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30 16: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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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趣入境刚一上课，教者便用多媒体音频展示了“台湾第一词人”方文山的作品 《台》，然后在优美的旋律中抛出一连串的问题：这是谁的作品？你们喜欢这歌词吗？为什么喜欢？这种音乐鉴赏与语文结合的方式首先拉近了课程与学生的距离，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为下一步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学生回答中老师可以见缝插针地渗透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以及审美观点与批评方法对认识事物的重要性。
二.趁热打铁
合作探究借学生热烈讨论的热情，再把问题深入。这首词作中“”这一“意象”的来源是什么？在学生思考中，播放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视频：夫妻反目，父子相残一系列惊悚的血腥宫斗后，成千上万朵“淡定、从容、优雅”地掩盖一切恩怨情仇，与电影开头的满眼“素菊”前后呼应，仿若一切未曾发生一样，全片运用了“菊”这一意象，以其典雅暗示了人本应有的价值观。然后给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中的核心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从而介绍作者和典雅的全文。指出“人淡如菊”是唐人所推崇和追求的境界和品格。然后可以组织学生分组讨论问题：若以画面形式展现，这首典雅包含了几个画面？又召示出几层境界？探究后得出结论，典雅全诗里包含了三种境界：第一种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雅致，如文“玉壶，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表露得势时的内敛洒脱；第二种是“孤云独去闲”的雅趣，如文所述“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尽显于无拘束中率意适情的风雅；第三种境界是“身无锦绣，心无明月”的雅德，如文所述“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终归恬淡脱尘的心境。
三.依本溯源
深入浅出解析了文本，再展示《台》的歌词。重点指出：典雅全文不仅本身堪称一首耐人寻味的佳诗，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评价其它诗、词乃至艺术作品的一把标尺。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说过：“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不同于西方‘分科治学’批评，文学是文学，批评是批评，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文体常常是在叙事和抒情中明理。”方文山将“菊”作为其歌词的意象，虚实相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类似于中国诗的境界。“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淌”，“断肠”出自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秋风凄，零，伊人的模样也已然在泪水中模糊。此句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视觉中“的黄”与触觉下“黄的笑容”混淆一起，自然深刻，使人感到，那温暖的笑容正在逐渐淡化、如逝，哀婉而又揪心的情感自然流露。无论字词的斟酌，还是用典，修辞格的使用，尽得古典文学创作中的典雅与庄重。因此这种只可意会，不尽言说的“古典美”，使得方文山的歌词在白话盛行的年代“鹤立鸡群”。
四.诗音画舞
拓展延宕在学生意犹未尽中指出各类艺术形式的审美理论和批评方法都是相通的，然后快速切换画面王亚彬的《扇舞丹青》舞蹈视频。音乐背景配以《高山流水》的曲子，舞台背景配以张大千的泼墨山水画，王亚彬一袭白衣，如“仙子天中来，飘落尘世开，随风入画里，仙境几徘徊，飘缈云烟过，悠悠六出开，苍山遮不住，丝丝墨香来。”可以让学生谈观后的感受，90%以上的学生都会有谈感受的主动要求，这种美的享受使人很难不用“典雅”“飘逸”来解读。经此顺理成章地将《典雅》引渡到文艺评论的标尺上，完成了教学难点的传达，而此时也把“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理念完美地付诸了实践。
五.回归主旨
文化创意产业是精神生产的凝聚形态。其最大特点就是将文化、科技、经济、教育等因素融为一体，生产出既具有物质意义又具有精神内涵的产品或服务。文学作为艺术的母体具有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丰富的精神和智力资源的能力，理解和挖掘文学资源，尤其是经典文学资源，有助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立足长远来看，按照文化产业化的路子再造文学经典作品，会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可持续再造的产业链或产业群。从商品营销的角度来看，今天是一个讲究“品牌至尊”的时代，人们在购买产品时，品牌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而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文化产品也不例外。因此，就文化产品的开发而言，由于经典作品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产品”，而且很多经典是头顶着“神圣光环”的“名牌”，因而比非经典作品会显现出更大的优势，更具有商业开发价值。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品牌效应”，也即商业开发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首先，文学经典具有“明星效应”，能够有力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在经济资本控制下的传播形态，日益演化为一种商业化传播，传播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利润。而今天的经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一个产品如果要在市场中获得成功，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文学经典显然具有这种功能，它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不同年代的人所推崇和重视，在大众心中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对它们的关注几乎成为了一种自然状态，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经典作品是一种带有“神圣光环”的存在，只要它进入人们的视野，就自然而然地会聚焦社会大众的目光。人们对经典的推崇，使经典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人类文化活动的中心，占据着人类话语秩序和表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甚而在相当程度上对话语权构成控制，对意义的表达形成规范。在很多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我们发现是否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对话语权的获得。有很多时候，文学素养和文学能力甚而会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表征。而这种素养和能力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文学经典的滋养。文学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特殊的话语垄断，使经典相较于其他的话语形式，更容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引人注目的“明星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讲，“不是说消费者主观上需要拆借经典，而是因为经典在客观上堪值利用。哪怕是拆借嵌入经典的只言片语或地名人名，它立刻就可以获得一种招引力，一种情调感，一种‘差异性区别’的标示，一种身份和品位的象征。”①其次，受“明星效应”影响，文学经典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文学经典由于具有很高的经济开发价值和很强的商业扩张性，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文化创意产业链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生产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链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进而让文化产品市场形成了广泛的延伸性和关联性。一种文化产品的成功，往往可能带动相关产业链上很多其他产品的发展与兴盛，从而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带来滚滚财源。文学经典由于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进入市场后，更容易引发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反应。实践表明，通过“经典再造”、“故事新编”等方式，文学经典可以被转化为异质文本，演化为戏曲、话剧、舞蹈、评书等艺术形态，通过电视、电影、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媒介进行传播，可以有效改变因传播方式的单一化和传播对象的精英化而造成的局限，增强人们消费经典的便利性，从而使经典的影响力得以迅速扩大。