眼光汲取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是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教训及认识成果。当代一些拉美国家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即“拉美化陷阱”，使我们反思自身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发展的实践中，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经历了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演进过程。这些探索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成为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一个比较直接的理论资源。二是吸纳了人类历史上关于人的学说的有益成果。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这一高度概括和凝炼的范畴，汲取了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人文精神的意蕴。?三是汲取了世界各国关于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西方国家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政策，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均衡论、协和社会论、社会系统论等相关社会理论。这是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的一个借鉴，又是我们实践和谐社会的一个现实的外部参照物。四是借鉴了世界各国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思想，汲取了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体现了我们党不拒国外经验的政治远见。例如印度国大党丧失执政资格，让我们认识到了执政必须以人为本。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又是对人类发展经验教训的理论回应；既进一步回答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又科学地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时代潮流
首先，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平发展道路，体现在三个层面上，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局势谋求和解、对外谋求和平。
――对内谋求和谐。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体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勇气和决心。一个和谐的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一个混乱的中国，只会给世界带来灾难。因此，中国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完全符合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也必将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对台局势谋求和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积极谋求和平解决。今年5月，就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出新“六点意见”，再次表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的诚意。
――对外谋求和平。科学发展观对外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一是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二是建立与第三世界的和谐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推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外交的基石，同广大发展中国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三是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 “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它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中国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世界”理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外交事务中的外露和展现，它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和平发展观，它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其次，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在环境已经上升为“全球意识形态”的今天，西方国家把环境作为对华外交的主题之一。为此，中国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最具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文明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科学发展观为世界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
其一，科学发展观开创了新的发展模式。近代以来大国兴起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战争。原因在于它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示的是坚持理想社会的价值、立足东方文明的传统、借鉴人类发展的经验、倡导和平与和谐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是这条道路的集中体现。它所提出的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超越了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老路和以往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它向世人表明，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不仅仅于此，科学发展观还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文明模式，它是以人为本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模式倡导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走出了过去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局限于GDP指标的增长，致使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误区。它不仅重视经济发展，而且重视政治、文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不仅重视经济指标，而且关注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民主法制指标和资源环境指标。这种文明模式在追求社会公正与和谐，关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群体的共同发展的同时，还强调促进人类自身的持续发展，进而追求人类的最高理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世界一些有识之士中日益增多。中国特有的发展实践、道路和理论，被认为具有世界意义，形成了“中国模式”。科学发展观是这一模式的理论概括，它作为一个开放的战略思想和发展理论，为我们与世界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和文化对话提供了平台，打开了中国文明发展模式与其他文明发展模式进行对话的空间，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的独特性提供了理论的视角，为各国特别是大国以理性的态度接纳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沟通的平台，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理解中国模式的真谛，思考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代价；发展；代价意识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11-02
社会发展代价问题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发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并未对其加以重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社会发展代价问题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沉重的发展代价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影响了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社会发展代价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发展代价的定义及其分类
代价一词，最早是在经济学中出现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以最小的代价谋求最大的利润，这是经济学中一个基本的原则。之后“代价”才逐渐渗透到社会学的其他学科中，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
