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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国环境监测现状
我国的环境监测工作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1980年改革开放时，全国建成了300多个三级环境监测站，初步形成了系统的环境监测网络。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网络，拥有2300多个环境监测站［1］，在防污减排、生态环境质量的监测、监测站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显著地提高了我国环境管理水平。环境监测方法也从早期基于分析化学方法的污染源监测阶段步入多源环境监测阶段。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环境监测手段也有了新的发展。目前环境监测手段，正由经典化学分析向高精密仪器分析方向发展，并由微量分析（0．01％～1％）发展到痕量（＜0．01％）［2］；由传统的人工采样、实验室分析，向智能化、自动化、网络化的监测分析方向发展，并积极引入了先进的遥感、电子、光学等高新技术。监测范围也从狭义的环境质量监测，向包括职业健康等各领域监测方向发展，以科学地跟踪对人类和环境有影响的各种物质的含量，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环境质量现状及发展趋势，为环境管理、污染源控制、环境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切实地改善和提高人类的生存环境。
1．2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意义
环境监测是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和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环境和环境执法监督的基础。根据监测数据，可以描述和表征环境质量的现状和变化规律，并预测环境质量的发展趋势；可以搞清污染物种类和分布状况，明确污染物的污染途径，预测 污染的发展趋势，分析可能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为环境管理提供经过综合分析评价的环境数据和信息；同时各类环境监测数据也是制定环境政策、法律、环境管理规定和环境标准的科学依据。然而，随着国家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我国环境部门多年沿用的经验布点、表格评价法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简单的测点设计与评价方法，样品采集工作量大，数据难以较科学、全面地反映污染状况，评价分析结果不能有效地揭示企业生产对环境影响的变化规律和潜在的环境重大危险污染源。改进监测与评价方法成为当前环境质量评价的迫切需要［3］。合理地采集数据是环境质量监测评价的基础，而科学地设计采点是其核心关键。环境监测内容多、范围广，全面监测的数据庞大，而凭经验设计，或会顾此失彼，而一旦忽略一些重点的测点，则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环境质量状况，更不宜于客观的评价。应用数理统计的抽样调查方法，通过科学地设计分析监测样本，从总体中按抽样调查方法，合理选取部分测点为样本，并根据监测结果科学地分析和评价总体，既可有效地减少监测工作量，又可科学地提高监测评价质量［4］。传统评价方法只对是否符合标准进行评价，未对潜在危险源进行分析和评价，很容易忽视潜在的重大危险源，诱发较大的环境质量问题。因此在环境评价时，不仅应按国家标准作常规检查，同时，应深入分析重要危险源的发展规律，及其危险性，这样才便于针对性地管理，有效减少环境质量事故。因此，加强环境监测测点设计和评价方法的改进，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2基于抽样法的监测设计
环境质量监测主要包括水环境监测、大气环境监测与土壤环境监测3部分，其中又包括常规项目、特定项目和选测项目3个方面的内容。对高危企业，由于危害元素多、范围广，选测项目需要布设的测点数量庞大，有时会远远超过前2个子项的测点数，因此需要科学地设计。通常大型高危企业需要布设上万个测点，才能满足要求，才能全面反映企业的环境质量状况。显然，按目前的监测手段是难以完成的。本文按数理统计抽样调查方法，科学地选择样本，设计监测数据采样点，不仅可大大减少测点，提高测试效率，并可实现科学采集与科学评价的目的。根据抽样调查方法原理，常规项目测点采用系统抽样法设计，将监测总体各功能区按一定标志或次序排列成规律图形，然后按一定的距离间隔设计监测点。选测项目涉及内容较多，应在查阅以往环境质量评价、研究企业生产危险特征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选定待测项目。对分布有规律的，采用系统抽样法设计，其余则采用分层抽样法设计。特定项目主要是针对已确定的污染源核定复查，可采用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结构的方法设计。
2．1水环境监测抽样设计
（1）监测对象。水环境调查区域范围为88km2，按水库、河流、灌渠、水塘等地表水形态与地理位置不同，分为5个功能区。常规监测项目为pH、COD，重点监测项目为Cd、Pb、Zn和Cr重金属。本次设计未考虑特定项目和选测项目。（2）监测抽样设计。对灌渠、水塘、河流功能区，主要采用平面系统抽样设计，设置2～3个分层抽样。按水源与污染源的方向，采用黄金分割率（0．62／0．50／0．38／0．19）的方法设计测点间距。对水库采用立体系统抽样与分层抽样结合的方法设计，并按污染源分布方向，采用黄金分割率方法设计测点间距。
2．2大气环境监测抽样设计
（1）监测对象。大气环境调查平面范围为88km2，最大监测空间高度为6m。常规监测基本项目为总悬浮颗粒物（TSP）、颗粒物（PM10），重点监测项目为Cd、Pb重金属。（2）监测抽样设计。不再细分功能区，而是以污染源（矿山）为中心，以雷达辐射方式，按系统抽样方法与黄金分割率设计测点。设计3条监测辐射线，辐射线夹角为60°，每条辐射线长5～10km。按黄金分割率由近至远布设测点。每条辐射线布置8个测点。在靠近污染源处，在监测空高6m的高度上增设4个测点。共布设28个大气监测点。考虑风流对大气质量的影响，处于污染源风流上方，基本测距增加一倍，测点减少一个；风流下方，基本测距离不变，测点增加一个。其它两个方向测点数不变，基本测距按插值法调整。
2．3土壤环境监测抽样设计
（1）监测对象。土壤环境调查区域范围为31683亩，按耕地、林地、山地不同，分为3个功能区。其中，耕地为重点监测区。常规监测的基本项目为pH、CEC，重点监测项目为Pb、Cd、Zn、Hg和As重金属。（2）监测抽样设计。耕地测点网格为300m×300m，采用等距网络系统抽样法设计测点。共设计282个测点。林地、山地按污染源方向，采用矩形黄金分割率和系统抽样法设计测点。林地基本测距500m，共设计112个测点，山地基本测距800m，共设计82个测点。
3环境质量评价
3．1水环境质量评价
（1）评价方法。水环境质量评价采用单因子指数法评价法，其公式如下：Pi＝Ci／Si式中：Pi———第i种污染物的污染指数；Ci———第i种污染物监测值，mg／L；Si———环境标准值，mg／L。（2）水环境质量评价。5个调查区域的地表水按不同特征分河水、水库水和农田灌溉水。
3．2大气环境监测结果与评价
大气常规项目中的重点与基本监测项目监测。3．3土壤环境质量评价（1）评价方法。耕地、林地和山地的土壤环境质量均采用单因子指数法，按国家《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T332－2006）的二级标准评价。（2）土壤监测数据分析。评价区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及其污染指数。
4环境质量评价与重大隐患源分析
4．1环境质量评价
（1）水环境质量评价。从表2、表3和表4可看出，调查区地表水质量基本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规定的Ⅲ类标准要求。水中的重金属含量呈现越靠近污染源（矿山）越高的趋势，其中，在靠近污染源的检测点，水中锌的含量较其它测点高7倍，尽管仍在允许范围中，但仍需加强观察。（2）大气环境质量评价。从表5可看出，调查区内，大气质量基本符合项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类标准要求，但镉含量严重超标，超过倍数高达1．8倍，需要加强污染源粉尘治理。（3）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从表6可看出，调查区内土壤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其中Cd、Pb、Zn、Hg金属污染指数分别高达3．43，2．52，1．59，1．30。土壤环境质量存在严重的问题，必须严格防范控制。
4．2重大危险源与健康风险分析
（1）重大危险源分析。通过上述评价分析，调查区内影响环境质量的危险源见表7。危险级别按危险指数，结合寿命损失率确定［5］。从表7中可看出，Cd为重大危险源，必须按国家有关重大危险源的规定进行管理。
4．3防治措施与建议
调查区受矿山重金属污染严重，尤其是镉、铅等重金属在大气与土壤中严重超标，对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尽管尚未构成健康威胁，但为防范进一步的恶化，必须及时治理。重金属污染防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治理，相关防治措施与建议如下：（1）制定综合治理方案，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综合整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2）强化环境监管，进一步削减矿山污染物排放。督促矿山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确保污染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控设备稳定运行，实现污染物合理达标排放，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周边环境和地下水；（3）调查区重度污染耕地不再作为基本农田，调作它用，对轻度、中度污染的耕地，实施污染治理修复。
5结论
[关键词]高锰酸钾；土壤；重金属；场地环境调查；健康风险评估
伴随国内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更迭，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和持续推进，大量工艺落后工业企业关停、破产或者搬迁，遗留大量疑似污染地块。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地块生产时期环境保护管理措施相对落后，造成地块内土壤存在一定程度污染的情况[1]。这些地块内往往遗留有构建筑物、生产设施设备、零散原材料、废渣、废水等，由于长期无人监管且未得到有效的处置，经过风吹雨淋，对周边居民身体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地块后续的再开发利用。高锰酸钾是一种黑紫色、细长的棱形结晶或颗粒，带金属光泽，溶于水和碱液，较为稳定但接触易燃材料可能引起火灾。高锰酸钾主要为无机物强氧化剂，在医学上，高锰酸钾用于消毒，在工业上，高锰酸钾用作消毒剂和漂白剂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高锰酸钾主要生产企业分布在重庆、云南、北京、广东、湖南和山东等地[2]。因氧化工序的工艺技术不同，高锰酸钾生产工艺主要分为固相法和液相法[3]，生产主要原辅料为氢氧化钾和锰粉。因锰矿石伴生重金属元素较多，有砷、镉、铅等[4]，因此在高锰酸钾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锰、镉、铅、砷等重金属污染。在城镇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采用基于风险控制的工业污染场地管理策略，对于保护场地周边人群健康、评估污染场地再开发合理性和开展污染场地治理及管理等工作意义重大。本研究区以湖南省某高锰酸钾生产企业遗留地块为对象，开展土壤污染调查与采集分析，通过危害识别确定场地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成因，进一步暴露评估、毒性评估并定量表征场地健康风险；同时，基于风险控制值、相关标准限值等，提出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值，为工业污染场地特别是高锰酸钾生产企业重金属污染地块的管理与防控提供借鉴。
