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6 16: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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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都当前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局对金融监管的改革性文件进行研究，在写作的过程中，针对目前金融危机发生的现状进行分析，揭示出对金融监管的改革仍要继续，特别是对此国内外的文献研究较少，监管当局还没有完全认识到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由于各国利益立场的不一致，目前一些正在实施的比较激进的金融改革方案已经被搁置，要想提出一个被各国都接受的折中的方案，就必须就改革方案的设计言之有理，并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从六部分来讨论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的改革，进一步强调了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改革的必要性。
一、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中的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在国内仅有李妍与李文泓两个人研究过，它与微观审慎监管相对应，现如今对于单个金融主体的稳健与安全的监管并不足以完全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主要包括两方面因素：一是从微观审慎监管的层面来看，在金融机构的一致行为之下，微观审慎监管更能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但是相比之下，宏观审慎监管则影响着金融系统的稳定，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有两种即分业经营模式与混业经营模式，其中分业经营模式是把各金融机构按照某一特定的行业与领域进行业务经营，而混业经营就是把各金融机构监管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进行分散金融风险，第一种模式的系统风险性较大，且相互之间的关联性非常的小，第二种模式可以理性的分散金融的风险，但是很多金融机构同时采用这种经营模式，则会导致整个金融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对于整个金融系统来说，其内部的关联性在不断的加强，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使风险进一步加大。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第一是整个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定价以及信贷供给，这使借贷双方都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二是期限产生以及转化的形式的流行性风险较大，比如银行对批发型融资越来越依赖;三是信用证与股票等在市场上的资金价格与长期均衡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四是金融系统中杠杆率的水平变动;五是对于并未进行审慎的金融监管局的系统性风险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因素在金融监管的宏观层面上对货币以及财政政策都有一定的影响。
二、金融系统中顺周期性的主要内容、表现及改革的方向
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即顺周期性的资本充足率、顺周期性的贷款损失拨备以及顺周期性的公允价值会计这三个方面，其中顺周期的资本充足率主要体现为对资本在经济上是否充足的要求，在经济滑落时要收紧，由于此时银行并不能获取股权融资，所以不得不收紧资产，进而减少信贷造成的信用萎缩，在经济上升时，资产的风险不高，波动的不是很明显，从而对资本的要求并不高。对于顺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来说主要表现为会计在确认贷款计时拨备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进行综合性的判断，在经济上升时，贷款的信用风险并未完全体现，所以产生的拨备计提就少，在经济滑落时，贷款的信用风险就成分表现出来，这时拨备的计提就多，对银行的资本要求就高，银行需要为提高拨备留出更多的空间。对于顺周期性的公允价值来说，主要表现为在进行金融的公平交易的过程中，要求交易双方对交易的规模与过程中的数量进行清算，如果交易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并没有缩减经营的规模，则不利于交易的顺利进行，公允交易的顺周期性主要体现在当资产上升时，公允价值有助于资产的上涨，当公允价值下跌时，导致公允价值资产的减少。对于金融资产的顺周期性的改革方向主要为：第一，建立逆周期性的资本机制。第二，建立具有前瞻性的贷款损失拨备。第三，不断改革公允价值的会计使用。
三、金融系统中的激励机制
在金融危机之前，主要的观点认为，薪酬激励机制应该属于微观主体的行为，并且应该由市场进行决择，监管部门不应进行干涉，因为过度的干涉可能会对市场造成扭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大家才认识到，如果激励机制设计的不恰当，会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造成金融动荡。因此现在薪酬问题已经成为金融监管讨论的主要问题。通过金融危机的经验，我们必须对薪酬激励机制进行改革，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薪酬机制如果对短期财务业绩过度重视，会导致高管过度投机。第二、激励机制与股价挂钩，容易导致金融机构更注重市值最大化，对金融体系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第三，目前的激励机制由于金融机构利润的滞后性，不能做到收益与风险相互匹配。解决薪酬激励机制问题，可能出现以下几点。第一，市场的流动性导致人才流失。第二如果各个机构在限制薪酬的行动上步调不一致，，先进行改革的机构可能会处于劣势。第三，人才的能力是很难评估的，所以确定最佳的薪酬方案也很难。因此，薪酬激励机制要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薪酬决定机制，二是薪酬结构。薪酬决定机制方面，对于高管的薪酬应增加股东大会的发言权，一般职工的薪酬由薪酬委员会制定，委员会应有其独立性。薪酬结构方面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第一，对于职工的业绩评估应该分为财务和非财务两个指标。第二，监狱金融行业的管理风险可能会经过较长时间才能体现，所以奖金应合理的延迟发放，并制定追回机制。第三，业绩奖金可以采取股票或者和股票挂钩的形式发放。
四、金融安全机构的处理措施
政府对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的手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金融机构在处理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资产方采取分担金融机构资产损失的措施、负债方采取对存款保险金及金融机构的发债进行担保、股本权益方面对优先股和认股权证以及普通股等进行国有的转化，国有化的过程是政府求助大型银行的杀手锏，国有化的过程不仅仅具有产权的意义，同时还具有重要的金融监管手段，在此次危机中，发达国家的安全网措施发挥的淋漓尽致，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创意，但是政府在进行使用安全措施时，并没有统一的救助对象，在这次危机中政府所产生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政府的监管机制与处理机制不完善，造成监管当局在不清楚资本有多大缺口的情况下，就对资本进行补充，这是美国进行测试的主要目的，又由于跨国公司的处理机制不足，导致了对母国以外存款者的保护力度不够，所以应对跨国机构的处理机制上加以完善和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完善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局的合作，二是接受本国的金融监管。对于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处理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点好处，一是可以缓解金融机构与监管当局的信息不对称，二是可以缓解金融机构与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三是可以缓解金融机构中政府的动态的不一致。完善此处理机制不仅可以降低金融机构的破产率，也可以降低处置的成本与难度，有助于缓解金融机构之间的动态不一致等问题。但是如果政府不去救助这些金融机构，这些机构在破产之后则对政府的监管与社会经济的稳定产生很大的危害，所以政府应该对这些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进行分拆，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降低金融风险。
五、金融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评级机构起到的作用被广为之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利益上的冲突。评级机构在对信用评级时，会收取被评级单位的费用，有的还会想被评级单位提供咨询，告知其如何提高其本身的评级。第二，信用评级对证券化的产品评级有缺陷，容易形成误导。例如，有些产品在刚刚发行的时候具有AAA评级，但是在金融危机后，该信用证券产品被降级到了不建议投资级，而这种下调的评级情况对公司或者国家为信用主体的时候却很少出现。第三，当有些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于信用评级过于依赖，当评级机构对某个信用主体或者某债券评级进行下调时，容易造成其参与者的统一行动，这样就会造成某些系统性风险。针对以上出现的问题，评级机构亟待进行改革，其需要改革的方向有以下四个。第一，需要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管理，就是加强其监管力度，保证评级机构具有安全的政策和措施用来管理和披露这些利益冲突。第二，要把信用证券产品同其他以国家为信用主体或以公司为信用主体的评级分离开来。第三，要加强对评级方法、对评级模型和评级涉及的基本假设等相关事项的披露要求。第四，对于某些监管机构以及某些金融机构来说，需要对这类信用评级减少依赖。针对评级机构还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第一，该类信用评级做出后，在其使用方法上就会出现排他性还有非竞争性，从而使其具有公共产品的一些特征和特性。通常来说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公共交通、治安等，其生产成本由消费者共同承担，但是信用评级的成本却不能由信用评级的对象来负担。所以，信用评级虽然是公共产品，但是却有其特殊性，这就使评级机构有了自己特殊的商业运营模式。第二，虽然信用评级的及时性还有准确性一直受到外界的一些质疑，但是评级机构在市场上还是有其非常特殊的地位。特别是标普等大牌机构，其意见还是有相当的权威性，对评级的上调或者下调都会对市场的运行产生快速的影响。有时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监管部门和投资部门很难自己对信用主题进行评估其信用状况，而不得已把一些评估工作交给评级机构来委托其进行，但是在同样信息不对称的市场即股票市场上，把经济分析师和股票分析师等职业却达不到评级机构的地位。
六、金融监管的理论综述
此次金融危机之前讨论监管理念的主流理论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其核心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要做的选择是效用最大化。经济人有其偏好，首先是公理化体系，其具备传递性和完全性;其次，选择还有不确定性，核心是期望效应函数。把假设具体化到市场上极为有效市场假说。即资本市场反应了证券的价格和相关的信息。该假说对金融监管的意义在于，市场的参与者是具有理性，并且所在市场是有效的，监管的目标是排除掉市场的非有效的因素，让市场的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少监管或者不监管。通过对金融危机的观察，有几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假设和其理论并不相符。第一，个体经济人的行为有可能不是理性的。第二，就算个体理性，集体不一定理性，例如混业经营的例子。第三，市场纪律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够控制风险的承担行为。第四，有些又大又混业的金融问题不能通过市场的而放心的进行解决。第五，金融的创新不仅能创造价值，也会存在缺陷。第六，金融消费中会存在欺诈行为和非理，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可能自己根本就不了解。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借助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论证即个体行为有时并不满足经济人，有效市场的假说也不一定能够成立。行为金融学给监管带来的启示是，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当被改正。具体体现为一下几方面：第一、抑制过度投机。第二、限制市场准入制度。第三、对金融创新应加强监管。第四、增强对消费者的保护。第五，对投资人进行适应性监管。
