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6: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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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中市场主体的变化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变化
（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 Service and Market 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 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 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 to 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 Part I. 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创新；刑法介入；政策取向；余额宝。
一、余额宝引领下的互联网金融创新。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相结合的新型金融，是在互联网时代对传统金融的创新与发展。当前互联网金融主要是以阿里金融为代表的金融运作平台、以众筹为代表的股权投资平台、以P2P（peer to peer）为代表的借贷平台三种模式［1］。自从2013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公司推出余额宝产品，互联网金融成为近期乃至“两会”的热点话题。根据相关功能设计，“支付宝”用户可将支付宝里的钱随时转入余额宝，余额宝里的钱会自动购买天弘基金旗下的“增利宝”货币基金。同时，用户又可随时使用余额宝内的资金，用于消费支付和转账等，一旦余额宝内的资金被使用就相当于对“增利宝”货币基金的赎回。“增利宝”货币基金是天弘基金和支付宝公司联手打造的一项与余额宝自动挂钩的货币基金，目前天弘基金由“支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控股［2］。虽说余额宝的投资收益视天弘“增利宝”货币基金的经营业绩而定，但由于余额宝收益中绝大部分来自对银行协议存款的投资［3］，投资方式稳健，风险较小，自正式投入使用以来，收益率均为正数且远远高于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余额宝的推出引发了新一轮的互联网金融热：百度、腾讯、苏宁等互联网公司纷纷与基金公司合作，推出了类似金融产品。这些类余额宝产品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它们瞄准的目标都是用户的“小额活钱”，实质都是由互联网公司推出“现金管理”业务。显而易见，余额宝的出现将基金电商化推向一个。
机构推出的各种“类余额宝”产品已有数十种，品种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不少市场人士直呼，国内互联网巨头将悉数参战现金管理市场，互联网金融进入“战国时代”［4］。那么，与传统金融产品相比，余额宝等新兴互联网金融产品有哪些创新点呢？笔者认为，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大众化、民主化、便捷化、透明化四个方面。
一是大众化。与传统货币基金不同的是，天弘增利宝的销售起点是1元而非10 0 0元，适合于在支付宝中留剩小量余额的客户［5］。按照支付宝约8亿注册用户来计，若平均每位支付宝用户往余额宝内转存1元闲置资金，那么余额宝将会有8亿元的资金沉淀。对于公募基金而言，8亿数额不可谓不大［6］。余额宝的过人之处就是较好地运用了经济学中的“长尾效应”（Long Tail Effect）。“头”（head）和“尾”
（tail）是两个统计学名词。新竞争力从人们需求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需求会集中在头部，而这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流行，而分布在尾部的需求是个性化的，零散的小量的需求。而这部分差异化的，少量的需求会在需求曲线上面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而所谓长尾效应就在于它的数量上，将所有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普通人手中的闲钱在巨大的资本市场上只是末端毫不起眼的小尾巴，余额宝利用网络优势将这些小尾巴整合起来却形成了超乎想象的规模优势。
二是民主化。余额宝通过互联网金融技术，改变个人投资者长期以来受制于投资机构的被动性，增加了公众在财富管理需求上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在这一过程中，高度分散化的客户群特征，也促使包括余额宝在内的金融产品的设计者，更多地去挖掘客户的体验，倾听他们的投资诉求，从而由内到外地实现个体客户最终决定产品设计的“民主化”［7］。
三是便捷化。投资者在余额宝开户的流程非常方便，基金销售过程中必需的身份证、银行开户账号等用户资料直接由支付宝提供给天弘基金。但在此过程中，用户个人并没有在天弘基金直接开设账户，也不拥有独立的天弘基金账户密码，用户也不像在其他传统渠道购买基金时那样，需要阅读风险提示和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试［8］。而且余额宝实行的是T＋0模式，用户可随时使用余额宝内的资金，在储蓄与基金之间的相互转化不仅没有时差还没有手续费，对用户而言相当便捷。
四是透明化。余额宝的宣传口号是“会赚钱的支付宝”。用户通过客户端可随时查看自己的资金余额、当天收益情况、资金使用及来往情况等。余额宝的高度透明性，打破了传统金融理财产品运行周期（按月计周期）较长、收益详情不能及时送达理财用户、理财账户关联度差的桎梏。
二、余额宝对现有刑法条文的挑战。
余额宝虽然因金融创新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众多用户、凝聚了巨额资金，但这种民间融资行为却涉嫌违反刑法中的三个罪名，分别是第一百七十四条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第一百七十六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第一百九十二条集资诈骗罪。
一是涉嫌构成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该罪是指，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立法目的是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准入机制的刑事保护来维护国家金融秩序。这是因为，金融机构作为联结国民经济的纽带，必须由国家掌控。若不经批准擅自设立金融机构，必然削弱国家对金融秩序掌控，甚至造成金融秩序失控，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余额宝通过向超过5000万的客户“高息吸储”，并把客户存在余额宝账户上的钱投资于基金，已享受了商业银行的待遇，却无需理会商业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准备金计提与存贷比等方面的监管要求，及在账户、结算与反洗钱等业务操作中的合规要求［9］。因此，其本质上已成为一家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商业银行”，涉嫌构成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二是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该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由于《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过于笼统，最高院又于2010年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解释》第二条又规定“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种表现形式。对照以上条文，如果硬套的话，不仅仅余额宝，几乎所有民间融资都可被认定为《解释》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三是将来还有可能涉嫌构成集资诈骗罪。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该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另根据《解释》第四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要区别在于，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对集来的钱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例如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携带集资款逃匿；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等。目前，余额宝虽然表面上运转良好，尚未出现上述情况，但行内人知道，支付宝学的是全球在线支付巨头美国PayPal公司。PayPal早在1999年就推出了将PayPal账户余额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的模式，20 0 0年年化收益率达到5。56％，却最终于2011年6月清盘关闭，原因是收益率过低，引发了大规模赎回［10］。因此，难保余额宝将来遭遇资金链断裂时不陷入集资诈骗的泥潭。
三、二次违法性原则下的刑法尴尬。
（一）刑法中的二次违法性理论。
上述三个罪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为法定犯。刑法中的法定犯（又称行政犯），是指违反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范并由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法规所规定的犯罪。法定犯的特点在于，其原来都是没有被认为是犯罪，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化，在一些经济、行政法律规定中首先作为被禁止的行为或作为犯罪加以规定，而后在修订的刑法中予以吸收而被规定为犯罪。理论上通常认为，法定犯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二次违法性”［11］。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法律规范，它们有机地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存在着一种严格的阶梯关系。刑法是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得以实施贯彻执行的最后一道屏障，始终处于保障法的地位。某种行为如果能用其他部门法调整，就不能动用刑法［ 1 2 ］。如果一个行为未违反其他部门法，就根本谈不上构成犯罪。下面，我们就以行政监管为主线，民事法律关系为辅线，探讨余额宝是否存在民事与行政领域的“第一次”违法。