对经典作品的再生产，可以使经典以更快的速度向网络产品、音像产品、视听产品等文化消费领域延伸，并且这种影响力将很容易被扩散至诸如玩具、服装、旅游、休闲、礼品、文具、饮食等其他相关产品市场，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对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层次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本身具有很强的审美性，经典文学更是如此。文化创意产业致力于生产富有审美属性的文化产品，借助经典文学充实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审美水准的提升，让文化产品更具魅力。此外，文化产品需要个性，需要富有经典意味的底蕴，将文学经典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个性，充实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内涵。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国际潮流，文化创意产业自然也被裹挟其中。以文化创意产业中的电影为例，中国电影面对好菜坞的全球化扩张，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其具体表现为资金短缺、人才匮乏、技术落后，但这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电影产业机制的严重不成熟。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与好莱坞电影相抗衡，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中国拥有丰厚的经典文学艺术资源，这种资源早已被国外的电影产业开发和利用——迪斯尼的《花木兰》便是显例。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完全不同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着非常独到的特色，这种传统，不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于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也有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可贵的文学艺术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完全有望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从而占据广阔的市场。中国有着逾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从楚辞汉赋到明清小说，从礼、乐、诗、书等精英文化到坊间说书、戏曲故事、民间传说、通俗小说等通俗文化，都彰显出中华文学艺术的博大精深，这些都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可资利用的资源。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唯有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沃土，从中汲取强大的能量，才能真正地与世界文化产业相抗衡。我们应该走出效仿跟风的窠臼，有意识地整合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艺术资源，将经典作品与产业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嫁接，进而形成文化创造力。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践也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阐释经典文学艺术，完全可能赢得世界观众的喜爱。《花木兰》的全球发行便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通过融合中国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经典故事与现代科技，使《花木兰》获得了世界观众的认可。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对《花木兰》有着原始版权的中国，却至今缺乏对这类经典故事的有效开发与运作。中国文学艺术资源的丰富性有目共睹，它完全有望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种潜能：一方面，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植根于本土的文学艺术，因为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重视现代意识对本土文学艺术的观照与超越，在全球化的舞台上，积极地与“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使之更加具有世界性和现代化的色彩，这样才更容易被现代观众所接受，更容易获得国际化的认同。我们应该认识到，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便是通过充分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来有效提升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中国有那么多精彩的神话故事、传说、典故，那么多优秀的文学名著、艺术作品，这些都是让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东方魅力的重要元素，如不加利用或不善利用，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我们应该看到，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中，在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本土经典文学资源将是我们的优势，把文学经典有效融入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将有力提升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层次和国际竞争力。
三、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嫁接,有助于丰富既有的文化体系
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产业化了的文学作品会对以后的文化发展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积淀，它们也会表现出长久的历史性的文化功能，会使既有的文化体系更加饱满。实践表明，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融入文学元素，让经典文学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者富有激情的头脑中生根发芽，完全有望催生新形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从文化创意产业崭露头角开始，文坛便依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掀起了一股文化创意产业批判与文学精神保卫之风。批判者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汲取理论来源，抨击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传统文学的破坏，进而倡导维护传统文学精神。他们认为，就生产手段来看，文学致力于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秘密，是人的心智的形象化体现，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更像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侧重于借助技术手段进行模式化生产。由此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无缘。这种观点单方面看非常有道理，它敏锐地看到了机械式的生产和商业化的运作对于文学的灵动和追求真善美的破坏，但如果从更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关系，这种观点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笔者认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成与发展确实对文学造成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文学的存在形态，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精神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与冲突，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产业形态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文学都难免会受到社会发展、产业变更的影响，因为文学毕竟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一意义上讲，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与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带来的变革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其差异主要在于影响力的大小，其造成的结果也不是毁灭性的。毕竟，文学精神的保持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文学对自身认同的努力，对文学追求的信守，这才是文学精神能否持续的内因，而不宜单方面地归责于文化创意产业。