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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文环境 科学技术发展 新李约瑟命题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humane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as an engine to push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in different time on their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ality， if we want to achiev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e must innovate humane environment factors constantly through the art and humanities， cultural traditions， ethics and value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any other complex， so as to ele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e environment to the key position.
Key words humane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ew Needham Thesis
1 “新李约瑟命题”带来的深思
被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伯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谜团，是由英国皇家学会（FRS）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 Civilization of China）中提出：“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们完全一样，那么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扯力、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它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古代中国为人类科技发展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近代科学成长发展于欧洲文明。
在2007年的伦敦DEMOS会议上，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重提李约瑟难题，继而抛出第二个问题：“当前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有无可能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这一“新李约瑟命题”比 “李约瑟难题”更难回答，即一是要对中国的科技现状进行分析，二是要对科技革命进行预测。要准确判断中国既成的科技现状并进而预测科技发展的趋势，首先应分析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即包括由科学技术规律所决定的内在因素和非科学技术规律所制约的外在因素。
2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因素
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外在因素中，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文环境对科学技术产生的影响虽然不及政治、经济因素极具速效且显见，但是对科学技术长期的潜在的推动力和制约力难以估量，是巨大且意义深远的。
2.1 人文环境的界定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在自然与历史的演进中，随着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哲学、文学、艺术等为代表）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交融下而形成的长期、自然、平等、宽松的环境。
2.1.1 人文学科的建立
以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内容的人文学科是人文环境的思想基础，它对社会和文化艺术中伦理、道德、审美、艺术、哲学、意识形态的研究可谓新学科诞生的酵母，不仅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孕育提供创意的温床，更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各种思想障碍，提供思想武器。
2.1.2 地域性文化传统
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最终积淀下来的是带有显著地域性的观念形态，代表着该地区人们的人格性情、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精神风貌等等。地域性文化传统通过三个渐进的方式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是，直接地以传统文化内生的逻辑模式阐释客观世界。这使得以两极矛盾同一体系下看待世界的东方文化重整体、重演化，而以结构量化的理性来看待世界的西方文化重结构、重抽象；二是，以世界观衍生的思维模式探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理论体系建立在逻辑思维的构架之上，而思维模式包含于世界观之中，这导致崇尚经验的东方文化演进出直观、综合性强的思维模式，崇尚理性的西方文化促成了发达的逻辑演算能力；三是，间接地潜移默化科技工作者的价值观和精神态度进而作用于科学技术的研发过程。深植在科技工作者内心的价值观决定着他们的志趣和追求，不仅左右工作时的事业观、道德观、功利观，更反映在个人对待科技工作时的内在精神。历史已表明，古代中国对仕途的追求和对民间“奇技巧”的嗤之以鼻极大地扼制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间接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科技史上的没落，而欧洲文艺复兴后，西方对怀疑精神、冒险精神、求实精神的极大阐扬则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孕育。
2.1.3 价值观念
从被动认识到主观意向，从内在决策到实践行动，价值观念作为转化的中介桥梁，是个人或群体关于客体相对主体需要是否具有意义的认识和判断，具体表现为好与坏、对与错、提倡与反对等等。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的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在国家的科技政策之中，科技政策所制定的目标和方向正确，可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反之，则停滞或倒退。日本提出的从“贸易立国”、“科技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的科技政策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正是宏观导向的积极例证；微观的导向作用则反映在个人和群体的价值观中，提倡科技的同时正视科技的负面效应，才可能营造推动科技良性发展的人文环境。
2.1.4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
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包涵哲学素养、艺术素养、历史素养、法律素养等等。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表现为：通过影响科技工作者的世界观进而影响科技工作者的思维方式，使科技工作者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同的态度和精神，最终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科技工作者哲学素养的高低程度直接决定科技工作者个人的思维方式，不仅使科技工作者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活跃的思维和更多元的角度，而且有助于陶冶情操、磨练意志，使得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的道路上锲而不舍地追求，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甚至可以激发科技工作者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而决定其创造性能力的高低。因此，人文素养的微妙差别往往指向的是迥异的科学发展轨迹，甚至于引起科学技术的变革。
2.2 “汤浅现象”中的人文环境因素由图1可看出：科学中心转移的时序依次为：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30-1920），美国（1920-至今），这表明：当某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产生的重要科技成果超过全世界总量的25%，就可认定该国家是当时世界科技活动的中心，这一持续时期被称为科学兴隆期，平均长达80年。
“汤浅现象”中阐述的科学中心转移过程有很强的突变性，原因涉及社会大系统中诸多因素的作用和耦合，其中文化的震荡以及由文化的震荡所带来的文化张力是促进科学技术变革和高速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在平衡或超稳态特征的人文环境中，科学的发展也相应地平稳但发展步伐却极为缓慢。只有当人文环境表现出某种动态特征，即文化体系和结构产生大幅度激荡，新旧环境相互碰撞并与产生的文化张力相耦合，才会导致科学技术的革命式跃进，形成并发展一种孕育在新型人文环境下的科学技术。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在文艺复兴运动后成为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它主张平等人权、思想自由，并且这种文化的激荡最终引发哲学认识领域内的文化张力，突出体现在科技工作者重识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科学的互动关系上。
3 人文环境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引擎
纵观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结合“李约瑟难题”和“汤浅现象”所揭示的共性，可以看到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其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人文环境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当所处时代的人文环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阻力时，文化的激荡将直接导致对旧有环境模式的突破，这种突破带来的直接后果将为科学技术活动注入全新的精神和思想动力，进而引发科学技术创新活跃时代的到来。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实现科技事业的腾飞，必须不断地通过变革文化中的阻碍成分引发文化张力来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强大推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环境的革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科学技术渗透到人文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改变着社会文化结构，促使形成新的人文环境；反之，人文环境的新旧变革又会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孕育和发展。
4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史的发展表明，科学技术从未脱离过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影响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各要素在其领域内营造着有效、和谐的氛围，合力开辟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
4.1 人文环境的发展趋势