综上所述，由于金融危机发生后不管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仅是挑战，也是促使本国与跨国机构的监管机制不断发展与进步推动力量，本文主要从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中的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系统中顺周期性的主要内容、表现及改革的方向、金融系统中的激励机制、金融安全机构的处理措施、金融系统中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对金融监管进行的理论综述这几个方面来探讨有关金融监管的改革，从而进一步揭示出对金融监管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金融监管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了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造成更大的损坏，进行对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成为当前迫在眉睫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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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根本上来看都需要运用金融创新的手段加以解决,金融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连续过程。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来看,丰富金融产品,提高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是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保障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基础。我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取消分业经营限制尚需时日,在既定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约束下,提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只有也只能依赖金融创新。从我国金融业的稳定来看,金融体系中大量不良资产的形成,既有政策性、经营性方面的原因,也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各方利益博奕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由于形成机制、存续时间等方面的中国特色,很难采用国外那种集中化、一次性的方式加以解决。同样,由于经营者(人)政治激励与约束的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然会大于市场激励与约束,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建设、风险管理约束、市场退出等方面,简单引入国外的做法很难起到实际效果。只有在客观分析认识我国金融问题形成的基础和深层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依靠金融创新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金融创新的重要作用,以我国金融创新的持续性、连续性和特色性,要求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应当鼓励而不是限制金融创新,放松而不是加强管制。应当尽快放弃以片面加强监管为主旨的监管体制改革思路,明确金融监管的目的和范围,充分发挥通过金融创新和风险配置所形成的风险市场化管理手段的作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特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下,片面地强调加强监管,依然坚持严格的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简单地扩充行政监管力量,可能并不会真正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风险管理水平,反而可能会由于部门利益的影响,在监管权力细分并强化后,导致监管协调成本快速上升,社会的综合监管效率与效益下降。同时,在任何社会,金融监管的权力都与金融寻租行为和金融管理的随意性正相关,无论是政治寻租行为或是经济寻租行为,一旦受到偶发因素的激励,就会形成金融管理体系“重局部、轻全局”,“重短期影响、轻基础体系建设”,“重审批、轻管理”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成为现实,金融体系仍然会保持发展,但这种发展会成为一种“累退式”改进,最终可能导致中国金融业与国际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甚至衰败。
相反,按照现代金融创新理论以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重新界定,通过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方式等创新,积极培育国内风险配置市场,一是有利于行政化的监管方式转变为外部监管与市场约束相结合,利用市场的力量补充和完善现有监管体系的不足,逐步构造可长期依赖的监管体制基础;二是有利于商业银行改善其产品结构,丰富社会金融投资工具,逐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贷款业务畸形扩张的局面。
第三,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互为补充,规范的监管是创新的制度保障,富有生机的创新是节约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途径。要利用市场化的手段管理风险和配置风险,提高监管水平,在监管制度与政策方面,需要解决好交易工具、交易市场和交易主体的规范问题。一是要严格规范金融创新的程序和制度管理,金融创新产品的研发、设计、性质与法律关系的界定、营销、投资管理、统计报告等,都应遵循科学规范的管理规定;应放宽对金融创新业务品种的直接限制,尽可能丰富金融创新产品;二是尽快建立可供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和发展的国内市场,解决诸如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支持债券、次级债券、结构性存款等金融工具的交易规模和流动性;三是逐步放松参与金融创新产品交易的主体限制,提高风险配置的效率。
论文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危机,金融监管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金融市场中存在很多不能用传统金融学解释的“谜题”，如股权溢价之谜、反应过度和羊群效应等等，这些现违背有效市场假说。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金融学理论，其内容将人看作是理性人，即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理性的，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但理性人的假设与现实中人的决策行为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了个人的认知程度上，所以人们开始关注人类行为及心理在决策中的作用。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金融问题，行为金融学应运而生。从而金融学的部分研究开始从“市场”转向“人类行为”研究。
行为金融学的出现迅速在国内很多领域展开了应用，在证券股票方面，陈伟（1999）研究得出，在股利政策宣布日前后均会出现异常报酬率；宋军（2001）表示，基金有一定的羊群效应；陈骥（2003）认为我国的大多数投资者有认知偏差，是不理性的等。在银行方面，彭惠（2000）研究了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效应，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中小银行贷款都集中投向大企业，中小企业却无人问津，反映出不对称信息下的羊群行为等。在国外，部分学者应用行为金融学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分析，如Paul R. Krugman（2009）运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产生及潜伏时间进行了分析，得到了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经济生活的观点；Hirshleifer（2009）从心理导向角度对金融监管理论进行了剖析，解释了“有效规则和无效使用者”及“无效规则”两种方式下的金融监管情况。但从国内来看，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金融危机的成因及金融监管的研究不多，仅有肖琦（2011）、葛永波（2010）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究，因此，本文企图通过行为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从新的视角审视危机及监管疏忽问题产生的根源，从而为抑制及应对危机提供可参考依据。
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
行为金融学是一门将个人行为与金融市场上的投资决策相关联的一种研究方法，认为人的决策受到个人认知、心理、经验、能力各方因素的影响，最终反映到决策行为上，从而违背了传统金融学中“理性人”假设的学科，是现代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1、认知偏差致投资者产生错误判断
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实验解析，个体的信息加工能力具有局限性，个体的判断和决策因此都会产生偏差，用一种依赖有限理性的决策方式来替性决策过程的思维主体，并据此来节约思维成本。因此，人们习惯性产生思维定势或者经验至上的问题，从而容易以样本完全替代事物出现的概率，以经验作为判断的重要组成，金融类论文产生错误的决策。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无法把握事物发生概率
“过度自信”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它是指人们过高估计了自身能力和私人信息的准确性。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容易对不切实际的正面评价进行认同，产生自我膨胀。因而“过度自信”在行为金融学中被用来解释各种投资者的行为及现象。过度自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们估计的置信区间太小。二是人们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不准。
3、反应不足或过度致投资者信息处理不当
投资者在事情发生之前，通常不对信息作出反应，当趋势十分明显时又会以累积的方式对所以前的信息作出过度的反应，从而产生错误判断的情况。
4、从众心理产生效仿效应，影响投资者判断
从众心理一种典型的心理学在行为上的反映，投资者在自己决策的时候很大部分上会受到同类人的影响，从而进行效仿或者攀比，影响了自我的判断。在行为金融学领域也被称作羊群效应。
5、好益厌损使投资者有失客观
投资者在面对收益和损失同样的情况下，往往会觉得损失比收益更难以接受。在同一风险下，人们更愿意追求收益时的风险而厌恶损失的风险。
三、行为金融学对金融危机及金融监管的解释
近年来，伴随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加快，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也频繁爆发，不同的学者对金融危机的产生持有不同态度。Wolf（2008）认为是金融具有脆弱性导致危机产生，Krugman（2007）则认为是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市场无法承担而使危机爆发，Henderson（2008）则认为，政府金融监管不足，需为危机承担责任，Astley etal（2009）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等等，本文将通过行为金融学对危机的原因进行探究，不妨以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为例。
1、认知偏差使投资者及监管方对风险认识不足
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存在明显的认知偏差。首先，其青睐于低利率的环境，高估了房地产价格的走势，低估了存在的泡沫危害，甚至将房价飙高看作必然事件。其次，投资者对金融创新性产品的风险及收益认识不足。投资银行将资产证券化，以债券形式在次级市场出售，购买者只关注于这种产品的高收益率却忽视了其极低的违约率。再次，证券市场上的产品越来越复杂，投资者无法完全确定这些信用产品的风险，但仍然在追逐收益的驱使下购买。
监管部门认知严重偏差，对系统性风险认识不足。第一，监管机构采取“单体审慎监管”，确保单个 金融机构审慎经营。但近年来，单个金融机构危机爆发，蔓延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时有发生。其金融危机均源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狂飙的影响下，金融失衡，系统风险不断扩大。因此，采取“单体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第二，监管部门过分强调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这种对制度及周期的追逐，导致金融同质化趋势增强，强化经济主体的顺周期行为，不断推动了金融失衡。第三，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常出现“舍小求大”的内化目标，从而导致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
2、过度自信使投资者和监管方处于非理性氛围
从投资者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度自信的认为流动性的市场可以永久的持续下去。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利率调至1%，这种历史最低的利率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这种持续的增长在4年内涨幅达到了50%，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投资者也越来越不理性。第二，抵押贷款发现机构对利率及房价的增长趋势过于自信。对购房者的能力评估减弱，并出现大量无抵押大款。第三，投资银行过度自信地低估了金融衍生品的风险。银行在出售金融衍生品时高估了自身的承受能力，而购买者也过度相信银行，配置这种高风险产品，导致这种经济的“定时炸弹”不断传递。
