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16: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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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管理创新；现代化；建设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的创新优化发展。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管理理念的丰富，实现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成为众望所归。基于此背景，区域经济管理实现现代化建设是区域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的重要体现。因此，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新模式的特点入手，分析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的基本要素，从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组织关系等多方面建设科学的管理模式。
一、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区域经济管理作为经济领域重要的一个分支，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由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决定，还由区域经济管理的现状中出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区域经济管理模式在不断的创新和改革，但同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管理模式的建设仍需加倍努力。
1.区域经济管理的传统方式变革的必要性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理学进入到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区域性特点，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都是以地理区域作为划分的界限和标准，但事实上经济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治理手段也对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因而“滥用”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使区域经济管理呈现出落后、传统化。如在温州治理模式常常被使用到福建晋江，但事实上，温州和晋江的文化传统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同一治理模式将众多企业逼上绝路。采用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和发展，要求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可以跟上国际潮流，实现面向世界；也希望各个领域的发展能够具有前瞻性，即能够面向未来发展，基于此，要求区域经济领域能够摈弃传统模式，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理方式，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社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增加了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如何在风云巨变的市场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各个行业各个企业发展的重点。因而发展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是国际形势所要求，第二，追随社会的发展企业才能把握正确的机遇，发展自身规模，而当我国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等方面都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发展时，要求区域经济也能够建立其现代化管理模式，从企业自身出发，区域经济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建立是自身发展的基本所在。另外，经济管理也在不断的实践经验中得出新的管理思想。在此环境背景下，区域经济实现了现代化管理模式，主要是立足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从区域发展的根本目的出发，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人性化、柔性化。现代化的管理思想能够从区域经济的管理组织、管理文化、管理结构等多方面入手，实现其现代化建设。
二、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所呈现的特点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由各个区域盲目建设而成的，需要依托于当前时展的需求，立足于我国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因素，针对于当期我国的发展形式，要求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必须拥有以下特点：
1.人性化特点
人性化特点是由科学发展观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从古至今对于经济发展都拥有片面的看法，如在商言商、重利轻义等等，而随着以人为本观念的提出和倡导，要求区域经济在发展中、管理过程中都能实现这一准则，采用更为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更为柔性的管理模式；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管理思想正是从人性化作为出发点的，将管理文化、人本管理思想纳入到管理模式的构建中，所以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兼顾人性化的特点。
2.信息化特点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地位显著提升，一方面，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智能化的管理方式能够避免出现一些伦理失误，从而提高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只有抛弃传统中的人力管理，利用信息技术，展开管理才能真正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信息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基础设备的信息化，如设立智能监控，提高监管能力，运用“互联网+”的产业形式增加产能。
3.民主化特点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民主化特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实现民主化管理能够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增加区域经济发展中各个企业组成人员对于本职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全身心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于人才的流失，如出现北漂一族等，这些人才的流失导致该地教育成本的浪费，经济的不起色。因而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的民主性特点，能够构建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增加企业文化，留住人才，发挥集体智慧，从根本上提高区域经济管理水平。
三、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因素
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法律政策等形势的改变下，要求达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标准和特点，并不是简单可得的，要求依托于资金、人才、政策平台等的支持。
1.资金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维护手段，类似于柔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有资金的支持。第一，充足的资金支持说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正确和科学的，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由此根据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整体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第二，充足的资金支持能够对区域经济的人力资源管理、组织结构创新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留住人才、创新技术等目的；第三，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后期的维护、完善，这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从而拖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信息化的建设顺利展开。
2.人才
当今社会，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模式需要拥有先进的管理思想的作为指路明灯，而管理思想是依托于人才呈现出来的。所以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中人才是必要因素之一。另外，人才所提供的作用不仅于此，第一，优秀的人才能够带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提高管理的效率；第二，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区域经济管理中呈现出前瞻性的优势，如在我国城市经济规划中，对于未来经济缺少前瞻性思想，导致当前众多的基础设施、现有的发展模式跟不上时代的要求，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技术也是依托于人才存在的，技术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建设的保证，只有强大的技术才能充分构建信息平台，维护信息共享，推动管理呈现智能化、人性化发展。
3.政策
