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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霑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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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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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 课程教学 研究要点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或名“选读”，下文统称为“阅读”）课程，是在尊重文本固有的内容——作者及作品的情感基础上，以关注学生阅读个性的养成为出发点，通过构建广阔的阅读空间和组织多样的阅读活动，最终培养大学生的古典文学修养和相应的人文素质。通常来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和“中国文学史”两部分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后者是中文系甚至其他相关院系传统的必修课，其地位的重要性自不必言。然而，长期以来，后者的独立性甚至课程存在的必要性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对当下的大学生而言，课程的吸引力不大。本文围绕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及其产生的原因与相应的对策三方面，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研究要点举隅如下。
一、面临的挑战
1.社会大环境：文学边缘化
从外部的社会大环境来看，文学日益边缘化。当今社会，人心浮躁，熙熙攘攘，多为利往。在这重功利与实用心态的影响下，由于文学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故其重要性日益为人所忽视。目前是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商品经济的实行不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改变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及其学习动机。高额的薪酬、丰厚的福利、稳定的工作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追求目标。即使是身处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也在考虑学以致用的问题。考量所学知识对将来毕业找工作有没有用处、有多大用处，并以此来权衡和规划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多少。结果很多文科学生，甚至低年级的大一、大二学生，就已经把精力更多地投入考研、考证、培训班甚至驾照的学习中去。只是由于学校教学计划的安排，为了完成学分顺利毕业，学生才来到教室，心不在焉地听课，甚至有的同学通堂在玩手机、打游戏、网络聊天。这一点背后的尴尬和无奈，在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
2.学校小环境：课程被压缩
在市场化和功利化专业设置的影响下，学校的许多基础课程，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这样相对似乎更为冷僻的课程，在大多数大学里更加变得似乎可有可无。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教学的重要性普遍受到严重消解，以至不得不让出部分教学时间，甚至被直接砍掉，以保证那些市场反应灵敏、应用性强的时兴课程。如前几年的高级文秘、现在的播音主持等热门课程的开设。
3.文学教育自身的断层和割裂
现在的大学生，虽然从入小学起就开始接触古代文学作品，但是在其后直至步入大学后的十数年学习过程中，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考试，因此在学习时采取的学习方式侧重字词翻译和作品背诵，而忽视文学的审美愉悦作用。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被动灌输，导致不小比例的学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当步入高校再次面对古代文学作品时，积久成习的学习方式和惯性思维使得学生往往只是被动听讲，放弃了能动思考，更谈不上对作品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人文精神的学术钻研意识，因此对于作品的认识和理解非常肤浅、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
二、困境产生的原因
1.教育指导思想的制约：中文系培养的是学者而非作家
1925年，立志当作家的李健吾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任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对其说：“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三十年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迎接1955级新生入学大会上，系主任杨晦教授的迎新辞语惊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两处典故的语出文献虽不可一一确证。但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似乎已经成了大家今天的共识。虽然有的大学有这方面的努力，但或已经偃旗息鼓。如前几年，浙江大学聘请金庸做博导，后来无疾而终。近年来，上海大学有“美男作家”之称的葛红兵教授开设的“创意写作课”，其吸引力和能否改变中文系课程教学多年积习的具体效果也有待观察。
2.教育实践中的误区：颠倒了“治学”和“教学”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甚至颠倒了古代文学的“治学”与“教学”的关系，侧重对“治学”的努力，忽略了“教学”的要件，也很少考虑现在中文系学生的实际水平。现在这些大学生上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之前所读到的古代文学作品仅限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大多数人不能独立阅读古文，不少人甚至即使参看现代注释也看不懂古代诗文。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如果还仅仅停留在以“治学”为中心，海阔天空地讲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或只是泛泛地讲什么意境优美语言清新，那么学生即使把文学史背得滚瓜烂熟，次次考试都得满分，也无法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真髓和内涵。
2.教育实施者的刻意缺位：为了实现趋利避害的最大化
如今，教师在课堂上讲文学史可以尽情挥洒，给学生以知识渊博、角度新颖、新见迭出、气场十足的深刻印象；讲作品选则受文本限制不得随意发挥，没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深厚的功底只能老生常谈，令人生厌，甚至捉襟见肘、发言惟艰。所以讲文学史容易出彩叫座，而讲作品阅读课程很难弄巧藏拙。同样的两极分化也体现在课堂下，体现在学术研究和教材编撰上。从事文学史研究可以名利双收，选注或解析作品选则吃力不讨好，成了明日黄花。在学言学，除去经济利益的巨大驱动力不谈，单纯从做学术、培养学术交往圈来看，一套教材的编选，凸显了主编者自己在主流学界的泰斗地位，大有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的感觉。被邀编写者或是主编认可其成就，或是被接纳，也有蒙受知遇之恩，自感通过教材的编写，从而进入掌握学术话语的阶层。而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的研究者，由于人文学科凸显个性化的自身固有特征和需求，你认为好，但很难得到别人的共鸣。更严重的是，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你越是说好，别人越是唱反调，最后孤芳自赏，斯人憔悴，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了主流学术圈子。
三、对策及建议
1.结合时代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对症下药。
当代大学生最需要的不仅是开启学术殿堂的钥匙，还有照亮人生旅途的烛光。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堂讲授实践中，只有通过智慧的启迪，才能有效地穿透“时光燧道”，使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点燃生命的火光，也使当代读者同古代贤哲直接发生心灵的碰撞。笔者认为，仅就这一点而言，以五千年文化为积淀、富含丰厚营养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大餐，无论实际的益处，还是吸引力，肯定超过社会上“心灵鸡汤”快餐式的阅读。“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打破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无用之见，树立其有用之貌。当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了长远的期许后，其学习兴趣就会被大大激发。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结合时代的特点，把握学生的实际需求，并对症下药。
大学生多是90后的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被认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生力军，身上承载的责任不可谓不重，然而与重任相对的则是个体能力和素质的不足，甚至低下。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具体表现为眼高手低、不能很好地融入团体、抗压能力差、不愿吃苦。有的学生，毕业两年换了数十份工作，严重影响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和自信心的树立。有的一蹶不振，闭门不出。更有甚者，因为一时受挫，就想不开，寻短见。此类事件，屡见报端和网络，不胜枚举。