1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选取湖南省某高锰酸钾生产企业遗留地块为研究对象，该地块占地面积约16500m2，于2008年停产关闭，未来规划为工业用地。在生产时期，其主要产品为高锰酸钾，厂区内短暂生产硫酸锌、镉红、镉黄产品。其高锰酸钾年生产能力为1500吨，生产过程以氢氧化钾、锰粉、煤等为原辅料，采用固相法生产工艺。厂区内遗留有破损厂房、车间，调查阶段均未拆除。生产区域内遗留有少量废渣和废水。本地块高锰酸钾生产工艺为固相法，生产工艺如下：氧化焙烧软锰矿经粉碎机，管磨机粉碎，与氢氧化钾溶液混合成悬浮浆，用压缩空气将物料喷入焙烧转炉加热，除去水分，使二氧化锰转化成锰酸钾和亚锰酸钾，此产物进入第二个焙烧转炉，温度稍低，使锰酸钾进一步氧化完全浸溶，电解氧化锰酸钾焙烧物在溶解槽用稀碱液回收洗涤水溶解，然后经沉淀分离器除去不溶杂质，残渣经过滤、洗涤后去除。净化后的锰酸钾溶液连续进入多级电解槽。电解槽采用镍阳极和软钢阴极，相互串联连接。电解液流经电解槽，使其氧化成高锰酸钾溶液[5]。
1.2采样布点
现场取样采用网格布点法，网格密度为20×20m，采样点位基本位于网格中心，兼顾厂区平面布置情况，部分土壤采样点位根据实际情况稍做调整。共布设土壤采样点45个，共取得土壤样品392个。厂区平面布置及采样点位分布见下图1。
1.3检测方法
所取得土壤样品检测指标为镉、铅和砷。镉和铅检测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砷检测采用原子荧光法。
1.4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
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高、空间差异性较强[6]。土壤质量评价标准选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标准[7]。根据本地块土壤污染情况，采用内梅罗指数法进行综合污染程度评价[8]，其计算方法如公式(1)。
1.5健康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地块样品检测结果，将土壤重金属超过筛选值的污染因子作为关注污染物，风险评估方法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9]及ALM模型[10]进行评估。
2结果与讨论
2.1土壤污染状况及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土壤检测数据结果，该地块内土壤镉、砷和铅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各类土壤类型中的重金属含量变化范围也比较大。砷含量在4.91-~113mg/kg，超标样品数量为29个，占土壤总样品7.4%；镉含量在0.08~366mg/kg，有4个样品超过镉含量的筛选值，超标率为1.0%；铅含量为21~3250mg/kg，超标样品数量5个，占总样品数量的1.3%。由超标总数情况看，砷污染是主要污染因子，其次是铅；其余污染因子占比重较小。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统计见下表2。采用内梅罗指数法进行综合污染程度评价，直观的表示场地内每一层主要重金属污综合染物程度的空间分布，依据土壤详细调查点位、不同深度样品检出污染物含量采用ArcGIS软件，对场内超标重金属元素采用插值法得到场地重金属综合污染空间分布图。由综合污染分布图可以判断，地块内重金属污染主要分布在0~0.5m层，主要集中于原生产车间及原材料堆存区。
2.2风险评估
2.2.1污染识别根据地块生产历史、产品生产工艺过程及原辅料等相关情况，通过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识别潜在的地块污染物包括：高锰酸钾生产过程主要原料锰矿粉，矿石伴生铅、镉、砷等元素；硫酸锌生产主要原料氧化锌，其含多种杂质如铜、铅、锰等；在镉黄和镉红生产主要原料镉盐(碳酸镉)。因此本地块重点关注的潜在污染物包括铅、锰、镉、砷等金属元素。重点关注污染区域包括：原料区、生产区、固废区等。2.2.2暴露评估根据当地用地规划，该地块未来规划为工业用地，因此本地块按二类用地进行风险评估。二类用地方式下，本地块主要污染受体为企业生产工作人员及周围的居民，在地块建设阶段地块内的施工工人将是主要的污染受体。在第二类用地情景下，土壤和地下水中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本地块内地下水不直接接触和直接饮用。地块所在区域周边为居民区和农田，因此本项目地块考虑地块土壤作为污染源时对原场和离场敏感受体(人体)产生的风险和危害。地块未来作为工业用地，地块内的污染物为重金属不具有挥发性，因此0~1m表层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吸入颗粒物三种类型；如果地块未来开挖1m以下层，则有可能扰动的下层暴露途径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吸入颗粒物三种类型。暴露因子是计算污染物进入人体暴露量的重要参数，主要包括体重、皮肤面积、平均寿命、暴露时间、土壤摄入速率、和呼吸量等。受体暴露参数主要采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所推荐的第二类用地建议值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编制说明建议值。地块特征参数指标容重、含水率、渗透系数等主要采用该地块实测数据，其他指标采用HJ25.3建议值。2.2.3毒性评估毒性评估包括致癌效应及非致癌效应，是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本次评估涉及到的污染指标为镉和砷。污染物毒理学参数见下表3。2.2.险表征风险表征是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和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危害指数，进行不确定性分析。本次风险评估过程中，将致癌性可接受风险水平设置为1.0×10-6，非致癌性危害熵设置为1，以评估相关污染物的健康风险是否超标。在二类用地情境下，土壤污染物浓度最大值风险表征结果显示，砷致癌风险和危害商均不可接受，镉致癌风险和危害商均不可接受。2.2.5铅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由于铅对儿童认知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强烈毒性，通常认为不存在允许铅暴露量最低限值的安全水平，因此美国EPA建议采用血铅浓度来表征儿童暴露于环境中铅产生的危害，一般认为儿童血铅含量超过10µg/dL将对智力发育及神经系统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血铅评估方法，铅对人体健康最显著的危害是降低儿童的认知能力，敏感人群主要为发育中的胎儿以及婴幼儿[11]。其主要通过土壤、食物、饮水和空气进入人体。本次评估采用ALM模型评估非敏感用地情景下怀孕妇女暴露于铅污染土壤导致的胎儿的血铅浓度水平[12]，并反算土壤中铅的控制水平。ALM模型参数及取值见下表4。基于调查数据，评价结果表明，对二类用地中的最大值进行成人血铅超标评估，土壤铅引起成人中孕妇胎儿血铅水平超过10µg/dL水平的概率为6.8%，超过临界水平风险概率5%。因此需要对土壤铅进行治理修复。
3结论
关键词：未成年人 不捕不诉 社会调查 风险评估
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调查义务，舟山市检察机关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诉社会调查风险评估特别程序（以下简称“风险评估特别程序”）是对检察机关在未成人犯罪案件中调查义务的有机创新，不但契合未成人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也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因此，有必要在已取得相关成效的基础上，对该特别程序进行完善。
一、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建立和完善的动因
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探索和创新都必须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脱离理论指导的司法实践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和可行性的。浙江省舟山市检察机关建立的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即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深化，也具有科学合理的理论基础。
第一，是落实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要求。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了公检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从条文中可以看出，社会调查并非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必经程序，而且社会调查如何开展，结合社会调查判定是否不捕不诉的风险如何最小化，法律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导致社会调查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此外，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社会调查制度的执行者，也是监督者，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运用创新思维，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第二，能够确保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从宽处理相关规定的有效实现。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人犯罪案件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并且结合具体情况可以做附条件不决定。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服务于未成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捕不诉工作的开展，法律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人使用强制措施和轻微案件进行的条件要更加的严格，要更多的考虑案外的社会、家庭、成长等因素。
第三，将社会调查与风险评估有机结合，契合治理未成人犯罪的刑法的谦抑性理念。通过全面落实社会调查，同时引入风险评估机制，可以保证在发挥检察人员社会调查主体作用的同时，在风险评估环节有效引入公众参与，同时可以加强对司法人员权力履行过程的监督。此外，刑法的谦抑性要求以较小的损失换取刑法手段运用的较大收益。因此，司法机关治理未成年人犯罪必须结合犯罪发生本身的社会性、复杂性和多样性，针对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原因采取更加缓和的措施。
第四，是检察机关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的突破和创新。建立风险评估机制是检察机关应对新的执法环境和顺应新时期检察工作科学管理的需要。特别是现阶段，刑事犯罪中社会矛盾复杂、公众司法诉求日渐提高、社会监督更加全面，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必须通过建立风险评估制度，实现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处理的科学化。通过社会调查结合全面评估和引入社会监督促进科学决策，才能将检察机关不捕不诉的风险降至最低。
二、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在检察机关的实践