本文的“代价”是一个哲学范畴，所谓的“代价”就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和价值追求的活动中，为了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所作出的牺牲、付出，以及为此所承担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例如由于选择优先发展经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等。“具体说来：第一，代价是人们在众多价值目标中，由于选择了优先发展的主导性价值目标，从而导致其他目标被抑制、损害甚至牺牲。第二，代价是人们在追求价值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内在矛盾和复杂条件的制约而产生的对人的消极作用。第三，代价是由人的错误、失误所造成的背离自身价值取向的消极后果。”[1]
社会发展代价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的类型有多种多样，对于社会发展代价的分类，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标准，把代价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本文根据社会发展与代价的联系程度来划分，可把代价分为必然性代价和人为性代价。必然性代价，是指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一定要作出的某种投入或者导致的某种损失、牺牲等。没有代价的付出就没有发展。而人为性代价是指这种代价的付出是由于人自身的失误所造成的，这些代价是可以减少甚至是避免的。比如，实践主体由于自身的缺陷，在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时产生错误，导致代价的产生，决策层的决策失误或执行层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这样也会产生人为性的代价。
二、社会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
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有机体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合乎人们主观目的和自主需要的，从而有着特定方向和一定规律的一种运动变化形式。而代价是指发展中的付出、牺牲、消极的一面，从字面上看，二者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但是二者又有内在的统一性。
（一）发展与代价是相互统一的，相伴相随的
发展与代价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展与代价是人类实践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发展是事物不断趋向圆满完善的过程，代表了社会进程中“得”的一面，而代价则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所会付出的损失，表现为社会进程中“失”的一面。这个“得”不能完全避免“失”的存在，而“失”是为了更好的“得”，这个过程是人们主动通过付出并扬弃代价，换取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
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并且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的。但是人类的活动又必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他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一方面，为了摆脱现有社会条件的束缚，实现突破，这就需要巨大的物质的、精神的和某些既得利益的付出、牺牲，这部分是为了实现发展所支付的成本代价。另一方面，由于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在选择发展目标时，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作出正确判断，因此造成决策失误、行为失当、价值目标选择错误等，导致人为性代价的产生。
（二）发展与代价之间是相互对立的，相互制约的
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发展与代价间的差异甚至对立都是明显的，这表现在：在特定的时空内，发展与代价是人们价值取向的两个不同侧面：发展是与人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积极成果，而代价却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所消耗和牺牲的一部分价值，以及一些消极后果。发展对代价有克服性、排斥性，代价对发展有限定性、损毁性和否定性等作用。发展与代价之间的相互制约性表现在，发展对代价的克服性、抑制性和代价对发展的生成、反省、约束、激励等作用[2]120。虽然发展与代价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它们相生相伴，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发展的实质是对代价的克服和扬弃。这就是发展对代价的制约性。代价对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表现在：代价对社会发展的生成性——只有付出代价，才能获得发展，这是社会获得发展的首要条件。
（三）发展与代价具有共长性
代价是发展中的代价，它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这种增长表现在，人类遭受代价的范围，随着人们的发展力量及其足迹在社会空间的扩展而不断增大。例如，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人们改造世界的范围仅限于地球上的某一角落，因此人们所要承受的代价也仅限于地球表面的大自然的制约或报复。但是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现在人们的实践足迹已经踏进了太空，此时，人们受到的制约的广度就随之扩大到太空。由此可见，人的发展足迹延伸到哪里，代价就扩大到哪里。
三、树立正确的代价意识
我们研究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正确理解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以更加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在种种代价问题，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各部门以及领导干部和国民的共同努力。
（一）客观对待代价，区分必然性代价与人为性代价
如前文中所述，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基本的代价：必然性代价和人为性代价。要树立正确的代价观，首先就要区分这两种代价，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在实践中减少代价的产生。例如，由于我们对某一领域不是十分了解，事前也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就作出决策，之后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失误归结为必然付出的代价，那么就会导致盲目付出代价。因此就要分清发展中的代价是必然性代价还是人为性代价，要把必然性代价控制到最小程度，尽量避免人为性代价的产生。
（二）合理控制社会发展代价的“度”
我们承认代价的存在，也承认有些代价是必然发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代价就不可避免，也不是意味着任代价发展，而是应当注意把握代价的“度”以及人们对代价的承受力。因为如果代价的付出过大，就会抵消发展的积极成果，所以，代价的付出不应是任意的，而应被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当然，这个度的把握十分困难，一方面，度的界限难以准确划定；另一方面，度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确定这个度呢？
根据丰子义先生在《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问题》一文中提到的，我们在确定这个“度”的时候应该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以这些因素为准绳。第一是要考虑社会和民众对代价的承受能力。第二是要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是要考虑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行。只有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才能更合理地把握代价付出的这个“度”，否则可能造成更大的代价。
（三）提高领导干部和国民的素质
领导干部对实现国家和政府确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负有重大的责任。他们素质的高低更是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代价付出的多少，各级领导干部要对发展负责，尽量使发展代价降到最低程度，这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做到：既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遵循制度的原则规范，又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既能合法运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作好决策，又能避免权力滥用，最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依赖和拥护。国民素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代价的付出，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高，那么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就少，这样付出的代价就相对较少，因此国家的领导干部和国民都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减少发展过程中代价的产生。