在面对重大挑战如何树立正确的态度和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途径，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可以针对这一点有侧重地进行教学。苏轼《定风波》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之所以为苏轼，正是因为他能从苦难中超脱出来，更乐观从容地面对生活。从中可以学习到得出在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时，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坦然面对。
再如，讲到大学生感兴趣的爱情诗词时，如晏殊《鹊踏枝》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可以联系到柳永《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还能够联想到辛弃疾词作《青玉案·元夕》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可以引申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三种境界”，并引导学生就这三句话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理解。通过交流，让学生认识到，任何成功都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人定好目标，坚持不懈，绝不轻易放弃，最终希望的曙光会在前方出现。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语句，让学生感受到意气风发的恢弘气势，从而形成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2.注意专业差异性的客观存在
在进行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的讲授时，要注意他们专业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有的放矢，进行有意识的教学调整。在授课内容的选择上灵活机动，结合他们未来工作的需要，激发其主动探索的精神。
比如在给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讲授《诗经》中的爱情诗歌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截取电视中常出现的钻石广告，分析其中广告语诸如“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中包含的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寓意。并进一步指出，广告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心灵深处的渴求与呼唤。古人那种“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感情，其实正是现代人所不相信但又渴望得到的。好的广告语的产生，是建立在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厚重的文化积淀以及对人类共性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度阅读。
再如给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上课时，讲授一些古代山水游记的同时，就可以展示一些电视上的游览录像，或者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来分析景点介绍词编撰的优劣。由于编撰者的能力有限，景点介绍内容错别字满篇、常识性的错误屡见不鲜，这极大影响了景区的吸引力，可谓是“面目可憎”“大煞风景”。如果是教育基地，则非常严重地削弱了其教育意义。而相反，古人的山水游记名篇则言简意赅，韵味无穷，咏之能歌，可品可赏，故能够流传千古，成为旅游胜地广而告之的招牌语言。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对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是无可替代的。
3.对诵读本位的回归与改革
现在的大学校园，大多时候只能听到朗朗的阅读外文书籍的声音，而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主的传统经典诵读不经意间已经成了“绝响”。即使是校园广播里，除了卿卿我我的情歌，就是英语听力广播。可以说，古代文学的诵读氛围就整体而言，已经所剩无几，而中国古代文学阅读课程要顺利展开，诵读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诵读是积累的捷径，是把知识储存起来的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读得多，积累得自然丰厚。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学习过程中，许多知识是需要记诵的。学生如果在阅读中能记诵大量的古诗文精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辞畅意达、文从字顺、精思于胸、下笔成章，从而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让古代文学作品阅读课程的教学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
4.教师要动口也要动手，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一些博士生，数年间，可以写出多达几十万字的厚厚专人或专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然而实际上，他可能从来没有读完任何一种研究对象的作品注本，更不要说是全本、善本。不能全面掌握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却写出了号称煌煌大作的博士学位论文，这让人觉得几分滑稽和无奈，但却反映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一个现实。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只在课堂上天花乱坠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却很少通读过，也很难读懂。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有些教师表面看来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事实上，古代文学的精髓是什么，在哪里，他们自己很难知道，更谈不上准确掌握并以之育人。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没有受到过诗词写作方面的训练，成天被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折磨得心浮气躁，致使他们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也就很难具备写作古文旧诗的能力。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这对中国古代文学阅读教学是非常不利的。高校提供给教师一个发展的平台和空间，时间和精力的安排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教师在动口讲授的同时，还要动手写作。只有这样，才能讲得深，讲得透，讲得好！
关键词: 古代文学教学 现代教学技术 实际应用
古代文学教学一直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重点。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存在这样的矛盾:学生希望老师更多地采用幻灯、音像等新鲜有趣的材料,而老师则更希望学生可以读原著、看经典。由于古代文学原著在文字上有一定障碍,使得部分同学兴味索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矛盾制约了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影响了教学效果。
在长达上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积累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方法,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这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我们要很好地继承。只有继承,才能有创新。舍弃或丢掉这些优秀传统,就等于失去了这门课程的中国特色。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多年来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相对落后于其他课程,教学重考据训诂,常常陷入繁琐经学。因此教师只靠一两本教材、一本讲义,口耳相传型的教学模式已经大大落后于现代教育的要求。要保证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传统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行改革。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现代教学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高等学校教学中,并凸显其优势所在。它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而且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观念。当然对现代技术手段的吸收,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取代,更是要二者相辅相成,所以如何选择行之有效的现代技术手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完全可以将现代技术手段与原有的教学手段结合起来,使古代文学教学获得新的进展。以下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在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现代教学技术的实际应用。
一、幻灯