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作为一种创意活动的文学，难免会与文化创意产业产生诸多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出现磨合也是非常正常的情态，我们不妨以更加理性全面的态度对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学的磨合期予以观照。辩证地来看，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碰撞与融合，确实会对原有的文学形态造成冲击，但是在这种冲击动荡之中，新的文学形式也会应运而生，而它们的出现则可以有力地丰富文学的既有形式，有效地充实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比如图文文学书籍“绘本”，便是文化产业运作的典型个案，它作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①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它不再囿于传统的文字叙事，而是借助现代化的构图手段，着力展现文与图的内在联系，将文字与图画有机融为一体。在绘本作品中，创作者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让文字与图画共同承担起讲故事的任务，通过形象生动、韵味十足的图像符号来引发读者的关注，表达自己的观点，用更加可感的方式与读者展开思想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创作方式瓦解了“想以纯粹的语言形式来界定文学的传统观念”，重新界定了文学创作中的图文关系，为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类似绘本这种结合了现代传媒手段的作品形式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它们本身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会对文学和文化体系的发展和丰富产生重要的作用。
四、将文学经典与文化产业相结合,有益于文学作品的保存与弘扬
文学经典经过文化创意产业的运作，能够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得到有效的保存与弘扬，甚至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学艺术形态或作品，也可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被激活。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一个由数字媒介主导的信息化文学社会正在形成。人们往往把更多的时间用在电视、网络这样的媒介上，而开始摒弃传统的阅读方式。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倘若文学要作为少数人的一门学科而保留下来，它就一定要将自己的感知和判断技巧迁移到这些新媒介之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的生存境况势必会受到文化格局变动的影响。文学经典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形态继续下去，很有可能导致消费体验缺乏新意，继而传播范围越来越窄，传承性将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站在文化学的维度，大胆地将文学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有助于文学经典找到另一种生存状态，从而促成经典的延续与弘扬。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是，除了印刷传播的方式之外，随着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的普及，原典传播发展出了数字传播的新形式。阅读现状已经表明，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数字传播将越来越成为经典传播的重要手段。此外，影像传播也构成了当代非常受欢迎的经典传播方式。它是一种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学经典改编现象，主要形式是经典作品的影视传播，比如电视剧版的“四大名著”，也包括各种flas、影像视频、图文书以及漫画书的传播。自2O世纪以来，电影一直占据着影像传播的主导地位，许多艺术形式，包括文学在内，都需要依照与电影的关系来审视其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文学经典是否被改编成电影也成了衡量其价值和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中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学艺术财富。
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得大量留存的中华典籍及人物事迹得以弘扬。史书《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衍生了精彩纷呈的“三国文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三国经典的热潮：从8O年代初的《诸葛亮》、《曹操与华佗》，到长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卧龙小诸葛》、《武圣关公》等，以及电影《见龙卸甲》、《吕布与貂蝉》的上映，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三国影视改编的潮流，之后对三国的关注被扩展到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网络作品《大话三国》、图书《水煮三国》、动漫《Q版三国》，都是以三国故事为蓝本进行的经典资源开发。在国际市场上，很多国家从中国引进了电视剧《三国演义》，同时自己也拍摄了一些以三国为题材的电视作品。如日本横三光辉以三国时期“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等著名典故为依托，拍摄了动画作品《三国志》。与此同时，日韩等国家以三国为背景的网络文化开发更是随处可见。由此可见，文化创意产业对三国文化的现代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多作品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比如《西游记》、《搜神记》、《红楼梦》等。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运用产业化的方式，把这些具有持久生命力的经典作品传播出去，形成充满生机的文化输出格局，运用经典的力量有效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无论是传统的文本阅读，还是新兴的视觉影像传播，文学经典都以其丰厚的文学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而彰显出动人的魅力。正如汉朝人王符在《潜夫论》中所说的“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②美国辛普森也认为“视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不仅没有全面失守，相反的，文学在这个时代完成了它的统治，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发挥着潜在的支配作用。”⑧特别是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代，文学经典与新兴媒介的结合让经典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经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一、重点体育项目的描写研究
(一)击壤东汉王充《论衡·艺术》和三国时期魏国邯郸淳的《艺经》都对击壤有记录，其中，《艺经》中描写到农民将一块长方形木块侧立在地面上，于三四十步外用一块木块抛掷，直到将侧立在地面上的木块打倒为止，当时这种体育活动非常兴盛。南朝谢灵运在《初去郡》中写道:“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张协在《七命》中写道:“黄发击壤”，是描写黄发的老者在玩击壤的游戏，可以看出，当时人人都爱好击壤活动，击壤这种体育活动具有较强的技巧性，人们在练习与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娱乐效果。
(二)角抵唐代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对胡的角抵运动也有较多的认识与研究，大家都愿意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王定保引用了《角抵赋》中的说法，对角抵活动进行了呈现，角抵主要掺杂了相扑和武术的技巧，这种体育活动有一定的技巧性，在竞技过程中，需要参与者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技能，将对方“制服”，这样的体育运动反映了唐代时期竞技精神的强化，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在《水浒传》中也多次描写角抵活动，在格斗中，反映了山东大汉的强健体魄，深刻体现出角抵运动对搏击活动有着较好的带动作用。
(三)拔河唐代薛胜在《拔河赋》中描写了民间拔河活动的盛况，“一鼓作气，再鼓作力，三鼓兮其绳则直”。可以看出拔河是非常具有竞技性的，双方队员都用力往两边拉，绳子的承载力与人力交相辉映，在惊险刺激的激烈场面中，可以带动双方队员的斗志。当然各个时期都有对拔河比赛描写的文学作品，这项运动有悠久的历史，民众都喜欢这项运动，并将竞技精神融合于其中。
(四)跳水南宋时期，朝廷搬到长江以南地区，而长江以南地区多水流且气温较高，所以那个时期流行跳水运动。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道:“两画船，上立秋千……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这里描写的是人们借用水秋千这种工具进行跳水的活动，可以说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筋斗掷身”是说跳水者翻一个筋斗跳入水中，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相当成熟的跳水技巧。
