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7:02:36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经济学概念解释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一、文学传播媒介的静态含义
文学传播媒介在静态呈现上包含符号和物质载体两部分，二者相互区别又实为一体。符号媒介是内容和意义的物化载体，表现为按照一定规则和方式排列起来的语言文字序列;物质媒介是符号的物理载体，表现为书籍、纸张等物质形式。符号媒介用线性排列的方式表现为时间结构，物质媒介以一定的空间体积表现为空间结构，二者统一起来构成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相互关系中，一方面，物质媒介之所以成为文学媒介是因为文学符号，一本书被看成是文学书籍还是科学书籍取决于书的内容，只有书中的文字被作为文学话语来解读时，这本书才成为文学媒介。另一方面，符号无法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符号的实现必须依托特定的物质媒介，文学符号只有固化为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称得上是文学作品。把文学传播媒介看作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的统一符合文学传播的现实情况，而且只有把符号和物质载体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传播整体过程中信息传递的规律进行连贯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学的物质载体与创作(编码)和接受(解码)割裂开。
从文学媒介演变进程来看，文学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体现和延伸。媒介的发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满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这种满足逐渐走向融合。文学传播媒介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体内到体外化、由单一到融合的过程，每个时代的文学传播媒介在符号和物质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组合。口语和文字在媒介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隔很远，口语传播时期，人自身就是物质媒介，在时间流里和人捆绑在一起的声音是得天独厚的工具。面对面的口语传播是一种“全媒体”的传播，因为语言符号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补充，所以在口头传播活动中，人除了用语言之外，还通过声调、表情、姿态、动作等来补充和加强语言信息，甚至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内容。人将自身变成物质媒介，调动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达手段参与到传播活动中，使自身感知能力发挥到传播环境允许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毕竟受到生理条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书面媒介的出现就成为一种补充，语言是听觉的符号，使人类把某种声音和与之相对应的东西分离，而文字是视觉的符号，使人类进一步把声音固化，使之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分离，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体器官而传播，从而突破了时空局限。文字是人类发明的第一套体外化传播系统，沃尔特•翁认为:“文字和印刷术需要各自的物质材料和工具……它们把语词从其自然栖息地迁徙出来，使参与性的语词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个符号或一个平面，在文字和印刷术中，真实的口语词是无法存在的。”［3］(P41)文字进一步发展了口语的抽象特性，突破主体的生理局限实现体外化异地、异时传播，从而使文学文本脱离人自身成为自足的存在，标志着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书面文学并不是口语文学的记录，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动，因为它们的载体或者说媒介发生了变化。从以语音为媒介到以文字为媒介，从以自身为媒介到以各种书籍纸张为媒介，口语传播的互动性、随意性、生动性、明确性都丧失了，但同时文字媒介也弥补了口语媒介的不稳定性、依赖性等不足，文学获得了自足的独立性，脱离创作主体的文本获得了多种阐释可能性。“人类的传播活动只有过渡到写一读阶段，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才算开始，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作品和读者，人类才开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构神奇的文学空间，文学交流才与人的日常活动拉开了距离，进入审美的国度”［4］。语言和文字这两种抽象符号媒介具有极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物质媒介在技术推动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和文字却始终存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说明这两种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体现。保罗•莱文森认为言语和文字都是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抽象机制存在的理由。虽然当代媒介越来越走向视觉化、形象化，但是始终无法完全取代语言文字，因为这些媒介都无法满足我们创新思维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众传播时代，各种电子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对文学的符号媒介和物质媒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时的符号媒介虽然仍以文字为主，也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物质媒介则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传统的纸质媒介受到冲击，影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主流媒介，新兴的以目标用户为中心的网络“终端”媒介终端是网络社会的触角和节点，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终端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延伸，从收音机、电视、一直到ipad、笔记本电脑等，终端经历着不断更新、覆盖的跨越式前进，追求人机合一的体验目标。
二、文学传播媒介的动态结构
当我们把文学传播看作动态的信息传递过程时会发现，文学传播媒介是贯穿始终的能动性活动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传递阶段作为不同形式的中介发挥作用，通过多重媒介化把创作主体、传播主体、接受主体组织成一个交互式的媒介结构。文学传播活动的主体是人，人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定位。从文学活动的整体来看，创作主体、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构成人的主体性的不同形式，这三种形式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学传播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重叠。媒介进入文学传播活动意味着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产生了依托媒介的结构性关系，不同时代出现并使用的媒介塑造着不同的创作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像文学传播媒介并非一个单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从多重层次上去分析阐释一样，文学传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结构过程。
文学创作是人内传播的过程，体现了文学传播媒介结构中的第一重媒介化过程。创作主体以自身为媒介，通过感知、思维器官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进行信息传递。在这个人内传播活动中，主体和现实世界之间产生互动交叉关系，现实世界进入主体感知范围，成为主体的对象化存在，进而被主体内化为主观心灵世界，主体必须以自身为物质媒介实现外部世界的主体化，通过感知自身来感知外部世界。这是一个逐渐积淀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外部信息在主体感知和意识作用下，经过主体自身这个媒介的改造和过滤成为主体信息网络中的节点，从而被主体媒介化，所以客体的主体化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媒介化实现的。主体在感知和思考外部世界的同时，也把自身客体化，以顺应外部世界的信息要求，表现在主体的感觉器官不再是纯粹的生理器官，而成为被外界信息所期待的媒介化器官，要依据外部信息系统的要求而做出相应调整，通过适应客体获取信息，比如光影信息，我们要用视觉器官去获取，而气味信息要用嗅觉器官去获取。主体不仅要以自身感知器官为媒介获取外部世界的表层信息，同时还要以自身思维器官为媒介获取外部世界的内在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主体的心理现实，所以主体的客体化也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媒介化实现的，主体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以及情感、抽象思维、潜意识等众多因素参与这个主体自身媒介化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既是信息传播的主体，也是信息传播的客体，还是信息传播的媒介。
关键词：反按揭；社会目标；和谐社会；新制度经济学
当城乡统筹改革方兴未艾时，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担忧有所下降，但城乡统筹并没有消除对房价急剧上升的恐惧，于是，人们对养儿防老的担忧突增。究竟怎样解释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找不到最好的解释办法和理论依据，次优的选择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原理，首先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三者的关系，当新制度经济学不能很好的解释事物现象时，就足以说明新制度经济学是不自恰的。