（二）余额宝中的民事法律关系。
余额宝是支付宝公司针对支付宝账户余额推出的一项增值服务，用户可以把支付宝里的余额转入余额宝，被确认后即视为买入了天弘基金公司旗下的“增利宝”货币基金，可以获得比银行活期存款利息高很多的收益。在余额宝的设计中存在三方法律主体，即支付宝公司、基金公司、余额宝客户，其中，基金公司将自己的基金产品嵌入到余额宝中，是基金的销售者；余额宝客户自动购买和持有余额宝嵌入的基金产品，是基金的投资人和受益人；而支付宝公司则是基金买卖双方客户资源的中介人和第三方支付工具的提供者［13］。由此可见，委托理财关系只存在于基金公司和余额宝用户之间，支付宝公司仅是资金中转站，并未与余额宝用户形成委托理财关系。虽然余额宝以“会赚钱的支付宝”为宣传口号向不特定的人募集资金，但用户的资金进入余额宝后立即以申购基金的方式转入天弘基金名下。支付宝既未实际占有用户资金，也未对用户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三）余额宝中的行政法律监管。
余额宝横跨资金第三方支付和基金投资等不同金融细分领域，也相应要受到多个行政法规和不同行政部门的监管：作为第三方支付业务，要受到央行的监管；作为基金销售，要受到证监会监管［14］。
在第三方支付业务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先后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法规，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规范等内容进行了规定。根据相关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需要按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2011年9月1日是第三方支付机构获得许可证的最后期限，逾期未取得的企业将不得继续从事支付业务。在此背景下，支付宝公司于2011年5月26日获得了央行颁发的国内第一张《支付业务许可证》［15］。因此，在第三方支付方面，支付宝公司符合现行行政监管要求。
在基金销售方面，2011年《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实施，证监会陆续开放了基金第三方销售与支付牌照，允许银行、基金、证券等金融机构外的更多第三方企业参与，以促进基金业电子商务化发展。在此背景下，支付宝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获得了证监会颁发的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正式为基金公司和投资者提供基金第三方支付结算服务［16］。
此外，在2013证监会最新公布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通过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业务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和基金销售机构的备案要求、服务责任、信息展示、投资人权益保护、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责任、账户管理、投资人资料及交易信息的安全保密、违规行为处罚等内容。在余额宝与天弘基金的合作中，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只需遵守上述法规的相关要求，尤其是要对投资人的信息和账户进行审慎管理，保证基金销售结算资金的安全，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行政法律监管中，争议较多的仍是余额宝的“类存款业务”。有观点认为：按《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要求，公司基金销售支付结算业务账户应当与公司其他业务账户有效隔离，以防止公司利用基金结算变相经营存款业务。而余额宝与支付宝无缝的划转便利，且未对外明确二者账户的独立性并游离于既有银行监管之外，可能埋下二者是否存在足够有效隔离的隐患。这样，支付宝通过一道内部并不透明的划线，突破了横亘于第三方支付公司所不能逾越的存款业务红线［17］。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根据前文对余额宝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虽然支付宝账户内的余额可与余额宝实现无缝对接，但资金进入余额宝后立即以申购基金的方式转入天弘基金名下，支付宝也好、余额宝也罢，它们起到的均是第三方支付的通道作用。既然不实际占有，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类存款业务”。其次，此类金融产品的诞生和迅速发展，与监管部门的宽容分不开的。目前，中国真正面向普通投资者的合理投资方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创新为投资人提供了更多的投资理财选择，如果能以此倒逼中国银行业改革，也不失为一次面向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探索。
综上，余额宝在基本面上未出现民事或行政违法现象，虽然在某些行政监管领域存在争议，但至今为止未有行政机关对其作出违法认定或处罚。因此，虽然对余额宝涉嫌违背刑法规定的声讨振振有词，但根据二次违法性原则，刑法介入尚无依据。
四、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政策取向。
那么，是否意味着刑法要彻底放弃对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创新领域的法律监管呢？笔者认为刑法作为法律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彻底退出是不现实的，关键还是一个度的把握。在互联网金融的刑法规制方面，我们应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坚持二次违法性原则。一方面，对构成行政违法的同时又构成犯罪的，应坚决予以刑事打击。这也是不少金融行政监管法律法规对刑法的具体要求。以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为例，《商业银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非法全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批准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擅自批准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两项规定均是行政法律法规呼唤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介入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对是否构成行政违法存在争议的行为，在行政机关未做出违法认定之前，即使涉嫌违反刑法条文，刑法也不能提前介入。其理由正如大塚仁所说：“只有在其他法律的保护不充分时，才能允许刑法进行法益保护，这样的关系叫做刑法的第二次性质或者补充性质，刑法的适用必须慎重并且谦虚。”［18］。
二是坚持公平原则。以余额宝为例，刚才我们虽然对其行政违法与否存在较大争议，但根据二次违法性原则，刑法不能轻易介入。但是否所有已定罪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都事先经过了行政监管部门的违法性认定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刑法就有选择性打击之嫌。也有人认为，选择性打击是法治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无论在什么领域，绝对公平只能是理想目标，法律也一样，现实中的法律只能最大限度地追求相对公平。话虽不错，但另一方面，在只对部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此种选择性司法被一些人指责为刑事报复的工具［19］。而且法律历来强调“法不强人所难”、“法不责众”。如果刑法中的某个条文能让广大民众动辄入罪，那么，这项规定就不是一个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良法”。众所周知，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要发展就要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但由于民营经济从正规金融机构难以获得必需的资金，只能进行民间融资。在这些地区，民间集资呈普遍状态，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比例较大。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民间融资领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应采用逐步退出的方法，刑法应尽量减少对民间融资的介入，尽量让其他部门法去调控这部分市场。
三是要坚持鼓励创新原则。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叫“鲶鱼效应”：沙丁鱼生性喜欢安静，追求平稳，在长途运输中容易缺氧死亡。为提高沙丁鱼的存活率，渔夫往往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条好动的鲶鱼故意搅局，加速沙丁鱼的游动，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即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之所以引起热议，就是因为它就像跳进金融市场的一个搅局者，它将对利率市场化起到倒逼作用，银行要想留住自己的客户，除了开展金融创新，提高服务质量外，向储户提供一定具吸引力的利率标准也是不可少的［20］。余额宝的“鲶鱼效应”有利于推进我国举步维艰的金融市场改革，有利于促使银行这些体制内的沙丁鱼们在进行自我反省的同时更好地提高服务质量和创新意识。从鼓励创新的角度上说，刑事政策也宜以适当宽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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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大塚仁。 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5。