(五)举重举重这项运动需要花费很大力气，这项运动在后来的武举考试中也出现了。《清史稿·选举志》中写道:“试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开满，刀舞花，掇石离地尺。”明清的举重活动是非常盛行的，《水浒传》中武松举起石墩，在空中摇晃，一提，一掷，一接，反映了武松力大无穷。举重运动需要自身有非常大的力气，人们借助各种重物进行训练，当时对石器的使用比较广泛，举石担、石锁等，是清朝非常流行的举重项目。
二、探析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育文化精神
(一)竞技精神从历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古代竞技体育的种类比较多，尤其是在政治、经济都稳定的年代，为了显示大国人才的竞争意识，进行大型的体育比赛，可以显示大国风范。同时，我国人民自身的竞技精神是比较强烈的，大家都想在各种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功，一个是重在参与的热情，另一个则是在竞争过程中发现自己技巧的缺失，获得更好的进步。人们的竞技精神至今还是被许多人推崇的，人们在竞技中获得了经验与成功，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提升做好了准备。
(二)娱乐精神许多体育活动都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古代的文学作品从各种角度来反映人们参与其中时的心情，人们参与到体育活动中的时候，身心可以获得舒展，对相关的体育运动的技巧捕捉也是极为有利的。古代没有网络，没有高科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这些体育运动中寻找快乐，所以当人们找到参与某项体育活动的热情时，就可以乐在其中，娱乐效果极强。从古代到现代，人们对各种体育活动的参与热情不减，这也是因为民族的传统的积极作用的带动，加上一代代传下来的体育项目的参与技巧是需要人来继承的，所以现代人不但参与其中，而且在相关的创新研究中有着较强的提升意识。
三、结语
1 古典家具的概念家具是人类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物化。 “古典家具”泛指民国之前被公认为典范的家具样式，而许多现代工艺生产的仿古典家具也反映了古人创造的经典家具文化，本文中未在术语上严格界定，古典家具对现代室内设计的适用分析，对古典式样的家具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2 居住方式的转化与古典家具的发展
从中国古典家具自身发展的过程看，受到不同客观条件的影响，其中人类生活的起居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早期的古典家具始于夏商，兴盛于战国、两汉。其家具造型受到“席地而坐”使用限制，呈现出低平稳重、简便实用的特质。直至唐宋，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和较为宽阔的居住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家具造型，以“高足”家具形式为特征的中国晚期古典家具由此而来。广为熟悉的“明清家具”是晚期古典家具发展的盛期作品，前者以“质”见长， 后者以“饰”为美，“明清家具”独特的地位和艺术造诣无可比拟，对近现代室内设计、家具设计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中国古典家具文化
1 文化与古典家具文化
广义的文化包涵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对“古典家具文化”的界定同样如此，我们在鉴赏古典家具的过程中，必须与当时的社会情景相融合思考，不仅要考量家具的材(用材)、质(做工)，更重要的是发掘家具这一物化形式背后凝炼的精神品格。家具的不同形态，不同置位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怀。
2 古典家具文化精神的提炼
首先，古典家具文化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纵观朱、元、明、清的家具陈设，从“一桌两椅”到“四几八椅”的组合摆放，都遵从于“以西为上”、 “以北为尊”的礼仪方位和均衡的向心格局。古典家具不论在样式、造型，还是材料的选用，尊卑有序的礼制文化都深入其中，是中华民族人伦规范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
其次，通过不同生活方式对家具的影响，古典家具还体现着以人为本、实用为先的人本文化，不论简单或复杂，最终表现为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实用性与点缀装饰的艺术性的有机结合。以明清桌案为例，书桌设计一般桌面平正，边沿无起翘；而书案，画案等则更为宽长；翘头案和架几案常设于正壁中间，少有宽者。此外，李渔还将贮炭火的抽屉设计在椅子脚栅下用以取暖，可见对家具自身的功能拓展同样体现了古人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最后，古典家具在装饰风格中还彰显着崇尚自然，古朴儒雅的人文气质。中国古典艺术的自然美学观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追求质朴、亲和的艺术境界。这与中国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紧密相关。其中，明式家具用材F料虽极其考究，但作品呈现出来的却是优质木材的完美色泽，简洁挺拔的造型线条以及典雅隽秀的高贵气韵， “松、竹、兰、梅”等纹案题材的雕饰相得益彰，可见明代木作在大批文人的推崇和参与下，对其家具的内涵养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3 古典家具文化的研究意义
文化提供了一套赋予个体意义的架构，是通过各种规则来指导行事方式的。古典家具文化的研究对象是特定时期的特定样式，而文化“动态”的发展特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在认识原环境架构中固有意义的基础上，探寻一种“对生活的设计”方法。“共性”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品格通过物化符号世代传承，而文化的“差异性”又通过不同时空与认知的结合，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可见，只有对古典家具文化深入地挖掘，批判地继承，才能“适度”地做到古为今用，扩展家具艺术对现代室内设计的限定和影响。
三、古典家具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适用性分析
1 古典家具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适用背景
随着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文化精神的追求也日趋高涨。尤其是现代室内设计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效仿和学习后，开始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判断上的合理定位。这无疑为古典家具文化的精神回归提供了有利的人文环境。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开放。人们在审美标准上不再拘泥于风格，慢慢呈现出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中西合璧、古今混搭，家具陈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古典家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创造了自由的社会舞台。
2 古典家具文化在现代室内空间中的价值体现
(1)古典家具文化在使用价值中的体现
需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传扬古典家具文化，首先要尊崇古典家具“实用为先”的设计原则，发挥其使用价值。古典家具在传统室内空间中的运用已有既定格局，从时空纵横综合论证都具备了完整的文化体系。因此，对传统空间中家具陈设的深入了解，包括家具功能性的分类、家具在室内环境中的布局，都会对现代室内设计中古典家具的合理运用起到借鉴和优化的作用。
(2)古典家具文化在审美价值中的体现
“形态美、结构美、自然美”是现代人对古典家具高度的综合评价。形态美，符合审美的基本规律，表现为家具各部件适宜的尺度比例，方中带圆、圆中显方，统一中蕴含丰富的形体变化。而结构美则体现着与中国建筑一脉相承的木构体系。榫卯结构牢固耐用，框架和攒边更是经济科学地解决了木材固有的伸缩性和截板纹露明的美观问题，使结构部件同时承担了装饰的角色。自然美反映了古代文人以“平淡天真”作为艺术造诣的最高境界，在古典家具中即表现为“简洁”、 “合度”， “素雅”的审美情趣。古典家具文化综合提升了工艺美术的艺术价值，通过鉴赏能达到心理的共鸣和情感的交融的艺术享受。
(3)古典家具文化在精神价值中的体现
鉴于古典家具饱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在现代室内空间中的有效使用还能提升整个空间的环境品格。古典家具是中国古代哲学观的美学物化，直至今日，它依然有助我们理解家具“自然天成”的性格，整体思考古典家具在室内环境中的“和谐”关系和美学精神。现代室内空间大都追求简洁高效的风格氛围，选择优美简约的古典家具不但能体现高雅的艺术气质，更重要的是它能与整体的室内环境达到了“合一”的境界。
3 古典家具在现代室内空间中的使用原则和设计方法
(1)尊重环境，量体裁衣
传统民居开间、进深、高度等空间尺度对家具的影响甚大。因此选配古典家具时，首先需要对现使用空间的环境有所认识，不是拿来即用。空间是否宽敞，决定了可选家具的组合形式。只有给予古典家具适宜的使用环境，才能充分地展现其文化精神，起到美化空间、提升品质的作用。
(2)和谐统一