（四）践行科学发展观，走低代价的发展之路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精辟地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概括：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减少社会发展代价的根本途径。
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努力提高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能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发展代价，协调发展归纳起来就是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只有当各个环节有序、协调地发展着，社会发展代价才能降到最低。而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对社会发展代价的选择和调控，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它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可持续性：一是自然的可持续；二是经济的可持续；三是社会的可持续。
只有践行科学发展观，才能减少社会发展代价的产生，走一条低代价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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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新人”观；人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是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大飞跃。把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一个多世纪以前所热切呼唤的“新人”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实际体现和创新。
一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由来已久。但无论是我国古代“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重民思想，还是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都是试图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则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的人出发，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经过考察分析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现实存在的活的生命体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而这些欲望和需求又是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来实现的。从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个人的发展是人类在不断拓展自身活动范围的基础上，为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一个时代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存在，他也就获得了不同于另一个时代的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如同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自然正在改变以自然为存在对象的人自己一样，改变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改变以社会为存在对象的人。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并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和异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本质活动的异化。要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其核心是改变人的生存方式，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观印证着新的哲学精神和实践原则——人的发展唯有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价值体系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马克思又将人的发展放在了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发展时期，其中商品经济是人类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中间环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巨大的物质生产系统，经济力量是超自然的人的力量。这时，人虽然不再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从经济生活中显示出人相对于自然的独立性，可是，继而人又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奴隶。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经济动物”，都呈现出被某种外部力量奴役的特性——物役性。这个发现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马克思科学地解释了人类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互相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在发展中存在着矛盾不平衡关系，即商品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二律背反”状态。马克思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发展观，揭示了“物役性”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在区域性的血缘群体中，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的。而这种人和人的依赖关系主要表现为威严统治和绝对服从的关系。在第二种社会形态中，商品经济的兴起，打破了前一社会形态的封闭状态，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它有效地激发了人潜藏在物质欲望中的生命力，扬弃了那种阻碍和抑制个性发展的“人的依赖关系”。人类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人不再是血缘等级中的“精神动物”，先前的人对人的“统治和从属”现在代之以各具自由身份的人对所缔契约的共守；法律取消了等级特权，从政治形式上认可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从对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能力的提升方面来说，这种“物役陸”要比对“人的依赖性”进步得多。然而追逐更多财富的强烈动机，就有可能使人萌生出冲破一切制约的欲望；垄断财富所造成的金钱万能的魔力的诱惑，抵消了人的一切最美好的精神情趣。而人如何挣脱“物役性”桎梏就成为摆在世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
商品意识是现代文明意识生长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既是社会性存在又具有精神性存在的特性，使得一批敏锐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从文化上寻求物质发展与人类自身完善之间的合理平衡上。马克思的“新人”观就为人类摆脱“物役性”文化困惑提供了一条根本出路：从文化理念上寻找商品意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与更新，从而为人成为“新人”提供“意义”的凭借和价值标准。
在市场经济社会，人对自身发展的意向、要求和评价，人的理想、人格特质和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为市场经济所制约，并受相应的商品意识影响。然而，“文明”的真实含义并不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一味满足，而是对“自然本性”中种种“非人性”因素以及文化中非人性倾向的疏导和改造。社会实践内容包括商品生产流通和人类精神生活等。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主要反映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和要求，人被设定为“经济人”，其全部活动背后所潜藏的动机都只是为了利益，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人文精神则反映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要求和价值取向，它把人设定为“道德人”、“完整人”，其全部活动都蕴涵着对生存意义、精神家园和价值目标、理想信念的追求和憧憬。显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意识和人文精神不仅是两个不同的精神范畴，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它们都深深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折射出市场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即以物和金钱为鹄的，还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二者的矛盾和对立使社会具有了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念、两种对立的舆论导向和两种对立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市场经济社会自身的矛盾，将不同性质的力量施加到同一个人身上，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恼之中。如果说人类第一次是从“宗教”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么如今人类有必要实行第二次解放，即从“物”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的“新人”观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性要求。