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已很明显，相关创新活动层出不穷。各类机构纷纷介入，除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之外，电子商务公司、IT企业、移动运营商等也非常活跃，演化出丰富的商业模式，模糊了金融业与非金融业的界限。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三个要点
理解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需要抓住三个要点：
第一，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前瞻概念。理解互联网金融，要有充分想象力。
第二，互联网金融较传统金融而言，同时具备了“变”与“不变”。“不变”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中，金融的核心功能不变，股权、债权、保险、信托等金融契约的内涵不变，金融风险、外部性等概念的内涵和金融监管的基础理论也不变。“变”体现在互联网因素对金融的浸入，主要来自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的影响。
第三，互联网金融的三大支柱分别是支付、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任何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三大支柱只要其一具备了相关特征（注：不要求三大支柱都具有相关特征），就属于互联网金融。这也是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构造性定义。此定义涵盖了目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形态，而且我们认为所谓“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划分（或者争论）没有必要。
互联网金融还需20年才能发展成型
尽管如此，到本报告完成时，互联网金融远没有发展成型，乐观估计这至少还需20年。因此，互联网金融既不完全是总结历史，也不完全是概括现状，更多是设想未来。尽管如此，互联网金融依旧扎根于理性思维，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
本报告对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下三个“理性之锚”：
第一，互联网金融立足于现实。现实中已经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形态，是我们推演未来发展的出发点。
第二，互联网金融符合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就如同现实物体运动遵循物理学基本原理一样。不管是对互联网金融已有形态的解释，还是对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预测，目前的经济学、金融学基本理论都提供了足够的分析工具。这是本报告根本的方法论。
第三，互联网金融研究的基准，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对应的无金融中介或市场情形，这也是互联网金融的理想情形。
三大支柱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
本报告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研究理念，既放眼于国际，也立足于中国实践，对互联网金融的国际国内发展情况、发展支柱进行了深刻剖析、大胆推演和充分举证，致力于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借鉴。
一方面，我们认为，金融互联网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以网络银行、手机银行、网络证券公司、网络保险公司、网络金融交易平台以及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等形式出现的金融互联网化，顺应了互联网时代金融业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远不仅是金融互联网化。三大支柱的发展将助推互联网金融呈现新兴的发展态势。
首先，支付领域的创新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注入创新基因，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实质就是电子货币的流转；二是移动支付除具备支付功能外，同时还可具有金融商品的属性。移动支付从表面上看，是把支付终端从电脑端向手机端等转移，实质是货币在不同账号之间的转移；三是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的融合，放大了支付实现货币转移这一优势。
第二，大数据的应用解决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中信息处理的问题。数据是金融机构的核心资产。大数据改变了传统数据及其分析方法，对金融领域产生了重要甚至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大数据在征信和网络贷款中的应用发展较为成熟，如，Kabbage和阿里小贷已发展成为基于大数据的网络贷款的典型案例。未来，大数据将逐步应用于证券投资和保险精算中。
第三，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是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新兴力量。在国外，P2P网络贷款及众筹融资方面已有典型案例，P2P如LendingClub等，众筹如Kickstarter等。在国内，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虽已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发展尚未成熟。另一方面，P2P网络贷款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风险、自律、监管等问题。众筹融资在中国的实践，还需解决激励机制、风险及市场设计等问题。
以监管促发展
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目前各国政府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我们认为，对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不能因其发展尚处不成熟时期，就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以监管促发展，在一定负面清单、底线思维和监管红线下，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第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及特殊性。我们认为，须参照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并在监管中考虑互联网金融的一些特殊性。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的两个突出风险特征在监管中要注意。一是信息科技风险。对信息科技风险可以采取非现场监管（使用监管指标）、现场检查、风险评估与监管评级、前瞻性风险控制措施，也可以使用数理模型来计量信息技术风险；
二是“长尾”风险。对“长尾”风险，强制性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时间持续的金融监管不可或缺，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尤为重要。
第二，互联网金融应以监管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应综合运用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并通过加强监管协调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功能监管可分成审慎监管、行为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等三种主要类型，而机构监管方面则急需对P2P网络贷款和众筹融资进行监管。
认识互联网金融
探讨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前提是要正确认识互联网金融。
由于互联网自身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互联网金融这个概念也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但是我们目前可以主要把互联网金融定义为利用互联网的网络资源优势、大数据信息优势、云计算处理能力的优势来开展金融业务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或者金融业态。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互联网金融：一个是把它看成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就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和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相互借势来获得各自的发展；另一个是把它理解为互联网与金融之间的一种融合，把它完全变成了一种新的业态。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两种模式都已经存在。
互联网金融有什么特点？我把它归为六个字：开放、自由、责任。
什么叫开放？第一，互联网金融没有地域的限制，没有国家的限制，没有民族的限制。不熟悉的人在网上可以聊天，可以交朋友，可以形成感情依赖；第二，它是个自由的平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很多东西可以在互联网上来表达，个性得到释放；第三，它也是个责任的平台，就是说它还是有约束的，有自我约束，有社会约束，有法律约束，所以互联网有充分展示个性的一面，但是也有自我约束的一面。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形成巨大的冲击，有些冲击是颠覆性的。比如，冲击传统的物理银行概念、冲击传统的时空概念、冲击现有规章制度，等等。
金融监管不可少
尽管带来了种种的冲击，但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用是什么？信用就是风险。所以不管互联网多么发达，金融的本质仍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对风险进行严密管理的行业。谁的风险管理能力强，信用好，信誉度高，谁就能制胜互联网，这一点永远不会因互联网的发展而有任何变化。不管谁在网上从事金融活动，你想吸收资金进来，要让人家相信你；要把款贷出去，也要你相信人家。信用是基础，而这里实际就是风险管理问题。有项目搞众筹，要有人相信你诚实可信，项目可靠。无论做什么，都得靠信用。