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有赖于包括哲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教育学等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繁盛，有赖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有赖于科技工作者的人文素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综合提升。如商品中知识含量特别是人文含量的增加、技术中高技术与高文化的联姻，企业中具有创新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复合型人才的招聘，文化产业中人文资源的开发和应用等等，普遍反映着现代社会中明显的人文特征，即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化。人文环境一改往日的辅、被动性角色，从潜在力量积极转化为主导力量，使得当代的科技发展中不仅有科学和技术的向度，而且有知识和人文的倾向，人文资源将毋庸置疑成为更具高价值、更具创造力、更具战略性的可开发资源。
4.2 未来科技革命的趋势
“汤浅现象”曾以平均80年的科学兴隆期来预言美国的科技中心地位将终止于2008年，贝尔纳曾预言苏联将会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科技中心。现实表明，美国仍然处在尖端科学技术的前列并领导着全球的科技发展方向，而继承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其政治经济秩序方面远未达到稳定阶段，更不用提何时能成为全球科技的中心。审视现状，现代科技所创造出来的科技成果比以往任何时期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但同时也得出一项结论：研究近代科学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已经不适用于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格局一体化的今天，仅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主导世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科学技术活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霸世界科学技术的舞台。所以，具有当今时代特征的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若借用国际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思想，则未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与政治趋势互相影响，将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
综上所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面下解决科学技术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一问题，有效地营造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环境是关键。如前所述，中国在近代没有保持住科技的优势并孕育出近代科学，究其原因，人文环境的不协调所导致的观念和文化的滞后、学科设立的缺陷、科技工作者素养和能力的落后以及科技体制的制约等等都是问题的症结。如同“李约瑟难题”是后人对中国科技史的反思，“新李约瑟命题”不可以再度覆辙，中国必须严肃对待自身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在经历了6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要引领下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是存在的，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只谈科技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是不够的，必须考虑人文的因素，将良好人文环境的营造摆在首位，以思想观念的创新、制度体系的创新、学科建设的创新、教育体制的创新、人文素养的创新、战略政策的创新等等为科学技术的前进提供多层次强有力的保证，并且将人文因素融入各个领域统筹看待，把构建人文社会环境的重要性提升至事关成败的关键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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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所对应的是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必修3的第7专题（以下简称本专题）。根据课标①所规定，本模块和本专题都包括史实和史识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就本单元而言，史实层面的学习目标是了解近代科技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史识层面的学习目标是要理解和认识“经典物理学对自然科学的意义”，“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意义”，“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说明科学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显然，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进展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相关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近代科技史作为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既要理清与历史学科背景差异较大的科技发展史脉络，又要把握科技与社会、人文的内在关系，有机呈现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确实不易把握。从抽到本单元参赛选手的现场表现看，基本都能思路清晰地处理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科技发展历程，但大部分选手基本忽略了史识层面的目标，即近代科学技术史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物理学重大进展》一课只讲授人类物理学知识的进展，多反复强调“经典力学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或“经典力学开创了实验的研究方法”，几乎没有选手去追问“近代科学为何首先以经典力学为突破？”或“实验何以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分水岭。”结果是同学们只能“知道”而非“认识”经典力学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探索生命起源奥秘》一课的教学则集中在从解剖学到细胞学，再到进化论等生命科学知识演进上，几乎无人概括科学与宗教在解释生命起源或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课是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最直接的一课，但绝大多选手对本课的处理与历史（Ⅱ）中的“工业革命”无异。另有不少选手可能是出于对历史课堂人文性的追求和体现，在探索生命起源奥秘的教学中花了很多时间去介绍和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个别选手在课堂上全方位地介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于这些内容对于选手们和“学生们”都非常陌生，使教与学的活动难以在“历史”的层面展开，而脱离了作为历史课程的课堂要求。
显然，学习科学技术史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发展脉络的层面，课标所规定的教学目标难以达成;完全脱离课标和学情，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同样有失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将教学立意狭窄地集中于自然科学发展上。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将科技史置于广阔的文化史视阈中，全面理解和把握科技与人文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切合课标、适合学情、紧扣教材的文化史视点，将对近代科技史的深刻认识体现在教学立意中，并以此统领教学设计，当可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从课标对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历程的规定看，如前所述，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从教材内容的选取和设计来看，它包含着从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从发现以求知到发明以致用的演进过程;从科学发展自身的特点来看，科学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发展依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需要社会人文因素的参与;反之，社会人文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只有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历程置于纵向的历史文化传统、横向的特定社会人文背景，以及深层的科学家的理想、信念、意志、兴趣、激情等文化史视阈中，才能深切理解、合理解释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历程，才能使科技史课堂彰显历史学科的价值与魅力。
纵向把握西方传统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关联。
包括科学技术史在内的人类历史都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人的思想、人的价值、人的行动甚至人的情感，都是文化的产物”。①可见，文化既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成果，也是人的创造活动本身。进而，以往的文化传统影响并制约着以后历史中人的创造活动与创造成果，科学技术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必然受到古代科学、思想意识的影响。“《天体运行论》扉页的左页印有柏拉图的名言‘不懂几何者莫入’”;②解剖学创始人维萨留所说“人是艺术品，上帝就是艺术家……男人和女人都体现了艺术家的设计思想……提示设计者的思想和意图就是解剖学家的使命”，③是古代思想意识对近代科学影响的最生动注脚。
横向把握近代西方社会人文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联。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内容的统一系统，或者说是由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与社会关系的方面、人自身精神与肉体的方面，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按其内容的侧重分别属于这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处于核心的地位。④基于这种观点和方法，文化史的研究不是依据个别的、零散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理为彼此关联的诸要素，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建立一个自身完备的结构总体。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但同时它又始终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同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发现自然、描述自然和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和产物。“如果有望远镜，托勒密不会创立日心说”，①“技术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物化方式”，②都是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因素之关系的形象注脚。
深入把握重要科学家个人的思想意志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群有思想的人干的事”，③科技史尤其如此，科学离不开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离不开敢于怀疑、勇于批判的真知灼见。要理解科学技术史，不仅要关注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本身，还要透视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背后的“思想”。马克思强调，“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他在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造金属的可能性”;另一些科学家强调，“发明是一回事，会不会经营发明是另一会事”，都是有力的证明。
