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6:39:07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经济一体化概念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关键词：文化体制；精品意识；基层观念
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87-01
一、改革创新，激发剧团活力。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艺术表演团体发展的需要，衡水市评剧团对内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探索。在内部人事管理上，打破现有的编制和用人审批程序的限制，根据剧目和工作需要，实行全员聘用制。在现有编制范围内，确保少量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业务骨干为长期固定员工外，其它人员均以剧目、剧组需要确定用人条件和标准，通过公开考核后，根据剧目和时限确定聘用期限，并签订聘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费用。采取“户口不转、关系不转、双向选择、能进能出”的方式，面向社会招聘了一批热爱评剧事业的优秀青年演员，充实了新生力量，提高了演出阵容和演出质量。在内部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做到能者上、庸者下，高职低聘、低职高聘，充分体现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彻底改革“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工资分配对现编制内在职职工保留档案工资，全团以业务能力、贡献大小为依据，实行内部考核三个等次定级制，根据工作需要，或按月、按季，或按演出周期，通过专家考核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考核等次，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激活了内部机制，充分调动了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演职人员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全团呈现出一种“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二、打造精品，拓展演出市场。在实行内部改革的同时，在有关领导和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面向市场，谋划打造精品剧目，为剧团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大型现代评剧《林秀贞》，先后在天津、石家庄等地进行了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赢得各级领导、业内专家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热捧，并荣获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该剧已成为衡水的一张精彩靓丽的文化名片。该剧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高度统一，在审美方面，努力营建剧目与当代生活、与当代社会阶层审美，相互交融的文化生态。把注意力集中在戏曲现代题材和思想内容的倾向，在充分探索成熟的艺术经典的同时，积极寻求多渠道的营销途径，谨慎处理好精品创作与世俗风格的协调，为市评剧团精品创作开辟了崭新的思路。剧团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文化艺术追求，不断推出新的剧目，谱写评剧艺术发展新的辉煌篇章。
三、扎根农村，服务广大群众。当前、富裕起来的农村观众，对精神生活有了越来越高的需求、而这些观众很难欣赏到城里高水平的戏剧演出，为此，剧团坚持走基层群众路线，常年坚持送戏下乡。下乡演出是剧团的家常便饭。在农村集镇表演和在固定的影剧院有着天壤之别。三天一个点，五天一个台，随时要卷起铺盖走天下。剧团流动性很大，每逢外出演出，全团出动，装车拆车，装台拆台，人人都是多面手，人人都有一颗热爱评剧事业的火热的心。
【关键词】WTO；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间联系的日益紧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正越来越强。经济全球化过程是世界范围内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的融合过程，是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流动和配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为了占据发展优势，纷纷寻求国际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由此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自中国加入WTO成立以来，如何在WTO框架下寻求适合自身国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含义界定
从时间上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日益凸显的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广义上包括一般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相对而言，后者较之前者范围要小，但也更加反映了地区间日渐紧密的经济依赖和协作。它们两者的关系是：任何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一部分，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又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推动了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从概念上来看，所谓“区域”是指一个能够进行多边经济合作的地理范围，这一范围往往大于一个国家的地理范围，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典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着眼于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地理障碍，以立足经济发展为重点，消除因国境、国别限制而造成的经济发展障碍。很显然，经济一体化是其最终目的，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管理、组织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球涌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推进之迅速、合作之深入、内容之广泛、机制之灵活、形式之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劲发展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同时也反映了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的新趋势。
从根本上来看，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国家地区间经济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发达国家间的不平衡是促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因素。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各国经济发展相当不平衡，致使贸易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存在，因此发展中国家难以发挥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也开始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保护。此外，地区利益的保持和追求也是促进各国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二、WTO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关系解析
WTO和经济区域一体化都是伴随着国家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而出现的新概念，两者都以全球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为构想，它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对WTO体制的必要补充
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具体而言，实现了生产、加工、经销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以金融市场为代表的全球性一体化资本市场亦初步形成。然而，随着WTO成员国日渐众多，WTO体制下在推动多边合作中遇到了一系列瓶颈和障碍，主要表现在因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导致谈判中经济利益很难达成一致，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家另辟蹊径，通过协调区域关系、建立起立足于区域发展的一体化组织，从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本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同时也补充了WTO体制在处理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经济合作关系的不足。
（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受到WTO的监管
“WTO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有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规则的形成。WTO认为，关税同盟是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建立一个单一的关税区，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商业法规；自由贸易区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所组成的集团，相互取消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从上述内容来看，无论是采取关税同盟，还是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国家间的经济发展。通过国家、地区间自由协定的签订，发展地区经济一体化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因此，WTO并不限制国家、地区间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但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必须在WTO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为此，WTO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做出了一些限制和规定，例如，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立的条件，WTO曾作出如下规定：“不论是自由贸易区还是关税同盟，任何区域经济组织的成立，都必须有利于促进成员间的贸易，同时，关税同盟成员对未参加同盟的第三方的贸易所实现的限制，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为建立同盟时各成员间所实行的一般限制水平。自由贸易区成员对未参加同盟的第三方的贸易所实现的限制，大体上不得高于或严于为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各成员间所实行的一般限制水平。”为了进一步提高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监管力度，WTO专门成立了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以便加强对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审议和系统监督。由此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WTO的监管，必须在WTO体制和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三、中国在WTO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博弈策略选择
（一）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有顺应潮流，积极主动参与，才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获得或维护相关利益。”①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入，中国的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也有了显著进展，例如，中国于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于2001年正式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组织成立上海经济合作组织，还积极参与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从这些成果来看，
虽然我国的对外区域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贡献，但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很多时候是国际形势所迫下的无奈选择。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潮流不可阻挡的情势下，主动转变发展思路、顺应社会潮流，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有利于取得经济发展主动权。因而，无论是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还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都是必然的选择。
（二）积极推动以亚洲为核心的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涉及到不同地域、国家间的利益，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因而其最终实现需要长期、复杂的谈判过程，所以，我们不应急于求成，而应按照循序渐进、、由简入繁的原则，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建立与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对我国而言，首先应该着重巩固的是立足东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组织，鉴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初见成效，而且中国与东盟各国及日、韩有着地缘优势，文化背景也极为相似，在产业结构和自然资源方面都有较大程度的互补，具有得天独厚的合作条件。因此，立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同日、韩两国的经贸磋商，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是我国未来经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三）深化国内改革和改革开放力度，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参与程度越高，就会相应对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提出更高要求。由于在经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会有经济发达国家参与进来，其贸易自由化程度必然高于我国，这也就会造成对我国产品和企业的严重冲击。在WTO体制下，参与经济区域一体化，就必然要求我国在一定时间内逐渐减小关税设置和贸易壁垒，如果我国企业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不可避免要遭受很大损失。为此，我国政府应当加快改革开放力度，并加强企业的危机意识教育，为其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引导和建议，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占据优势地位。
21世纪仍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大国，对世界经济有很强的依赖性。面对新的国际贸易形势，我国无论是出于本国发展需要，还是经济发展潮流的波及，都必须转变发展思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王尧.服务贸易自由化区域路径与中国的选择[D].厦门大学，2009：7-8.