信用又得自什么？得自你的风险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体现在哪？一是流动性风险控制；二是信用风险控制；三是盈利风险控制。对这些风险的控制，一方面绝对取决于你的专业水平，没有专业的金融知识仅靠互联网知识是不够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一定的金融监管。
由于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或融合都未改变其金融本质，所以，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一样，一定要管，不管是不行的。金融就是金融。金融是特种行业，因为你是拿人家的钱做生意，你开一个广告在那里、开一个窗口在那里，你是想把人家的钱吸进来，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相关的主管部门帮公众进行一定的前期管理。
改变金融监管理念
但怎么管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互联网金融虽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但它要求改变金融监管的理念。
我们对互联网金融的管理，一方面要看到它与传统金融的共性，也要看到不同。不能完全把对传统金融管理的理念和规则简单搬到网上去。一是要用开放的心态尊重互联网精神，要充分了解尊重互联网上开放自由责任的精神。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相信互联网，监管不能像过去一样过度保护，一定要把监管建立在相信这一代人自我保护能力、自我决策能力、自担风险能力的基础上。三是要以开放心态迎接互联网金融的颠覆性创新，对互联网金融对现代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抱着开放迎接的心态，不能消极等待，更不能抵制。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颠覆一切的时代。互联网金融一定会造成传统金融的颠覆与重构。如何迎接互联网金融的到来，关键是要有互联网思维。什么是互联网思维？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总结得特别到位：“互联网思维就是群众路线。就是用互联网方式，能够低成本地聚集大量的人，让他们来参与，相信群众，依赖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如此，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应如此。
监管的着力点
关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应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开展互联网金融一定要有准入管理，要有人来管它，这个准入管理可以不是审批制，像我们改革上市公司制度一样可以采取注册制。
二是要侧重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秩序的管理，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规范互联网上开展金融业务活动的秩序，提高互联网交易程序的公正性、交易过程的透明度。让每一个互联网金融交易活动的参与者充分了解有关交易规则。
今天，互联网时代让信息传递的速度不单变得更快，且所传递的信息也已经从原来单一线条的资讯发展到了综合视频、语音等多元表现方式，能够记录下蕴含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等的多维度内容，金融业也再度面临新科技的冲击与改变。
2015，国内网贷行业成功突破万亿大关，这是我和许泽玮在2011年创办91金融时万万没有想到的。2013年，在“互联网金融”东风的推动下，我们无意间走到了行业的前沿。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快速发展的行业让我们不得不每时每刻去思考互联网金融的下一步会怎样发展。
在过去两三年里，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经历了从野蛮生长，到正名，再到监管政策落地的过程。很多人都在讲“互联网金融会如同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一样，最终演变成一个独立的行业。”
但在我看来，当互联网与金融业开始融合时，互联网开放的属性就注定了互联网金融会成为一种辅助、而并非独立的行业。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互联网金融只是一个时代，当这个时代结束后，互联网金融将会如同水、电一样，融入到各行各业，完全融合到人们生活中。到那时候，就不会有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换言之，互联网金融最终会消失。
当然，消失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进化的过程。而我认为，这个进化过程可能会出现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2016年80%网贷平台会倒闭
2015年，我们看到，类似于《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等监管政策相继出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监管意图很明显：规范发展。
目前，从网贷平台倒闭数量我们就可以看出，倒闭潮已初见苗头。我认为，2016年，随着监管逐步细化落地，还会有更大面积的倒闭潮，因为法律法规的介入会对行业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对一些存在非法集资、私设资金池、或图谋不轨的“伪互联网金融平台”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
2015年，总理的“互联网+”战略引爆了国内互联网金融市场。如今，一年过去，市场规模初见。可以预见的是，今年两会上，互联网金融势必会被再次提及，将有更多的提案建议被引入行业之中。
我估计，互联网金融大面积倒闭潮将在两会后三个月集中爆发（2016年6月左右）。预计到2016年年底，全国80%以上网贷平台会倒闭或转型。
第二个阶段： 2017年“一站式”会更火
当下，“对科技改变金融”的理解：一部分是技术让既有的产品服务更好，另一部分是创新过去没有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我们看到，几乎所有人对互联网金融的理解都还停留在互联网理财、互联网贷款方面，致使一大批百姓将P2P等同于互联网金融。
在未来，互联网金融势必会深度发展，大量创新型互联网金融业务会诞生，类似于互联网证券、互联网私募、社交众筹等都将变成一种常态业务。而此时，互联网金融平台会呈现出一种“一站式”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可以在一家平台上同时进行理财、保险、贷款等多项业务，而不是这家平台买保险，那家平台做贷款。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类似于互联网金融搜索这种垂直业务将受到一定挤压，最终被迫转型或倒闭。
或许，“一站式”互联网金融服务会在2017年更加火爆，因为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假如2016年80%金融平台倒闭的话，那就意味着剩下的20%需要完成现在的市场需求、甚至更多。在需求不变或增长的前提下，供给方有所减少，而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战略的推进，最终势必会倒逼互联网金融平台趋向多元化以及“一站式”金融服务。
第三个阶段：2018年互联网金融被“边缘化”
虽然在互联网金融起步阶段没有真正跟上这种变化。不过在这股信息科技浪潮中，很多行业已经被“裹胁”着前行。外卖、保险、洗车、维修等行业都开始从互联网上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金融的先行者们可以说承担着一定程度上的传道授业的角色，与各行各业进行着良性互动。
互联网金融给传统业务方式注入的创造力和活力，经过时间的推移也逐步开始影响并渗入到各行各业和渠道中。互联网金融会被边缘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有可能被互联网金融所感染。
我认为，互联网金融深度感染将在2018年有所呈现。因为此时，不足20%的平台瓜分着一个万亿级的互联网金融市场，巨大的利益会刺激各行各业“触网”。到那时候，互联网后面可以加上保险、煤炭、钢材等任何行业，互联网金融就会慢慢的被边缘化。
第四个阶段：2019年正式进入寡头时代
在经历了监管和行业大洗盘过后，国内互联网金融行业会呈现出一种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到时候，今天我们所看到的P2P平台99%的都会面临死亡。而与此同时，优胜劣汰的过程让少数的综合型互联网金融平台占领了70%以上的市场，并赢得了人们的信任。
从各大商业银行的网上银行、微信银行陆续涌现，再到非银系统中互联网券商、互联网保险的起势，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明显看到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趋势的形成。在这个大融合的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正在向联网金融企业学习一些关于大数据应用、关于用户体验，关于场景营销方式的知识；而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在向传统金融机构借鉴更多风险控制、资产管理方面的经验。
当传统金融与互联网金融实现融合后，紧接着会出现“互联网金融+”，人们会像引入“互联网+”概念一样，借鉴银行互联网金融融合机制，将“互联网金融+”应用到各行各业，呈现出一种大融合趋势，煤炭、钢铁、汽车等所有行业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完成交易。
第五个阶段：2020年互联网金融消失了
关键词：新常态；互联网金融；投资；风险把控
一、研究背景
