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35:11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金融相关法律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DF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08-0137-03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 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主权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主权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主权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商业保理概述
商业保理，指的是设立专门的商业保理公司，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应收账款管理与催收、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的一种商业行为。根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的定义，保理业务是指保理商以受让供应商因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而产生的应收账款为前提，为供应商提供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陈霜华、蔡厚毅，《商业保理实务与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页。）
商业保理的本质
即便是在暗保理的情形下，保理商与供应商之间仍有关于债权让与的约定。（朱宏文，《国际保理法律与实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4页。）关于商业保理的本质，业内很多人士认为是应收账款的转让。我认为则不然，笔者此处采取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田浩为先生的观点，应收账款转让只是商业保理的前提，不是商业保理的本质，商业保理的本质在于它的综合l生。它是一项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商业活动。如果一项商业活动仅仅是应收账款的转让，那不可能被认定为商业保理。必须是在应收账款转让的前提下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才能构成商业保理。而应收账款转让可以说是商业保理的前提与核心，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构成商业保理的本质。
商业保理业务模式
根据商业保理的资金链上下游结构可以将商业保理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讨论各个阶段的业务模式。资金链下游阶段是应收账款卖家向保进行融资，资金链上游阶段t是商业保理企业的资金来源融资。
“X+商业保理”模式。“X+商业保理”模式指的是位于资金链下游的应收账款卖家向保理商进行融资的商业模式。“X+商业保理”模式又分为商业保理一般模式、反向保理模式以及应收账款池模式。
商业保理一般模式：商业保理一般模式，指的是日常经营中存在大量应收账款的商业企业将全部或者部分应收账款打包转让给商业保理公司进而融资的一种保理业务模式。商业保理模式是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模式。该种模式的交易结构存在两个核心的法律关系。一是基础合同法律关系。商业活动中买卖双方以信用结算方式进行某种实质性商业交易，形成合格的应收账款。二是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进而获得融资，并由保理商提供约定的金融服务。
实务中按照应收账款的转让是否须通知债务人将此种模式分为明保理和暗保理。按保理公司是否可向卖方追偿为标准可分为有追索权的保理和无追索权的保理。
反向保理模式：反向保理，是指在保理业务开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不是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基础商业合同中卖方）与保理商，而是基础商业合同中买方与保理商。此种保理模式下，主要是基础商业合同中买方与保理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理业务的开展是否顺利，核心在于买方的信用程度。
这种保理模式的出现是源于商业活动中存在买方规模很大而供应商数量多、规模小且分布分散的情况。保理商关注的核心在于买家的信用程度，进而形成应收账款资金的回收预期。采用反向保理模式，众多小供应商可以借助大买家的高信用程度来对应收账款进行融资，进而既降低了小供应商的融资成本，也促进了商业交易活动中的资金的流动性。它可以确保大买家与众多小供应商之间保持一种信用交易等低成本交易和高流动性的交易链条。
应收账款资金池模式：应收账款资金池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将众多的应收账款进行打包分类，再转让给保理商的一种保理模式。主要应用于买方数目较多且较为分散的情况。该种模式免去的单笔保理业务的多重保理费用，且买方较为分散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分散风险。
“商业保理+X”模式。“商业保理+X”模式指的是位于资金链上游的商业保理企业的资金来源融资模式。“商业保理+X”模式又分为“商业保理+再保理”、“商业保理+理财产品”、“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三种模式。
“商业保理+再保理”模式：再保理，指保理商从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即卖方受让应收账款后，再以该应收账款为标的向其他保理商或者具有保理业务资格的商业银行转让进行再次保理的一种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保理商实质是充当一个信用中介的角色，其资金来源于再保理业务。
“商业保理+理财产品”模式：保理商和资产管理机构进行合作，将受让的应收账款进行打包分级，并通过一系列增信措施进行信用升级，并以此为基础资产设计资产管理计划等理财产品。后期再通过资产管理机构或者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销售推广进而融资。此处应当注意应收账款期限与理财产品期限的匹配性。
“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模式：保理商受让应收账款后，与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等具备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合作。将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进行拆分、组合，辅以增信措施，使其符合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要求，进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此处，作为基础资产的应收账款，除了应当满足“合格应收账款”的条件以外，还应注意应收账款账期与资产支持证券的期限相匹配，确保现金流的顺畅。
“合格应收账款”研究
所谓合格应收账款，是指什么样的应收账款可以作为商业保理业务开展之基础的应收账款。合格应收账款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
一是可转让性。作为商业保理业务基础的应收账款，必须具备可转让性。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约定不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或者是法律明文规定不得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不得转让。也就是说，前述两种应收账款不具有可转让性，无法完成商业保理的前提即应收账款的转让，不属合格应收账款。
二是权属清晰。这里是说作为商业保理业务基础的应收账款，必须权属清晰。如果应收账款具有较大争议甚至处于诉讼或者仲裁之中，保理业务中尤其是无追索权的商业保理中，应收账款转让完成之后，应收账款的报酬和风险瞬时移转于保理商承担，则保理商对于应收账款的资金回收预期会大打折扣，这对于保理商极为不利，且保理合同的效力也有可能受之影响。
三是基础商业关系真实。作为商业保理I务基础的应收账款，其本身的形成必须是基于真实、可靠的商业活动。因为只有是基于真实、可靠商业活动的应收账款其资金才具有可回收性。若是基于商业欺诈形成的虚假应收账款进而商业保理，则无疑是骗取保理商信任进而进行融资，这不但违反商业保理监管规定更是涉嫌触犯刑法中诈骗罪之行为。
基础合同对保理合同的影响
基础合同约定禁止转让。应收账款具有可转让性是作为“合格应收账款”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基础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主合同之外另行书面约定或者口头约定该应收账款禁止转让，那么就有可能对保理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
如果在保理合同签订、应收账款转让过程中，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对此项禁止转让约定三缄其口，保理商在不知道相关事实的情况下，由于该禁止转让约定是基础合同双方的内部约定，该内部约定不应约束作为善意第三人的保理商。故而，此种情况下保理商仍可取得应收账款的所有权，而应收账款原权利人则需要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如果在保理合同签订、应收账款转让过程中，保理商已经知道了禁止转让之约定，然而依然与应收账款原权利人签订保理合同、完成应收账款转让的，保理商与应收账款原权利人之行为构成恶意串通，保理合同应属无效。
关键词：CEPA；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法律协调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2-0040-05
一、引言
本文认为CEPA金融领域合作沿用GATS模式，在伊始及合作的初始期，有其审慎性的一面，但随着CEPA金融合作融合的加深及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GATS模式有其局限性。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经验可以成为CEPA金融融合进程的借鉴；欧盟经验的借鉴，必须考虑“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区域金融融合的独特性。本文的目的即在于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在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下继续推进，促成了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潮流，同时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制度环境与现实需求。
