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6: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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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學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間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其既表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上，更表现在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中。
[参考文献]
[1]杨怀中.现代科学技术的伦理反思[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9-2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8.
[3]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89.
[5]杨杰，方春英.走向科技与道德的良性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05（8）：128.
（责任编辑文格）
理性是指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把握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思维活动，是人类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虚假性而追求无限性、普遍性和实在性的一种明智合逻辑的思维状态。科学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严谨实证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思维活动。其表现为：科学家以反思为前提，运用不同历史阶段下发展和充实着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验与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和秩序。“反思”一为质疑常在的现象世界和常识，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寻找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腊科学哲学家试图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质疑变动着的世界，追溯万物存在的原因，以归结成某些规律。在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崛起的17和18世纪，为“追求内在结构”，那些富有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承袭并丰富了古希腊的“理性”内涵———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尤其是利用数学、物理学和实验科学等手段，省察并试图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扩展到寻求社会合理性存在的隐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时也在审视人和社会自身内外的存在，找寻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数学发展的成果来精确地计算人与财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规则，以取代以往的“君权神授”规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务实认真、严谨实证地变异旧结构，推出新结构，整合科学思维手段，促成坚实的科学技术操作和实在的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出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产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科学技术成果愉悦人的心灵，扩大生活的视野。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科学发展史。目前，科学技术参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日益增强，科技发展衍生出来的危险已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与民主意识也应成为科学理性的内在要素之一。现代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科学与技术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基本上是服从于各自民族、国家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联系密切。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与戈尔副总统发表《科学与国家利益》，1996年美国国家技术委员会发表了《技术与国家利益》，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就是对冷战后世界知识经济新时代挑战的积极反应。政治家们在试图扩大统治规模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
因此，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研究机构背后的推动力已不能归为纯粹的寻求真理的兴趣，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推动力方面承担着重要分量，科学权威的社会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团体的权威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威。哥本哈根大会关于减排的协议难以协调一致，就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发展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波普尔的“科学是批判性的”观念使部分人产生了科学（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则来回应这个标准。自治原则本能地排斥外部权威，那么，“合理性”标准就需要强调每一涉及科学技术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作为公众心目中的知识精英，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权威奠定了他们的行为与主张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们和政治团体、经济世界相互链接，修整与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和回应它们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大多数科学家的自治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研究与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强大的科学团体中，若要坚持批判与反思意识和严谨实证意识，那么责任与民主意识作为它治原则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大，人类逐渐膨胀了征服自然和干预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与此同时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风险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无法一时确定其发展利弊，有时要经历一两代人后才能见到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科研想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尤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要以人为本，尊重民众意见，发挥民主作风，让民众有知情权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有责任率先听取民众，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意见。毕竟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未来发展无法脱离的状态下，只有将批判与反思意识、严谨实证意识、责任与民主意识构成有机的统一，才是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完整诠释。而这三者有机统一下的科学理性才能引导科技人员完成科学技术活动的四个层面：求真———介于实在与表象之间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求智———探求各种思维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处理和解答诸多现象满足诸种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撑主体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艺术美感的满足各种视觉需求的成品呈现科学探索的成果。这样，无论个体还是共同体，其科学行为目标才可自始至终都朝向科学技术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终完成与周遭世界的和谐一体，并自由开展活动，脱离科学生命的盲目性，即通过获取确定性知识与思维手段来促进人挣脱各种外物枷锁，以各种科学思维手段把“我透过科学技术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与“我应当做什么”的行动相互统一，使科学技术人员的自由从精神的领域走向现实的世界。