“新人”观是在马克思的以自由为价值导向的人类实践发展观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对在抽象的理想中设计人的前景，而是要立足于社会物质条件，从人的现实活动出发去考虑问题。“当18世纪的农民和手工工场工人被吸收到大工业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这种新人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现代化大生产的产物，这种新人是在实践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的“自由王国”中的“自由的人”。如前所述，人类目前整体上面临着严峻的精神危机，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既需要调动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智慧和潜力；另一方面又需要社会各成员的协作行动。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世上唯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意识来决定和创造对象世界的存在物。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扩大和丰富，马克思所憧憬的“真正的自由王国”将会愈加富有生命力。那时候，“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短必要劳动的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压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自觉的意识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文明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之一。
因此，马克思所热切呼唤的“新人”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一文化价值理想深深植根于对人的辩证发展的自觉把握与切实体认上。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人的发展历程必须经过群体人、个体人与社会人三种形态。如果说人在群体主义时期，人依靠自然纽带组成共同体，在能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去处理同自然界的关系，那么，当人已经从大自然的限制与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时，一些人却为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因此。要摆脱“物役性”的精神困惑，必须依赖人的觉醒，使人成为历史过程的自觉参加者，成为社会化的个人。这种“新人”与受制于“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的“经济人”截然不同，他完全摆脱了以占有财富为人生宗旨的“物欲”的束缚；同时又与只重精神而轻财富，重义轻利的“道德人”完全不同，这种“新人”力争把“道德人”理念中体现的终极意义的价值合理地落实于俗世中，而不使其因空灵而无法实现。这种“新人”所体现的文化价值理想，是在更高层面重建科学与人文、物质与精神、人类与社会协调促进、全面发展的人。
三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是我们党在坚持马克思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最高理想的基础上，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深刻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突出发展旨在实现两个全面发展的新理念。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环境优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就是人类能动创造的主体能力不断生成、进步、展现并由片面的人向“新人”跃迁的过程，是人类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以一种动态的形式揭示了人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全面发展，指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致力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所谓协调发展，旨在改变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必须使得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地区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在这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中：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丰裕的物质和有序的制度文化保障，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思想和人力资源。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它同马克思的“新人”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首先，科学发展观明确把“以人为本”，构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的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马克思一贯重视人的发展，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是“社会联系的主体”。因此，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的命意就使“以人为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共生共存成为唯物史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渠道、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它使得社会中各阶层的竞争观念、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同时，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重新定位，要求我们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体现和包容、平衡和调节各阶层利益的政治机制，充分实现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以人为本”就是从价值观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思路。其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是和谐社会人的发展的基础，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则是人的发展的目的要求。即以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之理念把各种社会资源和力量调整到最佳状态，使其凝聚成一股合力，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保持着相互促进、共同生长、和谐相处，共建人类家园。“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这正是当代关于人的历史和历史的人在质的向度上的跃迁和提升。
一、如何认识办学特色
从哲学角度看，特色是蕴涵于共性中的特性，共性包含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由政府直接以指令性计划进行管理，使得高校缺乏特色办学的意识。而今，要在尊重大学共性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个性，积极提倡和鼓励多元，最终达到共性与个性、一元与多元的和谐统一。当然办学特色可以体现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外在表现。对一所大学来说，特色办学还要有其办学理念，有其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