首先，《基本法》遵循《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构筑了处理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框架，即“一国两制”，并在第五章就香港经济、金融制度予以明确规定。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以及对外汇基金的支配和管理用途的规定，港元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地位、现行发钞机制保持不变，港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流动、不实行外汇管制等等。规定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的“法律基础与政策框架”，奠定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需求的制度基础。
其次，CEPA沿用GATS模式构筑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相互”开放的双边框架。尽管学者对CEPA的性质意见并不统一，但CEPA沿用GATS模式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特征是明显的。特别是在主体文件中，如同GATS一样，CEPA亦先就金融服务领域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概述了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义务，而将双方金融服务领域的具体开放承诺以附件的形式予以明确①。2004年10月27日CEPAⅡ在香港签订，并同样以附件3的形式对金融服务承诺予以修订。2005年10月18日CEPAⅢ的签订亦采用相同方式。如同世界贸易组织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离不开对市场准入金融监管法律、成员方国内审慎监管法律等的协调，沿用GATS模式的CEPA进程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潜在需求。
其三，两地金融主管当局在《基本法》、CEPA框架下对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关系进一步进行了阐述，成为两地金融融合的具体指导，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实践可能。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在“英伦银行研讨会”上，在阐释“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概括为：“一个国家内，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两种货币、两个货币制度以及两个全融当局之间的关系。”①并进一步提出处理两地金融关系的“七项原则”。②199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在“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九周年‘认识一国，体现两制’研讨会”进一步就“一国两制”及香港的金融自进行了阐释。2003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与内地银监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就加强双方监管合作、信息交流进行初步规定。
三、CEPA金融融合制度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局限性
1．GATS是WTO框架下旨在促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多边协议，其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作用仅在于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关的领域，如市场准入监管法律方面，对于准入之后的持续性监管法律制度较少涉及。CEPA在金融服务领域同样更多的关注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局限性使得持续性监管的合作仍然停留在签署备忘录的层次上，未能与CEPA实施区域金融进一步融合的目标相适应。
2．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处理多边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基本原则。基于推进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多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现实考虑，两项原则及其例外规定是适当的。但国民待遇原则强调“内外一致”，最惠国待遇强调的“外外一致”，并未能协调消除合作国家间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对于区域金融融合的合作而言，差异的金融监管法律仍然会阻碍合作目标的实现。如欧盟金融融合实践中，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颁布前，采用的即是国民待遇的作法，该作法并未能有效的实现银行业“设立提供服务的自由”。因为“即使每个成员国能非歧视地适用法律，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差异性并没有消除，从而共同体内市场的分离性仍然存在，即有多少成员国就有多少市场，而这与建立欧共体内共同金融市场的目标是相违背的”。③
3．处理多边关系的GATS模式是多边讨价还价的结果，其固然可成为处理双边金融服务贸易的参照。但多边关系中的讨价还价，由于利益的多样性与难与调和性，往往使得各自约束承诺的作出并未从“经济”的角度去考虑，而仅仅是出于“商人本性的讨价还价”。④因此多边自由化的措施，是否反映真实的区域金融融合及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值得商榷，尤其是对于香港与内地而言，一国两制的框架、地域的毗邻及其天然的亲缘关系等等。
显然，CEPA下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沿用GATS金融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模式并非尽善尽美，随着内地与香港金融的融合的深化，金融监管法律的协调日益成为深化合作的迫切需求时，CEPA进一步促进金融融合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区域金融融合典范的欧盟，其借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推进金融融合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四、欧盟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欧盟在区域金融融合进程中，通过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单一内部市场的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效。以银行监管法律协调为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指令，对资本充足、并表监管、大额暴露等金融监管法律进行了协调。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欧盟金融融合建设进程相得益彰。一方面，内部单一市场的建设不断拓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需求，另一方面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又促进了单一市场的建设。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植根于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设计了良好的协调保障机制。
(一)欧盟基础条约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石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由欧盟基础条约予以保证。首先，《欧共体条约》①对四大自由的规定，尤其是对设立与提供服务自由的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保障四大自由及后来单一内部市场目标的约束下，对有可能阻碍目标实现的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进行协调，是协调的根本目的所在。其次，《欧共体条约》第二编第三章对法律近似化专章予以规定，特别是第94条依据共同市场的要求明确“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案以全体一致同意通过指令，以使各成员国的对共同市场的建立或运转发生直接影响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条例的各项规定趋于接近”，从而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良好的依据。《欧共体条约》第3条亦明确规定，为了达到本条约所确立的目标，按照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共同体的活动应包括“在共同市场运行所需限度内，使成员法律近似化”。将法律近似化作为欧洲共同体的重要活动之一。欧盟基础条约的规定以目标指引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并对其进行具体规定，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机制保证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成功在于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精巧设计。欧盟金融(银行)监管法律协调最初采用“全面协调”的原则，追求的是“通过对各成员国银行业法规的‘完全的统一’来实现共同体银行业一体化”。这一协调原则集中体现在欧盟银行业法律协调的早期成果1977年《第一银行指令》。由于银行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各国银行业法律的差异，追求“完全的统一”式的全面协调，并未能很好地推进欧盟金融融合的建设。1985年《关于建立内部市场白皮书》在描绘欧洲单一市场蓝图，列举建立单一市场所必需的指令时，摒弃了“完全统一”的一体化主张，确认了在关键领域，如金融监管等方面，运用“相互承认”、“最低限度协调”二项原则来促进欧洲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89年的《第二银行指令》在银行业法律协调中确认以上两项原则，并成为了欧盟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以尊重成员国法律为前提，每个东道国把其他成员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视同于本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东道国通过适用本国法的不同规定而限制成员国、信贷机构的准入，扩大了银行业的开放。单一银行执照和母国监管原则是相互承认原则的具体体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对银行业的“重要规则(essentiall rules)”进行协调。
