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7 17: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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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税收是政府运用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活动，而对其加以法律调整，就产生了税法。所以认清政府介入经济的必要性以及经济基础对于税法体系的建立的重要影响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税收为什么是必要的
斯密早在其巨著《国富论》中就指出：在大多数时间里，私有市场提供了维持经济效率的最好方式。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个人和企业在自由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参与者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自愿交易而得益，利用社会资源所生产的产值达到最大化，从而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社会资源是否实现有效配置，一般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帕累托最优”来表述。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同时，任何人的境况都不会变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各种用途上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如果改进一个人的福利至少要减少另外一个人的福利，这种资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最优配置。因此，在“自由放任”条件下，竞争性市场运行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将是帕累托最优的。但是，竞争性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所要求的条件和环境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市场机制缺乏效率的情形可称为“市场失灵”。而正是市场失灵的现实存在才使政府的介入有了合理的依据。政府的介入既可以采用行政手段，也可以采用经济法律手段。而正是在以下几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采用的税收手段找到了用武之地。
首先是在资源配置领域中的市场失灵：外在性和公共物品的存在使税收有了必要性。所谓“外在性”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厂商实施某种直接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情况。因此，这些个人或厂商对其行为的危害后果不负任何责任。外在性可以被认为是价格体制运行不完善的事例。外在性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负的或消极的外在性的典型例子是污染，在此时生产的水平过高了。正的或积极的外在性的典型例子是专利发明，在此时会出现供给不足。对于这两种情况，政府就可以利用征税或给予税收补贴的措施使价格真正反映成本，保证供求平衡。
有一类物品被称为“公共物品”，可以被看作是正的外在性的极端情况。公共物品是这样一类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都要花费巨大成本（它们是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的标准事例是国防，以及公路边的公园和导航的灯塔。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它们带来的利益，增加一个受益者也不带来额外增加的成本，而禁止他人从中受益则是不可能的或代价高昂的。私有市场对公共物品是供给不足的，因为市场机制排斥那些不愿支付现行价格的人消费某种产品或服务。可是，倘若存在非排他性，卖方不可能向买方索取价格，因为后者在任何情况下可免费消费，这就是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利用市场机制排斥人们享受公共物品则是低效率的，因为多一人消费并不增加成本，也就是允许更多的人消费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是零。正因为公共物品具有这些性质，所以每个人都相信不管有没有贡献都会从公共物品中得到益处，而不愿意自动付款。也正因为如此，私人企业也就没有动力生产和销售这类物品或服务。因此，市场不会供应这类物品或服务，如果供应，也是微不足道的。基于此种事实，政府就有必要利用其具有征税权的特殊优势，通过征税迫使公民为公共物品付费，使全社会受益。
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市场失灵。在这里，征税权的使用更突出了其必要性。我们知道，市场机制追求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没有顾及公平。况且，市场机制要求按照人们的能力或贡献大小、个人拥有的财产的多少来分配收入，而没有劳动能力和财产的人的收入如何保障？因此，竞争性市场可能会带来很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基于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帕累托最优所得再分配”概念。其基本思想是：个人间的相互依存的效用函数是外部性的一种形式。假定个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消费，而且还依赖于他人获得的消费或所得。例如，出于善意，如果穷人获得的效用增加了，富人可能觉得也好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让给他人，有可能使所有人的福利提高。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假设的前提只能是人们普遍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一个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是使所有人都会生活得更好的社会。正是在这种理想下，政府就有必要通过税收来转移支付，缩小贫富差距。
二、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良好税收体系要具备哪些特点征税的艺术一度被用如何能够拔鹅毛而又不让鹅嘎嘎叫的比喻来加以描述。良好的税收体系应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一）、公平
公平主要体现在税收在矫正自由市场产生的分配不均问题时所发挥的作用上。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的理想，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制度的灵魂。但是，对于公平的含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看法。富人可能会说：个人有享受其劳动成果的权利；如果某些人工作努力或者很幸运地更具有生产力，那么获得更高的收入是他们的基本权利。穷人则会反驳道：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去提高境况最糟的人的福利。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罗伯特。诺斯克和约翰。罗尔斯分别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经济学家通过两个原则来描述这种公平。首先是横向公平。这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横向公平强调的是情况相同，则税收相同；而情况不同，说明纳税能力也不同，如果同等征税，则违反了征税的公平原则。另一方面是纵向公平。这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不同的税。例如，高收入者应当比低收入者多纳税。一般采用累进税率以满足这种要求，对高收入者按较高税率征税。
（二）、效率
税收不仅要体现对分配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要重现其中的效率问题。公平和效率似乎是一对矛盾。税收的公平性有助于将一块“蛋糕”更平均的加以分配，但如果它不当得干预经济分配资源的方式，给纳税人造成了过高的成本，那它就会打击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进而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效率，使“蛋糕”变小。对一种行为征税就会促使从事那种行为的人们转而从事那些征税较轻的行为。但据推测，他们所从事的前一种活动生产率更高；否则就不必要用征税来使之从事第二种活动。所以，税收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率。如果税收能使这种替代效应最小化而没有岁入损失，那么这种低效率就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减少；税收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是：使税率与被课税物品或行为的需求弹性呈反比例关系。如食品的需求弹性小，故此征收高税率；而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弹性大，故可以征收低税率。但显而易见，这种税收体系严重违背了税收的财富分配职能。最为明显的例子是：最有效率的税种是不按纳税人收入或财富状况如何而统一向所有公民征收的“一次总付税”（或人头税）。因为一次总付税是以人身为计税依据，纳税人的税款支付与其经济行为没有关系，因而对纳税人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行为保持绝对的中性。换言之，一次总付税的课征只会产生收入效应，即减少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而不会产生替代效应，即不会扭曲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也就是说不会导致纳税人用一种经济行为替代另一种经济行为。但它对于促进分配公平几乎没有作用。有鉴于此，政府在设计税制时，不得不用其他扭曲性税种来取代一次总付税，以实现收入公平目标。（三）、管理简便
征收税收和管理税收体系都对政府以及那些必须纳税的人有成本。过于繁杂的手续与表格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它们本可以用在创造社会财富上。税法追求的目标越多，就越可能繁杂。严密的税法体系可以使纳税人不必枉费心机去寻求税法的漏洞来“合法”的逃税。而如果法律本身不够严谨，那么纳税人就有了足够的激励去花费金钱和时间逃税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税法就是在这种利益对立的双方主体的不断较量中逐步完善起来的。但在有些时候，一个法律追求的多个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冲突时，我们不得不做一些取舍，以降低其管理成本。
（四）、足够的灵活性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税率也要随之改变。税率的高低要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现实经济状况的变化，充分体现出公平性，但这样做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管理上的成本，使税收程序复杂化。但是，一个良好的税收体系应该能够比较容易的做到这一点。
（五）、透明度透明度是要使每个纳税人都清楚得意识到他究竟为什么而纳税，他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征税的必要性何在，他的税负是否合理。只有使每个纳税人都有一本“明白帐”，才能使其真正树立起纳税人意识，使纳税成为每个公民的光荣义务，而不是仅仅从表面上看似乎自己被“掠夺”了。
三、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全面的税制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税制框架。但近些年来仍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有进一步加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些理论很值得我们借鉴。
1996年英国经济学家米尔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维克里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表明西方经济学界对其提出的“最适课税理论”的肯定。“最适课税理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政府对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等的了解并不完全，同时征管能力也有限），政府如何征税才能既满足效率要求，又符合公平原则。
