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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黑龙江大庆市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魂，从2005年大庆市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启动以扁平化管理，综合执法为特征的公安体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优势，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2012年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市区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接连几年的大胆尝试，大庆市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被总结为“大庆经验”。
1“大庆经验”：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大庆”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国庆，闻明于其丰富的能源资源。1959年开发建设，1979年建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5年，大庆市开始实施以“1+5”为基本脉络的公安体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综合执法为特征的改革，包括纵向管理体制和横向机构改革，变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变分局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5”即在扁平化基础上推行警务指挥，社区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项深化改革举措。该项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也更合理的进行了警队配置。从宏观层面观察大庆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内部条线管理，处理好了体制和机制的关系。明确了上下级的职责，做到对口服务，资源集中，一对一责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应急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服务。
2009年，大庆市又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会资源、集中治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思路，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在这场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众的特性、人的价值诉求被提上日程，正确处理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提倡政府工作做减法，社会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庆市政府减少了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管理到服务的重大转变；政府瘦了身，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社会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继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庆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处置反馈系统和“百湖民声”网络问政机制。在丰富了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优化了群众监督的入口，通过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举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大庆市以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义上激发了群众主人翁意识，提高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
2012年，大庆市再次大胆尝试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新社区的合并改革了社区管理体制，使管理层级由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变为市、区、社区三级。新社区实行“一委一站一会”新模式。“一委”即社区党工委；“一站”即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内设综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新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同时，实行“一社多居”，即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三到四个居委会，居委会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次改革再次发挥了公民自治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管理层级多、办事流程繁琐、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
纵观三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从警务工作机制、民生工作机制到社区工作机制，大庆给我们的是一种范本、一种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和印证。
2“大庆经验”：有效社会治理的三个要点
区别于“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业化转型道路以及经济服务性的“浦东模式”，“大庆模式”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性城市转型之路。以“浦东模式”作对比，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资、走开发公司主导下的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之路。基于现代化的大背景，浦东依托于上海开放城市的环境善于吸收发达国家政府先进管理经验的海派文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从源头开展经济建设。但相比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庆市，最初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任，陆续又扛起支撑龙江发展。其完全是主动作为，自力更生，以石油为支撑，以内生动力为驱动，追求经济城市“双转型”的道路。因此总结大庆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经验作为折射镜，亦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一个良好的参考。
2.1创新社会治理准确定位，做到改体制与建机制同步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制是一个框架和结构，机制是一种规则和运行，体制问题解决了，机制问题同样要解决好，否则体制就难以发挥作用。大庆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是结构性的改革，通过体制再造将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层。大庆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减少层级，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离的深入基层，将具体的改革落实到社区、公安、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于大庆市而言，在科学的框架设计下良性的运转自己的机制，建立规范化的制度进行结构和资源上的转型，以此来形成系统良好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运转机制。动力机制促进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保障机制的周密使得激励机制更富实际价值与作用，同时带动运转机制的活力，盘活了整个社会治理的生物链。
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民参与度， 建立互信互任关系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要环节，是监督政府的审判者与执行者。随着基层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投入到社会治理与基层建设中来。同时，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办事缺乏透明度、官员腐败等现象也切实得需要基层群众的民主公正的监督。因此政府与百姓之间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保障维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质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履行公民责任，认真务实的投入到政府监督中，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
2.3创新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对公众生活的改善，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随着人们的需求结构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向高水平高质量的小康需求转变，公民对于公平、正义、人格、尊严等现代需求、价值观看得越发重要。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积金等具体项目上个人利益的争取上，更体现在公民争取政治参与平等观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积极投身于政府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中。其次，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加强，逐步从有组织到组织相对弱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会人的同时引导并支持社会人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投身于民间组织的建设中，社会治理才能良性运作。再者，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人们在信仰、道德、伦理方面有着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强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刚性需求的建设开发中，更应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即时调整传统的社会管理指导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方法手段，强调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当是“以人为本”。
3创新社会治理：由权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执政者从权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庆经验”是成功践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应当择其益者，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执政观念，提供公民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创新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1）制度规范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等等，这就对公众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提出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规范，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和途径提出了期待。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程序不明确等等，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参与，诸如集体散步等政治参与行为。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应当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做到制度公开，程序透明公正，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获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问题。在传统国家，官民关系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在现代国家，官民关系则体现为“委托与的关系”。在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统治。在治理中，每一个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参与者。治理的目的不是过去把人给管死，而是通过积极的参与、沟通、协调、鼓励、规范和阅读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的秩序和状态。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
（3）培育与发展的问题。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个社会组织极为发达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亦是一个政府分权社会增权的过程，即政府的权力从社会领域适当退出，留下的空间由社会组织填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发达国家，每万人里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发展中国家平均10个以上，足见我国的社会力量太弱。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和平民百姓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平等对待并有效发展才能盘活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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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陶建群，王志远.大庆：以人为本创新社会治理[J].人民论坛，2014（16）.
[4] 谢志强.体制再造：大庆社会治理的新探索[J].人民论坛，2014（16）.