[2]曾华群等.新型贸易自由区：“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法律模式[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9（3）：76-77.
战后以来，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根据WTO统计，截止到2005年11月12日，向WTO及其前身GATT通报备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仍然生效的总计达142个，其中101个是1995年1月WTO成立后备案的。在所有WTO成员中，除蒙古国以外，其他都是一个或多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当事国；协定当事国之间的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即调整对拉美出口产品的结构，利用好拉美现有的区域市场优势，与拉美一些国家先行建立自由贸易区，尽快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速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美洲自由贸易区；影响对策
引言
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以贸易、生产、金融乃至经济政策趋向全球一体化为特征的，而这种一体化又首先以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形式表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对世界经济诸领域、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以及国际经济秩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区域一体化过程在全球展开，形式日益发展，排他性日益减少，合作领域日益扩大，从而为全球一体化的最终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在阐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美国和拉美对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各自所抱的动机及各自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接着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及其进展受挫的原因进行了介绍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并指出了我国应该采取的几点对策。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现象。它首先出现于西欧，其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仿效。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维纳（J.Viner）于1950年在《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首先引入了现代关税同盟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当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
在维纳提出现代关税同盟理论之后，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定义。他认为，经济一体化是指有关国家贸易的自由化，并将经济一体化分为消极一体化和积极一体化。他认为，消除歧视和管制制度，引入经济交易自由化是消极一体化；而运用强制的力量改造现状，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为积极一体化。
英国经济学家宾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关于“将部分合成一体即一体化”的解释，指出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不仅允许商品在它们之间自由流动，而且还允许生产诸要素自由流动，为此消除各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各种歧视，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Balassa,1962年)在其论文中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定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作为一个过程的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
前苏联学者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一体化是国家经济间发展深层次且稳定的生产分工关系的过程；是具有同类社会经济体制的国家群体框架内的国际经济实体的形成过程，这一经济一体化过程显然由统治阶级所操纵，因而，也是一个商品政治化的过程。这一定义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而不是从国际经济学出发的。
霍兹曼(Holzman,1976年)强调，一体化是一个成员国家间相似产品和同类要素价格一致化的状态。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间在有关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货物、服务和要素流动无障碍的状态。这一认识实质上将区域一体化的讨论由关税同盟进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场的层次。曼尼斯和素迈(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则将经济一体化同产业部门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统一联系起来。
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强调了经济一体化中传统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内克(1988年)的研究则提出了一体化同开放经济及经济相互依赖等观念的差别。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定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国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
我国国内的学者们也对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对于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可以无阻碍地流动和经济政策的协调，一体化程度的高低是以产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差别或范围大小来衡量的，从而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有不同的形式。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推动和各国谋求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主观努力的综合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达成经济合作的某种承诺或者组建一定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谋求区域内商品流通、要素流动的自由化以及生产分工的最优化，直至形成各国经济政策和区域经济体制某种程度的统一。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其不同的组织模式。以一体化的目标高低为序，最低层次的是“自由贸易区”(FreeTradeZone)。在这一组织形式下，区内各国取消内部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成员国的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政策仍保持独立。
在自由贸易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关税同盟”(CustomsUnion)，同盟内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关键的是建立统—的对外关税，从而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
较关税同盟再高一层次的是“共同市场”(CommonMarket)。除了统一贸易政策外，各国间还实行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自由流动。
“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更进一步在超越交换关系安排的基础上，将协调机制延伸至成员国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达成一致，并谋求建立基于成员国部分让渡的超国家协调管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形式是“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FullEconomic&PoliticIntegration)，最终形成一套放大至区域尺度的“国民经济体制”，超国家的管理机构享有相当充分的超国家，从而拥有区域内各国所认可的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过程中，除了以上各项谋求不同层次制度性安排的组织形式外，还出现了另一类更关注功能性目标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形式，即所谓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合作方式。其特征首先是开放性，即在谋求区域内的经济合作、经济互补和经济融合中反对对区外国家“以邻为壑”；其次是非体制性安排，即支持为达成经济一体化开展国家政府间合作和设立一体化的辅常设机构，但反对组建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和让渡。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对中国与东亚经济体贸易结构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贸易结构 福利效应 路径选择
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东盟的成立。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韩国和日本先后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协定,由此形成3个“10+1”的自由贸易区网络(FTA Network)。尽管该网络促进了区域经贸活动的发展,但是其错综复杂的关税优惠政策产生了具有负面影响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从而对东亚地区的长期经贸发展造成损害。
因此,各国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中国是东亚的重要成员,而且东亚也集中了中国主要经贸伙伴。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FTA战略的实施内容,如何推动和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贸易结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影响,从理论上确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路径,然后利用TCI指数对中国与东亚经贸伙伴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最后从政策层面上分析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选择。
贸易结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最重要的问题。例如Smith(1776)就曾因给消费者带来负效应而批评过梅休因条约(英国和葡萄牙于1703年签署了梅休因条约,它以许可葡萄牙的酒按照优惠条件进入英国,换取葡萄牙废除对英国羊毛出口的禁令)。Ricardo(1821)则通过分析母国和殖民地的特殊通商条约对Smith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分别对输入国(殖民地)和输出国(母国)的福利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特殊贸易安排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有负面影响,这样的贸易安排应该最终被完全的自由贸易所取代。
现代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研究则始于Viner。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Viner以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为基础,提出了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这两个重要概念,为现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Meade(1955)、Lipsey、Cooper和Massell(1965)、Johnson(1965)、Cordon(1972)、Mundell(1964)、Wooton(1986)、Arndt(1968)、Kemp和Wan(1976)、Wonnacott(1981)等人先后对Viner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