最适课税理论主要对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指出直接税（所得税）和间接税（商品税）应当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替代。因为差别商品税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是所得税所不具备的：（1）由于所得税不能对闲暇征税，而闲暇实际上也是个人福利的一种体现形式，故政府通过对商品征税可以抑制人们对闲暇的过度消费。（2）由于经济活动存在着外部不经济性，故政府应通过征收差别商品税使各项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以使社会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其次，在最适商品课税体系中，当各种商品的需求是相互独立时，对各种商品课征的各自的税率必须与该商品自身的价格弹性呈反比例。最后，最适所得课税理论要求所得税的最适税率应是“倒U型”。即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总体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可以适当高些，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应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拥有最高所得的个人适用的边际税率甚至应当是零。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同样的效率损失情况下，政府通过提高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从较为富裕者那里取得更多的收入，而通过降低最高和最低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增加这一群体的福利，从而既能实现帕累托改进，又能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同时，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税制改革是否成功需要从三个标准来判断：（1）税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确立的目标。（2）税制改革的可持续性。（3）税制改革产生的合意或不合意的副产品的程度。
根据最适课税理论并结合以上标准，我国要真正实现成功的税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努力。首先，我国要建立起真正的双主体税制模式。目前我国的流转税约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而其中增殖税又占一半以上，所得税的比例过低。在所得税和商品税并存的复合税制情况下，是以所得税还是以商品税作为主体税种？一般而言，所得税适用实现分配公平目标，商品税适用实现经济效率目标。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以分配公平为主，就应选择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以经济效率为主，就应选择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所以，一国的税收制度最终实行何种税制模式，要取决于公平与效率目标的权衡。我们必须认清，究竟是效率优先使国民经济整体获得长足发展能使穷人获益，还是更重视分配公平以损失一定的效率来实现“均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据有关研究显示已达到0.39，贫富不均十分严重，但在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笔者认为仍应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流转税为重点，但同时注意提高所得税比重，实现真正的双主体税制模式。
另一方面，我国税制改革必须建立宽税基。将任何实际收入排除在可征税范围之外都会减少税基，也会使人们更多地从事取得不征税收入的活动。最宽泛的收入界定应是所有的现金和非现金的收项，不仅包括闲暇和其他家庭生产的非现金收入，而且包括赠与、遗赠与奖金。这主要是基于减少替代效应的考虑。因此，对赠与必须区分商事关系中的赠与（会产生经济行为的替代效应，实质上是劳动报酬的表现形式）与其它赠与（不会产生替代效应，纯粹基于情感）。对于前者应视为收入要征税，后者则免税。对奖金征税的理由则是因为奖金本身已影响人们进行适当研究项目决策和职业选择，而征税只会降低这种不应有的激励。对于闲暇征税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将其排除在外，会使人们偏好于选择那些有利于取得闲暇而非现金收入的活动-例如教师这样的职业，长时间的有薪假期就是工作报酬的一个重要部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严格管理”。已故税法专家萨里教授就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强税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税法必须严整设计并订为法典；管理队伍必须妥善组织，充分提供人力，并进行专业训练；纳税人必须分类编入名册，其纳税申报表均能得到必要的稽核与审计；有关信息都能从其他政府部门与有关单位及时获得并得到充分利用；纳税人与管理部门之间的矛盾能得到圆满解决；违犯税法行为均能依法惩处。针对以上建议，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税法典尚未完成，个人申报制度不健全，税务管理部门工作效率低下等等，都是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最适课税理论并不是万能灵药，这些理论标准必须要适应特定国家的经济、政治、管理、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实际条件，否则在实践中也用处不大。典型的例子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一般认为税收是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政府处于被动的地位，要尽少干预经济活动。但在现代社会，政府正以积极的姿态进入经济生活，尤其以税收为杠杆，发挥指引经济的职能，有目的的发展特定经济部门，调整产业结构。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一项税收的新职能-“发展经济职能”。这在我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之，充分吸收世界上的先进理论，具体结合我国实践，对现行税收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经济学》美，斯蒂格利茨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2、《财政理论与政策》郭庆旺、赵志耘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3、《法律的经济分析》美，波斯纳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电子商务；税收制度；应对策略
在世界范围内，对电子商务的征税有着比较大的分歧。就主流趋势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典型的免税制策略，主张不对附加税进行征收，避免了对网络贸易的干预，也使得网络贸易的发展不受局限；另一种是以欧盟为典型的扩大税制策略，认为网络贸易是未来经济趋势的必然发展，必须要对电子商务履行纳税的义务，并要强化原有税种的征税范围。我国应该充分结合电子商务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税收管理制度，并创建电子信息形式下的税收新模式。
一、电子商务的特点
（一）交易主体、活动和商品的虚拟性。
在电子商务中，整个交易体系完全建立在虚拟的市场之中，在这一类市场中没有具体的销售人员、商场等名词概念，企业只需通过自己的商务网站就能够与消费者完成对接，实现交易。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税收机构无法对电子商务进行有效地制约和管理，这就使得我国的税收制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同时，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所设的办事机构与分支机构逐年减少，而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网络贸易的交易数额急剧上升，这就加大了区域税收的差异化，对整个国税以及地税的收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在整个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下来看，源于本国的非个人企业将会实现收入的急剧增加，但对于其相关所得税的认定将会更加困难。此外，大量的实体商品被网络化，比如电影、音乐、电子图书等。随着这些数字化的商品不断增多，相应的税收拟定也就越来越棘手。而相较于传统的商品，数字商品通过下载、订购等方式进行交易，更具传播性和推广性。在这样的虚拟特征下，使得我国税率及税种的认定更加边缘化、模糊化。
（二）电子商务活动的全球性和开放性。
电子商务活动的全球性和开放性表现在数字商品在国界上并无本质区别，交易的整个过程都处于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模式中。如网络中的音乐、书籍、软件、游戏等都可以直接越过海关进行交易和消费，而在交易中产生的费用则是通过网银结算。因此，电子商务的活动具有全球性，并且交易程序更为自由。而在传统的贸易体系中，本身就没有了海关的安检，关税就无法独立作为一门征收税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电子商务与征税方的潜在冲突。对此，以欧盟为代表的主张扩大税收的派别提出了将电子商务作为劳务税征收的观点，通过对劳务税的征收规避纳税义务方逃税的行为，使得税源由高向低流动，有效减少了各国财政的损失。
（三）电子商务活动的隐蔽性。
在计算机的账户中，同一台计算机的IP地址能够动态分配，因此可以拥有不同的网络地址。而不同的电脑也能够在动态的分配中拥有相同的网络地址，这就使得各用户之间可以利用匿名信箱以及匿名昵称等掩藏网络地址、邮箱地址、ID身份等网络信息。在实际的纳税中，所针对的纳税对象在电子商务的隐蔽性中被模糊化了。纳税人及纳税地无法确定，使得纳税工作开展更为艰难。在对外贸易中，电子商务的隐蔽性遮掩了用户的真实信息，交易的发生时间和输出地点也变得更加灵活，纳税体系中的关口税也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再加上纳税人本身所采用的授权、加密等保护手段，使得交易信息不断被掩藏，导致传统的税收稽查和管理失去了追踪审查的凭证。
（四）电子商务活动的流动性。
在电子商务的具体活动中还有着流动性的特征，只需要在一个交易主体的前提下（比如手机、电脑），就能够灵活地开展网络贸易活动。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手机、笔记本等数码产品的普及，使国家的互联网体系更加完善。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这些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网络贸易的发展，并赋予了电子商务灵活操作的流动性特征。传统的税收制度在进行纳税地登记时，由于无法准确把握网络交易位置，使得货款来源和货源途径的查清也更为困难，无形中增强了对我国税收体系的冲击。
二、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管理制度的挑战
（一）税源流失问题。
电子商务本身快速发展使税务管理部门在应对策略上缺乏了及时的研究，更缺少了系统规范的制度对电子商务活动进行约束，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税源流失问题，尤其表现在消费税、海关征收税以及增值税的流失。电子商务在其自身的交易活动中会不断缩小各交易主体在区域上的差距，从而大幅提升了跨国交易的数额，这就逐渐变化了商务交易的形式。当企业中的交易形式转变为个人消费与企业的分散交易时，就加大了对进口商品征收劳务税的难度，导致商品税源不断流出。
（二）应税行为和所得无法界定。
在网络贸易销售活动中，商品本身的性质受数字化的影响，在界定时缺乏一定的标准和依据，而商品交易的性质直接决定税收政策在商品中的运用。对网络交易活动中所存在的信息供给行为，如邮箱免费提供、软件免费下载等服务，这些信息服务是否应该纳入征税行列，就成了我国传统税收政策中所含混不清的因素。根据现有税法明确规定，货物抵债、赠送、以物换物等行为都应该被认定为“销售”，并要进行有关应税。但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却没有对网络商品的性质做出有效判别，导致无法有效实现依法征税。
（三）导致税收管辖权出现问题。
税收的管辖权是政府对个人纳税实施管辖的权利，明确税款征收与管理的分工职责，能够填补管理上的漏洞，使征税机构的功能得到有效的彰显。在目前，各国政府以属人与属地两种原则将税收的管理权限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居民管辖权，而另一种是来源地管辖权。在现行的税法政策中，又利用居住地、常设机构等概念将纳税人的活动联结起来，同时以此执行税收的实际管辖。但在网络贸易活动中，因为其虚拟的性质使常设机构的概念变得非常模糊。企业在活动的过程中只要通过网站的设立就可获得收入来源，其经营活动摆脱了固定营业场所，变得更加灵活。这也就使得税收管辖部门在进行税收的有关管理时，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四）税务稽查弱化。