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创新
社会治理是对十中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观念的延续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关系。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在含义、参与主体与实现方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以来，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就开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整个研究的历程来看，主要发展经历为从单纯的学习西方理论到有选择性地、批判性的借鉴与吸收，再到本土化的改造。
一、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是“国家就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而做出的富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这其中除了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也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有着较大的管理。不难发现，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划分依据，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分为国家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社会自治模式。
1、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国家依靠自身的能力，将整个社会吸纳入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政府统管一切事物，社会被国家完全的掌控，其实质就是国家以强权统治的形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权力，人民没有掌握任何的公共权力。这样就会培养出一个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政府成为治理社会的唯一主体，权力的运行表现为至上而下的模式。这样必然会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或者直接的内化与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内。使得国家权利的获取背离了公共选择的原理。
2、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指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有所提升，部分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以及国家的管理之中，但是其中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公民参与的理论一类是以卢梭等人为代表早期理论基础；一类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民参与理论。其中在马克思的人民参与理论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就是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二是普通的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才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同时我国的宪法也对公民参与作了相关的规定，这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3、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模式
该模式的核心观点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式互补与合作的。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米格代尔、、奥斯特罗姆等。这一模式中，基层社会由国家来控制，社会运行必要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国家来提供。社会按照相关的观点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相互独立，且能保持合作关系的。与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相比，该模式给予了社会更大的操作空间，大多数的公民可以参与其中，参与的方式也会显得更加的主动与多样化。
4、社会自治模式
一般也将其称之为“社会主导、政府协助”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社会自治要高于政府治理，社会由自发秩序主导，社会也将成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而政府只是做一些宏观方面的指导。当然，该模式的发展历程也并不顺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被否定的过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于模式，这种模式开始广为人们所接受。
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途径选择
经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关系也日益的复杂化。中国经过不断的重构，开始形成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结构，三者的联合使得治理的权力不断增强，这种模式的选择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目前主要存在的观点有“国家权力弱化”，主要是指国家对于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正在减少；另一种是“国家权力强化”正在强化的观点，即国家对于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正在不断的延续。还有研究者也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相互“粘连”的关系，在基层管理上，国家仍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控制能力是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在保持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同时，还要保证国家在整体层面上的协调功能。在我国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管理创新开始成为正式的议题，直到十报告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正式登上舞台，党的执政理念也开始逐步发生转换。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并不健全，社会自治理念与机制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还十分薄弱。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合作机制的不断开展与频繁的互动，社会自治模式将成为解决社会自理难题的一个有效的条途径，也是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必然选择。
三、结束语
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我们一方面要实现政府有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给社会放权与分权，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管理，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形成“国家与社会都行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张梅.公共图书馆发展应该适应社会治理模式转变[J].图书馆论坛，2011，03，（1）.
[2]夏金凤，王洪凯.论社会治理模式视角下的社会自治演变[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2，（11）：57-60.
一、创新“一套体制”
在顶层设计和基层改革上，对区、镇街社会治理工作架构进行系统研究、整体部署，初步搭建起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调度、部门镇街分级负责、管区网格基础支撑的体制架构。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制，突出区委在治理结构中的领导地位，强化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组长的区社会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以及一名副区长分管社会治理工作。设立区社会治理中心，统筹指导考核全区社会治理工作。
配套开展镇街体制改革，调整了镇街内部机构设置，专门设立社会治理办公室；剥离城市街道招商引资等经济发展职能，交由所在经济功能区负责，从体制上推动镇街工作重心向抓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深入推进网格体系建设，将每个镇街划分为5-7个管区，每个管区又因地制宜划分若干类型网格，全区共划分为161个管区、1333个网格，形成了“镇街一张网、管区一大格、社区几小格”覆盖全区的网格化、扁平化管理体系。
二、构建“三大体系”
把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和谐、解决民生诉求、推动社会服务作为工作重点，全面整合全区各级各部门行政服务资源，统筹推进三大运行体系，全方位、全天候、全过程开展治理服务。
网格管理服务工作体系。依托网格化组织管理架构，把全区各级各部门工作全面纳入网格化管理体系。对镇街网格化工作，突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以网格化体系服务党建“三基工程”建设，将支部建在网格上，基层组织得到强化、镇街基础得到夯实、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对部门网格化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稳定、纠纷调解、民生服务等六大领域部门，以社会治理网格化为基础，建立起相应的监管服务机制，将部门执法力量和服务资源全部落实到网格中，确保安全隐患在网格中发现并化解，让服务不出管区、社区，实现了“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全天候、无缝隙管理服务。