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是消除区域内的贸易障碍,减少区域内分工的交易成本,为深化区域分工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在Smith的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思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可以发现其主要福利来源就是分工经济。反映分工水平和分工地位的贸易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福利效应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专业化分工的差异性和贸易结构的互补性是贸易双方获得分工经济的重要条件。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可以利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经济规模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工,每个国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伙伴国进口不具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差异性生产和互补性贸易获得分工经济。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即使参与分工的国家之间不存在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差异,也可以从分工经济中获益。因此,不管存在外生比较优势,还是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分工经济都可以使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国家福利获得提升。
不论分工之前的状况如何,只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员通过分工进行差异性的专业化生产,形成互补性贸易结构,就可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福利效应,提高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的福利水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工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生产结构的调整。如果区域经济一体化启动之初,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互补型,那么它们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区域分工,可以获得更大的分工收益。如果各参与方的贸易结构为竞争型,在获得分工经济的同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因为要素在不同部门和产业间的流动并不能瞬间实现,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会衍生出相应的调整成本,最终消减分工经济的好处。
总之,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国家之间组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均可以获得分工经济的好处,只是调整成本大小不同。如果调整成本过大,超过分工经济的好处,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毫无意义。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之间贸易结构的互补性越强、竞争性越弱,调整成本就越低,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大;反之,调整成本越高,各方享受的分工经济就越小。
对于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而言,获取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是所有经济政策的主轴。为了获得更大的分工经济、最大限度的减少调整成本,一体化成员会选择与其自身贸易结构形成互补的经济体为一体化伙伴。在一体化伙伴既定的情况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参与方也会加强合作,通过强化产业内分工、推动经济与技术合作等方式,减少相应的协调成本。
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测度
在测度贸易结构的互补性和竞争性时,贸易互补性指数(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简称TCI)是一个常用的指标,包括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和综合贸易互补性指数。单个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TCIijk=RCAxik×RCAmjk表示,RCAxik=,表示用出口衡量的i国k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CAmjk=表示用进口衡量的j国在k产品上的比较劣势。其中,Xik和Xwk分别为i国和世界k产品的出口额;Xi和Xw分别为i国和世界的出口总额;Mjk为j国k产品的进口额;Mj为j国的进口总额。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k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k≤1时,两国在k产品上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k值越小,互补性越弱。在多种产品并存的情况下,两国的总额和贸易互补性指数可用各种产品的互补性指数加权平均得来。加权系数为世界贸易中各类产品的贸易比重,即Xwk/Xw。综合互补性指数计算公式为TCIij==。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强,且TCIij值越大,互补性越强;当TCIij≤1时,两国的贸易互补性弱,且TCIij值越小,互补性越弱。
本文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标准(SITC Rev.3)为基础,分商品对1998-2007年间中国作为出口方、东亚经济体作为进口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测度,首先可以得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有食品和活动物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总体呈互补关系,其余商品的互补性指数小于1,均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只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中国和东盟之间,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的互补性指数大于1,呈互补关系,而其他产品的互补关系偏弱,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
其次,中国出口与东亚经济体进口之间的综合互补和竞争关系。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在1998年为1.03,随后开始下降。2001年,互补性指数开始降至1以下。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平均为0.95,反映出中国出口与日本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韩国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85,表明中国出口与韩国的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同样在1998年至2007年间,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互补指数均小于1,平均互补性指数为0.92,表明中国出口与东盟进口整体呈弱互补性,更多表现为竞争关系。
中国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与日本、韩国、东盟都形成竞争关系。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FTA合作,中国需要作如下战略选择与政策安排。
第一,渐进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近期,中国可以优先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层次与内容。例如,中国与东盟可以优先选择金融领域。中国应该通过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中期,中国可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
目前,中国正在与韩国开展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双方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将进行。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讲,中国应该切实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工作。对于中日韩国而言,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于三者都有好处。即使在短中期内难以实现,中国也应该将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作为长期努力的目标。
第二,依托产业对接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较大提升,部分产品的竞争力稳步增强,但是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过程中,中国部分商品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而产业内分工的调整成本低于产业间分工的调整成本,积极与东亚经济体开展产业内分工,有利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对接与产业分工。
首先政府必须发挥作用。一方面,国家应该使用各种措施打破地区封锁,保证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推动各地区企业间的吸收与兼并,推动联合以达到基本规模,使得中国的大市场优势能够真正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加以保护,使得中国的大市场真正为已所用。其次对于企业来说,应当重视和加强产品差异化的创造,并力争建立自己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差异化是增加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表现在质量、技术登记上的垂直差异,还体现在商品品牌、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在包装、广告、销售和售后服务上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国际名牌,使已有的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获取应有的利益。
第三,多种形式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贸易安排的进程中需要扩宽合作范围,不要将一体化内容局限于贸易自由化,要将一体化内容扩展到经济技术合作等非贸易合作领域。通过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开展各种能力建设,增强中国企业或产业面临进口竞争的能力,提升它们生产转型的灵活度。非贸易领域的合作包括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科学技术研发等众多领域。
参考文献:
1.Baldwin,et al.,"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in Grossman,G.,and K.Rogoff (eds.),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I. Elsevier,1995
2.Baldwin,et al.,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McGraw Hill Higher Education,2003
3.Schiff,M.,and L.A.Winters.郭磊译,何帆校.区域一体化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曹亮,谷克鉴,符大海.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原因研究――兼论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战略选择.财贸经济,2009(1)
