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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的模型，讲了一个简单而有深意的故事，两个囚徒都为自己做打算，结果损人不利己。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非常常见，比如在商业竞争中，商家为了自己能有更好的销量，会选择降低售价，增加顾客，违背最初的价格设定，结果其他商家也竞相模仿，最终价格越来越低，商家利润越来越少。“囚徒”本意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可到最后不仅总体利益受损，个人利益也受损，可谓讽刺。而打破囚徒困境就需要囚徒之间的协调，或是其他的约束。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利益不会太过受损。
而在脏脸博弈中，我看到了公共知识的巨大力量。那个印象深刻的，因为一个公共知识而导致村庄死了100个男人的故事，依然感到很不可思议。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人们都心照不宣。他们各自知道某件事情，但不知道别人知不知道他们知道。而一旦这件事情成为公共知识，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影响。而公共知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流基础，比如地球是圆的，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那么在这一点上就能达成共识，当许多事情都达成共识，那么人们的交流也就更加顺畅。
猎鹿博弈源于思想家卢梭笔下两个猎人的故事，阐述了合作才能双赢。然而这样也产生了分歧，若两人贡献相当分配均匀，那么皆大欢喜，若是有人不满意那么合作就很难进行下去。“合作双赢”的道理大家心里都懂，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合作，需要双方考虑合作者的利益，学会与博弈对手共赢。有许多强强联合的例子就是对应了猎鹿博弈模型，比如明星与他代言的产品，产品公司有资金但缺少知名度，明星代言后就可以扩大产品知名度，明星本人也多了曝光度并且能拿到公司给的代言费。双方各取所需，都通过合作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关键词】初步博弈论，基本理论，日常应用
前言
博弈论是二人在平等的对局中为达到取胜的目的而各自利用对方的策略变换自己的对抗策略的思想。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就是最早的一部博弈论著作。最初主要研究象棋、赌博中的胜负问题，人们对博弈局势的把握只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向理论化发展。1928年，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共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的应用于经济领域，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此外，塞尔顿、哈桑尼的研究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一、博弈论的概念
博弈论是研究在策略性环境中如何进行策略性决策和采取策略性行动的科学。这里，策略性环境是指，每一个人进行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都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策略性决策和策略性行动是指，每个要根据其他人的可能反应来决定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二、博弈论的类型
博弈论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即“同时博弈”和“序贯博弈”。前者是参与人同时进行决策或行动的博弈，后者是参与人的决策和行动有先有后的博弈。这里，所谓的“同时”或“先后”主要是看参与人在决策时是否知道其他参与人的决策，而并不一定取决于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当然，除了上述两种基本的类型，还有其他不同的分类方式。
三、博弈的要素
博弈的目的是利益，利益形成博弈的基础。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在于使收益最大化。参与博弈者正是为了自身收益的最大化而相互竞争。也就是说，参与博弈的各方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关系，以争得利益的多少来决定胜负，一定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竞争和对抗的具体形式，这就形成了博弈。博弈的要素大致上可以包含以下四点：⑴2个或2个以上的参与者；⑵要有参与各方争夺的资源或收益；⑶参与者有自己能够选择的策略；⑷参与者拥有一定量的信息。
四、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策略
正如王春元在其编著的《博弈论的诡计》中所言“博弈论的目的在于巧妙的策略，而不是解法”。学习博弈论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博弈分析的过程，而在于赢得更好的结局。博弈的思想既然来自现实生活，它就既可以用数学工具来高度抽象地表述，又可以用日常事例来具体说明并运用。博弈时时存在，它就在你的身边。
在博弈论中，一个著名例子就是塔克给出的“囚徒困境”模型。该模型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假设警察怀疑甲乙两人作案，但他们手中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于是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并分别告知两名犯罪嫌疑人：对他们犯罪事实的认定及相应的量刑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供认。
两名囚徒面临的选择及带来的后果组合可以查看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知道：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供认或不供认。而且，每个犯罪嫌疑人选择的最优策略不依赖于同伙的策略选择。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前提，由于犯罪嫌疑人不知道对方的想法，最理性的博弈策略，就是选择供认。这时的策略，可称之为占优策略。不管甲乙两人谁供认，都将得到减轻惩罚的结果。显然，这一策略一定是所有其他参与人选择某一特定策略时该参与者的占优策略。但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采用优势策略得到的最坏结果，并不一定比采用另外一个策略得到的最佳结果要好。
除了上例，博弈论在生活中的应用还有很多，譬如：重复博弈的应用。以我国俗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来说，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下，对自己最有利的一种策略是一报还一报。重复的博弈理论导致了合作的产生，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合作的继续，因为合作的代价是建立在损害个人利益基础之上的。如果个人放弃未来收益或背叛当前收益大于未来收益则背叛风险将仍然存在。
五、博弈论的局限性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必定是不完全的，任何理论都包含了既不能证明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的命题，对这个世界的最好描述可能只有其本身。”博弈论也是如此，其基本假设之一就是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的人是指行动者具有推理能力，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做决策时往往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人类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具备完全理性，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和信息。花费大量的时间、财力、物力去寻求所有信息，企图做出最优决策，有时反而是最不理性的举动。