十后，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开始推出并发展经济新常态，转型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经济适应发展需求，调整产业结构，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近年，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在线支付、理财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发展迅速，互联网金融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个细节，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经济形势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成为投资者参与金融生活的重要渠道，其投资方式和风险把控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1.现状。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我国也将采取不同于以往三十年的发展方式，提供一个更健全更包容更有活力的金融体系。2013年是互联网金融的元年，通过财富效应的牵引力，调动了居民投身金融业务的积极性，既增加居民收入也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加速了利率市场化的发展。短短几年，互联网金融规模达到十万亿级别，P2P公司数以千计。互联网金融逐步成长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也带来了金融行业的规则变化，金融环境的改变也需要新的投资理念和监管制度出台。
2.意义。金融是经济的核心，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风险把控。我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取得巨大进步，在发展过程中，传统金融行业逐步固化，创新活力不足，则无法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求。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一方面是对市场有效配置，另一方面是对传统金融行业的挑战。通过这种倒逼传统金融行业的创新，进一步促进利率市场化，为现阶段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动力。
一个新行业的产生必然带来规则的变化，随着行业发展推进，互联网金融带来创新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系统风险，如何在规避这些风险的同时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金融行业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式
借鉴经济分析的手段并结合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现状，从经济新常态下金融行业发展前景、互联网金融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入手，将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特性联合，动态地分析互联网金融未来的投资价值判断、投资方式选择、投资风险把控和完善监管体系。
1.经济新常态下互联网金融发展前景。2013年以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势头十足，两年内规模突破十亿。2015年网贷总量超过两千亿，第三方支付规模增长超过50%。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发展就是我国金融发展和创新的写照：一是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银行业的渠道对接，促进了金融行业整体改革；二是采用的营销方式更加便捷有效，产品特制不断提升，针对性较强；三是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缓解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效率低下，提高了风险评估的可靠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监管和调控金融行业。未来的互联网金融不仅仅是对我国传统金融行业的补充，更是一种变革，带动的不仅仅是产品变化，更是投资理念和投资方式的彻底转变。这种转变一旦配合好经济发展的需要，将会为市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2.互联网金融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是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等业务的金融模式，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方式，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融资模式。互联网金融包括三种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网络小贷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以及金融中介公司。当前商业银行普遍推广的电子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也属于此类范畴。对于投资者来说，参与互联网金融的渠道很多，借助于各个网络终端，能够及时有效地参与实施。但是随着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互联网金融所能够投放的渠道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直到是擦痕能够选择了部分风险小且操作效率高的方式。
3.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互联网金融整体操作包括互联网金融支付、互联网金融销售、互联网金融征信、互联网数据分析和保护。这其中涉及到的风险包括投资风险、用户数据保护、技术风险等。互联网金融依托于网络平台，通过简短的文字图片等向用户展示产品特征，存在理解差异和过度包装等风险。网络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稳定技术因素，如对于如何保护用户信息不被泄漏，如何合理利用投资者信息等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还有道德因素。整个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范所包含的范围很多，超越传统金融行业业务上的制约，还包括要有成熟的互联网技术，更安全的数据分析能力。同样的也需要更完善的制度来约束和引导行业发展。
三、发展建议
目前，经济发展能够显出不同以往的特征，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成为关注的焦点，以互联网为载体的高增值服务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带动效果日益明显。普通居民收入增加有了更好的选择方式，中小企业融资也有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渠道，有助于整体经济发展和稳定。与新常态能够相适应，金融行业原有的银行不良贷款上升、盈利能力下降、盈利以较高的利差收入为主转变为以提供高质量的增值服务、提供便捷的操作方式为主。
1.投资价值判断。互联网金融的出现给传统金融行业带来了发展活力，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另一方面带动传统金融行业的变革。在互联网这个大平台下，给用户带来了丰富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在这个行业没有完全成熟的前提下，应该审慎投资，判断好投资价值，避免被高收益吸引，以免风险超过自己的承受。互联网产品的丰富性要求投资者需要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投资者应适时提高自身的金融知识，提升投资水平，选择合适的产品，利用正规的渠道。
2.投资方式选择。互联网金融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第三方支付和大数据分析，将传统的金融行业产品结合用户特征进一步加工改造，形成有针对性的产品并定向投放。所采用的渠道虽然是网络平台，但是从网页到专属APP，从线上到线下，能操作的方式很多，需要投资者关注投资方式安全程度的高低。所以在投资者参与互联网金融投资的过程前，应该加大对互联网金融投放渠道的建设和监管，给予投资者更多健康的选择，避免非法传播诱导投资者所带来的恶果。
3.投资风险把控。互联网金融参与的途径很多，产品数量也很多，自然伴随着互联网所原有的舆论导向、过度包装、信息不完全对称等弊端，对于采纳的产品种类、数额大小、时间长短等因素投Y者也要结合自身实际，量力而为。投资者在参与互联网金融投资的过程中，仍要坚持理解金融的本质，理解投资消费的规范，理解财富增值的速度。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把控不同于传统金融行业的监管，所面临的问题和不确定性更大，一方面依赖于政府和市场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依在于投资者谨慎的态度，两者互补互惠。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互联网金融成为造福一方的工具。
4.完善监管体系。面对未来，为了实现互联网金融长久稳定的发展，最大限度规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稳定，国家层面应该尽快设立监管标准，积极迎接新的模式。在这个创新的过程中，需要主动接纳大数据监管的混业挑战，促进大数据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应用，建立信息整合平台，完善监督审查制度，确保互联网金融安全可靠地发展。随着发展进一步推进，多领域协调的、统一的监管政策必将出现。行业发展过程中，规模越来越大，也需要一个规范的市场来约束行业发展，来引导行业竞争。
四、结语
随着国家逐步将经济新常态作为发展基调，互联网金融发展必然会为适应新常态做出调整，这种开放的、个性化的投资价值会进一步被挖掘，这也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契机，迎着改革的春风，必将迎来硕果满园。同样的随着各类支付手段不断拓新，市场投资理念越发深入人心，愿意参与到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者也必将越来越多。当行业越发规范，信息逐渐透明，互联网金融也必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中最有力的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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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竟翔.互联网金融与经济新常态[N].北京：农村金融时报，2014：6-7.