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以单一执照、母国控制原则为具体体现，辅之以欧盟立法的两项基本原则――附从原则(subsidarity)与适当原则(proportionality)，构筑了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的完整体系。自《第二银行指令》以来，欧盟依托精巧的协调原则，客观上降低了对成员国国内法的协调需求，从而加速了金融业的一体化进程。
(三)欧盟的区域立法工具体系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工具保证
欧盟的法律渊源可以分为基本渊源和派生渊源。基本渊源由欧盟的基础条约及后续条约组成，如《罗马条约》等。派生渊源由条例、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构成。条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可以在所有成员国中直接使用，无需经各成员国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转换程序或批准方式使其成为其国内法。指令对特定成员国有约束力，要通过成员国国内立法程序转换成为本国国内法。建议和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上，尤其是欧共体立法程序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决定对其指明的对象有约束力，既可以对成员国作出，也可以对公民或个人作出。欧盟基础条约提供协调的总体框架与目标指引，作为基本法律渊源，为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前述)，欧盟的派生渊源，则以其完善的、多样化的工具体系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主导作用。与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结合，指令最终成了实现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的首选。根据《欧共同体条约》第249条第3款规定：指令对与其所指称的成员国，就其所欲达到的目标具有约束力，但采用何种形式与方法达到指令目标则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因此，指令的方式是一种体现“软法”“软法（soft law）是用来指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实际影响的规则，是与“硬法（hard law）”相对的一个概念。本处用来表示欧盟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协调中协调效力架构及注重灵活性的考虑。方式的协调，较好的平衡了金融融合与成员国间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及利益所在。以银行业为例，欧盟建立制定了大量的指令，涉及设立和经营业务、资本充足与清偿比率、并表监管等多方面，通过该指令确立了银行监管法律协调。
(四)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良好组织保障
莱姆法路西框架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新系统，是以亚历山大・莱姆法路西为首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哲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Wise Men on the Regul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ies Markets)所倡导的欧盟证券市场监管协调立法框架推广至银行、保险业监管立法协调的成果，是对原有协调机构的整合、改造与突破。莱姆法路西框架包括四个层次的协调机构，第一层次包括欧洲经济与财政部长理事会(ECOFIN)、欧洲议会(EP)、欧洲委员会(EC)，主要是进行框架原则性立法，仍由EC提出立法建议。第二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委员会、欧洲证券委员会、欧洲金融集团委员会，委员会由成员国财政部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确定、建议和决定有关对第一层次指令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三层次包括欧洲银行业监管者委员会、欧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监管者委员会、欧洲证券监管者委员会，各委员会由成员国各监管当局、欧盟相关机构等高级代表组成，主要是加强成员国监管当局的合作，保证统一实施第一、二层次立法。第四层次即执行层次，为各成员国包括成员国监管者具体实施欧盟指令、条例，欧洲委员会也担当监督、促进实施的责任。
莱姆法路西框架四个层次的架构，奠定了欧盟金融业法律协调的莱姆法路西程式(Lamfalussy：Process)，即四层决策法(A Four-level Approach)。由第一层进行框架性立法，协调立法原则，第二层次关注技术性问题，制定第一层次协调立法的实施细则，第三层主要是“在准备实施欧盟指令的技术性措施，及准备促进欧盟监管合作和监管趋同的措施中为欧盟委员会提供专家意见”。第四层次由欧洲委员会协同成员国、成员国监管当局等实施欧盟立法。四层次立法中，主要是以欧洲理事会或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共同颁布指令的方式进行协调立法。
(五)欧洲法院是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司法保障
欧洲法院在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中起重要作用，在欧盟基础条约对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作初步规定后，欧洲法院不仅在实施中起到了统一解释、促进实施的作用，而且通过法院的判例，进一步拓展、完善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原则。如欧洲法院在Van Gend en Ioosep案中，第一次阐述了欧盟法直接效力的含义，而相互承认原则即源自于欧洲法院1979年对Cassis de Diion一案所作的判决。①欧洲法院对欧盟法的阐释与发展是由其自成体系的司法程序予以保障的，如《欧共体条约》第230条规定的合法性之诉，第232条规定的不作为之诉以及第234条规定的预先裁决程序等等。由欧洲法院根据《共同体条约》的基本精神，通过判例的形式确立了解决欧盟法与欧盟成员国法两种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的框架原则，以及部分调和了欧盟成员国法之间的冲突，从而扫除了共同体法直接适用于成员的障碍，为法律协调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欧盟金融融合进程中，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既是作为金融融合的工具，同时也是一体化的客体之一，欧盟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特征了是明显的。欧盟以基础条约规定的建立欧盟共同体内部市场的目标为指引，以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约束，借助良好设计的协调原则，以超国家性的欧盟次级立法为主要协调工具，辅之以协调机构、程序的优化及其司法保障体系的构建构筑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在推进欧盟金融市场一体化中的成功作用。欧盟的成功经验值得CEPA进程中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一体化)的借鉴。
五、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
(一)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
其一，欧盟成功经验的保证在于欧盟基础条约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规定的效力上。欧盟基础条约是国家之间的国际条约，其对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规定为成员国创设了国际条约上的义务。这是欧盟成功协调的源泉所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应该选择怎样的“基础条约”，显然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一。
其二，《基本法》为处理内地与香港金融关系规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政策框架，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协调是否是对此基本制度的侵蚀。即如何处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与“一国两制”的基本关系，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借鉴欧盟经验的难点之二。
以上两点难点，其实质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深化的基础所在。《基本法》及其CEPA所构筑的基本框架，从国内法、“国际法”的层面规定了两主体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基本法律地位。《基本法》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香港的特别行政区的主体地位及政治、经济、金融、司法等基本制度；尽管CEPA国际法层面的意义仍有异议，但内地与香港同为W'TO成员，其遵循WTO原则规定是符合逻辑的。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从某种程度提供了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双重保证。源于内地与香港关系的独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一体化)需求强烈，建立内地与香港金融服务的共同市场，是一个国家内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
(二)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其完善
