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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审计市场;制度变迁;竞争性市场结构;审计质量
要把握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就必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有一个深入的了解。任何抛开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现状而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特征的认识都只具有阶段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发展必将丧失其适用性和原有意义。由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总体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基本特征必须由此入手。将经济转型理解为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新兴市场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制度的匮乏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发展必然伴随着更为迅速的制度变更,这也是理解我国证券审计市场需求和供给等相关问题的出发点。
一、政府主导的改革路径与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市场发展
尽管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册会计师的业务主要以三资企业为主,业务范围涉及验资、查账、所得税申报以及外汇收支报告等(杨时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在创造了公众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需求的同时,我国证券审计市场才开始形成。显然,这与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近百年的发展历史无法相提并论。与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市场化发展轨迹类似,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改革过程决定了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在发展初期其主导力量也必然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易琮,2002;韩洪灵,2006)。
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较早对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状况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早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审计市场的非市场自然细分(行政细分)所导致的无序化问题。这种无序化的行政细分则是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惯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注册会计师服务市场的行政细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职业服务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尽管他们观察到市场的自然细分一定程度上在当时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市场是存在的,一些具有较好的自我约束机制的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职业声誉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无疑市场的行政细分抑制了竞争并造成了审计市场的无序化发展。在该研究的基础上,陈武朝和郑军(2001)指出在我国审计市场中,政府部门是审计市场的最大需求者,但这种非市场化的需求和行政细分的结果决定了其不存在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而多数会计报表使用者尚未真正关心审计质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会计师事务所较少或基本不靠质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争取客户,同时亦助长了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审计市场问题的后续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尽管路径依赖决定了上述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研究结论显然不能应用于当前与审计市场有关问题的分析。考虑我国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无疑我国审计市场的行政性细分是市场化发展初期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和中国注册审计师协会实现联合。1997年8月全行业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销事务所638家,撤销滥设的分支机构1474家。1998年启动的脱钩改制工作则使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真正独立的公司法人,从体制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独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103家会计师事务所完成了脱钩工作。2000年,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中国税务管理中心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合并,最终由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管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以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过程可以理解为市场化发展初期制度的匮乏以及过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场发展过程中向规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进的过程,也正是谢德仁和陈武朝(1999)研究中所谓的“基础设施”从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力量主导应当指的是政府是规则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运动员”亦非“裁判员”,而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从这一层意义上讲,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证券审计市场发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导并没有问题。据此,笔者并不认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场需求,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发展将会自动选择独立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并将事务所脱钩改制理解为政府无奈选择结果的观点(如刘峰和林斌,2000)。因为本质上讲独立审计是市场经济的产物(Watts & Zimmerman,1986),而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事实就已经决定了,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在相关市场还没有形成或者有效运转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对独立审计的市场需求。因此脱钩改制不是政府的无奈选择,而是其培育市场微观主体,创造公平市场环境的必然之举。