公众投诉受理处置指挥体系。成立区公众投诉受理处置指挥中心，将政府各部门涉及公众投诉的相关职能，如民生在线、政务热线、行风在线、数字化城管等，进行重新资源整合，并设立“一号通67712345”服务热线，24小时受理处置群众咨询、投诉、建议。以指挥中心为核心中枢，指挥调度全区各职能部门协调处置群众投诉各类问题，并对部门办理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督，建立起完备的非应急联动处置体系，保障群众诉求得到妥善解决。
社会化公共服务工作体系。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推进全区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突出推动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通过建立社会化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将全区涉及家政、中介、咨询和消费服务等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和企业信息资源进行整合，依托公众投诉“一号通67712345”服务热线，无偿为全社会提供全方位的需求信息服务。这一举措，不仅帮助市民解决了各种生活难题，还通过群众需求信息的整合共享，培育了一批群众满意、政府放心的服务性企业和社会组织，带动了新区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三、实施“六化治理”
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法治化理念和手段引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实现了社会治理各要素精确、高效、协同、持续运行。
网格化巡查。构建起覆盖新区全域的人工巡查“地网”和智能巡查“天网”，全区近5000名网格员，手持智能终端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全面开展网格内基本信息搜集，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排查，问题处置核实和群众服务等工作；整合全区视频监控资源，对隐患风险易发区域进行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利用网格化巡查这一有效措施，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在新区“蓝色海湾整治”“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大项目服务保障”等多项重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信息化支撑。顺应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工作模式。按照智慧城市大数据中心服务架构，建设区、镇街和部门、管区三级社会治理信息支撑平台。全面整合公共事业、民生服务、劳动保障、医疗教育、环境资源等多部门、多领域数据资源，建立起500多万条信息的区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打破了政府各部门、社会和市场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实现了与部门业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和稻葑试吹幕ネü蚕怼Mü对这些数据信息资源的综合分析，实现了对应急、非应急事件统筹调度，做到事故早发现、早防范、早处理；同时，也催生了“大数据”相关产业的集聚。
多元化参与。加强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政府各部门、群团组织等治理主体，尤其是引导驻区高校、社会组织、企业单位等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引导社区群众参与社区自治，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出台《关于推进社会组织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奖励办法》，设立了300万社会组织发展基金和50万元的专项奖励基金，建设社会组织孵化园、创意园、公益园，大力培育、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全区共有1500余家社会组织、10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基层社会治理平台上。
社会化服务。坚持寓服务于治理之中，变“管控为主”为“服务为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完善城乡一体化社区服务体系，推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逐步向社区覆盖，为居民提供“一站式”“零距离”服务，社区干部、网格信息员成为民生服务员、流动的“服务站”。新区被确定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精细化管理。制定出台《关于率先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施意见》，提出“三个精细化”：即责任精细化、处置精细化、监督精细化，通过压实各级各部门网格工作责任，建立完善社会治理事项处置工作机制，强化对镇街部门社会治理工作的考核、监督、问责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确保社会治理各项工作规范高效运转。
法治化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部门和行业依法治理工作，在综合行政执法、矛盾纠纷调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法治化改革。推进跨领域、跨部门综合执法，组建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统一行使城市管理、国土资源、文化市场、海洋渔业、交通运输、旅游等六大I域42类1402项行政执法权，解决了部门多头执法、推诿扯皮问题。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管区推行“1+X”法律服务模式，即设立1个综合调解室，整合律师、调解员、志愿者等多种力量，推动法治宣传、综合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法律服务“五进”网格，免费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法治体系建设，创新组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局，建立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区法院、检察院分别设立安全生产审判庭、检察室，专门受理、查办和审判安全生产案件，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得到依法落实。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改革，成立全国首家食品药品案件巡回法庭，构建食品药品安全行政监管、刑事执法、司法审判三位一体的食药监管新模式，为强力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新机制和新途径。
【关键词】吸毒者；人格倾向；心理模式；社会支持；干预策略
采用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量表、心理控制源量表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用于吸毒者的行为归因及社会关系与健康的研究，目的是探明吸毒者究竟属于何种人格特质者？源于何种心理原因陷入而难以脱离？其心理因素与正常人及精神病者有无异同，区别在哪里？吸毒后与精神病者有无共同的心理病理现象？如何改造吸毒心理使之回归正常社会？这些都是困惑有关部门的疑难问题。本研究旨在此方面做一探索，以期为反教育工作提供预防和矫正的心理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某省吸毒者91人，男性43人、女性48人；平均年龄33岁；婚姻状况：未婚27人、已婚60人、离异4人；文化程度：小学17人、中学72人、大学2人；陷入吸毒时间平均为14个月。精神病者82人（西安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患者，分别为强迫性精神病、偏执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癔病等），共计173人。
1.2方法运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MMPI修订量表（1992）分别测查吸毒者和精神病者。该量表作为人格和病理心理检查的代表性量表，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检查实施时被检查者的基本人格倾向和心理状况。此外，分别运用心理控制源量表（IPC）［1］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对吸毒者进行施测。
采用深入访谈法了解吸毒行为发生的其他相关问题，以便和IPC量表、社会支持量表的结论相互印证。所有数据均应用SPSS统计软件包分析处理。
2结果
2.1吸毒者MMPI分值分析
2.1.1吸毒者性别的MMPI分值分析吸毒者两性之间临床心理测量数据女性均高于男性，二者之间结果的差异除癔病以外，其它9项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1.2吸毒者与国内常模MMPI比较分析吸毒者MMPI10项临床心理测量数据均高于常模［2］，二者之间结果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见表2。反映出施测时吸毒者的病态人格倾向及心理特征。
2.1.3吸毒者与精神病者MMPI比较分析二者在依赖性、支配性、社会责任感、控制倾向、焦虑、压抑性、偏见7个项目上有差异，其它项目结果呈现出强相似性。其社会责任感及自我支配性明显低于精神病者，而依赖、控制倾向、焦虑、偏见明显高于精神病者。低于及高于的项目之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见表3。
2.2吸毒者IPC分值分析
2.2.1吸毒者性别的IPC分值分析吸毒者两性之间I、P、C分值女性均高于男性，t检验两性之间有统计学显著性差异，说明女性更认可，见表4。
2.2.2吸毒者与国内常模IPC分值比较分析吸毒者I分值低于常模，二者之间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说明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够驾驭自己的生活，见表5。
2.3吸毒者社会支持情况分析
2.3.1吸毒者性别的社会支持分值分析男女之间在客观支持、主观感受到的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支持总分4项目上t检验均未见到明显差异，说明男女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见表6。