“法律乃善良公正之术”，执法者将纸面的法律付诸实施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司法实践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死板教条陷于具体法条的囹圄。修正后《刑事诉讼法》草案公布后，从2012年1月起，浙江省舟山市检察机关建立起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并在2013年1月修改后刑诉法正式实施后对相关制度设计进行了必要的修正。
（一）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工作原则
风险评估特别程序作为社会调查的新发展是一种全新尝试，从刑罚的目的性和矫正功能出发确立了如下四个原则：
一是有限性原则。风险评估特别程序是柔性司法的一种重要探索，检察机关要在现有法律框架的合理范围和要求内开展该项工作，不能突破现有法律对逮捕权和公诉权的限制，同时也不能死板教条缺少变通限制必要的探索创新。
二是科学性原则。是指特别程序的运行应从地方司法实际和具体案件出发，通过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真实客观地反映未成年人不捕不诉特别程序案件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可能获取的司法效益，从而能够选取最恰当的方法去分析判断案件风险的性质、范围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相应程序进行预警，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佳的案件处理方式。[1]
三是有效性原则。此原则既包括宏观上该特别程序在实际运行中对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矫正时辅助作用的大小，也包括微观上该机制是否能够以最及时、有效、经济的方式查清各类问题并加以解决。
（二）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制度设计
根据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诉案件社会调查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规定，该项特别程序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进入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案件种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并未规定进行社会调查案件的种类，也未限制其范围。因此，根据未成人案件涉案的种类，结合法律规定，明确符合如下条件案件均应当启动该特殊程序，即：1.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情节的;2.初犯、偶犯，从犯、胁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确有悔罪表现的，或因被害人过错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3.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达成刑事和解的;4.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以及犯罪数额刚达构罪标准的;5.过失犯罪，犯罪后有悔罪表现，有效控制损失或者积极赔偿损失的;6.因亲友、同学等纠纷引发的伤害等案件，犯罪后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以及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7.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包括归案后即如实供述、经司法机关教育后才如实供述、翻供后又能如实供述等情形，以及共同犯罪中到案后揭发同案成年犯共同犯罪事实或者主动交代同种余罪的;8.综合其他社会因素，具有特殊情节需要启动该特殊程序的。[2]
二是合理设置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风险点。突出保障未成人合法权益的核心要求，围绕如何挽救、教育和感化未成年人开展工作，同时考虑是否会产生社会不良影响、是否会重新犯罪、是否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等三个重点，并结合基本情况、品行表现、悔罪表现以及帮教条件四个方面等设置风险点，为开展社会调查指明方向。同时，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明确风险等级标准和要求。对品行表现良好，真诚悔罪，具备帮教归正条件，能确保不产生不良社会影响，重新犯罪可能性不大的，评估为风险性较小;反之，则评定为风险性较高。同时，经评估不捕不诉后还要做好事后保障措施，如对不捕不诉的外来未成年罪犯，纳入帮教基地或进行社区矫正，对可能产生不良倾向和影响的提出预警。
三是实现社会调查小组组成的广泛性。要求评估小组必须由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相关单位人员3人以上的奇数组成。此外，可以根据个案实际情况邀请司法所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社区干部等，丰富了评估小组成员的层次性，对保障评估意见的民意广泛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始终以调查内容的关联性为导向，明确特别程序的开展要紧紧围绕案件和未成年人展开，每个案件必须走访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或学校、家庭、街坊邻里、居住地所在社区、派出所、司法所等，近距离了解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保障调查评估过程的自主性。调查小组根据案件和犯罪嫌疑人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走访单位、走访对象和走访形式。
（三）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实施效果
对比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一是改变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诉数量占全部刑事案件总数比例过低的现象。风险评估机制实施前，由于风险控制手段等的不足，导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诉率过低，年均维持在1.5%或以下。该项机制实施后，由于加强了风险控制手段和获取了科学有效的评估材料，全部未成人案件均须纳入该程序，不捕不诉比率呈不断上升趋势。这也说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在创新运用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实现其立法价值和目的。
二是外来未成犯罪人被采取不捕不诉措施的人数增幅较大。外来人员由于流动性强、管理难等原因，不捕不诉率一直偏低，是长期困扰地方司法机关的难题。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实施后，通过创新和加强辅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外来未成年犯罪人员高羁押率的问题，特别是解决了社会调查与风险评估、风险化解和预防等衔接的现实问题，使得外来未成年犯罪人不捕不诉率大幅提高。
三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诉涉及的罪名分布增加较大。风险评估制度实施前，不捕不诉案件，特别是不捕案件涉及的罪名集中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侵犯财产罪两大类，范围较窄，不捕不诉措施适用过严。这项制度实施后，不捕不诉案件涉及罪名进一步扩展到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使得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捕不诉涉及的罪名更加丰富，法律的适用更加平等。
三、风险评估特别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程序作为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全新规定，必然有一个完善过程。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同样存在法律层面的完善、监督的全面化和体系化、风险防控手段的多样化、侦捕诉衔接的无缝化等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一）在司法操作层面上明确风险评估特别程序
风险评估特别程序作为检察机关贯彻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措施，可以由上级司法行政部门联合以出台文件的形式，确定一套能够在一省乃至全国具有推广和指导意义的制度规定，下发各级检察机关和相关机关遵照执行。对于经过不捕不诉社会调查风险评估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检法三机关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执行，从而做到统一协调、配合制约。特别是可以考虑建立加快办理机制：一是审查逮捕或审查意见书简化;二是对于部分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主动提前介入，建议公安机关不必报捕;三是进一步简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程序。
（二）建立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内部监督机制
法律规定，相对不要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绝对不则要检察长决定。考虑到基层院业务量大，如果案件均按上述程序办理，会无形增大工作量和不必要的诉累。所以，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不，在社会调查风险评估后，应先由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开展内部监督，对综合情况进一步把关、确认。[3]对风险评估特别程序开展内部监督的机构应当符合如下条件：第一，独立性。即与检察机关具有刑事检察职能的部门之间均无隶属关系。第二，权威性。即履行内部监督权的工作人员应当熟悉刑事司法权运作，具有检察员资格。第三，组织性。该机构应当能够承担起检察机关各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协调沟通。舟山市检察机关由办公室承担内部监督职责，办公室由业务部门抽调的业务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且直接由检察长进行管理，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组织协调性。同时，监督程序如下：刑事检察部门对调查评估后的案件拟作不捕、不诉处理的，应在决定前按规定时间将相关案件审查报告、调查材料和讨论意见报送办公室。办公室迅速组织全体检委会委员对呈报案件进行书面审查，并将意见汇总后以书面形式反馈给逮捕、部门。若检委会委员和逮捕、部门的意见相同，则由后者将共同处理意见呈报检察长作出最终决定。在意见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则由办公室汇总争议直接呈报检察长作出最终决定。
此外，还应辅以建立风险评估特别程序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开展该项工作中存在，以及不严格执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不配合此项工作等情况，导致犯罪嫌疑人逃跑、报复被害人、证人的，以及不符合条件却采取不捕不诉措施的，可以追究相关案件承办人的责任。此外，还应当将该项工作纳入检察机关检务督察的重点项目，确保该项制度得到贯彻落实。
（三）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