二、人文艺术特质：科技文化的灵性元素
科学技术始终受到社会人文文化氛围的无形塑造和潜移默化的滋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活动已经无法脱离由社会意识形态、伦理观念、行为方式、艺术性符号等构成的整体性人文知识环境。20世纪下半叶，高科技是伴随着批判性人文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这种批判性人文文化以个体人和人类为本，通过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险来规范和约束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和方向。这也导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国严禁之事。正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中国的三峡工程建设那样，整体性人文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型科学技术工程的形成和发展规模。目前文化产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推动下日益成为国家利益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技术文化作为反映真实世界的猜想和验证，一直是由专门的解释共同体所制订或约定的产物。
一系列的科学术语其实是在社会环境、政治观点、经济刺激、军事利益和意识形态气候等构成的复杂人文环境网络中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和技术使用者的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制度与伦理等内容是在基础性知识一统化趋势下构建的。现在具有创新力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呈现出多学科人员共处局面，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呈综合性发展，研究过程采用会诊方式考虑方方面面，研讨对象是自然界、人、社会三者的复杂关系，研究路径的突破以交叉学科为基础，这种整体化人文环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人性和灵性的滋养，构筑了和谐的科学技术文化。人文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以人性化特点，满足社会和个人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是精神境界和未来发展的基础。1918年在《北京大学学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之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于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乎科学，即最超然玄学亦不能与科学无关。”［1］169对于科学技术活动主体来说，人文修养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体现了个人度量涵养的深浅，影响主体对本研究领域、社会、国家，甚至对全球范围的见识远见。对主体思维的物质基础来说，人的右脑掌管语言知识和形象思维，人文底蕴对右脑的使用与开发具有直接的生理激发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了思维的智慧与愚钝。对于科学技术产品来说，其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唯有具备符合社会进步及人类整体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进事业发展、社会文明和人心和谐。对于高科技事业来说，唯有充满人文的活力，以人为本，处处考虑人的需要，才能被社会高扬，充分发挥其全面作用而非单纯的工具性意义。反过来，人文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内容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反映，是对时代科学技术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关注人生与社会现实，着力挖掘日常科学技术生活表层下涌动的各种潜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催促人类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与结果影响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其成果对国家与民族的综合实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时也会具有震撼性的破坏力。这种推进或破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质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进退，国际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关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存亡。
艺术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的灵性内容，贯穿在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客体和过程的始终。“科学就是一种发明，一种与艺术同样意味深长、同样神秘的创造行为”［2］。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无法分离。首先，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实和假想两重性特点。无论多么逼真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假设和想像的成分，否则就丧失了美感；无论多么奇异的艺术创作都是具有真实的情感、内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过程，否则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科学技术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与现在的事实间存在着差距，促使人们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现实，然后在理性指导下实实在在去追寻想象之新理论。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转到新的轨道上，以一种类似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要求，在科学创新中作出选择”［3］260。其次，在两者活动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艺术感强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捕捉力，对附在科学技术上的和谐性美感能快速把握，这常常能引导有意识的科学证明与技术革新。这其实就是大脑的无意识活动（灵感、直觉等）。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认为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本身就包含着至美。没有美感的人其实很难成为发明家和科学家。在科学技术实践中艺术的美学标准和科学的逻辑标准、技术的经验标准总是一起参与真理的探索，使科学真理与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3］260。
技术又有技艺之名，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尤其对实用技术或应用技术来说，艺术的各种形式与元素从没有被忽略过。“应用艺术，或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与其说接近于高雅艺术，不如说更接近科学”［4］339。现代建筑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产物，但是它们中最出类拔萃的设计却更接近艺术。在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现代物质财富丰裕化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强调实用向审美、真实向虚拟、理论中心化向离散化多元化方向转化，人类更加需要“穿过实在世界之门，进入科学幻想、艺术建构和神思遐想的空间”［5］。从更高层次来说，艺术是解除大自然对人的束缚，因而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解放最终被归结为浪漫的艺术革命。马尔库塞受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启发，提出科学技术人员要在艺术因子的参与下联合科学技术力量，将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关注领域涵盖社会学领域的相关问题、生命科学中人与自然物的生存问题、技术操作和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关联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性研究等问题。