办学特色是创造出来的，有创新性的办学理念，才能办出有特色的大学。办学特色既可以体现在学校的办学理念上，包括大学的治学方略、办学思想等，它们是大学的灵魂所在、特色之本；也可以体现在学校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学科布局、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办学特色的外在表现既可以是显性，也可以是隐性。社会公众看到的多是学校的显性特色，如学科专业特色、校园建设特色、师资队伍特色等。而业内人士感受到的多是学校的隐性特色，如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校风学风、大学精神等。显性特色和隐性特色协调统一才能真正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也具有多种属性即独特性、优质性、稳定性和发展性。独特性，即本校特有的，体现人无我有。优质性，即优于其他学校，体现人有我优。稳定性，即办学特色是学校在长期办学实践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并被社会所广泛认可。发展性，即办学特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外界环境的改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走特色办学之路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坚持科学发展观，培养特色人才，走特色办学之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高校走有特色的办学之路，办有特色的大学，其内涵就是坚持特色立校、兴校和强校，这也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当前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同志强调“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关键”。科技进步与人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两大重要支柱，是高等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两大任务。在加入WTO后，我国利用国际合作与交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同时又面临“人才流动国际化、人才需求多样化、人才竞争激烈化的机遇与挑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责任重大，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创新、体制创新，做到教育、科技、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第一个一级指标的内容就是“办学指导思想”， 它首先包括了“学校定位”和“指导思想”等二级指标。“为什么办学、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学和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人才”是学校发展当中的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培养人才、科技创新、服务社会，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从之分的。三大职能是高校总体而言的。从具体某一学校来说，并不一定要求同时履行这三种职能。类型、层次、条件、特点不同的学校，或者同一所学校在不同时期，都可以有所侧重，在保证“培养人才”这一最基本职能得以充分实现的前提下有重点地履行其他职能。“学校办学是否有特色，集中体现为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是否有特色。从中外大学发展来看，确立具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必须把握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准确分析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抓住历史性机遇，破除陈规，大胆创新，敢为人先。”办学理念具有指导形成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激励人的意志的作用，它还能够作为一种准则，规范师生的行为，指导师生的实践，培养受教育者的向上精神。
一个高校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培养特色人才，走特色办学之路，才能步入快速健康循序渐进的发展轨道。要培养特色人才就要走特色办学之路，高等教育要适应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和人才竞争的激烈化，其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人才培养模式就要形成各自的特色，有自己的专业特点，培养专门有特色的人才。高校属于上层建筑，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办。但作为一个高校的管理者决策者一定要把教育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追求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是有特长、有特色成为社会可用之才、能用之才。坚持培养特色人才走特色办学之路，是一个高校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市场的永恒性原则是提供差异化的产品，高校的特色是培养特色人才的关键，因此高校就必须要了解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变化的状况，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要与此相适应，并了解国内其他高校的发展状况，着力培养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抓战略研究，突出重点，以局部带动全局，这是大学成功的途径，也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三、如何形成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的形成是一个创新、实践、积淀、提炼和发展的过程。高校也普遍反映，办学特色的挖掘和提炼并非易事，不是总结出来的特色不够鲜明，失之于一般，就是得不到广泛的认可。因此，提炼办学特色关键是定位好几个要素。
1.正确的办学目标和角色定位是特色办学的前提
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而且拥有世界最好、最有特色的大学，美国高校之所以运作如此成功，源于美国办学者强烈的角色定位意识，他们格外重视自己独特的办学追求，并强调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一所高校只有拥有准确的办学目标定位和角色定位，紧抓目标，突出重点，自然能形成办学特色。当前，高校发展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学校盲目追求大而全、搞升格、上学位点，这直接导致了高校办学模式的趋同。有些大学在办学层次上存在明显的攀高现象，不顾地方情况和自身的办学实力盲目提升办学层次，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教学型大学想变为教学研究型大学，而教学研究型大学又想变为研究型大学。许多具体的评价指标，不是一般地方高校在短时期内所能具备的。社会对各种各样的人才要求和规律也不一样，这就要求高等学校的类型和规模也要有所不同。在高等教育激烈的竞争形势下，在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高等教育冲击与挑战的前景下，找准自己的目标，定位好自己的角色，是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2.明确的指导和科学的规划是特色办学的先导
国家的社会制度、教育政策和管理体制，在高层次影响着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大学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是中国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之间存在的最大区别。在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认真做好的学校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学科专业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校园发展规划，是学校当前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科学规划能产生动力，科学规划能认准目标。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时，首先要在思想上认清制定规划是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学校发展的依据和导向，将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长远发展和各方面实际工作。
3.根据市场调研加强学科建设是特色办学的基础
市场调研是特色办学的基础，调研的内容主要包含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态势；同类学校、相关专业与相关学科发展的趋势；纵横比较找出学校自身的优势。在综合分析上述情况的基础上，或按社会急需的人才确立培养目标；或按学科的前沿走向设置新型专业；或按拾遗补漏的原则开设种类课程；或按扬长避短的思路调整教育结构，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
4.以人为本、以质取胜是特色办学的保证
关键词：社会主义；发展主义；市场经济；产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1-0037-03
在哲学意义上，可以把改革视为一种社会文本，可以从该文本的现实指称与语用意义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语言分析。就其现实指称来看，改革文本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在发展生产力上，采用“经营权的承包制”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引进”；二是在社会发展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从理念层面上看，前者是一种发展主义，后者则是一种执政理念。二者共同构成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政治理念的基本谱系。那么，这些理念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时代意义？
一、发展主义理念的胜出及其潜在不足