作者简介: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WTO 多边贸易体制 RTAs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化和全球化的相互促进和交替发展成为了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WTO的创建和运行，不断地促进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集团也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掀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热潮。无论是加入WTO还是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是各国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为实现特定的战略目标而作出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选择。因此，就目前国际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化的情况下，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WTO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1.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迅猛发展趋势，到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目前可以说区域组织已经遍布全球。总的来讲，区域经济―体化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微观原因:①实现规模经济，增强竞争实力；②要素自由流动，提高经济效率；③防御战略，形成集团。(2)宏观原因:①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曰益密切，相互依存曰益加深；②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提高，客观上需要跨越国界,走向经济联合;③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其实质就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区域经济原则统一规划布局、统一组织专业化生产和分工协作，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优势互补、联合协作，联接并形成为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WTO的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新热潮为WTO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补充。区域经济一体化更易协调各方的立场和利益，做出令各方都能得到满足的安排，使有关参加方在多边贸易体制下暂无法实现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围内实现。
2.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作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试验场”。 区域经济一体化奉行较少国家间的互惠原则，这使得区域内的自由化协议易于达成，成果易于评估。通过这样小范围的“试验”，就可以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大有裨益的经验教训，为国际贸易自由化提供可供借鉴的先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WTO发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间环节，有助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向更深层次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成员的一致性行动可以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顺利进行，达到相应的谈判目标。区域贸易协定（RTAs）构建基础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一方面，广大的成员基础意味着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不是在100多个国家间进行，而是由几大区域国家集团主导；另一方面，成员间广泛的共同利益能更有力地保障区域内部的一致行动。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对WTO的挑战
我们在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产生的负面影响，对WTO提出的挑战：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成员国家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难以妥协。一方面，国家个体的谈判自主性因其背后区域集团的存在而受到限制，身份的交错重叠也使单个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利益取舍，谈判立场趋于保守；另一方面，几大国家集团实力相当，一旦形成对峙，多边贸易谈判就很容易陷入僵局。
2.WTO中的“授权条款”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之间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时，可利用“授权条款”的规定给予区域内成员更优惠的待遇。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时可能成为规避多边贸易体制中最惠国待遇义务的工具，削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多边性。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对多边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具有潜在的干扰性。传统区域贸易协定（RTAs）的区内外歧视待遇与WTO非歧视原则的矛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日益复杂并深化。区域贸易协定（RTAs）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缺少统一的优惠性原产地规则。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其正面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负面的消极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WTO要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经济集团的监督和约束，协调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改进和完善其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同时，各区域经济集团也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对外开放程度，将自身运作纳入WTO的监控范围，充分发挥集团经济的优势和特长。只有如此，才能尽量消除或减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陈漓高郑昭阳齐俊妍:全球化条件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曹宏苓: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刘田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7～02～12
[4]周道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5]胡剑波:关于WTO框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J]．消费导刊,2007(2）
[6]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姚利民:WTO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8]刘田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发展[N]．金融时报,2007～02～1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制度性一体化 功能性一体化
一、经济全球化
1.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但是总结过往学者的研究成果，经济全球化有着这样一层本质的含义，即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相互联系，并逐渐形成全球的经济统一体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具体包括有三个阶段：贸易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贸易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起始阶段，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一直到冷战结束；生产的全球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贸易扩大到世界范围。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世界贸易对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并与生产全球化一道催生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因此，经济全球化也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世界各国的经济都融合到国际的大循环当中，对外贸易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比重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生产领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国货币在金融市场上大量流通，形成了世界货币，并且资本也在国际上加快流动，先进的通信工具与发达的交易网络将世界经济与金融市场联接为一个整体。
2.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原因
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得出了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内在原因，即：
1）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使得一国的市场无法容纳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于是对利润的要求，迫使商品走向世界市场，从此由贸易全球化开始，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企业的逐利行为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原因。不断的新市场是企业低成本高利润运作的良好途径。各个国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造成一种结构性的市场失灵，但是跨国公司可以实现内部化的优势，将产品在地成本的国家生产，在高利润的国家售卖。这就促进了经济向全球化转型的加速。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
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上相近的几个国家，为了获得区域内的经济聚集效应和互补效应，为促进生产要素和商品在一定区域进行自由流动和合理互补为宗旨而建立的跨国性的区域经济集团。按照各个组成国对区域经济的调节与干预深度，可以分为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关税同盟、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等几个部分。
2.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原因
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80年代获得飞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原因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原因。分别为：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要求通过区域联合的方式来增强竞争力；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客观上需要经济走向联合；竞争的加剧，促使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来进行贸易保护。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1.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别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区域经济一体化属于制度性一体化，而经济全球化属于功能性一体化。具体地：
1）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相邻并且经济结构相近的国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区域范围内的国家突破了国家的界限，以国家出面签订的协议为基础而建立的一种国际经济合作的组织形式，含有政治因素在内。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自发的市场行为，超越了的概念，不含有政治因素。因此，经济全球的政府干预程度最低，这也决定了其缺乏区域经济一体化那样的政府间的相互协作。
2）经济全球化是由企业带动的一种从下至上的微观经济行为，有人称之为是企业逐步走出原有国境的离心运动；区域一体化则是由政府出面商定的，是从上而下的一种政治经济行为，有人称之为企业主体在协定框架内的向心运动。因此，经济全球化又是功能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制度性一体化。
3）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依据也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关税同盟理论及产业结构相似理论等。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则来源于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等。