2.3.2吸毒者与国内常模社会支持分值比较吸毒者社会支持总分21.63，国内常模总分34.56［1］，前者低于后者，t=-7.189，P
2.4相关分析吸毒者IPC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相关分析结果见表7。吸毒者I量表得分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呈正相关且达到0.01显著性水平；P量表得分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达到0.05显著性水平；C量表得分与对支持的利用度无相关。
3讨论
3.1吸毒者的行为归因吸毒者MMPI分值与常模及精神病者分值的比较结果说明，发生吸毒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体的人格倾向及心理特征。由于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人格缺陷，如依赖性强、过分焦虑紧张、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自制力，他们往往难以应付生活对他们的挑战，借用来麻醉感觉，逃避现实［3,4］。吸毒者I、P、C分值低于国内常模，说明其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性和对他人及社会的信任性均低于正常人群，多属于外控型心理素质者。访谈中也发现吸毒者的思维方式具有“结局是不由个人努力所决定的”意识，多从外界归因。而外控型强的人伴有焦虑、抑郁的情绪，更难以应付紧张的生活环境［5］。吸毒者社会支持总分亦低于国内常模，说明其体会到的社会支持感低于正常人群，不善于利用社会帮助，很少觉得自己能够得到或感受到外界支持。这类的心理模式是他们陷于虚幻的心理归因。吸毒者受制于外部控制的力量很强，对自己行为的内控力不足。可见，对人的心理调控功能的破坏性。吸毒者男性的P、C分值低，缺乏对他人、社会和机遇的信任，这与社会支持量表中二者均不善于利用“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低是一致的，说明其心理特征与社会的亲和性低，社会价值感低，故容易走向与社会规范相悖的异常行为中。在相关分析中，吸毒者的内控性与对支持的利用度呈正相关。访谈中发现，吸毒者将不能控制事情的反应归因于内在原因者，给自己很低的评价，容易陷入无能感中，依赖于帮助的倾向很强；吸毒者从外界得到的支持与其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这与其认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由自己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外控型意识有关，缺乏主观能动性，持消极悲观的生活态度。有些人虽可获得支持，却拒绝帮助，更愿意从虚幻中寻求精神寄托。
3.2干预策略①人格完善教育。培养吸毒者自尊、自重、自爱、自强不息的精神，克服自卑心理，增强参与意识和发挥主人翁的精神。有关研究认为，个人缺乏自尊心、妄自菲薄多半是由于经常失败和受到过多的教训和指责造成的，其中也可能有个人能力偏低的因素。因此，在人格教育中应多采用赞许、表扬、奖励的方法，这样就可能增强其自信心。在重视发展各方面人格素质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人格素质的整合上，进一步发展及改进新时代、新生活所需要的新的人格成分，补充已有人格成分的不足，抛弃已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旧有人格成分，把新老人格成分按照新时代、新生活的要求进行调整和融合，实现生理与心理的统一、思想与行为的统一；②改善吸毒者的认知-知识系统。心理控制源倾向是一种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知识系统，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一个调节变量，它既不是一种特质，也不是一种先天倾向性，而且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6,7］。因此，加强吸毒者的理性认知教育，提高其内控能力。内控型者比外控型者身体更加健康，原因是内控型者比外控型者更倾向于采取措施保持心身健康；③运用归因疗法。引导吸毒者用准确的归因代替错误的归因(即真归因疗法),或用不准确而有益的归因代替准确而有害的归因(即误归因疗法)，以控制和消除其不良情绪和行为反应［8］；④增强吸毒者对社会支持的主观体验，正确引导他们勇敢地接纳社会支持，珍惜来自社会和他人的关心；⑤提供支持疗法。在吸毒者回归正常社会过程中尽可能提供建立其正常心理所需的条件，如尊重、关爱、支持和理解等，稳定人际关系，消除心理顾虑，提高其对生活的认识深度；⑥根据本研究结果，对于具有心理控制源外控型倾向者、年龄30岁以下者、文化程度偏低者、女性、生活不顺者，并伴有人格缺陷者，应多给予重点关怀。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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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创新模式
作为一项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性质的工作，高校后勤在高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建立一套依托市场、保障有力、精简高效的后勤体系，才能真正实现高等教育事业改革的成功。针对目前高职院校后勤对教育发展制约的现象，如何进一步促进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的改革创新，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后勤管理模式，无疑成为了高职院校后勤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一、当前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分析
1.甲方、乙方模式。在甲乙方管理模式中，甲方一般由高职院校总务后勤管理部门承担，代表学院行使后勤管理职能，而乙方则由后勤集团来承担，在合同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为学院后勤提供基础性、保障服务工作。甲方和乙方由学院通过合法协议实现相互之间的联系，从而使高校行政与后勤管理的分离以及职权的进一步明确。目前，甲方、乙方模式在高职院校后勤的社会化管理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因为乙方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影响，需要得到甲方经济上的援助；而甲方为了获得相对的安定和稳定，也需要保持对乙方的控制和指挥。可见，甲方、乙方模式是当前社会化初级阶段高职院校的明智选择。但是，甲方、乙方模式中的许多不利因素，也导致乙方所提供的后勤服务有时难以达到高职院校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乙方领导不具备企业家的能力和精神。主要由于许多乙方领导仍由原来的高校管理者承担，其社会化意识不足。第二，不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由于受到我国高校后勤管理工作者竞争意识不足、综合素质不高、服务意识和学习意识不够等因素影响，高职院校后勤管理工作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水平仍然偏低。
2.服务外包型模式。所谓服务外包，就是企业通过对外部优秀资源的整合，达到业务流程的精简和管理成本的降低的目的，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可以让企业在多变的环境中发展壮大。正是服务外包型模式所具备的先进性，使它逐渐得到了各类组织的普遍关注和运用。对高职院校而言，核心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的优秀人才以及搞好科研工作，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而高校的各类后勤服务并不属于开展高校教育的核心目的。为此，可以通过服务外包型模式将后勤管理工作交由专业企业进行统一管理。综合来看，服务外包型模式对于高职院校后勤工作管理具备如下好处：其一，可以让乙方以学校立足为基础，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优势为高校打造良好品牌，从而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二，高校通过采取有效的竞争方式为自己选择合适的外包企业，既可以获得高质量的优质后勤管理服务，还可以促进实现高校相关经费的节省。
二、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创新策略
1.创新理念。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前各高职院校之间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基础存在一定差异，而改革措施和改革力度也差异明显。为此，对于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创新不能采取同一个标准，要遵循因地制宜的策略对后勤社会化管理理念进行创新，并将无法满足社会经济的传统理念剔除。因此，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将高校后勤转化为有效“资源”：其一，对高校后勤实体发展壮大。在社会化改革过程中高校后勤服务不断壮大，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要求，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和管理规范化，建立一套新型的高职院校后勤保障体系，满足高校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另外，通过壮大经营规模和提高管理水平，让高校后勤实体既可以提升高校后勤工作质量，还可以承担机关部门和学校的服务工作。
2.创新方法。第一，采取适度开放的策略。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过程中，部分高校在校内服务市场竞争中大胆引入企业，但是受到体制和高校后勤实体公益性的限制，高校后勤实体的竞争能力还难以达到全面融入市场的要求。为此，高校后勤管理要从学校自身实际状况出发，选择性地将部分后勤服务项目承包给社会。第二，实现管理的规范化。高校后勤管理可以参考相关行业标准，建立严格的后勤准入制度和监督措施。通过建立规范化的管理环境，实现高校后勤市场的稳定发展。