当我们将近代科学技术史置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文化史视阈中，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看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为达成课标所规定的基本教学目标、体现历史科学魅力与价值，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毕竟，历史课堂不是历史研究的翻版，教师的理解更不能代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教学设计不必也不可能是鸿篇巨制的理论专著。在深入理解科学技术史背后的“思想文化”之后，需要找到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合理的相关教学立意，以统领教学设计。
找寻合适文化史视点的有效路径，就是在宽广的文化史视阈下，将上述研究和学习科技史的三维视角聚集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据课标要求，本单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必须是，也只能是“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进展与人类进步的关系问题”，由此，本单元的教学立意即可确定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对话的重要桥梁，它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是在对未知真理不断探究精神的支持下、在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文化因素交互作用下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对自然、社会乃至科学技术本身的态度。
明确了本单元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后，具体到每课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第11课《物理学的重大进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思想解放、物质条件等与物理学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将课标中要求的“认识经典物理学对于理论科学的意义”聚焦在研究手段的转型上，实验较之数学与逻辑的方式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客观真理，更符合科学求真求实的精神，它对于追求真理而言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论科学的基石。将课标要求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意义”聚焦在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上，如果说用简单法则或机械运动解释世界的经典力学给社会带来理性和规则，那么微观世界运动形式的复杂和无规律则带给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物理学的进展就是这样与社会、人文交互作用。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对客观真理探究的冲动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数学、逻辑都曾是西方历史上探究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手段与方式。文艺复兴后对客观真理的探究进入崭新阶段，近代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相继诞生的同时奠定了理论科学最本质的特征――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本课以近代物理学对客观真理的探究历程为线索，了解近代以来物理学在客观真理探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受社会、人文因素与物理学进展的相互作用，深入理解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论的深层意义。
第12课《探索生命起源之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如何将生物学从服务信仰推向排除上帝”，即将课标明确要求的“概括宗教与科学在人类起源上的根本分歧”，聚焦在达尔文进化论诞生的过程之中，既让同学们理解科学曾服务于宗教，宗教也曾借助自己的力量使科学得到发展，又让同学们明白宗教和科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如此，既达成课标所要求的基本目标，又不必过于复杂地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生命起源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亘古之谜。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万流归宗的地位，使神创万物成为普遍信仰。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先进工具的出现，在人们试图用新工具和新方法进一步理解神创万物的过程中，生理学、细胞学、进化论先后诞生并不断完善，直到将神从生命起源中的主角位置上排除。本课将以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为线索，考察生命奥秘的探索历程，理解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第13课《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社会化背后的推动力”。科学技术社会化，是科技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的前提，要达成课标所规定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必须聚焦于科学技术社会化及其背景的推动力上。近代以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对提高生产效率的追求，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社会化，直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反之，科技社会化又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先进的研究设备、更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如此，既能实现课标的要求，又不至于讲成又一堂“工业革命”。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科学技术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对话的历史。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把科技成果普及到社会中服务于生产生活、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体现了科学技术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程度加深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本课以科技社会化为线索，让同学们感受科技社会化过程中科学家们的执著与追求，认识科技成果社会化背后的真正推动力。
简言之，近代科学技术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不易把握的难点。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从史实层面了解近代科技史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和重要人物，又要从史识层面把握科技进步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为此，教师必须加强史学理论学习，提高史学修养，以宽广的文化史视阈把握教学层次，以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教学立意，进而，使近代科技史教学成为中学生拓展人文视野、训练史学思维的园地。
一、包装设计的发展史
包装设计的发展史，经历了自然包装、原始包装的萌芽、古代包装、近代包装和现代包装5个阶段。
1.自然包装
在我们人类出现之前，自然包装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天体本身就是一个完美的包装体，是为了在宇宙中保持相互的平衡而形成的；另外还有动物的皮毛都是对自身进行的保护。
2.原始包装萌芽阶段（产品的包裹阶段）
这是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这一时期还没有可应用的技术对动物、植物的某一部分进行加工，如用兽皮、贝壳、植物叶、果壳等物品来转移或盛装食物和饮水，这些虽然还称不上是真正的包装，但是从包装的某种含义来讲，可以说是包装状态的萌芽阶段了。
3.古代包装
这一阶段历经了人类原始社会后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过程。人类已经开始以多种材料制作，作为商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中也包括包装器物。这段时期在包装材料、技术和造型上都有所发展。
4.近代包装阶段
这一阶段相当于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由于工业化的出现，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了实现大量的商品包装发展形成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本阶段的包装材料、容器、技术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开始了近代包装标志的应用，如酒瓶上开始贴挂标签，医药行业中有毒的物品包装要求带有便于识别的印刷标签等。包装机械也开始发展起来。
5.现代包装阶段
具体的说现代包装是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包装的发展也进入了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新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包装设计层出不穷；包装印刷技术和测试也有所进展；包装机械呈现出多样化和自动化；包装设计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从上述5个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包装设计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每个阶段中，包装设计都体现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生活、科学、文化、经济的变化与发展。这些都能够体现，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有着某种内在不可分割并且互相影响的关系。
二、从包装设计的发展史来看科学技术与包装设计的关系
从包装设计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不但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包装设计发展的动力，也表现在包装设计的某些需求也要求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1.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包装设计发展的动力
包装设计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其依赖于产品生产制造的技术及所需的新兴材料的应用，这都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科学技术是推动包装设计行业前进的动力，要想做出令人满意的包装效果，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一系列产品进行充分运用，从而达到满意的设计效果。在电脑及其生产机械出现之前，包装最初是为了保护产品，便于携带和储存等进行设计，青铜、彩陶等可以说是最早的包装形式，那个时期的包装特点是利用各种天然材料，就地取材，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所致。这一时期都采用纯手工制作，无论是产出包装型状——陶罐，还是在包装型状上面绘制图案即当时采用手绘，都是纯手工制作。而后来出现了电脑和生产机械设备，使得包装变得更容易出现想要表达的效果，我们可以在电脑上绘制精美图案，利用生产机器设备，流水线式的一气呵成。这无疑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包装设计提供了便利和更能充分发挥的舞台，所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装设计向前发展的动力。