幻灯是教学重要的辅助手段,它使教师摆脱了传统粉笔的制约,教学信息的传达更准确、更清晰。在我对119名文学院学生作的调查中,97.2%的学生感觉幻灯对于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以口授为主或者用粉笔简单地标示重点,由于时间有限,学生课上忙于记录教师的一言一句,往往笔记记不完整,而且由于古代文学中存在大量生僻字而错误百出。加之部分老师有地方口音,所以要想听清更不容易,更不用说理解。而幻灯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将大量的内容,比如诗歌或者引文呈现在屏幕上,让学生准确了解教师授课的内容。
但是在使用幻灯时,教师要注意学生会存在往往忙于记幻灯中的内容,而忽视了教师对相应内容分析的老问题。在教学开始时,教师应清晰地向学生讲解幻灯教学的特点,说明幻灯是只是用来辅助学习的,真正的重点仍是对幻灯内容的分析与理解。另外,在教学中应该分清主次内容,对于重要内容或者需要学生记录的内容标识清楚,如用红色字体或者用红色方框加以醒目,并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来记录。
另外,在目前的幻灯教学中,一些教师存在着片面追求画面效果或者动画特效的倾向。我认为幻灯画面的精美,当然会引起学生的关注,但也会使得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画面上,而忽视真正重要的教学内容。所以教学幻灯的画面应该注意不要过度突出,并且切忌背景的不断变化。“杜绝滥用现代声光技术来图解古代文学的低俗制作,反对媚俗、反对肤浅,追求深度、追求美感、追求高效是我们制作多媒体课件的基本理念”。[1]
二、网络
网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及,但是将网络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中并不常见,而且对于网络的作用,部分教师还存在着怀疑的态度。教师正确引导学生使用网络,将会对学生课下自学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浅论
国家教育部早在2001年9月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4号文件，要求全国各高等院校积极推广使用外语进行专业课教学，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其后又出台了其他积极推动高校双语教学的政策，使得我国高校的双语教学持续升温，西部地区的一些高校也逐步开展了双语教学的课程。国内高校理工科类的双语教学实践及理论建设已初见规模。参照国外（如加拿大等国）双语教学的具体实践以及理论，广大的教育科研工作者对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的目标定位、课程设置、师资培训、学生外语水平、教材选用、具体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学类双语教学却是地位不明。“双语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用两种语言进行的非语言类的学科教学活动”的界定，将语言类教学活动排除在外，虽然有个别高校（如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过古代汉语的双语课，但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否可以使用双语授课界定显得模糊。双语教学研究对中国文学类双语教学更是鲜有涉及。在很少的开设双语教学的汉语言文学系部，双语课针对的课程一般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其他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使用双语授课的非常少。当然，非常少与没有是完全不同的情况，至少表明有这样的计划及实践存在着。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是否可以以双语授课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本文拟以高校中国古代文学为切入点，谈谈高校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相关问题。从目前很少的中国文学双语教学实践情况来看，主要存在教学目标定位狭窄、教学课程设置不合理、没有适合的教材、适任授课教师缺乏以及教学方法落后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双语教学的认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双语教学中，要始终坚持知识传授为主，语言能力培养为辅，学科知识的获取是主要目的。通过双语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获取学科知识时所使用的媒介不局限于母语，而包括母语以外的第二种语言。这样，从各个方面给学习者创造更多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条件，使他们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尽可能多地使用需要他们掌握的第二语言。而对于中文专业学习双语课程（多如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同学来说，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双语课的学习，可以较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史和作家、作品，了解相关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思潮，并且掌握一定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可以充分利用双语教学的所提供的学习环境，补充外语课的知识与语言能力结合的不足，更好地将自己塑造成为新型的复合型人才，满足对外汉语教学或者国际文化交流等的实际需要。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教学的课程设置问题，仅就课时问题略谈几句：一般情况下，如果古代文学的某一阶段的一门课程需要耗时54课时的话，理想的双语教学学时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增加20%左右，即65课时左右（视各个学校教学时数要求及学生英语水平而定）。虽然实际授课时数不大可能计划的非常精确，但适当增加课时确实是必要的。之所以要在基本课时之外增加授课时数，一方面因为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某些英语词汇的学习解释需要占用额外的时间，另一方面因为双语教学中为了同步提高学生的口语及听力水平，需要组织师生互动这样的环节。所以说，只有适当增加授课时数，才能保证完成正常的授课内容，达到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的目的。此外，还需要注意每堂课中使用英文（或其他外语）讲授的时数比例问题。
目前双语授课有全英文讲授或者部分英文讲授，因为文学类学科的特殊性，中国古代文学不大可能用全英文讲授，或者说全英文讲授的效果反而不一定好。按照目前的教学实践效果来看，英文讲授的比例不宜超过50%。实际上，如果把握得当，用30%-50%的英文授课有比超过50%更好的授课效果，这当然是指对学科内容的掌握以及对英文的学习两方面情况综合而言。笔者曾经在所授课的班级做过调查，超过60%的学生认为双语教学中英文讲授比例最好不要超过中文，即英文讲授的比例不要超过50%。当然，英语讲授的比例绝对不是固定的，一般都存在一个由少到多，最后大致固定的模式。双语教学的备课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备课的方式和内容，首先取决于上课方式。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授课，备课过程中，都需要搜集大量的英文资料。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几乎可以说没有一本合适的英文教科书作为参考，市面上或者说网上书店能找的英文中国古代文学类书籍寥寥无几，可供参考的有冯沅君的AshorthistoryofclassicalChineseliterature（外文出版社出版）和姚丹的ChineseLiter-ature（九州出版社出版），可惜都太简短，参考作用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价格昂贵，九州出版社出版的ChineseLiterature，一本157页的书，码洋达到90元，能不能买到还不一定。所以说，为得到更全面细致的帮助，就只能参考某方面特定内容而非文学通史的书籍，比如贾福相译著《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道德经》（TAOTECH-ING）、《论语》（THEANALECTS），冯友兰的《庄子》（CHUNAG-TZU）以及许渊冲译《汉魏六朝诗（汉英对照）》等等。互联网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是Victor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这当然只是参考作用，比之内容与观点，个人认为大量的可供借鉴的专业词汇更加重要。一般而言，国外教材内容丰富，形式新颖，注重学术前沿的发展及最新的科研成果。但是文史类的教材却更重视已成公论的观点和逻辑清晰的事实陈述。在没有更好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教材之前，还是应该以中文的文学史课本为主。现在所采用的文学史课本系统性强、叙述严谨、知识体系清晰，整个编写思路及难度也符合我国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同时也已经为广大的教师及学生所接受。更重要的是，相应的或者说配套的作品选教材以及其他的专业课教材，比如古代汉语、文学理论等等，都与古代文学课本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及思想理论方面的统一性。