一、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的社会目标适用性纵览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与凡勃伦、康芒斯经济学者研究的旧制度经济学相比较而言的，从凡勃伦的制度分析――“本能”和“习惯”技术和礼仪“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康芒斯的“集体行动”“交易”“法律调节”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新社会主义”，再到科斯的“企业分析”“交易成本”“产权安排”威廉姆森的“组织纵向一体化”等，直至诺斯的“制度变迁”和近年来的“制度演化博弈”，这条发展路径充分说明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血缘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体上是一脉传承的[1]。沿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发展路径中的社会目标（相对于经济目标而言），以及这个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价值、养儿防老因素和反按揭之间的关联成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制度演化博弈中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因素”，其定义的“正式制度”是指各种宪法、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签订的契约等,必须由权威机构予以颁布实行,拥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一旦触犯，会受到相应的惩罚；“非正式制度”通常被指为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不为人们主观意志所转移的文化传统和行为规范，包括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及选择偏好，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新制度经济学也许在这一点上吸收消化了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并加以发现”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广泛吸收了人类行为理论、社会学理论中最新发展的学科，结合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创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形成制度分析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吸收人类行为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就大大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涵盖的领域和对问题的分析力、解释力，极大的拓展了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和深度，当科斯本人及威廉姆森、张五常、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斯等经济学家仅仅把目光集中于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分析等所谓主流经济学认可的研究领域时，新制度经济学将如何解释个体的逆向选择问题？又怎样解释“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令人不得不随众和随大流”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等主流经济学相比本质变化可以概括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领域使社会目标取代经济目标成为主旋律，实现由经济目标主导向社会目标主导的回归，当然社会目标中一定包含经济目标，那么我们就要用新制度经济学具体分析其社会目标中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之间的血缘命脉，以此衡量新制度经济学是否是自恰的。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的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对城乡统筹发展的阐释
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是从新古典正统理论那里继承了市场、供求、边际主义、生产要素等概念，是古典、新古典统经济学的扬弃，当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市场的有限理性和制度变迁相结合的原理时，他们就注重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和谐”过程，准确地说是“自然过程”，因为“自然过程”往往是“和谐的”（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新制度经济学把经济学引向了社会化的方向，指出制度和政府支持对市场运行的重要性足以解释为什么城乡统筹改革是在国家的推动下产生的“自上而下的”的经济变革形式，这种变革符合法国学者戈特曼1957年提出“大都市连绵带”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城乡统筹的核心所在，“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在选择政府的基础上作解释，现在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整个产权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3]
新制度经济学在勉为其难地解释了乡统筹发展的政府作用和制度变迁的必然，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国现实中“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寻求突破的现实，但研究发现，城乡统筹不仅仅包含经济目标，恰恰相反，是为了寻求整个中国社会城与乡村和谐的社会目标，这个目标中包括经济繁荣、政治文明、文化发达、精神富足的“四化社会”,四大直辖市统筹改革试验的不同重点却被一个城乡统筹吸纳了所有需要积极融合的要素。对此，新制度经济学如何解释城市反哺农村？如何解释有差别、分阶段、分层次性的城乡和谐？又如何解释农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非经济、非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大市场，甚至不自觉的以城市的市场为模板，企图把农村抛除在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范畴之外。这不得不说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缺憾。
2.养儿防老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社会问题解释的盲区
新制度经济学立足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对于养儿防老的概念几乎等于零，在中国社会中却远远无法解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注意不是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讲，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与拥有的财富、金钱并不成正比，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却往往得不到满足，秉持“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一旦社会角色发生转变，如退休、失去工作，就会有权利丧失的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等负性情感随之而来，他们会希望从儿女身上得到补偿。“非正式制度”中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当然能够涵盖“养儿防老”这个习俗，然而“养儿防老”在很多场合、很多领域、很多过程、很多作用上都远远高于市场对社会的推动力，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风俗习惯、行为准则、自行强制的操作规则等只不过是为了其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作铺垫，并非是适时分析历史现状、社会现实的，只是理论本身的需要而已。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奴隶制废除，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认为奴隶制不符合人性，与‘天赋人权’相悖；受文化的自身影响，社会习惯自身发生的变化”[4]。中国社会的“养儿防老”属于哪种社会价值目标？我们用制度经济学自然无法断定，“一方面，经济学仍旧是非历史的；另一方面，当涉及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矛盾时，经济学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不同的文化和政府为中心的解释”[5]。养儿防老就是典型的历史、社会关系和现实矛盾的交集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任何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市场经济规律，这就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养儿防老”时总是苍白无力，这也证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不自恰。
3.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谁解释了谁
新制度经济学与反按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们又是怎样求证的，它们之间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是交易费用原理的运用还是制度变迁的需要？是产权经济学的使然还是非正式制度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怎样给与解释？“反按揭的内涵‘按揭’一词，对今天的广大消费者来讲已不陌生，它是一项在消费者购买商品房等高档消费品时，只要预付一定比例的首付款，即可拥有该消费品，剩余款项由银行支付，消费者在约定年限内按月向银行归还一定数额货币的贷款业务……，在约定的年限内，消费者仍享有该房的正常居住权，期满后银行拥有该商品房的所有产权，并进行处置，从中赚取利润的一项特殊的信贷业务。”[6]由此可见，反按揭的经济学原理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原理的运用与拓展，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也能对此分析，但这不能说明示新制度经济的本身理论结构的自恰性，倒是一种继承性。这就无法证明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反按揭时是自恰的。如果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反按揭难道比按揭的交易费用更高？金融机构反按揭的实际交易费用（耗费和盈利）并不比按揭的金融机构在交易费用方面有很大改善，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行反按揭呢？中国的现状是起源于、适应于西方社会的新制度经济学能解释的么？我们只能认为起码在中国新制度经济学解释反按揭时也存在着不自恰。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城乡统筹、养儿防老和反按揭时是不自恰的，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的经济学家重新考察世界上一切有利于经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达到功能最优的理论，不仅在于资源配置方面，也在于生产关系方面。” [7]
作者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J].江海学刊，2006，6：53.
[2]刘学强.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J].特区经济，2001，5：47.
[3]李重芬,徐元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1，7：43.
[4]王寅.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展[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1998，6：13.