这样的研究需以丰富且奇异的想象力突破常规思维，在比较全面的范围内实现人、自然、社会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学时代，科学和哲学、艺术的身份很难单独拆分开来，它们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常常在艺术氛围中寻求灵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和科学家达芬奇就是运用视觉原理开拓绘画事业的辉煌，同时又不乏对人类的关注和生活的思考。“爱因斯坦在思想自传中坚定地明确表达了对背景知识方面作出贡献的几个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话般的研究中利用了这些知识。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乐激发了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称玻尔的第一个突破非常具有音乐性，……天文学家开普勒声称他听到了天籁之音”［4］262。爱因斯坦和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约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当作终身之好。钱学森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对总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学和艺术相结合，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8］426。1994年他专门写了《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一书，把科学和艺术这一冷一热的结合誉为创新之路。1999年钱学敏在《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一文中评价钱学森：“心目中，不仅拥有一个广泛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还拥有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对文艺理论、音乐、诗歌、戏剧、绘画、书法等等，都用心体会并有独到的见解。”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摘要：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矛盾也逐步显现。其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和广泛化。我们应该科学客观的看待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同志曾指出：“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科技伦理道德建设，深入开展科技伦理道德的研究，指导科技伦理道德持续深入地发展。
关键词：科技；伦理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
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生态治理转变，和谐统一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的工业文明已发展到一定阶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人类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努力优化和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认真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前提。它包括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社会向生态社会、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它追求的是人类与自然互利共生和协同进化，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退化脱钩、经济与环境双赢。免费论文参考网。当前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形势，我们必须大力倡导生态文明，通过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等各种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免费论文参考网。我们与其不能忽略，提升全体国民的现代生态意识将是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不能找到实现生态现代化过程中种种关乎意识的关键节点，找到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那么，中国环境退化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显然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让生态文明意识融入每个人的神经，深入人类的各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显得尤为重要。
一、转变伦理价值观，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个新阶段，是社会文明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领域的扩展和延伸，反映的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一次飞跃，同时也是人类伦理价值观念的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把社会物质生产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转到人、社会、生态环境的共同协调发展方向上来。人类应该抛弃“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使人与自然平等相处，人类应合理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
二、积极治理生态，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
地球孕育了神奇的生态系统、孕育了生命这个星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正是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使人类历史得以延续，并且创造了人类的灿烂文明。人类没有任何理由再让无数生命的花朵在无奈中凋谢。每个公民都应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和能源节约意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一块煤做起。政府部门必须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在合理增加资源有效供给的同时，努力节约资源，同时减小环境污染。
三、通过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绿色科技，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综合利用。引导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向绿色科技倾斜，发展和传播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符合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科技文化，同时还要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整合化和生态化趋势。
四、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生态文明。
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追求高消费，误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它以“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物排放”单向流动为特点，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污染物来实现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共生，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原则，形成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三高一低”的线性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减小、自然灾害频发、地球气候变暖等一系列生态破坏问题。而生态文明则是对充满灰色的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主张以循环生产模式替代单向线性增长模式，以资源输入减量化、产品使用和服务寿命延长化、废物再生资源化为指导原则，把生产和生活方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循环流动过程，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免费论文参考网。
