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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本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1.从体育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角度分析
就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体育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似乎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体育事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体育经济现象和实践活动。翻阅体育经济学的教材，不难在“研究对象”的论述处发现这一点，也容易从整本书中读出这一研究对象的定位。将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定位于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及实践活动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从体育经济学整个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位则略显过低。首先，这种以解决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问题为目的的对象定位，往往会产生一种导向：为解决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问题，人们不断从其它学科引入各种技术、方法，体育经济研究也只能在技术操作层次循环运作而不能得以有更高层〔文章编号〕次的突破，体育经济学只能成为其它学科的附属而不能形成其根本的“原驱动力”，它能否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其次，与其说经济是一门学问，不如说它更是一门艺术，而这一“艺术”的主体是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因素一“人”。对体育经济而言，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向与需求，不同于他们参加其它社会活动时的感受。因此，挖掘体育活动中人的行为与需求的变化规律，也是体育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将研究对象付诸于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活动，则无形中弱化甚至忽视了这一方面的内容。最后，从学科的角度来看，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弄清分析哪些事物，更重要的是要界定这些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区别是什么。体育经济学的研究决不仅仅在于预算好一场大型的体育赛事，更重要的是要抽取和提炼出体育运动中的固 有的经济规律和特点。正如力学以物体间力的作用规律、分子化学以分子间相互结合的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样，体育经济学研究的着眼点，应在于更高抽象水平上的体育经济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这一研究对象着眼点的转移，并非将体育领域的经济现象和实践活动排除在体育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强调研究对象理论与实践的一体性和完备性。唯有确立并包含了理论与实践的层次分明、内容独特的研究对象，结束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认识的混乱，体育经济学才能真正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2.从体育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角度分析
判断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量度就是研究方法，遗憾的是，体育经济学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依赖于体育经济的、独立于其它学科研究之外的研究方法。当前教科书中所罗列的诸如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及博弈论的应用等方法，无一不是由其它学科研究中产生的。姑且不论这些方法是否适应于体育经济这块土壤，但就这种全部移植而言，也往往容易使体育经济学的发展丧失其自主性，而消失在其他学科之中，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体育经济研究要想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一定要建立起自我的独特方法体系。诚然，“没有独立的方法，也并不妨碍一门学科成为真正的学科”，但问题是：作为人类社会特殊活动的体育，有着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特别是运动训练、竞赛、群众体育活动、体育产业等都与其他社会活动迥然不同，也必然有基于它们运行规律的特有方法。对体育经济学来说，这样的方法还太少，方法体系直到目前也没有凸显出来，在本文中，我们提出立足体育视角，以经济科学方法体系与体育科学方法体系有机融合为特色的体育经济学方法体系的构建新思路。
3.体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构建的完善程度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学科发展所必须的“反省的论证”过程。理论体系的形成大致可以简约地概括为活动经验的概括（常识、格言、读语）常识的集合（体系化）理论（反省的论证）。任何一个研究过体育经济学著作的人都不难发现，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整体上正在努力实现从经验概括到尝试体系化的跨越，超前的研究也许刚刚涉及到某些意义上的理论反省，大量的研究只能是经验的概括甚至是直接将研究目光落在体育经济实践活动上，而对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则少之又少，从学科学的角度对体育经济学展开的学科特性探讨更是无人问津。这固然与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较短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体育经济研究主动性的缺失。研究者专注于对其它学科较为成熟的方法、原理的吸纳与引进，而对体育经济学自身认知体系、方法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则明显不足。我们提出了体育经济学的三维学科体系，即基于体育科学认识体系的，以体育科学认识体系与经济科学认识体系有机交叉的新认知体系。对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了初步尝试，但这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因此，就理论体系而言，体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颇显稚嫩，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完善。
二、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实践水平
体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吸引了大批体育科研工作者，部分人也凭借自己卓有成效的研究，逐渐取得了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成为学科的著名专家。但即使这些专家本人也不敢妄称自己是体育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还没有哪一位专家能如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提出“相对论”、皮亚杰在心理学上提出“发生认知论”、杜威在教育学界提出“民主主义教育”那样，在体育经济研究领域提出开创性的、意义重大的、得到公认的观点和方法，因此也就难以称得上这一门学科的代表性人物；就代表性著作而言，虽然目前冠以“体育经济学”之名的教材和著作时有出版，但多是对国内外经济方法的移植或是操作层面上的探讨，鲜有立意新颖、令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出现，从中选出代表著作则会更加牵强；至于学术组织和学术期刊则更显滞后：在我国体育科学学会中，并没有设立“体育经济学”分会，也没有设专类，只是作为体育社会学的一个部分；而一些分散的体育经济研究学术组织活动较少，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虽然在《体育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开设了“体育经济”的专栏，但体育经济学至今没能拥有自己的学术期刊。
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性质与学科归属
体育经济学理论是科学理论还是实用理论？科学理论是对经验世界的解释，其目的在于认识和探索事物本身，其价值在于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如哲学、数学等，它们常常意味着一种所谓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精神。它的一般结构可表述为：在大量事实基础上提出创设，按客观事物的实际联系和相互转化关系，把相应的概念、判断、推理组成一个严格而自为的逻辑体系。而实用理论则把视线直接投向实践，它探讨有关如何把认识的规律转化为实践操作的问题，并且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种种规范与建议，带有极强的价值与目的色彩，因此，具有实用理论形态的学科常被称为规范性学科，如计算机学科、系统工程学科等。它的结构则可以表述为：提出某种希望达到的目的，对各种指向、目的的选择手段予以论证，得出在既定环境中某种合适的手段，然后建议如何将这一合适手段去兑现目的。
一、总体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关于致用性、易变性、批判性的科学
应该承认一个事实，经济学是一门正在成长中的科学。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鲜见，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尤其多。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对此进行必要的思考，并给予尽可能科学合理的回答。总体上说，应该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是一门不断成长的科学，是一门处于不断科学化过程中的科学。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耕耘和发展，已经演化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学体系，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否认经济学的科学性无异于与造就这个庞大体系的所有的努力相对立，这是任何一个经济学者(也包括那些对经济学科学性持有怀疑态度的非经济学者)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做到的。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科学回答”，但至少揭示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努力，绝对不会没有一点科学性，甚至应该说，科学性应该是经济学的主流，批判经济学或开展经济学批判，这是首先的立足点。
同时也应该老实承认，经济学不是圣经，不是天书，更不是神学，经济学中一定存在非科学的成分。无论经济学经过多少年的发展，无论经过怎样的“千锤百炼”，即使是非常成熟的观点和结论，其中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非科学成分，况且经济学还是一门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即经济学的科学程度与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的能力和经济学理论与时俱进的程度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确认经济学是科学的同时，承认经济学存在不科学的地方，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不断通过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具体人的努力逐渐形成的一门科学，其中包括人为因素，也包括时代烙印。人的存在是具体的，都存在局限性。所以由具体的人造就的科学也必然是存在局限性的。因此，尽管经常遭受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但同时我们依然要正确对待经济学还不够科学这个事实，还要继续想办法促进经济学的科学化，提高其科学程度。