2.包装设计也带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
为了更好的满足包装设计的需求，包装设计也促使着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例如，在近代包装阶段时期，一些发展较快的国家为了实现大量的商品包装需求，开始形成了机器生产包装产品的行业，对机器的开发和研制提出了要求，致使生产包装的机器通过科学技术研制出来，为包装设计大批量生产提供服务，所以包装设计从某种程度讲也支持着科技的创新。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高科技材料也不断的在市场上涌现出来，这也意味着，新的包装设计产品将具有更多元化的功能和形式。
三、从包装设计的发展史来看艺术是包装设计的基石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进化历程中，每一次科学的进步、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次社会的变革、每一次生产力的提高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进步、环境的变化，都对包装设计在起初进行设计构想时，对包装的功能和形态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及其促进作用。从包装的发展史中，能够清晰地看出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包装设计作为人类文明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了解它的发展与演变，对于我们今天进行设计工作，能够更好的与艺术相结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艺术主要是创造形象，借此来表达创造者的心智，激发人的情感，艺术主要反映的是人文情感。艺术想表达自身的想法，而不会去顾及其它方面的想法，比如不会顾及受众人群，只想反映自我的内心世界。与其相比，设计就有所不同，在一项设计中，其中心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出发，最先考虑人即受众者的感受。设计作为一种文化想象，它的变化与发展反映着时代的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涵盖了戏曲、影视、美术、建筑和音乐等的大艺术范围。在此，我们主要讨论艺术中的美术方面对包装设计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包装设计是要以艺术美学为基础，是从审美的角度认识设计、理解设计的一个窗口。包装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更易保护产品、方便携带、存储以及现今的想让人们产生购买欲望等，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但是要想表达出这一系列的想法，必须以艺术为基础。如包装的原始形态设计出了追求美感的容器，这一美感，就需要设计者有着深厚的艺术底蕴。目前市场上的包装设计层出不穷，一件好的包装设计，会使消费者看到就有购买的欲望，但有好的包装设计，也就有坏的包装设计，有让人们看到，不想去触摸是什么的产品包装，甚至想快点离开的想法，这就通过包装设计展现出了设计者的艺术文化底蕴的差异。所以说，艺术是包装设计的基石，我们只有打好这块基石，才能使我们做出来的包装设计稳固的向前发展。
四、当今包装设计与科学技术、艺术紧密相连
在提倡多元化的今天，包装设计在利用并体现高新技术、为人类提供良好功能的同时，还扮演着体现个性特色、民族传统、人文特点的多重角色。随着“知识营销”“形象营销”“文化营销”“全球营销”“品牌营销”“绿色营销”等理论的产生，现代包装设计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主要表现在品牌包装、文化包装、绿色包装的三种类型上。
简单的概括当今包装设计发展趋势的三种类型：文化包装，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东西。品牌包装，是对商标、名称、历史等，主要是体现企业或商家形象的一种包装类型。绿色包装，是由于人们对环境认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个人意识到保护环境，节约材料的重要性与绿色商业包装的重要性。
一、中西方哲学的差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是对自然、社会、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同时，哲学还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哲学是以准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流派。中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人道”，西方哲学强调“神道”
综观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神的概念始终没有成为一个重要范畴而列入中国哲学的范畴。中国的哲学始终围绕着对人的道德的教化而进行，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以人的道德伦理为发展轨迹的，所以可以说中国哲学是重人道而轻神道。而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上帝”或“神”的观念始终是同哲学的发展揉为一体的，神被认为是同人、自然一样的实在物，这便体现出物活论和泛神论倾向。
(二)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体验性，西方哲学强调思辨性
西方哲学除了辩证法之外，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不是很强，而中国哲学注重伦理政治、讲求实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中国哲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如我们的中医理论、武术、书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哲学通过从自我主体出发对自然、社会的探求，更包含了一种从物出发以求识物的思维方式。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超出“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没有超出内心体验的思维特点。他们谈论“体认”、“顿悟”，追求“诚明之知”和“湛然之知”，而且“藏识”、“禅定”等方法也充当了哲学家认识社会、体验人生的重要方法。
而西方哲学更加强调思辨性，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一直被认为是聪明的学问，哲人即是聪明人，是思辨的学问。如，西方的辩证法是康德根据我国的太极图中提取出来的，而中国哲学是来自于就没有西方哲学的思辨性。
(三)中国哲学更加强调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强调逻辑性
通过对中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哲学是一个“求善”的过程，侧重于伦理性;而西方哲学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侧重于逻辑性。中国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形成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中国进入到文明社会之后，中国的哲学发展成为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讨论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儒家学派“仁”的思想，还是道家学派追求的“清静无为”等都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以“求善”为宗旨的一个过程，以道德伦理为依托，来关注社会的发展。以人为中心，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
西方哲学的追求与中国哲学的的出发点和归宿则不同，西方哲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的探索，是一个“求真”的过程，更加强调逻辑性。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无论是早期对世界本原的“水本原说”、“火本原说”、“气本院说”，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以及后来的西方许多哲学思想家，都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探索。由此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在思维兴趣上，都是在揭示自然的本质，寻求自然界的真谛。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所以就出现了上面所提到的李约瑟难题，因此说，中国哲学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伦理、轻逻辑
哲学注重伦理本来不是一件坏事，可太注重伦理就会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看到其的弊端所在，比如：伦理控制窒碍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普遍主义、一元主义的形成;伦理控制只讲义务(下对上、卑对尊等)不讲权利，制约了人对自身权利的认知;伦理控制过分注重安的意义，缺乏对进步动力的深刻认识。这些弊端必然会对中国科学产生一定不利的影响。中国人的道德关爱天地万物，关心个人社会国家的命运，而且非常强调个人修身，因而在对技术活动的约束机制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以道驭术思想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被滥用与曲解。以道驭术的含义是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驾驭和制约，这里的科学技术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而“奇技巧”不在其中，“奇技巧”指的是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所以以道驭术思想并不是鄙薄科学技术，而是在近代被滥用，由于重重阻挠，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步履艰难，直接导致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缓慢。
(二)强调实用性
中国哲学强调实用性，这样就导致重经验描述而轻视分析，知识的水平常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中国哲学强调的实用性长期停留在经验形式上，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66-02
一、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概念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科学与技术各自都有相对确切的概念。现代所用“科学”一词，是近代日本学界初用于对译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欧洲语言中的相应词汇。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侠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本文所指是其侠义的自然科学。英文中的技术一词technology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对工艺、技能的论述。到20世纪初，技术的含义逐渐扩大，涉及工具、机器及其使用方法。伦理学，在古希腊，“ethos”一词最早见于《荷马史诗》，特指一群人所共居的地方，后来，词义扩大为一群人的性格、气质及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被认为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道德”一词被赋予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道德品质、道德境界和调整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二、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几种观点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一直以来被大家争论不休，但主要分为相关论、不相关论和等同论。相关论者又可分为伦理道德决定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下面我们就分别进行阐述。