我国经济制度是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政府加于宏观调控，这种经济制度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而可以看出，政策是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又一必备因素。第一，政府相关部门针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提出相适应的管理保护法规，能够保证区域经济发展不受到大环境发展的侵害；第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模式加快建设的步伐；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不仅能够为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建设带来财政支持，还能够留住人才，创新技术等。
四、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措施
在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从其必要性、建设特点和必要条件都展开了论述，但最为重要的是提供具体的建设措施，从实践上指导其发展。
1.正确认识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找好切入点
对于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认清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对症下药，从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优化现代化管理模式。要找好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切入点必须做好：第一是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平台，聘请专业的经济管理双重人才，从而能够从数据中证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如对于温州模式而言，小商品生产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具有生产规模小，各自为政等缺陷，因而以其不足作为切入点，展开现代化管理模式的构建；第二，要求正确认知每个区域中的文化特点，总所周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影响，所以了解掌握区域文化，能够以此作为载体，构建经济管理模式。
2.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现代化经济管理平台
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中，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因而在具体操作中，希望能够充分合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过程中，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模式中，区域经济发展维护中都能够利用到信息技术。如在区域经济发展前期，能够构建信息平台，将企业的基础设备建设情况、招商情况、经营情况都通过数据的方式展现，同时能够利用大数据技术，对区域经济未来的发展区域进行预测，并制定风险措施，从而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向国内外学习优秀的现代化管理方式，创新优化本区域经济管理
我国区域经济管理发展的起步较晚，且后天发展较慢，因而要求其能够向国内外学习优秀的区域经济现代化管理方式。首先，要求各个区域能够展开管理方式的交谈学习会议，通过互动，学习优秀的管理方式，了解到自身的不足；其次，要求各个区域能够派遣相关人员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现代化管理思想，并根据本区域经济真实的发展情况做出更改创新；最后要求能够加强校企合作，加强学校对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以期带动区域经济管理实践运作。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温州模式、长三角模式等区域经济管理模式的概述，可以看出，在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而区域经济管理模式也具有繁杂的特点，另外还可以看出，从国际经济背景、国内经济政策、区域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都急需建立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前瞻性的管理模式，因而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迫在眉睫。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主要的要求是具有人性化特点、信息化特点、民主化和和谐化特点的，要想以这些特点为建设标准必不可少的是资金、政策、技术、人才等的支持，如此才能从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的信息平台、构建和谐的管理结构等来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建设。最终达到区域经济管理建设，推动区域经济驱动发展，从而先创新带动后创新，在全国范围内营造良好的经济创新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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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合作 警务合作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环境，“十三五规划”将我国区域协同发展概括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①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公安机关亟待顺势完善区域安全与公共服务的职能，提升区域安全治理能力。
警务合作可以理解为区域警务协同治理。自2010年9月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先后签署七个区域警务合作协议，初步形成区域警务合作框架。现已建成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对于有效整合资源，打击犯罪和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成效显著，意义深远。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强化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精确度和力度，同时整合了警务资源，形成团队作战合力。但在取得成效和进展的同时，这一合作机制也存在着来自外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新趋势和公安改革过程中组织机制变革带来的挑战。因此，在新的“十三五”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亟待对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进行理论梳理和分析。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产生与发展
区域合作的概念早期是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公共管理领域中提出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国际警务合作。打破警务管理区划的局限，建立区域间的警务合作，是一种发挥资源共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并实现合作双赢的良性机制。该机制不仅简单易行节约资源，而且很好的体现整体性治理理念。就区域警务合作演化进程和方式而言，可分为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以及区域警务合作等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区际警务合作就已启动，所谓区际警务合作是指在“一国两制”条件下，根据中国大陆同港澳台地区不同的法域规则，为共同打击犯罪而进行的相互合作与协助的警务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香港与广东就启动了警务合作。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2000年以来建立了定期会晤工作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情报交流工作机制等。在两岸四地区际警务合作不断加强办案执法等领域合作的过程中，打击跨境犯罪活动的成效显著，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
相较于区际警务合作，跨区域警务合作经历了从静态打击犯罪的警务模式向动态打击犯罪警务模式的转变。早期的跨区域警务合作体现为个案合作的方式，以1983年“二王”案、2000年张君案为例都采取了个案合作的方式。随着经济社会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跨区域犯罪的激增，随之带来了区域间多领域协作模式的丰富。以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机制为例，早期的长三角地区警务合作只限于单一警种，即江浙沪刑侦警务协作机制，该合作被认为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开端。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不断深入，现行的苏浙皖沪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刑事侦查单一警种的合作，而是在合作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应急联勤指挥合作、情报合作等多维度深入合作。可见，现行的跨区域警务合作是回应警务实践需求，以合作为基调的区域警务战略。