对于特定的不捕不诉社会调查风险评估案件，构建以“轻案快审”为核心的捕诉互补联动办案机制，对一部分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实行谁捕谁诉，捕诉联动，快速办理。[4]实际操作中可进行如下制度设计：检察机关在受案后，认为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在保证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对已经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除重大敏感性案件外，均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评估决定，并填写《快速移送审查建议书》送达公安机关。公安机关10日内补充侦查完毕，并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检察机关受案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的决定。法院在受案后，20日内判决。不的，检察机关做出决定前，先将被告人纳入取保候审基地进行6个月至1年不等的考察。
（四）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权益的保障
在风险评估特别程序中，只有更加重视被害人权利，才能有效化解矛盾。一是对于是否救助，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查评估。经调查评估的确需要进行救助的，应以经济救助为原则，其他形式为辅助手段。二是建立相关救助程序。首先，检察机关对有被害人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出不捕或不诉决定时，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害人有申请国家救助的权利。其次，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者委托人等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救助申请。再次，由检察机关确定的相应内设部门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和批准，在2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对检察机关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一次，上级检察机关的复议决定具有终局性。[5]
（五）加大配套措施建设，进一步降低特别程序风险
一是建立和完善取保候审基地等辅设施。争取和联系一批有一定实力和一定责任心的大、中型企业，建立常态化和专业化的取保候审及考察帮教基地。对于不捕不诉的未成年犯罪人，可以指定在该企业内进行短期的工作，专人帮教享受企业内部员工的平等待遇。对于不捕后表现较好的，作为量刑依据提交审查部门或审判机关。对于不的，在企业内经过一定的考察期后，正式作出不决定。二是加大开展风险评估特别机制工作的一体化建设。针对当前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应以地级市为单位建立一体化机制。对于同时评估案件较多、时间紧、人手少的，上级院给予指导帮助，必要时可以指定其他院对部分案件进行评估工作，或者抽调相关部门人员就部分案件进行联合评估。三是主动受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加害方的合理诉求。上述相关人员对批准逮捕决定或案件提起公诉前有异议并提出合理理由和相关证据，向检察机关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及时进行审查，对没必要继续羁押的，应变更强制措施;对于符合不条件的，应当作出不决定。[6]四是扩大邀请社会评估主体的范围，考虑从社会上邀请认可度较高的人士、知名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第一时间参与相关案件评估全过程，使检察机关主导的社会调查及评估过程全程处于社会公众及舆论监督之下。五是加强轻微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与律师的沟通，建立良性的控辩关系，借助和发挥律师的作用进一步增加检察机关对案件材料收集的广度和对案件风险评估中的综合分析度，使案件处理更加客观、公正。
注释：
[1]施雁冰：《构建图书馆危机管理预警系统，防范图书馆危机事件》，载《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2009年第5期。
[2]福建省检察院课题组：《轻微刑事案件不捕、不诉工作机制的探索与完善》，载《福建法学》2009年第2期。
[3]徐军：《部分不捕不诉普通刑事案件内部监督探析》，载《人民检察》2010年第11期。
[4]刘东海：《试论构建轻微刑事案件“捕诉合一”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载《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8期。
关键词：暴雨洪涝；ArcGIS；江苏省；风险评估；样条插值法；
中图分类号： TU9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4）22-5380-05
1 概述
暴雨评估标准是指空中降落到地面的水量每日达到和超过50mm的降雨量。2003年 6月12日入梅后，江苏境内主要发生4次降雨过程，12个暴雨日，且降雨强度大、范围广。全省累计平面降雨量为403毫米，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造成了不可估量是损失，故广大学者认为进行暴雨洪涝评估刻不容缓，具有重要意义[1-2]。
目前研究风险评估的方法很多，近些年研究方法有：何[3]基于 GIS 的新疆降水空间插值方法析。袁湘玲[4]利用层次分析法对黑龙江省的雷电灾害进行了风险区划，形成了黑龙江省雷电灾害区划，其区划的最小单元是市。其中大多数致灾因子都是基于几十年的降雨量对或者降雨频次对区域进行风险评估，但是由于时间跨度太长，影响的因素以及可变因素太多，再加上利用克里金插值法[5-6]进行处理造成一定的误差。
所以本文利用1957-2007年期间的日降雨量，选取2003年6月12日至2003年7月21日一次特大洪涝作为研究内容。在致灾因子数据处理方面借助ArcGIS9.3中的样条函数插值中的张力样条空间插值法，将总降雨量、日均降雨量、每日最大降雨量的点量数据插值转化为栅格数据再结合灾害评估方法、层次分析法、ArcGIS空间处理方法、加权综合评价法，以县为单位，公里为栅格进行评估。基于该方法进行研究有助于江苏省开展防灾减灾的工作，从而降低由洪涝带来的损失。
2 数据研究方法
2.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 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层次分析法比较适合于具有分层交错评价指标的目标系统，而且目标值又难于定量描述的决策问题。其用法是构造判断矩阵，求出其最大特征值。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归一化后，即为某一层次指标对于上一层次某相关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权值。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CI）、随机一致性指标（RI）和一致性比率（CR）做一致性检验。若CR
2.2 数据规范化方法
2.3 加权综合评价法
3 暴雨洪涝风险评估
3.1 暴雨洪涝风险评估模型建立
3.2 致灾因子危险性评估
3.3 承灾因子易损性评估
3.4 孕灾因子敏感性评估
江苏地处江淮平原，地形以平原为主，江苏省的平原面积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70%以上，主要有苏南平原、苏中江淮平原、苏北黄淮平原组成。江苏地形地势低平，河湖较多，平原、水面所占比例较大，成为江苏一大地理特点。该文选取两个考虑因子作为敏感性评估，一个是坡度图（C7） ，另一个是河流分布图（C8） 。步骤1.在ArcGIS9.3的环境中提取坡度并按自然等级重分类。河流按缓冲的距离来形成缓冲区，离河流越近的地方危险系数越高给予赋值。其中坡度分级1°-7°每隔0.6分别赋予1到10，河网缓冲1km、2km、3km、4km、5km，分别赋予1到5。步骤2.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C7、C8的权重分别为0.667、0.333。步骤3.利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得到孕灾因子敏感性评估图。从图3可以看出孕灾因子敏感性等级比较高的地区是江苏的北部，因为首先整个江苏地势平坦，东北部靠海而且河网十分密集尤其是盐城、连云港一带，其次是宿迁、徐州一带。敏感性等级比较低的是江苏的南部，因为南部河网的分布不是特别密集，敏感性等级由北至南逐次减少。
3.5 抗灾因子安全性评估
抗灾因子安全性评估主要选取以下的指标：财政收入（C9） 、园林绿化面积（C10） 、市政投资（C11） 这三者。三者的综合情况反映了一个地区的面对灾害的抗灾能力，以及当地政府面对灾害抗灾救灾的灵活程度。
步骤1.利用最大最小规范法去除上述三个变量的纲量。步骤2.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C9、C10、C11三者的权重分别为：0.2385、0.1365、0.6250。步骤3.最后利用加权综合评价法并利用ArcGIS中的自然间断分级得到江苏省地区的抗灾因子安全性评估图。从图4可看出，等级分1到5级，级数越高代表越安全，江苏省的抗灾能力比较强的地区集中在苏南，主要是因为苏南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苏州、无锡、常州、南京，而且政府在抗灾方面的措施做的比较完善，苏中地区扬州、泰州、南通经济实力稍微弱于苏南地区
故此抗灾能力稍微减弱，由上图可看出抗灾能力由南至北逐渐减弱。
3.6 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
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是基于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因子易损性、孕灾因子敏感性、以及抗灾因子安全性四者的一个综合评估，主要利用下述公式：
[FDRI =（WH*VH）（ WE*VE） （WS*VS）[WR*（10-VR）] （11）]式中FDRI代表综合评估值，WH 、WE 、WS 、WR 分别代表上述四者的权重由表2可知，分别为0.4092、0.1451、0.3345、0.1112，VH、VE、VS、VR代表其规范化后加权叠加的值，权重见表1。由此可得最终的暴雨洪涝灾害最后的风险评估图。由图5可知，最后将暴雨洪涝风险灾害评估图进行划分，受灾情况严重的地区是南京与苏北一带，尤其是宿迁、淮安、扬州、泰州、南京、连云港、盐城、镇江等地为重，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地处洪泽湖及淮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发生暴雨洪涝风险比较高。将上述情况与本次洪涝灾害相比对，发现情况较为吻合，表明此方法能够较为准确的反应出整个江苏省的暴雨洪涝风险评估状态。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致灾因子危险性、孕灾环境敏感性、承灾体易损性及抗灾因子安全性4个评价因子，对江苏省暴雨洪涝灾害的风险进行评估与区划做了初步规划。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江苏省暴雨洪涝风险区域差别较大，这主要是由于省内的地形地状、气候河流、财力物力、人口密度以及农业耕地面积比重等特点决定的。2） 从致灾因子来看，暴雨强度最大的地区在宿迁市、盐城市、淮安市、扬州市、南京市这些下河地区和沿江大部分地区以及滁河、秦淮河附近的地区，东南地区相对减缓。3） 从承灾因子来看，其中易损区主要集中在江苏南部，尤其是苏州、南京、常州、无锡、镇江一带，越往北易损性越低。4） 从孕灾因子来看，风险较高的主要集中在盐城、连云港一带，其次是宿迁、徐州一带。5） 从抗灾因子来看，抗灾能力较低的地区主要是在苏北地区，徐州、宿迁、连云港、盐城一带。将上述4个评价因子按公式（11） 能到到最终的风险评估图。
参考文献：
[1] Shi P J，Juan D U，Meng-xin J I，et al.Urban Risk Assessment Research of Major Natural Disasters in China[J].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2006，21（2）：170-176.