“”结束后，整个社会经济停滞，社会发展处于崩溃的边缘，解决温饱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样一种客观需求下，执政党开始从农村着手改革，推行“”，其本质是把土地产权分解为所有权与经营权，在保证所有权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把经营权个体化。该策略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增强了农民的私权意识，给整个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活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种改革模式推进到城市，即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采用了上述两权分离的方法（厂长经理承包制）。一个时期以来，城市企业也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城市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上述“两权分离”所释放的积极性逐渐耗尽，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日渐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体制的引进”就成为当时改革的关键选项。
从本质上看，市场经济是对商品经济的直接认同，引进市场体制意味着社会主义实践进入非产品经济的历史语境之中。因此，这就需要在理论上解决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即现在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条件”如何与经典社会主义的“非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这一理论相协调。从实践上看，对于这一理论困境，发展主义理念是通过两个策略予以应对的：一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以当前生产力不发达作论据，这意味着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首要的；二是市场与计划手段论，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作铺垫。辩证地看，这两个策略对实践上突破困境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也带来了更大的困境。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实践社会主义之所以把生产力作为首位目标，是由其非产品经济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之所以对经济基础进行调整，是因为“公有制”的层次性局限。也就是说，表面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不发达只是一种基础性原因（任何社会都相对不发达），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并不是造成社会主义实践困境的直接因素，而商品经济历史语境与公有制的局限性才是直接和决定性原因。
而实际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所面临的困境迟迟未获得突破，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很明显，把改革的动因归结为生产力不发达，不能必然推导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政治文化体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市场经济的本质表征的是人类实践的水平和性质，即人类社会依然处于“剩余劳动”（谋生手段）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是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平台和基础，它更主要的不是一种工具。假如把市场经济仅仅看做工具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不是前提，关于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关问题就难以深入分析。一方面，在生产力目的论的指导下，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升，国家经济欣欣向荣；但另一方面，由于对经济基础中的所有制未有理论上的突破，以及在上层建筑方面“生产力目的论不必然推导出其改革的必要性”。同时，由于权力对市场的特权，所以在市场力量迅速扩张的同时，权力也在扩张，并在一定范围内侵入市场领域。这样，在实践上，整个市场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出现扭曲现象。这一方面带来了国家福利的不足甚至缺失（公平问题凸显），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权力自身的腐败（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型），使得上层建筑本身出现一定程度的异化趋向（问题上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力量和诉求：一是左派力量（底层诉求），大力呼吁国家福利主义，质疑改革走向了资本主义；二是力量（精英诉求），积极寻找模式和道路，批评改革背离了市场原则，与现代民主背道而驰；三是社会分利同盟（既得利益集团的诉求），虚伪地借用“私有化”、“民主”以及“公平正义”的呼声，贬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要求维持现状或换旗改道。面对这三种力量的压力，执政党一方面在倾听诉求，反思改革，另一方面，也在警惕其中的“阴谋与陷阱”，在坚持继续改革的前提下提出了“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战略理念。因此，当前的发展主义理念具有局限性，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完善和提升。而实际上也是如此，针对上述问题，执政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对发展主义的匡正
“科学发展观”包含“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两个基本理念，旨在解决下述几个重大问题，即生态恶化、福利贫乏、权力异化、市场扭曲等，可简单概括为民生问题与公民参与问题。而深入看，无论是民生问题还是公民参与问题，都指向这样三个环节：诉求表达的制度匮乏、利益博弈的失衡和程序规则的缺失。
诉求表达的制度匮乏意味着，当前民生问题的关键不是财力不够的问题，而是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是在分配时能否实现利益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公平接纳的问题，而这需要诉求表达的制度保障。利益博弈的失衡意味着，当前社会问题的严峻性根源于社会不同群体力量对比的不均衡，即社会问题既不是观念的碰撞，也不是利益的差异，而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力量的强弱不均，这预示着解决当前社会问题所面临的障碍极其巨大，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挑战。而程序规则的缺失则表明，当前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否及其程度取决于未来游戏规则的设计科学与否及合理程度。这意味着未来社会发展，中国的制度细节设计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基于上述判断，笔者对“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理念的历史意义作些分析。
其一，在必然性层面上，科学发展观要解决的是实践社会主义中“生产力不足”的缺陷。这是因为，在实践社会主义中，其“商品经济”的历史语境从根本上限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程度。这决定了在该阶段上，人类劳动只能处于“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自由劳动”序列中的中间环节。而一旦“剩余劳动”成为事实，那么，其经济形态只能是市场经济。相应地，基于市场经济形态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可能是“社会所有制”（因为社会所有制的经济支撑是“自由劳动”）。这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生产力不足，经济基础具有非直接社会性（即不排除间接社会性，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在这个意义上，市场语境下的社会主义建设首要经济目标就是：发展生产力，拓展所有制。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层面，无法从根本上区分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区分呢？笔者以为，应该在“上层建筑”层面和“人的发展”层面，即“公平正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所以这样判断，源于下述理由：
其一，在必然性上，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来源于对资本主义的克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扬弃，其基础是“产品经济”，体现为基于“联合劳动”的“公平正义”对基于“雇佣劳动”的“剥削”的超越。在今天，“产品经济”的基础无法获得，这就意味着更多地需要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进行补充和扶持。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分在于制度和价值取向，具体说，即“雇佣劳动制度”与“剥削”、“联合劳动制度”与“公平正义”。在人的发展尺度上，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是基于“自由个性”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但在市场经济语境下，由于“物的依赖”存在，人的自由是有限的；由于劳动的谋生性质依然很重，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也非常有限。在这个阶段上，尽管存在着公有企业，其内部的人的发展具有“能力依赖”的性质，但在整个社会范围经济主体多元化背景下，这种性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在该阶段这种不充分的“自由”与“全面”较之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劳动异化”，也具有质的飞跃意义，体现为“能力主义”是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之一。