[5]张红凤，高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缺陷[J].国外理论动态，2004，4：33.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
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关键词]经济学;历史特性;历史学派;制度主义;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已经进行了许多年,如今也有经济学者提出要创建中国的经济学口号,并且许多经济学人为之不懈奋斗。但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论者对此意见不一。与此同时,中国似乎还有另一种潮流,那就是将西方经济学(或者说英美经济学)奉为至高的科学原理。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对方法论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经济学者干脆忽略掉经济学方法论,将方法论的研究认为是做无用功,这些都妨碍了经济学的发展,禁锢了研究者的思想,从而很难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逊教授2001年的著作《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些根本问题有更好的理解。本书主要通过作者对历史学派的回顾而致力于“将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恢复到它的正确位置上去,从历史的成就和错误中学习,并且对于重建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议”。贯穿此书讨论的中心是经济学乃至社会科学理论中的一般化倾向和历史敏感性倾向的争论。在德国历史学派到美国的制度学派那里,历史特性问题受到了重视,并且一直在与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等一般性理论家的争论中取得进步,然而历史中断了这一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大行其道,历史学派的创见逐渐被抹煞了。
一、经济学的定义及目的
经济学究竟在人类社会科学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摇大摆地侵入其他学科的领地,将经济学帝国主义行为进行到底,还是循规蹈矩的坚守经济学的传统领域进行发展,其实可以从各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反映出来。萨缪尔森继承了这个定义,他的经济学教科书是这样定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并将“稀缺”和“效率”作为经济学的主题。这种定义将“稀缺性”当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来,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区分了“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两个概念。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作者认识到,关键问题是进行选择的行为者,在获取手段来满足给定目标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惟一问题。如果我们要理解任何社会――经济系统的功能,那么,经济学也就必须考虑资源在整体上是如何从系统中产生的,也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目标和需求如何改变。显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对这些区别进行考察,经济学对每个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意义是极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论与历史特性
所谓“一般性理论”是指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这些基本特征和行为被假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对一般性理论,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应有的并且可以恰当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对统一性解释的追求不能被推进到这样一点上,即对特定解释的本质和价值不加重视”,并引用一位物理学家的非常形象地评论说,“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统一性的解释的局限性大致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前提假设的衍生性统一,它缺乏本体论的基础;另一种存在于本体高度统一理论中,任何反复发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会对本体的统一施加限制。许多经济学中宣称的解释性统一都属于衍生类型,因此这些理论的局限与统一的边界无关,与可以被统一的项目数量也无关,而与解释的充足性有关。我们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统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对于真实现象的因果解释的。一个例子是效用理论,经济学假设每个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一理论是不可证伪的,任何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在经过调整以后与这个理论相符,那么这就将真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的制度主义
(一)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的创立一般以1843年罗雪尔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为标志,但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标志。虽然,当时人们并不认为李斯特是历史学派的成员,但作者认为,他应该属于这一派别,因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历史学派的价值就是抓住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历史特性问题。但是旧历史学派对于单纯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经验主义的信任,仿佛事实能够自我解释一般,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对事实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经存在的概念基础上的。这场关于方法论的大争论改变了经济理论发展的路径,“对于门格尔来说,经济学不再是对经济系统和过程的研究,而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中经济方面的科学,它开始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经济学最终由经济的科学转变成了选择的科学”。但是作者认为,门格尔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事实上,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例如马歇尔。对于历史学派的发展来说,虽然韦伯和桑巴特在进行社会分析时注重个人动机的影响,但是同时也注意到了社会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同时,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对经济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创造理论和元理论框架的愿望。在经过了萨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终于,历史学派随着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来标志德国历史学派的终结是恰当的。
(二)美国制度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终结
凡勃伦作为美国制度主义的先驱,对作者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可以从第四部分中,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来。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作者以与维持性制度相关的法律基础和文化因素对社会形式进行了区分。在对每一种社会形式进行分析时,作者使用了优势原则和突现概念来对社会结构进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论的解读,在其中的关于制度和行为的因果关系的论点中,作者明显受到了凡勃伦关于经济演化观点的影响。凡勃伦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必须从演化的视角来进行理解,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反对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而是主张要探求社会与个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
1918年,“制度主义”一词首次被用来形容一个学派,此后其作为一种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康芒斯是其间作为重要的制度主义者,1924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十年后《制度经济学》面世。康芒斯明确提出了历史特性问题,并且指出了可能取得理论进步的重要线索,特别是强调了习惯和习俗的概念。康芒斯试图为美国的制度主义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在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型理论。虽然如此,制度主义终究是衰落了,这种衰落既有哲学基础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因素。到了二战以后,历史特性问题从理论探讨中消失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宰了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成为能够揭示出自由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科学。在作者看来,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大量的文献对制度的作用表示关注,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概念的界定上忽略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特殊性的探讨,从而陷入了制度盲目主义。
关键词：企业生态 劳动力市场 生态学 组织生态
组织生态学家认为企业的产生、成长、成熟和消亡的过程就如同一个生命的出生、长大、成熟和死亡，他们借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描述企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空间。具有多维性的生态位是从生态学借来的核心概念，生态位的多纬度本质通常被用来衡量不同资源对不同物种的效用。组织生态学家一直把企业的产品市场等同于企业的生态位，他们对各种组织种群的研究都用可识别的产品市场来定义组织种群，并用产品和地区组成的矩阵来定义企业的生态位。显然，这种定义是承接了经济学研究企业组织的传统――企业的生产职能，但是后续的研究逐渐发现仅用产品市场作为企业的生态位纬度是片面的。
企业活动同时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在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环境下，劳动力已经脱离企业生产要素链的派生需求环节而进入企业生态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纬度。在这个纬度上，企业生态位重叠得越多，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企业能不能在劳动力这个纬度占据自己的空间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Sorensen(1999)指出企业之间由劳动力纬度引起的生态竞争对已经建立的企业间的动态竞争有重大影响。
劳动力需求的经济学与生态学解释
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劳动经济学的解释和生态学角度的解释差异：
需求主体上。都是企业，但是劳动经济认为是产品派生了劳动力需求，而生态学认为劳动力需求是企业生存的自然纬度；前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市场竞争的结果，后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对生存环境的依赖和适应。
劳动力需求的形式上。两者都把劳动力作为资源对待并且这种资源对不同的需求者存在效用的差异。但是，劳动经济学中把劳动力作为企业资源链条的一环，而生态学则把劳动力作为企业生态位的不可或缺的纬度。差别在于链条具有可修补性，而空间纬度无法修补。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两者都认为资源支持生存，并且资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导致竞争。然而劳动经济认为竞争的激烈程度主要由需求和供给的差距来决定，需求越多，供给越少，竞争就越激烈。而生态学认为，对劳动力的竞争是以企业的资源生态位为基础，以资源生态纬度的重叠为条件。资源需求相似的企业就成为竞争对手，资源需求差异越大在劳动力纬度重叠的越多竞争就越不可避免。
企业间劳动力竞争的二重性。扩散竞争（diffuse competition）与排他竞争(exclusive competition)是相互重叠共生的。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一方面来自于产品市场的需求，这是产品市场导致的对劳动力的扩散性竞争；另一方面企业生态位在劳动力纬度联系异常紧密的企业受到劳动力市场规模和结构的限制不得不在雇佣特殊人力资源的竞争中淘汰对手，即排他竞争。扩散竞争是企业群落之间的资源竞争，而排他竞争是企业种群之间的竞争。因此，Sorensen(2004)指出“企业受到的劳动力资源压力默默地影响着企业的成长，企业对劳动力的竞争边界与产品市场边界并不重合，因为企业间的劳动力需求有重叠性。”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诺思制度变迁理论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见高度统一的学派,而是一个“植根于现实经济理论的特定共识集合”,其中以华盛顿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多种评论和争议。本文认为,通过了解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将它与其它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一理论鲜明的开放性特征。
“开放性”一词涵义可以作多种解释。在本文中,“开放性”指制度变迁理论倾向于不断将更多的因素特别是制度等社会因素纳入经济思考范畴这种“扩大”的范式特征。
二、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演进
诺思有关制度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早在1973年,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合著著作的核心观点就是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而相对价格变化则是制度变迁的根源。其中,诺思主要围绕效率展开讨论,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制度变迁,是因为它产生了构建更有效率的激励制度。在这部书中,诺思提出,历史上无效率制度之所以能够保留,是因为统治者目光短浅,使个人激励与社会福利发生了背离,但这个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
在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North,1981)中,诺思抛弃了以效率考查制度的角度,认为大量产权的设计来源于统治者的自身利益需要,而交易费用则使得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诺思在本书中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史框架,以人类经济从原始社会到现今上万年的发展,印证了他的观点。诺思认为,“制度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以及资本存量、商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知识存量的积累、意识形态,特别是产权的明晰是其中关键的因素。然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竞争不能淘汰无效率的制度?如何解释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显著差异?