税务机关要进行稽查征管，就必须要先了解纳税人实际情况，并掌握应税事实的证据和信息，以此作为税务机关稽查税务数据的有效依据。从目前各国的税制结构上看，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流转税为税务主体，而发达国家则是以所得税为税务主体。电子商务税务纳收的有效执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较小，但却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税务结构起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面对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我国整个税务稽查体系受到了严峻考验。
三、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税收管理制度应对策略
（一）构建电子商务税收优惠制度。
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利益，在电子商务活动发展的初级阶段，应该给予实时征税优惠政策。网络商品的税率要小于实际商品税率，以此保障我国电子商务网络交易的健康发展。同时，要鼓励企业加大投资，推进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有效建设，并不断将生产型的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而在所得税方面，应该实行产业税相关的优惠政策，并解除在工资扣除以及投资抵免上的限制，使企业的税收制度更为合理。
（二）建立健全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
电子商务税务登记的主要功能在于对从事电子商务活动的纳税人身份进行判别，并依法实施税务管辖权。纳税人在进行电子商务活动之前，必须要进行税务登记，并提交相关的电子邮箱、EDI代码、企业网址、服务器地址、支付方式以及清算银行等具体的资料。而税务管理机构应该对纳税人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和记录，并要求电子商务纳税人将登记号码长期展示在网站中。另外，还要对纳税人数字信息加以确定，保证纳税人真实身份，以便于纳税部门有效管理。
（三）加强税收协调。
电子商务的开放性和全球性决定了其在国际税收问题中的作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跨国偷税、漏税、逃税等方面。要有效解决电子商务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各国之间税收的协调合作，进行税收信息交流，并积极参与国际征税稽查。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电子商务的税收问题，为国家利益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四）加强对数字化商品的分类和界定。
数字化商品的性质模糊是制约我国税法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必须加强对数字化商品的有效分类和界定。首先，要规范消费者的网络消费行为，杜绝产品复制；其次，对于网络中的信息服务，要将其视为劳务易活动。而电子商务中相关合同、订单等需要有效的销售凭证；最后，税务机关还应加强税收体系的信息化建设，掌握各电子销售的特点，并对电子订单、电子支付等网络手段实施有效监控，最大化适应网络信息环境下的税收管理需求。
四、结语
电子商务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下的产物，也是未来商品交易形式的趋势走向。对电子商务中税收管理进行研究，有利于保护我国税收经济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税法管理需要立足于基本国情，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邢丘丹，史国丽.电子商务对传统税收制度的冲击与对策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0.5.
［2］张中帆.我国电子商务税收管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J］.时代金融，2015.11.
［3］易竞.电子商务税收管理探究［J］.智富时代，2015.12.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 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 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 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 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 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 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 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 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 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 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 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法律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与企业会计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计算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目前，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内容，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社会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的原则性差异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企业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计算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经济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问题。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目前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方法和标准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
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规律，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金融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影响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1.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 从形式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两套税法无论是在 法律 效力，还是税前扣除项目标准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的窄税基、多优惠和内资企业的宽税基、少优惠直接导致两者实际税负的差距，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平均税负一直在10%左右，而内资企业则在25%以上。实行内外有别的两套税法，既违背市场 经济 要求的公平税负、平等竞争原则，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中国 已经加入wto，外资企业将进一步进入我国，成为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企业也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对企业所得税在内外资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实现统一提出了迫切要求。
2.税基界定不规范，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限制过严 税法对税基的确定存在的主要 问题 ：一是与企业 会计 制度的关系不协调，由于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在职能、目标和核算依据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近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和建立 现代 企业制度的需要，会计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且不断处于调整之中，而税法没有建立一套独立的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有些规定甚至在沿用老的会计制度，如对销售收入的确认、对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二是税法对界定税基的一些概念比较模糊，如对业务招待费、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都以收入的一定比例为 计算 依据，收入净额和总收入是会计概念还是税务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有多大，并不明确。三是对内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列支标准规定过严，如内资企业计税工资标准，广告性支出的限额、对折旧 方法 和折旧年限的严格限定等，使得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许多费用不能在税前足额列支，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 发展 规律 ，也不利于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3.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明确，税收优惠形式单一 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不能有效体现国家宏观调控需要。内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少，且多属照顾性，或是替代财政支出性的优惠，税收优惠偏重于解决机制转换过程中的临时性困难，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不足。而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其效果偏重于鼓励吸引外资总量，不能有效调节外商投资的方向。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政策效果不确定，容易引起企业偷税、避税现象。所得税优惠政策以直接优惠居多，间接优惠较少，主要是减税、免税和低税率。这些优惠措施，容易诱使企业通过频繁注册新企业、人为安排获利年度、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定价调节企业间的利润水平，钻税法的空子。 目前 ，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有79个，已经生效的65个，而有税收饶让条款的国家只有30多个，我国给予外商投资者的低税率和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措施，外方需要在母国补缴税款，实际转化成了投资者所在国的税收收入，并没有使投资者最终受益。三是优惠政策的实施主观性、随着性大。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每年都有一些优惠政策以法规、规章甚至规范性文件形式出台，加上各地区为了本地区利益，无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用减免税优惠政策作为招商引资广告，随意扩大优惠范围，越权减免税，采用地方税先征后还、即征即退等形式变相减免税，搞低税优惠竞争，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我国已经加入wto，这种有失公平、公正、多变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可能面临外国投资者的诉讼。