基于此，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性质区分，可以这样概括：首先是上层建筑的“联合劳动”与“公平正义”取代“雇佣劳动”与“剥削”；其次是人的发展开始迈向“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两个尺度也是衡量实践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必然性上的基本坐标，同时，也是我们观察与评估“科学发展”理念的基本价值参照。在此基础上，我们来分析该理念的实然状况。
其二，在实然层面上，“科学发展”主要针对“发展主义”中的“物本位、经济片面性和不可持续性”三个缺陷而提出的，旨在通过“以人为本”、“经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统筹兼顾”等原则来重新匡正其非科学性一面，实现“发展主义”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则旨在解决基于上述发展困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公正困境、可持续困境、自主性困境、市场与权力异化等。从执政党的角度看，上述困境与问题都最终指向执政党本身，都是整个社会对执政党执政能力及其合法性的严峻质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社会和谐，本质上都是对实践社会主义的维护和对执政正当性的构建。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构建和维护才是有效的呢？这就涉及到应然性问题，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理念的应该目标是什么。
关键词：思想政治；旅游景区；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与核心，旅游景区在建设过程中，要以服务为中心，面向广大群众，充分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旅游景区，夯实建设基础。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与时俱进，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工作的制定与实施，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彻其中，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旅游景区建设工作中的一切活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将其应有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打造精品旅游景区。
一、提升意识，创新思路
随着经济的不断提升，我国很多旅游景区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旅游景区在建设过程中也都积攒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的相关经验。但从总体上看，在我国旅游景区中，仍然有一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比较陈旧，看待新生事物时仍然用传统眼光，解决问题时也缺乏合理性与针对性，欠缺紧迫感与危机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旅游景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将思政政治工作的应有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在建设旅游景区的过程中，需要与景区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将科学发展观真正落实，从而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应有的作用，起到统一员工思想、凝聚员工力量、鼓舞员工士气的作用[1]。第一，思想政治工作要找到新的开展方向，因地制宜的开展才能保证工作的可持续性；
第二，思想政治工作要确立新的工作定位，打破原有思想的桎梏，建立起全方位的工作格局；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要能够有充足的预判能力，找到新的发展趋势，从而促进旅游景区的建设与开展。
在新形势下，旅游景区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工作难度更大，任务也更加艰巨，所以，在建设旅游景区的过程中，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工作方法，要以景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进行发展与创新，但对于传统方法的优势还要继承，让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二、转变观念，扩充内容
旅游景区要充分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但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首先，要正反两面抓。不仅要树立模范与榜样，对员工进行正面的灌输与开导，起到激励作用，还需要抓住反面教材，对员工进行警示与教育，以起到告诫作用，从而达到思想政治工作对员工的教育目的[2]。其次，要即时与超前相结合。如果发现有潜在问题，需要进行及时教育与引导，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下，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还需要具有前瞻性，能够对员工的思想倾向进行大体上的分析与把握，从而提前预测到一些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进行超前教育，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再次，要共同解决思想与实际问题。旅游景区员工存在的很多认识层面与思想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产生的，与实际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如果只注重解决思想层面上的问题，而忽略实际问题，就会使得思想政治工作与员工相脱离，很难取得良好的工作效果。最后，走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旅游景区的思想政治工作都处于感性认识中，一部分还倾向于用经济做工作，这使得很多旅游景区的建设停滞不前[3]。因此，旅游景区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倾向于对人进行研究，将行为科学渗透到工作中去，加之心理学与行政管理等相关学科，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富有综合性，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
三、健全机制，强化队伍
旅游景区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注重阵地建设，做到纵向上的相互结合，实现管理的网络化。建设专门的人员或队伍，对旅游景区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负责组织、检查、协调、监督等工作，并定期对一段时间内的宣传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协调景区内各方面的力量，构建起完善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络，实现旅游景区内部各个部门的共同参与与建设。在规划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但还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充分落实，协调好旅游景区的短期建设目标与长期发展目标，使旅游景区的建设更加富有系统化[4]。与此同时，思想政治工作还可以进行分解，将每一项任务与每一个目标都进行细化与量化，在实现任务与目标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具体、明确。另外，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进行考核与评比，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景区可以强化定量化的思政工作考评与监督，并将其当做年底考核的主要依据，与奖金和评优挂钩，以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效果。强化旅游景区中思政队伍的建设，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为思政队伍创造一个有利于工作开展的环境，并制定公平、公正、公开的激励机制，以此激励思政队伍学习新的理论知识，以旅游景区的实际情况为基础，找到更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旅游景区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开创出文明景区的新局面，夯实旅游景区的建设基础。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旅游景区需要更加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以此来夯实旅游景区的建设根本，通过提升思想意识、转变思想观念、健全思想机制的方法，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于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有利于文明景区的开创与精品旅游园区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柏槐.论旅游统筹全域景区的建设和发展——以汶川县地震灾后重建发展文化旅游为例[J].中华文化论坛，2011，（4）：157-162.