六、博弈论的意义
从理论上讲，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而实际上正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并被各社会科学所应用。
博弈论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分析方法和全新的思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如是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个有价值的人，你就必须对博弈论有个大致的了解”，也可以这样说，要想赢得生意，不可不学博弈论；要想赢得生活，同样不可不学博弈论。
参考文献：
[1]王春永（2007.1）.博弈论的诡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M]
[关键词] 均衡点 得益矩阵 Nash均衡
博弈论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一个完整的博弈一般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博弈的参加者、各博弈方各自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博弈方的得益、结果、均衡等。
非合作博弈是现代博弈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而Nash均衡则是非合作博弈的核心部分。用博弈论解决现实纳什均衡是现代博弈论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基础。要用博弈论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决策问题，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发展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其关键在于如何根据行为中的支付矩阵得出纳什平衡点,通过分析决策者的心理活动来得到相关模型,从而依据模型来针对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制定相关的政策以预防不良现象的发生。
一、非合作博弈
一般地,将不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称为“非合作博弈”。在该博弈中，每个博弈方的策略都是针对其他博弈方策略或策略组合的最佳对策。事实上，具有这种性质的策略组合，正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解概念“纳什均衡”。
在博弈论里，有各种各样的均衡概念，上述定义是所有均衡概念的共同特征。而在一个博弈中，可能有多个均衡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在非合作博弈分析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将着重介绍纯战略纳什均衡的定义。
1.纯战略纳什均衡
一般常用G表示一个博弈；如G有n个博弈方，每个博弈方的全部可选策略的集合称为“策略空间”，分别用表示；表示博弈方i的第j个策略，其中j可取有限个值（有限策略博弈），也可取无限个值（无限策略博弈）；博弈方i的得益则用表示，是各博弈方策略的多元函数。n个博弈方的博弈G常写成。
有了博弈、博弈方的策略空间和得益的表示法，可以给出纯战略纳什均衡的定义如下：
定义1: 在博弈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每一个策略组成的某个策略组合中，任一博弈方i的策略，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组合的最佳对策，即
对任意都成立，则称为G的一个“纯战略纳什均衡”。纯战略纳什均衡的求解，通常可以采用得益矩阵表示出在不同策略下各博弈方的效益，下面通过囚徒困境问题可进一步加深对纯战略纳什均衡概念的理解。
该博弈问题是1950年图克提出的，它虽然非常简单，但却很好地反映了非合作博弈的根本特征，并且该博弈模型是解释众多经济现象，研究经济效率问题的非常有效的基本模型和范式。其故事如下：
警方抓到两个盗窃犯，惜证据尚不足，遂寄希望于嫌犯自己招供。警方把两个犯人隔离起来，分别审问，交代政策如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招了，另一个人没招，那么就将你释放，另一人判10年；同样如果你不招，另一个人招了，那么你得被判10年，另一个人被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招，警方证据就足了，两人都判8年。至於两个人都不招的情况，不用警方交代，两个人都得判，但因证据不力，判得都要轻许多，比如1年。警方最后说，那边还有个警察，对你的同伙交代一模一样的政策呢。
对于囚徒A和囚徒B来说，其双方想法如下：
(1)如果对方招了，我招是8年，不招是10年，还是招划算。
(2)如果对方不招，我招是无罪释放，不招是1年，还是招划算。
(3)如果对方不招，我招是无罪释放，不招是1年，还是招划算。
下面可将双方整个博弈过程的结果用一矩阵形式表示出来。这种矩阵称为博弈的“得益矩阵（支付矩阵）”。
表1A与B的得益矩阵
由于法庭对罪犯分别审讯，因而该问题还可以归结为非合作博奕模型。
其中,局中人集合,1代表囚徒A,2代表囚徒B。两个人具有相同的策略集合:,其中C代表坦白,D代表抗拒的策略。对于策略组合两个局中人的支付函数如下:
由支付函数可以看出，囚徒A的策略是坦白，囚徒B的最佳策略也是坦白，故纳什均衡点为（坦白，坦白）。
在囚徒困境中，每个参与人都能猜出对方的策略，故称这种纳什均衡为纯战略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即使两个囚徒在被警察抓住之前建立一个攻守同盟（死不坦白），这个攻守同盟也没有用，因为它不构成纳什均衡，没有个人要积极性遵守协定。
囚徒困境问题在经济学上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例如：两个寡头企业选择产量的博弈。如果两企业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选择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每个企业都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但卡特尔协定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给定对方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每个企业都想增加生产，结果是，每个都只能得到纳什均衡产量的利润，它严格小于卡特尔产量下的利润。
二、纯战略纳什均衡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1.偷水问题
针对盗水现象，供水部门常采用罚款的手段处理那些被发现的盗水用户，但随着居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盗水手段越来越高明，因此被发现的概率越来越小，那么采用通常的罚款手段对防止用户盗水的作用越来越微弱，看来利用新的经济原理、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显得尤为必要了。
假定用户每家都有一个水表，而且每家实际用水没有通过此水表。假定水表测量准确无误。
(1)设N家总水表测出的实际用水量为A。
(2)第i家水表所示用水量为，B为N家盗水总和。
不妨设每度水的单价为1元，则供水局对第i家征收水费为即可防止用户盗水，理由如下：
为说明方便，不防简化为两家用户甲和乙，甲和乙都有两种策略选择：偷水和不偷水，在甲和乙之间就形成了一场博弈。
设甲和乙的实际用水量分别为和，偷水量分别为和，相应的得出甲和乙的得益矩阵：
表2 甲和乙的得益矩阵
可见:(1)对甲来说，在不做损人而不利己的事的前提下，他会选择不偷水，因为甲若选择偷水，则他期望乙不要偷水，此时他的最大利益为0，既然利益为0，他选择不偷水也可以达到，又何必劳神又费事。甲若选择不偷水，乙必定也会选择不偷水，因为此时乙无论偷水还是不偷水，利益都为0,在不做损人而不利己的事的前提下乙必定会选择不偷水。
(2)对乙来说，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也会选择不偷水这一策略。这样，（不偷水，不偷水）就成了一个纯战纳什均衡点。甲和乙谁改变策略都得不到好处，当然就会维持均衡点，那么这个均衡就是相当稳定的，这样供水部门也达到了防止用户偷水的目的。