二、制度变迁与竞争性市场结构:从无序向有序的转变
与发达成熟证券审计市场所普遍具有的寡占特征不同,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程度的竞争性,这可以视作我国区别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树华(2000)最早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我国证券市场的集中度与国际趋势存在着巨大反差,1993年至1996年按客户家数计算“十大”的市场份额分别为51%、48%、44%和35%,市场集中度较低并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此外我国“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在各年间的排名很不稳定,研究结论认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是一个过度竞争和不稳定的市场。此后的研究者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后期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变化进行了考察。
吴溪(2001)对我国1997年至1999年的证券审计市场进行了考察,三年间按照股本总额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分别为44.41%、38.75%和34.93%,仍然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审计意见的考察结果研究表明,在这三年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在总体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规模越大的事务所独立性越强。研究结论指出2000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发生的政府诱致性合并重组有利于我国审计市场的良性发展。易琮(2002)直接使用业务收入数据对1998年至2000年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全行业前“”事务所的各年市场份额分别为42.35%、48.07%和53.47%,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她认为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正说明行业制度变迁(脱钩改制和全行业规模化)对市场结构的变化发挥了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则同时对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0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户家数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为31%,后者按照事务所业务收入计算的“十大”市场份额则达到了49.46%,差异来自于比较基准的不同。
笔者对股权分置改革前我国证券审计市场2002年至2004年的市场集中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1 Panel A所示,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证券审计市场几乎全部为“(或五大、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英国的审计市场集中度最高,达到了100%,日本为最低也达到了80%以上。与此相反,如Panel 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我国审计市场中前“十大”(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集中度,按客户家数计算仅为25%(11%),按照客户资产总额计算则为48%(33%),按照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为53%(39%)。Herfindahl指数也显示我国证券审计市场具有较高的竞争性程度,根据客户家数计算,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约有50家同等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而按照客户资产总额、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则分别为22家和15家。Panel C反映了国际“四大”中国所的市场份额情况。在2002年至2004年期间国际“四大”所审计的A股上市公司仍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趋势。不过按照客户资产总额、客户销售收入总额计算,国际在“四大”的市场份额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分别达到34%和38%,表明国际“四大”在大客户市场具有竞争优势。
表1的统计结果表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熟审计市场相比,在2002年至2004年,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不过,与上文所提到的相关研究结果比较,这三年间的市场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并且时间序列上相对平稳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尽管竞争程度仍然较高,但是以上结果可以说明,我国证券审计市场的发展开始步入相对稳定阶段,市场竞争开始向着较为有序的方向发展。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审计质量供给:一个争论
鉴于发达证券审计市场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部分研究者将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与审计质量供给联系起来(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刘明辉等,2003),认为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场较高的竞争程度。但是,笔者认为该观点首先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发达市场国家如美国,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总的来说是市场竞争和选择的结果。而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结构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从1997年深圳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试点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业完成改制,审计市场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垄断,开始逐步转向市场化的自由竞争阶段,市场集中度不高是历史造成的现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国外研究者对于市场集中现象给出了三种解释。