所谓跨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横向协作模式，以各自的行政区划为准，依据区域安全问题的性质，分层次和等级的不同行政隶属的公安机关或者内部不同警种和部门之间协同行动，即通过警务合作机制的方式达成区域共同体。由于跨区域警务合作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复杂性，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逐步形成。在打破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基于区域协同发展大战略背景下，公安机关之间根据特殊地域联系、犯罪同源关系、犯罪发展态势关系、区域应急处理突发事件关系等社会治理任务需求，在自愿合作、互利共赢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维护区域安全、打击区域犯罪、创新社会区域治安治理为共同目标，合作各方、整合资源、协同行动的一种稳定而可持续的警务战略合作关系。从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发展的情况来看，主要的合作类型种类多元，形式多样。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断关注和发展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该机制在区域整合的多变性和行政区划非从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了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协作体系。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该机制经历了从静态合作到跨区域协议互助再到区域警务共同合作的过程。全国公安机关先后建立的七个区域警务合作都是建立在警务协议的制度基础上，通过契约的方式使合作常态化、规范化、信息化。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的路径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即在上级政策指导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出发点，根据区域内公安机关间区域整体利益所达成的共识，在制度和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推动区域警务合作，进而整合区域资源整体，发挥合作优势。二是非制度化区域警务合作，即在传统警务模式下，办理跨区域案件，基于双方或多方合作，所传承下来的警务合作传统。该传统一部分转化为制度化合作机制，另一部分为传统协助模式，至今在打击区域犯罪、应急处突等区域危机合作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路径来看，该机制发展趋势的理论研究正是应现实的各区域警务合作实践需要而展开的。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理论研究多是基于该机制的警务实践进行梳理，而对国内警务合作已有模式进行理论梳理与发展趋势判断的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亟待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社会动态治理问题以及对不同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发展进行必要性分析和理论分析，科学阐述这一机制的发展趋势，推动区域警务合作向前迈进。
关于区域警务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区域警务合作是时代大背景的产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区域警务合作就伴随地理区位邻近国家频繁的经济往来而产生了，就区域社会治安秩序维护展开探索。早期的区域警务合作是基于两国或多国间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这类合作通常采取签署警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形成区域一致警务管理对策和方略，共同完成区域治安治理。就警务合作这一事务来看，无论国际警务合作、区际警务合作还是我国区域警务合作，都是由长期以来公安实践不断探索的成功范例发展起来的。目前构建的国内区域警务合作，是一种组织横向架构间的合作伙伴式社会治安治理。因此，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高效运行，一方面在于通过区域防范体系的构建，维护了区域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在于不断完善合作的过程中，将区域系统稳定和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社会治安“新常态”要求加强警务合作。区域社会开放程度、经济发展速度、人口流动程度、治安控制强度等因素都是影响治安形势的晴雨表。因此，面对社会治安呈现地缘犯罪同域化动态化的新常态，同样要求进一步务实警务合作。地缘犯罪同域化是指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要面对犯罪以同样速度增长的严峻考验。区域违法犯罪日益突出组织职业化和暴力智能化的特点，流窜作案加剧且时空转换加剧、频率递增。传统警务是在行政区划的框架内开展的，当地缘犯罪同域化发展时，警务工作就会在打防控治安时面临犯罪同域化而警务行政区划之间的矛盾，难以突破行政区怪圈。区域警务合作的大力推进，有助于应对地缘犯罪同域化和动态化发展趋势，将警务便利原则发挥淋漓尽致，全方位打击清查区域内各类犯罪，尤其是跨区域违法犯罪。通过合作打破行政区警务下的孤立和各自为政，将警务活动的整体作战能力有效提升，警务的真空地带不再出现。
公安信息化与规范化促进区域警务合作。新时期的公安信息化是基于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的智慧警务，科技的进步为现代警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如何真正实现信息情报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充分的信息交流和情报使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同时，公安的规范化建设是基于科学管理基础的标准化与流程化运行，也为区域警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满足我国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发展，构建多层级、多动力、多维向的区域警务合作，既是公安信息化的要求，又是规范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公安安全产品的需求变化。
区域警务合作发展趋势的理论分析
当前，公安工作站在公安改革的历史起点上，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与我国第五个现代化③相适应的现代警务机制，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是现代警务机制中重要的一项社会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警种合作机制以及部门合作机制的完善，逐步形成社会治理的整体合力，以区域治安治理为目标的警务合作有效提升了我国公安机关区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警务实战化发展趋势。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框架形成以来，各区域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呈现良好态势，有效提升了警务战斗力。同时进一步深入推进区域警务合作，提升公安机关基层基础工作以及打防管控的实战能力，进而全面提升社会治安治理能力。在合作层级方面，向一线基层延伸，在各区域交界及次区域地带，尤其是派出所、业务警种和巡特警等基层警种，深入推动小区域合作，凸显小、快、灵的特点，使基层一线整体作战和快速反应能力整体提升；在合作对象方面，加强同政府相关部门的紧密合作，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警务合作，优化常态合作机制，从四维空间继续拓展警务合作。在合作内容方面，向公安业务横向和纵向延伸，努力拓展到公安机关社会治理、打击犯罪和公共服务诸方面。
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治理理论主张治理多中心化，即治理理论中政府权力的特性为主体之间责任界限的模糊。这种多中心化的直接表现就在于社会力量的日渐强大，区域协同的日渐丰富，使得权力合作伙伴关系和依赖关系的多元化治理主体间协作共赢。权力中心多元化，NGO组织、第三部门及私营组织等行使的权力在得到公众认可的前提下，同样可能成为不同社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多元治理主体在这样的网络中，基于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确立共同目标，并依据和整合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在合作与对话当中持续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相互鼓励来共同承担风险，最终使公共事务的联合管理得到确立。
社会治理的多样化治理模式特点和优点表现在：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多元是一个交流、互商以及参与的过程。现代社会逐步走向多中心化，权力和社会利益逐渐分化，政府服务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必须选择合作模式。区域警务合作致力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提升治安治理能力作为关键因素。首先，该机制坚持以公安政策为原则，考虑地区利益的多样性，考虑不同利益主体在该地区的利益需求，实行不同措施。其次，区域警务合作使权力实现途径多元化，区域治安治理主体间因区域共同的社会安全需求而相互依赖，基于区域治安治理进行协商，解决区域面对共同社会安全治理难题，形成共识，整合共同的利益诉求反映到区域安全治理策略中，各自目的的实现是以共同目标实现为基础。再次，交流、互商及参与机制是重要基础，能够保证区域警务合作的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一个相互合作的关系，实现公共责任的平衡。区域在公安机关的协作关系，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核心理念进行社会治理，不乏为创新之举。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顺应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公共管理式微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体性治理日渐取代强调碎片化和分散化竞争的新公共管理。整体性治理在西方政府改革的潮流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有效解决了新公共管理中分散化带来的效率低下等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模式，主张从管理走向治理，从部分走向整体，更多地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强调集中与整合。
重新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一思想也是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有力回击，即逆碎片化和部门化。以美国国土安全部为例，在应对“9・11”恐怖袭击时期，美国的警务运行模式呈现出极度分散化，也因此在情报研判和应急处置的过程中产生了低效甚至无效，其实质在于警察组织内部跨部门内部协同的工作机制出现了整合效能不足的问题。从整体性治理重新整合思想出发，要求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应为整体公安改革战略服务，必须始终服务于我国公安改革的整体战略，基于公安改革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实现区域警务协同整合与单个地区警务发展之间的统一，适应整个警务系统运行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与改进，实现区域协同作战与跨部门协同作战，从整体把握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追求整体并多元整合的组织结构是整体性治理的又一重要思想。以行政区划为划分基础建立的各级公安机关，都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架构的，同样面对科层制带来的分工弊端。面对警察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整体性组织理念无疑能够带来区域警务合作的可持续性。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向纵深发展同样要符合这一发展大势，整体合作框架具体表现为各大区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突破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从网络结构中为整体处理各种综合性社会突发事件反应滞后等社会治理瓶颈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形成共同领导多个部门，区域整体绩效评估，区域共享工作成果、风险及责任的工作机制。