2.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作用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从本质上来说,区域化是区域主义的表现形式,全球化则是多边主义的表现形式。区域化行为认可或者默认“歧视原则”；而全球化则倡导“非歧视性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是相冲突的。区域化的核心在于强调区域的利益，通过区域间的各个国家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共同建立对区域外的一致壁垒，增强了区域内国家与区域外国家的对抗能力。因此，不论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机及内部协调机制来看，还是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全球化的影响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对经济全球化有促进作用。这种客观的机制导致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冲突。
（2）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正如矛盾的双方，既有不相容之处，亦有共容之处。这共容之处就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有着深刻的矛盾，但是两者的目标和方向却是十分一致的，它们在本质上都强调生产要素、产品、服务的跨国界配置，最终都将是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由单个国家向多国家的融合。
由于世界上国家众多，绝不可能同时实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一体化，更不用说更深层次的生产一体化与金融一体化。通过地域上相近、制度上相似国家和地区的首先联合，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为由分散的国家组成一个大经济体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由几大区域经济体来进化成经济全球化就相对容易一些。譬如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最终将形成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并且全球经济一体化也可以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逐渐扩展。
另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还为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提供了范例和模式，这也会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未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什么形式？包括一些什么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都已经或正在进行着尝试和探索。在这其中，尤其是欧盟所做的巨大努力，正在为真正全球化指明了方向，并且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路线。
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首先是在各经济区域实现的。正是有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才有了实际的、超出国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本质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通过实现规模经济、提高经济效率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不同的只是区域范围大小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经阶段又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以世贸组织所提倡的经济全球化和众多区域组织倡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都是促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即将世界经济打造成一个超越国界的国际间经济分工，并将世界经济变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的一个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实行生产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不断深化了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分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生产和金融的一体化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也努力在整个世界贸易中追求好处，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地区内的贸易只占三个成员国贸易总额的40%，所以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歧视性”规则，但是其仍然加速了世界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
并且，区域经济组织还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指导，这样，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将会得到更多的限制，其积极的作用将会得到弘扬，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努力，也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健康发展，最终有利于经济形态走向更高级的经济全球一体化。
参考文献
[1]田素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J].上海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2]华民,王疆华,周红燕.内部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12).
[3]薛誉华.区域化:全球化的阻力[J].世界经济, 2003, (2): 51-55.
[4]赵海涛.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别及联系[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09).
[5]袁经荣,康东升.试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3，(05).
【关键词】复合行政；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
“复合行政”是本土理念，最早由我国学者王健、鲍静等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政府管理范式从统治走向治理的认识中，受到“复合共和制”理念的启发并结合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理论而最终提出来的。所谓复合行政，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跨行政区公共服务、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吸纳非政府组织参与，经交叠、嵌套而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王健、鲍静等，2004）。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i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了一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刘君德，2002）。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化，“行政区经济”概念，逐渐暴露出界定模糊的缺陷，这影响了行政区经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刘小康，2010）。
其次，行政区划是在既定政治目的与行政管理需要指导下，参考历史渊源、人文地理基础、经济文化条件、民族成分等因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行政区划一经确立便具有法律效力和相对稳定性。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不仅造成大量社会财富浪费，而且会降低行政效率，还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产生许多不良影响（张紧跟，2006），更容易陷入“行政区划调整――新的行政区经济――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行政区划的冲突――行政区划再调整”的恶性循环怪圈（王健、鲍静等，2004）。这样看来，通过调整行政区划以达到协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不可实现。
正是在行政区划方案受到质疑的情况下，学者们提出在不改变现有行政区划基础上，通过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以及政府间权力的重新分割来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要求（黎鹏、王培贤等，2003）。也有学者提出建立区域城市联合政府的思路，主要包括高度集权的城市群政府、松散的非政府城市协调机构、城市联盟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汪宇明、刘君德等，2000）。但目前区域城市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城市群内部城市发展不平衡将制约协调发展的程度，同时联合政府的管理权限如何与省级行政区协调也成为该思路实现的障碍。王健、鲍静等认为其症结并不在于行政区划，而是政府职能未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转变到位，不能使生产要素得以跨行政区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即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他们提出“复合行政”理念，希望为跨行政区公共服务的实现提供一种政府体制创新的新思路。
随后，有学者认为复合行政只是指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问题所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思路，还缺乏系统的制度支持条件，尤其是制度，而这些条件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复合行政囿于现行制度而举步维艰（何显明，2004）。但事实上任何新事物皆脱胎于旧事物、超越于旧事物乃至最后取代旧事物。复合行政的建立与完善也存在这样一个有策略的渐进过程（刘生、邓春玲，2006）。
其理念也正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极力推崇。殷坤（2004）认为复合行政是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好途径；王佃利（2005）认为复合行政通过创新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合作机制，将极大地促进地方政府间和谐关系的构建；张玉（2005）认为复合行政是限权、授权与分权的和谐统一；何显明（2004）指出，“复合行政”概念所体现出来的对当下中国行政体制弊端的思考是符合实际的，其理性化的思考给那种热衷于行政区划调整，以为只要推行了省管县体制，市管县体制所存在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的政策主张，提供了一副“清醒剂”。同时，陈稽、薛海（2005）基于法国、日本政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提出了必须将行政区划调整、权力的重新分割以及复合行政结合起来的对策思路；刘生、邓春玲（2006）提出了在现行框架下构造复合行政的三个渐进策略，即获得党和政府的支持、培育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自主治理能力；傅永超、徐晓林（2006）则基于复合行政理论，提出了长株潭三市政府合作的网状合作模式并系统地介绍了其构成体系和指导思路。
虽然“复合治理”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行政区经济的矛盾冲突，但其仍存在较大条件缺失和操作性缺陷（范巧、郭爱君，2009）。为此学界极有必要对其概念进一步补充诠释和延伸，而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经济的矛盾解决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基于此“复合治理”的理念应运而生。复合治理（杨雪冬，2007）提出的依据在于公共的扩展使得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其具有多个治理主体、多维度、合作互补、个人是最基本的单位、及时解决问题的目标性等特征。但是，杨雪冬并未对“复合治理”的概念做出准确界定，也未对复合治理中的政治结构、角色定位、和谐关系的达到等等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有学者认为“复合治理”是指在小政府的善政和大市场的自由化基础上，将政府公共服务等职能通过转包、招标等形式让渡给公民社会组织，通过公民社会的良好运行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从而达到政府、公民社会、市场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健，鲍静，刘小康，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3）.