4.企业间税负差异过大，部分企业税负过重 我国现行税制对同一经济行为在各类主体之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异性，尤其是在所得税上表现最为明显。如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内企业与区外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与非试点企业、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公司之间在适用税率以及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税收待遇不公现象非常突出。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所存在的上述弊端亟待通过所得税制改革来完成。在中国已经加入wto的今天，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税制改革不能脱离国际主流税制的发展方向，不能莫视税制的国际惯例，不能莫视税制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的 影响 。所得税制的国际借鉴，对探讨我国所得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二、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趋势 分析
1.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 一是纳税主体的认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公司所得税类型，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改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地为认定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分别承担无限纳税义务和有限纳税义务。
二是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的关系处理方面，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会计准则通常是由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制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也大，在“成文法”国家，因为会计制度以官方的法规为主体，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相当接近。
三是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进税率，主要出于财政上的原因，企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高了，小企业难以承受，税率低了，难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的运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策及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而更多的国家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是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法之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后出法，如法国、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有不少国家还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在折旧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纷纷放弃传统的“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收补贴。
2.低税率、宽税基是国际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相继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企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的功能与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美国于1986年进行了税制发展史上涉及面最广、调整幅度最大的税制改革，以“公平、简化和经济增长”为政策目标，以“拓宽税基、降低税率”为基本 内容 ，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基础税率实行15%、25%、34%三档累进税率，最高税率由46%降低到34%.美国的税制改革无疑对西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奥地利、新西兰、荷兰、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以减税为核心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注：财政部税制税则司：《国际税制考察与借鉴》，经济 科学 出版社，1999年。）。在税率形式上，大多累进税率演进为比例税率，到1990年，除美国、荷兰外，经合组织的其余22个成员国都实行比例税率。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通过取消一些减免税优惠措施拓宽税基，如美国取消了净资本所得的优惠、股票回购支出的扣除、购买设备投资的10%的减免等。
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结果大大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总体税负水平。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在降低，这不仅体现在一般所得的边际税率降低导致的税负降低，而是整个税率制度决定的税收负担降低。因为，一方面是当代各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代政府的管理理念与政府目标是增强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保护本国企业的发展，再一方面，公司所得税是直接对资本的投资所得征税，与投资报酬成消长关系，所以各国为了吸引外资，解决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都竞相降低公司所得税。
三、统一企业所得税法几大原则性问题 研究
1.企业所得税的功能定位问题 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的设计、优惠政策的制定都不能回避一个基本问题，即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它涉及该税种在组织收入中的功能定位，还涉及该税种在调节经济中的功能定位。企业所得税在一国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多大为合理？企业所得税能征多少，既要看流转税已经征了多少，后面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还要征多少，相互间需要衔接配合。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政府对公平效率目标的侧重点以及对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都会影响企业所得税占一国税收收入的比重。税收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税种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有着不同影响，一般认为，选择性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是非中性，会影响资源配置，所得税和统一商品税是中性，不会扭曲资源配置。但是，中性的税收不一定有效率，非中性税收不一定无效率。如果一个 社会 市场功能十分健全，不存在垄断，不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那么非中性税收只会妨碍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但现实情况是存在垄断，存在产品的外部效应，需要政府的经济调节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时，起矫正作用的非中性税收是有效率的。政府运用所得税税收政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发挥调节作用，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通过所得税优惠政策，影响投资报酬率，引导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各国所得税制度和税负水平的差异，使得低税负国对资本、技术、劳务、人员等资源产生高吸引力，影响资源在国际间的流动。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所得税需要在与整个税收体系的协调中设计税负水平，从国家的经济政策导向出发设计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应纳税所得额与 会计 利润的原则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都是 企业 收益额。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利润的 计算 依据是企业会计准则，它的服务对象是投资者、债权人和相关的 经济 利益人，应纳税所得额依据的是税法规定的各项税法条款，它的服务对象是政府，其功能是直接调节征纳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两者对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对收益的确认和计量等方面的基本原则存在差异。确定应税所得的原则与会计利润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如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划分收益性与资本性支出原则等，但也存在明显差别：一是税法不承认重要性原则，只要是应税收入和不得扣除的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需按税法计算应税所得；二是税法有限度的承认谨慎性原则，而强调确定性原则，如合理估计的或有负债允许在计算利润时扣除，而不得在税前列支。三是会计利润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外在的表现形式不能真实反映经济实质时，应以反映经济实质为原则。这时会计利润的计算融入了人们的主观判断，从某些意义上修正了确定性原则。而确定应税所得时，有时更侧重于形式的规定，如计税收入和税前扣除的确认，税法必须以某种标志性的凭证取得为依据确定是否计入当期应税收入，是否允许税前列支，这也是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客观要求。四是税法强调合理性原则。税法规定各项成本费用的列支标准和对关联交易非公允价格的纳税调整实际上是对会计利润确认原则中实际成本原则的修正。应纳税所得额与会计利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企业所得税法的设计，既要注意税法与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衔接，又要体现税法的相对独立要求。
3.设计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目标与原则 一是充分重视税收优惠在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wto组织和制度的构建以尽量不干预市场机制运行为宗旨，同时，wto也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本国产业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我们在履行对wto成员国承诺义务的同时，应充分利用wto规则给予 发展 中国 家的某些例外条款和优惠待遇，培育和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区别税收优惠与财政支出的不同功能。税收优惠和财政支出都能体现政府的政策意图，但两者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由于税法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对于一些时效性强的政策鼓励适宜使用财政支出形式来解决。三是注意税收优惠要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时效性和制度调整的适应性 问题 。