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在顺应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区域治理的特点和规律创造并管理新的警务合作系统，并不断创新。所以，我国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在于统筹机制中的整体要素关系，完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多方整合的组织结构，从而为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整体性治理策略。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网，http：//.cn/，2016-03-18。
②李侠：“我国区域警务合作现状与思考”，《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大都市；区域治理；模式创新
[作者简介]曾望军，湖南文理学院科技处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常德415000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6-0006-04
大都市区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我国面临着城市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跨越发展相适应，以都市区带动城市化的新城市时代。因此，大都市区管治是中国未来区域政策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对与世界各国大都市区域发展的成熟经验，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存在诸多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借鉴世界经验和我国城市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创新完善我国大都市区的治理。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治理的经验启示
许多欧美国家比我国较早进入城市化阶段，积累了许多大都市区域管理的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大都市管理方法和模式，为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的大都市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治理注重长期推进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是国外大都市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中心城区的不断扩展是大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日本东京、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纽约等为代表的国际大都市，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城区范围迅速扩展到近郊甚至远郊；中心城区制造业、零售业等产业大批向郊区转移；人口加快向郊区扩散；郊区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工业、聚居中心大量涌现。实践表明，在中心城区扩张的同时，推动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是国外大都市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普遍选择。
1 郊区工业化是实现城郊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郊区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承接中心城区产业转移，逐步建立起与中心城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才能全面带动郊区经济发展，缩小城郊经济差距。郊区工业化一方面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的机械设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还能为郊区城镇化提供物质保障，支撑乡村城镇化所需大量人力、资金和物资投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在短期内通过新建和迁移来实现郊区工业化，其大多数大工厂主要集中在墨尔本康、富茨克雷、威廉斯敦及阿尔托纳等近郊区，而许多小型企业特别是传统工业，如服装、首饰、印刷业则集中在城市中心及近郊。
2 乡村城镇化是实现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郊区依托产业布局，通过开展大规模城镇建设，逐步改变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及公用设施落后状况，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和环境卫生状况，形成产业布局与城镇布局互为依托的格局，将推动郊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经济高速起飞，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在城市近郊大量农田被占用，污染严重，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加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业生产大幅下降。对此，日本制定了农村整治计划，加大对农村投资力度，引导工业合理分布，促进农村开发。1970年至1977年建成430个小城镇；20世纪80年代继续建设450个小城镇。日本在推进村镇建设过程中，注意防止农村人口外流，大大促进了农村致富的过程，推动了郊区与城区协调发展。
3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城郊协调发展的必要举措。国外大都市普遍依靠现代化的装备等手段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释放出大量土地用于工业、住房、公共设施建设。如以日本园艺生产为例，从播种到成品包装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操作，其蔬菜生产过程有52％实现现代化，花卉栽培过程有80％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激发了高水平生产率，释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和土地，为城郊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注重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城市化早期的欧洲及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多数在都市快速膨胀时期，过分强调城乡经济发展均衡，而忽视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结果导致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基础设施与居民生活基本需要之间产生巨大缺口，发生了严重的“城市病”。所以，越来越多的大都市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经验，逐步改变单一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致力于城郊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大郊区基础设施、居民生活设施建设。如一些国家相继制订法律，规定大都市新兴工业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必须有相应的排水、给水和道路设施及垃圾处理设施。另一方面越来越重视郊区规划和环境保护。国外大都市纷纷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规划管理，加大环境治理和保护力度，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
(三)根据大都市区内部事务相互关联性。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美国虽有强烈的地方自治传统和需要选民支持的“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但为了协调区域性矛盾，解决单一城市政府无法解决的区际问题，仍有为数不少的大都市区在城市政府之上建立了统一的权威机构――大都市区政府。大都市区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盛极一时。当前，最为典型的例子有“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和“双城大都市区议会”。华盛顿大都市区包括哥伦比亚特区(核心区)及马里兰州、弗吉尼亚洲的15个市县，由于其作为联邦首府所在地而受到相对强烈的政府调控影响和成员政府间较强的合作意愿，1957年成立了统一正规的组织――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MWCOG)现已成为包括18个成员政府、120名雇员、年预算千万美元的统一正规组织。其主要职能为实施从交通到环境保护的众多规划，并具有联邦和州政府拨款的资金分配权，有效地解决了许多公众关注的区域问题。双城大都市区(位于明尼苏达州东部两城市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及其附近连绵成片的城镇密集区)总共有372个独立的地方政府单元，包括58个县、138个市、50个镇、149个学区、6个都市组织、22个特别法院；同时，为了解决因机构复杂多样而导致的区域矛盾，于1967年终于成立了双城大都市区议会(MUC)，议会共有17个成员，由州长按照城市规模提名任命。其主要职能是对大都市区的交通、空间用地、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长远发展规划；x~--些都市组织(交通局、垃圾处理委员会等)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县政府和市议会提供咨询服务。实践证明，通过都市区政府管理都市区的最大优点是它能够充分考虑到都市区的各种功能联系，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从而有利于促进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