此外也应该认识到，经济学遭受各种批评和质疑是经济学成长和发展的一种表现。这里涉及到经济学如何对待批评的问题，一方面进步需要批评，另一方面被批评者需要有一个“科学态度”。因此，作为具体人来说，如何对待批评以及对待批评的科学态度是其人格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样，对一门具体科学来说，也有类似的道理。一门科学也有自己的“学格”――数学的逻辑性、哲学的思辨性、物理学的物质性以及化学的实验性等等，铸就了不同门类的科学自己所具有的“学格”。关于经济学的“学格”是需要重视并加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还似乎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以下三点应该可以成为经济学“学格”的重要内容：1、致用性。经济学作为致用科学，这已为学界所认同。问题是经济学如何致用，这涉及到经济学的“工具意义”问题。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用处，不能“致用”，经济学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可讨论的。2、易变性。大家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如何选择的科学，选择需要智力基础，不同的选择主体因其偏好、习惯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不同的选择和判断。所以经济学的致用不是一成不变的致用，同样资源可以有极为不同的用处，进而会有极为不同的结果。3、批判性。经济学需要致用，而且致用又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原理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包括原理运用的不确定性。这一点铸就了经济学立论的批判性――只有批判性才能在他人的基础上提高“有用性”。科学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经济学作为科学的有机部分，更需要“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当然批判性是科学的批判性。
总之，关于经济学“学格”问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确立符合科学经济学“学格要求”的“学格定位”，对现实经济学的致用性和科学性的提高，无疑是有意义的。
二、方法定位：经济学是同质的也是异质的，准确说是同质基础上的异质性科学
经济学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烦恼”。至于这些“烦恼”是什么，不同学者会有不同的归纳和回答。我这里认为，从根本上说这个烦恼是“同质化烦恼”。
大家知道，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遭到经济学那样多的指责，也没有任何一种门类科学家遭到经济学家所遭受的批评。这到底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经济学家的问题?是经济学或经济学家应该遭受这样的批评还是那些批评者的批评有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简单地指责哪一方面或各打五十大板，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实，这涉及到对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如何认识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科学的认识，无论是批评还是辩解，都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经济学似乎人人有话要说，但能够说几句和能够说得有点道理是两回事。能够说几句的很多，能够说得有道理的不多。那些遭受批评或批评欠恰当的，往往就是那些能够说几句的。因此在进入讨论正题之前，罗嗦几句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压力，一定要说得有点道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既然想说，就说得有道理，至少说一点实话，说一点真实想法。即使错误，也可以理解并被原谅，当然对经济学也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如何来把握?这涉及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大问题。纵观国内外，古往今来，经济学长期演变，范围之广，领域之宽，层次之深，是许多学科无法企及的。经济学这种“帝国性质”，无论如何看它，似乎都是“盲人摸象”。那是否因此而停止探索和思考呢?这不是可取的选择。无论“经济学帝国”有多大，多么难以把握，但毕竟只是“一个帝国”，人类具有无限探索能力，难度总是相对的。所以，人类在困难面前，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继续前行。
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是为“经济”。所谓经济就是节约、效率、选择以及与“更好”有关系的方法、方式、机制等等，从根本是说，经济就是对人类“更有用”，那么也就是“更经济”。即使对经济再作更广义的理解，包括自然、社会等各个领域，其核心内容即“更好”、“更有用”等是不变的。关于自然的经济学，是让自然更有利于或有益于人类；关于社会的经济学，是让社会运作的更有效率、更文明、更发达；等等，无论在哪个领域，经济学都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思路。正因如此，经济学才成为经济学，才发展为“经济学帝国”，才发挥巨大作用，对人类不可或缺。无论个人组织，无论集团国家，无论什么种族和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都不可能不需要经济学的指导。因此，能够致用的经济学为人类发展所必需。
既然经济学能够致用，那么如何致用呢?如前所述，它是
通过对利用对象“有用性的不断放大”得以实现。人类利用对象有千千万万，有形的商品设备、无形的知识资产等等，能够成为经济物品的，都可以成为利用对象，都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所以异质性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性质，经济学通过研究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通过选择行为的高级化、科学化来达到“促进有用性提高”的目的。具有异质性思维的经济主体，围绕自己的经济目标(把目标作为参照系)，通过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负反馈机制来校正自己的行为。经济学就是这样来为主体服务的，因而经济学是一门通过一定的机制来改进主体的行为进而实现主体目标的科学。经济学这种“异质性”使其成为能够不断调整改进、适应时代变化、符合实践发展要求、因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
当下经济学现状之受质疑，关键在于背离经济学的这个性质，主要表现为“同质化”。所谓同质化，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学，把对象看作是“同质性”的，很少考虑和基本不考虑其变化性，即使考虑了，或者考虑不够周全，或者假设过多，以至于“同质化”，并据此得出结论。这样脱离现实，解释力自然降低。每位经济学家均有其理论，均以假设为基础。因此两个经济学家有三种观点也就在所难免。可以这样说，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没有假设无法得出结论，没有数学无法进行研究。复杂多变的现实被假设和数学“同质化’’了。经济学陷入“数学困境”或“形式化陷阱”，这里叫做“同质化困扰”。“科学外形”完美，“科学内容”欠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力不从心。
三、未来走向：同质分析依然重要，异质化大势所趋，将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把异质性作为努力方向，树立一种新“经济学观”，一方面逐渐丰富假设条件，另一方面从现实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样经济学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同质化困扰”，成为更强解释力和科学度的科学。
首先，异质性是一个发展趋势。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之后，各种学派争奇斗艳，大大冲击且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同质性质”，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异质性道路。仅以“看不见的手”为例，历代大师各种各样的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是抵制批判改进思路，主要以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以及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为代表；二是重新表述改进思路，主要以马歇尔、费雪、米塞斯、弗里德曼等为代表。各派虽然都宣布自己获得胜利，但历史会继续前进，新思想会继续产生，恐怕难以看到“鹿死谁手”的“零和”结局。就讨论细节，如对货币、财富等亦有不同的解释，体现了质的差异性。后人只能批判吸收或重新阐释以达扬弃发展之目的。这就是经济学与生俱来的异质性品质。
其次，“异质”的内化，打造经济学的新基础。“异质”与“同质”具有本质的不同。同质分析是以同质假设为前提，所运用的概念和范畴都具有同质性特点，因而结论自然是同质分析的结论。虽然同质分析也会考虑变化，但是这种考虑外在于其理论分析，因而和内在于理论分析的异质性，就像“美丽丝袜”和“美丽大腿”、“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一样，具有本质的区别。如劳动范畴，同质地看成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甚至创新劳动等，都难以准确把握。而把劳动界定为异质性的，劳动的诸多特性得以内化，由此衍生出的理论会很不相同。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古典学派；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6-087-06
科学批判，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方法。资产阶级学者在创立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就赋予它一定的批判性。随着有限的批判性的消失，资产阶级古典学派也就走向破产了。的政治经济学继承这种批判性，将它发扬光大，从而建立了系统的科学体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在当代，充分地张扬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科学批判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批判性是政治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特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批判性。殊不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初期、成熟期也具有一定的批判性，只不过各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和深度、方式各有不同。
在古典学派活跃和兴盛的时期，社会经济的重心虽已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但重商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批判。而资产阶级“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也必然遭到土地所有者的反抗，为此，也必须对他们进行批判。当然，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伏状态，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的矛盾。
为了产业资本家的利益，初期的古典经济学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重心的转换，深入生产过程内部，研究隐藏其中的规律，因而这是批判地创立新的理论。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为此，它就要论证商业必须服从工业，批判已经过时的重商主义。马克思肯定地说：“现代经济学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