[2]刘君德.中国转型期凸现的“行政区经济”现象分析[J].理论前沿，2004（10）.
[3]刘君德.中国转型期“行政区经济”现象透视――兼论中国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发展[J].经济地理，2006（6）.
[4]刘小康.“行政区经济”概念再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10（03）.
[5]张紧跟.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黎鹏，王培贤，王谷成.跨行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上、下）[J].发展研究，2003（9）、2003（10）.
[7]汪宇明，刘君德，戴均良.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J].人文地理，2000（6）.
[8]臧乃康.多中心理论与长三角区域公共治理合作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5）.
[9]殷坤.复合行政――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思路[J].江南论坛，2004（11）.
[10]王佃利.政府创新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1）.
[11]张玉.区域协调发展与政府体制变迁的制度分析[J].学术研究，2005（9）.
[12]何显明.市管县体制绩效及其变革路径选择的制度分析――兼论“复合行政”概念[J].中国行政管理，2004（7）.
[13]陈檐，薛海.从法日经验看政府在协调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5）.
[14]傅永超，徐晓林.长株潭一体化政府合作模式研究――基于府际管理和复合行政理论[J].软科学，2006（6）.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政治体制、经济环境的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大学里的科学技术活动始于两百年前,它开创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新型大学组织模式。这一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向前发展,从而也为20世纪研究型大学的确立奠定了其理论和社会基础。20世纪中叶,随着人类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依赖性的增长,特别是创新理论日益被人们认识,大学创立科技园,它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这种技术与经济一体化的组织模式便由此渗透到大学科技活动中来。回首这两百年来,教育、科技的一体化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演变,充分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形成
1.1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概念的提出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但基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建立在由资本和劳动要素构成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经济理论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是无能为力的。这就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经济体系。在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纺织机械和蒸汽机的发明,使一些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开始思考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如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但当时西方主流(重商主义)经济学家仍视技术是外生的,把技术排除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20世纪初,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理论,并指出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新产品、新工艺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生产力要素中的资本、劳动与之相比较仍处于从属地位。在其看来,没有创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会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之中,是创新打破这种均衡。其《经济发展理论》奠定了挑战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对此,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已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大批以技术创新为主题的研究,对阐释技术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作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贡献。对技术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建立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传统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物质流,今天的经济表现的是一种知识流,构建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理论框架及管理体系必然涉及与知识直接关联的要素,于是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便提了出来。20世纪末,英国学者Freeman在其著作《TechnologyandEconomicPerformance:LessonsfromJapan》中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其系统模式的架构是以企业、大学和政府为核心要素,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引导,以推动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中心,进而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在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时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一体化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1.2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的过程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人类创建大学(学院、书院)的初衷,主要是培养不同宗教教派的教士,使不同宗教教派得以繁衍。到18世纪上半叶,人类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治统治得到了加强,这一切使得不同教派支持的大学和学院,也为世俗社会培养政治和经济发展所需的官员和专业人员,神学、法学、医学、农学、商学等职业人才的培养开始出现。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大学不断提出新的挑战。最初感悟到并付诸行动的是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者洪堡,他提出并推动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组织模式。以此培养出具有最新知识的人才,在推动德国经济的腾飞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当时德国的经济超过英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受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的影响,19世纪下半叶,即1876年,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为标志,以研究生教育为重点、以科学研究和人才训练相结合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大学诞生了,并取得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最大最成功的两个项目“雷达研制”和“原子弹研制”,其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在相关大学中完成的。集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大学(后称为研究型大学)对社会进步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牢固地奠定了其社会地位。195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率先创立了斯坦福研究园,使大学成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到198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在大学里设立“工程研究中心”计划,从而从政府的层面上推动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大学科技园的创建和政府“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的推动,使大学从人才训练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迈向了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美国在20世纪末期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实践。
221世纪大学功能重构理论的思考