古典家具在现代室内环境中形成的风格差异，需要通过整体协调的设计方法来解决。无论是全套家具的整体运用还是一两件家具的局部点缀，空间风格首先应注意主次区分，在整体设计中寻找局部的变化。其次需要考虑色、质的协调搭配。色即颜色、色彩，质即材质。古典家具或髹漆或显木材原质本色，如花梨木色泽温润，紫檀则细腻深沉。在装饰工艺上，有镶嵌玉石、珐琅、瓷器、景泰蓝等多种材料，亦有通过局部描金、彩绘等表现手法彰显家具雍容华贵的装饰效果。这样，现代室内环境用色是沉稳、是鲜亮；材质的配选是否有与古典家具相呼应的元素，都对整体空间的协调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典传统文化蕴含着管理学观点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应用在现代管理中，就是要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类同于现代管理中的指挥管理理论,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这种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反映在管理中就是协调管理。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也有利于企业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
“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都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论语》《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基础之上的。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其核心是“修己”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己、诚以待人、和以待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电器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即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
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即权宜之变。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他们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两百多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始终坚持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日本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他们又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进一步席卷欧洲市场，成为家庭游戏领域中的巨无霸。
关键词：生态文化；鄂尔多斯；资源；可持续发展
一，概述
（一）什么是蒙古族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在实践中保护生态环境、追求生态平衡的一切活动及其成果，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思想理念中，历来崇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体，是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价值观的核心。
（二）蒙古族生态文化与鄂尔多斯资源开发利用的关系
鄂尔多斯位于西南部，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大陆之一。漫长的海陆变迁，地质构造运动孕育和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地上、地下资源。鄂尔多斯素有“地下煤海”之称，目前，已发现的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重要矿产资源有33种，其储量和品位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也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同时还具有丰富的无机化工原料，食盐、芒硝等纯度、结晶度为国内外罕见。
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在各个层面上体现出的“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理念，无疑是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观的积淀。挖掘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对鄂尔多斯市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二，鄂尔多斯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能源优势强有力的带动了鄂尔多斯的经济发展，但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开发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从能源资源方面看，尽管鄂尔多斯能源资源富集，煤炭资源储量占到全国1/6，但浅层储量仅为175亿吨。如果仍使用传统的资源输出型开采模式，那么按现有的开采水平和回采率、增长率计算，不到20年时间，浅部资源就会被全部采完；环境污染严重，近年来，矿区的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出现了一批小型焦化炉，其废气物排放严重超标。导致资源浪费严重，环境质量恶化，草原生态受到破坏，直接影响了蒙古族传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严重短缺，目前鄂尔多斯市地下水位普遍下降，由于开采量大，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最大下降深度达8.0米左右；土地退化加重，
鄂尔多斯地区煤田主要是露天开采，排出大量的固体废渣像煤矸石、废石、泥土等固体废弃物不仅占用大量的河谷滩地、耕地，同时还增加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的程度。
三，鄂尔多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蒙古族倡导有节制地向自然索取，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敬畏自然、崇尚自然、尊重自然，倡导自然和谐的生态观。鄂尔多斯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完全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借鉴。
（一）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技术结构、需求结构相适应的状态。鄂尔多斯产业结构的调整就是要不断调整三次产业结构，由主要依托第二产业为主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转变；要不断优化制造业等行业的产业、产品和企业组织结构。
（二）发展循环经济。
当前，鄂尔多斯已进入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资源不足和由于大量消费能源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将更加突出。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鄂尔多斯缓解能源约束矛盾，减少环境污染进而实现鄂尔多斯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政府部门应制定完善的政策，用行政手段保障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研究制定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产品的税收政策以及节能型建筑的经济政策等。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形成有利于节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价格机制。加大依法实施节能管理的力度。完善节能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节能监督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四）产业部门应最大程度的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重点抓好重点耗能行业和企业的节能，突出抓好建筑业、汽车工业、冶金、煤炭、电力、石化、建材等重点耗能行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和装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淘汰能耗高、效率低、污染重的工艺、技术和设备。鼓励和引导外商在高效节能等新领域的投资。
四，小结
鄂尔多斯这样一个资源型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实现能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要对其本身进行改革调整，改变鄂尔多斯市产业布局，由能源产业独大向产业多元化发展。在蒙古族的传统生态观中，全民参与是维持好草原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道德约束与法律强制并存，实现整体配套，动员全方位的力量，使鄂尔多斯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完成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宝力高，《论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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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昆、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古代生态文化在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价值初探》，区域经济，2011，第4期.