[2]侯启雄.旅游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旅游经济特征——以武陵源旅游产业公司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1，（31）：158-160.
关键词：线性认识；不惑；幕后利益；奇谈怪论；启示；广阔的；前景；空间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32(C)-0105-01
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源于对理论框架的现解
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教材编写者的笔下，这一历史规律成了唯一的一般规律。而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虽然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却被描绘成“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尽管中国创立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但仍不为教材编写者所接受；尽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在事实上破除了对所谓唯一历史规律的认识，但在我们的教材中却不承认这一点。究其原因，主要受我国无神论的一元化系统制约有关。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元化的，由于中国没有以宗教为基础的国教，故这种一元化系统的特征是政权不和神权分享的。精神生产资料支配者和执政者的统一，使人们对问题、尤其是对理论的线性认识的成份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既已接受了为指导思想，也就很容易把马克思的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唯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在一元化系统下几乎是很难避免的。孰不知，事物总是会向前发展的，这种马克思的无神论和中国一元化系统的无神论相结合形成的认识，也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转移的。而这恰又是中国无神论一元化系统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特质之一。
二、事实上，教材传达给人们的上述信息所留下的后遗症，已经或正在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不惑
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饱受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压和盘制，现在虽然表面上独立了，但仍有很多国家受原宗主国的无形实际控制。原宗主国在某些经济领域的撤退或资本控制，使中国在全球化这一线性认识的指导下，经济项目的介入遭遇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原宗主国多为西方国家，他们感觉中国经济项目的介入影响了他们的幕后利益，于是制造出例如：“中国到非洲是掠夺资源，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原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很多国家，虽经几个世纪，却仍不能很完整地接受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对工业化的天然反感，源于这些国家的处于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文化传统。我们总是习惯于马克思对西方有神论国家革命规律的线性认识，演变到现在，把全球化看作是唯一。而实际上，我们自己恰是在无法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参与了所谓全球化的，那也只是利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通性。因此，我们既已破除了对马克思的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线性认识，用新实践创立了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又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无神论的文化传统在生产方式变革中的不可替代的终极动因作用，承认了文化传统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层面，更存在于生产关系层面。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介于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文化传统（或非西方有神论文化传统）的终极动因作用，在他们国家的生产方式变革中，予以承认、予以尊重、予以符合他们文化传统的认真研究呢？
他们要求：不经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听起来是奇谈怪论，或是天方夜谭，但从破除了对马克思理论线性认识的角度，从不经过资本主义、却经过工业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对他们的这种要求，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历史规律的探讨，未尝不可。我们在全球化的线性认识指导下，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通性，以经济项目介入发展中国家，而若不考虑他们的文化传统的终极动因作用，无疑给那些西方宗主国提供了造谣的借口。事实上，这种共通性体现的全球化已为他们的不能完全接受或长期抵抗的历史所变相否定。他们需要的是不破坏他们国家自然形态，不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我们中国人既已尊重了自己，又何尝不能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呢？
三、在探讨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文化传统终极动因作用的过程中，和谐世界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
在中国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能很好地对待以某种为特点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自治区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都知道东、中、西部的差距。我们不可能要求中部、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完全达到东部发达地区那样的水平。但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调节，使中西部地区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国内的种种作法，为我们在和谐世界的创建中作出了很好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