其一,Dopuch & Simunic(1980)和DeAngelo(1981)认为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化以及产品高质量的声誉能够解释普遍存在的市场集中现象,我国部分研究者的观点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 & Simunic(1980)以及Danos & Eichenseher(1986)认为是由于审计服务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大型会计公司在市场中获得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市场集中现象。其三,Doogar & Easley(1998)通过构建了一个无差异化、纯价格竞争的理论模型考察了市场集中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既不是审计质量差异化也不是规模经济,而是订约活动(Contracting practices) 、客户规模分布(client size distributions)以及事务所生产效率的差异(differences in auditor productivity)联合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结合上述解释,笔者认为,若将审计质量高低与当前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相联系恐难有说服力,同样,若将审计质量差异化与此相联系一样难以得出正确结论。
那么竞争性的审计市场结构对审计质量研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西方研究者看来(如Krishnan & Schauer,
2000;Niemi,2004),由于绝大多数关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审计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是否存在审计质量差异化、审计质量差异化沿着何种维度分割、事务所规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场一样与审计质量保持正相关的关系,这些都是未有定论的研究课题。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 & Michaels
(1995)均认为在寡占型市场中,大型事务所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可能并不必然与提供了更高的审计质量相联系,原因在于费用溢价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务所依靠市场势力所获取的经济租。这使得从供给方考察审计质量陷入尴尬境地,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应能够较好地避免该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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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是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它的本质在于阶级统治；
2、 国家是按地区来划分其国民的；
3、 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 国家是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而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管理组织。
创新型国家是指那些将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创新型国家是以技术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的国家。
关键词：设计；本质特征；美；需要；设计精神；无为
中图分类号：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076-01
设计产生已久远，经过时间的沉淀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得到了发展。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造物，为了生产，从本质上讲，设计与造物是以人需要的满足为目的的，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为物。现代设计是为现代人、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提供的一种积极的活动。
现代设计通常又被称为“功能主义设计”。现代设计的范畴一向并不明确，因为设计的涉及面非常的广泛，从复杂的宇宙航空器到简单的包装和电视广告，可以说充斥我们工作生活的任何一个侧面，我们生活的空间中几乎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经过设计处理的，但是这些所经过设计的物体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
与纯粹追求精神美感享受的所谓“纯艺术“不同，”设计艺术“与生俱来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处于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临界点上。在任何一件”设计艺术品“上，既包含着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审美元素和物质，同时又以人类所必需的某种物质功能形态的方式而出现。由于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受到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因而”设计艺术“的物化形态以及功能形态便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功能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以功能为核心。德国功能主义的具体设计思想是，首先发现事物的本质、目的和需要，正确充分发挥事物的功能，形式应当反映这种本质和目的。苏里文在“所考虑的高层建筑”一文中写道：“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一切有形的和形而上的，一切人类的和超人类东西，一切内心和精神真正的表现形式，都有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形状总跟随功能。”