【关键词】黔东南;苗族;鼓藏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唯一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古以来该地区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称。因此，黔东南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苗族现存的诸多传统习俗文化中，“鼓藏节”是规模最大、消费最高、最具有影响力的苗族节日活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对我们在当今时代批判继承和发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黔东南苗族“鼓藏节”概述
“鼓藏节”是苗族人民原始而传统的祭祖大典，现今黔东南广大地区仍然流行着这一传统习俗。这一节气的祭祖内容十分丰富且庞杂多样，各地有同有异，即使是相邻的两个“鼓社”之间，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内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鼓藏节”习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节”作为苗族社会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祭祀内容和祭祀程序。据《贵州通志》记载:“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赠亲友，而以肠脏饷客，故名。”1如是观之， 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活动每十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经丑年，终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头。先由群众公推第一鼓头，其条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较好，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头，分别负责各种有关事务。
(二)准备祭祖牯牛。经济状况较好的，每户准备一头，经济困难者可几户筹资共买一头。祭祖牛选购回来之后，派专人精心喂养。此外，各户还得准备相应数量的猪、鸡、鸭等祭品，以便配杀。
(三)制鼓、醒鼓 、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为单鼓和双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单鼓是人类始祖蝴蝶妈妈的象征，双鼓被视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时单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双鼓放在鼓头家。制鼓，即砍树制造单鼓。在农历子年十月下旬举行砍树仪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击单鼓，在子年八月子时举行，主要是预告祖先，子孙将要杀牛祭祖了，请祖先回来享受。接鼓，在寅年农历十月再次醒鼓，将其接下山，同时把原存放于上届鼓头家的双鼓转至新任的第一鼓头家存放。
(四)杀牛祭祖。寅年十月举行。杀牛由舅父或女婿执刀。杀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杀鼓头家的牛，然后再杀群众的牛。合资购买的牛，则由出钱最多者的亲友执刀宰杀。杀牛之后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祭祖、“拥牛角”、“浇花树”、“过桥”，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动过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需要进行祭祖、跳芦笙等活动，在神圣而庄严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气氛，以显示出苗族节日的娱人性质和功能。
二、“鼓藏节”习俗的社会作用分析
(一)“鼓藏节”具有维护苗族地区社会和谐的功能
我们知道，苗族同胞世代迁徙平凡，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四处散居。因此，他们只有以祭祖的方式体现公共的民族标识。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观中，对祖先的忠诚就是对自己本民族的忠诚。正是基于这一点，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价杀牛祭祖。于是他们以氏族或宗族为基础建立鼓社，以“鼓社”为单位，通过举行“鼓藏节”活动祭祀祖先。“鼓藏节”期间，方圆几里或数十里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节日活动，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活动的举行，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减少人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正如罗义群同志所说:“鼓社祭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头就把你来起来。只要还有这根游丝在也就够了，民族认同的意念就会从这根游丝上传递过来。”2 如是观之，苗族祭祖活动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通过祭祖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状结构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使“鼓社”内部所有成员都归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维护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规章制度。表面看来，一个“鼓社”似乎就是一个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把人们天然的人论情感升华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已缓缓迈进了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苗族集聚区依然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使我国的各项政策难以在苗族地区得到顺利贯彻执行。“鼓藏节”等苗族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具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因此，苗族“鼓藏节”习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节”的传统消费观阻碍了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用现代经济发展眼光看，“鼓藏节”不利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鼓藏节”作为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既生动地体现了黔东南苗族同胞的传统文化，又展现着他们热情好客的民情风俗。但是这种祭祀活动，祭品选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举行一次“鼓藏节”，每个村寨一次性要宰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水牯牛，这些被宰杀的牯牛均在血缘家族和亲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现在物价水平衡量，一头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则高达七八千元乃至一万余元。除了牯牛，各家还要自备各种节日消费。粗略估计，一个家庭过一次“鼓藏节”的开销，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这对于目前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黔东南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过于奢侈的消费。这种节日消费不但会使苗族同胞数年的积蓄在几天内迅速消耗掉，而且还会助长各血缘家族间互相攀比排场的不良生活作风。如果我们都把这些奢侈的消费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其它经营活动中去，则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脱贫致富。
有学者认为，“鼓藏节”的传统习俗不算奢侈消费，其原因有二:一是广大苗族同胞可以借节日活动从事商业买卖;二是节日期间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这两项收益可以弥补杀牛过节付出的巨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又只看到表面现象。从现实看，并非所有杀牛户都有能力在节日活动中通过经商来赚钱，这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备经商条件一样。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是节日活动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费者。虽然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但“鼓藏节”毕竟不同于婚、丧、嫁、娶等酒宴，客人仅是象征性地赠送礼物，这些礼物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达数天的生活花费。更何况节日结束时，主人还要增给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饭等信物。
由此看来，多数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劲不可能通过传统节日活动来实现。虽然近年来广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这绝不是通过传统民族节日来实现的。客观上讲，这种相对富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开放，苗族同胞家庭内部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结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奢侈消费换来的只是少数经商者盈利的话，这种做法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故此，我们应在继承“鼓藏节”这一苗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精神，鼓励理性消费，将一部分可贵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人们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去，增强自我发展的意识，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三、发挥“鼓藏节”的传统文化功能，推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黔东南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加快其经济发展步伐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黔东南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其境内有以苗族为主体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并存，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的文化资源。再者，黔东南处于祖国西南边睡，远离经济发达的工业区，因而拥有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所以笔者认为，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当然，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尽可能地删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现代性的文化内容，使传统民族文化从信神向娱人方向过度。就“鼓藏节”而言，我们在坚持这一节日文化范式的基础上，依然可以推陈出新，采取每个家族或每个村寨杀一头牯牛的方式，这样以来，不但杀牛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而且苗族节日的风俗传统依然存在，这既有利于节制苗族同胞过度消费的不良生活作风，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简化节日期间烦琐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开展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竞技文化活动，如唱歌跳舞、斗牛、赛马、划船、民族艺术展等，用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节日的文化氛围，提升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引人们回归自然的力度，让黔东南成为广大旅客游览观光的阵地，从而有力地推动该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开发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保护、继承、宣传和弘扬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当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发挥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复兴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加快黔东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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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大鸣，刘志杨，秦红增. 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 罗义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Abstracts】Guzang Festival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in QianDongnan ， and it is also indispensible important content when people research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 The essay regards Guzang festival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Dongnan as base， further analys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of Guzang festival by the two pros and cons aspects， point out that Guzang festival custom play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ourism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regions.