3.创新体制。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的过程中，后勤实体与高校之间的管理关系逐渐淡化，如果后勤实体盲目追求高利益、高回报，必然会损害师生的利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体制创新：第一，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高职院校后勤社会化管理创新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督办、宏观指导作用，让有关部门和社会企业积极参与到改革中。第二，以学校为主体开展高校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创新。在改革创新过程中，高校要从自身特点出发，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建立具有特色的后勤社会化管理模式。第三，促进师生、社会积极参与到改革创新中来。作为一项系统化工程，高校后勤社会化对学校稳定和社会安定具有深远的影响，需要各方面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关键词：失独老人;知行易径;心理社会服务;新希望家园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97-03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们逐渐步入老年。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独生子女先于其父母去世，形成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处境不利群体：失独老人。以北京市为例，2013年失独老人的数量已达8 781人[1]，且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中。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在福利院，而是居住在社区之中。《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许多学者也认为，失独老人的社会服务应以政府作为主导和第一责任人[2-5]。
社区是政府这个庞大神经网络的末梢，是指由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共同体[6]。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7]一项调查表明，有86.0%的失独老人在“有困难时，我希望社区能够及时帮助”题项上选择了“同意”或“非常同意”[8]。因此，社区有责任承担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失独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质量。
北京市作为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工作开展得较早且较好的城市，在市内的许多社区中建立了专门服务于失独老人的“心灵家园”，他们在紧急救助、经济帮扶、亲情牵手、志愿服务、走访慰问和宣传倡导等方面为失独老人提供服务[9]。由于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机构的工作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取得了许多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某机构在清明节为数十位失独老人举行“孩子的追思悼念会”，致使失独老人的心灵伤疤被揭开，场面几乎失控。类似的事例提醒我们，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一定要建立在了解他们需要的基础上。否则可能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而要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失独老人们的需要，仅仅靠经验总结犹显不足，最好有相关的“需要理论”作为支撑。
加拿大学者曾家达（Tsang Ka Tat Adolf）提出的知行易径理论是一套特别适合老年人的心理社会服务理论[10]，它的核心观点包括了“强调在提供心理社会服务时，应该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入手”。只要了解到这些需要，就可以和服务对象合作找出更有效的策略和技巧来满足他们，让他们可以无须再依赖过去的问题行为[11]。知行易径理论将需要概括为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个方面，如图1。
由于知行易径模式在老年人心理社会服务方面已有数十年积累，在世界各地的相关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文以其作为理论参照，来评估实践中的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是否做到了“以失独老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希望能借此发现相关实践经验中的闪光点，并改善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典型意义，本研究选取北京市首家授牌专门服务于失独老人的心灵家园――展览路街道新希望家园作为研究对象。2006年，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即开始探索特扶群体生育关怀和及时救助机制。2009年，展览路街道计生办与计生协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成立了全市首家以关爱失独家庭为目的的新希望家园，其服务对象涵盖街道的所有120多位失独老人。家园有专门的活动地点和工作人员。每周一至周五都有固定活动，周末或节假日也组织各种活动。总体而言，新希望家园多年来的工作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辖区内失独老人，以及其他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机构的好评。
（二）研究方式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对新希望家园进行全面考察。其中，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作为志愿者长期参与到新希望家园的日常工作中，使用非结构性的观察方式，对组织的环境、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工作人员与失独老人互动的情况进行观察，并做观察笔记。研究者也会从工作人员那里获得机构的相关资料来作为观察笔记的补充材料。半结构访谈是对新希望家园的1名领导和2名专职工作人员进行的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机构的基本情况、机构对失独老人开展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等。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资料搜集和整理是以下三个步骤的循环过程：（1）研究团队成员每周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来搜集原始资料，并做好研究记录;（2）研究团队每周定期召开讨论会，由资料搜集者对搜集到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记录进行报告，并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讨论，从中提炼和归纳出有意义的主题，并对下一步的具体研究计划进行讨论和修正;（3）研究者带着整合后的研究主题和修正后的具体研究计划，开始新一轮的原始资料搜集。
二、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新希望家园的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
新希望家园从“每一位失独老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的理念出发，给辖区内的所有失独老人建立了个人信息数据库，并制定出“一户一策”的帮扶工作方案，与每个失独家庭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跟踪服务关系。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方面的帮助
由于失独老人没有孩子的赡养，在生活中可能遇到诸多不便，家园通过建立医疗、家政等服务队，为目标家庭提供健康咨询、电器修理等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
2.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由于部分失独老人的情绪状况令人担忧，家园引入专业心理服务机构，对他们开展必要的心理干预。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失独老人有着旺盛的精神需求。家园通过举办舞蹈、书法、摄影等各类培训课程，培养和发展失独老人的兴趣爱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3.帮助失独老人重建社会支持系统
一方面，家园有意识地组织失独老人同质性群体，满足他们抱团取暖的需要;另一方面，家园也积极引入社工、志愿者来参与失独老人的活动，以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家园充分重视老人的自主性，举办的各项活动都有失独老人参与筹划和举办。
4.落实现有的失独老人帮扶政策，并以实际调研为基础，提出政策帮扶建议
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对于失独老人的关怀具有重大影响。家园一方面重视相关政策的落实，如帮助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办理居家养老券、联系志愿单位与老人签订帮扶协议、帮助少数民族失独老人入住民族养老院，等等;另一方面，家园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研究，尝试提出失独老人帮扶方面的政策建议。
从知行易径的理论视角来看，新希望家园提供的上述服务基本能满足失独老人的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类需要。但新希望家园的服务模式主要是基于工作经验，若能引入知行易径理论的支撑，将会更具科学性。
（二）知行易径理论视角下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
从知行易径“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入手”的理念出发，我们将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划分为评估需要、归集需要、满足需要三个步骤，具体如下：
1.评估失独老人的需要
社区在对失独老人提供服务之前，要先评估他们的需要。评估需要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1）失独老人自行提出;（2）第三方告知（如亲朋好友、邻里、志愿者等）;（3）工作经验总结，即社区在为失独老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而获知的信息;（4）利用测量学技术，即根据心理测量学的相关理论，设计出专门的问卷来评估。在上述四种途径中，有科学理论支撑的问卷评估法信效度最高。但由于社会赞许性等因素带来的测量误差，使用问卷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还需要与通过其他三种途径获得的信息相互印证。
2.归集失独老人的需要
在搜集到失独老人的需要信息之后，社区即可以根据知行易径的需要理论，将失独老人的需要归集到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个方面的需要类别中。失独老人的需要可能会主要在于但不限于下述情况中：