[2] Zhang Hui，Zhang Jiquan，Han Junshan.GIS- based assessm ent and zoning of flood /waterlogging disaster risk：a case study on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Liaohe River[J].Journal of Natural Disasters，2006，14（6）：141-146.
[3] He Yan，Fu Deping，Zhao Zhimin， et al.Analysis of spatial interpolation methods to precipitation based on GIS in Xinjiang[J].Research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i-on.2008，15（6）：35-37.
[4] Yuan Xiangling，Ji Hua，Cheng Lin.Risk zoning of regional lightning disaster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based 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model[J]. Torrential Rain and Disasters.2010，29（3）：279-283.
税务风险评估可以从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两个方面进行。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是指某一税务风险导致企业损失的可能性，而影响程度则是指税务风险的发生将给企业带来多大的损失。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越大，税务风险就越高。可以用概率或者频率来衡量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即是否经常给企业造成损失。例如:某项销售业务导致企业在一年内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概率为20%，就可以认为这项销售业务每五年就会造成一次损失。影响程度是指发生的损失有多大，以及税务风险的严重性。COSO报告中指出，管理者对发生可能性低且潜在影响小的风险一般毋庸多虑，而对发生的可能性高且潜在影响重大的税务风险则需要相当关注，介于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则一般需要仔细判断。因此，对企业来说，一项损失不大但是经常发生的税务风险，比一项损失较大但不经常发生的税务风险具有更大的威胁性。最大的税务风险是那种经常发生并且损失巨大的税务风险，即发生概率最高同时影响程度也最大的税务风险。
参照COSO对企业风险评估的要求，企业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来评估税务风险。根据各种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的评估，将已经识别出来的税务风险进行排序，从而为确定重点和优先控制的税务风险提供依据。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采用定性方法还是定量方法，其本身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些税务风险评估能够采用定量的方法，有些税务风险评估则只能采用定性的方法。因此，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进行税务风险评估过程中，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相结合。另外，企业在进行税务风险评估时，应当由税务风险管理员或财务部门委派专人，组成税务风险专业评估团队，按照严格规范的程序进行评估，以确保税务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一)定性评估法
定性评估是指直接对某种税务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以及可能造成损失程度的大小进行文字描述，是一种比较简单实用的风险评估方法。一般来说，这种方法用于评估无法或不要求量化的税务风险。当对某种税务风险进行评估时，由于所需的数据无法取得、数据不充分或者获取和评估数据的成本效益性比较低，企业可以采用定性评估的方法。用此种方法评估的税务风险通常是企业外部的税务风险，包括税法变化、税收征管带来的税收风险。较为常用的定性评估方法有小组讨论、专家咨询、问卷调查以及标杆评估等，这里重点介绍小组讨论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定性评估一般是用文字进行描述，对税务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评估结果一般有“不太可能”、“略有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几乎确定的”等情况。对税务风险可能产生影响的评估结果等级，可以按照税务风险的性质划分为“不重要”、“次要”、“中等”、“严重”、“很严重”。定性评估法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参与税务风险评估者的知识、判断能力、对潜在税务风险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企业生产经营流程的熟悉程度等。
1．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可以集合管理层、普通员工和行业税务专家的知识和经验。一般来说，小组讨论由税务风险管理员或财务部门负责人发起，针对某项业务所涉及的税务风险来组织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可以集中利用每个参与人员的知识和经验来评估潜在的税务风险。
2．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是一种定性评估的数据收集手段，是针对某一具体事项提出参与者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评估，确定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严重程度。问题取决于目的，在调查过程中，可以采用自由回答式或限制式的问题。将需要回答的问题打印在问卷上或编制成书面的问题表格，由调查对象进行填写，最后收回问卷，整理并进行评估，从而得出调查结论。按照调查对象，可以分为内部调查、外部调查，内部调查通常属于广泛的调查，需要收集企业内部所有相关人员对调查问题的反馈信息。外部调查则是针对特定目标的调查，调查对象可能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人，主要用于对特定的消费者、供应商或其他外部团体进行调查。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对税务风险进行定性评估，参照表3、表4，得出每一项需要进行定性分析评估税务风险的最终结论，并进行排序(如表5所示)，为制订此类税务风险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
(二)定量评估法
定量评估是指用数量方法描述税务风险发生可能性的高低以及造成损失程度的大小，大多数评估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定量评估中对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用概率来表示，而对造成损失程度的大小则用损失金额来衡量。一般来说，如果可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及数据来估计税务风险的可能性或造成的损失，并且具备成本效益性时，就可以采用定量评估的方法。定量评估通常具有更高的精确度，因此往往应用于比较和选择风险的活动中，也可作为定性评估的有效补充。用此种方法评估的税务风险通常是企业内部税务风险，包括交易与行为、财务核算产生的税务风险。比较常用的定量评估的方法主要有AHP层次评估法、税务风险指标法、计算机模拟(蒙特卡罗方法)、成本—效益评估法等。在进行税务风险定量评估时，首先要制订各种税务风险的度量单位以及度量模型，并通过测试确保定量评估模型的假设前提、数据来源、各项参数和评估程序的准确性、合理性。同时，要根据实际经营环境的变化，定期对定量评估模型的假设前提及参数进行修改和完善，并将实际效果与定量评估模型的估算结果进行比对，据此对有关模型进行调整和改进。本文以蒙特卡罗方法为例来说明如何进行定量评估。
蒙特卡罗方法是一种以概率和统计理论方法为基础的随机模拟数学方法，将所要求解的问题与一定的概率模型相联系，并利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统计抽样或模拟，以此求得问题的近似解。具体操作步骤如下:第一步，收集历史相关数据，分析需要进行量化评估的税务风险，确定税务风险变量，并明确度量单位。第二步，利用合适的建模方法，建立描述该税务风险变量变化的概率模型，并将标准化的数据代入模型，生成税务风险变量初步的概率分布结果。第三步，对税务风险变量初步的概率分布结果进行评估，并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同时进行修正。第四步，利用该模型进行税务风险评估。应用蒙特卡罗方法可以直接对每一个税务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进行处理，但是要求每一个税务风险因素必须是独立的。因此这种方法的计算量通常很大，需要借助计算机来完成。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说明该税务风险评估模型的应用。
[关键词]：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策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explained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social stability risk assessment for materi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jects , and also has been introduced something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on assessments processes. Then it has been put forward some appropriate sol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Material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projects；Risk evalu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接踵而来的是各种社会矛盾逐渐高发起来。目前的社会矛盾覆盖的领域广泛、涉及的门类众多，未来有进一步加剧的发展趋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较受关注的方面有征地补偿、移民安置、劳动就业、劳资纠纷、生态环境、分配不公等。从社会稳定风险定义出发，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时存在的对社会和群众生产与生活影响面大、持续时间长并容易导致较大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1]。