(四)以横向合作为基础。组建松散型城市政府联合组织。在美国强大的“地方自治制度”传统和“民主自由”文化背景下，普遍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具有一定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广泛形成了都市区域内的各城市水平方式的自愿联合、获得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具有特殊协调功能的半官方、松散型城市市政联合组合――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会，这是一种城市联合管理体系，而非城市政府结构的联合最为典型的就196年成立的“旧金山湾区地方政府协会”(ABAG)悼J。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有8个县、82个城市作为资格成员，其起初职能定位是大都区发展规划咨询机构，旨在向区内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提出解决各类区域性问题的方案；后来又逐渐成为专门进行区域性废弃物处理和空气质量控制计划的管理机构，开始从事环境管理的工作，其影响力很大。
二、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尝试中存在的问题
(一)“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治理理念。当前，我国大都市区建设和管理的主导思想仍然是注重城市管理的“硬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城市管理的“软件”――人文环境的保护和人的素质的提高。突出表现为城市管理投入与建设投资增长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使许多城市发展的外延形态同内涵功能之间的差距拉大，导致管理工作跟不上；管治滞后又使建设好的设施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有的甚至损失较重，现有城市基础设施作用发挥不足，成为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管治理念的“单一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发展”单纯地理解为主要是经济增长和物质性扩张，而把城市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置于次要地位，或者不能把经济、社会、环境整合起来进行发展与管理；二是把大都市区管治与发展中的“管治”理解为政府单一主体的行为，并以建立在传统科层制基础上的行政为主导。
(二)区域间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在我国的大都市区管治中，普遍存在着区域间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越位”是政府插手不该管的事情，及运用本部门的权威和其他便利条件，制定某些符合部门利益的规章制度，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缺位”是政府部门应该管理的领域却又没有部门管理，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秩序，给失业者、贫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提供充足的公共品和各种社会服务，政府的工作却经常不到位。“错位”是政府与企业、市场分工不清，行使了一些不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管理虽然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调，管理成本高昂。
(三)部分大都市区缺乏统一的治理行政主体。大都市区的发展一般经历三个阶段：以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集聚与扩散并行的大都市区形成阶段；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阶段。这表明从集聚城市化为主的大都市区发展到多个大都市区的空间联合；大都市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当超出了一定行政范围之后，就出现了没有明确行政主体的大都市区，由此导致行政主体的缺失，这种现象在京津冀和长三角非常突出。部分大都市区行政主体的缺失，是长期以来制约区域政策发挥作用的主要瓶颈，导致各地方行政主体各自为政，使发展成熟的大都市区管治处于无序状况。
(四)大都市区域间公共管理协调机制不健全。长期以来，在我国以行政区划为基本格局的城市政治经济管理模式下，各城市形成了彼此分割、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公共管理主体。他们单独承担对城市内的所有公共事务的管理任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共管理体系。(1)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整体协调范围较窄，协调力度不足。目前城市群发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部门垄断和地方保护。虽然区域间行政区划界限有所淡化，但区域内政府行政关系复杂。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2)城市间分工不明确，产业结构趋同。我国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度不高，区域内的城市各自为政，城市发展的目标大体相似，产业结构雷同，导致整个区域内资源浪费。各城市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摩擦大于融合，这使城市群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竞争力的整体发展优势。
(五)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度不高。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体制下，大都市区各类社会组织发育相对迟缓，各种功能也不够健全。有些社会组织是在政府管理部门培育和推动下产生的。由于这些组织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组织很难拥有独立的意志和活动，不得不将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完成本来需要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而在发动市民参与大都市区管治方面又相对有限；加上一些非政府组织自我规范性不够、自律性不强、社会监督缺位，导致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出现。尽管城市居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意识也有了较大的增强，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市民的行为仍呈现出明显的顺从性与依赖感，没有形成良好的参与意识；加之参与公共管理的范围有限，参与程序非常复杂，参与形式单一，整体上呈现参与程度较低的局面。
三、我国大都市区域治理的模式创新
(一)树立全局发展。综合协调的治理理念。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快速扩散与融合，城市功能的国际化日益明显；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程度明显加强；城市空间形态的网络化特征日趋明显；城市化发展模式也开始转变为以城镇密集区为主的“都市区化”模式；大都市区已经成为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主要空间载体。因此，选择“大都市区化”发展模式也是我国城市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当前，我国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等城镇密集区的各城市政府要正确认识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借鉴国外大都市区发展的过程和经验，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尽快转变传统的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做法，树立区域观和全球观，逐渐淡化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按照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从思想、观念上积极主动地将自己融入到“大都市区”之中，并为此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这是能够真正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大都市区的根本基础，也是建立大都市区长效性协调管理机制的保证。
(二)科学定位区域间政府职能。我国的城市政府是城市建设、管理和维护的主导力量，是城市公共资源和资产的所有者、控制者和管理者；城市发展和规划的决策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同时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也几乎完全由政府筹措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政府面I临着城市建设资金和服务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此外，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同时，效率低下、浪费严重，难以适合城市居民的实际需要。因此，需要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尽快转变，强化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生产服务、社会保障等职能；要关注社会公平目标、环境目标，以及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鼓励中
介组织、非盈利机构、市民、企业等广泛参与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管理。