【Key words】QianDong-nan，Miao nationality，Guzang festival.
注释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体育；礼；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4-0060-02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a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the social value emphasized by the ancient P.E., the developing limitations of its moral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its developing trend. And such valuable elements as the integration of its sociality and its class nature,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supervision system, the perfection of its legal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s cultural quality etc. provide the available material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 in modern P.E. educ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fucius culture; the ancient P.E. education; etiquettes; modern value
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曾以其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古代灿烂的体育文化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中，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儒学的积极思想，有价值的伦理，在现代体育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主线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建设起到主导作用，同样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运行主体的人，其文化心理结构在法律观念、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以《体育法》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以及相关的体育机构和组织，并逐步完善。在日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下,体育过度商业化，体育领域中的暴力、兴奋剂、行贿受贿等时有发生，偏离了体育的本质目的。
随着体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重视体育的文化因素，反思制度背后的精神因素。而挖掘整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摒弃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陈腐之处，从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人类美德的视角来分析、更替、补充、重构已有的体育价值、规范，这对于当代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站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探求中国古代体育演变的文化轨迹，并从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以促进当代体育发展的研究还显不足。因此在面对体育道德的滑坡，法制力量薄弱的背景下，如何运用文化变革机制原理，通过自我更新、自我选择去适应国际体育环境，保持我国的体育传统，有效的实现体育的本质功能，需要认真梳理、评价受我国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古代体育。
1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体育价值取向和精神基调
1.1 以“仁与礼”的控制手段，追求体育的社会价值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以礼为中心，以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同时，“仁”将品德修养，身体运动居于学习技能之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整个社会以“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其中，以礼教育为主，体现了乐，即乐舞，祭祀或庆典活动而献的舞，或是为了维护奴隶制而贵族子弟不可少的军事训练项目，以实现“射以选士”。并认为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之人是没有资格懂得射术，君子仁人达到 “仁”的境界，就没必要再争高下，主张“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可见，“礼”是人具有道德的表现，“礼”既体现了外在体育道德的表现，又体现了对当时体育的一种规范约束，形成了中国人对体育比赛的认识。即在体育比赛中，做有礼有节的君人是最重要的。比赛成绩再好，若不懂文明礼貌也只能成为“小人”。孔子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活动，并将这种“礼”作为人的体育活动中道德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而教育中宣扬的体育思想，以及提倡的体育活动则是孔子实施“仁”教化的一种手段，为了把教育者变成理想的 “仁”人。 “仁”与 “礼”体现了以“道德教化”成为根本的事前控制和以“齐之以礼”为特征的外在控制方式。道德是用以有利于社会及人发展的规范，而法律则是对违及人的和谐发展的事物的约束。儒家以礼入律，以律代法，虽对当代社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体育德与法的管理无疑有借鉴价值。
1.2 儒家立法思想为体育确立公正原则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体育，实现了社会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价值，阶级是以社会为存在前提，维护统治秩序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儒家将养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以一贯之的东西，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建立在家庭、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的。以礼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将礼作为人体育活动中得到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诚然，任何体育竞赛中都必须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弄虚作假，法制上他律与道德上自律相结合起来。然而，当前违背体育道德以及破坏竞赛“费厄波赖”精神的现象与孔子的“仁爱”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裁判员、运动员、观众以及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应当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在竞争中保持理性和理智，以自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公德，来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儒家立法思想中存在维护体育公共秩序的“社会一般”、“人性一般”的思想，具有现代体育可以认可接受利用的价值。体育道德与法制的关系中，其作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人们的利益，最终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服务。
2 儒家文化强调体育道德的公认制约力量
2.1 以礼入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互补
不成文法指古代的习惯法，即礼，早于成文法，这是人类共同的“法文化”历程。孔子提倡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争，参加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习礼和修身养性，体现了礼的约束力。中国古代成文法产生以后，不成文法仍然在法律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形成中华法系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重、互补的特色。隋唐时期，以礼入法，其中入律只是一部分礼的原则和规则，大量的礼仍在律外，与律并行，即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唐宋时代臣子与皇室贵族打马球时，必然记住：“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全唐诗》），体现了当时的法律化原则，道德成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实现“以法治体”，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以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以义彰德，重视体育法制与道德共建