一般来说，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建设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都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地方政府对于投资项目产生的外部性应进行积极的引导，努力让其影响朝着正的外部性方向发展，在不损害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努力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尽量降低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从而避免发生。本文阐述了在实际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二、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评估现状及存在问题
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根源是决策机制的不够科学、不够完善而产生的，近年来，我国各地因重大项目建设导致的社会风险问题时有发生，如2004年330万千瓦的瀑布沟水电站因移民问题处理不善而导致的群体性械斗事件、2005年国华定州电厂灰场工程因征地补偿未达成一致意见而导致的恶性械斗袭击事件、2006-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未能广泛征求民意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四川省什邡市钼铜项目因群众担心环境污染引发的以及近期陆续出现各地群众由于担心PX项目的污染问题而导致该类项目陷入了“落地难”的困境[2]。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部署，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将陆续开展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评估工作。由于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及评估是一项新的业务，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共探讨：
1.部分项目的项目单位未委托有相应类别资质的单位编写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有些项目单位自己简单的编写了项目的社会稳定分析报告。由于站在立场不同，项目单位往往会隐瞒一些事实，努力避开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造成了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失实”，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埋下了社会风险隐患。
部分编制单位角色不清，在没有受到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委托的情况下，错误的将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编制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风险识别不够全面，有些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仅对环境风险及征地拆迁进行了识别，忽视了选址、土地利用、移民安置、施工组织管理等方面产生的风险。
风险调查方式过于单一。部分编制单位仅仅采取发放调查表的形式，并且调查对象过于单一，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没有调查清楚。此外，部分报告全盘引用环评报告中公众参与调查的内容，忽视了该调查仅仅是从环保的角度考虑项目是否可行，实际上是不够全面的，需要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编制单位进行其他风险因素的补充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
风险分析方法过于简单，有些报告仅仅定性的分析了可能产生的风险，没有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去分析社会稳定风险。部分风险分析报告措施过于宽泛，可实施程度不高。
部分风险分析报告没有给出风险分析结论，无法判断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后是否属于低风险，是否处于可控范围内，导致项目审批或核准无据可依。
风险评估报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评估单位缺少对项目的详细补充调查，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而影响风险评估的结论，另外一方面评估方法还存在着单一性，比如比较前沿的研究方法“逻辑框架分析、层次分析法”等在目前的评估报告鲜有见到。
三、完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的策略
根据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主要策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建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编制单位由有相应行业的工程咨询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完成，而不是有项目业主自身完成，这样更有利于体现工程咨询行业“独立、科学、公正”的原则，防止走过场。
关于风险识别，建议从规划选址、征地拆迁补偿、工程施工组织、生态环境、项目管理、经济社会、安全卫生等多方面进行风险识别。
风险调查应列出调查者的组成人群及名单、问卷的问题及调查结果统计，复核调查范围是否全面，是否调查了利益相关者特别是不利影响者的态度以及当地政府、专家和社会组织态度，应对调查结论进行全面分析，必要时召开座谈会和听证会。
风险估计应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风险措施应更加具体全面并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对于低风险的重大项目，根据分析出来的风险隐患、风险范围和可控程度，提出化解矛盾问题的对策措施、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 四、完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策略
1.建议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委托实施主体时优先考虑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单位，利用其丰富的项目前期工作经验把好项目的“稳评”关。
2.在完成评估报告之前应提供项目前置性文件，即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及环评等。项目的规划、土地、环评等手续如已完成的，其结论可以直接引用。
3.认真审阅由项目各编制单位完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认真审阅拟建项目前期审批相关文件（含规划选址、用地预审及环评等前置性文件），如有可能，地方发展改革委在制定社会风险评估细则时相应要求国土、住建、环保、卫生等相关部门在前置性文件审批过程中增加社会风险评价，以便于提前介入并提前掌控风险。
4.现场踏勘及补充调查、广泛征求、充分听取意见。评估主体根据审阅结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需要直接开展或要求项目单位开展补充民意调查，可通过公示、走访、座谈会、听证会，当面听取意见，客观真实反映广大群众意愿，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依据。
5.评估实施主体在广泛征求和准确掌握民意的基础上，应邀请委托单位、项目业主、相关专家（工程技术专家、项目施工组织专家、环保专家、维稳专家等）和各个职能部门代表（当地政府、规划、环保、国土等）参加会议，重点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估论证。对风险分析篇章的内容和程序、评估的方法、识别的风险、反映的意见、提出的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以及评判的等级等方面内容进行全面评估论证，核实其正确性和合理性，从而确定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处于高、中、低的哪个等级。
6.编制风险评估报告。评估主体根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篇章的修编稿，编制评估报告，提出社会稳定风险等级，上报项目委托单位，作为审批、核准项目的重要依据。对于无风险、有较小风险、有较大风险和有重大风险的评估结论，做出可实施、可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建议[2]。对于风险较小或者没有风险的事项，应提出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并将风险妥善控制在预测范围之内。
综上所述，完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工作的目的在于把大量的社会稳定风险化解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之前，变堵截为疏解，使各类矛盾化解在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内完成，进而从源头上减少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一、第一轮专家评估结果的对比
可能导致损失的风险因素很多，课题组在第一轮调查问卷中，共挑选了21个“关键风险因素”供专家评估，如表1所示。这些风险因素涉及到机构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中1.1、1.2、2.1是外部环境因素，其余主要是机构内部因素。
为便于专家评估，课题组将风险因素的危险程度分为5个等级，对应着5个分值，最高危险等级为5，意指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会带来严重的损失且波及范围较大”；其次为危险等级4，意指风险因素“负面影响比较显著”；危险等级3的含义是指风险因素“负面影响有限且一目了然”；危险等级2的含义是指风险因素“负面影响极为有限”；最低的风险等级为1，意指风险因素“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不需要特殊的保护措施”。每位被调查的专家需要分别给每个关键风险因素确定分值。
为便于比较分析，我们根据危险等级平均值（以下简称评估值）的高低，将被评估的风险因素分为四组，第一组为极严重风险因素，评估值在4.5以上：第二组为严重风险因素，评估值在4.0~4.5之间，第三组为较严重风险因素，评估值在3.5~4.0之间，第四组为中度风险，评估值在3.0~3.5之间。
中外专家的第一轮评估结果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如下方面：
1．专家们的评估结果表示电子文件风险客观存在。虽然本次调查问卷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专家个人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但由于评估者皆为电子文件管理方面的资深专家，故结果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电子文件风险的一般认识。中外专家给每个关键风险因素的评估值都在3以上，所有风险因素评估值的平均分为4，这说明课题组挑选的风险因素切实存在于电子文件管理之中，它们带给电子文件管理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确系关键风险因素。