从金融监管机构来看，其和投资者一样，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危机爆发前的经济上升期，企业和金融机构均有相当好的业绩，不仅能满足监管机构的要求，还能为宏观经济增长贡献出力量，这使监管机构对政策有效性产生了盲目的自信，放松监管。同时，在金融衍生品方面，他们过度的忠于“市场自然淘汰”的规律，没有及时的转移和控制风险。
3、损失厌恶使系统风险扩散加剧
危机爆发后，损失厌恶心理使整个金融市场崩溃。投资者由于损失影响，停止交易，市场流动性缺乏，信用产品定价更加困难。定价困难致使交易困难，市场交易量下降，整个金融体系收缩。金融机构及个别投资人均收回流动资金，金融体系中的流动性骤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使系统风险逐步扩大。对于监管当局，首先，由于其自身对损失的厌恶，危机过后监管过紧，使危机不能被市场有效调节，导致危机恶化。其次，其“舍小求大”的目标驱使，对于小的金融机构的救助不足或不及时，进一步增加了系统风险。、
4、从众心理致使危机影响翻倍
危机发生后，恐慌情绪在不同投资人之间互相传递和影响，使个体之间相互刺激，情绪承螺旋式扩张，从而由由情绪引发的行为也不断升级，使危机的影响翻倍扩散。
四、结论及建议
一、相关理论概述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
金融创新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金融业内部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是一种变革和进步。金融创新冲破与现代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管制，运用现代先进技术，创造出许多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手段，增强了金融对经济的渗透力和推动力。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机构创新，金融市场创新以及金融管理与技术的创新等[1]。
金融监管是国家根据维持经济金融体系稳定、有效运行的客观需要通过金融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金融体系中各金融主体和金融市场进行稽核、检查、组织与协调，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督、审查，以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发展。
表面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对矛盾体。金融创新是一种商业决策行为，其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当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时，金融机构就要设法突破原有限制，打破原有均衡状态，以追求最大利润;金融监管是一种政府行为，其主要责任是控制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抑制金融创新的泛滥，将其限定于可控范围内，维持金融体系的平衡稳定发展。而本质上，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相辅相成的。金融监管是金融创新的阻碍，也是金融创新的诱因，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又使金融监管不断完善。二者存在一定的均衡关系，它们在矛盾中相互促进，在“创新-监管-再创新-再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不断地促进者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推动着金融业的变革和进步。
根据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动态博弈关系，抽象得到金融发展水平在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动态博弈下不断提高过程图如图1示。
图1
图1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创新不断发展，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金融风险伴随金融创新而产生并不断扩大，金融监管开始出台应对金融风险的相关措施，金融创新受到抑制。在监管的抑制作用下，金融机构利益下降，曲线变的平缓，为获取最大利润，突破当前的金融监管，开始新的金融创新，曲线又继续上升。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在这样动态博弈中，共同推进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简称PLC，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于1966年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弗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产品和人的生命一样，要经历形成、成长、成熟、衰退这样的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在政治，经济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方法，其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导入、成长、成熟、衰退四个周期，比较直观地将一般事物的整个生命周期表现出来（图2示），为企业/行业日常生产管理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
图2
如图2示：导入期涵盖产品从设计投产直到投入市场进入测试阶段，此时产品刚研发并投入市场，消费者对产品不甚了解，除少量追求新奇的消费者需求外，大众需求未大幅度增长，产品的销售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在曲线上表现为：曲线平缓上升;在成长期，经过导入期一段时间的销售，产品效果评价很好，消费者逐渐接受并购买产品，需求量和销售额迅速上升，在曲线上表现为：曲线陡峭上升;经过成长期之后，随着购买产品的人数增多，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产品销量水平处于稳定状态，在曲线上表现为：曲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平稳状态。随着科技的发展及消费习惯的改变，市场环境也发生变化，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的销售量和利润持续下降，产品进入衰退期，在曲线上表现为：曲线向下，销售水平很快降低直至为零。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入金融体系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周期
金融创新一般表现为：金融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工具创新，金融市场以及管理与技术创新等，以余额宝、p2p贷款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股票市场上的伞形信托、HOMS系统等都是典型的金融创新的代表。金融监管一般表现为：以应对金融创新风险，维持金融市场为目的的相关政策、法规、管理条例等，央行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银监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是金融监管的具体体现。
产品生产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其生命周期一般可以划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工具，政策法规等为基础的，而金融工具与政策法规同产品一样，具有研发，投入市场等特点，其从产生到发展也经历了很长的市场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应用到金融系统中，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
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引入金融系统中，构建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生命周期模型如图3示：
图3
由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对立统一关系可见，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因现有监管政策无法使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或工具等，以突破现有的金融监管，实现其利润目标而进行的一次创新活动。而金融监管是为控制金融创新产生的风险而采取恰当的措施，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以抑制金融创新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二者之间的周期关系存在着期限错配的关系。
当金融创新进入成熟期之后，金融风险逐渐暴露，金融监管机构为控制风险便开始金融相关措施的研发，即金融创新的成熟期应对着金融监管的导入期。而当金融监管通过一段时间的导入，成长，正式相关监管条例、政策法规（进入成熟期）时，金融环境发生了改变，金融创新由于受到抑制进入衰退期。金融创新的成熟期的开始，与金融监管的导入期同步;金融监管的成熟期的开始，也标志着金融创新成熟期的结束。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中的应用与产品中应用不同的是，在金融监管部门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并逐步完善（进入成熟期）后，当前金融环境改变，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风险降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提高，金融创新产品在管制下，利润下降，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会开始新的创新尝试，金融创新进入下周期。故此时，金融创新的衰退期与金融监管的成熟期、衰退期即不再考虑（图中虚线表示）。
（二）金融体系整体周期
从图3中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当金融监管出台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抑制金融创新，控制金融风险在合理范围内时，金融环境发生改变，金融机构在当前监管的控制下无法达到利润最大化，金融机构设法进行新的金融创新，以突破当前监管，实现利润最大化，在现有的金融水平条件下，新的金融创新周期开始。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不断地进行着“创新-监管-再创新-在监管”的博弈，在博弈中，促进着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二者所有周期的连续，构成了金融体系发展的整体轮廓，将图3与图1 结合，得到金融体系整体周期模型如图4示：
图4
三、金融监管滞后性分析
从图4中我们直观地看到，金融监管与金融监管在博弈中促进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周期性差异。金融创新的成熟期往往维持较长一段时间，在金融监管进入成熟期之前，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高风险一直存在，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成为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大问题。
从图4中取出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两个周期，对二者之间周期性差异及金融监管的滞后性问题作具体分析如图5示：
图5
在金融创新周期中，用T表示整个周期，由图可以看出T=t1+t2。t1=AB是金融创新的导入期和成长期，在此阶段是金融机构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并将产品初步投入市场的过程，t2=BC是金融创新的成熟期，此阶段新的金融产品经过成长期的发展，已被市场广泛接受，利润达到最大化，标志着金融创新进入成熟期。
在金融监管周期中，用R表示整个周期，R=r1+r2。在r1=AB阶段，由于金融创新处于导入期与成长期，创新产品或工具还未取得较高市场地位，风险系数较低，金融监管机构未采取相关措施，将这一时期称为金融监管未知期;r2=BC表示金融监管导入期和成长期，在此阶段，由于金融创新进入成熟期，其市场份额扩大，风险系数上升，金融监管部门开始研发并出台相关的监管措施，由于导入期与成长期是监管措施起草并出台的过程，为便于分析，将导入期和成长期合称为金融监管研发期。
图中直观显示，在BC段，金融监管尚未发展成熟，相关监管措施并未完善，仍处于研发阶段，而金融创新已进入成熟期，金融创新产品已被市场广泛接受。而此时监管缺失，金融创新产品、工具等均在高风险下进行推广，金融系统极具不稳定性，监管处于真空状态。在AB段，金融创新已经开始，而金融监管由于风险未知，未采取相关行动，监管处于未知状态。AB与BC段便是监管滞后性的具体体现。
从图形几何关系上，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周期对应关系为：
t1=r1，即金融创新导入期+成长期=金融监管无知期。
t2=r2，即金融创新成熟期=金融监管研发期。
金融监管滞后期=t1+t2=r1+r2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监管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在金融创新产品、工具刚刚开始导入市场时，由于其刚研发，投入市场，还未被市场广泛接受，其风险具有的隐蔽性。金融监管无法嗅到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且因金融创新产品的市场份额较低，相关监管部门并未足够重视，未采取相关措施，造成了金融监管的反应滞后;
第二，在金融创新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后，监管部门意识到其风险，着手相关政策的制定、相关措施的出台、相关法案的起草，修订，但针对此创新产品、工具有效的监管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需耗费较长时间。由于准备时间的存在，造成金融监管的行动滞后。