随着发展阶段的上升，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社会总资本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有机构成也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地提高地租，大大影响了工业资产阶级的积累。因此，为了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成熟期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进行两方面的批判：一是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及其自我辩解；二是批判已经不合时宜的先前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以进一步地深化和拓展研究，因为先前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已经转型了的资本运动的需要。这样看来，这个时期的批判对象已经有所变化：一方面，是从货币主义者变成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批判自己的前辈。相对而言，前者是一种“对他批判”，后者则是一种“自我批判”。与此相适应，批判的方式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他批判比较犀利，自我批判则主要表现在理论的创新和超越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始终全面自觉地实施这些批判，而是由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按照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而部分实施的。
斯密作为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在发展配第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批判了重商主义。后者以流通过程为对象，并且只是简单地描述流通过程的现象，这种方法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秘密。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则将研究的视野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并且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抽象分析，连马克思也称之为“生理学研究”。这样从对象到方法的批判当然会导致对理论内容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显然，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的批判，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是有力的、有效的。
批判使斯密理论具有一种扩张力，显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斯密看来，地租和利润一样，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质上是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这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对土地所有者的批判。他甚至还批判土地所有者的懒惰和无知。但是，受当时并不典型、不成熟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限制，斯密的研究并不真正科学，也没有意识到批判对理论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不能自觉地反映过程发展的自我新陈代谢，因而不能通过自我批判解决他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跖，反而形成双重而自相矛盾的规定。其批判性的不全面、不自觉、不科学和不彻底，限制了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较为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求资产阶级加速资本积累以利于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型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关系却是地租不断增长，严重限制了工业资产阶级的扩张和积累能力。显然，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发展基础上的并且充满矛盾的斯密的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发展的要求，所以必须加以批判。因而这个新经济时代的理论家，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工业转型发展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要解决面对的现实阻力。为此，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成熟期的古典学派，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破和立：一是超越先前的理论，批判、克服斯密理论别是价值理论的明显矛盾，将它推向深入。这种批判重点在修缮基本理论，实际上也涉及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显然，这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二是对当时相当猖獗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进行深入批判，这是“对他批判”。
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机器大工业开始发展、商品生产更加发达的时代，这决定他所要研究的是大工业和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资本运动。这就意味着他的研究对象比斯密更加典型。他批判了斯密的二重化方法，批判斯密的二重价值论，坚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李嘉图著作……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尽管李嘉图不能合理地处理好基本规律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差别，但这也表明他已经注意到基本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
李嘉图对斯密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因此，对同时代的庸俗经济学的错误也有直接或间接的批判。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这样，它就把庸俗经济学所尊崇的“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显然，这是对庸俗经济学的间接批判。
李嘉图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的批判更加激进。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证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他证明，地主的利益是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的。”这与当时土地所有者的辩解有直接关系。例如，马尔萨斯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因此，对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当然要加以批判。由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所以对土地所有者理论的批判就更为有力。
关于斯密、李嘉图等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给予很客观的评价，称之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从总体来看，从斯密到李嘉图，他们理论的发展不仅与资本运动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内在的联系，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上升，分别对待批判的对象，因而能打中要害，而且能够以自我超越、自我批判的方式，表现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变化。这也使他们的理论更加深刻，也更具有理论张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批判都奠定在较合理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同时还反过来促进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古典学派的批判还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除了世界观方面的原因，因“抽象力不足”和“强制抽象”，使其价值理论并非完全科学化，“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而且，无论在斯密或李嘉图的理论中，都不能从各自的理论发展中体现理论的自我批判，只能从他们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才能看到这个学派的自我批判。可见，斯密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非也不可能完全自觉和彻底。因此，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成为主要矛盾，一切都变了，“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这也决定了它的批判性开始消失，从而在面对更复杂具体的经济现象时只能抱残守缺。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彻底科学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在其合理和有效的意义上，当然会引起马克思的重视和批判继承，直至1862年底，他的《资本论》手稿都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冠名，此后，还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当成《资本论》的副标题。无论哪个阶级的人认真看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后，都必然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马克思强烈的批判性，看到各种扎扎实实的批判。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古典学派的批判性质根本不同。它一方面要客观地再现资本运动，对其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更要代表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对旧的社会力量进行批判，即代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尽管他所代表的未来社会还未出现，但资本运动包含的各种否定性因素已经暴露无遗，所以他是反映、代表这些否定因素对资本运动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对象不仅是历史发展的，而且达到一定程度时还会是跳跃式地质变、被另外的过程所代替的。
如果说，“对他批判”是新的过程对旧的过程的批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自我批判”主要指同一过程的新阶段对旧阶段的批判，这一点却是鲜为人知的。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之间缺乏联系，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反映资本运动的“自我批判”与代表未来社会新过程对资本运动旧过程的“对他批判”却是紧密联系的。他发现，正是资本运动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自我批判能力，才能够彻底战胜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由于被批判的对象、过程不愿意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还要对来自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实施反批判，更要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换句话说，他的理论批判是与武器批判相联系的。