另外，即使有人做损人而不利己的事，供水局也有办法对付，那就是对第i家征收水费为,其中．即可达到目的。同样，以两家用户为例，此时用户i所收水费,同样地可得出甲和乙的得益矩阵。
表3 甲和乙的得益矩阵
显然，对甲和乙来说为了使自己得益最大，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不偷水．对于多个用户同样可以进行分析，最后所有的用户都会选择不偷水的策略。因此供水部门只需任意选择一个大于1的a,宣布对用户i征收的水费即是防止用户偷水的有效措施。
接下来，谈谈对偷水用户进行一次性罚款和对偷水量由N家共同分摊做法的无效性．
供水局若发现偷水户i则往往采取一次性罚款M，对用户i来说：
(1)不偷水，得益为0；
(2)偷水，若被发现，得益为；
(3)偷水，若被发现，得益为．但是用户偷水被发现的概率往往是很小的。
假设被发现的概率为P，则用户i偷水损益的期望值为：
因此只有,即时才能使用户不偷水。
假设偷水被发现的概率为1%,用户偷水=100,则罚款M>1000元才可能使用户不偷水。因此一般性的罚款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
由上可知，利用纯战略纳什均衡理论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际现象确实可以进行一定的定量分析，以此做出更好的决策安排。但是本文探讨的只是博弈论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对于均衡问题中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等问题本文没有讨论。对于纳什均衡还可以进一步进行推广。如日常生活中，小到下棋打牌，大到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国家之间的倾销与反倾销、制裁和报复等，都可以归结为博弈问题。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纳什均衡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全贤唐张健:经济博弈分析[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4]李本庆丁越兰:环境污染与规制的博弈论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541～544
[5]潘天群: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黄涛:博弈论教程[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
[7]陈芝兰:博弈论及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J]．经济新论，23－24
【关键词】博弈论；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用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3）12-0043-01
一、博弈论的概述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一些个人或组织，面对特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一个完整的博弈一般包含几个要素：参与者，行动，策略，结果，均衡等。参与者、行动和结果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分析的目的是使用博弈规则来决定均衡。但是，博弈的行动不等同于博弈的策略，博弈的结果不等同于博弈的均衡。根据参与人的数量，可分为二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根据博弈结果的不同，可分为零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
博弈论对我们的经济生活有重要意义，人们之间决策行为相互影响的例子有很多：从国家角度出发，在国际贸易中合理运用博弈论可使本国和其他国家都受益，取得双赢效果；从个人角度出发，在生活中合理运用博弈论可使自己选择最优策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
二、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
非合作博弈是指不允许存在有约束力协议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该博弈中，每个博弈方的策略都是针对其他博弈方策略或策略组合的最佳对策，具有这种性质的策略组合，正是非合作博弈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纳什均衡”。
用表示一个博弈，如果有个博弈方，每个博弈方的全部可选策略的集合称为“策略空间”，用表示；表示博弈方的第个策略，其中可取有限个值（有限策略博弈），也可取无限个值（无限策略博弈）；博弈方的得益用表示，是各博弈方策略的多元函数。个博弈方的博弈常写成。在博弈中，如果由各个博弈方的每一个策略组成的某个策略组合中，任一博弈方的策略，都是对其余博弈方策略组合的最佳对策，即
，对任意都成立，则称为的一个“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的求解，常采用得益矩阵法。在囚徒困境中，每个参与者都能猜出对方策略，称该纳什均衡为纯策略纳什均衡。囚徒困境问题反映了非合作博弈的根本特征，体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两寡头企业选择产量的博弈就是囚徒困境问题在经济学上的应用。若两企业联合形成卡特尔，选择垄断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每个企业都能得到更多利润。但卡特尔协定不是纳什均衡，给定对方遵守协议，每个企业都有增加产量的冲动，最后每个企业只能得到纳什均衡产量的利润，它严格小于卡特尔产量下的利润。
在某类博弈中，每个理性人都不能猜出对方的策略，参与人是以一定的概率选择某种策略的，这样的策略称为混合策略，相应的均衡称为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纯策略是混合策略的特例。相关的例子有日常生活中的打扑克、划拳等。
三、治理河流污水排放的制度设计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限制企业的污水排放符合社会各界的呼声。检查和制止排污是政府的职责，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其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政府和企业间的关系可用经济学中的监督博弈来解释。
该博弈的参与者是政府和企业，政府的策略选择是检查或不检查，企业的策略选择是排污或不排污。假设是企业治理污水（不排污）增加的生产成本，若排污，为自己多得的收益。是政府检查所需成本。是政府对企业排污的罚款金额。是企业排污对社会利益的损害。假设且，即政府对排污企业采取重罚措施。对应不同策略组合的得益矩阵可见下表。
政府和企业的得益矩阵
在以上假设条件下，政府和企业都猜不出对方会采取何种策略，因而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只能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如果假定条件不成立，通过劣策略剔除可得到占优策略，即（检查，不排污）或（不检查，排污）为占优均衡。
在得益矩阵中，用表示政府检查的概率，表示企业排污的概率。给定，政府检查和不检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由，得。即如果企业排污概率小于，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检查；如果大于，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检查；如果等于，政府随机地选择检查或不检查。
政府的最终目标是降低企业排污概率并保护环境。据的结果，有两种措施：一是增大分母，即采取重罚措施，使企业平日不敢排污；二是减小分子，即降低检查成本。现阶段可行做法是设立举报电话，避免政府盲目检查，提高办事效率。
再者，给定，企业选择排污和不排污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由得，即如果政府的检查概率小于，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排污。现实中，政府对排污的惩罚越重，企业因排污获得的收益越低，企业的排污概率就越小。反之，企业的排污概率就越大。