四、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的滞后性主要体现在反应滞后与行动滞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工具刚投入市场，风险隐蔽，监管部门对风险未知或风险误判，从而造成反应滞后;金融监管监管措施的研发，各部门的协调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形成行动的滞后。减弱甚至消除监管的滞后性，控制金融创新在合理范围内，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应分别从反应滞后、行动滞后两个方面着手。
（一）反应滞后应对策略
首先，监管部门应系统认识金融系统的周期性发展规律，掌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周期性差异，了解金融监管的滞后性的根源。改变过去的事后监管思维，逐步完善事前防范机制，建立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对金融机构的创新情况及进程有实时准确的掌握。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进行金融监管模式的创新，实现大量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实现与金融机构的技术同步，避免因技术差异引起的监管的滞后.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创新产品的交叉性越来越强，分业监管模式下的各监管机构间的职责模糊，监管部门间应加强沟通，对各行业的创新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明确各责任机构职责以减弱监管的反应滞后性。
最后，尽管过于严厉的金融监管会抑制金融创新的进行，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但金融监管并非严厉管制，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是监督与管理，在处理金融创新与风险的问题上，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多发挥监督，监测的职能，以达到在不阻碍金融创新的同时，了解金融创新的实时动向，以缩短反应时间，减少金融监管的反应滞后。
（二）行动滞后应对策略
首先，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对当前金融市场现状，市场信息进行细致分析，对其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对外实行信息公布，对反馈信息进行及时整理总结，以准确掌握当前金融市场情况。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资本市场自由化、金融创新加速化和金融机构集聚化为序曲的金融全球化乐章快速奏响。这一时期的理论则更加注重金融监管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中，事后研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融监管理论更侧重于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金融体系的未来安全保障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超越。此外，相比以前的理论，这个阶段通过强调“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点，进而寻求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完善金融体系监管，这是在传统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公共利益理论
1.负外部性规制理论
负外部性规制理论源于金融监管的负外部效应而形成的。其核心内容是：当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因素时，依赖自律管理的金融机构在自由竞争环境下存在负外部效应，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克服外部效应相对应的监管和税收制度等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导致金融市场失灵，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实施恰当金融监管控制负外部效应。拉尔夫·乔治·霍特里，引起经济波动的其他原因是次要的，可以利用货币手段控制其波动。中央银行应使用信贷管理，控制信贷动荡促进经济稳定，并提出了一些补救手段，如央行的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手段。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资本的边际效率循环变化导致是导致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一个典型危机，加息可能只是诱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才是主因。危机不仅仅是过度投资以及投资环境不稳定的问题，因此，对于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其失灵带来的不足，这种政府干预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对金融活动的规制。同时，加尔布雷思进一步指出，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不合时宜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是调节和规制。
2.公共产品规制理论
公共产品拥有的两大特征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金融体系提供的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产品，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搭便车”是公共产品面对的主要问题。个体理性和集体的非理性会导致“挤提”的传染性，金融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违背审慎经营原则，会导致金融系统蕴藏过高风险。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需要一个拥有超然利益、独立和权威的宏观管理者对各个金融机构及其关联系统实行规制，保持稳定的金融产品供应。公共产品规制理论强调，对市场约束条件下金融系统，政府应对金融机构的个体风险，运用各种规制手段进行约束，规避金融系统的集体非理性，以确保相关金融产品的稳健，从而维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通过金融规制实现金融产品良性供给和金融系统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金融脆弱性理论
1.金融不稳定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信用创造机构和借款人本身特征，导致金融体系产生了天然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Minskey认为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金融自身内在特征与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密切相关，从而金融自身的内在不稳定性成为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Minskey承认银行危机和经济运行周期变化的内生性，并且该周期变化受到市场自我调节的约束，政府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银行的脆弱性和危机发生。
2.银行挤提理论
挤提也被称为银行挤兑，储户集中大量提取存款，并随之产生一种突然、集中和灾难性的危机。消费者对银行的支付能力失去信心，大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往往以银行不能取款等谣言为诱因，使银行储户产生恐慌，并恐慌性取款蔓延成“银行挤提”。银行是经营信用的，不会保持所有的现金在手，只保留一定比例现金，所以出现银行挤提，银行会有相继倒闭的危险。同时，金融系统本身和挤提具有高度传染性，一旦发生“银行挤提”，如果不采取及时措施，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挤提，甚至可能导致金融风暴。戴蒙德等在分析了商业存在的内在不稳定后，提出了银行的D-D模型，用以研究金融市场有可能存在的多重均衡。D-D模型得出了信息不对称是银行遭遇挤提的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并进而认为商业银行遭遇挤提会对实体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他们据此认为，对脆弱的金融体系进行监管非常主要。而监管的重点则是加强对信息的管理，即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与对称性，以使全社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具信心。
四、金融监管失灵理论
1.管制供求理论
管制供求理论是施蒂格勒提出的，他继承了集团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他赞同政府金融监管以自己以及利益集团利益为重心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观点，然后利用供求关系理论来研究了金融监管效率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管制供求理论。他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拥有的各种监管资源调整各方利益从而可以实现对一个行业调控，主要监管手段包括：新竞争者进入的控制、配套产品生产干预(比如替代品和补充品)、价格管制与货币补贴等。对于金融行业来说，这些因素主要是市场对于业务活动的限制、利率的上限规定以及市场准入管制等因素。首先，供给方面，由于利益集团的存在，因此，政府部门在进行监管时通常不是首先考虑社会利益，而是使利益集团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执行工作时就会为了自身利益选择产品供给，因此，就会使得金融监管效率低下。另外，波斯纳曾指出，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行业监管时，他们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基础之上的，这样必然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会遭受损害。但是，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监管不仅可以为被监管者带来利益，还需要消耗一定的监管成本。随着理论的发展，由于缺少明确的监管方式界定以及评判标准，管制供求理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管制寻租理论
管制寻租理论是对金融监管范围内寻租行为的一种解释。寻租理论是由克鲁格提出来的，他认为政府部门通过利用政治工具，利用政治特权，获得了资源的拥有权，在损害了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收益大于租金。寻租行为对于社会是一种有害行为，其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还会使社会资源减少，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福利降低。不论在其他行业还是金融监管行业，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都是存在的，因此，政府寻租行为也必然会影响金融监管的效率。管制寻租理论认为，政府部门对于金融监管的管制，不但没能更好的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寻租机会，因此，市场的竞争机制更加不完全，有失公正。所以，在寻租行为盛行的环境下，企图利用政府来对金融行业进行监管是不现实的，反而会使得金融行业市场秩序混乱，导致更多的不公正现象发生。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下，政府部门应该对金融行业放松监管，从而避免大量的寻租现象。
以上理论说明监管存在与市场调节同样的失灵性，所以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并且与公众利益的维护相比，金融监管更在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功能监管理论
功能监管理论认为应当根据金融体系的功能来设计不同金融监管体制，它要求对从事同种金融活动的中介使用同种法规。莫顿(Merton)、鲍迪(Bodie)等指出，相对于金融机构组织结构，金融功能更稳定。金融机构组织形式与功能变化相适应，金融机构之间的创新和竞争将最终会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功能。基于对金融中介功能概念的深入理解，他们认为基于功能监管的金融体系要比基于机构监管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政府监管。功能监管强调以功能来架设组织结构，功能的稳定性和相似性，特别是金融体系在本质上其基本功能具备同一性，从而政府在应对机构变化设计政策和监管制度时，更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应对国内与国际金融变化。相对于金融服务可随竞争形式而发生相应变化，金融功能的变化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根据功能而制定和实施的监管法规更稳定与高效，并且可以降低机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
五、总结