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分析,21世纪大学功能的重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是未来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要求。进入以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为特征的新的世纪,大学普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希望它能输出更多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能产生更多的创新思想;能孵化更多的创新创业,这种“希望”是大学功能重构外在的力量源泉。在大学中,探究知识的进展和创新精神燃起的智力上的激情为师生队伍带来了活力,使大学充满生机。创新人才的产出是21世纪大学面临的必然选择。对人才培养的标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今天,人才培养的标准是“创新能力”,希望学生从单纯的学习活动走向科学探究活动,进而走向创新创业活动。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造就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创新思想的产生是基于对知识进展的深刻探究和对经济发展的敏锐直觉。这种“探究”和“直觉”均源于科技活动,人才是科技活动的主体,科技活动造就人才,这种互为的关系使大学成为创新思想产生的一块沃土。如果能给这块沃土提供适宜的环境,创新思想的产生将呈现勃勃生机。创新企业的孵化是基于对技术和市场机会的把握,是新时期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发动机”,是技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载体。科技牵引型的结构调整将主导21世纪人类经济的发展方向,而这种调整有赖于创新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创新思想产生沃土的大学必将成为创新企业蓬勃发展的源头。因此,创新创业不但能为大学提供一种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机制,同时,孵化创新企业也成为21世纪大学的一种目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企业的孵化,都源于人类对科学探究的能力与活力。这种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只有在大学中才能实现。因此,大学将成为21世纪国家科学探究结构体系的中心。有了这种定位,那么,如何架构一种基于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内在逻辑的科技发展平台,就成为当今大学推动科技发展首要思考和探询的问题。#p#分页标题#e#
3学科性公司制科技发展新模式的框架
教育、科技、经济一体化就是要求建立一种制度能将三者融为一体。为了获得知识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效率,就必须建立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效率主要来自产权制度的效率。这种效率原则挑战大学传统的科技活动的组织制度。
3.1公司制的演进与历史作用
公司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代。现代的股份制经济产生于15至16世纪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发展于18至20世纪初,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公司制不断完善,到20世纪中叶现代公司制度得以确立。迄今为止,现代公司制是资源筹集和资源重组的最佳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描叙:“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至今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办完了。”由此,从生产力的角度考察,股份制经济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集中和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分析,股份制使生产的社会化得到巨大的发展。
3.2公司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
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赋予了21世纪科技发展全新的运作理念:用公司制运作科技发展。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NathanRosenberg在2000年“世界企业孵化与技术创新大会”上所言:“科学成为一种日益由经济力量导向,致力于追求经济目标的活动。”由此,出现了知识企业,它与传统企业一样,集合知识生产的要素(人才、资金和信息),并在利润机制驱动和承担风险的条件下,为社会提供知识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经济单位。这种利益驱动和风险承担要求知识企业必须考虑其营运效率。现代公司制能最有效地把所需的各种资源通过现代产权的制度安排集中起来并予以运作,实现知识生产、流通、消费的营运效率。
关键词：区域经济；制度创新；广佛肇经济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124-03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竞争日益激烈，作为平衡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全世界现有的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已超过100个，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早在二十年前，中国就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概念，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一体化速度和程度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一体化发展格局尚未形成。基于理论及实践的分析，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一体化制度，本文以广佛肇经济圈为例，提出几点个人的思考，希望能为突破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瓶颈建言献策。
一、区域经济视阈下的制度创新概念与实践
关于制度，最基本的诠释是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契约形式或契约关系”。制度能刺激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必将促使经济不断发展。而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变迁，制度创新即是对经济、社会等进步有重大积极影响的制度变迁，区域经济间的合作尤其需要制度创新，各区域之间的经济活动规则不一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进而影响区域社会稳定。跨行政区的制度创新难度远大于单个行政区的制度创新，其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干部考核指标的经济导向所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各行政区政府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参与制度创新的目标导向恰恰是影响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放眼国际，欧盟作为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快、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其运作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究其实质，是一个跨国度的制度创新过程，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了相关法律以及成员国一致实施的政策。如《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实现了特定部门的一体化；《单一欧洲法案》对成员国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同时为了保证统一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效实施，欧盟要求各成员国让出部分经济，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到目前为止欧盟已建立了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由此可以看出，跨行政区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制度一体化，制度一体化就是消除区域内政府行为的差异性。长期以来，中国各行政区域政府的制度安排都是以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缺少各区域间的相互协调，区域间的制度摩擦较大，导致了区域间经济联合、共同发展的成本加大。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下，只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保证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二、制度创新：广佛肇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瓶颈
广东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框架下相继提出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个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规划，其中广佛肇经济圈规模最大，且位于深莞惠和珠中江的中间，就像是珠三角的“中枢神经”。从区域经济学角度说，广佛肇必将在三大经济圈良性互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11年三市政府联合的《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站在全国区域发展战略高度，将广佛肇经济圈定位为“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全国深化改革与科学发展试验区”、“国家重要综合性门户区域”、“国际性现代服务业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广东宜居城乡建设示范区”五大发展功能定位，为广佛肇经济圈一体化科学发展提供了战略性、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安排。