企业因排污获得收益的大小，政府难以准确把握。前面谈到的企业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适于民营企业。现实中大多排污者是国有企业，这就涉及企业经营的控制权收益问题。企业因排污获得的生产成本降低部分可以很容易转化为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收益，这些收益包括奖金、福利或者因企业效益上升而带来的升迁机会。反过来，如果企业因为排污而受罚，经营者并没有控制权损失，因为罚款由企业出，经营者只是没有控制权收益而已。
四、小结
本文以纳什均衡为理论基础，分析了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但本文探讨的只是博弈论中一个很小的方面，对均衡问题中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等没有涉及到，但它们的应用也很广泛。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小到购物时的讨价还价，大到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国家间的倾销与反倾销等，都可归结为博弈问题。
参考文献：
《20：50》是萨奇画廊（Saatchi Gallery）一个特定场域的装置展览，自2010年就被位于约克公爵广场的萨奇画廊总部列为永久性展览在其空间持续展出。展览的名字也是作品的名字，由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在1987年创作完成。
威尔逊是英国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以极其壮观的与展览所处空间相互联系的装置作品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他于1953年出生于伦敦，1976年毕业于雷丁大学，曾代表英国先后参加悉尼、横滨、圣保罗、威尼斯的双年展以及横滨三年展，获得过两次特纳奖提名。2005年，由泰特出版，西蒙·莫里西（Simon Morrissey）撰写的泰特现代美术馆艺术家丛书中，威尔逊名列其中。他的作品也曾在美国、日本、巴西、墨西哥、俄罗斯、澳大利亚以及整个欧洲多次展出。
这件作品最初的展览地点是伦敦的马特画廊（Matt’s Gallery），很快便被全球重要的艺术品经销商查尔斯· 萨齐（Charles Saatchi）购买，随后在全世界多个地方参加展览。安德鲁·格雷厄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 Dixon）在BBC《英国艺术史》栏目中称《20：50》为“当今时代的杰作之一”。
站在入口平台处观看整个展厅，一刹那仿佛置身于一个广阔的不可名状的虚拟空间。稍停片刻，特殊的味道会让你察觉到作品的材质，右侧墙面信息标签中可以读取到“回收的机油”字样。左侧楼梯连接的是一个延伸至空间中央逐渐变窄的走道，早已标明谢绝观众进入。我想这是违背艺术家想要观众参与进他的作品，并近距离体验平面视觉特效的初衷的。把扶着栏杆俯瞰光泽浓厚的黑油不动声色的扮演着镜面的角色，完全反光的表面，倒映着被切割后的上半部分空间结构，油、灯光、空间，不那么现实地结合着。
［关键词］博弈论 纳什均衡 囚徒困境 智猪博弈 沃尔玛
谈到博弈策略问题，可以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精妙的博弈策略。许多成语及成语典故，就是对博弈策略的令人叫绝的运用和归纳。如围魏救赵、背水一战、暗渡陈仓、釜底抽薪、狡兔三窟、先发制人、借鸡生蛋等等。当然，博弈策略的成功运用须依赖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博弈框架中进行。
“博弈论”中的经典案例
1.囚徒困境
两个人由于被怀疑犯罪而被捕。官却苦于没有证据，为了急于让这两个人坦白，就把两个犯人分开，并对每个犯人说：“如果你坦白，而你的同伙没有，我可以保证给你减刑至6个月，同时根据你的坦白你的同伙被判10年徒刑。但是，如果你们两个同时坦白，你们每人将被判3年徒刑。”此时，这两个犯人知道，如果他们都不坦白，因为没有证据而只能以轻罪审判他们，为此，他们会坐2年牢。
对于两个囚徒总体而言，他们设想的最好的策略可能是都不交代。但任何一个囚徒在选择不交代的策略时，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一旦自己不交代而另一囚徒交代了，自己就将可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对于囚徒A而言，不管囚徒B采取何种策略，他的最佳策略都是交代。对于囚徒B而言也是如此。最后两人都会选择交代。因此，囚徒困境反映了个体理与集体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2.智猪博弈
假设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只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有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揿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若小猪去揿，大猪先吃，大猪可吃到9个单位，小猪揿好后奔过来，则只能吃到1个单位；若大猪去揿，小猪先吃，小猪可吃到6个单位，大猪吃到4个单位；若同时去揿，奔过来再同时吃，大猪可吃到7个单位，小猪吃到3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大猪采取何种策略，小猪的最佳策略是等待，即在食槽边等待大猪去揿按钮，然后坐享其成。而由于小猪总是会选择等待，大猪无奈之下只好去揿按钮。这种策略组合就是名闻遐迩的“纳什均衡”。它指的是，在给定一方采取某种策略的条件下，另一方所采取的最佳策略。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效用最大化，参与博弈的博弈者正是为了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互相争斗。参与博弈的各方形成相互竞争相互对抗的关系，以争得效用的多少决定胜负，一定的外部条件又决定了竞争和对抗的具体形式，这就形成了博弈。
沃尔玛连锁店是美国一个极为成功的低价零售商，它的成功在零售商业中显得非常不寻常。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由于现有企业的急剧扩张以及新企业的进入使廉价零售业的竞争极为激烈，很多大的连锁店接连破产，但是，在此期间沃尔玛则不断地扩张，并且他的利润也不断地提高。为什么沃尔玛成功而其他企业失败呢？关键在于它的扩张策略。当时大城镇中的廉价商店相互竞争，利润越来越低，但是在较小的城镇中却没有这类竞争，沃尔玛进入了这样的小镇，小镇只能维持一个零售商，从而这个店成为垄断商，而不用顾忌其他大连锁店的竞争。沃尔玛处于一种预防性博弈的状况中，其报酬矩阵如下：
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左下角和右上角。哪个均衡成为现实则取决于谁先进入。这里沃尔玛的谋略是预防性德尔决策――在任何商家之前它在其它小镇里已建造了商店。
生活中的“博弈论”
假设你（Y）与竞争者（C）计划今年暑假在某个海滩上买饮料。建设这海滩长达300米，并且假设海滩上的人均匀分布。你与竞争者卖的是相同的饮料，并且价格也相同，所以顾客愿意到最近的摊位买饮料，你会在什么位置卖饮料？你认为你的对手会在什么地方设摊位？
分析：假定你的对手选位在A点上，这时，你不应该选位在中央，你应该把你的摊位移动到很接近A的左方。这样你可以独自占领A的市场，而与C竞争其余的市场，这当然不会是均衡点，因为你的对手会把他的摊位移到你的左边。不难发现你与你的竞争对手会在相同的位置设置摊位。
博弈论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现在它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军事、政治、商业征战、社会科学领域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工程学中如控制论工程也不少应用。现在它与信息经济学紧密联系，如信号游戏、拍卖形式、激励机制、委托理论等博弈无处不在，博弈就在我们身边。
参考文献：
[1]迈尔森 ，《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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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 di Milano,Italy
Gábor Lugosi, Universitat Pompeu Fabra, Barcelona
Prediction, Learning and
Games
2006, 394pp.