金融监管的效用存在阶段性特征，对应着特定时期的金融发展需求。金融监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据不同时期的金融发展，要适时调整金融监管力度。比如，在经济过热时，强化型监管比较有效;在经济低迷时，效用较低，甚至是负效用。行为金融学、信息经济学和复杂学科的金融监管理论都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信息充分和理性经济人等假设前提，从而更加符合当前实际运行中的宏观经济，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和流程再造来解决金融监管过程中存在的各种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符合金融监管改革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金融自由化；风险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2008)10－0041－04
一、离岸金融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
风险防范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离岸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较高，在其运作过程中往往面临着诸多种类的风险，对它的监管过程相对复杂，操作难度很大，各国政府、金融组织对此一直非常谨慎。
(一)信用风险
长期以来，信用风险是离岸金融市场最主要的风险形式之一。由于离岸金融市场是为“非居民”性质的个人或机构服务，所处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多样，其主体广泛的外延性使得银行更是难以深入、全面、迅速、准确地把握服务对象的信用表现及所属产业的资信状况，征信过程涉及不同的国情民风，既增添了经济主体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工作量，也增大了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难度；既增大了预测工作的成本，又增大了计划工作的难度，更增大了经济主体的决策风险。总之，信用风险增大了离岸金融市场经营监管的成本。
同时，信用风险也会降低离岸金融业务的预期收益。因为信用风险越大，则风险溢价相应越大，于是，调整后的收益折扣率也越大。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投资的净现值公式看出：
Ct、rt、Pt分别代表离岸金融资产在期限t的收益、收益折扣率和风险溢价，Co为离岸资金投资额。显然，Pt越大，调整后的收益折扣率rt＋Pt就越大，NPV就越小，在等确定性的净现金收入就越小；反之，则相反。
(二)市场风险
根据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修正案》，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存在于银行的一切交易和非交易业务中。离岸金融作为金融创新方式，是一种以全球为市场，自由化程度很高的业务，其具有的市场风险更加明显，尤其加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离岸金融市场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加速，金融脱媒和混业经营的趋势的加强，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离岸金融业务的产生与发展，使银行面临的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累积，日益复杂，市场风险逐渐成为银行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之一。
(三)资本外流风险
离岸金融业务有可能推动资本外逃规模的进一步膨胀，进而对人民币汇率的安排和货币政策的运作产生重大压力。外逃资本是国际游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来源，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游资大规模内流对人民币汇率施加了沉重的升值压力，并严重干扰了人民银行遏制信贷规模增长失控的货币政策。虽然我国采用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分开的谨慎做法，但金融经济内在的关联性和可融性，有可能导致离岸市场资金的流向不定，既可流入国内又可从国内流出。国内货币供应量在离岸市场的资金流入国内时增多，在从国内向国外时减少，进而产生信用扩张或信用收缩效应，会引发一定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
此外，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的情况下，离岸金融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洗钱活动愈演愈烈。
(四)监管法律风险
离岸投资者的投资目的虽然有个体差别，但其根本原因是一致的，即利用存在于世界各国税收、管制等金融制度上的差异去维护个人财产的保值与增值。
离岸金融市场与母国及东道国的法律和监管架构产生矛盾，离岸资本流动把各个国家都联系在一起，但是很多国家的金融制度和法律框架尚缺乏与国际金融市场平稳对接的机制，有可能使国际资本流动与本国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处于摩擦状态。大量资本市场离岸交易和网络交易与国际监督和风险防范措施的不力产生矛盾，金融产品的离岸交易增加，再加上衍生工具迅速膨胀，使得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当局和监管制度更难以实施。随着网络化交易的迅速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具突然性，也更容易跨地区传导，使得监督当局在突发事件面前往往措手不及。
(五)操作风险
离岸金融市场随着其自身及整体金融环境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管制的日益放松、金融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当今离岸金融机构处于更加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经营环境中，来自人员、自动化技术、电子商务以及支付清算软件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也会给其稳健经营带来潜在风险，业界将这些风险归结为“操作风险”。
二、中国离岸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
(一)中国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原则
1．适度性原则。适度监管原则要求监管机构应当遵循离岸金融业发展特有的经济规律，其监管行为尽量不要干涉离岸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权和自，而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跨境金融业务得以稳健经营，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只有当离岸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等严重问题时，才能对其采取某些强制措施，金融监管不能取代市场作用。适度监管原则含依法监管和合理监管之意：依法监管是指离岸金融监管机构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行使监督管理权，合理监管就是指要合理运用金融监管中的这种自由裁量权。
2．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审慎性原则。以离岸银行业的监管为例，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正确的离岸银行业监管应该着眼于度量整个中国银行体系中的离岸金融业务风险头寸，并进而决定银行体系离岸账户的总最优风险头寸。而从微观审慎监管的角度来看，每家银行都处于安全状态才是整个银行体系保持稳定的充分必要条件。离岸金融监管应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审慎性原则出发，进行监管，离岸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3．效率性原则。从广义的角度看，离岸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一方面包括离岸金融监管的经济效率，即离岸金融监管应通过鼓励、引导、规范和监督管理来提高离岸金融业务的整体效率，而不应导致离岸金融业务效率的丧失，不应压制自由离岸金融业务间的正当竞争。另一方面也包括离岸金融监管的行政效率，即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以尽可能少的成本支出达到离岸金融业务监管的目标。相反，若监管成本超过从安全保障模式中所获取的收益，限制了离岸金融业务收益的实现，那么监管行为就成为行业竞争的障碍，可能会使离岸金融业趋于萎缩。因此，离岸金融监管者实施监管时，必须进行成本、效率分析，只有降低离岸金融监管的成本，提高效率，才能更理想地达到离岸金融市场监管。
(二)中国离岸金融市场具体监管模式
1．监管主体方面。离岸金融市场要同时接受货币发行母国与市场所在东道国的双重监管，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下面我们仅就中国自身应承担的监管责任谈起。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需要我国政府、中央银行及外管局等监管机构、商业银行三方共同进行，以有效控制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第一方，我国政府在离岸金融市场中是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角色，既规范又宽松的政策环境是发展良好离岸市场的根本动力之一。中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法律这个“有形的手段”，对离岸金融市场业务严格规范，使之在健全的司法环境下健康有序发展，在稳定和繁荣的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下，提高离岸投资者的信心，进而促进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不断前进；第二方，我国的中央银行及外汇管理局等机构在恢复离岸金融业务后，要严格规范银行从事离岸业务的批准事项，注意风险分散，分别在多个城市中建立离岸银行，摒弃十多年前把五家离岸银行全部安排在深圳的做法。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势必会建立发展起来，着手加强境外人民币的管理迫在眉睫，央行要规定离岸银行的最低资本金和资本充足比率及其资产负债比率的限定，协调不同城市间的离岸金融银行的发展，共同促进全国离岸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定；第三方，我国商业银行在离岸金融业务中应该遵循“稳健经营，逐步放开”的方针，在资金账户、金融品种、服务对象、核定手续等方面严格管理，在岸与离岸业务实行分离类别管理，早日完善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系统，对离岸业务谨慎而行，制定“共同业务守则”，加强离岸金融市场行业自律管理。
2．监管内容方面。作为离岸金融市场所在国，对它的监管应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准入的监管，二是对经营的监管。
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建立离岸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审批制度，加强市场主体的规范，有关管理当局应对申请开办离岸业务和设立离岸银行的中外资银行履行一定的审批手续。一是要将所有开展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严格把握对象的“非居民”性，具体是指境外(含台、港、澳地区)的自然人、法人(含在境外注册的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包括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分支机构，但不包括境内机构的境外代表机构和办事机构。在为客户开户时，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合同契约等相关的有效法律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并要求其证明资金来源，在贷款时同样要求出示抵押和担保，防止信用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二是把从事离岸金融业务的机构进行严格分类，发给不同性质的营业执照，明确规定各自的营业范围。三是在政策执行方面，不能让内控不健全、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经营机构进入，规定办理离岸金融业务的机构偿债能力必须以其总行偿债能力为后盾，包括外资在内的总行机构不能逃避其设在离岸市场的分行离岸账户一切可能破产的风险。
我国要使离岸金融市场能长期健康发展必须重视对离岸经营活动的监管：一是加强对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管理，现阶段离岸金融的监管和法制尚未健全的前提下，我国主张“内外分离型”账户管理是正确的，应严格区分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分账管理，单独核算，一套记载国内金融交易，另一套记载离岸金融交易，要尽可能避免或降低离岸业务向在岸业务的渗透和冲击国内经济的金融风险；考虑到国内利用离岸资金的需要与可能，可以建立离岸资金转化为在岸资金的机制，可在离岸与非离岸账户之间设立一个单向的过渡科目，作为离岸资金流入的必经账目，人民银行和外管局要逐一审批该科目的设立，并切实加强管理。二是要主动使利率和汇率逐步向弹性化方向发展，缩小离岸与在岸市场上该两种变量的差距，从而避免离岸市场上这二者的变化对在岸同类变量产生影响，危机国内金融稳定与宏观调控能力。三是减少从离岸账户流向在岸账户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或房地产市场，以免金融资产价格过分膨胀，产生泡沫经济。四是实施离岸金融业务及其日常业务的风险管理，根据新巴塞尔协议监管原则，对离岸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各种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尤其要重视流动性要求和资本充足率要求。五是在完善离岸金融市场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基础上，通过对离岸金融机构定期报送的各种报表及其它资料加以分析，或通过监管人员的实地调查，采用系列量化指标考核离岸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与风险资产管理，提高全面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能力；六是制定打击国际金融犯罪的法律规章。离岸金融的国际性、资金的频繁流动和对客户信息的高度保护为国际金融犯罪提供了温床。因此，目前国际组织在打击金融犯罪领域正积极合作，尤其是在反洗钱领域和避免偷税漏税领域制订了较为完善的指导建议。我国也应该参照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指导意见和行动守则制定相应的法律，积极参与打击国际金融犯罪的国际合作。