（1）生理需要。失独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退化，常出现心脑血管、骨关节等各种疾病，由此产生出一些生理方面的需要。
（2）行为需要。失独老人常见的问题行为有哭泣、离群索居、过度活动、无所事事、不善于继续处理和伴侣的关系等，并有应对这些问题行为的需要。
（3）认知需要。在中国“传宗接代”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失独老人在丧子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着重新寻找生活目标的任务。他们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的安全性，并重建人际信任和自我价值，最终重新树立起生活的意义。
（4）情绪需要。失独老人在丧子之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内疚、焦虑、孤独、疲倦、无助、惊吓、苦苦思念、解脱、麻木、担忧等消极情绪。他们有应对这些消极情绪，并逐渐培养出积极情绪的需要。
（5）动机需要。许多失独老人希望被别人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同情，他们有得到关注、平等对待以及有所依靠以便能及时解决困难的需要。
（6）环境需要。失独老人需要与其他失独老人以及关心他们的人建立关系的活动空间，也需要一个关注和爱护他们的社会大环境。
3.满足失独老人的需要
满足失独老人六类需要的主要方式如下：
（1）针对生理需要：一方面提供体检、就医、大病陪护等方面的服务，以维护失独老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对健康状况不良的失独老人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的照顾，例如在饮食、家务、出行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
（2）针对行为需要：对经常哭泣的老人提供陪伴、倾听、心理疏导;与离群索居的老人逐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慢慢引导其走出封闭的内心;对过度活动的老人，不可轻易戳破其心理防御，而要逐渐引导其注意休息，在较长的哀伤过程中慢慢整合丧子的创伤经历;对于无所事事的失独老人，可以给他们提供参加文娱活动的机会;对于不善于继续处理和伴侣之间关系的老人，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提供心理疏导，对遇到婚姻危机的老人，可以在必要时提供法律援助。
（3）针对认知需要：可以通过心理和社工的干预来帮助失独老人，一方面建立与逝者的恰当连接，另一方面也为投入新生活做准备。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找到恰当的丧子归因方式，重构对生活世界的稳定信念。
（4）针对情绪需要：社区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创伤心理学知识，能够对正常的哀伤与延长哀伤进行区分，一方面，为处于正常哀伤过程的失独老人提供空间和必要的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哀伤时间过长或程度过重的失独老人提供专业心理干预资源，例如与医院、高校、社工机构、志愿单位等开展合作，为老人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服务等。
（5）针对动机需要：一方面，可以通过提供经济补助、争取政策帮扶的方式满足其养老方面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尊重和平等对待失独老人、在组织活动时体现他们的自主性、引导他们发挥余热来帮助他人，来协助他们重新建构社会支持系统，并逐渐恢复自尊和自我价值。
（6）针对环境需要：一方面，为失独老人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组织唱歌、跳舞、各类比赛、兴趣课程等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组织失独老人外出游玩，在重要的节日对他们进行探访和慰问等，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物理和人际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宣传等各类倡导方式，营造社会对失独群体的关爱氛围。此外，社区还可以利用自身政府背景，协调各部门为老人入住养老院提供方便。
满足失独老人的上述需要主要有如下四种途径：（1）利用社区自有的资源;（2）与其他心理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合作;（3）横向联系并利用社会资源，如志愿单位的资源;（4）招募志愿者，通过志愿者的活动来满足失独老人的部分需要。
三、研究结论
第一，新希望家园为所属社区的100多位失独老人提供服务，其工作理念是以老人的需要为出发点，这与知行易径的心理社会服务理念相一致。
第二，“新希望家园”为失独老人提供的服务包括基本生活照料、心理疏导、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落实帮扶政策并提供政策建议等，这些服务基本上能够满足失独老人的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类需要。
第三，知行易径理论为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视角和更加明确的操作方法，是社区进一步改进相关工作的重要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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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ntal and Social Services for Lost Only-Child old M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SLD
――Taking the new hope home in the exhibition road of Beijing City as an example
YANG Yuting， ZHANG Yudi， JIA Xiaoming， GUO Puyang， HE Gu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随着社会对院前紧急医疗救援服务要求的逐步提高，提升院前紧急医疗救援水平已成为增强城市功能的迫切任务。目前，我国还没有急救医疗法规及急救行业的准入制度，急救医疗机构的建设模式多样，因此，建立一套适合经济发展需要、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紧急救援质量管理体系，打造一个具有管理现代化、医疗服务规范化，具有全方位医疗救援能力的应急救治队伍，在指挥调度、人员结构、设施装备、知识培训、信息网络等领域全方位加强专业化建设力度的紧急救援质量管理体系已刻不容缓。
1 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发展史
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柳州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成立于1998年12月2日，由柳州市卫生局直接领导，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急救中心由成立之初的4个急救站、1个急救点、7辆值班救护车现发展到拥有12个急救站、6个（县）分中心和1个急救点、18辆值班救护车，出诊量由1999年第一季度的983次呼救次数、出车959次，增加到2006年的第一季度的最高呼救次数6 302次、出车6 187次，出车平均反应时间由成立初时的2.83秒缩短到现在的1.64秒，其功能也由以前单纯的院前医疗急救增加为突发公共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任务，成为柳州市政府的一个文明窗口，市民将之誉为“生命的保护神”。
2 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管理模式
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为单纯指挥调度型急救中心管理模式，以制度管理网络的方式动作。与全国其它城市的管理模式相比，此模式科学地整合了柳州市的卫生资源；降低了急救网络运行成本，缩短了出诊半径，缩小了反应时间，减轻了市政府的财政负担。
3 单纯指挥调度急救中心建设
3.1 设置独立急救机构：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独立的急救机构是紧急医疗救援强有力的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要求地级市建立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原则上独立运行。柳州市政府把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的管理模式定为单纯指挥调度型，隶属于市卫生局，设置独立的事业机构和人员编制，并统一急救号码“120”，建立“120”通讯指挥调度系统，实现急救网络的统一管理，资源统一调度指挥。
3.2 建设紧急医疗救援网络：紧急医疗救援网络是公共卫生救治体系实施紧急救援的基础，也是实现紧急医疗救援“快速”的前提。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根据市区人口情况，合理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急救半径与急救反应时间的新标准，建立三级网络管理体制[1]，并以社区为基础，制定区域内网络规划和计划，同时加大农村医疗急救网络建设的力度，提高农村急救网络的覆盖率。急救体系的网络化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医疗救治能力，减少了灾难造成的损失和降低了社会成本。
3.2.1 急救站的建设：在紧急救援的网络建设中，急救站的设立是根据柳州市区人口分布情况，以网络的形式科学地分配急救资源，城区急救半径在5公里内，接到呼救后13分钟内赶到急救现场。
3.2.2 急救（县）分中心的建设：县分中心的设立原则上依托综合力量较强的县人民医院，其管理模式为当地卫生局直接领导，负责服务区域内伤病员的现场急救、转运和医院内医疗救治。郊区或农村可根据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情况设定急救半径。业务上接受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的指导，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接受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统一指挥，分中心建立公路沿线急救网点。
3.2.3 急救点的建设：急救点原则上选择通过国家一级医院评审或公路沿线医疗条件好的乡镇示范卫生院的医疗机构，经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检查确认。