HardcoverUSD65.00
ISBN 978-0-521-84108-5
Nicolò Cesa-Bianchi(意大利) 等著
日常生活中，有关预测的例子如预报给定地点明天的温度，或者是猜测在下一个月内哪些资产将会获得最佳效益，尽管它们内容不同，这些任务在一个抽象的层次上是类似的。在给定的有关过去的元素的某些知识以及其他可利用信息的条件下，预测一个未知序列的下一个元素，对这个过程的研究，就是预测研究。
本书的主题是单一序列预测。人们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对它进行研究如统计决策理论、信息理论、博弈理论、机器学习及数学金融领域。这个主题最早的形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与预测的标准统计学方法不同，单个序列预测对于数据产生机制并不强加任何概率统计的假设。此外人们还可以构建预测算法，该算法对于所有可能的序列都能很好地工作。在这个意义上讲，单序列预测的性能与在一个给定参考类中的最佳预测策略是一样好的。本书列举的单序列预测模型使用的是专家咨询预测模型。重复博弈，自适应数据压缩，股票市场顺序投资序列模式分析和其它几个问题都可以看作是专家框架的示例。从一个普通的非随机观点进行分析，经常会揭示元素之间新的、令人感兴趣的关系。作者对各种预测方法用精确的数学方式描述，以便表征这些预测方法在理论上存在哪些限制和可能性。
本书共有12章。第1章绪论；第2章预测与专家咨询；第3章特殊损失的紧限界；第4章随机化判断；第5章用于大专家类的有效预测；第6章具有有限反馈的预测；第7章预测和进行博弈；第8章绝对损失；第9章对数损失；第10章顺序投资；第11章线性模式识别；第12章线性分类。本书的附录中收集了书中使用的技术工具。附录A1概率论中的不等式；附录A2基本的信息理论；附录A3分类基础。
作者撰写本书是为了促使有关单一序列预测的概念在上述这些领域中更加顺畅地流传。本书可以用作机器学习、博弈论、统计学和信息理论专业的研究人员及学生的参考书和教科书。
胡光华，高级软件工程师
(原中国科学院物理学研究所)
【关键词】博弈论；发展脉络；理论体系
博弈论是研究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参与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策略才能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的均衡问题，是研究聪明而又理智的决策者在冲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选择理论。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还是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都会经常碰到利益相互影响的博弈问题，也会经常使用博弈去选择策略，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博弈论的思想极为深刻，内容十分丰富，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赢得了经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一、博弈论发展脉络
博弈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早就存在，但这只是停留在经验上，没有形成理论。在我国，有文献记载的最早博弈思想，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著名的田忌赛马的事例。在国外，1500年前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的婚姻合同问题，也包含着明显的博弈思想。博弈论应用到经济分析中，是在19世纪中期，博弈论体系的产生、发展、繁荣，则是近几十年的事。
现代博弈论思想在经济上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最早的包含博弈思想的经济学文献，是1838年法国经济学家古诺（Cournot）提出的寡头市场产量竞争模型。而1883年法国经济学家伯特兰德（Bertrand）提出的寡头市场价格竞争模型，把古诺模型里寡头厂商的产量竞争变成了价格竞争。1913年策梅罗（Zermelo）提出的关于象棋博弈的定理是博弈论的第一个定理，提出的逆向归纳法是博弈论的第一种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方法。这一阶段，还有很多学者涉及了博弈论的研究，但都是零散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
2、产生阶段
一般认为，博弈论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产生的标志，是1944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该书在总结以往博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给出了博弈论研究的一般框架、概念术语和表述方法，提出了较系统的博弈理论。在此阶段，还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博弈理论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和理论。例如，1950年纳什（Nash）提出了均衡点的概念，1950年塔克（Tucker）介绍了“囚徒困境”博弈，1953年夏普里（Shapley）提出了合作博弈里著名的“夏普里值”，这些概念和理论共同构成了现代博弈论体系的核心。
3、发展阶段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博弈论进入一个发展和完善的阶段。1965年泽尔腾（Selten）提出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概念，1967-1968年海萨尼（Harsanyi）建立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1974年奥曼（Aumann）提出了相关均衡的概念，1975年泽尔腾又提出了颤抖的手均衡的概念，1982年克里普斯（Kreps）和威尔逊（Wilson）提出了序贯均衡的概念，1991年弗登博格（Fudenberg）和梯若尔（Tirole）提出了完美贝叶斯均衡的概念，这些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博弈的理论。
4、繁荣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博弈论开始受到经济学家真正广泛的重视，并被看作重要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的核心分析方法，开始贯穿几乎整个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宏观、金融、环境、劳动、福利、国际经济学等学科中也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有以博弈论为基础重构经济学大厦的趋势。尤其是1994年纳什、海萨尼、泽尔腾这三位博弈论学者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博弈论作为重要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权威性的肯定，也表明了博弈论已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二、博弈论理论体系
博弈论涵盖的内容很多，从总体上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大类。如果博弈中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就是合作博弈；相反，如果博弈中不存在有约束力的协议，就是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主要研究的是在有约束力的协议作用下，参与人采取符合集体理性的行动达到博弈均衡后，各参与人的收益分配问题。而经济问题中遇到的多是在个体理性基础上的决策，这使得基于个体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在经济研究中广泛应用。对非合作博弈的分类，主要涉及博弈的过程和博弈的信息结构两个方面：
1、博弈的过程
从博弈的过程来分，博弈论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两类。如果所有参与人同时选择策略，或者决策虽有先有后，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先行动者的选择，这样的博弈称为静态博弈；如果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而且行动在后者可以观察到行动在先者的选择，并据此做出相应的选择，这样的博弈称为动态博弈。
2、博弈的信息结构