抖落传统文明身上负累厚重的包袱，打开一条有益的生态文明思路，科学地规划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相信灵动的生态文明将在极近的将来被我们唤醒，它也将在极近的将来自信地占据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关键词】 科技活动 哲学 伦理化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以及科技活动广泛融入社会的今天，科技活动正在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进行潜移默化的改变，可是人类在借助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并取得成功的同时，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也随之显现出来：道德缺失、精神空虚、资源危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需要通过哲学视角对人类高度文明社会的精神与物质进行审视，对于科技伦理问题进行省察和反思，查找原因并解决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从根本上实现科技的伦理化。
1 现代科技伦理问题
1.1 科技活动引起的道德伦理问题
学术界中对于科技活动引起道德伦理问题持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科技活动作为一种求真求实的行为，其研究目的是无限的接近自然本身，探索自然中各种客观规律，并且还会判断技术标准的先进性以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并不是伦理道德上的善恶与否，所以说科技活动缺乏伦理价值属性，那么在自然中也就谈不上道德伦理问题。另一方面，科技活动是人类用于探索自然规律的行为，那么就会带有道理伦理影响，尤其是近年来自然科学和古代科学在结构与性质上有着不同特点，这不光包含思辨性理论知识，也会带有目的性的实际活动，该活动同人类的另外相关活动一样都会带有道德伦理责任，那么当道德伦理的进步和科技活动发展产生冲突时，就会产生出科技伦理问题。
对科学伦理问题产生进行判断的依据就是对科技活动的性质进行定位，科技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技术体系与科学知识，它是有着特定结果和过程的结合，该过程中又带有一定的伦理负载，它是一种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作用而产生影响的人类活动过程。该过程涉及到了科学道理和生产实际，以及人们生活目标与生存方式的伦理准则，并且带有对于人道、公平、责任的伦理价值追求，那么科技活动的发展就不能和道德伦理脱离。
1.2 科技伦理问题产生负面社会效应
纵观科技活动的发展过程，人们虽然运用科学技术取得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可是也在科技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克隆技术打破了传统生儿育女的行为方式，能很好的解决生育问题和器官移植问题，但是克隆人的恐慌一直存在于人们心中；基因技术的发展对于疾病治疗、诊断、预防等都带来深远意义，但却引发了基因歧视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的父母在产前检查成百上千的基因，以判断后代是否存在不利基因；机器的产生不难可以收获劳动成效，还可以减少体力劳动，然而人类又会质疑机器人取代人类的伦理问题，这些都反映出了科技活动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人们的价值理想，变成了脱离科技行为本身而带来负面社会效应的道德伦理问题。
2 科技伦理的哲学审视必要性
科学理性的过分膨胀引起了道德伦理问题，使得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例如增长的观念，人类通常觉得物质生活优化和经济增长引发的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竞争是有利的，然而这也是许多灾难产生的导火索，因为当增长达到极限，地球资源被过程开采与消耗，经济不能继续增长时，就需要重新思考新的方向与价值观念，所以需要用哲学的视角来反思科学理性。主体性哲学所确立的中心位置曾让物质财富快速发展，可是只注重物质需求的发展方式也引发了人类生活的灾难和危机，人类不单单需要物质资源，更需要精神关怀，现代社会将人类生命与物质的存在相等同，科技活动不仅让人类和自然对立，而且也用技术为工具使人类产生物理化分解活动，这样就使得生命关怀疏远了，科技活动已不能把握人类生存和生命，因而出现越来越多的科技道德伦理问题。
重新拾起失落的近代哲学，可以让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产生连续性，并且形成整体统一的局面，这使人类的科学知识也得以统一。人们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将统一的世界分解成许多部分，将科学也分解成许多门类，因此失去了对于世界的整体认知，使科学知识被分割，破坏了自然与人的整体关系。对于科技伦理问题，务必要从哲学的视角，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将科学发展置于宽广的人类文明里面，归根到底，科学技术活动只是一种手段，绝非目的，世界的和谐统一与人类的生命均比科学认知性要高，科技活动需要在哲学批判过程中不断进步，并且不能脱离造福人类的基础，这样才能实现人类与科技活动的和谐统一。
3 哲学视角下科技伦理化
通过主体性哲学的思考可以知道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文关怀问题，但是这种结果也不完全是科技本身所造成，毕竟其是受到特定目的的作用而实现的，根本性的问题仍旧是人类自身的问题，因为进行何种选择，有着什么理解，如何发展，产生什么结果均由人类自己决定，那么哲学视角下人类对于行为活动选择的问题，哲学本体通过征服客体，来实现对主体，即人本身关怀的目的，这并不是任何理性精神的泛滥或膨胀，却是实实在在回归到人，人类已不再成为先进科技社会中的一员，代之以真实生活世界里面的生命整体。人类之间需要遵守道德伦理的准则，同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样需要道德伦理进行约束，人类想要解决科技伦理问题，从而改善生存危机问题，就需要摒弃非伦理的现实生存方式，用一种伦理化的方式来生存与发展。
科技活动是一种对事实的判断，归属实然领域，而道德伦理是一种对价值的判断，归属应然领域；科技活动是客观性的体现，而道德伦理则是主观性的体现；科技活动向往真，而道德伦理向往善，道德伦理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里面将优良因素整合并积淀，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其渗入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对各类矛盾进行调解，以确保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科技活动终究只是选择手段，其无法脱离哲学社会科学的批判与濡养，这并不是指道德伦理能够赋于现代科技活动一种善或恶的性质，而是能够给予现代科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疏导，让它符合人类的长期稳定生存。因此，科技的伦理化不是指代对科技活动的反对或是终结，而是规避与摒除科技伦理问题，让科技活动过程融入伦理的意蕴，使之永远的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体育科技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在探讨体育科技与伦理现状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实然状态是什么？对此，学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表――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使用不应该是自由的、无限制的，而须有一定的限度。确立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再来审视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实然状态即现实存在的现状，就应要求体育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科技力量的滥用对体育造成的消极作用。
现代科技在体育中的运用，其正功能的表现主要是：促进了运动训练的发展、为运动员改善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推动比赛场地器材和服装的不断改进、提高比赛场馆的技术含量、使竞技体育赛事的传播力度加强、促进了大型运动会管理信息系统的顺利运行、为体育运动选才提供依据等。
但现代科技不仅有正面功能性作用，也势必影响人的主体性，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作用。
（1）导致新的不公平竞争
体育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给不同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意味着人们在参加体育比赛的时候基本权利具有一致性，以及在参与竞争时获得的机会平等。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体育已经被技术重构后，技术成为决定训练和比赛成绩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技术的主导性就否定了人们原本期望获得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不同参与者对技术的占有是不一致的。“为准备第27届奥运会，美国奥委会投资220万美元，除了25名专职生物力学专家、生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之外，主要依靠耐克公司、阿迪达斯公司、GT自行车公司等体育器械制造企业的技术人员，为参赛的美国运动员研制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器械和装备，为保障美国在第27届奥运会上的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科技水平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因此运动员得到技术手段的支持方面机会也是不均等的。
（2）导致运动成绩承载者身份的缺失