另一方面便是人类精神性存在的需要。当我们说“审美活动”是人之为人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人类在认识和追求美的同时，也将这种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美的标准”，在自觉与不自觉的过程中泛化到了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对象和空间环境中去了。可见，人类所特有的这种“审美意识”不同于其它意识活动，它要求人类在发现、认识、表达乃至体验“美”的时候，必须借助具体化和特征化的物态形态或物质对象来完成。设计艺术中“美”的因素的存在，也与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美”有着美学价值上的不同：一方面它是美的形式与规律的抽象；另一方面它又将这种抽象出来的美的标准泛化到人的所有的造物活动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美学价值既是人类特有的造物活动的标志，同时又带有其特定的功利因素。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也的确如此。在现当代社会，人们除对设计艺术所包含的“审美价值”给予认同之外，更对其所带来的巨大而又潜在的“经济价值”、“商业价值”以及“实用价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人类造物意识的产物，人们创造美的意识必将把某种“美的形式或规律”赋予或投射到该对象之中去，从而将一咱纯粹的“功能形态”转换为具有“功能”与“审美”的“复合形态”。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在创造属于自身的“第二自然”时所遵循的不变的原则。现代设计艺术以工业革命、市场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革命作为自己的“时代文化”特征。机器的出现突破了人的生理极限，从而使技术的发展趋势于无限，丰富的材料世界又使得人的“造物方式”和“造物观念”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可以说每一次技术与材料地变革，都对设计艺术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现代设计艺术”观念中，美不再是独立于功能、功能与技术之上的目的，而是作为功能为核心，以材料和技术为手段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来追求的。设计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功能与美的结合，并在其表现与物化的过程中体现为技术与艺术的统一。
设计就是设计者所秉持的生活观念与设计精神，它将在细微处表现出设计者的视角和态度，从而去思考和探寻生活本质。而这种设计之中恰恰包含了一种“无为”思想，不是去追求所谓的与众不同，而是让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发生，存于在艺术的抽象世界和作品之间，而设计者是一个在这里启到桥梁作用的媒介，是一条通道，使得一切畅通无阻。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设计的概念显示的是人们创造事物的智慧，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对设计本身的要求有所提高，而我们的生活睿智本身就是很好的设计，设计就是要让人认识到一些事物的本质。
总结：在经济文化世界一体化的今天，设计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现代设计的内在本质特征是功能与美的结合，并在其表现与物化的过程中体现为技术与艺术的统一。而每一个设计作品都体现着其设计者的人生态度、生活观念及设计的内涵与精神。“无为”的设计思想更多的体现着“天人合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共处，更多去关注人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一切需要被需要的事物。
参考文献：
[1]王战.西方现代设计艺术风格论.
教育行政执法的基本特征是：
教育行政执法是以国家的名义对教育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具有国家权威性。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求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主要依靠法律手段转变。其次，根据法治原则，为控制行政权力的膨胀和防止行政机关的滥用职权，专司教育管理的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过程就是代表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公民和组织应当服从。教育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国家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授权的单位，这就把教育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执法活动区别开来。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教育行政案件的活动不属于教育行政执法。教育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过程同时也是行使执法权的过程。它具有国家的强制性。教育行政机关只有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执法活动，才是有效的行政执法行为。任何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不仅自始至终无效，而且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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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的基本特征有：
复杂性。因为供应链节点企业组成的跨度不同，供应链往往由多个、多类型甚至多国企业构成，所以供应链结构模式比一般单个企业的结构模式更为复杂。动态性。供应链管理因企业战略和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需要，其中节点企业需要动态地更新，这就使得供应链具有明显的动态性。面向用户需求。供应链的形成、存在、重构，都是基于一定的市场需求而发生，并且在供应链的运作过程中，用户的需求拉动是供应链中信息流、产品/服务流、资金流运作的驱动源。交叉性。节点企业可以是这个供应链的成员，同时又是另一个供应链的成员，众多的供应链形成交叉结构，增加了协调管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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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命题与范畴，而且也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对人之生命价值意义的关切与肯定。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以禅论诗，包藏了无限的机趣，使诗话进人到更高的审美价值境界，体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禅宗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人类性灵的自由抒发，将其引人到诗话当中，就充分表现了人的灵感与活跃的情慷，从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义的精神。以禅心点化诗心，通过神思，领悟诗的意境美，使主体内心体验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自身获得彻底解脱。
关键词：博物馆翻译；跨文化；文本翻译
一、博物馆文本简介
博物馆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承担着传承文化、记忆历史的重任。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博物馆文本英译似乎成了必不可少的历史需求，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中国博物馆文本英译依然问题重重，错误百出。
众所周知，文物是人类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所有文物都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代表，它们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文物包含了显性文化信息和隐性文化信息。显性文化信息包括外表、颜色、质量等信息，而隐性文化信息则涵盖了生产工艺、艺术风格等方面。本文将这些文化信息划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文化信息、中层文化信息和深层文化信息。