1990年,诺思完成了又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中,诺思首先对“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接下来,诺思探讨了制度研究的方法基础和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并着重分析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思关注制度变迁的路径问题,是想以此来回答“什么决定了社会、政治或经济的演化的不同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解释那些持续性差的经济体的长期存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网络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诺思还给出了大量的经济史事实和论述来印证这样的观点,即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比人们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基础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长期绩效的根本因素”。更进一步地,制度是联系两对关系的核心:一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二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对经济变动(包括经济的增长和停滞、倒退)的作用关系。这部著作用不大的篇幅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方面和制度的变迁过程作出了系统性的分析,并且有大量的、可靠的经济史资料作为印证,因此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然而,诺思的研究并没有到此停止,他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并给予了自己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着眼于社会中制度的形成缘由。首先,诺思在研究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交易费用水平的变动呢?答案是“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市场制度、政府保护和实施产权的信念以及现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收益增长。诺思还对欧洲历史上近代市场秩序的自发性构成过程做了研究,致力于解释在没有国家干预时,一些有利于现代竞争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基于此项研究,诺思还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体制变革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入21世纪,诺思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进展,他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民主制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必须有效约束政府,才能确保市场的良好运行。在2007年,诺思与学者沃里斯、温加斯特合作了《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在这篇文章中,诺思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政治学的理论必须有效地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之中,才能够对历史作出有效的解释。他们还创造了“有限进入的社会秩序”和“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两个概念,认为作为有限准入秩序社会代表的自然政府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它通过操纵经济产生租金,并用这些租金获得政治上的稳定;而开放准入秩序则激发了竞争,竞争又维护了社会秩序。经济发展的进程则正是由有限准入秩序走向开放的准入秩序,而这个过程是没有内在必然性的,诺思等人对于这个“转型过程”也没有给出确定的解释,而是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二十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社会经济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始终是一个探索性的框架;同时,这个框架是不断开放的,不断对制度的形成、变化、作用做出新的探讨。因此,我们在理解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时,不应将其当作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来看待,而应当将其当作一种开放性的理解社会进程的思路。
三、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与之前理论的比较
1、诺思与新古典理论
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对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假设人拥有必要的信息并且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忽视了这个假设必须以高度发达的市场制度为前提,而新古典理论往往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忽视了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存在。
本文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是对新古典理论一定程度上的继承,也是在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并体现出了比新古典理论更强的开放性。新古典理论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模型,通过用“理性人假设”和“边际效用理论”将社会经济现象囊括在一个抽象的框架之中,而诺思所引入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不仅是对新古典模型的一种补充,更是对新古典模型试图以单一因素解释经济活动的挑战。
2、诺思与传统经济史学家
传统的经济史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技术的进步是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但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却从多个方面质疑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虽然对技术的强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技术本身无法解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未能实现技术潜在收益的现实,也无法解释“在大部分技术人皆可得的情况下,富国与穷国之间还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
诺思对传统经济史观点的反驳,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特征。首先,诺思否定以单一因素诠释历史的看法,认为虽然技术起着不可否认的关键作用,但是不能将其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本文认为,技术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因素,一种技术如果要对社会经济的变化发生作用,就必须作用于人的因素或者被人格的因素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不可能是一种充分条件。诺思正是以此说明一个合理的框架绝不能用技术说明一切,应该探讨技术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四、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开放性的进一步探讨
很多学者认为诺思使得对经济史的分析变成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无限循环。诺思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同时认为技术等因素不可忽视,在90年代的著作中,他还特别注意研究制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更是将“心智”和“理解力”等概念引入研究,因此被认为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国内学者还认为,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在用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观点解释问题遇到困难时,引入了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人们因认识的约束而从事道德的、纪律的、利他的行为活动;二是他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制度未受挑战和为什么一些变迁按旧体制固有的方式进行时,提出了“保守原理”――现存制度所起的保守影响。路径依赖的“保守原理”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地安排的补充。以上两个问题都在于将不同的理论前提纳入了同一个框架中,而它们之间是无法相容的(蒋雅文,2000)。
下面,本文将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几点进行切入,探讨其开放性的特征和意义。
1、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所体现的开放性
本文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谁先谁后”的因果关系来考量诺思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看法。虽然诺斯多次对“制度的来源”进行探索,但他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何者为先、何者为其他一切的原因这类问题。
诺思概括道,“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里着重指出这类模型通常对制度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同时还认为,“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经济模型都应当纳入制度的因素。诺思在几部著作中,都通过分析荷兰与英国两个国家的成功经历,证明了制度以及与制度紧密联系的政治活动对经济的至关重要的影响。
近期的研究中,诺思更进一步扩大了“制度”概念的范畴,并且更加鲜明地将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他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将政治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的框架,不能再坚持那种“将政治视为完全外生的经济理论”或者“将经济视为完全外生的政治理论”。诺思所要建立的这个框架从根本上说是开放的。
应当说,诺思对制度的定义是包括科斯、杨、哈耶克在内的众多对制度、社会秩序等概念有研究的经济学家中最宽泛并具有开放性的。他所指的“institutions”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定义,而是较为开放地包括了社会习俗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活动中,这些因素往往对人的行为产生了很强的影响,甚至对于政治等“显性”制度的实施效能起着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是不可忽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流派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因素,造成体系的封闭性,而使得其经济理论机械化,在一些问题上失去解释力。
2、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意识形态观念所体现的开放性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对于解决白搭车问题必不可少,并且对于说明那些非市场资源配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必须的。另外,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他借用的新古典理性人前提之间有补充的关系,却并没有本质的对立性。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人的理性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的必然产物,因此是“社会中”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追求一定社会习惯、传统中的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这是诺思对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开放性解读。
3、开放性是否减弱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力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既基于新古典的一些理论,又纳入了制度这一核心要素,还包括意识形态、个人的心智构建等因素,并且从发展趋势看,诺思的理论仍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那么,这种开放性是否会削弱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能力呢?本文认为问题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对各种因素开放会减弱一种理论的解释力,是因为我们希望将社会发展归于某一种或几种确定的原因。这种希望使我们总是倾向于建立一个简单的、封闭的框架来解释问题,而诺思的理论恰恰纠正了这个错误。现今社会中,不仅左右经济活动的因素十分多样,人们看待历史的角度也比过去更加多元化。显然,那种希望用一个因素或者单一理论框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尝试,必然面临失败。这种必然趋势,启示我们放弃这种单一的、封闭的理论范式,而是采取一种更加开放的框架。诺思的理论将政治、社会和文化习俗融为一体,虽然在“给出确切答案和简化的分析”方面能力有限,但是却为历史研究、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其进步之处正在于这个开放性的框架――作为一个研究范式的“内核”和“保护带”――能够不断容纳更多的新问题,从而不断增强解释力并强化这一范式本身。
五、结论
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其制度变迁理论备受争议,但是本文认为,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不是弱点,而恰恰是进步之处。它从制度、意识形态等角度为我们分析历史、社会、经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和思维范式。