在双语教学实践过程中，许多其他学科的双语教学会优先考虑PPT，因为使用多媒体授课，可以节省在黑板上书写较长的英文专业词汇所耗费的时间。另外，也可以避免书写中的错误或者习惯了中文板书而看不清楚英文单词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中，个人认为使用多媒体与否各有优劣。使用多媒体的好处无庸赘述：清晰、准确，一目了然，节省时间。但同样也有不足之处：在PPT上使用大量的英文，包括章、节标题及主要授课内容，那么学生的注意力比之平时更多地集中在PPT上面的英文单词上，对老师所讲解的内容的注意力大为下降。如果PPT上面英文生词较多时，学生们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理解PPT上面的英文内容，而不是跟随老师的思路及其所讲授的内容。在调查中，少数学生还提到这样的问题：夏天日光强烈时，多媒体的屏幕看不清楚。长时间盯着屏幕看，还会导致眼睛疲劳不适。所以，如果使用多媒体的话，PPT上的内容不宜过多，字体不宜过小，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要使用较深的颜色，一般不宜使用明黄、浅绿或者蓝色等不常用的字体颜色。同时要尽可能地使用浅色的、比较亮的模板背景。PPT上面的内容，学生都能听明白教师讲授的英文意思，比如某一章、某一节，可以使用中文；诗、词等作品一般都只用中文，如上古歌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等。当有些专有名词或重点词汇则尽量在中文之后标出醒目的英文单词。以上大致是使用多媒体的情况。当然，如果不使用多媒体，也是完全可行的。黑板板书中章、节语句以英文为主，而关键词及重点词汇以中文写出，同时辅以清晰的英文。
其他的板书组织与中文授课没有太大的差别。而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对黑板上或者课本中的学习内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英文讲授的。学生在看黑板的同时，不用转移目光，同时就可以注视教师，理解教师的英文讲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注意力不会很容易被分散。实际上，无论使用多媒体与否。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双语授课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双语的授。简而言之，在引导学生掌握主要的词汇的英文翻译的基础之上，用英文营造出氛围。在此过程中，包括组织教学在内的大量的课堂语言要使用英语。每节上课，教师用英文简要回顾复习上节课所讲内容，重点词汇要强调。这样习惯之后，当老师说到“lastclass（lasttime）wehavelearned……”时，学生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每节课都出现的程式化的英文，而听力或者说注意力会自然会集中在learned后面的内容上。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应该习惯于这样的授课方式：黑板或者PPT上，中文是第一章第一节，但老师都只会说英文chapterone（firstchapter），sec-tionone（firstsection），theBookofsongs，而不必费心费力地再去用中文重复：第一章，第一节，《诗经》等。在新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一定要摒弃逐句翻译的授课方式。英语在授课中的作用是理解课程内容的另外一座桥梁，而不是课程内容的英文翻版。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与教学内容关联较少的英文，比如：well,so,asweknow,asyouknow,pleasewritedown（指着板书或者PPT中某些内容），Bequiet,order（如果有噪杂声的话）；在讲解作品或者需要学生们翻书（比如袁行霈高教版）看某个注释时，说openyourtextbook,turntopageXX或者pageXXplease.要学生们回答问题:whowouldliketoan-swerthisquestioninEnglish?或者whovolunteers?上课过程中，当老师完成一段内容讲解，问“youun-derstand?”“Youclear?”学生习惯性地回答yeah（当然指的是学生真的明白的情况下）。始终要让学生感受这样的英文氛围，培养习惯于英文氛围的意识。这样的英文氛围的营造实际上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一旦学生了解经常使用的套语，熟悉了授课教师的英语发音，应该会很快熟悉并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因为除了教师英文口语语音或许存有的个体差异及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词汇的障碍之外，古代文学双语授课与一趟英文课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有些同学在中学英语课上就已经领教了，只不过对英文基础好的同学而言困难更小而已。因为涉及到学生的英语能力培养，还有个学生参与互动的问题。如果是一般的用母语讲授的古代文学课，提问对学生没有更多的意味。但在双语课上，提问并不要求学生提供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领域的独特见解和看法，而只是需要听懂老师就某个问题的英语发问后，尽量用英语完整地回答。这个问答的过程中，问题的深度一般不大，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英文语言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就算知道答案，而且也有能力用英语讲出，对于许多学生来说，用英文回答还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完整地或者至少能够正确而又让老师和其他同学听懂地回答问题对同学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另外，对古代文学具体内容的英文讲解，需要尽可能多地参照英文资料，这样可以更全面更准确。
以《诗经》为例，theBookofSongs没有任何问题，诸本皆同。但是国风就不一样了，有的本子是folksongs，（民歌，民谣），有的本子是air,“Air”means“wind”or“educating”,Theairsmovepeopleandmakethembetter.意思就是“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大序）。还有的本子是拼音feng;再如，“雅”的翻译除了拼音之外，有的本子翻作festalsongs,小雅为minorfestalsongs,大雅为majorfestalsongs,有的本子则把“雅”翻作oads;“颂”有hymnsandeulogies与拼音song，这都需要教师仔细地各个甄别，确定使用哪种翻译。如果有些专有名词有多种译法，有时也可以一一列出，选择最佳的英文翻译。如楚辞的翻译有Chuci,PoetryofChu或者PoetryoftheSouth，而《尚书》有DocumentsoftheElder，Shujing，BookofDocuments，TextsoftheOld等好几种。同样需要教师选择最恰当的翻译。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有些经典名句，最好也应该把英文写出来，方便学生学习体味。如：《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notdotootherswhatyouwouldnotlikeyourself”[1]。钟嵘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asinglewordisworthathousandpiecesofgold”等等。此外，对于中西文化差异引起的翻译问题，有时也可以适当加以探讨。比如：《秦风•蒹葭》中“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伊人”应该是女性，但在一些英文版本中，“伊人”却以男性的面貌出现，WilliamJennings的版本：“Onewhomtheyspeakofas‘thatman’，Somewheretheriverranged.”理雅各翻译作：“Him,themanIhaveinmind,BythiswaterIshouldfind.”[2]另一国外版本翻译作：“Mybelovedsodeartome/Issomewherebeyondthewa-ters.”后面紧接着点明了是他：“UpriverIsearchforhim,Thewayisarduousandlong.”但是国内的翻译，比如贾福湘的毫无疑问地是：“atthewater’sedge,aladywhomIlove.”[3]这个现象可以作为一个较特殊的例子，以提问的方式去引导学生思考，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话题，可以从《诗经》的接受史角度去探讨，也可以向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情爱心理的不同延伸。
一般我们理解此处翻译的不同鉴于这样的理解：此处国外版本的翻译一般还是比较重视传统的解释，比如说毛诗和郑笺。而国内的《诗经》研究、接受以及英译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已经从汉儒的解经发展到今天的依据文本内容而阐释《诗经》（当然不能忽略历史背景）。《毛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从政治说教着眼，汉郑玄笺注云：“所谓是知周礼之贤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更加确定“伊人”为“知周礼的贤人”。到宋代解释就比较灵活宽泛了，朱熹认为“言秋雨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没有明说伊人指的是谁。到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和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继承毛诗郑笺注，都说这是一首招贤诗，“伊人”即“贤才”：“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或谓：“征求逸隐不以其道，隐者避而不见。”今天虽有学者仍力主此说，认为“伊人”就是“贤人”，但一般认为“伊人”实际上就是“恋人”，如高亨、程俊英等学者对“蒹葭”的看法均持“恋歌”之说。在这种情境下，依据一般的男女情爱心理及表现，“伊人”自然就是女性形象了。有些翻译则尽量忠实还原人物身份，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理雅各翻译作：“Youstudent,withthecollarblue,Longpinesmyheartwithanxiouspain.”再翻回中文大致为：“你这蓝（青）领子的学生，让我焦渴的心长久地憔悴痛苦。”远没有诗的含蓄悠长的情致和兴味，但是student这个词从中可以引导学生理解“子衿”，一下子记住主人公所思所恋者的学生身份。
参考文献：
[1]ArthurWaley.TheAnalects[M].Beijin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1998：145.
[2]贾福湘译著.诗经•国风英文白话新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2.