马克思的科学批判是基于唯物辩证法而实施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是与他的阶级立场紧密联系的。这种批判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的力量，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批判才是彻底的。科学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对他来说，批判是破与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对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来说，批判性极为重要。没有批判性，理论就不能发展，就不能显示自身相对于其他相关理论的优越性和战斗力、就不能避免僵化，从而不能避免教条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理论进行批判的时候，世界上真正了解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非常少，而流行的资产阶级理论却在整个社会占有了巨大的地盘。面对这种情况，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理论彻底科学化，另一方面还要挤进思想理论界，在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同时拓展自己的地盘。
《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全方位的。
首先，代表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彻底的批判，但不是简单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而是深入经济过程分析其运行的根据及其必然发生的变化。它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不仅所依据的方法论不同，而且所代表的阶级不同，所依据的理论也不同，还诉诸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
其次，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包括他所继承的东西。一方面，是对黑格尔方法的透彻批判，在此基础上创立真正科学的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涵着……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为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另一方面，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州。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不用说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内核，包括它的批判性，马克思也持科学批判的态度。他指出，他们的历史观是唯心的，因而对资本运动只有共时态的考察，而否认其历时态的运动。因此，即使是李嘉图，其理论的对象、方法、内容、批判性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从其对象看，古典学派研究的是自然的过程，并且将商品生产、工业化等一般过程和资本运动特殊过程混为一体，从而将两种过程的规律混为一谈。他指出，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还都免不了两个错误：“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从而将它的不同历史阶段混为一谈，将它的不同层面混为一谈，与此相联系，必然只重视物的运动，而忽视主体的作用。
马克思还批判古典学派方法的缺陷，指出斯密的“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但又使它们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也指出李嘉图在抽象力的运用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当他……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系的限制，而且还“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马克思称前者是“抽象力不足”，后者是“强制抽象”。
马克思还全方位地批判他们理论的内容错误，特别是将抽象性的范畴与具体性的范畴混为一谈：“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理论谬误。”…正是这种错乱，导致了他们不能正确地处理抽象的内在规定与比较具体的外在的社会表象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表象当成依据、规律，因而其理论缺乏层次、不能表现历史的发展，很难正确地联系实际。
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马克思既肯定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在客观上批判“三位一体公式”错误的“伟大功绩”，又指出：“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中。”
这些“对他批判”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这种制度、理论与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成反比，还因为它们统治着整个社会，尤其是维护它的理论，决不可能通过武器的批判清除，只有理论的批判才能清除。
再次，他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建树。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和批判是统一的。他自豪地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在《资本论》中，有许多问题是通过批判而深化的。例如，他正是在批判分析“斯密教条”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并且通过分析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而接近社会表象，以顺势阐明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定如何在社会表面上颠倒表现，从而能合理地用对象的内在规定来解释社会表象，使理论具体化，同时也解决了斯密二重研究不能统一、李嘉图企图强制使之统一而破产的难题。另外，还有些领域，也是马克思批判地开辟的。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自豪地说：这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在《资本论》中，通过研究历时态的资本运动的阶段上升来推动理论规定的上升，即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起点、初级阶段、较为发展阶段“资本家幼虫”鸲、单个资本家、总体资本家的经济行为的逐步演变，随着理论逻辑阶段的上升，后一阶段的理论规定就超越、扬弃了前一阶段的规定。这是以理论的逻辑发展来实现理论的自我批判，来反映对象的历史发展。
必须注意的是，马克思理论的“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是紧密联系互动的。即以对古典学派的批判而言，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经济时代很不相同，其理论都分别与他们对所处时代经济过程的认识有关，所以对他们的错误只能在相关的研究阶段分别批判，并分别成为进一步探索、自我批判的重要步骤。同样的，马克思由批判而实现的理论发展也反过来深化了原有的批判；至于对庸俗经济学，《资本论》也是分阶段有针对性地批判，并且也都是根据新阶段的研究来批判的。
马克思全面的科学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既有价值论层面、认识论层面，还有方法论层面，并且还可融入实践过程中。他的批判又是历史的，不是单单指向对象某一时点，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及其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资本论》的整个理论过程是分阶段上升的，同时又是对象范围、研究条件、理论规定的分阶段上升，体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自我批判。
三、现代政治经济学也应注意张扬批判性
彻底的批判性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突出的优秀品格，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机制，因而当然是当代中国继承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就理论的批判而言，我党及理论界都始终注意将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在建国后，也努力批判地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这些“对他批判”和“自我批判”往往在关键时刻发挥重大的作用。远的不说，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就坚决地批判了国内某些人否定、曲解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中，坚持、发展了这一理论。
但是，由于这些批判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分别进行的，而“自我批判”往往是以理论创新的方式表现的，并且主要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表述的，所以人们大都没有将它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起来，更没有将它与“对他批判”联系起来。因此，通过一种特定的理论形式将它们比较系统地以一定的逻辑表述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这种理论形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或教科书，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因为它的受众比专著更为众多、广泛，而且更系统、通俗，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现在的情况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种批判性的阐述还应该进一步明确和透彻，突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及其积极作用，既应将理论的发展即“自我批判”讲透，也应有必要的“对他批判”。在介绍基本原理的发展时，应该阐明两种批判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两种批判无论从对象、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有所不同，因此，应该阐明，“对他批判”与“自我批判”都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首先，应该阐明我国经济建设各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一种“自我批判”。它是以基本理论为基础、沿着它的逻辑、在特定的区域内发展的，是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使原有理论发生转型，以联系发展了的现实。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不能超越绝大多数民众所能容忍的界限，又要超越、批判本本主义，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结合市场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形式，使基本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也是对发展了的具体过程的新规律、发展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批判性的探索、克服，也意味着它要根据改革开放的阶段发展，检测前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及成就、问题，探索新阶段的改革规律。这种“自我批判”也离不开“对他批判”，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批判的基础上，从中分离出一般过程，并且只让它在经济资源、而不让它在政治资源的配置上发挥作用，更不是对世界流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简单照搬。