四、统一企业所得税法的政策选择
1.关于税率的选择 目前 33%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对于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来说是偏高的，应当适当降低，但从目前企业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看，不应使企业所得税的总量下降，企业所得税收入规模过小，会导致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空间非常有限，不利于所得税政策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同时，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应与国际水平，尤其是周边国家税率水平基本保持平衡，我国周边14个国家或地区，10个国家（地区）的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0%以上，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投资，我国应取中等偏下水平。综合上述因素，企业所得税税率应在25-30%为宜。
2.合理确定税基，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和范围，统一资产税务处理的 方法 和标准 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企业所得税税基确定原则，税法应对计税收入的确定、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等作出具体规定，形成统一、独立的税法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计税收入的确定。由于会计利润旨在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理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纳税义务的发生，直接引起企业的现金流出，本着税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顺应企业发展 规律 ，建议在应税收入确定时，适当兼顾收付实现制原则。如对应收未收的销售收入、对 金融 企业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对接受非货币性资产的捐赠、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所取得的经济利益等项目，可以在限定条件下适用收付实现制。这里的限定条件很重要，如对金融企业超过规定的期限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才按实际收到利息计算应税所得，对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评估增值部分，金额较大的，可按期分摊计入应税所得。
二是提高内资企业税前扣除标准。办法是与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靠拢。如取消计税工资，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限额；在融资利息方面，对不同的借款形式，如发行债券、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等，只要是合理合法，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可选择的筹资方式，其发生的利息支出，理应得到足额补偿，不宜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水平加以限制，但对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借款的利息水平应加以限定。
三是规定对资产的税务处理。调整对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政策，在折旧年限、折旧方法上采取更灵活优惠的措施促进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随着技术进步的加快，无形资产的实际有效期限将越来越短，原税法规定的不得少于十年的摊销期限应该调整；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一律规定在不短于5年的期限分期摊销不合适。
3.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和调整 一是调整税收优惠的政策导向。税收优惠政策应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体现鼓励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税收优惠应从原来的地区性优惠为主转向以产业倾斜为导向的税收优惠，考虑到产业政策具有政策性、时效性强的特点，税法只对税收优惠的原则加以规定，具体应由国务院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和产业政策制定，并适时调整。
二是减少税收优惠，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原有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政策应加以清理，取消政策目标不明确以及已经不合时宜的临时性优惠措施。如对发展第三产业、乡镇企业的税收优惠，对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的减免税转由财政支出解决；取消地区性优惠税率；取消不符合wto规则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产品出口企业的特别减税措施。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否需要启动现在应该取消的经济特区所采用的“避税港”模式，值得商榷。
三是实行税收优惠形式的多元化。税收优惠由单一的直接减免税改为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对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等多种优惠措施并举的多元化税收优惠形式。对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应关注税收饶让条款，让投资者能真正享受到我国所给予的税收优惠。
四是注意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度性调整的适应问题。两法合并，必将带来各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直接 影响 投资收益水平。为了保持税收政策的延续性，为经济主体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需要安排制度变迁的过渡性措施。如对原税法规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对外商投资企业取消特定地区税率优惠后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税收返还的过渡性措施等。
统一企业所得税法不是简单的两税合并，而是对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过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需要与财政体制与财政政策的整合，需要与其他税种的相互协同，需要税收征管的配套改革。而所得税制的改革又伴随着经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企业将面临税收环境的制度性变迁，并引起企业主体行为的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 参考 文献 】
[1] 沈玉平。所得税调节作用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
[2] 唐腾翔。比较税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关键词：税收制度；居民收入分配；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F810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1809
改变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共识。十报告指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税收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履行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职能以外，在居民收入分配方面也应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税收的收入分配功能就显得尤为迫切，有必要就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系统性的回顾、梳理和分析，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本文试图就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的研究成果作简要综述。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税收累进性度量方法及其分类，并详细总结每一类度量方法包含的度量指标以及各自的优缺点；第三部分至第六部分，依次就税制结构、商品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七部分为结语。
一、税收累进性度量方法及其内涵差异
研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一种最普遍使用的衡量指标就是税收的累进性，而用何种方法度量累进性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对于哪种指标是最优的累进性度量指标，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学者们对税收累进性的理解不同，一种理解认为税收累进性应使纳税人的受损程度平等，即高收入者采用高税率，低收入者采用低税率。另一种理解认为税收累进性应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用来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Baum ， 1987）。＼[1＼]二是有些度量方法在技术上难以实现。
总结以往的文献，税收累进性度量方法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关注内部税率结构的税收累进性，其度量方法主要有平均税率法、边际税率法和应纳税额法等，这些属于税收累进性的局部度量法（Local measures of tax progression），度量的是税收在某一收入区间的累进性；另一类是从整个收入分配区间度量税收的累进性，主要分析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度量方法主要有EP指数法、S指数法等，这些属于税收累进性的全局度量法[1]。（Global measures of tax progression）。 Kiefer（1984）将这两类定义为结构型税收累进指数和分配型税收累进指数＼[2＼]。
1局部度量法
（1）平均税率法、边际税率法、应纳税额法和剩余收入法
彭海艳和伍晓榕对平均税率法、边际税率法、应纳税额法和剩余收入法这四种指标进行了详细的介绍＼[2＼]。但若按照目前公认的税收累进性的定义——平均税率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上述四种度量方法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边际税率法与累进性的定义不一致；应纳税额法只有在应纳税额为正时，才与累进性的定义一致。虽然平均税率法和剩余收入法完全与累进性的定义一致，但这两种方法对于累进程度的变动方向，可能产生不一致的结论。Jakobsson指出，剩余收入法相对于其他三种方法而言，是一个比较好的度量方法，但它又与税制再分配效应紧密相关＼[3＼]。当且仅当税收的剩余收入指数为常数时，税前收入的成比例增加，才不会影响税制的再分配效应。
（2）P局部度量法
P局部度量法的税收累进度的度量公式是：
Pμ（T，x）=μ[xT'（x）-T（x）]+（1-μ）T'（x）1μ[x-T（x）]+（1-μ）
其中x表示收入，T（x）是税收函数，μ表示不平等厌恶的度量方法，定义μ=0为绝对不平等厌恶，μ=1为相对不平等厌恶，0
相比前四种度量方法，P局部度量法与不平等厌恶的度量方法相联系，与不平等厌恶度量方法不同，所对应的税收累进性度量法也有差别。
（3）RSA指数法