3．监管方式方面。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从传统的基本规则的监管逐步朝面向过程的监管转变，从事后的静态风险管理转向事前的动态风险管理。监管机构应定期对离岸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进行信用评估，不定期地检查离岸银行等的账户及各项统计数据，切实起到对于离岸业务的全面及时的审查稽核作用，加强对离岸金融市场各项风险的提前识别与预防能力。
4．监管依据方面。进一步完善有关离岸金融业务的法律框架。截止到目前我国专门针对离岸金融业务的法规还只有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1998年制定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该法规是针对国内中资银行及其分支行从事离岸金融业务制定的规范性条文。有关外资金融机构在经营离岸金融业务时应受哪些限制，仅在199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有一些粗略规定。离岸金融业务法律框架的完善和细化，是未来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还应加强对国际惯例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将国际惯例转化为国内立法。国内监管人员和离岸从业人员都应掌握境外相关法律知识，或适当引入境外专业律师、会计等中介机构，将法律审查手续外包。
离岸金融市场相对在岸市场有它特殊的风险因素，我国应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法规支持、在中央银行的有效监管下，三方积极努力发展我国的离岸金融并使之走向成熟。遵循“稳健经营，逐步放开”的方针，在资金账户、金融品种、服务对象、核定手续等方面严格管理，谨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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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金融监管的“查处合一”制度利弊的实务
金融监管的查处分离制度的必要性，首先存在于现行金融监管的“查处合一”制度运行的矛盾和弊端之中。在现行监管体制下，各类各级金融监管主体是以设立一定数量的兼具行政检查（包括调查）和行政处罚职能的执法职能部门来履行其监管职能的。
就其优点而言，一是执法职能部门具有检查职能，经常接触监管对象的人员和资料，对监管对象的实际情况较为熟悉，由其直接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给予怎样的行政处罚或不给予行政处罚，具有符合实际情况、节省工作量的特点；二是工作流程只涉及执法职能部门、法律事务部门和金融监管主体主管负责人三方或执法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主体主管负责人两方，金融监管主体内部监管工作流程环节少，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三是有法律事务部门审核或咨询参与，有利于维护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提高行政处罚的质量；四是有金融监管主体的主管负责人或集体决策机构的最后决定权起把关或保证作用。
就其缺点或矛盾而言，一是具有检查职能的执法职能部门接触监管对象和熟悉监管对象情况的优点，在行政处罚职能的依法行使中使执法职能部门直接面临来自监管对象的人情压力，处于人情和依法行使行政处罚建议权矛盾之中。要在该矛盾所包含的多种选择中作出合法与适当的选择，防止执法监管道德风险的发生或缩小道德风险的空间，对执法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个人品质有很高的要求；二是在是否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方面存在没有必要的审核或制约，缺乏对行政处罚随意性的制度性控制等制度性漏洞；三是各执法职能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职能时各自为政，对同样形态的金融违法行为缺乏统一的处罚尺度，既影响金融监管主体对辖区内不同的处罚对象处罚的公平性，又损害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权威性；四是金融监管的“查处合一”，使执法职能部门一身二任，在两大职能之间来回“变脸”，不利于行政检查业务和行政处罚业务各自的专业化，从而影响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五是金融监管的“查处合一”在使执法职能部门处于上述矛盾状态从而难以完全摆脱监管道德风险袭击的同时，因在执法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主体主管负责人之间缺乏功能完善的“防火墙”，就不适当地加重了金融监管主体主管负责人审签日常监管决定等执法文书的负担，从而不但加重了金融监管主体主管负责人的监管责任，而且也会对其从宏观上驾驭主管事务的能力造成损害。
最后，在金融监管的“查处合一”存在上述优点的条件下，在金融业务特别是在存贷款、结算和账户管理等领域中，金融违法行为并不少见，其中相当部分属屡查屡犯，但相应的行政处罚文书不多，且在行政处罚中还存在处罚种类偏轻，处罚金额偏低，执法有效性不足（特别是行政处罚的预防违法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等突出问题。
二、建立金融监管的“查处分离”制度，符合新时期金融业和金融监管健康发展的需要
金融监管既肩负着培育和维护上述金融市场环境的重任，又是金融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监管要不辱使命，就必须在内外管理两方面都按办事，体现化和规范化的要求。金融监管主体有效实施科学监管和依法监管的前提，是其自身构造和运转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行政法制的发展表明：不受制约的权力会被滥用，偏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轨道，甚至产生腐败。而在权力配置和权力行使上实行分权、权力制衡和正当程序，则是制约和控制权力滥用的良方。在金融监管主体内部将行政检查职能和行政处罚职能分离，在职能行使上以适当程序使其相互制约和配合，则将为监管职能忠实、稳定和有效地服务于监管的法定目标创造必要的前提。
三、金融监管的“查处分离”制度构想
金融监管的“查处分离”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是在金融监管法定目标的统帅下充分发挥行政检查职能和行政处罚职能各自的功能作用，稳定有序运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其包括行政检查职能、行政处罚职能的分离和职能运行的适当程序两个方面。
行政检查职能和行政处罚职能都是行政管理职能（行政执法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的稳定有序行使则需要有相应的常设职能机构。因此，与行政检查职能和行政处罚职能相对应，监管主体应设立行政检查职能部门和行政处罚职能部门两类机构。因为行政检查职能的行使既有对监管报表资料的非现场检查，也有对金融机构的包括资产质量、贷款风险、经营管理水平、日常业务操作和内部控制等在内的经营情况的全面现场检查，还有对非现场检查业务报表、资料过程中发现的和线索的专项重点现场检查。检查对象和检查相对较多，检查频率又不宜过低，工作量相对较大，因而宜设置一个或多个行政检查职能部门。而行政处罚职能的行使则不同，只需要对行政检查职能部门通过检查形成的检查报告、取证记录和其他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书面审查，识别是否存在金融违法行为。对存在金融违法行为的，则视情况认定应给予行政处罚还是不予行政处罚。对应予行政处罚的，则依法提出相应的处罚建议。其工作量相对较小，且为了便于行政处罚保持统一尺度，因而只宜设置一个行政处罚职能部门。
摘要：金融危机的现实破坏力及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问题迫使人们对监管有效性问题进行思考。本文通过对现代银行监管理论的一个概括性评述，得出了监管理论对我国实践的启示，并归纳总结了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为探索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提供逻辑及理论上的铺垫，进而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金融创新条件下有效监管边界进行了分析，研究了“监管敏感区”，探析了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监管的路径。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监管成本；监管收益；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12-0004-05
一、监管有效性问题的提出
Mathias Dewatripont和Jean Tirole在《银行监管》中认为，“银行监管就是力争在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与维持该行业的清偿力与稳定性之间寻求一种最优的权衡。”金融自由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制度及技术)，使金融体系显得更加脆弱，特别是20世纪90以来的金融危机，其巨大现实破坏力和多发性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银行监管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政府实施金融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过程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的制度安排。
然而，当进一步考察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时，笔者发现，银行监管有成本，也会发生监管失灵。一方面，有效的银行监管可以降低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的稳定。另一方面，如果监管缺位、错位或越位，可能导致如下几种情况的发生：(1)由于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及扩散的乘数效应，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局部金融风险演变为全局金融动荡(J．Stiglitz,1993)。(2)增加银行运营成本，即被监管者由于对监管者的行为不甚了解，不得不为了应付监管而作出许多不关乎“效益性”的工作，增加额外成本。(3)抑制金融创新。金融监管政策是为防范风险而制定的，具有稳定性，也因此具有被动性，这就使得监管可能成为创新的障碍。(4)监管部门作为监管制度的供给者，缺乏市场约束和竞争，可能导致监管的低效或过度。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监管边界被模糊，监管是否有效、是否实现了帕累托优化、是否促进(而不是抑制)了金融创新，变成了解决监管必要性之后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而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要求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监管当局需要走出监管悖论的两难困境，在维护公平、安全和提高监管成效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从而达到银行监管的帕累托最优。
二、现代监管理论的概括性评述及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一)现代监管理论概述
金融脆弱说是基于“金融不稳定假说”(Minsky，1982)提出的，认为银行由于短借长贷和部分准备金制度导致了内在的非流动性，在资产负债中，资产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而不是实物资产，负债主要表现为金融负债而不是负债净值，使银行间依赖性强，导致银行业比其他行业更加脆弱，更易被传染。一旦金融恐慌(哪怕是由假信息引发的恐慌)引发挤兑，很容易引发连锁的“技术性破产”(Diamond and Dybvigr，1983)。公共利益说则认为，金融市场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等存在失灵，从而导致金融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Stiglitz，1993；Spiering，1990)。因此，需要政府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这一公共利益而实施监管。这两大理论具有较大影响力，都是构建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从实践上看，其缺陷在于，由于监管过程存在直接及间接的监管成本，以监管代替市场其效率并不见得高，监管常会扰乱金融机构正常的效率函数，扭曲正常的市场信号，从而增加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