（一）不相关论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区分开，他著有《物理学》是研究科学技术，他的《尼格马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自然，而后者研究对象是人。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彭家勒（1854-1912）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一个追求“真”，一个追求“善”，“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1711-1776）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1889-1951）、卡尔纳普（1891-1970）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中国的《易经》就有“形而下为之器，形而上者为之道”，把伦理道德所指的“道”和自然科学所指的“器”区分开来。他们太注重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区分，实质上是否定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本质联系。
（二）等同论
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前468-前420），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把美德作为知识的一部分，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是苏格拉底对人类科学技术史和伦理思想史的巨大贡献。但是，知识与道德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在没有揭示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的情况下“等同”对待，实际上等于忽视或取消了两者之间的差别，这一观点后来成为导致科学技术乐观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的思想渊薮。
（三）科学技术决定论
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崇尚自然科学，主张兼爱非攻、天志明鬼，《墨子》有“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主张人人平等，反对战争，天志既掌握自然规律，明鬼既继承前人的经验。在近代自然科学盛行一时的阶段，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从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哥白尼的地心说革命，伽利略确定了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方法，笛卡尔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他认为世界就像一个运转的大机器，上帝给了第一脚的推动力，于是世界便在三大定律作用下开始运转。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一些机械论者认为科学技术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科学技术的进步就能带动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显然这种观点太过于极端化，事实表明，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原子弹、克隆人等例证就能表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弊端。
（四）伦理道德决定论
中国的儒家思想一直把个人的伦理道德放在高于其他知识地位，《论语》就有“君子入则孝，出则悌，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问”，《中庸》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映了伦理道德才是最根本的前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现实社会只是理性社会的一个模版，理性社会的人都是追求最高的伦理道德――善，人类学习知识只不过是为了运用知识更加认识理性世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科学的威力不断增加的同时，科学的利用越来越不高尚，越来越粗野，而且越来越不道德”。他们甚至主张用“完全刹车”的办法，来阻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三、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政治、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而且带来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等观念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了伦理道德的完善，中国先秦的管子在其著书《管子》中说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只有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力的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的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才能更好的遵纪守法、知礼让礼。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和手段，为促进人们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害关系，对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形成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体而言，从最终决定意义上来说是以促进作用为主的。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进步的基本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了人们的传统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改变了社会的道德舆论，促进人类新的道德规范生成，促进了人们价值观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倾向于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道德生活、处理伦理关系，强调人类智慧，促进了伦理学学科的发展等。
（二）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反作用
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它在改变一些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同时，也冲击着那些仍然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仍在发挥着重要社会协调和约束作用的伦理道德，削弱和挑战着它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例如：盲目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略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人类价值观趋向的改变，盲目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去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忽略伦理道德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保护作用，所导致的大气污染、河流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生物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更为深刻和严重。基因技术特别是人体生物遗传信息的破译，在促进人类揭示遗传基因秘密，为人类自身疾病的诊治提供依据和手段的同时，带来了如何尊重并保护人们的遗传信息隐私权，如何确保人们受到公平合理的评价和对待，而不是“遗传决定论”或“基因决定论”的观点，避免对遗传信息的误用和滥用，产生“基因歧视”等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真正善待我们的后代，不至于利用基金技术来“设计和制造后代”，既损害了当代人的身心健康，又侵犯了后代人的权利。
（三）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辩证作用
然而，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犹如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一样也具有两面性。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规范，体现在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可以更好地指引科学技术导向提高社会生产力、造福人类社会的方向，限制科学技术滥用，危害人类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反，当社会的伦理道德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调节作用的时候，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产生阻碍作用。例如中世纪西方封建国家的宗教神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严重束缚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就要打破腐朽落后的伦理道德观念，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扫清道路。
四、正确处理好伦理道德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和作用
1、自然观的缺失以及缺乏相应的土壤；
2、中国崇尚实用主义，擅长总结经验而非创新；
3、“学而优则仕”的第一追求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读书人的思想被束缚在名利上，过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缺乏数字进行管理。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闭关锁国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我们国家没有积极走出去了解其他国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在其他国家开展科技革命的时候，自认为我们国家物产富饶，固步自封，仍旧过着三跪九叩的生活。这种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我们国家各个方面日趋落后，严重阻碍了我国近代科技前进的步伐，甚至成为挨打的罪魁祸首。
2.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上，忽视了资本主义萌芽。我国古代一直是“重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实行却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与之紧密相连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质生活，但是对商人采取严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压制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些苛刻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正是因为工商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压制的这种现象到了近代中国依然没有缓解，从而使我国没有充分产生和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
三、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启示