相对份额调整（Relative Share Adjustment，RSA）指数法是按家庭收入从低到高进行排序，然后将其划分成n组，每组由总住户数的1/n组成。RSA指数可以写成：RSAi=（税后第i组人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前i份）。譬如，若RSAi代表的第i组人（1/5或1/10的人口），税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是3%，税后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则RSAi=2，说明该组人受益于累进性的税收体系。如果RSAi小于1，则该组人税后受损；如果RSAi等于1，则该组人不受税收影响；如果RSAi大于1，则该组人税后受益。如果按收入由低到高对RSAi进行排序，RSAi依次递增，则说明该税收体系是累进的，即税收使低收入者得到的好处大于高收入者得到的好处。
RSA法是对税收累进性局部度量方法的重要补充，因为它具体计算出了每一组人从累进（或累退）税中的受益（受损）程度。局部度量方法反映的都是税收在某一收入水平下的累进程度，对于同一税收体系和同一收入水平，度量指标一般都能给出一致的结论，即该税收体系是累进、比例还是累退。但上述度量方法不能对整体税率结构的累进情况进行定量分析。例如，对于某一收入区间，税收体系A比B更累进；但对于另一收入区间，税收体系B比A更累进。体现在洛伦兹曲线上，就是两条相交的洛伦兹曲线。如果想对A和B两种税收体系进行比较，则要采取另一类税收累进性的度量方法，即税收累进性的全局度量法。
2全局度量法
（1）EP指数、PO指数和RS指数
全局度量法主要关注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即这类指数度量了税后的收入分配状态，同时税收的规模大小也会对其产生影响＼[2＼]。
EP指数。Musgrave和Thin提出的有效累进度量方法（我们简称为EP指数），不仅依赖于税率结构，还依赖于税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分母体现了税前的收入分配状况）＼[4＼]。该指数衡量某一给定税收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收入分配趋向平等，用公式表达为：Ea/Eb，其中Ea=（1-Ga）为税后收入分配平等系数，等于1减去税后的基尼系数；Eb=（1-Gb）为税前收入分配平等系数，等于1减去税前的基尼系数。如果EP大于1，则属累进税；反之，则属累退税。
PO指数。PO指数由Pechman和Okner提出，考察的是税收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改变的相对值，具体公式如下：Gb-Ga/Gb。如果Gb-Ga/Gb=0，则为比例税；如果Gb-Ga/Gb>0，则为累进税；如果Gb-Ga/Gb
RS指数。RS指数由Reynolds和Smolensky提出，考察的是税收引起的收入不平等改变的绝对值，具体公式如下：Gb-Ga。如果RS为正，即税后基尼系数小于税前基尼系数，说明税收降低了收入分配不平等，该数值越大，税收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说明税收扩大了收入差距。
后两种指数实质上是EP指数的衍生（只是数学公式表达上有些差异），它们所反映的税收累进性随时间的变化方向是完全一致的。Kiefer指出，如果税前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即使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很小，PO指数也会因为税前基尼系数较小而被扩大。因此，利用绝对值（如RS指数）的变化度量税收累进性比利用相对值（如PO指数）要好。
与局部度量法相比，虽然上述三种指标可以度量单一税收的累进性，但也存在缺陷。第一，在给定税率结构的前提下，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取决于税前收入的分配状况。如果税前收入分配很公平，那么不论比例税率还是累进税率的EP指数均为1。第二，EP指数只是简单比较了税前和税后的收入分配平等系数，实质上度量的是税收的再分配效应，然而税收再分配效应又是税收累进性与平均税率的函数，因此EP指数不能区分平均税率的变化和税收累进性的变化分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此外，按照Musgrave和Thin的说法，如果在所有收入区间的税率翻倍，EP指数也会增加。很明显，这很难说是度量税收累进性的合适方法，因为累进性应该度量税制偏离比例税制的程度＼[6＼]。
（2）KP指数、K指数、S指数、St指数和PROTA指数
这类度量法关注税收负担分配相对于税前收入分配的情况，而不考虑税后收入分配的情况，并且与税收规模的大小无关。由于这类度量法对税收规模相对于收入规模的大小不敏感，因此平均税率并不影响该度量指数的大小。如果所有收入区间的税收都成比例增加，该度量结果不会发生变化，它只依赖于税收在各收入区间内的分配情况。
KP指数。KP指数由Khetan和Poddar提出，通过比较税前收入的洛伦兹曲线和税收集中度曲线来度量税收的累进程度＼[7＼]。如果用Lb（P）表示税前收入的洛伦兹曲线，LT（P）表示税收集中度曲线，横轴是纳税人口百分比，则有：
税前收入基尼系数可写成：Gb=1-2∫10Lb（P）dP
税收集中度系数可写成：C=1-2∫10LT（P）dP
KP指数可写成：1-Gb11-C
如果KP指数等于1，则为比例税；如果KP指数大于1，则为累进税；如果KP指数小于1，则为累退税。
K指数。K指数由Kakwani提出，公式为：K=C-Gb，即等于税前收入洛伦兹曲线和税收集中度曲线之间面积的两倍＼[6＼]。K值随着税收弹性的增加而增加，随着税收弹性的减少而减少。如果税收是累进的，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所纳税款占收入的比例也应增加，税收集中度曲线应位于税前收入洛伦兹曲线之下，则K大于0；如果税收是累退的，税收集中度曲线应位于税前收入洛伦兹曲线之上，则K小于0；如果是比例税，税收集中度曲线和税前收入洛伦兹曲线应该重合，则K等于0。
K指数的贡献在于区分了平均税率和累进性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研究了在税收累进性不变的情况下，平均税率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税收的再分配功能；在平均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税收累进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税收的再分配功能。 Dalton （1955）＼[14＼]， Slitor （I948）＼[15＼]， Musgrave和Thin （I948）＼[8＼] 以及Bracewell-Milnes（1971）＼[16＼]关于税收累进性的度量方法，都没有区分两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Kakwani也给出了联系两大类全局度量法的关系式：RS=A11-AK，等式左边是Reynolds和Smolensky提出的RS指数，右边是K指数的线性函数，其中A为平均税率。
K指数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其忽略了应纳税额的构成要素对税收累进性的影响。纳税人的应纳税额也取决于收入之外的其他要素，例如婚姻状态、孩子数目和他（她）在某些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这些要素与收入相关，也与税收集中度曲线相关。假设A国与B国的税前收入分配和税制结构相同，如果在A国相对富裕的人拥有更多孩子，而在B国相对贫穷的人拥有更多孩子，那么A国税收集中度曲线在B国税收集中度曲线之上。根据K指数就会得出A国税制比B国税制更累进的结果。K指数忽略了类似上述要素的影响，便会产生对税收累进性的误导。Petersen指出运用作为标量的K指数，对累进性进行测量是不合适的，因为其不能揭示纳税人所关心的问题，即累进性的严重程度＼[8＼]。
S指数。S指数由Suits提出，该指数的计算和基尼系数类似＼[9＼]。在计算S指数时，把所有家庭的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绘制税收集中曲线。横坐标是从低收入家庭开始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累计百分数，纵坐标是这些家庭负担的税收在总税收中的累计百分数。如果税收是和收入成比例的，即税收集中曲线和完全平等曲线重合，表示整个税收是比例税收；如果税收是累退的，低收入家庭负担的累计税收比例大于他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即税收集中曲线位于完全平等曲线的上方；如果税收是累进的，税收集中曲线就位于完全平等曲线的下方。S指数可表示为：
S=（A-B）/A=1-（B/A）
其中，A表示完全平等线下方的面积，B表示税收集中曲线下方的面积。S小于零表示税收是累退的，大于零表示税收是累进的，等于零表示税收是比例税收。
S指数的主要性质如下：第一，如果税制的改变使得富人承担更多的税收，S指数将增加；同理，任何能够将税收负担转嫁到更低收入家庭的税制变化都会减少S指数。第二，如果要衡量包含多种税的税收体系的累进性，S指数将是该税收体系内每个税收对应的S指数的加权平均，权数为该税收对应的平均税率。该性质的数学表达式为：
Sxz=（AxSx+AzSz）/（Ax+Az）
其中Sx和Sz分别是税收x和z的S指数，Ax与Az分别是平均税率，Sxz是包含两税的税收体系的累进性指数。当将税制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累进税种与累退税种互相抵消，容易出现一个比例税制的效果。第三，某一给定税收的S指数值，与初始的收入分配状况有关，当使用S指数比较不同国家税收累进程度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初始收入分配状况。S指数对初始收入分配的依赖也体现出它在比较不同收入分配制度条件下的税收累进性时的局限性（详见Alchin， 1983）＼[21＼]。
Davise＼[10＼]与Kienzle＼[11＼]对S指数提出了一些质疑。Kienzle认为S指数没有解释清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的税收负担与终生税收负担在分配上的差异，如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对财产课税的税负分配上。Davies同样指出S指数取决于收入的度量方法，他认为应该运用终生税负和终生收入的估计，对S指数进行调整。Davies的另一个质疑是认为没有任何单一指数能够汇总一个复杂税制的整体情况，都会由于汇总而产生信息丢失的问题。但是，Suits认为上述调整会受限于对最终纳税人的确定＼[12＼]。尤其当离婚、寡居和再婚发生时更是如此。
K指数和S指数几乎同时且独立地被提出，两者都与基尼系数和收入不平等相关，其区别就在于S多了一个隐藏的权重，即L'b（P），税前收入洛伦兹曲线的斜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低收入者L'b（P）
St指数。St指数由Stroup提出，又称为税收负担不平等指数（Tax Burden Inequality Index），即洛伦兹曲线和税收集中度曲线中间的面积除以洛伦兹曲线和横轴之间的面积＼[13＼]。该指数的特点在于，即使在税收政策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也可以反映出税收累进性的变化。例如在累进的所得税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上升，则税收总收入将上升（因为穷人所面临的边际税率要小于富人所面临的边际税率），税收的累进程度上升，但税收本身并未发生改变。
PROTA指数。PROTA指数由Alchin提出，即PROTA=R/（A×Gb），其中R为税收引起的收入再分配数额，A为平均税率，Gb为初次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4＼]。Alchin同时检验了PROTA指数、S指数、K指数和EP指数四个指标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前三者都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EP指数却与前三者存在负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EP指数忽略了平均税率对再分配的影响。
（3）P全局度量法
P全局度量法由Pfingsten提出，与其设计的局部度量法类似，他建议运用以下公式度量税收累进程度：
Pnμ（T，xn）=11n∑n1i=1Pμ（T，xi）
该指数满足以下几个公理：第一，最小性公理（Minimality Axiom），即如果社会上存在n∈N个家庭，则对于n=1的税收累进性全局度量法必须与对应的局部度量法相一致。第二，扩展公理（Extension Axiom），即如果把每个收入阶层的家庭数目乘以某一实数，税收累进的全局度量指数并不改变。第三，匿名公理（Anonymity Axiom），即社会上家庭的总数目，并不影响税收累进的全局度量指数。第四，等同标准化公理（Equality Normalization Axiom），即如果税收累进性的局部度量指数对于所有家庭都是相同的，则其也必须与税收累进性的全局度量指数相同。第五，单调性公理（Monotonicity Axiom），即如果某一家庭的税收累进性局部度量指数增加，且其他家庭的税收累进性局部度量指数并没有减少，则税收累进的全局度量指数将增加。第六，平均值公理（Mean-Value Axiom），对于同一税收，混合两种收入分配后的税收累进全局度量指数一定界于混合前的两个税收累进全局度量指数值之间。
（4）KaP指数
KaP指数由Kakinaka和Pereira提出，即γt=T，t/Y，t，其中T，t表示t年税收的比例标准差，Y，t表示t年收入的比例标准差，比例标准差为标准差除以平均值＼[15＼]。如果是累进税，税收收入的比例标准差大于收入的比例标准差，γt>1；如果是累退税，γt
与计算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不同，KaP指数简化了税收累进性的计算，只需要宏观层面数据，即总收入和总税收两个宏观的时间序列数据。在很难获得完整的收入和税收负担分布等微观数据时，KaP指数提供了一种更便捷的计算各国税收累进性的方法。