表1 关键电子文件风险因素及其评估值
2．相对而言，国外专家的风险意识要高于国内专家。国外专家评定的危险等级超过4.5的极严重风险因素有4个，其中有2个风险因素的评估值为4.83，另外2个为4.6。国内专家评定的极严重风险因素只有2个，且评估值仅为4.5。这也许是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建设的时间长，电子文件管理不当的惨痛教训较多的缘故。
3．电子文件管理标准缺失（1.2）、系统功能缺陷（3.13）、未迁移（3.18）是双方共同认定的危险程度很高的风险因素。国外专家评估结果表示，“1.2主管部门没有出台电子文件真实、完整、可读的管理办法、管理标准”排名第一，评估值为4.83，系最严重的风险因素；“3.18在系统升级、变换时未迁移电子文件”排名第二，评估值为4.6，是极严重风险因素；“3.13电子文件管理系统没有完整捕获文件内容、结构或者背景信息的功能”排名第四，评估值为4.3，属严重风险因素。
国内专家对这三个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均为4.38，并列排名第二，属于严重风险因素。
双方专家给这三个因素的评估值都大于4.3，排名靠前。这三个因素都和电子文件管理方法的缺失有关。其中，管理标准为电子文件远离风险指明了关键的管理步骤和管理方法；而设计合理的电子文件管理系统则是满足电子文件管理需求的终极手段，①电子文件管理最终要依赖以软件系统为中心的综合性管理方法；②信息系统的频繁变迁给具有系统依赖性的电子文件的阅读输出造成极大的障碍，这是电子文件管理者需要面对的首要难题，迁移是应对该难题的一种解决办法。中外专家对这三个风险因素危险程度的共同认定，反映了对科学有效的电子文件管理方法的迫切需求，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4．国外专家对威胁电子文件可读性的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均高于国内专家。除了给3.18打了高分之外，国外专家对另外两个威胁电子文件可读性的因素的评估值也明显高于国内专家。这两个因素分别是“3.14没有规定文件的格式”和“3.19未保存生成电子文件的软硬件”。
5．国内专家对威胁电子文件完整性的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均高于国外专家
“3.16没有完善的备份措施”和“3.17文件管理过程中的元数据记录不全”是威胁电子文件完整性的风险因素。国内专家将最高评估值――4.5给了这两个因素。而国外专家的评估值并不高，分别为4和3.83。这种差别反映了中外文件管理工作对文件质量的不同追求。相比而言，我国更重视电子文件的完整，而国外更重视可读和可用。
6．国外专家对自然因素的评估值明显高于国内专家。在21个风险因素中，有两个风险因素是与自然因素直接相关，分别是“3.20没有文档保管场所安全保护措施”和“3.21没有针对本地易发天灾的防范措施”。国外专家对这两个风险因素危险等级的评估值分别为4.83和4.4，排名分别为第一和第三；而国内专家的评估值只有4.13和3.88，危险等级排名为第五和第七。
出现这种明显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9.11事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冲击。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倒塌，位于这座大楼中的许多公司，因为其所有业务数据被毁，无法继续业务活动，只得申请破产。世界著名的摩根―斯坦利银行的总部及其数据也毁于这次事件中，但是该银行采用了数据备份系统，在数英里外的新泽西州的蒂内克保留着备份数据，在重新安装好硬件系统后，第三天就恢复了营业。③
国内专家给自然因素打低分的理由是，虽然火灾、洪水、地震等自然环境风险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毁灭性的，但是发生的概率比较低，而且风险应对方法比较简单，比较容易防范。根据以往历史记录，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损失不是很突出。
7．国内专家对法律、体制和资金因素的评估值远远高于国外专家。在所有风险因素中，中外专家对“1.1政府电子文件作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普遍认同”的评估值差别最大。国外专家的评估值仅为3，排名最后；而国内专家的评估值高达4.13。对电子文件实行科学管理的前提就是承认电子文件作为正式文件的法律地位，即电子文件是电子的真实记录，是政府行使职能合法、有效的凭证，是政府记忆得以延续的手段。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尽管《电子签名法》颁布，但是现实世界中电子文件的凭证效力仍然备受怀疑，绝大多数单位采用了双套制、双轨制作为电子文件管理的解决方案，忽视电子文件的全程管理与长久保存。而没有单轨制的政府电子文件管理，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电子政务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将双套制、双轨制作为电子文件管理的解决之道，所有的研究与探索都以电子证据的长久保存与资源共享为目标。国内外评估值的差异恰好反映了我国在电子政务建设尚不够深入。
与体制相关的因素有三个，分别是“2.1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3.1机构领导很不重视”和“3.3机构内各有关部门、人员文件管理的职责不明确”。国外专家的评估值为3.5、4、3.83，危险程度不高；国内专家的评估值则为4、4.25和4.25，都属于严重风险因素。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文档管理的宏观体制以及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相对完善。不过，从评估值来看，国外专家也较为认同领导重视的重要性。
无论是开发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配置计算机硬件和网络设施、购买存储载体，还是系统的维护和更新换代都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外专家对资金因素（3.2）危险等级的判断也截然不同，国内专家的评估值为4.13，国外专家的评估值仅为3.5。
可见法律、体制、资金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风险因素。
8．国外专家对业务人员责任心缺失这一风险因素的评估值高于国内专家。中外专家在“3.4业务人员缺乏责任心”评估值差异也极为明显，分别为3.38和4.6，分别被判断为“中度风险因素”和“极严重风险因素”，仅次于法律风险的评估差异。也许在法制传统比较悠久、制度规范相对健全的环境中，人员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便会凸现。
二、第二轮专家评估结果的分析
第一轮调查之后，课题组仔细研究了专家们的评估结果和研究建议，调整了调查问卷的结构，将风险因素按照发生的层面不同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新增了5个分布在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因素；在个别问题的描述上也略有改动。
为使本文主题集中，我们仍然以原始的21风险因素作为比较对象。在本轮评估中，大多风险因素的评估值有了变化，不过变化幅度并不是太大，未出现颠覆性的意见，上一轮评估结果中显示的中外差异仍然存在。由此可见，由于管理体制、信息化水平、观念等方面的差别，我国的电子文件风险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纵向比较，国内专家第二轮评估结果显示：
1．就总体而言，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增高。无论是最高值、最低值，还是平均值，第二轮专家评估值都高于第一轮。这说明专家们对电子文件风险的认同度增加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变化肯定了电子文件风险研究的意义和必要性。
2．电子文件管理标准缺失（1.2）的评估值升至第一。“1.2主管部门没有出台电子文件真实、完整、可读的管理办法、管理标准”由第一轮中的第二攀升到了榜首，评估值增加了0.37，是评估值增幅最大的两个风险因素之一（另一个是3.4），这再次说明该问题的重要性。随着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电子文件管理标准的纷纷出台和推广应用，相比而言，我国在标准制定与贯彻方面的缺陷愈发令人心焦。
3．法律、体制等软性风险因素的评估值继续走高。法律风险因素1.1，体制风险因素2.1、3.1、3.3在本轮调查中的评估值高于第一轮。其中“3.1机构领导很不重视”更是以4.5的得分由“严重风险因素”晋升为“极严重风险因素”。
4．资金、技术等硬性风险因素的评估值普遍降低。在整体评估值增长的前提下，资金、技术等硬性风险因素的评估值却呈现下降的趋势。除了“3.16没有完善的备份措施”、“3.18在系统升级、变换时未迁移电子文件”这两个技术因素之外，资金因素3.2及技术因素“3.9未采用严格的用户身份认证技术”、“3.10未定义各类用户的存取权限或定义不当”、“3.12未采用有效的病毒实时监视软件”、“3.17文件管理过程中的元数据记录不全”的评估值均低于第一轮的评估结果，3.3、3.10、3.12更是由“严重风险因素”降级为“较严重风险因素”。
5．自然风险和保管场所风险的评估值有所增长。自然风险和保管场所风险直接针对的是文件的物质实体，带来的危害可能是毁灭性的。因此，第二轮调查结果显示风险因素3.20和3.21的评估值都有所增长。
6．“人本”意识有所增强。“3.4业务人员责任心不强”是在法律风险因素2.3之外评估值增幅最大的另一风险因素，由“中度风险因素”跻身于“较严重风险因素”，人员主观能动性的重要程度在本轮调查中有所提升。
三、对评估结果的综合分析
中外专家评估结果的异同反映了信息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在电子文件风险认识上的异同，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工作发展方向的确定提供了依据。通过本次专家的评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电子文件风险管理是电子文件管理的必要组成。专家评估的结果表明，电子文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被评估的风险因素中，超过一半的风险因素的危险级别都高于4，负面影响比较显著。当今社会，危机管理、风险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管理的常态性工作。将风险管理方法引入电子文件管理领域，是电子文件管理的客观要求，也是电子政务建设的必要内容。
2．电子文件风险来自多个方面，必须构筑起全方位的应对体系。为中外专家所承认的关键风险因素多种多样。无论是极严重、严重、较严重还是中度风险因素，都有来自多个层次、多个领域的风险因素。为了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提高管理质量，必须构筑起全方位的应对体系，关系到政府机关、主管部门、研究团体、软件提供商等多种机构，文件生成、处理、管理、利用的各类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保管场所、信息基础设施、文件管理业务、系统设计、规范体系、人员素质和观念等多个方面。
3．克服法律、体制、标准方面的障碍，是我国应对电子文件风险之路上的当务之急。电子管理标准是中外专家公认的极严重风险因素。但同时，中外专家对于体制、法律风险因素的评估却截然不同，中方的评估值远远高于外方，而且在得知国外专家评价结果的情况下，在第二轮评估非但没有降低评估值，反而加大了分值。这个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电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社会条件。