内地与香港政治经济关系的独特性为金融监管法律协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亦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选择的约束。因此，以《基本法》构筑的基本法律政策框架为依据，考虑如何以CEPA阐释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独特性，以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促进共同市场建设，应是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路径选择及“基础条约”之所在。显然，从CEPA的原则规定可以看出CEPA考虑到了这种独特性。但如本文前述，沿用GATS模式的CEPA框架，在内地与香港金融进一步融合进程中存在局限性。考虑内地与香特性，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路径借鉴欧盟的成功经验，应着重考虑的是以下五个方面的改进加强：
其一，考虑CEPA目标的扩展，将金融融合或建设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列为其目标之一。诚如前述，目前CEPA的目标仅限于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未能考虑到同为一国家、地域、文化等毗邻及天然亲缘下，内地与香港优势互补的自然发展，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前景。广泛的适当的目标不仅是指导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依据，而且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最大功效亦在于以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促进内地与香港金融融合建设。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CEPA的目标，以便利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效的取得，尤其是CEPA的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①金融融合的一种示范作用。
其二，以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为基础，结合GATS模式中的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构筑适合内地与香港的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原则，逐步推进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一国两制”是实施最低限度协调与相互承认原则的天然基石，是一个之下构筑金融服务的内部共同市场的需要。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的最低协调可以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的监管规则为考虑的基础之一，适当考虑内地与香港的特殊性。在诸如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等金融监管法律中首先实现最低限度的协调与相互承认。在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差异较大的领域，可暂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处理。香港金融监管法律较为完善，内地自加入WTO后在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制定也更加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特别是在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对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会员监管规则的借鉴日益加速。内地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中，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将会促进内地金融监管法律的完善。
其三，考虑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比较正式的，能就两地实施金融监管法律协调事项进行裁决，享有一定司法裁决权的争端机构，确保金融监管法律协调的实施。当前至少可以考虑参照WTO争端解决机制，完善CEPA“联合指导委员会”的地位、职能、组成程序、所作决定的效力等等。争端解决机构应仅就涉及两地金融融合、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实施的有关争议事项作出裁决，在人员组成上确保公平。参照WTO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强调金融监管法律协调处理“两制”的适当性，而非仅仅是“一国”下的行政命令解决。
一、中国在金融服务开放中具体承诺的特点 中国加入WTO后，在《加入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表》中，对金融服务的开放做出了具体承诺，与其他国家在《金融服务协议》中所做出的具体承诺相比，这些承诺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中国对金融服务开放的限制主要在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中国对金融服务部门进行经营和批准标准权为审慎性的，没有数量配额或经济需求测试的要求以及上述限制措施主要集中在以商业存在的形式提供的金融服务方面等。
二、WTO及国际调节对我国金融监管造成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的约束。根据GATS第1条和第16条规定的市场准入原则，中国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在具体承诺表中同意列明的条款的内容，除非在其承诺表中做出明确限制，否则不得采取与GATS不符的措施。比如不得限制其他成员向本国提供金融服务的总量或进入本国的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数量等。根据GATS第17条，列入具体承诺表中的其他成员的金融服务部门如果符合表中所列的任何条件和资格，中国就应给予其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其给予本国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这在市场准入与国民待遇方面构成了对中国金融监管的约束，中国有义务按照其承诺给予其他成员同等待遇。
第二，对审慎监管措施的约束。根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一成员为审慎起见，可经采取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者、保单持有者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义务的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的措施。但是，如果这些措施与GATS不符，则不得用于逃避其在GATS下的承诺或义务，即监管措施应当是出于审慎目的而采取的。
第三，确立了金融服务的保障机制。尽管WTO鼓励各成员国扩大金融服务开放，但同时它也确立了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保障机制。中国在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可以对其已承担有关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义务的服务贸易采取或维持限制措施，只要符合GATS规定的有关条件，即使与其承担的义务不符，也视为不违反WTO的规则。
三、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如何应对国际调节机制 应对国际调节机制应着重抓好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金融服务开放必须循序渐进，与金融监管相协调。按照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原则，中国应当根据自身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和监管能力，逐步推进金融服务的开放。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本国金融监管能力较弱时就迅速开放金融服务，最终导致国内的金融动荡。目前中国金融监管能力较弱，相关立法仍不完善，一些监管手段的实效也不明显，因此还不宜过早开放国内的金融服务。虽然中国已在《加入议定书》中对金融服务的开放做出了具体承诺，但其实施还要通过国内立法来实现。在确保本国国内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符合WTO要求的同时，应从长远和全局的角度来考虑所要进行的“立、改、废”。
第二，灵活采取审慎原则，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WTO关于金融服务法律规范的一个原则就是审慎原则，即一成员为审慎起见，可以采取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者、保单持有者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义务的人的措施，也可以采取保证金融体系完善和稳定的措施。因此，我国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和对各种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应灵活运用审慎原则，采取资本充足性监管、流动性监管和存款保护监管等一系列监管措施。通过对申请人资本金、从业人员资格、是否得到母国的有效监管以及通过现场和非现场的检查、稽核，建立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及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业务经营等进行监管。
关键词:金融风险;法律制度;防范;完善