(三)建立统一的大都市区域治理行政主体。在中央指导下组建集权过渡型大都市区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成熟的“行政区经济”运行时期，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区内部的行政分割和区际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根除。由于我国长期的集权政治文化背景，人们部分还存在行政命令高于一切的意识，现实国情也表明集权化管理模式确实能够起到协调和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作用。我们认为，在中央的指导下可以在中央成立一个“大都市区协调与规划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在其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组建长江三角洲、京津唐、珠江三角洲三个集权过渡性大都市区政府。其权力来自于中央下放、省政府及中心城市政府适当上收两方面，并赋予它以区域环境整治、交通建设等资金的分配权、区域性空间协调发展的审批权或实施监督权、区域性贷款投资的倡议权等。经费来源中央政府出一部分，中央政府给地方拨款中抽一部分，大都市区相关省市政府出一部分。主要职能为对大都市区的公共服务、交通、空间用地、产业布局、垃圾处理、机场、环保等事务进行统一长远发展规划；对大都市区各类省市地方政府进行监督；就某些重大问题给省政府和市(县)提供咨询服务，使省市(县)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更加高效合理，促进大都市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大都市区政府应置于省政府之上，形成大都市区政府―省政府―市县政府的等级序列。其过渡性主要是指，等到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熟，大都市区要素市场发育完善，城市政府职能转变基本到位的时候，撤销大都市区政府，其职能完全让位于大都市区具有跨界协调职能的松散型政府联合组织――大都市联盟。
今后五年，是江干区迈入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总目标和市委“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决策部署，江干区将以全域城市化、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扎实推进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全面建设“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努力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推进经济现代化，全面提升区域综合实力。现代经济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核心基础。今后五年，江干区将构建以总部企业高度集聚、现代商贸业和金融业高度繁荣、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力争到2016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43个中心城区前列。一是全力打造总部中心。实施总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浙商回归工程”，全面落实浙商总部中心发展战略规划及浙商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推进浙商总部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管理决策中心、销售运营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会展、广告、人力资源等中介服务业，提升、完善服务功能。争取到2016年，引进企业总部60家以上，其中浙商总部50家以上，成为全省的“浙商新高地”。二是大力建设产业集聚区。实施科技经济园拓园工程，着力打造高端制造园、研发创意园和总部经济园；积极推进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等项目开发建设，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加快钱江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三里亭1737建筑设计聚落等产业集聚区建设，争取到2016年，创建省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6个以上。大力实施特色楼宇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到2016年，实现楼宇税收总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5%。三是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依托钱江新城金融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产业，积极引进省级金融市场投资平台、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金融资产交易所，积极培育产权交易市场，努力打造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金融新蓝海”。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四是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坚持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服务业品牌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江干服务品牌；把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智相结合，注重培养和吸收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到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3%以上，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社会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现代社会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目标。今后五年，要通过实施“全域城市化、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保障更加完备。到2016年，城市建设区比例达到7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一是大力推进重点区块开发。全力支持钱江新城、城东新城、丁桥新城、运河综保、地铁等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同步推进功能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区级自转力，创新项目运作机制，积极拓展融资平台，制定并实施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艮北新区、普福区块、运河区块、科技园区拓展区块等项目开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区本级项目建设，提升商业商务休闲功能。二是大力推进征迁安置工作。积极实施重点区块拆迁和扫尾工作，到2016年，完成拆迁面积640万平方米以上。完善工作体系，加快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农居品质，妥善安置被征迁群众，到2016年，累计完成新开工安置房300万方、竣工350万方，回迁安置12000户。三是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设，推进秋石快速路三期、东湖快速路、德胜东路东延高架、艮山快速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成型，积极推动沪杭高速抬升工程，加快120公里主次干道城市支路建设，加快同协路、丁桥东路、沿江大道等道路建成通车；着力解决断头路问题，提升道路联网贯通能力。加快建设大型立体停车设施，到2015年建成停车位7500个以上；加快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力争到2016年每平方公里道路密度达到1.96；结合地铁二号线建设，高标准实施庆春广场地下空间改造工程。四是大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机构改革为契机，巩固管理重心下移成果，全面落实属地责任，加快城市管理资源整合，扩大“数字城管”覆盖面，充实网格化管理内涵，不断拓展城市管理领域，提高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分类管理理念，加强洁化序化和防违控违拆违等工作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打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区环境。
推进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现代治理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有力保障。今后五年，将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多元治理新格局。到2016年，全区法治建设水平保持全市主城区前列，党风政风满意率达90%以上。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工作，面向社会的行政审批事项100%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办理。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制，建立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推广政府投资项目实时监督管理系统。进一步健全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到2016年，行政（便民）服务体系覆盖率达100%。二是探索治理主体多元化。统筹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和角色，继续推进市政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试点，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社区组织参与到市政服务及社区服务。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探索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采取BOT、公私合营等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深入开展社区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试点，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到2016年，90%社区建立“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社工队伍建设，全面推广“责任社工”管理服务体系，到2016年，第三方测评的群众满意率达到90%。四是深化矛盾防范化解体系。坚持依法治区，深化“网组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到2016年，实现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98%和95%；劳动关系和谐指数全市排名前三。五是深化“平安江干”创建成果。加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平安和谐家园等创建活动，健全外来人员服务管理，大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转贴于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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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 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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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瑞莲，张紧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行政〔J〕.公共行政，2002，(3).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一、方庄教育集群的酝酿和建立