关键词： 高校文学课堂 教材使用问题 教育改革
现代课程论认为，教师不应只是课程的执行者，而应成为课程的开发者、决策者。因而，对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资源――教材作创造性的理解和使用已是时代的要求。高校专业必修课的教师，应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通过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促使学生在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方面得到新的发展。我以高校中文系必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谈谈对创造性使用教材的几点浅见。
一
首先，教材是实施教学必不可少的资源。教师对教材的解读，关系到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对教材的解读过程，就是教师运用抽象思维对教材解剖、分析、加工的过程。因而教师的思维方式是否科学，对教材解读至关重要。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为例，就授课讲述方式而言，不外乎按时段和按体裁两种。文学史本身非常驳杂，时间跨度巨大，为了讲述的方便，一般高校都将《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按照朝代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段，各时段的教学一般亦由不同的专业教师担任。以知人论世的思路，循着历史的时序讲述文学史，固然遵从了文学史发展的自然时间主线，但同时也带来不同时段的各体文学之间的联系被切断的弊端。而另一种讲授方式，是将文学史划分为诗、词、文、小说、戏曲等文体，揭示文体的体式结构和发生、发展、兴盛、衰变的详细过程及其规律。这种讲述方式依照追源溯流的思路，从文学传统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纵向勾勒文学史的轨迹。而从现实的角度看，高校使用的文学史教材大致都是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演绎，若教师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以自己设计的、按照文体流变的方式讲述，那么，教材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见，分时段和分文体两种讲述方式，各有优劣，单独采取任何一种讲述方式，似乎都难以产生最佳效果。因此折中的方式是，先分时段，再分文体，即各时段的专业教师按照文体讲授。例如，明清文学史的讲授，可以先讲明清诗、明清词、明清文，再讲明清小说、明清戏曲。通过文体变化与作家创作相结合,以文体发展演变为经,以时代思潮和作家创作为纬，呈现中国各体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全貌。
其次，就文学史教材本身而言，虽然不同作家的主次关系已有区别，并给予不同的篇幅来阐述，但从整体上看，以朝代为纲的结构模式仍然是力求面面俱到，这当然可以说是文学史书写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得不对教学进度做适当、灵活的调整，从而对作家、作品有选择地讲解。这需要科学地论证与确定。就目前而言，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一般依据发给学生的教材而定。在讲析文学史时，分精讲与泛讲两种方式，精讲是“点”，泛讲是“面”，点面结合，精粗结合。对于文学史常识或文体综述部分讲解一般采用泛讲。而对最能显示本文体特色、最能反映当时文学思潮特点、最能使学生在思想认识与审美认识方面得到最大收获的作品及最能说明文学发展的某种现象和规律，大多采取精讲的方式。例如，讲授唐代诗歌时，杜甫诗歌因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成为讲授的精讲部分。教师注重对其具体作品的解剖由语言至形象、意境，再由形象、意境及其组合进一步深入到文本的情感内蕴和文学意趣。而对于同一时代的“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等作家作品，则几句话匆匆带过。实际上，由于客观的文学史与以文献方式流传下来的文学史，其差距可能是非常大的，因此即使是文学史书写者的理解也是有限的。比如，东晋一代，从散文上看似乎是很枯萎的一个时代，保留下来的诗文似乎很少。但如果看《隋书・经籍志》，我们会发现当时文人创作的作品其实很多，问题在于许多作品没有流传下来。而后世的钟嵘、沈约等人，他们认为玄言诗不值得流传，所以像《昭明文选》这样的文献都不予编选。可见，在研究中古文学史时，特别受制于传世资料，受制于后代编辑者的眼光、他们的选择和审美取向。唐代以前主要靠抄写，无法大量保存。宋代以后印刷业发达，很多文人可以印刷自己的文集，不用完全依靠选本来保存自己的作品。一个人如果有资源，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印刷很多，总有机会流传到后代。但是，这不能说明北朝文学创作本来就很少、质量很差，而且都是诸如诏书、檄文等质木无文的公文，从而得出北朝人不怎么创作文学作品的结论来。
二
由此可见，教材并非教学内容取舍的标准，它更取决于教师个性的发挥。面面俱到抑或突出重点，应该是教师在制订教学策略时所考虑的问题。教学策略因人而异。有的教师讲稿写得很详细，有的教师只写一个提纲，照样讲得很好。全面、有头有尾地讲授理所应当，但一门课，即使有头无尾，只要对学生有很大帮助，也不应受到指责。教材存在的好处，在于使学生了解某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而不应成为说教的依据。过于依赖“大而全”的文学史教材，照本宣科，学生获取的往往只是零碎的文学史细节和片段。以讲授中唐诗歌与白居易为例，文学史要照顾的话题太多，不得不随着这些话题的变换而经常变换文学史的自然时间主线。往往在讲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情况时，诗人出场一次，讲到新乐府运动时，诗人又出场一次，顺序紊乱，不利于呈现诗人的创作历程。
此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今天这样一个讲究实用功利的时代，文学史教学处于一个相当尴尬的境地。目前高校的文学课堂仍然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致使教师的发挥空间十分有限。就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课而言，目前高校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仍然采用传统的考试方式，考试的题型、题量大都依照院系所规定的模式设置。而尽管尚未踏入社会，大学生们也普遍感受到年轻人面对现实压力的焦虑感。为了避免离开象牙塔的庇护就遭遇生存与生活的窘境，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也趋向现实与功利。文学史教材在很多学生眼中只不过是复习考试的载体，学生仅仅希望通过有本可依的学习方式来赢得较高的考试成绩。如果不是由于复习考试，并不会有学生会关心教材的存在与否。应试教育的后遗症挥之不去，使得原本意在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教师，囿于教材的藩篱，索性一味灌输，开展“填鸭式”教学，而对某一研究领域学有专长，致力于将自己某方面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的教师，不得不改为面面俱到的方式授课。
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由教材使用问题折射出的高校文学课教学亟待改革的隐忧。高校文学课堂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学者、学校、教师、学生等各方面的共同不懈努力。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学史编写者立场和思路的转变。就立场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文学史的编写理应立足于文学本位来探讨“历史上的文学”。对于编写文学史的学者而言，反思以往文学史的成就与不足，突破口就在于把“历史上的文学”的“文学性”揭示出来。这样，“历史”退回作为背景的相对次要的地位，而突出文学之为文学的艺术特征，即着重对历史上的文学进行艺术式的研究而非历史式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多学者的成功尝试为文学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新思路。2001年，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由全国9省市13院校20位学者共同撰写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堪称一部渗透“回归文学本位”理念的文学史。它由《诗歌卷》、《散文卷》、《小说卷》、《戏曲卷》四卷组成。在每卷之中,又按文体分为三编，如《诗歌卷》分为诗、词、曲三编；《散文卷》分为散体文、赋、骈体文三编；《小说卷》分文言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三编；《戏曲卷》分杂剧、南戏与传奇、乱弹三编。该书打破了以往文学史在叙述作家、作品时从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着眼的传统模式，而是对某种文体的基本特征、美学意义，以及文体的起源、形成、演变、发展的全过程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中国分体文学史》既弥补了高校现行通史类文学史的不足，又为文学课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目前在功利化办学理念和应试教育的固定模式影响下，高校教育目标日趋狭隘，教育评价标准日趋准日趋单一，教师的工作成绩、学生学业水平，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教师职称、晋升时的重要砝码，教师不得不依照院系指定的教材授课，遵循传统教学目标设置课程目标、课程考试方式和题型。不但如此，在课堂上，教师还要满足甚至迎合学生的听讲需要，难免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出现“教师厌教”的现象。权威的指挥棒扼杀了教师的创造力，难有个性空间。应试教育不但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队伍的素质水平的提升。就高校而言，为教师成长提供最佳空间，为社会的良性发展不断提供最大的创新动力，应该是其重要职能。因此，高校应重新审视自身的办学理念，为教师“减负”，给予教师更多的自主空间和个性自由，鼓励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潜能，奖励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多个性化人才的出现，必将有助于良好教学氛围的形成，为高校和教师带来双赢的局面。