广佛肇地域空间连绵、河网相通、历史文化同源、产业发展和资源互补性较强，在广佛肇三市中，广州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较为发达，佛山传统制造业较发达，而肇庆土地资源丰富，优势产业不明显，有很好的农业基础。三市的经济阶梯型十分明显，互补性强，可以更好的发挥区域差异性带来的合作可能，但是三市经济发展的阶梯型和互补性并不必然带来合作共赢的结果，毕竟三市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发展条件，面临不同的发展诉求和发展瓶颈，站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起点，要跃上一体化发展的新平台，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单靠市场“无形之手” 或者继续沿用各自为政的经济制度是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及经济体制下，只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保证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从长远来看，广佛肇经济圈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一是广佛肇三市之间协调治理机制尚未建立。目前三市之间的交流还停留在官员互访、会议协商阶段，各市仍是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合作，区域合作实际上是一个多次博弈的过程，参与博弈的主体都本能的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当利益主体发生冲突时，没有一个超行政区域的制度化协调治理机制来解决矛盾，长此以往，难免会出现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敷衍了事甚至阳奉阴违，一体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二是一体化政策落实缺乏监督和后续评价机制。认真翻看广佛肇合作项目推进以来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与规划，不难发现，不论是《广佛肇经济圈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广佛肇经济圈建设2009—2010年度重点工作计划》还是《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都很少对项目合作中各方落实政策如何监督和评价提出约束条款，更不用说出台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和建立一个事务管理和监督机构，这些配套机制的缺乏都会导致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性，以至难以达成预期目标。国内城市群建设不乏这样的先例，比如济南城市圈、长株潭城市圈等，最后实施效果并不如规划的那么理想，原因就在于政策落实过程中缺乏强有力的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三是参与力量单一，缺乏非政府沟通机制。目前来看，广佛肇经济圈项目的推进还是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基本不存在其他参与力量，这对于全面掌握市场、降低经济成本以及科学决策都是不利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市场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要求政府转变职能，退出微观领域的经济管理，把工作重心放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从理论上讲，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应适应市场的要求，按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自己的决策，处于国民经济的微观活动层。但是，市场是复杂多变的，企业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及时、准确、全面的掌握与处理信息，单个企业在这方面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之间还有一个中观经济的层面，即各种行业组织，而行业协会属于这一中观实体，在收集信息，协调关系，规范市场行为等方面可以成为微观主体和政府之间的纽带，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中坚力量。
三、广佛肇一体化制度创新困境突破
综上所述，要突破制度创新瓶颈，广佛肇应进一步完善三市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强化和完善有关部门、区域、企业之间及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层次经济圈合作机制，进一步打破市场分割，清理各自为政的市场准入政策和规章，建立统一、公平、开放、有序的区域市场体系和高效、优质的区域市场服务环境。简言之，建立一套科学高效、统筹协调的一体化管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一）设置“超区域”管理机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建议由广东省成立“广佛肇经济管理局”，并赋予其对经济圈内的经济事务统一规划、决策和协调的职能。该机构应由省发改委、经贸委、财政厅等部门领导和区域经济专家组成，其基本职能包括：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与协调的建议并报请立法机构审批；具体执行经立法程序通过的政策、规划与其他规划，与地方政府合作协调不同地区利益主体间关系并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统一管理专门的区域基金（需要设立）或约束有关部门的区域资源的使用方向；组织实施跨区域重大项目，组织研究重大区域问题；审查和监督区域政府间自主达成的区域合作规则的执行情况等等。同时，还要赋予这一权威性机构与其职能相匹配的权力和资源，进而理顺其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关系，使之法律化、制度化。同时，可以颁布《广佛肇协调发展管理法》，设立跨行政区的区域法院等，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统一执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调配资源、统一规划，降低管理与行政成本，保障一体化进程的科学与顺畅。
（二）利用跨区域的中间组织，建立非政府协调机制
政府退出微观经济管理之后，应该充分利用好经济圈内的行业协会、商会等中间组织，可以将一些诸如行业发展规划、质量标准、业务统计、产品展销、政策建议等任务授权行业协会来完成，同时行业协会又可以广泛收集和整理企业信息、市场动态和经济参数，以及来自各方面的愿望和建议，及时反应给有关政府部门，加强信息的集聚和反馈，为政府制定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规划提供可靠依据，这样有利于减少损耗、缩短反馈时间，提高反应灵敏度和信息准确度，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另外从操作层面来看，这类组织目前正处于发育初期，在区域范围内进行重组和调整阻力也较小，因此笔者认为组建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以及其他区域性社会中介组织，使之成为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和组织创新的一个重要突破口。通过广佛肇地区间行业协会的相互联合，加快信息、资金、人才等在整个经济圈内的自由流动，促进整个地区行业内产权的合理流动和重组，最终推动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发展；三地行业协会还可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和行业知识对经济圈的行业发展政策进行研究和磋商，消除阻碍行业发展的壁垒，制定能够实现“多赢”的行业发展政策建议和共同遵守的行业法规，并且通过实行行业自律等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为各种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优化该区域内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促进产业整合。
（三）多方权衡，规范区域间的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
区域合作规则的形成和有效运作，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的“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我们知道，区域政府合作的出发点是地方政府通过合作来共享整体利益，打破传统的“小而全”、“大而全”的工业体系，重新调整各地方政府的产业结构，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体系。但合作结构中总有优势一方，有些地区可能必须从某些产业中退出，重新定位自己的优势产业，而另一些地区则可以乘机扩大市场规模，进一步壮大自身的产业优势；有些地区生产的可能是低附加值的上游产品，有些地区生产的可能是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于是发生了地区利益从劣势一方流向优势一方的问题。这就需要合作优势一方给予劣势一方以必要的补偿，让区域内所有的地区都共享合作的收益，否则，合作关系就会破坏，彼此利益都会受损。因此，区域合作规则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取决于能否达致各方利益的平衡，实现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双赢或共赢，这就需要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区域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转移，从而来实现各种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以保证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盛世豪.长三角一体化中的政府与企业定位[J].浙江经济，2003，(6).
[2] 陈剩勇，马斌.区域政府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J].政治学研究，2004，(1).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J].新华文摘，2004，(19).
[4] 广佛肇经济圈发展规划(2010—2020)[Z].
[5] 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G]//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6] 张可云.区域大战与区域经济关系[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5.
Difficulties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 Innovation
——Think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GuangFoZhao
WANG Zhi-min
（CPC Guangzhou Municipal Party the Liwan Campus，Guangzhou 510360，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