一、金融风险概况以及我国面临的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是指由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机构信用不佳甚至破产倒闭从而造成的机构的重大损失，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体系的紊乱和国民经济的动荡。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等等。信用风险一直是金融行业面临最主要的风险。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就是贷款和投资，贷款和投资都需要金融机构对借款人或者投资对象进行信用考察并对其信用做出判断。但是由于各种主管或者客观的因素，金融机构在借款和投资之前得到的点查信息可能存在误差。又或者是借款或者投资对象突况导致其信用大大降低。这些就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就是借款或投资对象无法偿还金融机构的资金。如果金融机构不能提前预料并做好此情况发生的准备，此风险会给集荣机构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虽然近几年来金融机构的资产储蓄、应对措施有所增多以及闽融信用度的普遍提高，但此类情况还是时有发生。操作风险。操作风险也是我国金融风险中的一大重要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我国金融行业中的一大特征。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原因造成的。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机构治理体制和机制的失败，金融机构内部对其内部的越权、失误等违反治理体制问题的不及时处理，这就会导致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的多发;金融机构外部信息技术系统由于各类重大灾难事件而导致的信息失效也会给金融机构在成极大的损失，加大操作风险。从今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发生的操作风险来看，我国金融机构操作风险较高，且由于金融机构内部而导致的操作风险占主体。跨行业、跨市场的风险。目前，金融创新是金融行业增加收益。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模式合外部生态环境同时变化的情况下，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创新也给金融机构带来了风险。一方面，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很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不仅有以事业型为主的金融辅助公司，而且也有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公司模式。另一方面，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等机构在改进经营模式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类跨市场的金融工具或产品。这些都会成为金融机构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因素。
二、我国金融风险的原因
我国金融风险的原因，究其根本是法律法规以及体制制度的不完善。
(一)金融行业有关征信管理法规制度的缺失
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建立的目的主要是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信息不对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行业也快速发展，经济活动也日益频繁。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或投资人的信用考察也越来越有必要，金融机构也越来越依赖专门的征信体系来完成对借款人或投资人的信用考察。但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征信体系处于起步阶段，管理法规制度缺失，这就会造成金融机构对借款人或投资人进行信用考察时的信息不完善或者有偏差，给金融机构带来信用风险。
(二)金融诈骗等处罚的法律法规制度的不完善
法律对于金融诈骗和违反相关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所追究的法律责任的缺失和不完善，不足以对犯罪人员构成威胁和震撼，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的操作风险，给金融机构带来负面影响。
(三)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滞后
现行的企业法律制度就破产来说，在管辖和受理、监督制度等方面都不利于债权人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就会导致金融机构的债权恶化，不良记录积累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和完善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管理体系，改进征信系统的相关法律规定，减少金融机构的各种风险。这要求相关部门的政府人员和执法人员以及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加大对此法律法规的探讨并最终完善;加大金融欺诈和违法相关法律的形式责任，加大相关法律的震慑力。这就要求相关法律人员对相关法律规定探讨并作出改动;对企业破产法律作出先关调整。
(二)相关部门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的建设，加大宣传信用力度并加强培养全社会的自律意识。提高全民的信用素质和道德素质。
［参考文献］
［1］袁媛，吴孙克．金融风险控制与法律对策研究［J］．中国经贸，2012(22)．
［2］吴坤龙．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法律制度的完善探析［J］．金融商务，2015(2)．
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研究
一、民间借贷市场状况分析
从民间借贷市场的基本情况来看，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也因此使得当前的民间借贷市场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依靠的是地区经济的进步以及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优越性。
（一）借贷数量大、范围广
近年来民间借贷市场运营的情况是，民间借贷数量大、范围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由于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相关的数据统计存在一定的难度。有数据曾显示，就某地区调查的100家企业和个人来看，70%―80%的企业或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发生过民间借贷的行为，同时就他们的借贷数据来看，借贷金额从几百元到几百万元不等，总借贷金额达到4400万余元。
（二）借贷利率高
民间借贷利率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需要决定，特别是地区资金供求的状况，当地区经济发展平稳或者处于经济疲惫期时，民间借贷利率就会相应较高。另一方面，民间借贷市场的运营，也同样要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总体趋势也会随着国家对信贷政策的调整而变化，当信贷政策处于收紧期时，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反之，情况则相反。就目前民间借贷市场的状况而言，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要高于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倍，存在高利贷的现象。
（三）借贷手续简化
相对于正规的金融机构而言，民间借贷确实存在着自身的优势。民间借贷相比较银行借贷来说手续简单，大大缩短了资金周转的时间，民间借贷的这一特点，刚好适应了民间资本运营的需要。然而借贷程序简化之后，相应地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借贷协议和担保协议的缺失势必会引发纠纷。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
1.法律标准缺失
民间借贷法律门槛过低，针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还不健全，即使存在相关法律，在规范力度上过于宽松，立法技术也存在欠缺，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存在漏洞等等。民间借贷没有明确的立法标准，对于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上存在模糊性，民间借贷行为者之间的利益标准不明确，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差。
2.相关制度缺失
由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设定还不健全，其后果导致的就是相关的制度也难以确立。比如主体退出机制、个人破产制度等等，制度的缺失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需求。
（二）法律监管不到位
1.存在无序发展的问题
民间借贷的资金部分流向国家限制的领域，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导致资金分配不均，严重影响国家的整体发展布局，造成社会利益方向的偏离。另外，民间借贷的无序发展，容易加剧金融机构的恶性竞争，原因在于民间借贷过度吸收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减少，势必会引发存款竞争，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2.存在监督制约机制缺失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在法律制度方面还不健全，导致其规范力度不够，这就是使得借贷双方无法做到一个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特别是就资金的所有者而言，无法掌握自己的资金流向，容易发生借款人无法偿还的行为，借贷人将无能为力。
（三）法律秩序不规范
1.冲击正规金融机构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产生的诱导，引发了一些借贷风险危机，一些投机者选择铤而走险，挪用正规机构的资金偿还民间借贷，以次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过投机者的转投，正规金融机构难以确定资金的流向，导致信贷资产质量的降低，最终影响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
2.诱使大量非法资金流入
由于民间借贷法律制度存在缺失，就为非法资金的流入提供了机会，也为不法分子开展洗钱、非法融资等提供了环境。民间借贷不同于正规的金融机构，从运营机制到管理机制都不完善，因此就增加了查处不法行为的难度。因此，民间借贷的合法化就成为了规范融资秩序的重中之重。
三、针对民间借贷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当前，我国尚没有在民间借贷领域完善合理的法律，使得一些非法的民间借贷有机可乘，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民间借贷，并能够保障民间借贷的合法运营。以放贷人的资历、业务领域、资金来源、可控利率范围作为规范民间借贷的主要内容，并以提高法律的权威性以及财务制度的完善性为手段，合理认筹民间借贷的微观方面，区分非法金融和民间借贷，明确何为合理的，何为明令禁止的，由此改变民间借贷如今的法律环境，保证民间借贷的正规运营。
（二）加强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