再次，在文学课教学中，教师的讲述应主要着眼于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美文的本质特征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不是主要着眼于跟文学相关的其他社会文化现象，即使对某些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也要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但应当注意最终必须落脚到文学。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样式，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语言为例，既可从讨文学作品中语言的特征、语言的组织的角度，探讨语言与意境构成、形象塑造和情感表达的关系，又可以从语言变迁的角度，探讨语言于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总之,只有真正关注作家的创作时的心灵历程、文学作品的美学特征，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影响，强调作家、作品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度，才能体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美文的本质特征。
最后，将文学史知识送达学生并不是文学史教学的最终目标。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的重要意义就在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梳理，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文学感受力，培养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和分析能力，提升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而以往以应试为目的的教学，通过在课堂里对教材的学习，学生越来越依赖于文学史，最终难免变成视野狭小、思维萎缩、专啃死知识的“复印机”，似乎高适只写“慷慨悲凉”的边塞诗，白居易也只有《长恨歌》那样的讽喻诗，而唯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才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成就。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尖锐地指出：“大多数学生及读者大众都受到简体字的局限，或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白话注解和翻译，这给学术界一种权力来塑造中国的过去，也控制了大众与这个过去的接触。在教室里，还有对于那些没有上过中文系，但是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这个过去是被‘五四’一代的欣赏口味这一中介所极大地调剂的。”若大学生不能做到抛却浮躁的心态，有意识地加强对原典、旧注作家全集的阅读，全方位了解文学的面貌，将难以扎实打下中文专业必须具备的知识体系，文本解读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也将成为空谈。
参考文献：
［1］戴燕.中国文学史：一个历史主义的神话.文学评论，1998，5.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课，展示了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或成就。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体会古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美感。②说明：……关注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造了中国古代辉煌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明古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本课适当的问题设置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主题，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价值，感悟民族文化的优秀。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 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 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四、质疑学习成果，促进认识深化
(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最早使用“气”这个概念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子:“出辞气,斯远鄙债矣。”o当然,曾子所言之“气”是指日常说话的言辞声气。当以合于文合于理为贵。清刘熙载的《艺概》评点说:“此以气论辞始。”继曾子之后,孟子又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后代的以“气”论文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他并未鲜明地把气运用于文学。他之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配义与道”的最理想的道德规范。真正把以前论人和自然的“气”正式引入文论领域并开以“气”论文之先河的乃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着名论断,不仅第一次用“气”这个词来品评同时代的作家,而且对“气”的特点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之“气”的含义虽众说纷坛,但大至都认为是指作家的气质才性。这种“气”形诸作品,便成为其风格。曹丕的“文气说”,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风格论。他最先看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同作品风格之间存在着相一致的关系,认为文章的风格决定于作家的气质才性,由于作家们“引气不齐”,所以不同的作家作品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因此,曹丕论作家作品时,便首先着眼于作品的独特风格。他对建安七子诗文的评论,就是这些看法的具体体现。“王集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应场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些作品的风格之所以各异,皆由于这些诗人所秉之“气”不同。所以曹丕在《与昊质书》中评徐干“辞义典雅”时,便特别注意徐干的“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的个性;评孔融的“体气高妙”,更兼及他的风格与个性。曹丕认为,作品之所以会“引气不齐”,是因为“气之清浊有体”,是因为“巧拙有素”是导源于个性的,所以作品的气便“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这样一来,不同作家的作品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气”;而彼此相比较,也就会体现出各自的长短和差异。这是很自然的。可见,曹丕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抓住了决定作家整个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这显然是对前人所作种种探索的一个理论总结,也启示后人从作品整个精神世界的总体上去认识、把握和概括作品的基本特色。
曹丕虽然提出了这个关乎到作家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关系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没有看到形成这种气质才性的客观条件,没有看到“巧拙有素”决不仅仅取决于作家的个性,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作家的社会实践。这显然是一大缺陷。不过,曹丕把“文气说”运用于作家作品批评以及建安七子寥寥几十语的文人评传,显然前无古人,其草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文气说”的提出有天才论之嫌,尽管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不那么妥贴,但在当时所有的文论家都只是围绕着政治盛衰对文学的影响讨论问题,几乎还没有人注意过各个作家之间在风格、个性等方面差异的特定历史时期,曹丕这一创举是不同凡响的。这一理论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刘勰的《体性》《风骨》等篇与之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刘勰的“以气论文”深受曹丕“文气说”的影响。尽管刘勰以气论文之内容要比曹丕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主要还是建立在“文气说”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曹丕“以气论文说”的胚胎到了刘勰才真正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刘勰笔下之“气”与曹丕所说之“气”,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在《文心雕龙》中,“以气论文”的精神贯串全书。