上述税收累进性的度量方法，各有特点。局部度量法，可以测量和比较不同税种在每一个收入区间的税收累进性；全局度量法不能区分不同收入区间的税收累进性差异，但可以衡量不同税收体系对于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了解不同度量方法的相关性质与内涵非常重要。为了研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应该使用全局度量指标，而且为了更准确地比较不同税种乃至整个税收体系对于收入分配影响的差异，我们更是有必要在认清不同度量方法内涵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来选择全局度量指标。
二、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税制结构是指一国各税种的总体安排，税制结构特别是其中的主体税种，决定着税制系统的总体功能。一般而言，直接税，如所得税等具有累进性，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比较大；间接税，如商品税等具有累退性，其收入再分配功能比较小。因此，税制结构中直接税和间接税所占的比重，将影响到整个税制的收入再分配功能。
以直接税转向间接税的税制结构调整为例，Decoster等运用微观模拟模型，分析下列改革（降低直接税比重和提高间接税比重）的再分配效应：社会保障缴费减少25%，间接税税率（主要是增值税税率）提高一定比例用来补偿社会保障缴费的下降额＼[16＼]。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者将因为这项改革受益，而低收入者将受损，整个税制的再分配功能将减弱。同时，这种改革也将产生代际效应：退休人员将受损，工作人员将获益。Decoster等也得到相同的结论＼[17＼]。Cameron和Creedy考察了从所得税转向带有税收减免政策的消费税在整个生命周期里，对于降低不平等现象的作用＼[18＼]。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这种税制改变并不能改善不平等现象。对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而言，采用更高的转移支付要比广泛使用税收减免要有效的多。因此，在进行类似的税制改革时，如果要保持再分配功能不变，税制转向间接税时，必须提高直接税的累进程度。
在税制结构中，除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组合比例会影响整个税收体系的收入分配功能，税制结构与初始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动态地影响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如Meltzer-Richard假说指出越不均等的收入分配越是孕育出收入的再分配需求。之前，实证上对该假说的验证大部分集中在政府部门的规模上，Borge和Rattso运用挪威税收结构的数据研究发现，税收结构对于初始收入分配是有反应的：一方面越是均等的收入分配，暗含着税收负担从财产税转向人头税，即收入再分配的需求小＼[19＼]；另一方面，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绝大多数人就越会避开人头税，税收负担将越向财产转移，即收入再分配的需求越大。
三、商品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由于商品税一般按比例税率征收，对于不同收入阶层而言，低收入阶层负担的流转税税负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往往要高于中等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即穷人的税收负担率更重。
虽然总体上商品税具有累退性质，但各种商品税各自的累退程度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例如增值税的累退性要弱于销售税。直观上来理解，主要源于增值税采用进项扣除方式，只对增值额进行课税，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刘怡和聂海峰通过比较中国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历年的Suits指数发现，增值税和消费税负担是累退的；由于中国营业税差别税率的设定和高档服务作为奢侈品的特性，营业税出现了微弱的累进性＼[20＼]。
上述文献都是从时点上来分析商品税的收入分配效应，Metcalf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增值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在整个一生中增值税对于总支出是成比例负担的，即增值税具有比例税的特性＼[21＼]。
此外，在计算商品税的累退程度时，选择不同的收入指标也会影响计算结果。以销售税为例，一般采用毛收入或者净收入来作为计算销售税累退性的标准。Davies提出采用矫正可支配收入（即可观测消费）计算销售税累进性＼[22＼]。采用矫正可支配收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会纠正对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低估，也会纠正对高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高估。如果用C代表消费，CDR代表矫正可支配收入，而Y代表净收入，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C/CDR>C/Y；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C/CDR
上述研究都假设商品税按照税法的规定，对所有出售的商品进行征收，不存在偷税漏税的情况。但在实际经济中，商品税偷税漏税的情况确有存在，这是否会影响到商品税的累退程度？Jenkins等运用多米尼加共和国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数据（包括不同收入和消费层次的家庭购买的2 042种商品和服务），加入每种商品的增值税在实际经济中是否确实被征收的因素，考察了增值税的累退程度，其研究表明增值税对于各个收入阶层都是非常累进的＼[23＼]。其主要原因在于，商品出售给穷人和富人的方式与场所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显著。穷人一般去小商店和自由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富人一般去大型超市和商场购买商品和服务。一般来说，增值税的征收成本在小商店和公开市场较高，其征管力度要比在超市和商场小得多，因此小商店和公开市场里的部分商品可以逃避增值税。
四、环境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环境税基本类型一般有资源税、能源税、污染税和交通环保税等多种。一般结论认为，环境税是累退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中支付环境税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但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考察环境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 生命周期视角
Metcalf＼[21＼]、Poterba＼[24＼]以及Bull等＼[25＼]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质疑了环境税的累退性。如Bull等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研究了能源税的税收归宿，其研究主要考虑了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能源税对于个人一生有不同的归宿影响，因此不能仅仅分析能源税在某一年的负担，而应该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研究能源税的归宿。第二，能源税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不仅仅具有直接影响，即提高了能源产品的价格，同时也存在间接影响，即提高了其他以能源产品作为中间品的商品的价格。其研究结果表明，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碳税的累退性明显减弱。 碳税是一种污染税，它是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后排放碳量的多少，针对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配或使用来征收税费的。当仅考虑直接效应时，碳税是累退的，当同时考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时，其累退性大大减弱。Kasten和Sammartino＼[26＼] 以及Poterba＼[27＼]提出低收入者每年收入的波动，也会夸大能源税的累退程度。从生命周期的视角来看，汽油税的累退程度要比一般想像的低得多。聂海峰和刘怡指出从终身收入来看，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资源税等间接税的累退性减弱，营业税负担呈现累进的特征，资源税负担接近比例税率，整体来看，间接税接近比例负担＼[28＼]。
2 发展水平视角
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对环境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产生影响。以美国为例，即使是贫困的人，在美国也拥有车。一般来说，穷人的车会比较旧，比较耗油，穷人住的地方一般离工作地点很远，要开很久的车去上班。这些都会造成穷人要花费较多的汽油在代步工具——车上。这些都加剧了燃油税的累退性。但在发展中国家，穷人更多地依赖于公共交通而较少开车，从而使燃油税出现了累进性。如Sterner和Lozada运用Suits指数，考察了墨西哥燃油税的再分配效应，结果显示：如果仅考虑燃料的直接使用，燃油税是累进的；如果把燃料在公共交通方面的间接使用也考虑进来，燃油税对于收入来说基本呈现中性＼[29＼]。Blackman等考察了哥斯达黎加的燃油税负担情况，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30＼]。
3 支出状况视角
运用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数据考察环境税的累退程度，通常也会有不同的结论。Poterba指出年度支出数据比年度收入数据更能反映家庭的福利＼[24＼]。与传统的依靠年度收入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反，低支出家庭的汽油支出在其总支出的比重小于对应的中等支出家庭。虽然收入在前5%的人，汽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大大小于收入较低的群体，但总体来说，比起汽油支出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汽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要平稳得多。
4 整体税制视角
上述对于环境税的研究，是孤立地考察环境税一种税收。也许单独地考察环境税本身，其是累退的，但通过收入中性的税制改革（即改革不影响税收总收入），用环境税代替其他一些税收，可以达到累进的效果。Hamond等提出对污染和废气征税，同时减少对劳动和资本征税，可以使全社会效用提高＼[31＼]。Metcalf指出当环境税收入通过减少工薪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方式返还给家庭，征收相当于联邦收入10%的环境税将不会影响收入分配＼[32＼]。因此，这种环境税对收入分配不会造成累退的影响。
五、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特征使得它在缩小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如Milanovic＼[33＼]等。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决定了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高低？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个人所得税制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影响所得税累进性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税率水平、纳税扣除、实物所得的处理、税制改革的行为反应和税收征管力度等。
1 税率水平
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但20世纪末以来联邦个人所得税的这种收入再分配功能却一直在下降。收入分配功能的下降是缘于税基的改变还是税率的改变呢？Alm等指出美国1986年的税制改革，在税基上的改变虽然使所得税更具有累进性，但在税率上的改革却使所得税的累进性大大降低（如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从50%降至385%），且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导致1978—1998年所得税的累进性大大降低＼[34＼]。岳希明和徐静指出从国际经验来看，平均税率过低是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贡献不足的主要原因＼[35＼]。