互联网金融虽然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其发展速度很快，而相关监管制度和法律规制的滞后性导致其风险多发，市场乱象纷呈，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浅议了互联网金融的规制路径，仅供参考。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制；风险
金融的主要作用从本质上来看就是配置时间、信用和风险这三类资源，帮助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在短时间内获得收益，但是在光芒背后隐含的却是不容忽视的风险因子[1]。互联网金融不仅存在传统金融行业的风险，还有独属于自身的风险因素，十三五期间正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互联网金融在此前集中爆发了诸多问题，因而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十分必要而且紧迫。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015年央行等十部委出台文件进行了规范，指明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型金融业务模式，属于互联网与传统金融行业相融合的新领域。具体指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实现资金支付、融通、投资、信息中介等金融业务模式，互联网金融正式合法化。近些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十分快速，并且在金融领域中逐步成为有力的补充，比如P2P网贷，截止2016年底，全网平台数量6635家，其中正常运营平台2307家，问题平台2456家，此外还有作为观察的平台1872家，具体可参考第一网贷《2016年全国P2P网贷行业大数据报告》。又如众筹平台截止2016年底，全国正常运营平台427家，可参考界面新闻的文章《互联网金融现状及2017年展望》。然而2017年正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切实防控金融风险的关键时期，多部门联合出台系列办法，改善互联网金融治理，防止监管套利，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包容有序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乱象纷呈，专项整治工作显然任重而道远，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关于互联网金融规制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十分紧迫。
二、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研究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需要明确一定的逻辑，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看，应遵循三个层面的逻辑，即创新逻辑、监管逻辑以及整治逻辑[2]。对于创新逻辑来说主要是从基于信息技术的创新驱动理解，监管逻辑则是平衡市场各方利益，而整治逻辑在于解决问题的机制和风险管理。这三个层面是递进的，只有以创新逻辑为基础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监管逻辑，并通过监管形成整治逻辑。简单来讲，整个风险规制的逻辑应是“治病救人”，最终目的是要保护和支持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所以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上述三个逻辑缺一不可，而且要正确理解。比如说2016年初集中爆发的诸如E租宝等事件，虽然涉案人员美其名曰互联网金融创新，但是本质上是一种非法集资模式，并不是互联网金融，而当时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且互联网金融正式合法化并未度过一个长期的沉淀过程，所以在后续的整治过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逻辑的重点要理清其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三个层面的逻辑，并由此形成科学化的规制路径。笔者认为可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理清需求主体，当传统金融领域无法满足主体需求时，应自动转向互联网金融，以便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应保障定价机制以及融通机制的合理合法性，理论同实践结合，从而确定风险差异，直观反映每笔记录。结合上文，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范式则能比较容易地概括出来。首先金融脱媒可以说是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实现方式，以高资产净值的方式将小微初创的融资者或是非专业资产展示出来。从而将融通机制以及定价机制合理合法化，进而解决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并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脱媒也体现出其信用风险，并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是其规制路径当中的标准范式。所以结合当前互联网领域的专项整治形势，当前国家正在加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监管力度，但这是一个新的课题，监管和法律法规相对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明显是滞后的。所以当前其风险规制路径关键还是在于制度建设，以法律法规的制定为基础，明确法律底线，结合有力监管与专项整治将互联网金融领域有序化。所以笔者认为重点还是在于监管，这并不是要打压其发展，而是要保证其健康有序。首先，强化过程监控。可通过设定进入门槛（如注册条件）并执行信息披露制度。过程监控依托信息技术，构建监控平台，建立数据库，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统一监控管理。日前中国消费者报披露消息称全国互联网金融监测预警平台将建立，以此来提高互联网金融常态化监测和风险识别水平，当前已有一些预警平台，但是针对性不同，因而统一的监测平台的建立十分必要，紧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其次，强化自律管理。严格执法、处罚公开公正，自然退出，追责公开透明。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已形成一定的自律管理机制，并在不断完善制度框架的过程当中，把行业自律机制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规范市场行为，推动信息共享，保护合法权益，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责任重大。最后，强化信息披露，始终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保护消费者，消除信息不对称[3]。消费者只有充分了解互联网金融，才能更好地进行辨别，这需要从业者信息公开，合同上要注明各类信息，同时普及金融知识，树立风险意识。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控制以高回报诱惑消费者的非法集资行为，从而在根上实现市场化监管。从当前国家金融领域改革所采取的措施中可见一斑。
三、结束语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相比传统金融领域来说，存在共同的风险因素，同时还具备特殊风险。近些年来，互联网金融市场快速膨胀，但却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和监管，导致市场乱象纷呈，研究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十分必要而且重要。本文的研究内容仅为个人意见，起抛砖引玉之用，望与业内同仁共同探讨，努力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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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茜,赵喜仓.科技金融创新与我国经济增长效应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似乎成了财经圈的“都教授”，手里没点谈资都没法“社交”。虽然人们对国家政策放开度和行业规范尚存有疑虑，但却丝毫无法阻碍互联网金融类企业踏入该领域的脚步，互联网金融服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当互联网商业模式和创新思维引入金融领域时，传统金融企业的突破创新之门被攻破，原本相对稳固的金融机构格局被打破，一时之间，互联网强势入局，以攻为守，通过联合、渗透的方式，让金融企业发生新的变化。