【参考文献】
[1] 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韦森校: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2008.
[2] 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M].商务印书馆,2007.
[3] 道格拉斯・诺思著: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 道格拉斯・诺思、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M].华夏出版社,1999.
[5] 道格拉斯・诺思、约翰・沃里斯、巴里・温加斯特:诠释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C].中信出版社,2007.
[6] 蒋雅文: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J].经济科学,2000(5).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杨小凯等人创立的新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运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最有价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将现代经济理论进行重新组织，对各种微观和宏观经济现象做出解释。该学派认为，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引起的，贸易作为劳动分工的一个侧面，也可以从分工角度进行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新的框架下，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为依托，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创立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历史考察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贸易理论的创新正是始于对贸易理论发展主流评价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对贸易理论的源头和发展线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原理的相互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说明，只有当两国之间在同种商品生产上存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从而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两国才有贸易的可能。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将这种条件放宽，认为不必有绝对优势，而只要两国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相对生产率的差异，即只要存在比较优势时就有贸易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斯密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条件下，李嘉图证明了存在贸易的基础，因此认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况。
新兴古典经济学不同意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不只是比较方法的差别及由此导致的适用范围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斯密的理论认为，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差异内生出的绝对优势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李嘉图则认为是先天存在的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导致了贸易的产生。绝对优势是一种后天创造的内生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天然存在的外生优势。这种本质的差别使得贸易理论应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以确定哪个是特例，哪个是更为一般的情况。一方面，即使按照传统的对“一般情况”和“特例”的评价标准，从适用范围上进行对比，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产生要求两国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差别，即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存在比较优势，而斯密的理论中则不要求这一条件，即使两国没有事前天然的差别，只要存在专业化报酬递增，通过分工和专业化仍然可以创造出优势，即创造出贸易的基础。这样看来，在李嘉图认为没有贸易可能的情况下，斯密认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说，斯密理论比李嘉图理论的适用范围更广；另一方面，斯密认为，“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像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1]，新兴古典经济学也认为，即使个人之间天生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这种差异也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后天的分工演进而产生的生产率的差异来的重要。因此内生比较优势应是较李嘉图理论中的外生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贸易产生的原因，斯密的绝对优势是较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更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2.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
基于对斯密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新定位，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贸易理论的发展分为内生优势和外生优势两条线路，其源头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图。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奠定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及其在贸易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贸易理论中，新古典贸易理论沿袭了李嘉图外生差别的思路，将李嘉图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的差异引入到生产要素层面，把贸易的成因归结为先天存在的自然禀赋的差异。无论是李嘉图的技术比较优势还是以后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都是以两国之间有先天存在的生产条件的差别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产生并占据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内生优势理论一直被主流的贸易理论所忽视。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创立的过程中，俄林曾经注意到了促成内生优势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意义但也只是将规模经济所导致的贸易作为要素禀赋差异贸易的一种补充而未作重点考察。20世纪70年代，林德贸易模式[2]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对贸易理论的新思考，发展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修正了传统理论关于市场结构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出了独立于先天因素的规模经济思想，将贸易的原因归为后天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贸易扩大了市场规模，规模经济成为贸易利益的来源。这种贸易动因和利益来源内生化的思想是对斯密内生优势理论的继承和回归，因此可以列在内生优势的发展线路之内。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与斯密的绝对优势之间的区别比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大得多。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与经济组织问题联系紧密，而外生比较优势概念只与资源配置问题相关。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在贸易理论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思想，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置于贸易理论的核心是经济研究的重心从经济组织问题转向资源配置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以新框架为依托，在对贸易理论的发展历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将斯密的分工和内生优势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对贸易问题给出新的解释，将经济研究的重心重新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
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
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同时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更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1.贸易的原因。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贸易是个体专业化决策和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贸易的原因是分工和专业化引发和强化的内生优势。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假定每个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别，在社会分工中各人后天选择了不同的专业才产生了同种产品的生产率的差别和某一方面的优势，从而形成了贸易的基础。而且，这种优势与社会分工水平互相促进。分工和专业化带来了各人之间在某种产品上的生产率的差别，形成生产成本的优势，而这种差别和优势又会进一步促进和强化分工，从而进一步强化差别和优势。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贸易优势是后天获得并且具有自我强化的性质，是一种内生优势。但仅有生产方面的内生优势并不是开展贸易的充分条件，还要同时考虑其相对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贸易的开展取决于一种综合优势，既要考虑生产上的内生优势或劣势，也要考虑交易效率优势或劣势，要取决于二者的相对关系，即内生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的综合比较优势。
2.贸易的结果。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分工和贸易同时产生，贸易是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这一矛盾的解决方式，贸易的结果本质上是分工的结果。分工使个体的自给率降低，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更少而相互交换的产品种类更多，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和个体的贸易依存度提高。贸易品种类的增加意味着市场种类的增加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提高，每个人对他人的依赖程度加强。随着分工的深化，个体的生产结构差别越来越大，经济结构则由自给自足时的单一结构趋于多样化。经济由自给自足时的互不往来到局部分工时的市场分割最后发展到完全分工时的市场一体化，市场从无到有，一体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贸易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个体的贸易依存度、产品生产的集中程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而且，分工减少了每个人必须的学习时间和费用，提高了专业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因此分工和贸易还促进了产品种类的增加。
3.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发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该理论能够揭示国内贸易为何和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这一解释力源于该理论依托的经济学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从消费-生产者个体开始分析，认为一切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个体权衡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决策进行统一的解释。国内贸易的产生是二者作用的结果，而同样的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延伸。每个消费者同时是生产者，当交易效率很低时，人们自给自足，没有交换和贸易产生。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现一些地方性市场，但尚不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场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同样的理由，当交易效率提高，分工进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国内市场规模的限制时，国际贸易就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消费---生产者的假设非常贴切，因此将个体决策过程应用到分析国家的经济行为也同样有解释力。只要国家之间分工的好处超过了国际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各国就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与他国交换，贸易也就由国内贸易发展到了国际贸易阶段。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产生，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较国内贸易有额外的交易费用。