博弈的信息结构又分为关于收益的信息和关于博弈过程的信息两方面。在关于收益的信息方面，如果各参与人完全了解所有参与人各种情况下的收益，称为完全信息；而至少部分参与人不完全了解其他参与人的收益，称为不完全信息。在关于博弈过程的信息方面，如果轮到行动的参与人全部能够看到在他行动之前行动的所有参与人的行动，就是完美信息；而至少部分轮到行动的参与人不能全部看到在他行动之前行动的某些参与人的行动，就是不完美信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实际上是只针对动态博弈的，而静态博弈中所有参与人可看作同时选择策略，所以不存在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的问题。
这样，根据上述博弈的过程和博弈的信息结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将非合作博弈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完全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类型。掌握了博弈的分类情况，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博弈问题，我们就可以将其归于某一特定类型，根据这一类型的分析思路来解决这个博弈问题。
参考文献：
[1]奥斯本，鲁宾斯坦.博弈论教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弗登博格，梯若尔.博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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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农村特别是南方农村，家族势力重新“抬头”，并且修家谱、立家庙等活动颇为盛行，这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界引起了一股家族研究热。以杨善华、刘小京、郭于华等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学者对家族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家族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即将社会学对家族的研究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和“事件中的家族”上，让人们“从最常见的农村社会现象中去发掘和显现原本是潜在的家族意识和家族活动，进而从日常生活中认识到家族存在的意义及其在变动的农村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1]。这就使家族研究跳出了历史文献、组织结构和风俗礼仪的拘囿，与农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可以说是社会学对家族研究的巨大贡献。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在实际运用“家族”这个概念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姻缘关系归入了家族之中，认为“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2]。这种“泛家族”化的研究优点是简化了概念，将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家族的演变、现状以及它在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上，避免了多面用力。但它过于强调血缘与姻缘的同质性、统一性，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研究到一定程度，我们却突然发现，两者的关系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协调，姻缘关系正在不断融入原先由血缘所统治的中国农村“差序格局”，“进入了过去只包容血缘关系的同心圆中”[3]，并且正在与血缘关系为争夺这个同心圆的中心位置展开一场博弈。至于博弈的结果，尚不得而知，有的学者如杨善华认为，姻亲关系在家族关系中作用的增大已经威胁到男系家族关系的不容置疑的核心地位[4]；而王铭铭通过对福建塘东村30个住户的社会互助调查却发现血缘关系在农村社会互助中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见下表）。不论哪一方占有优势，现在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姻缘关系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血缘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典型的例证是农村生产合作中，姻亲合作的比例在不断增加。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清楚地认识，本文拟从一个个案的角度对现阶段农村姻缘、血缘的博弈过程和现状进行初步探析，并进一步从农村家庭关系、继替关系、婚姻圈的变迁等角度对促使姻缘关系提升的诸多因素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的思考和总结。
数据来源：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利：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第142页
二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思路与来源：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继续坚持了社会学的家族研究传统，采用孙立平教授提出的“事件——过程”研究法，将研究对象界定在农村社会单个的社会成员身上，分析其在处理农村社会事件的过程中对血缘、姻缘的倚重和认同程度，从中探寻血缘、姻缘博弈的过程和现状。
2003年寒假期间，作者深入山东省莱芜市的一家乡镇企业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深入访问，从中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现介绍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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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A(过世)
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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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C
李D
李E
李F
李H
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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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G
个案背景：
（1）上图为简化的家族谱系图，本个案涉及的家族成员主要有李B、李C、李D、李E、李F和李G，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李G和李F的关系要明显好于李G与李C的关系，尽管他们血缘上相对较远。
（2）九羊公司为山东省优秀乡镇企业，员工2000多人，95年乡镇企业改制，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将下属车间承包给个人，由个人负责招工，并按规定每年上缴企业一定利润。
个案内容：李G，28岁，高中文化，曾参过军，退伍后回乡待业。李G由于在外历练多年见过世面，95年乡镇企业改制期间，便组织家族成员集资承包了九羊企业公司的一个铸造车间，参加集资的有李G和其父李D，以及三个叔叔书C、李E、李F，集资者同时也是车间工人，后来因人手不够，李G又将好友韩二招进车间，车间的经营权记在李G名下。在利润分红上，李G及其父亲李D占50%，剩余四人占50%，在头半年里，企业发展比较顺利，企业效益非常好，为了扩大企业规模，李G和其他成员商量着增加企业人手，而这时恰巧李G的小舅子贾三高中毕业正急于寻找工作，会驾驶拖拉机的二姨夫王四正农闲在家，李G便想将他们招进企业，但不巧的是本家李H和李L主动找上门来，让给安排活干，迫于情面以及考虑到企业的合伙性质，李G只好先将两个本家安排了，但这件事使李G产生了将企业变成自己的打算。又过了半年，企业内部矛盾逐渐显现，先是作为长辈的李C和李E经常上班迟到或以各种借口旷工，而作为晚辈，李G虽看不惯，碍于情面，也不好说什么。后来，随着李G企业主地位的逐步稳固，便开始以作假账的方式偷偷将利润划归自己名下，开始时，其他成员并没察觉，但时间一长，他人突然发现，货物销量在不断增加，而他们分得的利润却没有增加，于是便开始怀疑和私下议论李G.。特别是李C和李E唆使李B运用族长的权利，在家族仪式特别是逢年过节的聚会中影射李G，劝戒他做事不能太黑，要照顾家族利益，这样李G和李C、李E的矛盾不断深化。后来，李G多次暗示李C和李E要他们主动离开企业，但由于企业利益颇丰，李C和李E仍坚持留在企业中。97年乡镇企业效益普遍不好，李G以九羊公司裁员为名将李C、李E解雇，其实当时李G的车间并未受到影响。过了一个月，李G便将小舅子贾三和二姨夫王四召进企业。现在企业运行良好，但李G和李C、李E除见面寒暄外，已基本不相来往。当问及其他村民对李G的行为的评价时，村民们好像并未有多大的反应。