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自觉的法律。历史上法律和道德相互关系的处理上的经验教训说明，要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会失去合理性、正义性。古代法律秩序的确立为体育道德的普及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可以到法制中去寻找体育道德的生长点。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兼顾。儒家思想宣扬道德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呈现出“以义彰德”的现象，伦理道德中的基本原则被纳入体育法律体系中，成熟的体育道德规范要求上升为体育法律规范，形成体育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有利于当代体育的发展。同时，应当重视那些已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处于体育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体现体育道德的规范将会更有利于体育法制建设，而体现体育法律原则的法律关系则能够促进体育道德风尚的形成。只有实现体育法律和道德的协调作用，才能实现体育法律实质的合理性和法律形式的合理性的紧密结合。1995年《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我国体育法制意识、立法、执法和执法检查、执法队伍等建设，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现阶段体育的各种弊端的出现，说明体育法制建设仍是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体育道德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强调义与利辩证关系，塑造体育的人文情怀
3.1 “重义轻利”，强调修身以提升个人素质
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是他们自我完善的核心内容和行为准则，又是修身养心，延年益寿的有效途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提出“仁者寿”的观点，反映了修身养心与健康长寿的内在联系，这为流传至今的导引养生、气功、瑜伽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在修身方面还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是明白大原则大道理的，而只有小人不懂大道理，斤斤计较于个体的私利。“义”与“利”的价值反思与价值判断，反映体育强调人的道德价值追求，十分重视体育伦理的社会价值。“义”作为一个概念范畴， “以义为上”（《论语・阳货》）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符合道德性的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达到自我追求的目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3.2 净化体育的人文环境
面对名利的诱惑，体育道德滑坡，体育法制改革迟缓，出现了变相的锦标主义至上，惟金牌马首是瞻。而儒家十分重视道德修养，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不仅要靠社会、家庭的教育，更要靠人的道德修养，即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儒家不但强调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对道德修养的内容、方法、途径也有许多深刻的阐述，如改过、重微、重行、慎独、自省，这些今天仍对我们有深刻的启迪。儒学伦理中“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思想有力反驳了当前体育界出现的丑恶现象，使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竞技活动中表现出适宜的态度和行为，这对于改善竞技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保证竞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道德修养是一种道德素质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其实质是两种或多种势力的冲突和斗争
在人们内心的反映。因此，体育道德修养的过程，即是自觉的思想斗争的过程，根据一定的道义标准，在自己内心不断以正去邪、以是克非、以善去恶，达到道德上的不断完善，使整个体育界环境得以净化。在这一点上，儒家的重德、重修身的思想、言论，对现代体育道德修养具有借鉴意义。
4 结束语
儒家强调自然人化，注重人文价值，这一精神视野进入体育领域，便自然导引出具有东方人文精神特征的体育观，即将体育视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方式，在体育中愉悦身心，潜移默化，最终形成形神合一的健全人格。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体育，在体育思想上主张身心一体、身心结合，注重道德的修养；在体育作用和形式上，重道德性和艺术性，形成体育的社会价值和阶级性的统一；在体育发展方向上，具有行气的理论和实践，追求精神的超越。这些积极的因素为当代体育的发展提出了发展契机。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改革相对较弱的体育政策和机构，加大体育的法律建设，协调体育法规与部门的规章制度的关系，促使当代体育向肯定和谐价值，以和为贵，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方向发展。这种通过对体育根源的探寻并结合时代条件来对其进行研究，将对当代体育的发展起到有力的内在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马启伟.体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4］ 曾国梁.论世纪之交中国体育道德建设应有的视角［J］.湖北体育科技，1996,(3).
一、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创设学习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媒体都是以物质形式出现的，教学媒体的利用效果大大高于传统教学媒体，再加上良好的学习情境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前提和基础，它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这种兴趣维持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这种良好的学习情境正是教师所追求的。因此，我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古诗教学时，努力通过图、文、声等多种功能，给学生以适当的感官刺激，由此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如教学《枫桥夜泊》古诗时，学生还未走进教室，我便打开计算机，播放早巳准备好的软件。整个教室里立刻回荡起旋律优美的乐曲。整个教室回荡着音乐，学生们在强烈的文化氛围的感染下，产生了学好古诗的强烈愿望。
铃声响了。我站在讲台前扫视了一下教室，只见同学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我。此刻，我饱含激情地开始讲解：“说起唐诗大家都知道，它是中国古诗发展的最高峰。许多作品虽然距离现在已有千年，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那经久不衰的魅力。这节课我们再来学习这首唐诗并结识他们的作者。”学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产生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之情。这节课中，我运用多媒体技术和生动的语言，保持这种良好的学习情境，并使这种兴趣贯穿整个教学活动的始终。
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再现诗中情境，帮助学生理解诗句
诗是抒发诗人的感情的，而感情又一定要通过形象构成一种意境，然后借助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古诗中的情境，如果只依靠教师语言的描述是不够的。只有通过图画再现出来，才变得具体可见。《望庐山瀑布》，写的是诗人远望瀑布时所见的壮丽景象，歌颂了祖国的河山，把美好的想象与现实的景物极其自然地交融在一起。教学时，我让同学观看录像，瀑布在山顶上飞流而下，水珠进溅，水雾蒸腾，阳光一照，呈现出一派迷迷蒙蒙的紫色。陡峭的山崖；长垂的瀑布、飞溅的水珠，庐山瀑布的全貌便呈现在学生的眼前。至此学生对“紫烟、挂、飞”等词的意思有了感性的理解。从而使学生深探地体会到诗句虽短，但诗人却把瀑布的气势写到了极至!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由此激发学生热爱古诗，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
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朗读训练，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
古典诗歌由于其艺术形成的特殊性，也就具有了语言、音乐、绘画、情感多种因素的美。在挖掘这些美的因素时，多媒体技术有着强大的、无可比拟的优势。古诗押韵合辙，节奏鲜明，读起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呈现出抑扬顿挫的音乐美。然而要想把古诗读出韵味来，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贯穿其间的往往就是“情感”这条看不见的线索。那么在帮助学生读懂诗句的基础上，我们就要通过朗读体会诗的节奏、诗的韵律，培养学生的语感，使他们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
教学《寻隐者不遇》这首诗时，我在学生理解诗句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诗画欣赏”。这时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我先让学生听配乐诗朗诵，伴着舒缓的弦乐，学生静静地坐在那里，眼中看到的是意境深远的写意画，耳中听到的是曲调宛转的古曲，充满激情的朗诵。此时，诗、书、画、曲多种美的因素融为一体，既使学生们的心灵受到了强大的感染与震撼，也使学生产生了一种要努力读好古诗的强烈愿望。学生有了读好古诗的强烈愿望，学生们在练习时都特别认真。一个同学读完了，其他同学真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主动把自己对诗句的理解，用朗读表达给大家听。学生们积极地、主动地揣摩着、品味着诗句。这时，我悄悄地点击电脑，教室中再次响起舒缓的古曲。惊奇的是学生随着音乐的节奏用情地朗诵起来。朗朗的书声，悠扬的乐声交融在一起，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动听。每位同学都在朗诵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美，朗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