监管经济理论认为，行业的监管并没有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被监管集团的利益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上。监管产生了被监管行业的租金，这些租金由消费者支付，政治家可以从中获利。由于给监管成本给予了充分的补偿，政府乐于提供监管。监管辩证论则以动态的角度解释了监管过程中政府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监管是由利益集团自己要求的，需求的存在产生了政府对监管的供给(Kane，1983)。上述两个现论中，前者的主要缺陷表现为缺乏对一个行业的监管方式及其预测能力的评判标准，而后者则没能全面解释和预测监管效应，且“被监管者要求监管”的假设也值得怀疑。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严重的监管失灵(Schwartz，1988；Thosmson，1990)，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及加强市场纪律对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5年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协议的创新之一就是确认了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最低资本充足率(MininumCapital Requirement)、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SupervisoryReview Process)和市场纪律(Market Discipline)。这一理念正在被各国实践。但该理论也存在不足：当一个银行的经营风险反应到资本的时候，整个监管的信息传导和监管行为(校正过程)已经滞后了，在一定程度上有秋后算账之感。
(二)现代监管理论对我国实践的启示
纵观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及其优缺点，为我国银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无论是哪一种学说，由于受自身假设前提的限制，都只是部分地解释了银行监管的必要性及方法，金融创新不断地对银行监管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新冲击、新挑战。就我国实际而言，金融业的改革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种旧体制下的问题进一步显现，金融创新的影响日益明显，监管政策的最优导向应是借鉴最新监管理论及统一规则(如巴塞尔新协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来制定。
第二，银行监管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从为什么监管(传统监管理论)向如何监管、监管什么(新资本协议)的方向发展，为现代监管实践提供了指导。我国银行业应采用明确的监管指标，如流动性、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来更准确地度量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
第三，监管政策的制定应兼顾稳定、效率与公平三者的平衡，在不同时期，应有不同侧重，但对三者轻重权衡的标准应该是如何更有利于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创新，有利于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四，在“严格的金融管制放松管制再管制再放松管制”的监管发展历程中，试图通过政府监管完全替代市场纪律来纠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并不能保证金
融的稳定；同样，完全依靠市场放任自由的约束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也不现实。我国监管应该是两者的有效配合，实现政府监管与市场行为的“双赢”：通过市场力量，建立激励机制，通过政府力量，引导经营行为，提高监管成效。
第五，要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并不会自然融合，只有通过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以合理的制定安排，规范市场参与主体、市场秩序以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逐步培育起市场约束力，从而为两者的融合提供必要的前提。
第六，监管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要以监管的有效性为基础前提，其中，监管理念、政策、方式、手段、工具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第七，要不断提高对我国转型时期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水平，加大专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
三、金融创新对我国监管实践提出的新挑战
如前面理论论述，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动态平衡，相对于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监管具有被动性。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发展、提高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对现存的金融秩序尤其是监管制度造成冲击，为金融体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甚至破坏金融安全。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目前银行监管与金融创新还不和谐，两者之间还未形成正和博弈的良性互动，创新活动给我国监管工作带来了现实挑战。
(一)金融创新进一步扩大了外部性效应，强化了风险的传染性
金融创新大多是以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并迅速扩展的。各种衍生工具，如可转让存款单(CPS)、自动转账系统(ATS)、可转让支付命令(NOW)、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以及外汇保单贷款、承诺、银证通等，具有自由度大、透明度差、技术性强、渗透性强的特点，它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金融市场结构，能打破行业界限，增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转移信用风险，规避政府监管。但在促进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如一把“双刃剑”，一旦某一银行的衍生交易发生巨额亏损，导致支付困难或破产，就会可能影响整个市场的波动，迅速传到世界其它市场，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负外部性以强烈的传染性破坏区域甚至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
(二)金融创新强化了信息不对称，使监管部门处于信息的劣势
主要表现在，一是监管部门的信息获取渠道并未随金融创新而扩大，信息量来源单一，明显不足，纵向信息沟通不畅，横向与商业银行协调不力，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有时会有意强化“单向信息”，监管者占有的信息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求。二是由于现代金融创新衍生品技术性强、杠杆效应大、风险(或赢利)变化频率快，使监管者对信息的掌握不完全、不充分，增加了识别、度量及化解风险的难度，一旦某一交易主体资金链条断裂，将可能导致银行亏损乃至引发支付风险，使监管当局措手不及。
(三)金融创新使一国金融体系暴露在全球金融风险之下，增加了监管难度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经营超越国界的限制，经营全球化趋势明显，使国内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被强行置于同一时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相互融合、相互影响，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和经营方式，国际资本流动更加难以监控，一个环节的问题很容易传导到其他环节上，一国的金融风险很容易波及他国。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在破坏亚洲后又蔓延到俄罗斯，并波及拉美、美欧，造成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就是明显一例。
(四)金融创新使金融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增加了监管部门准确监测风险的难度
金融创新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不同衍生工具的使用(或组合使用)，将全部风险(或部分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在追求盈利性的驱使下，金融机构会愿意在更大的范围内承担风险，可怕的是这种风险是隐蔽的、潜在的风险，是通过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其他衍生工具反复变化而来的，而且一些新产品的场外交易趋势在加强，风险更易被隐蔽，风险的技术性、复杂性不断增加，风险更不易被监测。
(五)金融创新会导致监管主体缺位，造成监管的“真空带”
金融创新打破了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分离的状况，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每个机构都在以不同方式使用类同的金融工具，金融业务在向多样化、综合化、趋近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在我国分业经营已破土、分业监管依旧的情况下，一些处于不同金融机构边界的业务带有明显的边缘性、交叉性，很可能造成监管的盲区，形成“真空带”，为风险的形成、扩大及扩散提供了滋生地。
(六)金融创新使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对监管人员的技能提出了现实挑战
金融创新是将诸多产品(工具)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或再组合)的产物，这种再组合包装后的产物本身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由于大多数监管人员并没有商业银行的实践工作经验，对掌握一些较为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尚可，但对一些复杂性、交叉性较高的衍生工具不能透彻掌握或掌握的人并不多，加之受技术条件限制，电子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使监管人员本身的技能不能满足于金融创新工具快速发展的需要。
四、金融创新条件下的有效监管：以成本收益分析为视角
监管实践表明，实施银行监管需要耗费资源，也就是要付出监管成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如果银行监管成本大于监管收益，银行监管就不合算，这就要对监管有效性进行经济学分析，寻求监管边界，找到监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边际点。
监管成本是由监管行为的实施造成的，是可度量的。从产生的方式看，监管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DirectCost)与间接成本(Indirect Cost)。直接成本是监管当局制定并执行监管工作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及组织运行、人才培训，以及被监管对象因遵守监管法规而需建立新的制度、提供信息等配合监管当局活动所花费的资源。有研究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监管机构的运行成本一直呈上升趋势，1971―1979年，美国57个监管机构的行政费用由12亿美元上升到30亿美元，人员增加到87500人，增加了三倍。同期，英国的监管运行费用也在9亿英傍以上。间接成本表现为整个社会福利由监管失效而引起的下降，即由于监管行为干扰了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限制了充分竞争，抑制了金融创新，从而造成的间接效率损失。
监管收益是指当局因实施一系列监管措施是而带来的利益，它是一个整体的、社会性的利益。可以大致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其一，由于监管及时干预金融垄断的形成，防止了金融效率损失行为的发生，维护了公众利益。其二，通过银行监管，解决金融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减少“搭便车”行为，鼓励了金融创新。其三，监管当局通过科学的评级方法，对银行进行风险评级，并向全社会公布，让处于信息劣势的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经营状
况有所认识，从市场纪律方向督促银行安全稳健运行。
由此可以看出，监管有效性受到社会环境、政治稳定、经济体制及监管理念、方法、方式、技术水平等的影响。它作为一个监管效率问题，就是要用最低成本实现监管收益的最大化，有效性的高低取决于影响成本及收益各种因素，是对多因素组成复合函数的综合求解。
设定F(X)代表监管净收益，R(x)代表监管收益，C(x)代表监管成本，即有F(x)=R(x)－C(x)。要使监管有效性最大，F(x)取极值，即要F’(x)=R’(x)－C’(x)=0，得到极值的这一点为x=t。此时银行监管的净收益达到最大，达到了最优监管边际，监管效率最大，有效性最高。如图1所示：
A、B两点都是极值。A点表示在自由放任的、无监管的市场中(自由主义)，监管收益为零。因为这样的市场无秩序，不管从银行自身，还是宏观经济角度，都谈不上监管收益(假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B点，虽取得了监管收益，但由于监管过细、过严，监管过度，付出的监管成本也很高，从而导致R(x)=C(x)，使f(x)=0。因此，有效的监管行为应处于A、B之间，t为监管最佳点。
当x处于t的右边时，即0A阶段(C区域)时，说明监管还有潜力可控，应进一步提高监管能力，以获取更大的收益。在t的右边(D区域)，表明监管成本上升过快，超过了监管能力提高带来的监管收益，使监管净收益下降，也未达到监管效益的最佳。提高监管有效性就是不管出于C区域还是D区域，都努力向x=t的方向靠近，在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中寻求帕累托优化。