理性是指在感性认识基础上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把握事物内在规律和本质的思维活动，是人类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虚假性而追求无限性、普遍性和实在性的一种明智合逻辑的思维状态。科学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严谨实证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过程的思维活动。其表现为：科学家以反思为前提，运用不同历史阶段下发展和充实着的思维方式，去探索经验与现象世界背后的规律和秩序。“反思”一为质疑常在的现象世界和常识，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寻找经验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腊科学哲学家试图用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情怀质疑变动着的世界，追溯万物存在的原因，以归结成某些规律。在近代自然科学开始崛起的17和18世纪，为“追求内在结构”，那些富有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家们承袭并丰富了古希腊的“理性”内涵———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尤其是利用数学、物理学和实验科学等手段，省察并试图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扩展到寻求社会合理性存在的隐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时也在审视人和社会自身内外的存在，找寻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数学发展的成果来精确地计算人与财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社会规则，以取代以往的“君权神授”规则。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务实认真、严谨实证地变异旧结构，推出新结构，整合科学思维手段，促成坚实的科学技术操作和实在的科学技术成果，研究出各种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产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科学技术成果愉悦人的心灵，扩大生活的视野。这个过程就是科学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科学发展史。目前，科学技术参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日益增强，科技发展衍生出来的危险已经威胁着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与民主意识也应成为科学理性的内在要素之一。现代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科学与技术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基本上是服从于各自民族、国家和地方经济利益的追求，与国家发展目标联系密切。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与戈尔副总统发表《科学与国家利益》，1996年美国国家技术委员会发表了《技术与国家利益》，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比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就是对冷战后世界知识经济新时代挑战的积极反应。政治家们在试图扩大统治规模基础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
因此，科学共同体或科学研究机构背后的推动力已不能归为纯粹的寻求真理的兴趣，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推动力方面承担着重要分量，科学权威的社会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团体的权威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权威。哥本哈根大会关于减排的协议难以协调一致，就体现了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发展标准的合理性问题的复杂性。现代社会关于“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成为科学技术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波普尔的“科学是批判性的”观念使部分人产生了科学（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则来回应这个标准。自治原则本能地排斥外部权威，那么，“合理性”标准就需要强调每一涉及科学技术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作为公众心目中的知识精英，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权威奠定了他们的行为与主张往往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学共同体已经是相当强大了，它们和政治团体、经济世界相互链接，修整与外部世界的人际关系和回应它们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阐释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问题。大多数科学家的自治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研究与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责任和良心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强大的科学团体中，若要坚持批判与反思意识和严谨实证意识，那么责任与民主意识作为它治原则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强大，人类逐渐膨胀了征服自然和干预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与此同时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越来越重。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风险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无法一时确定其发展利弊，有时要经历一两代人后才能见到端倪。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科研想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尤其在重大科研项目上要以人为本，尊重民众意见，发挥民主作风，让民众有知情权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而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有责任率先听取民众，尤其是人文社科学者们的意见。毕竟科学技术是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与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未来发展无法脱离的状态下，只有将批判与反思意识、严谨实证意识、责任与民主意识构成有机的统一，才是科学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完整诠释。而这三者有机统一下的科学理性才能引导科技人员完成科学技术活动的四个层面：求真———介于实在与表象之间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求智———探求各种思维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处理和解答诸多现象满足诸种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撑主体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艺术美感的满足各种视觉需求的成品呈现科学探索的成果。这样，无论个体还是共同体，其科学行为目标才可自始至终都朝向科学技术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终完成与周遭世界的和谐一体，并自由开展活动，脱离科学生命的盲目性，即通过获取确定性知识与思维手段来促进人挣脱各种外物枷锁，以各种科学思维手段把“我透过科学技术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与“我应当做什么”的行动相互统一，使科学技术人员的自由从精神的领域走向现实的世界。
二、人文艺术特质：科技文化的灵性元素
科学技术始终受到社会人文文化氛围的无形塑造和潜移默化的滋养。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活动已经无法脱离由社会意识形态、伦理观念、行为方式、艺术性符号等构成的整体性人文知识环境。20世纪下半叶，高科技是伴随着批判性人文文化的兴起而出现的。这种批判性人文文化以个体人和人类为本，通过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险来规范和约束着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和方向。这也导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国严禁之事。正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和中国的三峡工程建设那样，整体性人文环境深刻影响着大型科学技术工程的形成和发展规模。目前文化产业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推动下日益成为国家利益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技术文化作为反映真实世界的猜想和验证，一直是由专门的解释共同体所制订或约定的产物。
一系列的科学术语其实是在社会环境、政治观点、经济刺激、军事利益和意识形态气候等构成的复杂人文环境网络中创造出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者和技术使用者的科技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技术制度与伦理等内容是在基础性知识一统化趋势下构建的。现在具有创新力的科学技术队伍也呈现出多学科人员共处局面，科学研究活动日益呈综合性发展，研究过程采用会诊方式考虑方方面面，研讨对象是自然界、人、社会三者的复杂关系，研究路径的突破以交叉学科为基础，这种整体化人文环境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人性和灵性的滋养，构筑了和谐的科学技术文化。人文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以人性化特点，满足社会和个人精神层面的终极关怀，是精神境界和未来发展的基础。1918年在《北京大学学刊》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之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于一门而不肯稍涉哲学，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乎科学，即最超然玄学亦不能与科学无关。”［1］169对于科学技术活动主体来说，人文修养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体现了个人度量涵养的深浅，影响主体对本研究领域、社会、国家，甚至对全球范围的见识远见。对主体思维的物质基础来说，人的右脑掌管语言知识和形象思维，人文底蕴对右脑的使用与开发具有直接的生理激发功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了思维的智慧与愚钝。对于科学技术产品来说，其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唯有具备符合社会进步及人类整体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进事业发展、社会文明和人心和谐。对于高科技事业来说，唯有充满人文的活力，以人为本，处处考虑人的需要，才能被社会高扬，充分发挥其全面作用而非单纯的工具性意义。反过来，人文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内容依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技术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反映，是对时代科学技术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关注人生与社会现实，着力挖掘日常科学技术生活表层下涌动的各种潜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催促人类用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与结果影响社会。虽然科学技术研发活动及其成果对国家与民族的综合实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时也会具有震撼性的破坏力。这种推进或破坏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质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进退，国际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关乎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存亡。