随着大量新技术运用到体育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把提高成绩的希望寄托在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上，人对技术的依赖阶段到来。例如，基因注射技术，“对于体育运动来说，基因注射技术或许是一场潜伏的灾难，因为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运动员可以改变自身的组织细胞来激发潜能、提高运动成绩，这与服用兴奋剂如出一辙，而且更加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新创造的比赛成绩究竟是应由人类自身承担还是由新技术来承担？在这样的复合体中，成绩的承载者已经不再是人类本身，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技术的附庸和改造之物，世界记录的诞生是一次又一次新技术革命的结果，这俨然已经违背奥林匹克的宗旨和目标。
（3）导致运动员健康受损
人类自身不是一个能无限扩大的资源，因此，比赛成绩不是仅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就能无限提升，而超强度的训练也不能带来世界纪录的不断刷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靠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支持。但科学技术本身有着两面性，“科学技术也强化了竞技运动的无限张力，增加了竞技运动的风险性和危险性，从而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运动伤害，成为健康的破坏因素。”因此，当运动员开始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比赛成绩的大幅度提升时，其身体处于科技控制下的一种超常状态，这种状态成为运动员健康的直接杀手，这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导致观众审美观的错乱
奥林匹克精神要求运动员通过艰苦的磨炼锻造出顽强刚毅的品格，而磨炼本身就是充满“血、汗、泪”的过程，正是这种煎熬铸就的完美形象，具有强大吸引力，是体育的魅力所在，更是观众欣赏和钦佩的原因。对竞技体育说，这是宝贵的价值，对观众来说，这是传统的审美标准，是体育正能量的源泉。但是，高科技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例如，当基因技术运用到运动员身上，观众们会欣赏一群被现代科技改造的动物表演的游戏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反思的问题，科技无限度使用，必将带来观众审美观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错乱和无序，意味着对体育正能量的巨大冲击。
（5）导致竞技体育组织成本增加
由于诸如兴奋剂使用的泛滥，大型竞技体育比赛都加大了对药检的力度，而这种检测势必要求竞技组织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上演一场科技对弈科技的大比拼。原本单纯的体育比赛，却为了维护体育最真实的价值而不得不另外进行巨额的投入。例如，每一届奥运会，人们除了关注场内比赛之外，最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严肃而紧张的药检环节上。所以，用科技来确保比赛公平对主办国来说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巨大投入无疑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残奥会为例，兴奋剂检测数量达到了空前的6250例，超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5600例，成为历届奥运会检测规模最大、监控力度最强的一届奥运会。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形成了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在竞技体存领域的广泛使用，使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使用限度模糊，造成体育科技主体的价值断裂，影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解决此问题的根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追求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用人文精神保证科技在体育中运用的方向与程度，最大限度的减轻科技带来的消极作用直接冲击竞技体育本身的价值，树立正确良好的体育伦理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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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技术；价值；重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产物，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和推动力。科学技术在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中对推动社会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以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的科学技术也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我们要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的价值重建，把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价值体系中，以期使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产物，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更新了人们的社会观念。但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本身具有两面性。按照的观点，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具有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科学技术既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又有消极的社会效应。当人类在运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认识不足及注意不够时，将会给人类本身带来巨大的灾难后果。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1.人文向度的困境。人文向度的困境表现为人的本质的异化的问题。人文价值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人对自己作为类和个体的界定和确认。现代科技所造成的人文忧患中，就有“人是什么”之类的问题。正如霍克海默所说：“看来，甚至正当技术知识扩大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以及对日益发展的大众操纵机构进行抵抗的能力、想象力、独立的判断，似乎被削弱了。旨在启蒙的技术能力的进步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科学技术正在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与奴役。
人的功能退化的问题。科技给人类带来了智力和体力的解放，但也导致人类的体力和智力的退化。高科技创造的现代社会造就了一个不利于人进一步进化的环境，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激增、人口分布的密集、以地理为界限的人种区别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以致基因创新融入人类进化的条件已经消失。
2.生态向度的困境。生态向度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等各个方面。科学技术的不当运用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伤害，过度的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大量的二氧化碳及氮、硫的排放导致对空气的极度污染，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使得可耕地急剧减少，过度的使用农药、化肥、塑料薄膜使得土地遭受污染，这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生态学运用的立场与方法，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观进行反思，分析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效应，探寻资本主义资源、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生态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在西方的滥用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两大严重问题，即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它不仅加剧了人的异化现象，而且极大地污染了环境，破坏了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从而造成了生态危机。