跻身互联网金融战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廖劲鸿便与金融结缘，见证了繁花似锦的金融产业花开花落的过程。“当时正值互联网普及阶段，人们对新生事物充满了无限的好奇，更是以身先士卒的精神领略互联网的魅力，我也不例外，从2000年的门户、2002年的网络游戏、2004年的SP以及后来的团购，都有我实践的身影。因为在很早的时候，我看好了互联网与金融的强强联合，势必会掀起金融领域的新风尚。” 大凡盛极一时的产业必然是加入者众多，互联网金融亦是如此。
互联网金融虽与之前廖劲鸿从事的传统金融行业有着些许区别，但是在市场宣传和品牌推广上还是有相似之处，只是有了互联网的加入，金融领域对风险控制才能有效的创新，才能真正地摒弃金融中介机构的主导型定位。
“互联网金融是个高强度作业的行业，工作在其中需要很快进入状态。”廖劲鸿说：“我发现互联网金融行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质，它就像生态环境下的每个基因，能渗透到每个角度，从业者、媒体、投资人……都在其列，我自是不能例外。作为行业中一名资深的从业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同道中人与我同肩，为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于是，我在沙龙、论坛等地方毫无保留的发表了对互联网金融的一些个人见解，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加入这个行列。”诚如廖劲鸿所说，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貌似给金融、互联网产业带去了一切生机，令更多的人跻身到这场强大的战役中。
“热爱互联网，热爱金融”这是廖劲鸿终身奋斗追求的目标，也是他选择加入互联网金融业、加入明迪的根本原因。
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
谈及互联网金融，并以此为核心来探讨这个行业的发展，廖劲鸿是最有远见卓识的行家，他认为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充满了无尽的可能，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从业者都在尝试着去深入的理解它、定义它，从中汲取自己的理解开创了一个个前景无限的领域。“例如，余额宝等被大家公认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相信如此爆发式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更多的创新将会源源不断的诞生，这也是我渴望看到并且要求我的明迪团队要不懈追求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知道，由创新带来的企业发展动力是无限的，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这个行业。”在金融行业二十余年里，廖劲鸿针对金融系统的安防管理、银行柜员操作的风险控制、信息资源的整合等问题都给出了最终的解决方案，为国内互联网金融技术填补了技术空白。
2012年，廖劲鸿加入明迪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带领明迪的团队自主研发出多项金融服务系统。经过多年的潜心努力，廖劲鸿和他的明迪团队全面完善了传统金融管理系统的漏洞，开发了全新的物联金融模式。说到项目或是新技术研发成果，廖劲鸿总是自豪满满，他说：“我带领明迪团队开发出RFID电子智锁系统及产品、银行现金箱包智能管理系统、重要印章管理系统、明迪智能监控管理系统、银行客户移动营销广告系统、贵重物品快速登记管理系统等多项金融安全服务系统……这些系统的成功研发见证了明迪人的成长，更是见证了廖劲鸿在行业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领军者地位。
二十余年来，廖劲鸿以专业、严谨的视角审视这场充满机遇、挑战的产业变革，随后他又以高瞻远瞩的姿态，带领着他的志同中人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形式，行走在一条通往繁花似锦的康庄大道上。采访中廖劲鸿的一句话给笔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不要单纯追求理论上的成果，也不能急于产业化。应用学科不能闭门造车，要了解企业的需求，结合企业、行业的个性化需求，设计出完善的管理系统。”廖劲鸿的务实让国内互联网金融产业更上了一层楼，为产业发展中挥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缔造全新的金融体系
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创新发动机”和“风险内化器”重要角色的商业银行，依托互联网技术，变革银行的信用体系、防范经营风险、提升管理效能及改善客户体验等。这是就互联网金融为国人带去的实惠，它实现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二流合一，实现了虚拟世界和虚拟经济的融合。
“无论是金融还是互联网，都是成长性非常高的行业，都是与国计民生、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行业，又是整个时代的主旋律，当二者结合时，所产生的能量是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掌握的，而今天互联网思维的融入也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更远的路要走，作为行业中的资深人士，我想今后要做的实在太多了。”身处互联网金融行业中的廖劲鸿，对行业的整体有着更深入贴切的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像廖劲鸿一样孵化出更多有价值的创新成果，带动整个行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事实上，互联网金融是一次成功的探索，是创新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要做的是打破惯性思维去尝试融合，在融合中诞生属于自己的文化。这点廖劲鸿看得很准，他能真正把一件事物进行深度剖析后，抽取互联网中的要素并与金融本身的要素组合，从而产生新的产品、渠道甚至生活方式，就好比廖劲鸿所倡导的“成就互联网，成就金融，成就自我”一样，运用互联网思维打造智慧城市生活。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业、金融业、电子商务业深度渗透与融合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金融业态、金融模式。近年来，随着第三方支付、P2P网贷、众筹融资、新型电子货币的风生水起，互联网金融渐成热门话题。2013年6月以来，随着余额宝的大红大紫、余额宝模式的频繁复制及“类余额宝”互联网理财产品即“宝宝军团”的风起云涌，互联网金融迅即成为了金融市场的新宠。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步伐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互联网金融持续发酵，有着深刻的变革意蕴，人们围绕互联网金融的讨论更是络绎不绝、铺天盖地。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梳理，不难发现，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形形的讨论并非建立在统一的基础定义之上，即并非站在同一个维度、“频段”上，定义模糊、概念乱象始终存在，各种界定与解释令人眼花缭乱。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之辩，就是其中一典型。
一、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之辩的由来
一般认为，谢平教授是互联网金融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界定者。他认为“在这种金融模式下，支付便捷，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非常低；资金供需双方直接交易，银行、券商和交易所等金融中介都不起作用；可以达到与现在直接和间接融资一样的自愿配置效率，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减少交易成本。”[1] 谢平教授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但也有人认为，谢平教授给出的定义过于理想化、乌托邦化，尽管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发展态势有声有色，严格意义上的符合谢平教授诠释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却并不存在。如此一来，概念的重新界定乃至争论，在所难免。