艺术特质赋予科学技术文化的灵性内容，贯穿在科学技术活动的主体、客体和过程的始终。“科学就是一种发明，一种与艺术同样意味深长、同样神秘的创造行为”［2］。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无法分离。首先，它们两者之间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实和假想两重性特点。无论多么逼真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假设和想像的成分，否则就丧失了美感；无论多么奇异的艺术创作都是具有真实的情感、内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过程，否则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科学技术也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与现在的事实间存在着差距，促使人们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现实，然后在理性指导下实实在在去追寻想象之新理论。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转到新的轨道上，以一种类似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要求，在科学创新中作出选择”［3］260。其次，在两者活动过程中具有互补性。艺术感强的人往往具有敏锐的捕捉力，对附在科学技术上的和谐性美感能快速把握，这常常能引导有意识的科学证明与技术革新。这其实就是大脑的无意识活动（灵感、直觉等）。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认为科学的探讨和研究本身就包含着至美。没有美感的人其实很难成为发明家和科学家。在科学技术实践中艺术的美学标准和科学的逻辑标准、技术的经验标准总是一起参与真理的探索，使科学真理与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3］260。
技术又有技艺之名，这本身就体现了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尤其对实用技术或应用技术来说，艺术的各种形式与元素从没有被忽略过。“应用艺术，或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与其说接近于高雅艺术，不如说更接近科学”［4］339。现代建筑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产物，但是它们中最出类拔萃的设计却更接近艺术。在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现代物质财富丰裕化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强调实用向审美、真实向虚拟、理论中心化向离散化多元化方向转化，人类更加需要“穿过实在世界之门，进入科学幻想、艺术建构和神思遐想的空间”［5］。从更高层次来说，艺术是解除大自然对人的束缚，因而科学技术对大自然的解放最终被归结为浪漫的艺术革命。马尔库塞受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启发，提出科学技术人员要在艺术因子的参与下联合科学技术力量，将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复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复与生活相异的、消耗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的美的特性，这些美的特性表示着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关注领域涵盖社会学领域的相关问题、生命科学中人与自然物的生存问题、技术操作和艺术的表现形式的关联研究、社会科学技术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融合性研究等问题。这样的研究需以丰富且奇异的想象力突破常规思维，在比较全面的范围内实现人、自然、社会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学时代，科学和哲学、艺术的身份很难单独拆分开来，它们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常常在艺术氛围中寻求灵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和科学家达芬奇就是运用视觉原理开拓绘画事业的辉煌，同时又不乏对人类的关注和生活的思考。“爱因斯坦在思想自传中坚定地明确表达了对背景知识方面作出贡献的几个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话般的研究中利用了这些知识。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乐激发了科学研究。“爱因斯坦称玻尔的第一个突破非常具有音乐性，……天文学家开普勒声称他听到了天籁之音”［4］262。爱因斯坦和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约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当作终身之好。钱学森结合自己成长的经历对总理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学和艺术相结合，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实现”［8］426。1994年他专门写了《科学的艺术和艺术的科学》一书，把科学和艺术这一冷一热的结合誉为创新之路。1999年钱学敏在《艺术与科学相辅相成》一文中评价钱学森：“心目中，不仅拥有一个广泛无垠的科学世界，而且还拥有一个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对文艺理论、音乐、诗歌、戏剧、绘画、书法等等，都用心体会并有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 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形成发展
根据关于事物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来看,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正是有人类社会以来医疗活动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不断完善的结果。在“医院人际关系”这一称谓前冠以“现代”二字,不仅表明了这一过程的不断延续直到今天,也包含了其本身仍在发展变化的深刻寓意。
一、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医院人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形成与发展是受生产力水平和医学科技的影响和制约的,与整个自然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面到立体多维的医院人际关系,期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原始医学的人际关系
原始医学在人类社会医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漫长的时间,包括有早期的图腾幻想医学及其晚期的巫术医学。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和减轻痛苦,研究各种动物、植物、矿物对生物体的利害特征,或通过自己的经验判断,或通过畜养动物身上观察某些植物的疗效来寻找治病的方法,如某些植物有毒,某些植物能治疗或减轻疾病,原始人类知道用砭石、棘刺、骨针作为外科手术工具,用于取出异物、开放脓肿、施行放血术。尽管这些做法仍是原始人类保护生命的本能,但在原始思维指导下的原始人类通过观察、思索,再加上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使无意识的动物本能逐渐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始医疗经验的积累。虽然这一时期医疗活动的人际关系非常简单,没有医业分工,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自救、互救,更没有形成过固定的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但正是基于这种原始的互相帮助才得以使其在恶劣的条件下求得生存。
2.古代医学的人际关系
古代医学的最大进步体现在医学逐渐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并且出现了医业分工,像我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世纪名医扁鹊,秦汉时期名医张仲景,东汉末年外科杰出名医华佗。古代时期,个体医疗是医疗的主要形式,医者主要多为个体行医。许多医生游历乡间为民治病,当然,很多医者属于“座门等患”的“座堂”先生。古代医学主要是经验医学,医疗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主要体现在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通过为病人治病而谋生,病人为治病而求助于医生,是相对平等的供求交换关系。古代时期医院萌芽已出现,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代在各国都城设立残废院,在公元2年汉朝建立最早的收容传染病的隔离院,东汉时建立了军医院叫“庵芦”,元代军医院叫“安乐堂”。这一时期医院的人际关系也只是较以往相对复杂些,独立个体行医仍是当时条件下医疗的主要形式,这些医者间少有往来,多是通过口口相传、著书立说为人所知。
3.近代医院的人际关系
近代医学开始于“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在16,17世纪步入封建社会后期,由于手工业工厂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关系瓦解,从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摆脱了僧侣的统治,克服了唯心主义的束缚,使医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更相结合。近代医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建立在分析实验的基础上,近代实验医学的标志就是近代医院的产生,近代医院成为社会医疗的主要形式。[1]尽管同一时期还有大量个体医疗的存在,但无论从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能力和物质条件来说,医院都处于领先地位,个体医疗从此退居辅助、边缘地位。近代医院为适应近代实验医学的发展,实现了专科分工,医护分工,医技分工,集体协作医疗。尽管分科、分工不细,但这些分工与集体协作仍是近代医院基本特征。
近代医院人际关系开始走向复杂,主要有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关系,医生与医生之间的关系,医生与医技人员之间的关系。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医院人际关系中的主要关系,医患关系既有“主仆关系”,又有“平等合作”的关系,人际关系既有集体协作的关系,又有同行竞争的关系。这一点,前些年曾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就集中鲜明地塑造了晚清末期宫廷、民间医者之间医德医术的矛盾对立乃至大时代背景下中外医者之间的智慧的交叉与碰撞。
4.现代医院人际关系
20世纪中期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由于电子、核子、计算机等最新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大量高新技术渗入医学领域,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并且为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医学科学技术向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飞速发展。多学科的互相渗透,促使医学也产生了众多新兴学科:如分子生物学、现代免疫学、遗传工程、病理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等。进入现代医学阶段,医学迅速发展。本世纪70年代,欧美等工业、科技先进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医院发展阶段。这是现代化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这股大潮已席卷全球。虽然现代医院的发展还不够全面和充分,远未到终点,但这一切都昭示了现代医院发展的趋势。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立体多维的结构体系。人际交往剧增,人际关系复杂多样,联系广泛,呈现网络状,并有多向合作、互相交流沟通的特点。人际关系还有国际化趋势、法规化趋势。人际关系多种类型并存,多种形式同在。