在当代西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滥用导致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这些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同样存在。另外，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存在，必然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转，在目前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违背的现象，比如说部分人唯利是图、部分群体道德素质的下滑，再有，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环境进一步恶化。虽然这些情况都是暂时的，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如何尽量弥补科学技术不当运用带来的负面损失，是科学技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科学技术的价值重建
把科学技术的价值评价仅仅建立在经济效益的提高与否之上，虽然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这种科技价值思想的存在和实际应用，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加速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加剧，给社会全面进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正如恩格斯所告诫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人类依靠科学技术获得了人类自身的繁荣与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但是科学技术也把人类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否继续进行的问题。环保主义者皮卡德说：“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它是一种灾害，……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食自然，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留下的只有技术”。因此，为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念，转变科学技术的价值观念。
1.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很明显，旧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科学技术价值的构建也应该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体系，他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的进行调整和重建。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不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所以，把生态价值与科学技术进行有机的结合，做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和生态化的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就是把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的价值体系。生态学研究的是自然界之间生命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特别是强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科学。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具体来说，就是把科学技术与生态环保结合起来，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科学技术应该为生态环保服务，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是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既要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使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就是把生态、经济、社会三者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割裂开来。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把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保证。以实现生态效益最好、经济效益最佳、社会效益最优。在处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应当彻底地改变原来那种人类中心主义，把科学技术的应用与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走科技生态化的道路。
2.科学技术的人文化。在人类经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科学技术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以后，人类开始进入信息化和知识化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带来了人的异化等一系列问题和困惑。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人文向度的困境；社会向度的困境；科学技术与和平，发展的困境；生命科技的伦理困境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自身的关系。例如，科学技术与人类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与个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审美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心理等人文关怀。今天，科学技术不仅面临经济价值的检验，更面临社会人文价值的检验。
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对工业和科学技术不能仅仅从其表现效用方面来理解，相反只因为它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才获得其价值。它们“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感觉的人”，“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科学技术的人文化，强调了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要注意克服和消除科学技术在应用和发展过程中对人类造成的负面效应。是人文科学知识在传统科学技术中的新的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的人文化，就是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做到人文化，以人为本，做到在实现科学技术的使用价值和商业价值时，又要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的关系。同志在谈到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指出：“科技进步应当服务于全人类，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3.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经济三者的完美结合。同时，科学技术的社会化与科学技术的生态化、人文化又是一致的，统一的。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其实也就是科学技术的人文化，科学技术的生态化强调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强调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这本身就是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的友好基础之上。所以，把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人文价值，生态价值结合起来，做到四位一体，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科学技术价值取向、人文价值取向、生态价值取向、社会价值取向的良性互动。
三、结语
在面对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困境时，人类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呢？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需要有科技伦理道德作为指导。社会伦理道德能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实践已经证明，社会道德和伦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形成良好的科研氛围和环境，促进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和进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自身要加强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人格。加强和规范科技伦理的可操作性，使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真正在科技伦理的范围内进行科学技术活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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