随着电子政务建设的推进，发达国家纷纷建立电子文件管理标准，并凭借着其坚实的法治传统，通过软件的标准认证、标准咨询服务等手段推动电子文件管理工作。而同样的路径在我国未见得能够起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我国法治化、规范化管理基础较为单薄，而法律、体制的障碍不除，即便标准得以制定，由于欠缺制度上的保障，标准的贯彻实施过程必定充满艰辛。因此，法律、体制、标准的完善必须齐头并进。在某种意义上，法律的健全、体制的完善更为重要。
注释：
① 赵屹，陈晓晖.电子文件管理的终极解决之道.档案学通讯，2002（2）
② 于丽娟.电子文件管理软件设计评价标准――DOD5015.2-STD.档案学通讯，2003（3）
[关键词] 乳腺癌;社区;Gail风险评估模型
[中图分类号] R65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721(2009)07(b)-040-02
2007年全球大约46.5万名妇女死于乳腺癌,另有130万乳腺癌新发病例,发病率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1]。2008年我国卫生部公布统计数据表明,乳腺癌已跃居女性恶性肿瘤的首位,死亡率及其构成在过去30年上升了96%,成为对女性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2]。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可有效地降低乳腺癌对妇女健康的威胁。然而,受制于医疗资源和临床医学能力,女性乳腺癌的筛查尚无法大面积普及。因此,发展快速、简单、有效的乳腺癌风险筛查工具成为社区乳腺癌预防的重点。本文旨在评价Gail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应用于我国女性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选自2003年1月～2008年12月,因乳腺疾患或健康检查在我院进行乳腺彩超或钼靶X线片检查,并经病理诊断证实为乳腺癌的患者,年龄40～75岁共103例患者,平均(52.3±6.8)岁。对照组则选自经乳腺彩超或钼靶X线片检查正常的健康体检女性,年龄40～75岁共317例。两组间的年龄结构、经济状况,职业与文化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调查方法及内容
对所有前来进行乳腺彩超或钼靶X线摄片的患者及体检者,按统一的“调查表”对其进行一对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年龄、乳腺疾病史、家族史、初潮年龄、初产年龄、乳腺活检、种族等因素,其中年龄、乳腺活检为调查对象5年前情况。
1.3 Gail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3]
模型由NCI与BSABP共同设计论证(根据280 000样本人群的随访研究所确立),为NCCN乳腺癌防治策略采用[4]。模型由7个评估因子共9个条目组成,因子内容[5]包括:年龄、乳腺疾病史、家族史、初潮年龄、初产年龄、乳腺活检情况、种族。Gail模型可评估个人5年内及终生的乳腺癌发病风险,认为5年内发病风险≥1.67%则为高风险。
1.4 统计分析
将调查资料输入电脑进行Gail乳腺癌风险模型回顾性评估,应用诊断试验的方法进行Gail乳腺癌风险模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2 结果
根据调查对象5年前回顾调查资料,103例乳腺癌患者及317例正常对照组,经Gail乳腺癌风险模型评估后分别有98例及20例为乳腺癌发病高风险。通过对表1资料进行Gail模型应用的诊断试验评价,可见模型应用于风险评估的灵敏度为0.951(0.910～0.993),特异度为0.937(0.910～0.964),且阳性预测值达到0.831。
3 讨论
Gail乳腺癌评估模型是现在临床医师最常用的、标准的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式,是评估患乳腺癌风险的较有效的工具,它主要是基于非可塑性患乳腺癌的风险因素[6]。研究小组使用了1996～2003年美国各地检查过X线照相术的100多万妇女的临床数据评价模型的准确性。研究结果表明,这个模型在风险因素族群中的预测相当的精确。经过5年的后续观察,患乳腺癌的实测比率为1.40%(629 229例妇女中有8 784例乳腺癌),而通过模型预测的比率为1.41%[7]。
我国的妇女保健体系的资源和临床医学能力有限,社区女性乳腺癌的筛查尚无法大面积普及,难于做到社区女性的乳腺癌防治管理。本研究表明,Gail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对深圳宝安区女性乳腺癌高风险人群预测敏感性与特异性均较高,可作为本地区筛查发现社区乳腺癌高风险人群的标准之一。基层医师可以用它(Gail评估模型)来估算1名女子的5年内患乳腺癌的风险,从而有针对性地对重点人群(乳腺癌高风险女性:一般认为5年发病风险≥1.67%)进行干预,以降低乳腺癌发病风险。在社区干预模式中,Gail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是一种简便、快速、有效的筛查评估工具,并能帮助社区妇女更好地了解患乳腺癌发病风险[4]。
该模型在年轻妇女(40～44岁)及亚洲和拉美裔妇女的群体中乳腺癌发病率的预测上略有估计不足[7-9]。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调查资料,难免存在回忆偏倚,因此评估Gail乳腺癌风险评估模型大范围的推广应用,还有待于立足于社区人群的前瞻性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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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立慧,朱丽萍,武静.女性激素与乳腺癌[J].中国现代医生,2007,45(8):64.
Key words： Value Engineering；venture capital；cost effectiveness
中图分类号：F224；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8-0024-02
0 引言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形式，主要工作是对经过筛选后的项目标的（通常是一家实体企业）进行注资参股，并在未来通过合适的方式退出获利。对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来说，会在数年的投资行为后，管理一个项目池，项目池的净收益即为所有项目在未来退出后所带来的收益，减去所有项目运作过程发生的成本。
在风险投资运作过程中，项目收益和项目成本是两个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项目收益取决于风险投资公司对项目评估的评估体系、专业能力、市场运气；项目成本则取决于项目运作中的实施流程、调查方法等。学术界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未来预期收益为导向的项目评估指标体系的分类和评价，忽略了项目评估所实现的功能与投入成本间存在一种可优化的价值关系，适用于价值工程理论的分析范畴。本文旨在应用价值工程探讨风险投资项目评估中的成本控制问题，即在满足必要评估功能的前提下，制定成本优化的项目评估流程。
1 价值工程理论
价值工程是指以最低的总成本（寿命周期成本），在可靠实现产品或作业的必要功能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工作提高产品或作业的价值的科学手段。价值工程中的“价值”是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功能与取得该项功能所需的成本之比，这种关系可以用公式V=F/C表达，其中V-价值，F-功能，C-成本。
价值工程的核心是功能分析，通过功能分析甄别必要和冗余的功能，并通过成本优化，提升研究对象的价值。价值工程的基本工作流程包括对象选择、情报收集、功能分析与功能评价、方案创造、方案实施等。
2 价值工程在风险投资项目评估中的应用
价值工程的主要工作步骤包括功能分析与功能评价、方案改善创新、方案评价及结论。现以国内一家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的项目运营数据为基础，引入价值工程方法对该机构项目评估流程进行分析，并在满足现有功能需求的情况下提出成本优化方案。
2.1 项目评估概况
风险投资的项目评估指对目标企业进行的全方位调查分析，包括行业调查、业务审查、团队调查、财务调查、法律调查五个功能。
2.2 功能分析和功能评价
由五位风险投资领域的业内专家，按常用的“0-4评分法”对五个功能的重要性进行评分、汇总计算，确定功能重要性系数。功能重要性评分方法见表1，功能重要性系数Fi（F1-F5）计算结果见表2。
风险投资的项目评估分为六个业务环节，分别是资料收集、外围走访、进驻项目企业调查、专家智囊评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合规。现以国内一家知名风险投资公司的项目运营数据为基础，提取4个项目评估流程作为样本。每个评估样本在六个业务环节中均增加了成本，将增加的成本分摊到F1-F5五个功能单元。计算每个功能单元分摊的成本汇总，并以此计算功能成本系数Ci（C1-C5）。如表3所示。
根据以上功能重要性系数和功能成本系数，计算功能价值系数Vi=Fi/Ci。如表4。
价值工程的重点改进对象是功能价值系数小于1的功能单元。如表中所示，F1-F3的价值系数均略大于1，表明功能价值略高；F5的价值系数约等于1，表明目前其功能成本与功能重要性基本匹配。F4的价值系数小于1，且偏离较大，表明其功能偏低或成本偏高，因此提高F4的功能或降低其成本是价值工程的改进方向。
2.3 方案改善
根据上一阶段的功能评价，我们确定从财务调查这个方面来对这家国内风险投资公司的项目评估进行成本优化。
按照成熟风险投资机构运作的行规，财务调查主要是外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审慎调查。然而由于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时间长、风控保守，在国内竞争激烈的风险投资市场容易错失良机，部分国内风险投资机构在实际操作中也采用自建财务调查团队，而非外聘第三方机构的模式。
对于这家国内风险投资公司，我们建议自建财务调查团队。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外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成本，需要增加团队建设费用、业务实施费用。在每个项目上需要2名财务尽调人员，负责整理财务报表及分录、查阅明细账、纳税资料、资产盘点、重要合同等，并形成报告。
分析自建财务调查团队为单个项目带来的成本变化。该风司可长期聘用2名专业财务人员，按照一般薪资标准每年共增加工资支出20万元；另一方面，该风司一般年份需要进行财务调查的项目数为月均1-2个，取其平均值，按照每年18个需实施项目计算，平均每个项目的自建财务人员支出为1.11万元。业务实施费用方面，财务调查一般历时3-5天，按照该风司每人每天1000元的出差费用标准，取天数平均值，2个人员的4天调查差旅费用合计0.8万元。因此，实施每个项目时，若自建团队将增加1.91万元成本。而与此同时，可省去外聘第三方审计机构所需为每个项目支付的5万元财务调查费。
故得到的结论是：自建财务调查团队时，每个项目上将节省3.09万元。
2.4 方案实施与效果
该国内风险投资公司根据选定的改进方案，取消了外聘的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改为长期聘用两名全职财务人员，并根据其熟练程度调整业务量。在该风险投资公司过去一年进驻企业方评估的22个项目中，仅财务调查一项支出就累计节省70多万元。
3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