首先，健全监管制度。民间借贷的另一个特点是多样性，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延伸至证券、保险等其他金融领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和各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民间借贷领域势必是产生动荡，甚至会牵连到其他金融领域。各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才能保障民间借贷领域的有序化运营。
其次，对民间借贷进行备案登记。对民间借贷进行备案登记的目的就是建立起一个“登记簿”，让有“户口”、合法的民间借贷组织享有更稳定的保障。不仅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违法行为。
最后，创新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方式。由于民间借贷与其他金融活动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在监管方式上应有所不同。
（三）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
解决民间融资的问题不仅要依靠民间借贷，也应开发商业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灵活地应对中小型企业在信贷方面不同的需要。只有将这些方面协调配合，积极引导我国的信贷市场，规范信贷制度，保持信贷环境“干净”，方能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保障信贷市场的安全和规范。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金融衍生工具;风险;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 F420 [文献标识码] B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和性质
（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
国际上是这样定义金融衍生工具的，当事人之间的双务合同或者交换支付协议，它的价值正如其名称所体现的，衍生于基础资产或者相关的基础比率或指数。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较之前的定义更狭窄些，它们认为金融衍生工具的核心在于对风险的管理，衍生合约本质是一种双边合约，目的就是对风险的一种管控。
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研究较国际上其它国家较晚。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直到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才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向了市场经济时代。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与国际上略有不同，并且国内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定义也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区别于传统的金融工具，所以称之为衍生工具。有的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工具是以另一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的金融工具。它由债券、股票、外汇等基础工具衍生而来，包括远期、期货、期权、互换四种基本工具和由它们通过变化、组合、合成三种方式再衍生而来的变种。
（二）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性质
金融衍生工具在法律上来说本质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其名称上的“工具”二字不影响其本质的债权债务关系。签订合约的双方当事人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拥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据我国的法律，金融衍生工具有几大法律属性。诺成性，就如字面意思一样，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一致的意思，并不是以标的物的交付与否来判断。虚拟性，金融衍生工具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某种具体的实物，它只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是一种不具体存在的工具。目的的不同性，金融衍生工具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合同双方的风险性。
二、我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作者以沪深股市的数据为依托，调查发现2009-2014年度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企业的比例分别为7.523%、11.117%、12.558%、13.412%、14.873%和12.423%，虽然增长速度在2008年后有所放缓，但总体上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在这样较高比例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背景下，我国金融衍生工具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一）法律设置不完善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很多法律建设仍然十分之后，尤其是经济类法律。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相关法律更是寥寥可数，其中对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法律屈指可数，并且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和法律法规也存在着矛盾和不协调。我国的股市也不够成熟，相关股市的法律监管也不够健全和完善。甚至可以说，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亟需相关法律部门的统一协调和制定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
（二）分业与混业交叉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是在借鉴了欧美等资本市场成熟国家的历史经验后，为防控风险采取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模式。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得美国金融业全面崩溃，银行参与证券投资等高风险行业是金融市场暴跌的主要原因，所以美国在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由混业经营转变为分业经营。我国的金融监管正是借鉴了历史上这个惨痛的教训，所以才坚定的执行分业经营模式。我国商业银行法明文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感到分业经营的弊端比较大，严重制约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纷纷又放松管制重新开始混业经营。我国金融市场还处于初创阶段，不确定因素较大，在分业经营名义格局下也存在着混业经营现象。
（三）投机现象的存在
金融衍生工具的参与者一般以金融机构为主，这些金融机构往往资金雄厚，在和广大股民和中小投资者的博弈中，往往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小投资者往往败下阵来。金融机构不仅资金雄厚，还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使得机构可以做出更精准的判断和行为。金融机构依靠着这些优势进行投机，往往可以取得较大的利润和机会。政府相关监管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尽最大努力去控制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但由于政府的政策往往有时候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预测。金融机构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往往会进行预测，因为一旦预测成功，这些金融机构所取得的利润往往是几倍、几十倍的增长。
三、我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监管的完善策略
（一）建立统一的监管模式
由于金融衍生工具涉及到多个金融监管部门，所以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督和管理需要涉及、协调多个部门。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首先要以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为前提，只有在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再去协调各类金融监管部门。统一的监管模式既可以缩减管理资源，也可以使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更健康、成熟的发展。统一的监管模式也更方便使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与世界接轨，有效实现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有序健康发展，保证我国的金融安全。
（二）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相关法律的建设
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相关法律寥寥可数，其中对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法律屈指可数，并且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和法律法规也存在着矛盾和不协调。我国的股市也不够成熟，相关股市的法律监管也不够健全和完善。甚至可以说，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亟需相关法律部门的统一协调和制定具有指导作用的法律。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相关法律建设极为薄弱，对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国的立法部门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尽早并且准确的对我国目前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现状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判断，做出适合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发展的具体管理办法和监督体制。建立有效的监管实施规则，保证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框架的稳定性、持续性和一致性，明确规定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额与风险承担限额，形成有效的控制与约束机制，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健全的交易制度体系。