刘耀所言之“气”,既指作家的精神元气和包括气质才性在内的创作个性,也指作品中由作家的创作个性所体现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刘勰很重视探讨“气”的特性,注意分析“气”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气”对作品成败得失的影响。无论是在叙述和总结创作理论问题时,还是在分析文体特征、评论具体作家的艺术成就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时,刘勰都一再强调“气”的重要性,对“气”从理论上多方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从而深化和发展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述,使“以气论文”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气”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之高度来认识,从理论上论证了“气”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出“气”在创作中带规律性的意义。他在《风骨》篇中详细分析作品风骨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结言端直,则风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怒认为,风骨作为文学作品所特具的艺术美,与作家之“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所以要以“气”为主,是因为有气就有风骨,“气是风骨之本。”?因此,要使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享受到刚健有力的风格美,就必须在具体创作中做到“结言端直”和“意气骏爽”,即要求文学语言端庄准确,要有骨力,要求作品表现出高昂爽朗的意志气概。“结言”若不“端直”,“意气”若不“骏爽”,就会损害作品的成就,使之因缺乏风骨这种刚劲、质实的美学特点而成为平庸之作。因此,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唯藻耀而高翔,因文笔之鸣凤”,成为文章中的凤凰,作家必须“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做到文辞刚健,内容充实,这样的作品才能闪发出新颖的艺术光采,获得创作上的成功。反之,若“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作家的创作个性就会象枯禾一样萎蔽,作家的气质就会象干瘪老头一样枯寂和死气沉沉,其结果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二就是指导批评者们正确分析品评具体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和曹丕一样,刘勰认为作家之“气”决定着作品之“气”,“辞理庸携,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体性》),强调作家的“气”与这个“气”体现于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是“表里必符”的。因此,刘勰在许多论述作家作品成就的篇章中,都充分注意到“气”的作用,强调不同的个性铸成不同的风格,作家的风格与作家的先天气质很有关系。《才略》评阮籍的创作才能是“体气以命诗”,具有鲜明的气质和创作个性,因而其诗的特点是“响逸而调远”(《体性》),达到了“阮旨遥深”的高格;而孔融的创作特征是“气盛于笔”,所以他的文章“辩给足采”(《沫碑》)、“气扬采飞”(《章表》),艺术格调鲜明突出;贾谊的作品言辞简洁而风格清新,是因为他个性豪迈,“贾谊才颖,议惬而赋清”(《才略》),司马相如的文章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是因为他个性狂放,“长卿之徒”,“丽而繁句”(《物色》),扬雄的文章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是因为扬雄性格沉静,“‘扬雄悠远,理赡而辞坚”(《才略》)。正因为作家的创作个性决定着文章的风格,因而不同的作家作品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若总其归涂,则穷数八体: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缉,六曰壮丽,七日新奇,八曰轻靡。”这是具体区分文章风格的最早而比较系统的论述。
论文关键词：虚实；创作；隐秀；“永明”诗风
一、关于范畴研究的文学土壤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文学理论中许多重要范畴，与古代哲学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是在哲学的影响下实现转化并被广泛应用的。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提出、形成以及历经千年的发展与演变，莫不与道家和佛教哲学息息相关。但古典文论中范畴的形成，其涵义的丰富与革新，又并非全部来自思想与哲学史，丽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受着文学实践活动这片丰厚土壤的滋润和培育。对此，当前学界常常割裂了虚实与创作活动的密切关系，或者说对其发展、演变历程中与不同时代创作实践的互动关系，还研究得不够。
一些学者论“虚实”时通常先从先秦哲学、美学中寻找其源头，但恰恰忽略了古典文学创作的深厚土壤，詹福瑞认为近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多比较重视文学理论范畴的哲学渊源，然而却忽视了影响文学理论范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其实这种忽视是很不应该的，毋宁说是对理论与实践、文论范畴与文学创作的一种割裂。党圣元先生谈到:“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文学现象，是文学理论认识的对象。比起哲学范畴，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似乎更为直接、更为具体。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多从历史与现实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来，建立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应该说，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时置身于时代政治、社会思潮和士人生活共同构成的个文化场，它影响着某一个文论范畴的内涵与发展，只顾及一方必然会产生偏执。
虚实范畴是古代文论中一个异常复杂而又极具民族特色的元范畴。其含义在千年演变中不断扩大、增生，具有极大的派生可能性，并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艺术门类。胡立新等人曾对其多重不同义项进行过系统而详实的盘点，着重评析了其中八种常用义项，但这只是种横向层面上的历时性总结。文论作为对文学活动的一种总结，作为对文学思想的一种提炼和升华，也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进程。“虚实”范畴由于打上不同时代哲学思潮、时代精神、审美心理或文学创作的印记，在不同时期有一个不断充实、完善和改造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含义指向是有所侧重的。在魏晋六朝时期，随着玄学之争与文学创作活动的繁荣，虚实范畴实现了由哲学、美学向文学、艺术范畴的重大转变，偏重于创作中的情景关系、主体素养与构思心态等。这里，笔者着重谈谈在魏晋六朝时期虚实范畴的产生发展及与当时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
二、“虚实”在魏晋六朝发展原因探秘
道家哲学对“有”与“无”的认识直接构成“虚实”范畴的最初渊源。《周易》阴阳观具有涵盖万事万物的最高抽象符号的意义，它开启了虚实的辩证思维，也赋予了其诗性特征。在虚实范畴真正广泛运用于文艺领域之前，还存在一个由哲学、美学到文艺、文学的转向问题，这是虚实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这种转变就发生在魏晋六朝时期，是直接由魏晋玄学论争引起的，并且在实现这种转变之中和之后，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又为之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虚实内涵在此阶段大放异彩，呈现出全新的格局。
(一)玄学思想促进虚实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转变。汉魏时期，因社会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斗争黑暗激烈，两汉经学也随着汉帝国的崩溃而衰落了。士人们在激烈的社会变革面前生死无常、得失骤变，思考了许多新的问题，在哲学本体论、社会伦理观、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而魏晋玄学正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核心是老庄学说，主张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尖锐地否定儒家纲常伦理，鄙视尘世间的沽名逐利、尔虞我诈，并以“心斋”、“坐忘”之法作“无待”之游。
玄学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们论证了本末、有无、言意等问题，把哲学上升到纯粹思辨的高度。尤其是其中有无、言意等范畴的讨论，极大地充实了虚实范畴的含义，导致了虚实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艺、文学范畴的重大转变。玄学思想的发展前后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思想则将宇宙生成这一问题放在哲学、美学的层面来探讨，这对虚实范畴由哲学向美学、文学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庄子论哲学总在努力地抛弃“有”而专注于“无”，正是在这点上，他比老庄走得更远。这使中国后世文艺创作及批评相对地更加重视对虚境的营造和品味。