3.3 与城市联动系统联动：紧急医疗救援体系是社会安全体系及公共卫生体系重要的一环，所有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工作都离不开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的参与。2005年柳州市政府投入资金改造并升级指挥中心调度系统，使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指挥调度系统与柳州城市联动系统联动，实现了联合接警和对共享平台的访问。一旦出现突发事件，中心迅速转化为突发事件医疗紧急救援应急指挥部，负责指挥、调度、协调、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工作，大大提高了城市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3.4 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制订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院前紧急医疗救援专业队伍和提高紧急医疗救援质量的关键。中心根据市急救工作的管理模式和特点、人员素质、资源条件，按照现代急救管理理论和方法制订了一套急救网络的管理规章制度，包括指挥调度中心工作管理规章制度；急救站、急救分中心管理规章制度；急救网络成员单位准入制度。同时编写了《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工作手册》，规范了院前急救医疗行为，明确了各个岗位、各类各级人员的职责，对我市紧急救援网络的管理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5 人员培训：急救人员的业务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院前急救质量的水平，因此我们的培训从以下三个层次抓起：
3.5.1 急救医护人员培训：院前急救人员经培训须重点掌握检伤分类、心肺复苏、骨折固定、止血包扎、气管插管、清创缝合、防毒和隔离消毒等基本技能。
3.5.2 驾驶员、担架员培训：重点掌握急救基本操作，如：心肺复苏、外伤抢救四大技术（止血、包扎、固定和搬运）。
3.5.3 中心调度接警人员培训：掌握接处警、车辆调度、信息输入、GIS地理信息系统、GPS车辆定位系统、语音记录子系统等相关知识及操作技能，经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
急救医护人员、驾驶员和担架员经培训后参加考试，获得柳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颁布发的《急救知识及急救技能考核合格证》方能上岗。
3.6 制订公共事件的紧急医疗救援预案及演习制度：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依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争预案》制定各种急救预案，储备紧急救援物质。每年组织1～2次突发公共事件演习。
4 取得的成效
我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经过7年的建设发展，已形成了覆盖市、县、乡三级急救网络的紧急救援医疗服务体系，在应对突发重大灾害性事件时可紧急调动全市医疗资源，实现急救医疗服务的一体化。取得了以下成效：（1）降低了体系的运行成本，整合了全市医疗资源，减轻了市政府的财政负担。（2）急救站布局合理，有效缩短了急救半径，使市民得到了方便、快捷、有效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3）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院前紧急救援专业队伍。（4）实现了我市急救医学服务人性化、规范化、结构网络化、反应快速化、指挥信息化、管理科学化。（5）2005年4月在全市设定交通事故颅脑外伤救治定点医院，为交通事故颅脑外伤病人建立了快速抢救绿色通道。（6）中心近年在处理的大型突发事件的医疗急救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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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对“学习者共同体”进行了理论解读，而后分析了组建“学习者共同体”对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学习者共同体”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具体作用，以期对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有所稗益
在当今社会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从关注物质、能源生产的工业社会进入到一个更加关注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知识社会。相应地，仅仅作为语言知识承载者的英语专业毕业生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英语专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引导学生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建构者，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终身学习是所有高校英语专业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学习者共同体”教学模式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和合作意识，充分挖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此相适应，创建“学习者共同体”，改革传统教学工厂式组织形式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在“学习者共同体”中，无论专家、课程开发者，还是教师、学生，都是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学习者，所有学习者都以协同性活动为中心，而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某一方为中心。这将从组织层面上实现对“以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的两极教学模式的双重超越，完成教学组织形式向学习组织形式的过渡。因此，对这一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研究，合理应用于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教学实践，对我国教育教学理论的完善和素质教育改革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对“学习者共同体”的理论解读
“学习者共同体”这一教学模式来自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支，建构主义最早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提出，他强调教学应该以学生为核心，努力引导学生主动发现、主动探求和主动建构知识。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主要强调学生个体在学习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对建构主义进行了深度研究和发展，指出学生个体学习知识不仅是个体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且是在社会背景下建构知识的过程。于是，他提出了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认为人所特有的高级心理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形成的，而是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人发展的社会源泉是他们参与的各种共同活动，这种社会性的互动可以极大地促进学习效果的完善，因为社会互动是信息传递的桥梁，知识就是在学习者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建构的。
1989年，美国学者布朗(Brown，J.S.)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他认为学习应该是一种基于广泛学习共同体的社会性建构，需要在丰富资源的支持下与同伴学习者、教师和学科专家等展开充分的交流。他在此基础上于1989年率先提出了“学习者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ers)这一概念。“学习者共同体”或译为“学习者社区”，是由学习者(学生)和助学者(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共同构成的团体，它以完成共同的学习任务为载体，以促进成员全面成长为目的，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以相互作用式的学习观作指导，通过人际交流和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实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它是一个以知识建构与意义协商为内涵的学习平台，在学习中能发挥群体的动力作用，强调人际心理沟通与相容，反映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学习文化，是信息时代知识创生的社会基础，也是一种崭新的、培养终身学习者的学习组织形式。
二、组建“学习者共同体”对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转变知识结构：变“惰性知识”为“生产性知识”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语言学习是一个漫长而艰辛，需要反复运用、不断建构和生成，在无数次实践中得到矫正和完善的过程。概念性知识就如同是一套工具，不仅在运用中被充分理解、实现其存在价值，而且还会不断得到发展和改进。人类的知识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惰性知识”和“生产性知识”。“惰性知识”是指贮存于人类大脑之中，很少或很难被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它们通常来源于书本和课堂学习；而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在头脑中也会积累很多知识，这样获得的知识通常被称为“生产性知识”。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学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但遇到实际问题时却往往束手无策，这说明“惰性知识”向“生产性知识”转化的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因为难以解决而被刻意回避。这一现象在当前国内高校英语专业教育领域中尤为突出。很多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虽然每天早起晚睡，忙于背单词、短语，但仍然无法轻松自如地用英语表达思想、沟通交流，大量从书本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得不到有效应用，而成为了“惰性知识”。针对上述情况，任课教师应充分发挥“学习者共同体”的优势，努力为学生提供运用语言知识的机会，创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语言情境，使学生在共同参与、集体学习的过程中，激活头脑中的“惰性空间”，实现“惰性知识”向“生产性知识”的转化。