方庄教育集群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的捆绑发展的行政指令，而是源于自下而上的教育主体意识的萌发。早在2009年暑假，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开始了联合办学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为音乐专业学校，拥有强大的音乐师资和课程优势。作为市级示范校，北京十八中名师荟萃，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课程资源，文化课教学具有很强的优势。两校虽然同在方庄社区，但因归属不同，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自我发展。如果两所学校联合起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定能够极大地推动两校的共同发展。北京十八中的想法迅速得到了丰台区教委和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积极响应。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积极推动下，两校的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从2009年暑假一开学就进入了实施阶段。
合作办学使双方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享受到了市级示范高中的优质文化课教学，基础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北京十八中的学生享受到了音乐专业院校师资的教学，极大地提高了音乐素养，使音乐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受到了两校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欢迎。
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合作办学的初步尝试，使丰台区教委产生了将这种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进一步拓展的工作思路。丰台区教委的工作思路得到了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方庄地区其他学校的积极响应。方庄地区汇聚了27所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民办教育机构，已经具备了区域联合办学的条件。经过充分的调研、沟通，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主导下，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涵盖方庄地区27所学校的教育集群开始筹划建立。同时，教育集群这种区域教育发展模式得到了丰台区政府高度重视和肯定，在《丰台区“十二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对教育集群实验进行了明确的规划，确立了“政府主导、学校协同、资源共享、特色衔接、共同发展”的集群机制，使方庄教育集群成为丰台区政府主导的教育实验项目，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宣布正式建立。
二、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形态
2011年5月，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全面展开教育集群的实验和实践。第一，成立了由区教委、集群校、龙头校、社区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的方庄教育集群管理协调中心，作为集群的管理、协调机构，并在十八中设立了方庄教育集群办公室负责集群的具体工作；第二，制定了《方庄教育集群实验区规划方案》，积极进行联系、沟通、协调，调度集群课程建设和资源共享等工作。集群各学校也设有专门的集群联系人进行集群共建；第三，十八中在学校校园网上建立了专门的“方庄集群”专栏，后来又建立了“北京方庄教育集群数字云平台”，及时关于方庄教育集群的课程信息并进行资源共享建设。第四，集群还建立了集群教师教科研中心 、集群教师培训基地、集群家长培训中心、集群教育质量测评中心、集群校长论坛、班主任论坛等集群发展支撑平台，集群实行教学硬件、软件、课程、师资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例如，对于十八中的音乐厅，集群校要使用的话只须提前在网上预约即可免费使用，如果使用冲突则由集群办公室协调。北京十八中的“名师大家进校园”活动，集群数字平台将及时信息，集群校无偿共享。到目前走进集群的名师大家有三十余人次。在师资共享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与北京十八中教师交叉站讲台的做法非常成功。
在区教委的领导和全体集群人的共同努力下，到2011-2012学年度结束时，方庄教育集群资源共享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方庄教育集群的实验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以课程为中心的
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的中级形态
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教育集群，只能解决方庄地区教育的“温饱问题”。要全面提升方庄地区的教育水平，使方庄地区的教育达到“小康”，必须对方庄教育集群进行升级。在丰台区教工委、区教委的积极支持下，方庄教育集群确立了“立足于师生的生命价值，服务于师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打造以课程为核心的优质区域教育生态，推动方庄地区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的集群升级战略。
1.横向贯通
（1）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集群突破了学校间的边界，实现了课程资源开放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打造出新的精品课程，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例如 “新音乐教育”课程，由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授课，立足于我国音乐教育优良传统，借鉴目前世界上流行较广的音乐教育体系――奥尔夫体系、柯达伊体系、达克罗兹体系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的一条融合中国本土音乐文化与国际先进音乐教育理念、方法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之路。
（2）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集群充分发挥集群内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作用，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配合的方式，采取签订合作协议的弹性合作机制，充分实现精品课程优势互补、共享，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例如，将普通校的劳技教室建在职高，请职高教师对普通校学生进行基本生存技能培训、家政培训等。同时，让职高学生也有学习普通校课程的机会，让他们也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充分调动了职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方庄教育集群发展的经验
在方庄教育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集群教育发展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1.龙头带动，优质共享
教育集群化发展，需要借助集群内龙头学校的带动辐射作用。龙头学校拥有的教育资源，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一般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学校硬件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生源质量、社会声誉都明显优于区内其他学校，很自然会成为其他学校模仿和学习的榜样，龙头学校在教育改革和学校建设方面的举措会对其他学校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头作用。教育集群化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时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龙头学校的资源优势，把龙头学校建设成区内其他学校的楷模和榜样，二是通过优质资源共享，把龙头学校的优势扩展到其他学校，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资源共享，就是集群内所有学校共享龙头学校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硬件设施等，同时，龙头学校也能共享其他学校的资源。
2.一体多元，生态共生
一体多元就是各集群校在同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方庄教育集群内，实行多元化发展。因为优质均衡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内涵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张扬差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各美其美是优质均衡的具体表现。集群不同于集团，集群建立后，集群校的法人地位不变、办学性质不变、人事关系不变、资源的所有权不变，这是一种既自主又合作的“1+N”体制的区域教育共同体，集群校是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互相尊重，共赢共生。这种体制激发了每一所学校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内驱力。