（三）增加与国际上的协作与沟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受着其它国家的经济的影响。我国在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计划体制经济，我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不受到外界的经济体的影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受着其它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的发展，更是促进了当今社会下全球的现金的流动，国家间的金融流动性大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必须增加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金融协作。
（四）明确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原则
我国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我国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自然也要遵守市场管理的原则。政府主管部门只是起到引导和组织管理的作用，但真正发挥协调管理的作用仍然要靠市场。我们常见的几大市场管理原则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管理同样适用。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是金融衍生产品管理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开就是信息公开，管理原则和方法公开，所有的受众有同样的收到信息的机会。公平，就是金融衍生工具涉及的双方有着公平的权利和义务，不因为某人的特殊性来影响这种公平性。公正，就是保证金融衍生工具的管理是公正的，它是在保证了公开和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我国网上银行的不断发展，金融衍生产品使用者数量者剧增，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性也在迅速的增加着。我国也发生了许多的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事件。这就促使了我国必须增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关注度和监管力度。虽然2004年后，我国也推出了几个金融衍生产品相关的法律指导意见，但仍然只是几个比较单一的监管的法律。我国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仍然需要高度的重视，找到适合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方法，以促进我国金融衍生产品的健康、合理、有序的发展。让金融衍生产品更好的为我国的人民服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参 考 文 献]
[1]熊玉莲.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J].政治与法律，2006（3）
[2]张恒.金融衍生工具的契约性质与金融风险管控[J].开发研究，2014（2）
[3]潘涛.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及其管理――兼论中国发展金融衍生市场面临的风险及对策[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5）
论文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动产担保；权利担保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协调运行的基础性力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直以来，融资难都是制约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又难于破解的主要问题之一。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信贷融资难的主要因素则是金融机构过于依赖土地和建筑物等不动产作为担保物，而中小企业的主要资产却多以动产和权利为主。基于缓解融资难现状，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行政部门、企业积极创新融资担保模式，并付诸于实践。融资担保模式创新过程中存在诸多的法律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并不断探求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创新的实践
中小企业享有的权利种类繁多，拥有的动产资源丰富，这些动产与权利都可成为担保物，因此，减少金融机构对不动产担保的依赖，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具有广阔空间和大好的前景。近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和政府的支持下，金融机构对动产和权利担保融资业务创新的力度不断增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权利担保融资的创新
1、用益物权担保融资的创新
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的物在一定范围内，加以使用和收益的定限物权。《物权法》第184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法律另有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除此之外，《物权法》对用益物权作担保物并无限制，这为用益物权担保融资提供了法律保障。实践中，基于林地承包经营权、采矿权、海域使用权等权利作担保融资的模式，都属于用益物权担保融资创新的范畴。这些用益物权用于担保融资，帮助了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潜在价值得到所需信贷资金，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放贷银行的资金使用率。
2、财产权利质押融资的创新
根据《物权法》第223条的规定，股权、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等财产权利可以出质。实践中，对于债权人而言，股权、知识产权、应收账款等权利质押的风险较难控制，因此，金融机构并不愿意接受这些财产权利质押。近几年，金融机构关于财产权利质押贷款的探索与创新主要是完善质押融资中的权利价值评估、权利出质登记、权利交易等相关操作环节，以此降低融资风险，消除金融机构的顾虑，推动权利质押融资的发展。此外，金融机构也在不断探索拓展应收账款质押的类别，由此出现了订单质押、旅游门票收费权质押等融资模式，这些融资模式把企业无形财产转化为了动态资产，缓解了企业融资难的状况。
3、其他权利担保融资的创新
权利担保融资模式创新的实践还有很多，如简阳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推出的沙石开采权质押贷款，嘉兴银行推出的排污权抵押贷款，义乌地区推行的商位使用权质押贷款等等。这些权利担保融资模式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动产担保融资模式的创新
动产资源种类较多，融资空间广阔，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动产担保融资模式的创新力度，推出了油品、黄金、黄酒、大蒜等动产质押贷款模式，再如山东恒泰农村合作银行推出的钢结构抵押贷款模式，这些新的担保创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了银行贷款的良性循环。
（三）保证担保融资模式的创新
保证担保融资创新主要是联保贷款模式，即三个或三个以上企业按自愿原则组成联保体，银行对联保体成员进行授信，成员之间相互承担连带责任的一种融资模式。根据行业、地域的不同，各银行采用的中小企业联保贷款模式亦不同，有联保基金模式（协会联保模式）、网络联保、行业联保、联贷联保等多种模式。联保贷款模式有利于成员间内部监督，相互督促及时还款，同时，还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可变性、易操作性，联保贷款为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信贷资金。
二、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创新中的法律困境
（一）相关法律规范不健全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的创新与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保护和扶持。而权利和动产担保法律规范的不健全，导致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创新发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1、权利担保的合法性缺失
（1）排污权抵押贷款缺乏法律依据
自2008年嘉兴市推出排污权抵押贷款以来，排污权抵押贷款模式迅速在全国蔓延。关于排污权的法律性质，学界有多种观点：有学者主张排污权属用益物权；有学者主张排污权具有准物权属性；有学者认为,排污权是种新型的环境役权；有学者认为,排污权属于人役权。也有学者认为,排污权进入物权体系困难重重，而将排污权归入合同债权既在理论上可取，又有助于排污权灵活运作。然而，依物权法定主义，排污权并未作为物权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其物权属性不能确定。同时，排污权的环境役权、人役权、合同债权性质也局限于理论探讨，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确认。因此，排污权抵押贷款的实践探索还缺乏法律依据，对于排污权的属性、排污权抵押的可行性以及排污权交易的条件等问题都有待相关法律法规的确认与完善。
（2）河道沙石开采权、商位使用权担保贷款缺乏法律保障
2010年简阳市探索出沙石开采权质押融资模式，为保障这一模式顺利实施，人民银行简阳市中心支行会同简阳市水利局了《简阳市河道沙石开采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然而，对于沙石开采权的性质，有学者主张河道沙石属矿产资源，沙石开采权则属于采矿权，若此种主张成立，则沙石开采权属用益物权，沙石开采权担保的方式应为抵押。《水法》、《矿产资源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沙石开采权性质并没有规定，因此，沙石开采权担保是抵押还是质押，满足哪些条件此项担保可以成立，仍有待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