(二)人物品评引发的“形神”、“气韵”范畴对“虚实”的启迪。人物品评的渊源和发展，非本文所论，这里集中探讨它在魏晋六朝时期对虚实发展的影响。虽然先秦时期人们将人物品评运用于相书，以对人物的祸富、寿天等进行评论、预测或议说，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已包含将人物的内在精神(虚)同外在形体相(实)相联系的合理内核。东汉时期，由于选举、提拔、任用人才的需要，人物品评正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风尚，并因曹操倡导和影响，实现了由重“德”向尚“才”的重大转变。刘劭作《人物志》，分析了人的筋、骨、气、色、仪、容、言(可见、可听之“实”)与内在智慧、德行、情感、个性(凭借意识、心灵和思维等感悟的“虚”)的关系。自何晏始，人物品评便迅速从鉴别、任用人才的政治需要转向对理想社会、人生意义与价值、人物个性与才能的哲学探讨和审美品评，并且在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大批玄学家的推动和践行下，人物品评开始带有与追求理想人格和生活态度相联系的审美性质。
这种品评人物的“神鉴”法，器重人的内在神和理(虚)，而不太在意外在的形和名(实)。要求凭借形，但又不局限于形，而须于凡形中见出奇神来。《世说新语》品评、识鉴人物尤其注重风神，当时在对“人”的审美鉴赏和评价中对“虚”(人物神韵之美)是异常地器重，这不仅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品评，还波及绘画等艺术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富有价值和意义的转向。可以说，自此以后，中国古代艺术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在魏晋六朝开拓的“虚”之美中进行不断探索，熔铸着他们的创造精神和生命追求，寄托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艺术境界。
而魏晋六朝“气韵生动”的命题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赋予艺术对象一种生命运动力，必须有某种“虚”之美，“虚”之况昧，而不在于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和描述，太“实”则作品缺少个性、张力和灵动。这对当时虚实含义的更新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虚实”当时在两个层面上涵盖了“气韵”、“神韵”以及“形神”范畴，或者说其涵义有主体才情素养和欣赏诗味虚美两个层面。
(三)言意之争引发对“虚实”内涵的拓展。在王弼“贵无”的哲学思想中，语言论意义的言意之辩又与本体论意义的有无之辩相辅相成。言意之辩引发艺术家对意的不懈追求，又为这一阶段虚实范畴中创作主情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玄学在认识论上足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为基本方法的。王弼关于“言一象一意”三者关系的论述源于庄子的“得意忘言”论，但又融合了易传的“立象以尽意”之说。“王弼的明象把玄学的贵无引到文学理论中，直接带来了文学理论的得意忘言以及重神轻形”。这为魏晋文论家总结创作中如何处理好外物摄取(象)与情感传达(意)，即当时“实”与“虚”的关系，如何生发出一种“味”来，从哲学的层面提供了理论先导。
可见，虚实思想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形成和丰富，是得益于玄学思想、人物品评、言意之辩形成的磁场的共同作用。玄学之争根本一实现了这一范畴由哲学、美学向文学和艺术领域的重大转变。并且，玄学思想中言意之辩促使人“忘言”后去捕捉“意”，及人物品评思潮诱导下的重神轻形等，都极大地开肩了“虚”的范围，部分元素被虚实思想吸收后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当时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美学思想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虚实”在魏晋六朝的发展及表现
经玄学思想的蔓延和传播，虚实在魏晋六朝有了全新的变化，实现上，上述转变后，其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和提升，这与这一阶段文学的全面觉醒，以及在哲学与美学思想影响下日趋走向繁荣的文艺创作密不可分。虚实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各种复杂而激烈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态势对陆机、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激发和启迪，他们先后对“实”景与“虚”情等等关系进行了敏锐的探讨和及时的总结，对文艺言志、抒情特征作了深入的挖掘。虚实范畴在魏晋六朝时期的具体含义，着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人格修养和创作心理状态，重点论及创作主体层面。“实”即充实，是指人生阅历的广博和学养的富足；“虚”指虚怀若谷的胸襟(心空、不拘、空阔等)，又指能忘怀尘俗的虚静心理(守雌、心斋、离俗、离欲等)。
虚实论的此种涵义在先秦至汉阶段就有了萌芽和端倪，只是魏晋六朝时期才被理论家正式鲜明归纳总结出来。刘勰在谈文艺创作的“神思”说时即是辩证地看待这种虚实关系的。“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神思》)。作家在创作伊始，必先有一定的心理基础，既要虚静养心，“虚而待物”，清除心里的成见杂念，使精神纯净，才能达到最全的认识，义要积学明理，对人生阅历悉心体察，以获得充实的学问积养。这两方面结合才能“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是从儒、道两家的思想中辩证地吸收了儒家重“实”的精神和道家尚“虚”的传统，结合起来看待文艺家的精神修养，尤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视野、阅历、经验与学养等。
二是指向景物、物象与情思意理。这是从文艺作品内容的主客关系上着眼的，“实”指外界的人事景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有形的、具象的；“虚”指情思意理，体现于人的意识心灵，抽象或朦胧的，是无形的。这里，虚实论与情景论有着交叉的涵义。或者说，虚实关系即指情景关系，化景物为情思即是虚实交融的表现。
陆机在《文赋》中称“诗缘情而绮靡”，只讲情，不言志。大胆地突破了讽刺教化文学的“言志”文学观，以情感作为文学的根本，从根本上肯定和激赏文学中的“虚”，为虚境争取了一定的空间和领地。其“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又看到了作家悲喜会因外界四时实景的变化而不同。刘勰在《物色》篇中进一步发挥了陆机“感物缘情”说，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四时景物的变化怎么激发了诗人的情感，从“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观点看，他始终兼顾了“虚”与“实”的二面。钟嵘论“物感”说时将“物”由自然实景的视域扩大到了种种社会现象，对“实”的认识又更进了一步。
要之，魏晋六朝时期批评家从创作表现的情和景、意理与物象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中讨论虚实问题。
四、“虚实”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之关系
魏晋六朝时期的文论虚实连同，如情景、形神、言意等，相关范畴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文学创作活跃基础之上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主题关乎生死、游仙和隐逸等方面，是士人作家内心苦痛和挣扎的自然流露，他们对人生的短暂、生命的脆弱、政治的残酷、命运的坎坷溯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感悟，也奠定魏晋六朝文学悲剧性的感情基调，正是这种感悟、思绪、情感和体验的传达构筑了虚实内涵中“虚”之维。伴随着对传统礼法、名教的怀疑和否定之风，崇尚自然在文人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现为蔑抛世俗、放诞不羁、顺任情性，表现为对个体人格尊严、个性自由、理想家园的执着追求。这是一个鲁迅所说的“文学的自觉的时代”。文人赋予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将文学放到了与立功、立德同等的地位，肯定了文学独立存在的不朽价值。而且文人开始摆脱儒家的文学功利观来从事创作，由日常生活到作品内容，形象刻画等，都表现出对个体人格、尊严、情感、个性、自由等的强烈追求，各自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和美学风貌来。这些都标志着一个艺术风格和流派多样化时代的到来。这一阶段，文学摆脱了儒教“止乎礼义”的束缚与麻醉，以及“温柔敦厚”之风的单一和刻板，日益体现出赏心悦目、抒情言志的审美特点来，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
作家人格的觉醒、个性的张扬和文学创作的繁荣是引发众多批评家进行总结和探讨的前提，极大地诱发了他们(其自身也是诗人，这种双重身份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繁荣和文论繁盛的先天优势)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进一步引导当时文坛良性发展，同时也为后世提供师法的楷模。魏晋六朝文学创作的整体格局，是这一阶段文学批评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极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诞生单篇作家作品评论(如曹丕《典论·论文》)或系统理沦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的前提条件。并且，这种关乎作家主体的人格精神、气质个性和对时世对人生抒发的复杂情感是虚实含义多元化产生的基础。
正是社会背景、时代精神和审美风尚等对文学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虚实思想准备了温床。那么具体到这一阶段的文本和创作呢?纵观魏晋六朝近四百年的文学创作，一部《世说新语》便是他们言行、思想和心灵的折射。他们在反叛和怀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视和怠慢中，散发出一种昂扬的激情和鲜明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