（一）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介入已经改变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和农民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5]。案例中，李G之所以选择了贾三、王四，因为他们或是有知识、年富有为，或是拥有专项技术，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利益，而对血缘宗族成员的解聘，也出于同样的利益考虑。在这里明显的透露出一个信息，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同样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疏远[6]。“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正受到“利益”标准的巨大挑战，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冲突中，“利益”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上风，“人情”+“利益”的双重人际关系调节标准已经建立。另一方面，自我中心主义的关系格局正在形成，家族中心主义正在被自我中心主义所取代，农村基层社会关系网络正在由家族关系网络向家庭关系网络过渡。家族中心主义以家族为本位，个人不过是家族网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节点，它强调家族的整体性，鼓励个人对家族的责任，甚至是牺牲小我来成就大我；而自我中心主义以自我为本位，个人处于家庭网络的中心位置，家族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之外还有姻亲、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等组成部分。在个案中，企业建立、演化、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显示出了自我中心主义对家族中心主义的强大优势。
正是利益认同的加剧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两者互动共同导致了血缘认同的下降、姻亲关系地位的提升，而利益认同的加剧、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体现出的是人们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衍化。
（二）从案例中我们还应看出，姻缘关系对血缘关系网络的侵入，必须首先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社区记忆的弱化”，所谓“社区记忆”是指“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7]。如果“社区记忆”较强，传统的伦理道德对村民仍具有普遍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李G的举动肯定被认为是“胳膊肘子往外拐”的行径，唾沫星子淹死人，李G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和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及村民们的好评，这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李G往往不得不向强大的社会舆论低头[8]．但事实是49年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对农村社会实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组织的权威体系，宗法解体，使传统伦理道德失去了依托和支柱，“社区记忆”完全消失;79年后随着国家权力退出基层，“社区记忆”有所恢复，但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传统宗法又受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社区记忆”再次走向弱化。[9]。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G才敢于做出清退宗族成员，转而雇用姻亲成员的举动，个案中村民的反映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条件是农村社会特殊的信任机制。现阶段，我国城乡信任机制具有巨大的差异，城市信任现在基本上是一种“契约信任”，人们通过一系列的契约签订，从而对对方产生了稳定的预期，继而产生了信任；而农村的信任是一种建立在互动基础上的“互动信任”，互动越频繁，对对方越可能产生稳定的预期，信任度也就越大。这就使在由血亲、姻亲、朋友、熟人、陌生人组成的人际关系圈中，从内向外，随着互动频率的依次降低，信任度也依次降低。因此，在个案中当血缘关系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后，姻亲关系便成为了首选对象。转贴于 三 具体原因分析
上文我们主要是从一个个案的角度对血缘、姻缘的博弈过程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指出了利益导向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强化在这场博弈中所发挥的作用。但一个个案远远不能说明问题，下面我们着重从家庭内部关系、家庭继替关系、婚姻圈的变迁等方面对姻缘地位的不断提升进行归因，具体探讨一下利益导向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导致现阶段农村血缘关系下降，姻缘关系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
家庭内部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重心的转移和家庭关系的平等化两个方面。
认为“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连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10]，也就是说家庭关系主要是由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组成的，其中夫妻关系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是姻缘的缩影，而亲子关系是一种纵向的社会关系，是血缘的缩影。共存就意味着矛盾，两者总有一个要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个则要居于从属地位。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注重的是亲子而非夫妻关系，婚姻的缔结不过是传宗接代，“上以继宗庙，下以继后世”的一种手段，在极端的情况下，妇女的地位甚至与生育子女的数目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姻缘关系不被重视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断的弱化，而家庭的生产、娱乐、消费等功能得到了突出，婚姻的质量正在不断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关系的重心正在不断有亲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调查显示，在农村社会网络亲属关系中，按关系的构成比重依次是配偶（42.9%）、兄弟姐妹（16.5％）、父母（11.8％）和子女（8.8％）[11]，夫妻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凸显。
在夫妻关系上，男子集权正在向男女平权过渡。主要体现在：（1）家务分工的平等性。现今“甩手丈夫”越来越少，夫妻之间逐步趋向合理化分工（2）家庭决策的协商性。在重大礼仪活动的操办、大宗消费品的购买、家庭投资、子女职业选择等方面妇女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3）家庭经济的民主化。夫妻双方消费基本持平，妻子经济相对独立。（4）闲暇生活的独立性。女性逐步从操持家务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夫妻双方特别是年轻夫妇之间平等的享受闲暇时间。[12]家庭中女性地位正在不断的提升。