目前，全国许多金融机构推出了商位（铺）使用权担保贷款。对于商位使用权担保是抵押还是质押，商铺使用权能否转租等问题，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明确，有待进一步规范。
2、动产质押监管法律法规不完善
随着动产担保融资的发展，动产质押监管这一融资担保模式迅速兴起。在实践中，动产质押监管的一般操作模式为：债务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以动产进行质押担保，银行委托第三人（一般为物流企业，在动产质押监管中作为监管人）代为监管质物，履行监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质物的数量、质量的监管，对债务人或出质人出入库权利予以限制和约束，必要时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能力予以监管，发现有害于质权人利益的情形时及时通知质权人，防止损失的发生或扩大。由于法律对“监管”的概念并无明确规定，我国动产质押监管法律法规也不完善，动产质押监管实施过程中债权人与监管人主要通过质押监管合同明确各自的权责。因此，订立合同时未考虑到的风险出现时，债权人与监管人的权责分配就缺乏法律保障，所以，要积极完善动产质押监管的相应法律法规，为动产质押监管业务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3、融资性担保机构行业规范的缺失
融资性担保机构对保证担保融资模式的创新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缺少对担保机构的法律规范和行业管理，实践中，担保机构担保效力不足，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要积极完善融资担保机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融资担保业监管主体、为担保机构确定对等的权利与责任，消除现存的政策，健全担保机构的信用评价体系。
（二）法律环境的缺失
1、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持
目前，《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对担保登记制度、担保物流转制度的规定不健全，这导致设定担保难，实现担保债权难。因此，要积极制定和完善各类担保物的流转制度和担保登记制度，以推动动产和权利担保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模式创新提供法律支撑。
2、征信立法的不足
【摘 要】 中小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融资难问题却也一直制约其发展，供应链金融这种新型融资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难题。本文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对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介绍了三种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并阐述其优势，其次分析了利用供应链金融模式融资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优化建议。
【关键词】 中小企业融资 融资模式 供应链金融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是由于其信息透明度低、缺少贷款抵押物，而资本市场的准入门槛又比较高，导致融资十分困难，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供应链金融这种新型融资模式的出现，有效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并逐步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
二、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概述
供应链金融指的是对一个产业供应链中的单个企业或上下游多个企业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以促进供应链核心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产一供一销链条的稳固和流转畅顺，并通过金融资本与实业经济协作，构筑银行、企业和商品供应链互利共存、持续发展、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
目前，我国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应收账款模式
中小企业在供应链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应收账款经常要在卖出存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才能收回，导致现金流短缺。应收账款模式则允许处在供应链上游的中小企业将应收账款质押给银行，从而获得银行贷款，但是核心企业要对此进行担保。
(2)预付账款模式
当处于供应链下游的中小企业需要预付货款，才能向上游的核心企业购进维持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原材料或半成品时，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预付账款模式则允许处在供应链下游的中小企业将预购的货物质押给银行获取资金支持。
(3)存货模式
存货模式是指中小企业把银行认可的存货抵押给银行，从而获得贷款。中小企业通常都是批量购进原材料，并且只有部分原材料会用于生产，还有一小部分原材料则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些原材料很可能会占用企业大量的流动资金，利用这种融资方式把它们抵押给银行，则可以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压力。
通过以上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有如下几点优势：首先，银行可以通过核心企业、监管企业来获取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及成本;其次，这种以真实贸易为基础的融资方式，缓解了中小企业缺少抵押物的问题，能有效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另外，这种融资方式还能使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企业的经营和资金周转也更加顺畅，构建较为牢靠的长期战略协同关系。因此，这种新型融资方式被许多企业所采用。
三、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存在问题
(1)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供应链金融业务涉及的法律法规主要有《物权法》、《担保法》、《动产质押登记办法》、《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等，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加顺利的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并为其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但是由于供应链金融业务种类多样，在涉及信用捆绑、质押物监管、动产质押、违约情况下质押物的处置等方面的问题时，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导致金融机构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存在一定风险。
(2)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
相比于传统银行信贷，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要求银行评估整个供应链的信用情况。但是现阶段，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社会信用征集系统的建设刚刚起步，金融机构现有评级体系不完善，中小企业的相关信息并不能得到有效归集和正确评估。
(3)供应链上企业之间关系松散
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意识相对薄弱，供应链上企业之间的关系普遍呈现松散的特征。中小企业对于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缺乏开展合作的意识，核心企业也没有动力将中小企业纳入其供应链管理系统。这使得有效的供应链金融融资机制难以建立，也无形中增加了金融机构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风险和成本。
四、优化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的中小企业融资模式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促进我国供应链金融的良性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尽快完善。比如《物权法》虽明确了存货和应收账款可以作为担保物，但缺乏具体细则和相应的司法解释，仅以此法作为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法律依据不能有效保护信贷主体的权利。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制定具体细则，明确《物权法》中关于动产质押的相关条例以及信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利益，从而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健康发展。
(2)构建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基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特点，金融机构应该建立一个适合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比如将对授信主体的风险评价体系由静态评估变为动态评估，并将传统的单一受信主体评级制度变为主体+债项的新型评级制度，同时侧重对债项的评级，从而弱化对中小企业信用风险的审查。
(3)建立稳固的供应链上下游协作机制
如今的市场竞争早已演变成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企业在制定其发展战略时不应只局限于自身，而应立足于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状况，顺应其发展趋势，找准企业在供应链上的定位，并加强与供应链上核心企业的协作。通过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不仅能提高供应链的运转效率，也能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