4.贸易政策内生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不但解决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同时将贸易政策的选择在模型中内生化。新兴古典经济学把交易成本和内生比较优势概念引入李嘉图模型[3]，证明政府的贸易政策体制、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与整个经济的生产力是相互依赖的，均衡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分工水平密切相关。分工演进模型表明，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会不连续地从自给自足跳到部分劳动分工继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劳动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较低的国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国家要低，在参与国际分工后，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国家，这些国家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国从贸易中获利甚微，因此，落后国试图通过关税手段来改变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以获得较多的贸易好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一般均衡会从低水平的分工状态非连续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状态。这时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不再由任一国的国内生产条件决定，而由两国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偏好共同决定。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关税手段来争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发关税战从而使分工的好处全部消耗。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都有意愿参加纳什关税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双边自由贸易。这一分析一方面解释了单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政策的选择问题（即从单方保护转向双边关税谈判到最终参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的转变），而且能够解释世界范围内在经济发展过渡期贸易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即发达国家追求单方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追求单方贸易保护），也揭示了在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形成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该通过分工的自发演进来确定贸易模式。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谈判实现多边自由贸易，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降低交易费用，以促进劳动分工的扩张和深化，带来更大的生产率收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甚至比边际分析更支持自由贸易政策。”[4]
5.贸易与经济发展问题。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传统贸易理论中经常涉猎的问题。与传统结论不同的是，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是遵循互为条件、相互作用的机制，而是作为分工的不同侧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产生和深化的结果。分工引起了贸易，同时也是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发展。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分工的演进会带来一国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动态变化，并且带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新的研究成果还考察了一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对一国国内和国家之间二元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5]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
1.与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对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斯密理论的继承体现在：第一，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侧面。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来解释国民财富的源泉。交换和贸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换和贸易促进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换和贸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没有专门独立的贸易理论，他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6]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同样是分工和专业化，贸易作为分工的一个侧面来体现，贸易理论是分工理论的一个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论认为，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运输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种具体形式。斯密强调决定市场范围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政府政策两个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遵循了这个传统，使用了交易费用这一现代概念，揭示了市场的范围怎样被经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所影响，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的两难冲突解释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发扬了杨格的思想，用严密的数学模型阐述了分工和市场范围的相互依赖关系，并用知识的积累解释了分工的自发演进。第二，国内交换与国际贸易具有统一基础。在斯密的理论中，无论是国内交换还是国际贸易，直接动因都是交换比自己生产成本更低，也就是为了获得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同样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个人对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权衡决策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且揭示了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的动态过程。第三，内生优势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斯密绝对优势理论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个人之间通过选择专业化而形成生产率的差别，内生出了个体的优势，并且专业化不断强化这种优势。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是生产力的差别导致分工，而是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差别，因此二者都是内生优势理论。
2.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比较。在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其边际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都是不变常数，既没有新古典边际分析中假定的单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没有新兴古典经济学中考察的分工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水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一种外生静态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是内生动态优势。李嘉图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国家间天然存在的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这种差别不依赖于个体配置劳动资源的决策。存在这种外生优势就存在获利的条件。在没有交易费用的前提下，贸易的展开是必然的。李嘉图模型将天然的生产率的差异作为分工的前提条件，重点在于揭示贸易的结构和贸易的结果，而没有分析也无需分析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的决策。这种外生静态优势的缺陷在于容易导致贸易结构的静态化，形成比较利益陷阱，而且理论认为各国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完全的专业化生产，这与现实状况也有较大的出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一种内生的动态优势，理论不但分析了生产率的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而且用分工和专业化解释了生产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分工的演进能够不断创造和增进生产率差异，形成动态优势，克服了李嘉图理论的缺陷。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对李嘉图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对于李嘉图模型而言，当存在外生技术差异时，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可以带来分工经济，是否利用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分工的好处，要同时考虑交易效率的高低，这种分工经济与贸易带来的交易费用是一对两难冲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一国是否开展贸易。由此可见，相比较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较李嘉图的贸易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上，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李嘉图理论中最具启发意义的是比较的方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沿用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即分工带来的内生优势未必一定是绝对优势，也可以是内生比较优势。而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借此创造了交易效率比较优势的概念。
3.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建立的标准的贸易理论形式。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两种框架的不同特点决定了贸易理论在经济学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贸易理论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前提出发，利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国际贸易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框架外的一个理论分支。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则是该学派理论框架中的基本问题，即分工问题的一个侧面。就贸易理论的内容而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二者分别沿袭两条不同的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两种理论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前面关于斯密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区别也适用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2001年，杨小凯、张永生曾撰文批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逻辑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产品要素密集度在两国相同并且保持不变的假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传统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这类概念来解释贸易的原因和结构等问题就缺乏实用性，这种概念也变得没有意义了。”而这些问题完全可以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的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对比来解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以将新古典贸易理论含于解释框架之内。