其次，应该有明确的“对他批判”。一方面，是对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向外兜售的经济理论，特别是它极力鼓吹的私有制、自由化的主张进行坚决的明确的批判。但也不宜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经典著作直接批判，要有较强的针对性、说服力，还必须用最新的事实和发展了的理论来批判，说明它已经在俄罗斯的实验中遭到可耻的失败，说明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宪法，特别要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对西方经济学中专门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在借鉴的时候，一定要批判地分析其提出和应用的前提、条件，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不符合最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不利于社会生态良性发展的事情或倾向、言行进行坚决的批判。马克思说过：“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它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公有制为主体。但现在很多人却有意突破这一根本性规定，极力宣扬降低国有企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和地位。这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在现阶段，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就是尽善尽美的东西。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条件下，市场经济本身都存在着许多无法克服的弊病，而且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弊病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这也是必须提出和分析批判的。例如，实际的（不是理论的）市场经济青睐有实力的主体，它通行的原则是表面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其竞争机制会激起人们对财富的尽快、最大化地追逐，并导致财富过多过快地集中在实力强大的主体手中。它的调节大都是滞后的、以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代价的。所有这些，都应该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普照”而纠正。还有，在现实过程中，也有许多偏离改革大方向的事情发生，例如，当前不同人群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基尼系数突破警戒线且居高不下，过度追求量的增长而忽视结构的优化、资源环境的保护，过度依赖资本的投入，个别黑心企业主盘剥虐待工人的现象存在，经济腐败急剧发酵等等，对这些不是少数、局部、偶然的情况，的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地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也不是简单地套用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就事论事，而要依据现阶段发展了的理论，即在基本理论基础上结合新的阶段、条件而转型的理论来批判。
理论的发展不单纯是自身的发展，还要在对别的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展现自己的优越性和战斗力。一种理论再好，没有市场、没有社会影响力，也没有意义。如果人们对它“叫好不叫座”，那么它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因此，批判地对待西方各种理论和社会思潮的挑战，批判地将其中某些有借鉴意义的东西分离出来并加以改造，并且毫不留情地批判它固有的、违背中国国情的错误，已经成了摆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面前的重要而不可推卸的任务和责任，也是提升政治经济学“社会占有率”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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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准则 性质 目标 功能 规范经济学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是在政府赋予其强制力基础之上进行构建，体现社会各利益主体诉求，有关会计主体的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的公共行为规则。他的规范和完善对于实现社会的效率、公平和稳定至关重要。
一、我国现行会计准则性质的规范经济学分析
（一）准则的规范性
我国会计准则首先用来指导和检验实务的标准规范，其核心特点是一个客观、技术性的约束机制，同时这也是会计准则的基本职能体现。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的现行准则也在不断的修订，以达到国际趋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要。
（二）准则的权威性
会计准则的要被普遍被接受和认可，必须具备一定的权威性，而国家的强制力是该行为规范充分发挥作用的必然选择。
（三）准则的协调性
会计准则应是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规则，对各方利益和需求予以综合的协调，从而达到使经济后果更合理、更公允的目标，这也是市场经济赋予会计准则的主要任务。
二、我国现行会计准则目标的规范经济学解析
（一）财务会计的目标对会计准则目标的影响
会计准则的目标之一便是规范财务会计实务，通过财务报告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其所需求的财务信息，然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又依赖于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财务会计系统的目标的制定会影响会计准则的目标。
第一，会计准则的效率目标。效率是对稀缺性资源的有效利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理念之一即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此背景下，效率应该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的重要目标之一。一般在经济学中会应用帕累托最优原则作为经济效率的标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是实现。然而事实证明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其固有缺陷可能会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受到影响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会计信息的公共性和外部性，使得会计信息在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较易滋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此在会计信息的产生和对外提供行为过程中进行适当地干预和规范显得非常有必要，而这种干预和规范又主要通过会计准则的形式予以实现：制定和执行会计准则会计信息生成与报出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资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统一的会计信息生成与报出的规范，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更为合理的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波动，使信息在获取成本和信息使用的过程中节约了交易费用，从而实现有效的利用。
第二，会计准则的公平目标。毋庸置疑，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政府制定的会计准则制度会对会计信息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社会财富与资源的分配。因此现行的会计准则应综合考虑会计信息规范和干预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尽可能对各方的经济利益予以兼顾，从而实现更为公平合理的目标。
第三，会计准则的稳定目标。会计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经济水平越高，对会计相关方法要求就越高。首先：会计信息生成与披露的方法统一并保持相对稳定，相反若缺乏稳定，必将会导致企业和投资者均无所适从，最终失去会计准则应有的权威性；其次，要求企业充分披露相关会计信息及其他信息。也就是企业在财务报告中对一切可能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决策的重要信息都应当在做出全面、可靠、及时而又使人理解的陈述，从而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维护市场的良好秩序，构建公平的竞争环境。
（二）准则制定者价值判断和环境对会计准则目标的影响
一方面，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相关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压力会影响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决策。政府主导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构建在不仅仅综合考虑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同时不同利益集团的规模、地位及与统治者的关系等往往也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由于各种利益群体的游说和压力，有可能使会计准则制定者不得不选择一些无效率的制度构建模式。另一方面，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费用会影响会计准则制定者对公平与效率目标的追求。会计准则制订并付诸执行可以视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其需要相应的费用支出。
（三）职责定位对于现行会计准则目标的影响
强调高质量会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是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核心，财务报告不仅要反映企业主体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还要向财会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决策的信息。前者针对企业的过去，后者关注企业的未来。财务报告的目标必须关注投资者的利益诉求，因此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明确向相关利益者提供决策相关的信息是财务报告目标之一是符合这一大趋势的。
（四）客观环境对会计准则目标的实现程度的影响和约束
从规范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会计准则要力求实现公平、效率和稳定的社会目标，主要取决于准则执行的力度和督促的作用。虽然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前提，但为实现会计准则的目标，需要有效果且有效率的执行机制为其保驾护航。分析目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法和监督力度不够。
三、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功能的规范经济学阐释
（一）会计准则的安全功能
会计准则的执行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风险水平。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并在国民生活扮演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交易事项日趋复杂，委托关系随之复杂化和多元化。因而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的分离程度将会越来越大，使得会计信息使用者和信息提供者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会计准则的经济功能
会计准则的经济功能是指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执行降低信息成本，节约交易费用。