为了将上述文化信息介绍给观众，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其文化内涵，博物馆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这就是本文所称的博物馆文本。目前，在博物馆文本英译的过程中。这些文本信息是否都得到了很好的传达呢？博物馆文本英译是否还存在问题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对陕西部分博物馆的文本英译现状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并对博物馆文本英译存在的问题题加以分析。
二、博物馆文本翻译的两大特征
（一）应用型问题的翻译
传递文本信息是该类文体的主要特征，因此其传递效果不容忽视。在该类文体翻译中，语言是一个传递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现将陕西历史博物馆文本翻译特点总结如下：
1.文本表达的简洁性
博物馆文本提供的名称及年代等信息是为了让游客在最短时间内对相应文物有最佳的理解，因此表达方式需简单明了，语句构成需避免繁琐。例如，将展厅介绍中的“沧海桑田，生生不息”译为“Time went by as generations lived on”。这种译法简单明了。
2.文本内容的准确性
这里的准确性是指灵活的尊重原文的处理，死板的翻译是不合格的，在翻译过程中需同时考虑展品的形态和功用。语言的精确性是最基本的要求。“枣园稼穑”的翻译中，“稼穑”泛指农业生产劳动，因此用“farming culture”比用agriculture更为合适。这是因为agriculture指广义的农业，包括农、林、牧、渔业，farming则是指耕作的农业。这种翻译既考虑周全，又直观准确。在翻译中注重译文准确性，是对历史真实性的还原和尊重。
3.翻译过程中的灵活性
除了意译能够体现翻译的灵活性之外，同义词汇的不同表达、不拘泥于汉语文本格式的翻译也运用了翻译技巧。
（二）四字词的广泛采用
汉语方块结构的特点，使其充满整齐美和音韵美。从内容上看，汉语四字词简洁明了；从形式上看，四字词对称整齐；语音上又显得朗朗上口。博物馆文本中四字格的使用正是这几个方面最生动形象的体现。如：文明摇篮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夏商踪迹The Trace of the Xia and Shang Dynasty。
三、博物馆翻译的失误现象
1.文化信息的丢失
博物馆文本英译在实践中由于英汉文体表达的文化差异，以及部分文字无法实现一对一的对译。使其翻译实践面临重重困难。这种现象可看成是一种文化信息的丢失。如将“晋姜簋”直译为“Gui of Jin Jiang”，文物的内涵没有得到正确的表达。对于来源于特定历史故事的成语，考虑到其历史背景和文化特殊性，字对字的翻译极容易造成文化缺失。如“假道灭虢”展板就只有题目的翻译，而内容则无对照英语译文。
2.部分重要文物没有成文翻译
目前，国宝级文物是出土数量少，但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笔者发现，在陕西博物院，诸如龙形觥、玉组佩等国宝级文物只有简单的名称翻译、出土时间及地点。这种失误在也使跨文化交际面临重重阻碍。
3.细节上的失误
首先是信息上的不对等。在博物馆文本中，标牌或展板的翻译与实物经常出现不对等的现象。如彩绘木盘。木盘为浅盘造型，在当时多用来盛放食物。而翻译却是A Painted wooden Basin.Basin的英文释义为：a large round bowl for holding liquids（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148页），多用来指盆。plate的英文释义为：a flat，usually round，dish that you put food（牛嚣扛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第1513页），笔者认为，这里用plate代替basin更合适。
其次是翻译的前后不呼应。这是由于译法的问题。在博物馆中，以以下两类较为明显：
（1）拼写错误
如“邦国遗珍”展板中第六行，将“tribe”错写为“bribe”。
（2）译文与原意的出入
比如国宝级文物侯马盟书，中“纳室类盟书”的翻译略有出入。纳室是指对土地和奴隶的侵占和兼并。盟书的内容是反对侵占与兼并，用Receiving Covenants翻译与内容相违背。译作Covenants against Aggression自然更为合适。
四、博物馆文本英译的跨文化浅析
（一）博物馆文本翻译的跨文化性
贾玉新指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实物场所，系统地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地区特有文化的诞生、发展、演变。博物馆是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为公众提供知识和欣赏的文化教育，以学习、教育、娱乐为目的。依据Peter Newrnark对文本功能的区分，博物馆外宣材料体现了四大功能：宣传推广功能（激发游客兴趣、吸引游客前来游览）、介绍历史文化功能（对某一地区的人文历史发展进行介绍，满足游客的知识需求）、审美功能（让游客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和指示功能（强调游客获得信息后所施的行为）。这四大功能中，宣传推广功能在游览行为发生之前起作用，指示功能服务于游客在博物馆的主要活动，审美功能在另外三个功能产生的同时产生，而把某特定地区的历史文化传递给目标读者则是其最重要的功能。由此可见，介绍、传递历史文化应是博物馆资料翻译中最重要的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传递资料所包含的诸如历史沿革、宗教典故、民族风情、饮食文化、思维方式等文化信息就成为博物馆资料英译的主要问题。
（二）跨文化角度看文物名称的翻译
物的名称，从语法结构上看可表示为材质名称+专有名称的偏正词组形式。这里。材质名称是辨别、判断文物所使用材质的名词；专有名称则指文物器皿的名称，主要依据形状、用途来进行分类。汉语中一般是材质名称在前，专有名称在后；专有名称中以单声词居多，也有少量双声词。我们在实际调查中发现目前洛阳市文物名称翻译混乱，没有统一的标准。同一器物有两种甚至三种以上译本，如：陶鼎Pottery Ding/Pottery Ding Tripod/Pottery Tripod；
玉佩Jade Pei/ Jade pendant是将材质名称意译，对专有名称采用音译呢还是直接意译呢？半音译处理法在文物翻译中很普遍，例如：玉如意jade ru yi（S-shaped ornamental object，formerly a symbol of good luck）。但这种方法一般必备两个条件：一是器皿名称在目的语中不可译；二是半音译之后最好加上注释，这样才能对目的语读者产生交际作用。那么“鼎”在目的语中是否零对应呢？在外研社编订的《汉英字典》中，鼎被解释为ancient cooking vessel with two loop handles andthree or four leg.三足鼎tripod/四足鼎quadri-pod。而tripod一词早期指的是古希腊神殿中的三足青铜祭坛。后来很多三足器物都可称为tripod，如三脚桌、三脚凳、三脚台座、三足奖杯、照相机与望远镜的三脚架等。可见，我国古代三足器皿都可称之为tripod，而四足陶鼎则可译为pottery quadric-pod而不是squared ding。同理，玉佩即指古代系在衣带上的玉饰，直译为jade pendant即可。此外，古代很多器皿根据其形象差异分为“尊”“卣”“觚”“豆”等，意译似乎也是更好的选择。如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中将“五彩加金鹭莲纹尊”译为Poly-chrome Jar with Egret and Lotus Designs and Golden Embellishment而非Polychrome Zunwith Egret andLotusDesigns and Golden Embellishment。
如果汉语拼音刚好与英文相同就更麻烦，如灰陶盂Gray Pottery He，玉鞣Jade She。不懂拼音的外宾很可能把“岙”“鞣”的汉语拼音“He”“She”误认为是英语人称代词，增加了跨文化交际的困难。
五、结语