在亲子关系上，家长集权制正向民主制过渡。父母在家庭中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在婚姻、教育、职业、交友等活动上具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父母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特别是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大部分年轻人为“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或“完全由本人决定”，父母包办婚姻已非常少见。在包办婚姻下，联姻家庭一般属于父母的社会关系圈，而婚姻自由的情况下，联姻家庭一般属于子女的社会关系圈，由于婚前双方便早已熟悉，结婚后向姻亲关系偏重的比例也就大大增加。
总之家庭关系的变迁，使夫妻关系越来越得到重视，妇女地位的不断提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自由度也在不断得到增强，这些都有利于姻亲关系地位的不断提升。
(二)社会继替关系的变迁
建国后随着分家现象的普遍化，家庭继替关系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农村社会在家庭继替上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财产的分配、义务（如赡养义务）的履行是约定成俗的，因循着“习惯法”，有着固定的继替标准。这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纷争的作用，即使分配不公，义务的履行不等，因为祖辈们也是这样的，人们在心理上还是勉强可以接受的。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平等的原则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成为了日常生活规则的重要标准，而平等作为一个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其标准是难以衡量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这种情况下，在家庭财产的分配和赡养义务的履行上所产生的利益纷争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对血缘关系的“杀伤力”是难以估计的。现在农村社会，因利益之争而导致“兄弟隙于墙”“父子对簿公堂”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血缘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而姻亲关系之间，既不存在财产继承上的纠纷，也不存在义务履行上的矛盾，在血缘关系因利益之争被弱化的情况下，姻缘关系的情感维系作用、互助作用便得到了突显。
（三）婚姻圈的缩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通婚圈范围并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在不断扩大，而是在不断的缩小，并且村内通婚和邻村通婚已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霍宏伟通过对中国北方一个村落的通婚范围的研究发现建国后农村社会婚姻圈的变化趋势是一条起始上下波动，后半部分不断下滑的曲线。（见下表）
数据来源：霍宏伟《我国北方一个农庄的婚姻圈研究——对山东省济阳县江店乡贾寨村的个案研究》
特别是1980到1990年这十年，婚姻范围的平均值已有7里降到了5.87里[13]。婚姻圈的缩小，直接带来的就是姻亲之间的互动成本降低，互动频率加大，姻亲地位不断提升；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同村内血缘宗族正在由聚族而居向分散居住转化，宗族圈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宗族成员的互动频率在减少，宗族认同正在不断被弱化。
（四）择偶标准的变化与离婚自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年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补”的心理使然，“人们不仅更关注学历、职业、健康、事业有成绩等隐性的能转化为物质潜能的因素，同时依然注重住房、收入、财产、积蓄等现行的经济实力，人们对物质生活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体验。”[14]由此可见，择偶标准中利益考虑仍为首选，情感需求仍居于次要地位。这种利益导向使人们在择偶时，自觉不自觉的把对方的家庭与自己的家庭、家族相对比，并把对方家庭在经济、权利、声望等某些方面的特殊优势作为择偶的重要标准，姻亲的这种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性”也为将来向姻亲的倚重埋下了引线。
姻缘关系具有获致性的特点，这就使姻缘关系既可以通过法律的缔结而确立，也可以通过法律而解除，并且现在人们在离婚上越来越自由，“合则来，不合则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离婚特别是女子离婚不再承受来自双方家庭、单位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再被视为一种“离经叛道”。在这种情况下，离婚率不断的上升，人们的婚姻危机意识越来越强烈，婚姻中感情的维系和调试也越来越受重视。而血缘关系由于具有先赋性，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正是这种永恒性使人们往往忽视了对它的调试。历时一久，血缘认同必然下降，姻缘认同必然上升。
四 结论与预见
（一）从以上的个案与原因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血缘与姻缘的博弈过程中，导致血缘地位下降、姻缘地位提升的根本性原因就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们价值理性的不断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加强。价值理性由于过分注重过程而忽视结果，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理性，只适用于血缘地缘这种初级组织。而工具理性它包括了对目标、利益以及达到利益的手段的全盘考虑，具有普遍性，可以适用于正式的组织以至整个国家、全世界[15]。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这个角度说，血缘认同向姻缘认同的转化是值得肯定的。
（二）随着人们价值理性的不断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断加强，我们可以预测，当血缘姻缘关系不足以满足个人发展对稀缺资源和合作的需求时，人们就会冲破血缘姻缘的樊篱，转而在亲属关系之外建构新的社会关联，启用新的社会支持。以家族企业为例，先是以血缘成员为核心，然后是姻缘成员的加入，现在朋友、乡亲、熟人正在家族企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最终随着亲属成员的不断减少，“外人”、生人的不断增多，家族企业必将完成向现代企业的转轨。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传统的信任结构的影响，人们在建构这些关联时，并非以契约、协议为中介，而是通过认同宗、认干亲、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来的业缘关系转化为类似血缘的关系即拟似血缘关系，从而使之融入“差序格局”范围内[20]。这就出现了一种正式关系非正式化的趋向。同时由于“差序格局”的范围不断扩大，就像“摊大饼”一样，饼越摊越大，也越摊越薄，人与人之间互动频率减少，感情的密度不断降低，这又导致了一种非正式关系正式化的趋向。两种趋向互动使“正式关系带上了更多的人情味，同时也使非正式关系具有更多的理性”[16]。
（三）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虽然现代社会削弱了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17]由于血缘的先赋性以及农村聚族而居的状况，血缘始终处于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状态之中 ，血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起着重要的情感维系作用。只不过这种维系作用正在从“事件性”领域不断退出，主要集中在农民的婚丧嫁娶等“仪式性”的活动和日常生活领域。血脉不断，亲情就不断，“血毕竟浓于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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