首先，通过会计准则的制定和有效执行可以降低会计信息收集和使用成本。如果会计信息使用成本过高，投资者就不会将大量投资放在在信息收集上，这将导致投机的因素就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资源的有效利用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会计信息使用成本和市场风险将通过以上两方面的努力得到降低即实现会计准则的经济。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新准则对企业报表数据的影响较大，一方面企业报表显示的数据更加接近企业目前的实际经济状况，其反映的会计信息更真实更可靠，另一方面报表数据反映企业的经济状况质量有所改善，2007年沪深股市所有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均上调，大多来源于政策变化的原因，在分析报表质量时还应结合报表分析企业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分析报表数据的真实性，新准则对企业利润操纵可能成了一把“双刃剑”，在一些方面遏制或降低了企业对利润操纵的空间，在另一些方面又为企业利润操纵开辟了新的空间。例如新准则对长期资产的减值损失计提后不再转回，以及将持续经营的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也纳入合并范围，均阻断了企业利用转回减值准备和剔除子公司的行为来调节利润的可能性；又如：借款费用资本化范围扩大，使得企业可能采用一定的手段使一些存货的借款利息支出，以及专项借款之外的一般借款的利息支出符合计入资产的要求，扩大费用资本化的范围，减少当期财务费用，提升企业利润；债务重组引进公允价值计量，使得企业可能会通过关联方债务豁免等债务重组方式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对无形资产开发费用予以资本化，由于实际操作中区分研究费用和开发费用存在一定难度，企业可能将研究费用一并计入无形资产，扩大企业的利润空间等等，均可能为企业操纵利润提供新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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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葛家澍，创新与趋同相结合的一项准则――评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会计研究，2006.3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关键词】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制;合伙制;有限责任合伙制
一、引言
纵观注册会计师行业在国际上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经历了独资、合伙制和公司制,最终又回归到合伙制的发展历程。事实上,对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由于注册会计师执业主要依赖个人的专业技能,而不是资本,独资与普通合伙制突出了个人的角色,因而成为早期事务所的主要组织形式;20世纪60年代,注册会计师行业陷入“诉讼爆炸时期”,要求事务所对第三方承担民事责任,动摇了注册会计师对个人独立执业与合伙执业方式的信心,使得传统的独资与合伙制遭到质疑。为了保护注册会计师,执业界对事务所进行了公司制改造,有限责任公司制的形式开始盛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融合了普通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公司制优点的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开始兴起。在该种组织形式下,事务所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合伙人对其各自执业行为承担无限责任,而相互之间不须承担连带责任。有限责任合伙制事务所已成为注册会计师职业界组织形式发展的一大趋势。
在我国,《注册会计师法》也将合伙制作为事务所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但由于有限责任制下的风险明显小于合伙制。而且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远未真正发展到质量竞争、以质取胜的阶段,市场仍不具备自行检验、区分服务质量的能力,这导致了我国事务所普遍偏好风险较低、责任有限的有限责任制,而由于其较弱的约束力削弱了审计的独立性,进而对审计质量产生严重影响。本文结合我国现状,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事务所组织形式选择的原因,并针对其制度缺陷,探讨中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以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现状及分析
(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现状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最初采取的是“挂靠制”,即事务所挂靠于各行政单位,使得事务所实际上处于一种“乱办、乱管、乱执业”的混乱状态。于是,财政部和中注协规定,事务所必须于1999年底脱钩改制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独立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社会中介机构。按照《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选择两种组织形式: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根据截至2006年6月的统计,当时我国的5 641家会计师事务所中,仅有787家采用了合伙制组织形式,仅占总数的13.95%;4 854家采用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占到总数的86.05%。而即便在787家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中,出于自主自愿组建的估计不超过合伙所总数的四分之一,绝大部分合伙所之所以采用此种组织形式是因为其达不到组建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的要求。
(二)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应当说,我国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偏好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1.有限责任制的组织形式是理性经济人的自然选择
在经济学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条件是众多不同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条件。所谓“理性人”假设是指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其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会计师事务所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其在遵守执业准则的前提下,会努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这就意味着,在审计收费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将会在审计成本与质量之间进行权衡。这时,审计风险无疑会成为重点考虑的因素。而在我国,公司治理的结构不完善使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加大;同时事务所普遍规模不大,收入来源单一,易于面临解聘威胁,而一旦屈从于压力,充当了企业财务报表的“粉饰人”,业绩差的上市公司迟早会暴露其真实面目,事务所自然难逃干系。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组织形式的选择上,自然会倾向于选择有限责任制。
2.有限责任公司制有利于规避执业风险
事务所的所有者总希望选择那种能最大限度规避审计失败风险的法律责任制度。他们偏好于选择有限责任制,这是因为在有限责任制下,事务所的所有者对其失信行为只承担有限的保险责任,其未投入事务所的私人财产在事务所发生审计失败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有限责任制下,注册会计师和事务所无论给第三方造成多大的损失,其经济赔偿责任都限定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事务所以公司财产为限,投资人以投资为限承担经济责任,且没有连带责任。因此,从规避执业风险的角度,有限责任公司制无疑会成为所有者的选择偏好。
3.有限责任制能使初始缔约成本最小化
人力资源对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各合伙人应当具备相当的专业技能与执业经验,而且合伙人的个人声誉也将是组建合伙制事务所时应当考虑的关键因素。而在我国,注册会计师尤其是具有从事证券、期货执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的资源仍然稀缺。此时,要选择具有较高专业技能与丰富的执业经验,同时个人声誉良好的注册会计师无疑十分困难。这种对合伙人的高要求必然会带来缔结初始合伙契约的高成本。相比之下,在有限责任公司制下,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承担的风险有限,且对于注册会计师个人的执业能力、声誉以及相互之间是否能够产生“协同效应”的要求并不高。因此,有限责任制的事务所更容易以较低的缔约成本建立起来。
三、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
(一)合伙制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的必然选择
1.有限责任公司制不利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一种专业服务,通常不需要大规模的有形资产的投入,这使得公司制的融资优势体现不明显。同时,虽然有限责任制能够“保护”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免于陷入无限责任,规避经营风险,但是不论事务所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都必须有助于保证审计质量。有限责任制下,经济责任轻,当事务所获取的利润远远大于注册资本时,便有了造假的驱动力,从而为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可见,只要注册会计师仅承担有限责任,审计质量就难以保证。如果事务所只知一味地拒绝承担风险,是不利于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的发展的。
2.实行合伙制是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
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一项职业而存在,绝不能忽视其“公共服务”的本质及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相比而言,合伙制更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在合伙制下,如果审计师失信,事务所的所有者就要用他们的全部私人财产承担其因失信造成的经济损失,事务所的私人财产越多,对审计报告使用者的利益保护程度越大,事务所所有者对审计活动的监督越严格,人力资本违规、违约的可能性越小,对审计诚信的保证程度就越高,所以理论上合伙制对独立审计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产权具有无限性,是一种彻底的担保机制。
3.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合性质”决定了应当实行合伙制
会计师事务所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其发展并不是单纯依靠财务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靠人力资本之间的精诚合作。也就是说会计师事务所不是一般的“资合”企业,而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人合”企业。这就决定了在事务所内应由人力资本承担风险。即当审计失败引起第三方诉讼,注册会计师将对其进行经济赔偿,其名誉将受损,市场价值也会随之下降。因此需要一种制度安排对注册会计师的风险加以回避。而人力资本所有者如果共担风险,就会促使其相互监督,从而对事务所内注册会计师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实行合伙制的精髓就在于体现了注册会计师之间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合伙制体现的有限连带责任,使事务所有强大的动力去建立一套完整的风险控制机制,约束合伙人的行为,从而解决事务所风险控制问题。
4.实行合伙制有利于事务所实现“团队工作”的帕累托最优
从理论上说,事务所与企业所有者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事务所的所有合伙人就构成了一组人。由于每个合伙人的努力程度及边际贡献具有不可观测性,因此事务所同样面临着团队工作中的“搭便车”问题。当事务所采用合伙制时,“团队惩罚”对所有合伙人而言就意味着巨大的或有威胁。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合伙人的工作导致审计失败,所有的合伙人将对其导致的经济后果负责,对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样,每个合伙人都由于害怕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得不选择帕累托努力水平,于是,帕累托最优就可能作为纳什均衡出现。
(二)有限责任合伙制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最优选择
有限责任合伙制作为一种创新的事务所组织形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主流形式。
首先,有限责任合伙制解决了合伙与独资在规模化经营方面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上市公司审计的现实需要、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审计需求、国际会计公司的纷纷进驻,都要求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迅速壮大起来。