博物馆是中外游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博物馆各种解说资料中饱含丰富的文化因子，其英语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不但要求译者在翻译中解读源语符号，也需要译者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破译源语非语言符号即文化内涵，从而将博物馆资料中的文化信息准确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把中华灿烂文化推向世界。
另外，博物馆的社会地位、教育功能及文化传播媒介作用决定了博物馆文本翻译的重要性。处理文化因素时，要以中国文化为基准，以译文读者为导向。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修改、更新博物馆的文本翻译，才能为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铺平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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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豆红丽.中国博物馆文本英译系统研究[D].河南大学，2009
[4]李开荣.试论文物名称英译文化信息的处理[J].中国科技翻译，2001（4）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中，不仅富有独特的民族审美命题与范畴，而且也贯穿着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美学思想影响下的文艺创作，无不充满了对人的关注、对人之生命价值意义的关切与肯定。
纵观我国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无论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庄子的“大道为美”说，还是钟嵘《诗品》中的“诗唯性情”论、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以及后来的“妙悟”说、“意境”说等，都是围绕着人、人的性情、人格精神等方面进行的。其中的“意境”说、“神韵”说、“风骨”说、“妙悟”说等，都属于我国民族传统的美学范畴，体现了我国古典美学中自然主义与人格主义的两大品格。在这种美学思想引导下的文艺创作，充满了对人的情感精神的关注和人之生命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的作用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可以激发人的情绪，体察民情民意，抒发其怨愤之情。其诗论始终围绕着人的情绪，所以他编定的《诗三百》将人的感情的抒发放在了首位，这种情感也构成了该诗集的精华部分，充分体现了其艺术价值。此外，孔子的“尽善尽美”说、孟子的“冲实之谓美”以及荀子的“美善相乐”说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华民族追求美好品德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具有深远影响，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重视文艺审美教化作用的审美原则。
道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本体论方面的范畴和命题，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天地有大美”、“坐忘”、“物化”、“齐物我”等思想在我国美学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以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为例，他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以人为本是其思想的核心。庄子论美也是以人为核心，其“重生”、“养生”、“保身”等思想影响下的美学思想呈现出鲜明、突出的人本精神。庄子把“道”视为美的最高境界，提出了“道至美至乐”的美论主张，即美是从“道”的范畴中衍生出来的，因而“道”与美密切相关。在庄子看来“道”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既是“美”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所缺乏、并且是人应效仿追求的。“物物而不物于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人不要被功名利禄所累，不应为物所奴役，而应成为物的主宰，把物我、生死、贵贱、穷达、祸福、得失等都看成相对的东西，从而追求一种心灵精神的绝对无限自由。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美”。
在《逍遥游》中庄子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神人”的形象:在形体方面其具有健全之美，精神方面具有高尚的品德之美，有着绝对的自由和广大无边的神力，而这种“神人”其实就是人的本质的一种人格化。同时，在庄子的审美思想中也论及了审美主体的自由心态。在《田方子》中，庄子描绘了一个“真画者”在画图时的独特的自由行动和神态:“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敌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值值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之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日:‘可矣，是真画者也。’”庄子在这里旨在说明真正的画家要按照自然之性去创作，敢于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独特个性。庄子的这种审美态度使其美学思想带有了鲜明的人本精神特征。而且，在他的美学思想中，真与美密切相关，提出了“法天贵真”的审美命题。此“真”乃一种出于主体心灵的纯真之情，是审美主体的一种天然感性的东西.其富有感人的巨大力量，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作用。在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中强调人之生命精神的自由，生命自由就是美的根本所在。庄子对人的感情、精神美的充分肯定.不仅体现了其对人之生命的热切关注.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而且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的《诗品》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莫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诗品》以诗人个人的风格为品评对象，分上、中、下三品.以曹植的诗为一品，“为建安之杰”。在艺术手法上.进一步解释了“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把审美范畴扩展到诗文以外。用诗的风格立品，是自觉的美学追求的开始。(诗品)所体现出的美学观的核心便是“诗唯性情”，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使人的性情发生波动，便以诗歌的形式加以表现。正如《诗品·序》所写:“嘉汇寄诗以亲，离群托时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践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歌的创作无不与社会人事、人的情感密切相关。