有一类观点习惯于把所有涉及到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化经营模式，都纳入互联网金融范畴；另一类观点对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作了严格区分，即互联网企业介入金融领域才是互联网金融，而金融企业使用互联网手段被界定为金融互联网。2013年6月马云提出：“未来的金融有两大机会，一个是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互联网；第二个是互联网金融，纯粹的外行领导，其实很多行业的创新都是外行进来才引发的。金融行业也需要搅局者，更需要那些外行的人进来进行变革。”[2] 在马云的理解中，金融行业拥抱互联网不算互联网金融，只是金融互联网，互联网行业拥抱金融才算互联网金融，马云的观点广受推崇。由此，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两个词看似接近，意蕴却大相径庭，前者突出互联网公司，后者突出的是金融机构；传统金融机构期望的是金融互联网，由自己主导金融和互联网的融合，而互联网公司期望的则是互联网金融。然而，这种纯粹从主体出发作出的概念划分，有意无意间把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对立了起来，排斥了两者融合的可能，引发了一系列“口水战”，具有明显的狭隘性。
我们注意到，监管层的态度似乎并不主张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截然对立。《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13）》“互联网金融专栏”指出：“金融机构创新型互联网平台也在不断发展，以中国建设银行‘善融商务’、交通银行‘交博汇’等为代表的平台日渐成熟。第一家网络保险公司‘众安在线’于2月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办，并于9月29日由中国保监会正式批复开业。”[3]央行在其年报中，旗帜鲜明地把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与第三方支付、P2P网贷、众筹融资、互联网理财并行罗列，视为互联网金融的子范畴。内中暗含的逻辑是，一切依托互联网技术或借鉴互联网模式所开展的消除行业痛点、优化成本、提高效率的行为模式，都应被纳入互联网金融之范畴。窃以为，这种以充实互联网金融内涵来超越概念之争的做法，更贴近互联网金融种类多样、形态各异、蓬勃发展的事实，也更经得起推敲。
二、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之辩的背后考量
1.刻意与传统金融机构划清界限。金融是一种门槛极高的商业形态。长期以来，中国金融业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金融机构处于牌照管理、分业严格监管、利率管制的状态，准入门槛极高，局外人很难进入，拿不到相应牌照就成立不了相应的机构，也就做不了相关的金融业务。如今一些互联网公司扛起互联网金融大旗，在没有获得相关经营牌照的情况下，以互联网技术包装事实上的金融行为。此时掀起一场概念之辩，不失为一种策略选择。（1）在一定程度上把金融和非金融的界限给模糊了，便于打政策上的擦边球；（2）有利于示好监管当局并赢得舆论支持，尽可能减少来自各方的违规争议，回避诸多“成长的烦恼”。果不其然，监管当局也乐见其成，并给予了足够的宽容。有些互联网金融企业还趁机演变成了“披着互联网金融外衣的金融机构”，从事着跟传统金融机构一致的金融运作，并想方设法把规模做大，以图最终形成“生米煮成熟饭”、大而不能倒、大而不能管的局面。
2.谋求监管套利。银行业普遍抱怨，互联网企业不用牌照，没有注册资本的限制，没有这样那样的监管成本。此抱怨不无道理，互联网企业从事金融业务，法律地位不明确，业务边界模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由于银行业长期享受着制度性优越，加之低成本吸储的“制度性合谋”、久居神坛的傲慢、无暇顾及长尾市场等诟病，银行业的抱怨淹没在民众的指责、唾骂中。不可否认，有些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优势并不在于互联网技术，更不在于互联网给金融带来了更好的风控能力，实质在于暂时没有纳入监管体系，或者说突破了监管，进入了监管空白地带，实施着监管套利的行为。例如，注册资本一亿元的小贷公司，受到严格的监管，最高业务操作上线即最高负债额度为1.5亿，而注册资本一百万的P2P网贷公司却可以做到几个亿的规模，两者强烈的反差所折射的是，典型的监管不一致所引发的P2P进行监管套利的行为。
3.争夺话语权主导权。关于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有人认为是去中心化，也有人认为是去中介化，两种理解算比较接近。按此逻辑，金融互联网之所以与互联网金融产生概念上的分野，就在于其并非主张金融脱媒。然而事实上，余额宝模式既没有真正实现金融脱媒，也没有真正达到去中心化，却依然被视为互联网金融的典型范例。可见，互联网精英不遗余力挑起互联网金融和金融互联网之辩，其“醉翁之意”并非在于是否脱媒的纠结，而在于金融话语权、主导权及行业利益的争夺，折射的是互联网金融企业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攻守关系。马云说过，“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改变银行”与“银行改变”，其侧重点不同，攻守关系迥异，前者强调的是互联网金融，突出的是互联网行业的主导作用，后者强调的是金融互联网，突出的是传统金融机构的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在传统经济互联网化的过程中，也时常发生到底应由互联网精英主导还是由传统行业精英主导的争论，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之辩正是这种争论在金融行业的具体贯彻。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话语权主导权的争夺更加重要，也更加激烈。
三、互联网入局金融业与金融业拥抱互联网，构成互联网金融的两个演进路径
如前所述，这场非此即彼的概念之争有着先天的狭隘性，对互联网金融概念的真正厘清、对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创新并无帮助，且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割裂与混乱。充实互联网金融概念的内涵，把金融互联网看成是互联网金融完整业态的一部分，是有效超越这场概念之辩的最佳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互联网业切入金融业与金融业拥抱互联网，与其说是一种攻守关系，反映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态势，倒不如说是互联网金融演进的两种不同路径，相辅相成，遥相呼应。再者，互联网与金融的共存与融合是大势所趋，互联网的扩散性、渗透性，与金融产品服务独特的严谨性、保守性必然需要寻求一个平衡点，这个寻求平衡点的过程，不应是单向的过程，而应该是互联网切入金融与金融拥抱互联网的双向过程。这个融合过程大体上要按三个阶段演进。
1.攻守阶段。互联网企业借助成本优势、效率优势、渠道优势、体验优势，以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相对薄弱的长尾市场特别是小微客户作为切入金融领域的最佳突破口，实现对金融业务的搅局，形成鲶鱼效应，震撼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商业模式。传统金融机构则在网上银行、信用卡商城等基础上积极发展电商乃至“类余额宝”产品等，建设和优化平台，逐步培育客户的粘性，以化解困局。监管层也在为要不要监管、由谁来监管、什么时候监管、怎么监管等问题而绞尽脑汁。
2.形成交集阶段。备受冲击的银行业逐步意识到中小客户的数据价值，开始着手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客户群体下移。互联网企业则完成用户的积累，具备了一定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开发能力，服务对象逐步从微型客户向中小型客户拓展。银行的“下沉”与互联网机构金融服务的“抬升”，使得双方的核心客户群体形成了交集。在这个阶段，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暴露较为充分，监管层在一致性监管问题上，政策逐渐明朗，但竞争程度更趋激烈，同质化竞争现象有所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