笔者在此引出x=t，是为了讨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如何确定t值(或t值的区域)。金融创新使银行本身的经营范围、规模、能力、品种、方式、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监管的t值。如图2：
t值可能处于t1位置(t的左边)，也可能处于t2位置(t的右边)。出于t1位置时，说明金融创新使某些监管思路、手段、方式已过时，如果按传统思路去试图接近t值时，就会造成监管过度(监管过度区)，造成金融抑制，不利于金融发展。理性的监管渐近线应由m线向m1线逼迫。当处于t2位置时，说明金融创新导致了监管不到位，需要监管手段、工具、方法进一步改进，如果只按传统监管思路去试图接近t值，就会造成监管空白(监管盲区)。此时，理性的监管渐近线应由m线向m2线逼迫。t1到t2的监管过渡区与监管盲区可称为金融创新导致的“监管敏感性”。这一敏感区实际是一个动态区，它会随金融创新工具的种类、数量、性质以及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监管作为一种政府力量，会产生监管成本、监管失灵，金融创新在增强金融活力的同时，产生了监管敏感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监管，就是要科学把握监管的度，监管政策的制定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即采取有弹性的监管策略，按照金融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在动态变化中既要防止放松监管带来的可能风险，又要避免在“监管敏感区”超越帕累托最优点的监管过度，以持续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五、有效监管路径选择：基于金融创新条件下的分析
根据以上有效性理论分析，在金融创新条件下，实施有效银行监管的路径，就是要实施有弹性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在“监管敏感区”，既要克服“市场失效”，又要防止“监管失灵”，在金融创新的动态平衡中相机决策，恰当地以某种方式共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力量，达到“协同”效果，使监管发挥对创新的推动作用。
(一)以风险评估与度量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
金融创新使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风险、市场风险表现得更加隐蔽、更难测算，而且这些风险还常常交织在一起。监管当局应借助于现代金融计量分析方法及工具，对每一个、每一类金融创新产品进行评估与度量，正确评估和度量风险，建立对风险的测评、预警机制，并以此为切入点，实施积极的银行监管政策，体现前瞻性、动态性，在“监管敏感区”内有较大弹性，以适应创新，使监管为金融创新“保驾守航”。
(二)加快金融创新监管的法制建设，在风险可控下力促创新
要根据各类金融创新产品的性质、功能、范围和风险防范措施，加快针对衍生品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对创新活动加以引导和规范。要增强法规的执行力，对创新中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加处罚。同时，要科学认识监管与创新的关系，既不能无视创新风险的存在，也不能将创新视为洪水猛兽、采取高压措施。正确的导向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创新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创新活动的进行。
(三)健全银行监管体系，重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作用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将市场纪律作为第三大支柱，反映了市场力量在监管中的重要性。《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指出，“有效的市场秩序取决于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信息的充分性，……及向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准确、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信息。”就目前我国现实，要注重建立并规范银行信息披露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法规，对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作出规定，强制银行及时、准确、公开向公众披露信息。通过市场的作用，使市场机制从另一个层面介入监管活动，使之形成千千万万个编外监管者，为银行业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四)适应于经营多样化，逐渐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
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来设立不同监管部门的机构监管方法，适应于各类金融机构经营的独立性、业务不存在交叉的情况，各监管部门之间无权管制其他部门的活动。功能监管是一个给定的金融活动由同一监管者进行监管，而不管从事这个活动的主体是谁，目的是提高监管的秩序和效率。目前，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下，我国虽实行“分业经营”，但不同金融机构经营的交叉业务越来越多，边界越来越模糊，逐渐向功能监管过渡具有必然性，可以避免监管职能的冲突、交叉或盲区。在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过渡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联席会议制度，切实发挥它目前在分业监管中“拾遗补缺”的作用。
(五)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监管方法，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
西方发达国家应对金融创新条件下的监管已积累、总结了许多好的方法、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应充分学习、吸收先进监管理念、方法、工具，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我国实际，加以消化后，为我所用。同时，要加强银行监管的国际交流合作。通过合作，确立有关金融衍生品的会计标准，促进衍生品交易风险管理的规范化，使监管政策、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六)建立监管人员绩效评价机制，努力提高监管人员的工作技能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 信用问题 管理体系
近年来，我国金融界兴起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属于金融创新业务。随着现代物流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创新需求的日益增太，服务于生产、流通和销售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创新业务实践越来越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问题成为供应链金融业务创新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供应链金融的创新业务实践
在我国，对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的探索，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物流银行”的设想到“融通仓”概念的提出；第二个阶段，从“仓单质押”业务的尝试到“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第三个阶段，从“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到供应链金融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在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实践发展上，我国形成了两条业务发展的主线模式：
其一是基于传统的商业银行贸易融资，结合生产贸易企业的业务特点和实际需求，由商业银行创新业务而提供的结构性贸易融资业务模式。该业务模式通过货权质押、信托收据、保险及公证、货物监管、提货通知、货物回购、资金专户管理、期货保值等一系列结构化设计来掌握货权、监控资金，为提供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一体的个性化的组合贸易融资方式。
其二是基于供应链管理模式，通过第三方物流企业(3PL)，创新出来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和融通仓等供应链融资模式。这种业务融资模式比结构性贸易融资模式更创新了一步，它是基于供应链金融的思想，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专注于对企业本身信用风险的评估，转变为对整个供应链及其交易的评估，这样既真正评估了业务的真实风险，同时也使更多的企业能够进入银行的服务范围。
二、供应链金融的信用管理问题
目前国内外关于供应链金融领域的研究和实践都比较活跃，特别是在国内，供应链金融创新实践在不断进行尝试。随着业务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的信用问题凸显出来，信用管理问题阻碍着供应链金融的创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替代的局限。目前以银行为主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是基于所谓的核心大企业的信用替代而成立的，这在中小企业的融资中表现得很突出。即需要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必须和一家值得银行信赖的大企业发生业务往来，从而得到“某种资格的认定”或者借用大企业的信用，使其达到银行认可的资信水平。实际上是中小企业利用大企业的良好信誉与实力以及和银行稳固的信贷关系来为其提供间接的信用担保，从而获得银行的融资支持。虽然在发展中，通过供应链管理建立了诸如“1+N”或者“N+1+N”这样的业务关系，然而这种融资组织管理方式的效果是使更多的金融资源向那些核心集团性企业归集，通常会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放大，用以对供应链上的企业进行更大的授信来支持该业务的创新开发，这样，信贷风险的聚集扩散效应往往会扩大。因此，仅仅依靠这种信用替代来发展供应链金融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也会招致更大的风险，最终阻碍了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第二，信用管理的局限。在我国，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主要是基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结构性贸易融资业务模式和基于供应链管理中银行通过与第三方物流企业(3PL)合作的供应链融资模式。虽然这两种创新模式解决了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目前也显现出发展创新动力不足的态势。在目前的融资模式中，银行为了控制风险，就需要了解企业抵、质押物的规格、型号、质量、原价和净值、销售市场和销售对象以及承销商的情况等，还要查看各种权利凭证的原件、辨别真伪。这些工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大大超出了银行的日常业务与专业范畴。另外，目前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模式的最高收益往往还超过不了传统银行业务模式的收益。因此，以银行为核心的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是动力不足的，很难成为银行的主流业务。
第三，技术手段的局限。目前供应链金融仅仅停留在银行和企业的层面上，供应链管理所依赖的网络信息技术目前在银行和企业中很难同步发展，网络信息技术的落后会造成信息不完整准确、业务衔接不顺利流畅，往往还会引致风险的发生，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基础的创新问题亟待得到解决。由于供应链管理数据库对于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和产、供、存、销、资金具有实时监控的功能，需要具备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和满足多方面查询的要求。因此，技术创新问题的解决是供应链金融创新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而目前的技术手段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第四，信用组织的局限。目前的供应链融资仅仅局限在作为银行对传统业务的一种创新与补充。实践证明，在供应链金融组织中，银行为主体的融资组织形式是有极大局限性的。供应链融资往往会比传统的贸易融资具有更大的风险，传统的贸易融资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定交易环节供需双方企业的信用状况和贸易的真实背景，而供应链融资不但要强调这一点，而且更加强调整个供应链风险的监控与防范，对供应链各个环节潜在的风险都要加以识别与控制，这就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并且，从目前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来看，供应链融资中的存货大部分是中间产品，具有很强的专用性，不易通过市场来评估其价值，也不易在市场上变现。因此，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更加复杂、所需要的措施也更加全面，而目前的信用组织形式很难满足供应链金融发展的需求。
三、供应链金融的信用管理建设
目前建设好信用管理体系是促进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
(一)必须加快供应链金融管理环节中的信用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