4.与新贸易理论的比较。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之处在于两种贸易理论模型都是内生优势模型。这两种贸易理论的前提都是个体或国家的先天条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优势而专于分析后天优势。而且，在创造内生比较优势的同时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尽管都是斯密内生理论的继承，但两种理论依托于不同框架，这就决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第一，虽然都是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但是这两种内生优势产生的基础不同。新贸易理论中内生优势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是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是互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两分的假定之下，专业化经济变得没有意义，而只用规模经济反映分工经济的量的方面。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用专业化经济代替规模经济概念，认为只有专业化经济才是递增报酬的真正原因，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是分工和专业化而不是规模经济。而且，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和消费多样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贸易理论不能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新贸易理论基于新古典框架，国内贸易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两分假定的自然结论。贸易理论只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二者间没有联系，也就没有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修订了基本的前提假定，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给出了统一的解释，同时，用解释贸易产生的原理解释了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进。
总体看来，与传统的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新优势体现在：
第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内生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不仅将贸易原因内生化，还同时考察了分工演变的不同侧面，将产品种类、商业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一国卷入贸易的程度、经济结构、收入分配、贸易政策等问题同时在模型中给出解释，把内生性贯彻到底。同时，模型中的内生比较利益会随分工的发展而不断被创造和增进，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是动态优势模型。
第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理论和政策统一的模型。传统的贸易理论分为纯理论和政策理论。国际贸易纯理论论证贸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结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各国贸易政策选择做出说明。而新兴古典贸易模型则既解释了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也说明了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和演变。
第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贸易的原因和基础的创造在国内和国际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论能够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给出统一的解释并能解释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的演变。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国内国际统一的“贸易理论”而不只是“国际贸易理论”。
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也相应的进行了改革。在经济学的教学中越来越多的教师使用案例教学法，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学中通过对生活中的实际案例的分析和探讨，让学生学会用经济学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出现的经济学问题，为社会培养更多的经济型人才。
一、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教学中的价值
（一）提高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经济学观念
经济学课程的理论性比较强，学生学习起来会感觉到乏味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而案例教学法的应用通过教师对生活中与经济学有关的案例的列举，让学生进行分析并通过经济学的知识对案例进行分析，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和学习的兴趣，让学生主动的参与学习当中。经济学中乏味的理论也可以通过实际案例的列举加深学生对知识概念的印象，从实际的案例中总结出经济学的规律和原理，并学以致用。
（二）培养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增强合作意识
在案例的分析过程中学生对案例分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同学间的交流中不但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而且也获得了经济学知识，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大都是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搜集过来的，学生依靠团队的力量挖掘生活中的案例，加强了同学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二、案例教学法在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课堂引导型案例的应用
课堂引导型案例的使用要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易于理解，学生通过教师讲解经济学案例让学生对经济学方面的原理和知识更加深入的了解。例如教师在讲解经济学中的消费者需求理论时，要向学生先简单举一个例子：为什么钻子会比水要贵很多呢？水对人们来说就犹如生命，但水的货币量要远远的低于钻石的货币量。这样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可能学生都有疑问，但要用经济学知识来解释会有很大的困难。教师可以通过这个例子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的知识和理论来解释，把本节课的内容贯穿到这个问题当中，运用需求理论和消费者剩余理论，根据需求曲线得出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不是按照消费的总效用来支付，而是按照它最后的效用来支付的。因此我们在消费水时，它的最后一个效用是洗衣服做饭，而水的数量也比较多，到最后水的效用会逐渐的降低，而钻石比较少见，数量有限，且给人们璀璨夺目的效用，因此价格也比较贵。通过向学生举出这样一个困惑学生已久的生活问题，引导学生学会用经济学知识解决这个问题，不但收获了经济学知识，也解决了生活中的问题。
（二）课堂讨论案例的应用
经济学的教学离不开课堂讨论，学生通过课堂中的相互讨论为经济学课堂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还能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的讨论中。不但锻炼了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增强了学生对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和爱好。例如在讲解机会成本时，先向学生讲解机会成本的概念然后提出学生生活中与这个概念相关的案例：大学生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是什么？让学生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展开讨论，让学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讨论，然后把问题进一步深化问学生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学生毕业后还是要打工挣钱，那么学生上大学的意义在于什么？学生通过教师的提问回答出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同时教师将本节课的机会成本引入到案例的讨论中，并用经济学的消费者的预期消费对眼前消费的影响知识回答这个案例。并引出经济危机中人们在当前的消费中不愿意花钱的主要原因是对预期消费不容乐观，这样学生通过实例的讲解不但明白了机会成本这个概念，还了解了生活中和社会中的经济学现象，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够利用经济学知识解释这种现象。课堂讨论案例的正确运用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可以让学生通过讨论，锻炼学生经济学思维，使得经济学知识不再乏味枯燥，增强了经济学课堂的教学氛围，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课外思考案例的应用
学生的课外思考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给学生课外适当的布置一些经济学案例，学生在课外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并运用经济学知识进行解答，把学生的被动接受学习转变为主动的学习和探究，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和创新意识，能够更好地为经济学课堂教学做补充。在讲解到有关博弈论的知识时，结合本节课的学习目标给学生举出一些合理的案例，让学生在课下搜集一些有关国外的治理腐败上的经济政策案例。让学生在课堂中讲解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案例。学生首先要在课外搜集有关新加坡高薪养廉的案例和资料，了解新加坡是世界上廉政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探讨其廉政的重要原因是对政府官员使用高新，并贪污受贿的程度打击的十分严厉。在学生课外的讨论中可以运用支付矩阵解释新加坡人不容易受贿的原因。例如有甲、乙两个人，政府给他们高新的收益，他们两人如果联合起来受贿，那么他们的收益就会增加。但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人受贿，另一个人没有受贿，那么没有受贿的人会对受贿的进行举报，那么受贿人的收益就为0，而另一个人举报，他的收益就会增加，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受贿的得到的收益远远低于不受贿的收益，所以这样就打击了两个人受贿的积极性，也没有受贿的收益。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较大的经济实力来高薪养廉，但我国可以从大力惩治受贿行为，将受贿的利益降低到负值，这样也可以有效地治理国家的受贿行为。学生通过对课外案例讨论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通过搜素案例并利用经济学知识对案例进行更好地解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客观上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逐渐成为显学.理论经济学特别是对西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应用经济学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学科研究者甚众。在我国，经济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然而，研究流通领域经济运行的流通经济学却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陷入了低迷状态(纪宝成，2001)。21世纪是商业的世纪，正是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黄国雄，2002)，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却陷入了贫困状态(夏春玉，1999)。应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复杂的、多样的流通实践更加需要正确的流通理论予以指导，研究流通理论应该得到重视，流通理论应该得到大发展。但现实却是：流通经济学被作为三级学科，流通经济学的博士点为数极少(只有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几个单位)，全国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经济学专业，或改为市场营销，或改为国际贸易，或改为产业经济学，如今，保留流通经济学专业(贸易经济)的只有16家。流通领域研究的专业期刊只有几家，即《财贸经济》、《商贸经济》、《中国流通经济》、《商业时代·理论版》、《商业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其他流通类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减少)。
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思索。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大发展，流通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刘国光，2001)和基础产业(黄国雄，2002)的时代，流通经济学却被社会遗忘，却出现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点：一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使流通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野中消失；二是经济学的格式化过程间接影响了经济学对流通的关注和研究；三是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经济学家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学关注流通的视野；四是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论。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的《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2001)认为，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流通经济学出现低潮的主要原因。纪宝成(2001)指出，对贸易经济学科冲击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表现在：学科分离，内外贸专业的分离；缺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非盈利专业与盈利专业相混淆；队伍建设问题。外部因素有：政府机构改革，撤销了贸易局；教育部对专业目录的调整；盲目照搬别国经验；教育学科的重理轻文等等。