唐代.禅宗兴盛.形成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禅宗是从印度佛学发展起来而又能充分表现中华民族思想与性格的佛教流派。其追求超脱人世烦恼、达到心灵绝对自由的境界。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否定个体生命价值，不主张完全脱离世俗生活，因而希望通过个体心灵、直觉、顿悟，达到这种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禅宗重视主体的内心体验.尊重其内心思考的权威.提倡“我心即佛”.排除了外在偶像、教条的束缚.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这种思想理论围绕着人、人的生活.让人看到生命的本质.且将主体心灵的体验放在首位.强调人的本性.充分肯定人的心灵的实在性.从人的某种人生境界的体验中去追求美、寻找美，在一种心灵自由的境界中去获得审美满足。这种思想无意中激发了当时的诗人及理论家们的思维方式，促使禅思转化为艺术思维、艺术机趣，禅宗佛理便被直接引人到诗歌美学理论的研究和创作之中。特别是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由盛转衰.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当时的士大夫们的审美兴趣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创作理论上.皎然独标性情，引发哲理思考。他在诗论专著《诗式》中说道:“级者尝与诸公论康乐(谢灵运号)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与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可见其仍不脱离性情说。所谓“性情”指人类本性所具有的喜怒哀乐。他强调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引发人性的率直真情，为此需要排斥名言、概念等中介，即不睹文字、不顾词彩，从而达到情真意切、超逸美妙的效果。这种诗学观是道家“得意忘言”和禅宗“离言”的发挥。司空图则综合儒释道三家学说，撰《二十四诗品)，论述诗歌的风格美.分为雄浑、冲淡、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等二十四目，各用四言韵语形象地描述了每种风格的特征.从而表达了中国人独有的民族审美观，其中“含蓄”一目，要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确，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是独有的一种民族审美风格。他在皎然“文外之旨”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诗之“韵味”说。这种“韵味美”的营构.不仅需要创作主体的“妙造”，还需通过作品审美主体—鉴赏者的阅读、接受、想象和认同。从这时候的诗歌创作来看，士大夫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其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宁静。其中自然适宜、浑然天成乃是士大夫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面对静谧的自然、空寂的宇宙，他们抒发着内心淡淡的情思，领略着人生的哲理.并把这些融化在心灵深处。其中王维的诗歌创作最具代表性。如他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人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旧(《鸟鸣涧))诗很短，但禅意充盈。王维深得禅意、禅趣，故营造了独特的淡远含蓄、玲珑澄澈之意蕴。他说:“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这便是其禅悟心态的表现。“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粤。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芙蓉花自开自落，物态天趣，自然天成。“安史之乱”使许多士大夫都经历了一段惨痛的生活，对王维的心灵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他在精神上真正投向了“空门”。“独坐悲双翼.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秋夜独坐)》“无生”.在这里指代佛门“真谛”。涅架境界无生无灭，简称“无生”。可见，由于社会的变动以及禅宗思想的影响渗透，使文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审美个体心灵的宁静旷达与超然适意上，使其逐渐悟得在短暂的生命中获得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途径。
宋代是文字禅的时代。由于时局的动荡.禅与文人的关系更加密切.禅宗那种“一切本空”的世界观、自然适宜的人生态度和超凡脱俗的生活志趣，正好同宋代文人内向封闭的心理需求相吻合，禅的广泛渗透，改变了文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心态.促进了文人们思维模式的改变。禅家“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的思想.使宋代文人产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常心态.使宋代词风多以冷清、平淡为美.追求空灵、疏淡的意境。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静初。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又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词中鸿、人互见，语语相关，营造了一种幽缈、清冷、安谧的意境。苏轼吸收庄子齐物论的哲学观而形成旷达的人生态度.反映在其文艺创作中是一种通达不执的审美理想。而且，由于苏轼一生中的坎坷经历，使其在创作中，在思维方式上常常融进禅思佛理，形成一种清幽空灵的艺术境界。如他的(前赤壁赋》中，由个体生命的有限之悲上升到宇宙时空的无极之壮，借用自然界的江水、明月、清风等景物，暗含着佛禅思想，抒发遗世独立的旷达之情，阐明事物具有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表达了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忘怀得失、处之坦然的人生态度，启迪人们要在体悟人与宇宙冥合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宁静、淡泊的乐趣。其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其中浸透着禅思理趣，暗含着人生哲理、人生的价值意义，融会着人本主义的思想。
在文艺创作理论中，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论诗，其见解更丰富，更有启发性，创立了“妙悟”说、“兴趣”说。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象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古典诗歌的含蓄之美。
以禅论诗，包藏了无限的机趣，使诗话进人到更高的审美价值境界，体现了一种自然天成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禅宗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人类性灵的自由抒发，将其引人到诗话当中，就充分表现了人的灵感与活跃的情慷，从而使其具有了人本主义的精神。以禅心点化诗心，通过神思，领悟诗的意境美，使主体内心体验与宇宙生命脉动相连，从而达到物我两忘，自身获得彻底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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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rand Specialty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LIU Zhi-feng
（Qinhuangda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inhuangdao Hebei 0661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