(二)转变思维模式：变单一性思维为多元化、发散性思维
“学习者共同体”不仅为激活学习者概念性知识创造了条件，还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互相学习的平台。社会建构主义知识观认为，知识只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是外部世界在认识主体意识中的反映，因而具有主观性、社会性和可传达性的特征。世界上不存在超越于认识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知识，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唯一的、完全正确的答案。通常情况下，人们是以头脑中已有的经验为基础来解释或建构现实，由于每个人的社会经验和认识环境各不相同，没有任何两个人的知识建构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由于每个人的认识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组建“学习者共同体”，可以在学习者之间搭建一个有效沟通的平台，使他们在参与合作、协商对话的过程中，了解到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从而拓展思维空间，变“单一性思维”为“多元化、发散性思维”，他知识的建构更加科学、系统。
(三)转变教育观念：变课堂学习为终身学习
学习是一个不断建构和生成的认识过程。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拓展，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学习型社会，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学习者。“学习者共同体”对于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更重要的是为教育者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鼓励创新的全新教育理念和学习文化。在“共同体”中，教师要在心理上完成角色转化，不再以知识拥有者自居，而应该以自己热爱学习的态度、善于学习的能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带动学生，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师生互帮互学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互动学习的热情，引领他们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要组建真正的“学习者共同体”，学生也同样面临着角色的转换。信息化时代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相似的信息平台，教师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对知识的垄断权。在这样的形势下，每个人都是知识的吸纳者和学习者。社会要发展，学习者就必须树立超越前人的勇气和信心。学生要勤于钻研，拓宽自己的学习视野，在学术问题上积极探索、兼收并蓄，既要在人格上尊重教师，也要敢于质疑、挑战权威。“学习者共同体”无疑为这种超越和挑战提供了极佳的土壤。
三、“学习者共同体”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一)主导思想
第一，以学生为中心。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基础知识、认知结构等实际情况来制定学习任务，设计教学情境，规划教学环节；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互动建构英语知识的能力，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第二，以精心设计学习情境为出发点。学习情境是“学习者共同体”实现的重要场所，是学生探求知识建构和师生相互交流讨论的重要场地，因此，要尽可能多地利用一切资源(书籍、报刊、Internet资源等)创设学习情境，以最大的效力帮助学生实现对英语知识的建构。第三，以协作学习为载体。通过包括师生、专家等在内的礼会性因素的共同参与，使学生既有自己对英语知识建构的心得，也有其他个体或群体对英语知识的体会，从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操作程序
第一步，提供吸引学生学习英语的背景知识，即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在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用生动形象、鲜活可靠的信息手段(如录像、PPT等)向学生展示该知识点学习前的背景知识，加深学生对学习该知识点重要性的认识和认同。
第二步，鼓励学生围绕该知识点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根据教学任务和目标，考虑学生能力不同、性别搭配、人数不定的问题，将学生分组进行“学习者共同体学习”；其次，让学生自主选择与教学任务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关解决方案；最后，引导学生进行发散性思考，要通过查找相关文献资料，探析该知识点的深层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步，精心布置教学情境。教师可通过现代多媒体技术，采用英语角、英语演讲比赛、英语话剧表演赛、语音语调比赛等符合教学任务的新型教学方式，使学生在教学情境与教学内容完美融合中进行讨论学习。同时，让学生参与教学情景设计，师生共同讨论学习该知识点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第四步，同专家合作并应用网络技术，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对于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同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进行网上交流学习，通过网络资源、图书等独立解决问题。
第五步，总结不足，继续发展。教师要对学生在分组讨论、发言及与专家学者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为改善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三)教学效果
1.提出有吸引力的英语知识点背景知识，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营造积极向上的教学氛围，还有利于培养学生观察、思考问题的能力，改变传统英语课堂上“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是知识的垄断者、组织者”的角色，使学生自主完成“对外来知识的加工和抽象以及对内在知识的重组和具体化”。
2.鼓励学生选择问题进行研究解决，可以创造“学习者其同体”载体，促进学生之间相互沟通、合作、帮助、提高，在共享集体心得的同时，完善自己知识体系中的不足，在学习英语知识点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今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使用多媒体进行英语知识点的学习非常重要，它促进了高校教学关系的深刻变革，加深了对原有知识的理解，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关知识点，推进学生对新、旧知识的存储，推动该知识点在教学情景中转移。并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学生在应用网络技术查找资料时，通过论坛或E—mail方式能与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沟通交流，可以将相关英语知识点学习得更透彻、更深入，解决方案也更完善、更合理。
3.精心设计教学背景，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巩固课堂所学知识，丰富学生的课外学习活动，有利于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及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的能力，实现学生英语语言基本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可以充分体现“学习者共同体”的本义——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地位平等，即学生是主体，教师者辅助。
4.同专家合作，可以弥补教师和学生自身思维、仪器使用、方法、学识、眼界等的局限性，增长才干，积累相关知识。在同国内外各界专家学者进行沟通交流时，实际上已经形成“网络共同体”，它是“学习者共同体”英语教学模式的延伸，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同时，提高了学生应用网络技术的能力。在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进行沟通交流中，师生都可以认识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有利于他们形成终身学习的态度。
5.通过不断的总结分析，可以发现“学习者共同体”在诸多方面的不足，并通过修改完善来提升“学习者共同体”的效果，为师生提供了一个合作互动、应用语言知识的平台，从而有利于培养他们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四)注意事项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学生不是只简单地对英语知识进行输入、存储，而是对新旧知识的相互融合和建构；英语教师不只是英语知识的呈现者和主导者，而是与学生一起来进行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不再是知识建构的组织者、垄断者而是促进者、支持者；英语知识教授不再是单向地从教师传向学生，而是双向地在师生之间进行互动、协调的传递。因此，英语教师在制定学习任务时，要尽可能地使学习任务服务于现实世界，避免空洞无实；在设计学习情境时，要注意充分调动学生各抒己见的积极性，提高他们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学习效果跟踪时，要使学生的学习能力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检验，从而进一步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