集群发展不仅是资源的简单整合、平均，实质上集群内各种元素组合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实现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而要实现这种提升，必须基于深度资源合作、整合与共享，才能实现区集群的良性互动、循环和升级。也就是说必须将集群建设成为优质区域教育生态，不仅生态共生，而且必须不断发展，创造出更高级的课程教育资源。
3.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
区域教育根本目是解决学生的出口问题，教育集群如果不能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彻底改变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那就只能是一个低级的教育共同体。所以，集群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才能实现集群的根本任务。
方庄教育集群建设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区、家长和学生的好评，《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商报》、《北京考试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竞报》、《现代教育报》、《丰台报》、《劳动午报》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五十多次报道。丰台区教委也适时地将教育集群这种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广，目前除方庄教育集群外，又建立了东高地、云岗及南站3个教育集群。2014年，丰台镇、马家堡、卢沟桥、长辛店等地区将建成4个教育集群。2015年，万丰、大红门、南苑、丽泽金融区等4个教育集群也将建成。预计到2017年，还将建成科技园区、首经贸、园博园、青龙湖等4个教育集群。届时，丰台教育集群将达16个，集群化发展将成为丰台区教育的突出特色。
当然，方庄教育集群作为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其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封闭性、同质性、依赖性、资金链等。为克服这些问题，目前方庄教育集群正在进行第二期规划，规划主要从加强集群研究，深化集群发展机制，完善集群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集群研究我们主要以专家理论研究和集群实践研究为主。深化集群发展机制我们主要从加强集群内教师流动机制、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建立集群评价机制、建立集群教研选择制、建立集群图书资源一卡通制度、充分发挥赢利性培训机构的作用、深化开放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完善集群保障机制方面，我们计划采取完善集群发展资金链，实行龙头学校负责制等措施。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以提高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为重点，以教育“创强争先建高地”为总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教育结构，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全面推进依法治教，着力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为我省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基本思路
坚持创新发展，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调整教育结构，加快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激发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和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活力，为广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强大动力与支撑。
坚持协调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统筹推进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教育发展，推动珠三角地区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加快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注重教育内涵发展，把提高教育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以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结构优化作为提高质量的主攻方向，提升教育结构的适应性、开放性、灵活性。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渗透，推进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共同发展，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构建相互开放、衔接融通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立足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研究和遵循适应时展的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素质教育，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善育人生态，建设绿色校园，建立完善人才绿色评价制度，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促进每个学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坚持依法治教，提升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广泛深入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
坚持开放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面向世界，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做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拓展教育资源，培育形成教育发展新的比较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加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化粤港澳台教育合作交流，加快培养国际化人才。加快推进区域协同联动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丰富教育开放内涵。
坚持共享发展，促进教育公平。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间教育发展差距。切实改善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留守儿童、残障儿童、学习困难学生受教育状况，全面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维护和保障不同人群公平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节 发展目标
一、总体目标
到2018年，教育结构更加优化，教育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教育公平保障、教育发展质量、教育贡献程度、教育治理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教育强省和人力资源强省。到2020年，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和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高，基本形成在国内有广泛认同度、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南方教育高地。
二、具体目标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完善幼儿保教体系，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6%以上。坚持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高水平高质量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稳定在95%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以上，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以上，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20%以上。
――教育供给更加优质多元。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断扩大，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建成覆盖城乡、开放便捷，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学习需求的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素质教育导向的教育教学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和制度环境逐步完善，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进一步增强。
――教育创新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系统设计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大力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强理工科大学和理工类学科建设，推进省市共建普通本科高校，引导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加快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F代职业教育体系。全省高校的整体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显著增强，成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高地。
――教育体制机制更具活力。依法治教水平明显提升，办学体制灵活开放，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不断优化，学校内部管理机制不断完善，考试招生制度逐步完善，现代学校制度基本建立，全面实现“一校一章程”。促进民办教育规范特色优质发展的机制不断健全。形成适应发展、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