这些认识也许并没有抓住流通经济学贫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刻也没有放弃对交换贸易的研究，从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论到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交换论，从德国历史学派的贸易保护论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换契约论，无不充满着对交换、贸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也是从交易出发，研究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关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费用在交易中的关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换，杨小凯、黄有光(1998)等人还尝试从分工交换的角度研究流通，杨小凯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之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其次，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十分完整的流通关系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二重属性开始，从分工入手，详细论述了商业资本的流通和商人、商业的地位和作用，阐述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同时还创造性地研究了国际贸易问题。再次，内外贸学科分离本身有一定道理，因为国际贸易毕竟是不同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这种贸易和国内贸易不同，它时时要受汇率、关税、国家的贸易政策所制约，因此，在研究领域上与国内贸易有相当大的区别；教育部对学科调整并不会妨碍一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只要这个学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会形成研究群体。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入门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教育部并没有规定理论经济学中有制度经济学的学科，然而还是有众多学者乐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可见，流通经济学的贫困问题还是要从流通经济学的内部人手才能解决。本文尝试从核心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的角度进行分析，运用经济学方法论，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流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求教于国内专家同仁。
二、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种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该概念是对众多经济现象的高度逻辑抽象，概念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同时又是对事实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连续不断的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指出，“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可见流通应该作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因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实质，更能体现出流通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表现在：商品流通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运行的过程，而且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商品多次不断的运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沟通地位，错综复杂的商品循环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复杂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运行的规律，研究如何有效地处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资源配置。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换，又涵盖了市场，还暗含了商业出现的必然性，因为如此复杂的商品交换没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业是不可想象的。可见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应该成为流通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对流通的专门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所难以涵盖的。因为政治经济学虽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商业资本的增值和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资本和剩余价值。西方经济学也研究交换和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要素禀赋理论、比较利益理论、H-O理论等，但它侧重于把交换看作一种外在的机制，没有触及商品流通的内核，把国际贸易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轻视对国内贸易的研究，西方经济学把一国内的商品流通当作一种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经济学有必要把流通作为核心概念对商品流通进行专门的研究。
三、研究对象的确定与学科体系的构建
确定学科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学科对象确定后，才能确立研究范式，进而建立研究的逻辑框架，才能进行演绎推理，结合实证研究，解决研究对象的问题。目前，对流通经济学的对象有四种观点：关系论、规律论、服务论、主体论。
关系论认为，由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既受普通经济规律的影响，也受流通过程特有经济规律的作用；流通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服务论认为流通产业是由处于商品交换和流通过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构成的一个特定的产业，商人从事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进行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在流通产业内提供以“为卖而买”为核心内容的商业服务活动，即为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务活动；既然商业活动的本质是提供商业服务，那么，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商品或商品交换活动本身，而应该是商业服务。主体论以流通领域中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如商人、商业企业等为研究对象来研究流通领域中的具体问题。
以上这四种研究对象论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视了一点，即作为一门经济学科应该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流通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必须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即研究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规范化最终达到最优化。由于现代流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因此流通领域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实际上就演变为流通产业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流通领域与流通产业的关系。领域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在《资本论》里，流通领域包括两个环节，即G-W阶段和W-G’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商品与货币的转化都需要有流通组织的劳动耗费，从事这类活动组织的集合就成为流通产业。因此，研究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具体到流通产业才能够体现出来。从实践来看，人们把研究农业、工业、流通业分别作为一、二、三产业，并分别叫做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服务经济学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流通经济学称为流通产业经济学。如果不从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的研究过渡到对流通产业资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经济学只能是停留在关系论、规律论的层次，无法上升到从产业层面来研究的高度。那么，对流通领域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
明确了流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大致构建流通经济学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设。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该学科所公认的基本假设，一个学者的研究要形成一个体系，也必须有贯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设，否则，其提出的理论模型之间容易出现自相矛盾而难于前后一致。笔者认为，流通经济学基本假设主要有：流通时间节约假设，假设t1<t2，设U1为花费t1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U2为花费t2给流通企业带来的效用，则必有U1=F(t1)>U2=F(t2)；流通费用最小化假设即满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经济人假设，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组织理论，即流通组织的SCP分析，流通产业组织的博弈分析，流通产业的竞争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结构，即流通产业的不同业态之间的比例关系，流通产业的规模，流通的空间结构、地区结构的均衡，流通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产业的投入产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产业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产业政策的变动对流通增加值的影响，同时研究各种政策的配套和协调。第五部分，研究流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流通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和溢出效应，分析国内商品流通与国际商品流通的相关关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产业的发展趋势，运用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等研究流通业未来的发展。第七部分，流通经济学专题，主要研究流通经济学中的电子商务问题，物流现代化问题，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业的跨国经营问题等。
四、流通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就是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理论的创新来自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就首先要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内部一致的要求，否则，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无法说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经常侧重观点的整理而忽视逻辑分析和推导，经常也只讲个人对某个问题的观点、想法和主观愿望，常以个人的判断或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理论替代逻辑推论，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难以形成逻辑体系。现有的流通经济学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视逻辑分析和推导。有些流通经济学教材和论文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论阶段，许多内容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贸然下结论，结果使流通经济学在逻辑结构上十分松散，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研究方法，只重视证实主义，而忽视证伪主义的运用，结果造成许多问题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也难以形成共识，造成进一步研究的困难。比如对流通与生产的关系的认识，有生产决定论、流通决定沦、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等等，一直在学术界难以形成共识，虽然从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流通决定论，但是，在工业化时代，在物质产品没有十分丰富，在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时代，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经济数据的有力支持，这种观点难以得到大多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的支持。这也是流通经济学一直强调流通重要，流通业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实际上却不为政府和社会重视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费用这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替代的思考，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基础上推论出科斯定理，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