二、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现代医学模式由近代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科学呈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1)医学发展的高速化,发明与应用周期明显缩短,知识更新加快;(2)医学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使一些医学体系呈现立体多维网络化;(3)微观与宏观研究两级并进,医学科学社会化趋势明显加大;(4)大量新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医学研究科学化;(5)重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对人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医学工作者不仅重视人体微观低层次内环境的动态平衡,而且重视整体性,如精神与躯体的平衡;(6)医学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医学科学研究打破国界,医学科学技术相互引进。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的发展,使现代医院的人际关系形成了明显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点:
在现代医院发展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医院分科精细,医务人员分工专一,医疗活动必须在集体协作之下共同完成,这就需要医务人员之间要“避免相妒,凡事求真,言必由衷;应谦恭有礼地相处,不可任意批评,更不能再患者或其家属面前”起争执。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特点和趋势,主要有以下四点:
1.多维联系趋势
由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分科分工精细,病人从诊断到治疗药经过许多科室,许多医务人员。因此,病人要得到及时的诊治,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要与多方发生联系,希望得到各方面的“关照”。医务人员越来越懂得重视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注意接触病人,同病人主动建立联系,以加强心理治疗。因此,病人与医生都主动建立多维联系和进行信息、心理的交流,心灵的沟通。
2.经济关系强化趋势
现代医院既讲社会效益,也讲经济效益;现代医院既讲管理,也讲经营;现代医生既讲奉献,也必须追求个人价值和经济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双方始终存在着经济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患者具有病人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医务人员通常也具有医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因此,近年来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在不断强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到整个医疗卫生体系,小到每个医疗科室内部的利益合理分配问题。
3.法规化趋势
传统医院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的,通过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来调节、约束人际关系。在现代社会,单靠伦理准则来规范约束医务人员彼此之间的行为显然是不够的,即便单靠行政管理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对现代医院医务人员彼此间权益、地位关系的立法,不妨成为一种构想,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促使之成为维护人际关系正常发展的制度和重要手段。
4.国际化趋势
由于现代各国都扩大对外开放,国际间交流不断扩大,医学科学技术打破国界,各国医务人员之间相互交流、接触日趋增多,而这种交流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医学发展的高端水平和未来的趋势。相信在未来,不仅一个国家内部的医务人员可以在本国内跨地区行医,亦可以实现各国医务人员间的跨国行医,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医疗人才、资源互补,而不再只限于学术上的交流。因此,现代医院医生必须适应人际关系的国际化趋势。
通过深入挖掘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演变发展进程以及综合概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对我们现代医院建设的深刻意义。现今,国内学者对于现代医院人际关系的综合研究相对较少,既往的研究也局限于某些特定专业立场。例如管理人员对医患关系矛盾冲突根源进行深入挖掘,护理专业学者从维护护理工作人员权益出发对医护间各种现象研究较多,医院行政管理人员对其与临床间关系研究较多……当然,这些都不乏正面积极的作用,但我们更需要能够站在一个全面统筹的高度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作整体、深入、权威的把握,才能对现代医院人际关系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真正理顺现代医疗活动中所衍生的各项人际关系,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医院发展的长远规划。
参考文献:
[1]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5:7
[2]王志杰:现代医院人际关系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5:8
作者：宋开强
[关键词]基础科学；军事技术创新；历史演变
从军事技术发展史来看，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经历了独立发展、相互联系和高度融合的三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日趋加强和军事技术体系错综复杂，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1、古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初级阶段
在火药应用于军事之前，高频率的战争次数导致冷兵器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但这一时期的基础科学并不发达，军事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摸索。
就冷兵器的材质而言，冷兵器可分为木兵器、竹兵器、石兵器、陶兵器、青铜兵器和铁兵器，在这演变的过程中，冶炼技术起着主导作用。在冶炼技术出现之前，人们的武器一般都就地取材，使用木质或者石头打磨的工具，而金属铜的出现并有目的的应用战争则使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大约公约前1万年，石器时代的人们开始认识并使用铜，通过不断地艰难摸索，掌握了通过制造高温热源和去除杂质的冶炼技术。这一时期，化学等基础科学的知识根本没有系统的出现，武器装备材质的创新主要依靠工匠们不断的摸索实验，“最初控制燃烧温度的知识被看做一股神秘的力量，随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那些不过是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而已。几乎可以肯定，同样是靠着运气和反复试验、反复失败，金属制造最终获得了飞跃式发展。”[1]
冷兵器性能优劣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制造工艺的高低，这取决于工匠技术的经验积累和技术的熟练程度。最初，工匠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实物形状来制造兵器，并不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最初的认识是从模仿中得来的”[2]，模仿在武器装备的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戈的形状丰本锐末而微曲，如同鹰嘴兽角，用以钩挽和啄刺敌人”[3]。通过模仿，工匠们可以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冷兵器，而且由于工匠们的经验技术的不同，同等质料的兵器在性能上也会大相径庭。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虽埋藏地下2300多年，仍然光洁如新，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在《吴越春秋》中也有干将莫邪铸剑的记载：“干将，吴人；莫邪，干将之妻也。干将作剑，莫邪断发断指爪投入炉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可见，古代工匠的铸造工艺决定了武器性能的优劣。在基础科学尚未系统出现的古代冷兵器时期，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较弱，工匠的经验技术水平对武器装备的创新起到了主导作用。
2、近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中级阶段
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实验材料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指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探索事物的发展规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知识，这些基础科学的突破往往带来军事技术创新。
在近代科学形成之前，火药就已经被认识和使用，最早关于火药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9世纪，当时的炼丹家已经知道炭、硫、硝三种混合物的性质，并在宋代第一次运用于军事的记载。但是直到14世纪末出现的明火枪，也是因为射速慢、射程短和准确性差，没有产生重要的军事影响。从火药的发明到14世纪轻火器的出现，在将近6个多世纪里，火药的性能将一直没有显著地提高，军事效能并不理想，直到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后，这种状况稍有改观。然而，真正满足军事需求的高爆炸药的发明，则是近代科学尤其是化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拉瓦锡氧化学说的提出，开启了化学革命的大门，使人们对物质和物质的变化从定性的朴素认识进入了定量的研究；19世纪初道尔顿的原子论阐明了化学变化的统一理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化学的新发展；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表不仅对化学理论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化学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兴起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18世纪到19世纪60年代，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基础化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使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火药由传统的黑火药变为硝化甘油、炸胶、无烟火药苦味酸和梯恩梯等强力炸药，使火药的性能显著提高，满足了枪炮对火药的性能的要求，奠定了现代军事工业的基础。
基础化学的发展为枪炮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炸药，解决了弹药动能和杀伤力的问题，但射击精度的提高还需要外弹道学理论的支持，这离不开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的发展。1546年，意大利数学家塔塔格里亚出版了《投弹技术》一书，发现了炮身在倾斜45°时射程最远。17世纪时，伽利略在大量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惯性定律等物理学知识，导出弹丸运动的抛物线方程，并且以其为依据写出了关于自由抛射运动的著作，用科学的理论解释了射角为45°射程最远的事实，标志着弹道学的理论初步形成。从17世纪末18世纪初，牛顿通过介质对运动物体的作用的研究，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四章讨论了外弹道学理论，确立了力学定律和微分学是外弹道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成为近代外弹道学奠基人。19世纪战争对枪炮技术的要求逐渐提高，枪炮的准确性、射程和威力要求及高精度的射表是外弹道学必须解决的课题，战争的现实需要极大的刺激了外弹道学的发展，使外弹道学理论出“井喷式”涌出，如西亚切近似法、弹丸运动微分方程的数值积分法等，这些方法的核心就是微积分理论。微积分在外弹道学中的应用，使外弹道学摆脱了经验判断的局限，以“无限细分”和“无限求和”的微积分思想让运动弹丸的轨迹细分到静止弹丸点的集合。[4]通过研究每一瞬间弹丸的特征来归纳出整个弹丸运动规律，使枪炮技术成为一门以数学为工具的学科。
3、现代：基础科学与军事技术创新的关系处于高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