其次,有限责任合伙制弥补了有限责任制在风险约束机制方面的缺陷,从而能够保证审计质量。有限责任合伙制强化了合伙人个人在执业过程中的法律责任,促使他们更多地注重对公众利益的维护,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证作用,为注册会计师赢得社会公众的充分信赖。
最后,有限责任合伙制弱化了合伙人之间的连带责任,无过错合伙人无需再为其他合伙人的恶意或重大失误行为负责,大大降低了合伙人之间事前相互了解、事中相互监督的成本,从而降低了事务所规模扩大的风险,也有利于合伙人进入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说,有限责任合伙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公众利益和注册会计师个人利益的共赢,从而呈现出其成为我国事务所未来主流发展方向的巨大潜力。
四、结论
应当说,每一种组织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任意选择。独资会计师事务所设立灵活,但发展后劲不足,难以承接大型业务;有限责任制虽然有利于扩大事务所发展规模,但其对审计责任的规避与审计职业不相容。合伙制最能体现审计责任,代表了事务所组织形式的终极取向。有限责任合伙制作为上述两者的结合体,结合两者之长,应当成为未来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目标。当然,事务所组织形式的选择是与特定的经济背景紧密相连的。就我国发展现状而言,要求事务所全面推行合伙制有一定的难度。首先,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尚不乐观,很多上市公司没有良好的运行公司治理机制。其次,合伙制下合伙人及事务所承担的风险可能远超过其承受能力,一旦出现审计失败,若缺乏健全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风险保险制度,将直接威胁事务所的生存。因此,就现阶段而言,要努力改善注册会计师的执业环境,加快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大力扩展合伙制的实施范围,促进事务所组织形式实现从有限责任向合伙制包括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过渡。当条件成熟时,必将取消有限责任制,全面实行合伙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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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商事仲裁的经济特征
(一)仲裁成本
国际商事仲裁的成本是指在国际商事仲裁过程所产生的费用，既包括仲裁双方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也包括仲裁机构或组织的公成本，本文主要分析私人成本。私人成本主要包含了当事人为使仲裁顺利进行而支付的、或为商事仲裁结果偏向有利于己方的成本，机会成本、信息成本，甚至包括了一定的沉没成本。
具体来说，一部分成本是仲裁双方当事人为仲裁进行而支付的仲裁费用，这部分费用除仲裁机构收取的仲裁费用外，还包括因仲裁当事人的跨国性而支付的工资费用、住宿费用、生活费用、差旅费用等。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机会成本则是指仲裁双方当事人在选择商事仲裁来解决其间的争议纠纷时而放弃的其他解决争议的手段，如情形一，选择民事诉讼方式来解决;情形二，选择其他ADR方式，如调解、协商、斡旋、谈判等方式来解决，情形三，非法手段来解决;情形四，消极旁观，宁愿自己利益受损，不解决。国际商事仲裁是这几种情形的替换手段。
波斯纳认为信息成本是存在的，信息成本包括两种:取得信息的成本和吸收并处理信息的成本。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双方当事人为使利己的仲裁结果出现，会拼命收集有利于己方而不利于对方的信息，在最可能多和优的收集到这些预设信息后，还要整理归类提炼。
另外，在仲裁整个过程中，仲裁双方当事人投入的大量的时间、半青力，姑且把其归入己经发生的不可收回的支出一一沉没成本，不仅难以计量，而且不可能如金钱般得到救济补偿。
按照最大化原则，仲裁双方当事人都会为了利益最大化，或为得到赔偿，或为不予赔偿而不断投入仲裁成本，但边际成本在仲裁中同样适用，随着成本的追加，当事人所获得的利益会不断扩大，但是其总的利益是一定的，当事人追加再多的成本，总的利益不会增长。因此，遵循成本的边际效应原理，决定了当事人投入仲裁成本的量是有上限的，特别是当达到相对少的成本换回相对最大的利益或成本开始高于利益时，都决定了当事人不会再投入成本。
(二)重视效率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效率指的是在一种状态下总收益和总成本之间的关系，用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在国际商事法律关系中，仲裁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资源无非是时间和金钱，这也是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
仲裁的高效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仲裁员素质的专业性。当事人选择的国际商事仲裁员一般不仅精通法律，而且其具有的专业知识会与所涉案件紧密联系，因此在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上更高效，更有针对性。另外，由于争议的有效解决，当事人处于在仲裁解决争议未果转而又寻求其他救济手段的困境的机率得到控制。这就如同针对某专门品牌车型的汽车4S店和普通的汽车修理店在对处理某专门品牌车型的汽车故障时，其不同的处理能力在面对相同的汽车故障，差异是存在的。第二，仲裁员、仲裁地、仲裁的准据法、仲裁程序的自由性。自由选择并不仅仅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同样它事关争议解决效率的高低。仲裁员就不再赘述，而仲裁地的自由选择意味着当事人除考虑差旅费用可以就近选择外，也可以基于安全等其他因素进行选择。仲裁的准据法同样如此，即使与本国并无关系。而仲裁程序也可以基于当事人的意愿进行简化或省略。第三，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简易性。以《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为例，该条约在第5条具体罗列了拒绝承认与执行的几种类型，除此以外，凡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做出的仲裁裁决应较容易在其他成员国得到承认与执行。仲裁的高效率为当事人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当事人可以利用节约下来的时间去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仲裁机构的竞争
与民商事诉讼不同，仲裁市场具有自愿、开放、统一、可选择等特性，案件的管辖和法院相比不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专属性，加之商事仲裁服务领域数量级的常设和临时仲裁机构，甚至包括临时仲裁方式，仲裁机构在受理仲裁案件时不受地域的限制。这些因素决定了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面临着巨大的竞争。撇开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间的竞争不谈，新近设立和老牌的仲裁泪L构间、国内的和国际性的仲裁机构间都面临着日愈加剧的竞争。并且越来越多的仲裁机构不断更新机构自身的服务、仲裁理念，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调整收费水平，减轻当事人的费用负担，采取询问式程序管理来为当事人节约宝贵的时间，并将仲裁与调解这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结合起来，以达到吸引当事人的目的。
二、对国际商事仲裁性质的经济方法论分析
(一)关于国际商事仲裁性质的四种成熟的理论
各国学界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的四种较为成熟的理论主要包括:司法权论、契约论、混合论、自治论四平中。
司法权理论又称国家授权说，认为国家具有监督和管理发生在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仲裁的权力，审判权是一种国家主权职权，只有国家才能行使审判权，仲裁裁决就像法院判决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如果没有仲裁地国家法律的授权，仲裁员是不能行使通常只有由法院或法官才能行使的权力。
契约论也称合同授权说，认为国际商事仲裁基于当事人合意达成的仲裁协议而产生，否认国家强制力对仲裁的影响。根据合约必须遵守，仲裁员做出的裁决当事人应自动执行，否则当事人可依合同之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混合论认为，尽管司法权论和契约论是相互对立的理论，但在仲裁实践上，这两种理论是可以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应兼具司法和契约双重性质，并且这两种性质不可分割。但是混合论者在正面论证司法权论与契约论的有机混合上较为困难。
自治论认为仲裁仲裁制度是一种独创的制度，它摆脱了契约和司法权的观念，是一种超国家的自治制度。既反对将仲裁制度归结为为司法性或纯契约性，也反对混合论的观点，而是主张不能把仲裁跟司法权或契约联系起来，判断仲裁的性质，仲裁实际上是超越司法权或契约的，具有自治性。
(二)对国际商事仲裁性质的经济分析
上述四种理论分歧的关键点在于:国家司法权与仲裁当事人自治权之争。
根据纳什均衡状态，每个参与者在纳均衡状态下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对于其他参与人的策略的最优反应。该博弈结构的显著特点是，博弈有两个均衡，博弈双方各自会偏爱一个均衡。如组织中上下级的博弈。所有在层级组织中工作的人们都知道，组织中的上下级关系是很微妙的。有些组织中上级对待下属非常强硬，被称为铁腕上司;有些组织里下级对待上级毫不买账，被称为鹰派下属。这类似于国家对仲裁当事人，假设国家对当事人进行博弈，就国际商事仲裁的性质各自都可以选择到底是主张国家权力还是主张个人权利。
摘要：2009年银监会下调城商行异地市场准入政策，从而加速了中小银行的跨区域经营热潮。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是跨区域发展的中小银行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入手，提出中小银行在跨区域经营的组织架构中，既要实现垂直向下的部门一体化，也必须相应提高分支机构的管理边界，从而减少内部摩擦和交易费用，提升效率；通过比较当前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分析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终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架构与管控模式。
关键词：中小银行；组织结构；交易费用理论
跨区域经营的中小银行①是指中小银行突破自身所处城市所辖行政区域的限制，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经营发展，目前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本省范围内不同城市间设立分支机构，另一种是跨省（区）、直辖市间的发展。2006年，监管部门《城商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为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依据。2009年监管部门调整了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和简化机构设立。银监会也提出中小银行发展的四个方向，即成为全国性银行、区域性银行、社区银行以及专业化银行，这为有条件的中小银行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因此跨区域经营已经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主流模式。至2009年底，实现跨省经营和省内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42家，占城商行总数量的29%。其中，实现跨省经营的城商行数量为32家，占总数量的22%②。
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挑战，如何生存、发展、壮大是中小银行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如何调整设计组织结构以保证发展又是所有中小银行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引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针对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比较主流的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最后从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效率的角度，提出适合中小银行跨区域发展的组织结构。
一、组织结构研究的新视角：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最早由Coase（1937）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是指运用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它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发现贴现价格以获得精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以及在市场交易中，交易人之间谈判、讨价还价和履行合同的成本。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因此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的显着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Coase还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与企业的边界问题，他认为企业的规模会扩张至企业的内部管理组织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的均衡点，即“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Williamson（1985）在Coase的基础上，将交易费用理论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契约（contract），并且人是有限理性③（bounded rationality）和机会主义④。一项交易由市场组织好还是由科层组织好，取决于交易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不变时，资产专用性⑤程度越高，市场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优势就越不明显，因此交易就越适合由科层⑥来组织；反之则反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交易就适合由混合形式（hybrid）来组织。而科层能够取代市场，是因为其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市场制度相比，内部交易者通过机会主义倾向以牺牲企业的整体利益来满足私利的能力被削弱，机会主义的动机也因之削弱；与内部组织相关的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内部组织拥有处理争端或纠纷的优势；内部组织还可以从各个方面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Williamson进一步在《市场与层级组织》一书中，将组织结构分为U型、M型和H型三大类，与U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向下分权，与H型结构相比，M型结构实施了更多的中央调控，他认为从U型H型M型⑦的演变过程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组织变革。
二、中小银行的组织架构及其跨区域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实质上是针对业务模式转变的自我调整，美国银行业的组织结构变化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最初银行业务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存款推动，存款规模对于商业银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而规模优势的效应使得银行不断扩大经营网络，最终对业务规模的追求使得总分行制出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金融脱媒，以及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的业务模式从以规模为中心转向以服务客户为中心，组织架构也由规模为导向的总分行制向以客户为中心的事业部制转变；客户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引起金融需求的不断深化，从而使银行的产品开发和金融方案设计重要性突显，因此以产品为中心的事业部制出现；进入90年代以后，全球一体化使银行业务全球化，原有的客户事业部和产品事业部下管理半径太大导致管理效率低下，因此将地区事业部和客户产品事业部有机结合，矩阵式管理架构出现。
反观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大致遵循了上述的变化轨迹：总分行制事业部制矩阵式。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采用一般意义上的总分行制，目前只有民生银行采用完全意义上的事业部制架构，其余的商业银行只在部分新兴市场业务或产品领域，如信用卡、投资银行、私人银行等采用事业部制；真正意义上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在国内商业银行还处于摸索阶段。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而言，普遍采用的是总分支行组织管理架构，只是在某些部门的设置上采用了事业部制，以及个别业务领域采用了矩阵式的管理手段。自从2005年上海银行设立异地分行以来，中小银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发展模式，但是随着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以及管理半径的逐渐加大，使得总分行间的管理复杂性呈几何级数增长，众多中小商业银行实行总行集权的总分行管控模式，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以及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这一集权式的管控模式面临着如下挑战：
（一）统一评审机构导致风险认定存在歧议
许多中小银行只在总行层面设立独立的风险评审机构，实施项目集中评审制，异地分支机构的项目必须由这一评估机构统一处理。原本这一设计的目的在于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风险控制，防止分支机构出现道德风险以及项目的逆向选择，但却无法保证远离企业所在地的评审机构对异地项目风险状况的准确掌握。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评估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异地分支机构的贷款项目风险，最终造成分支机构的项目难以通过，业务拓展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使得业务领域的开拓出现了逆向选择，即中小企业经营的特殊性，使得远离该企业所在地的评估部门无法把握其风险，因此中小商业银行极力推行的中小企业业务无法顺利开展，分支机构更多地将目标锁定为大中型企业。因而，采用这一组织设计的中小银行跨区域经营中，经常出现分支机构与评审机构的矛盾，增加了内部交易费用；同时也使得银行的中小企业开发战略无法获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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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权式管理使得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受阻
在跨区域经营中，由总行充当战略规划中心，对于分行的业务发展实施规划指导职能。国内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不同区域的经济特点不尽相同，对身处其中的商业银行产生必然的直接影响。总行出于统一考核、计划指标等因素，对所有的分支机构采用统一的业务发展规划，结果造成业务开展难度大、成本高，创造的效益不理想，员工积极性下降；另一方面，没有充分利用分行的信息优势，削弱了分支机构开展业务的灵活适应性、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分支机构提出针对当地市场特征的业务计划，又难以获得总行的认同，需要寻求各种内部沟通渠道加以解决，如有些中小银行的分支机构，会定期派项目负责人前往总部进行沟通，这事实上增加了银行总分行间的沟通成本；除此之外，由于实行集权式管理，当市场出现变动或机会时，分支机构需要向总行层层报批，难以及时做出反应，耽误了市场时机，使得效率下降。
（三）业务条线化管理造成条块分割、内耗严重
有些中小银行实行业务条线化管理，以加强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发展的控制，但是分支机构规模相对较小，在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需要依靠整合分行的资源，才能具备与大型银行相抗衡的能力，这是当前中小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不可回避的劣势。若中小商业银行过于强化业务条线化管理职能，不仅会削弱分行资源整合的力度，导致目标模糊、条块分割、组织内耗严重，难以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不利于加大分行的市场开拓力度和银行战略目标的实现。
（四）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客户要求
中小银行在未实施跨区域经营时，主要采用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职能型架构，但不同行业客户或不同类型企业客户的需求也千变万化，难以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满足，客户需求的综合化和多元化要求银行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化和差异化的服务，要求中小商业银行在跨区域中必须要转向“以客户为中心、内部分工专业化”的组织架构，以应对区域差别化带来的挑战。而中小银行的总部机构虽然初步建立市场营销管理体系，但对分行市场营销的整体规划、组织、协调和支持力量仍然比较薄弱，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无法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应对分行市场营销中出现的问题。
四、小结
当前中小商业银行跨区域发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跨区域经营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既保持对异地分支机构的有效管控，同时保证其快速发展壮大，又使得总分行机构间沟通顺畅、决策效率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考验这些中小商业银行经营智慧的一个试金石。
注：
①本文中的中小银行是指除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合作社等以外的中资中小银行。
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
③所谓有限理性，是指“人们意图理性地行事，但是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Simon，1957）。
④所谓机会主义，是指用欺诈的手段来算计的行为（Williamson，1985）。
⑤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一种专用性投资一旦做出，不能转为其他用途，除非付出生产性价值的损失，它包括地点专用、物质专用、人力专用、商标专用以及临时专用等（Williamson，1991、1996）。
⑥Williamson认为企业是依靠科层的权威来组织交易，“科层”比“企业”更恰当。
⑦U型是指：集权制的、职能部门化的或一元化的组织结构；H型是指：控股公司制的组织结构；M型是指：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它按照产品、品牌或地理区域设立各自半自主的经营部门（主要是利润中心），每个部门都独立经营自己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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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mon，Herbert，1957，Models Of Man.NY：John Wiley.
Williamson，E.A.G.，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New York：Free Press，1975.
Willamson，O，1985，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New York：Free Press.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M].段毅才，王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
Willamson，O，1991，“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6：269-96.
Willamson，O，1996，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
姚瑜琳.我国商业银行组织架构改革目标模式与路径选择[J].金融研究，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