2 纳税扣除
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筹措财政收入，故很少以税收抵免作为福利政策的工具。因此，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主要是通过应税收入（Taxable Income）的各项扣除来实现。因为大部分扣除项目都是按人头来计算的，低收入者的扣除比例就会比较高。同时，大规模扣除项目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损失，主要通过提高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来弥补。再比如免征额的设定：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整体累进性指数随着免征额的提高呈倒U型——先上升，后下降，即对于给定的税率，存在一个使基尼系数最小化的免征额。（刘元生等， 2013）＼[65＼]。 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中确定的3500元免征额正好处于倒U型的最大值，超过3500元的费用扣除反而会削弱我国个税的累进性（岳希明等，2012）。＼[66＼]
3 实物所得的处理
Bogetic和Hassan指出保加利亚的所得税制度具有向农村倾斜的特点（城镇家庭的平均个人所得税率为53%，而农村家庭的平均个人所得税率为24%，不到城镇的一半），主要是由于实物收入（In-Kind Income）被排除在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之外，而农村家庭得到的实物收入一般要比城镇家庭多＼[36＼]。但随着今后实物收入的货币化，该所得税制度的累进性与向农村倾斜的力度将会逐渐降低。
4税制改革的行为反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几乎都认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增长。一部分研究从非税因素考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几十年持续且加速的收入不平等趋势造成的。 如Murphy和Welch （1992）＼[68＼]和Katz和Murphy（1992）＼[69＼]认为人力资本和教育的回报提高，造成对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上升；Freeman （1993）＼[70＼]认为是工会组织能力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与税收无关，即非税因素。另一种观点从税收的因素考虑，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如Lindsey＼[37＼]与Feldstein＼[38＼]认为高收入家庭应税所得申报额的提高，是对减税政策的行为反应，而不是收入分配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减税政策的行为反应还包括劳动供给的增加、储蓄增加、逃税避税行为的减少以及纳税人税收扣除项目的改变（如慈善捐赠的数量以及房贷抵押的数量）。Auten和Carroll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末，税前收入对于税率变化以及其他非税因素的反应＼[39＼]。文章采用了1986年税制改革前后的个人收入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税率变化对纳税人的行为、应税所得申报额等有很大的影响。
5 税收征管力度
Bach等指出如果税收征管力度不够，高收入者可以较容易地逃税避税，则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会大打折扣＼[40＼]。Bird和Zolt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时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并没有广泛地贯彻下去，使得个人所得税对减轻收入不平等作用较小＼[41＼]。
6 收入的界定
在对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进行分析时，对收入的不同界定，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如Cok把收入分配公平中的收入定义为应税收入，得出斯洛文尼亚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有所下降＼[42＼]。然而，Cok和Urban把收入定义为应税收入和免税收入（譬如养老金），得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斯洛文尼亚的纳税人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43＼]。因此，对收入这一重要指标的不同定义，对于考察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六、结语
本文从多个角度，总结了主流经济学界关于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文献。第二部分综述了税收累进性度量方法，第三至六部分考察了有关税制结构、商品税、环境税和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现有成果。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取得下列一些基本共识。
税收累进性度量法可分为两类，即关注于内部税率结构的局部度量法和关注于整个收入分配区间的全局度量法，每种税收累进性的度量法各有特点。由于选择不同的度量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在认清不同度量方法内涵的基础上，根据一定的价值判断来选择度量指标；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组合比例以及税制结构与初始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作用，都会对整个税收体系的累进性产生影响，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商品税一般具有累退性，但比较各种商品税，各自的累退程度也不尽相同，若从生命周期、收入指标的不同选择、偷税漏税等现实角度考虑，某些商品税的累退性会大大降低，甚至出现累进的特性； 环境税一般被认为具有累退性，但若从其他角度考察环境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如生命周期视角、发展水平视角、支出状况视角和整体税制视角； 个人所得税具有累进性，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影响所得税累进性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税率水平、纳税扣除、实物所得的处理、税制改革的行为反应和税收征管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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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制度；银行业税制；税制改革
一、银行业税制设计与改革的实践——中外比较和启示
(一)银行业税制的中外比较
1.税制设计原则。国外一般是以保证整个经济链条的稳健运行、确保税收征管链条完整、尽量减少税收产生的超额负担和保持税收中性为目的，同时兼顾促进本国银行业竞争力的需要。而我国更加注重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和持续增长，对促进银行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考虑相对较少。
2.税种结构。国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企业或公司所得税(或称利润税、利得税等)为主体的税制，如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和巴西等；另一种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如印度以消费税为主体税种”。从发展历程来看，国外都已经或正在逐步从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
我国对银行业征收的税种有15种，其中，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合计约占银行业所纳税额的80%左右，且2004年以前以营业税为主。随着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上市的顺利完成，我国银行业利润大幅度提升，企业所得税增长迅速，占比逐步上升，并在2005年以后占据主导地位。
3.具体税种。
(1)流转税方面。首先，绝大多数国家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或类似的税收，即使征收也一般实行较低的税率或较窄的税基，例如，法国、荷兰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我国对银行业征收的营业税包括金融保险业、服务业下的租赁、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四个税目，税率均为5%，其中，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的范围包括贷款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金融商品买卖价差等。此外，对内资银行还要以营业税为税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经营机构所在城市的不同有7%、5%和1%三种税率)和3%的教育费附加。其次，有一些国家将金融业务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但仅对非主营金融业务征收。比如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大部分国家对银行业实行增值税和商品劳务税制度，将银行业的金融服务项目细分为货币结算、存款业务、贷款等27大类，并针对不同的金融服务制定不同政策，主要包括四类：征税；免税，但是不能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增值税；实行零税率，在免税的同时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全部增值税；金融服务不作为增值税的征税对象。
(2)企业所得税方面。(a)税率。目前，从各国的普遍情况看，企业所得税税率呈进一步下降趋势，并且对内外资企业基本上一视同仁。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税率低于我国，如日本和英国基本税率为30%。但也有少数发达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比我国高，如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35%。我国银行业的企业所得税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定为33%，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税率为55%(1997年下调为33%)。此外，对外资银行给予了一系列优惠，其实际适用的税率为15%或更低。(b)呆账准备金的税务处理。国际做法不尽相同，但都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即进入成本费用的呆账准备在税前扣除的时间和数量方面都应与银行贷款的实际经济损失相一致。我国银行业在准备计提时基本上是根据五级分类结果进行，但税法要求限额扣除，允许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二本年末允许提取呆账准备的资产余额×1%-上年末已在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余额。(c)企业所得税法规体系。通过给予所得税优惠吸引外资是国际通行做法，但这些优惠一般被置于国家统一的所得税法之下。我国为鼓励外资进入，将内资企业和外资(或含有外资成分的)企业区别对待(内外资银行业也如此)，分别适用并行的两套差别很大的所得税法。
4.税收负担。同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总体税负水平偏高。目前，国内商业企业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合计与税前利润的比例大致在50%-60%之间，与营业净收入的比例在15%-20%之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税收支出占税前利润比例为20%-40%，与营业净收入比例基本在5%-15%之间；瑞士、荷兰、比利时等欧盟国家的商业银行实际税率已经降低到20%以下。西方各国主要银行税收负担情况如表1所示。
(二)国外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1.国外税制改革的主要特点。美国税制发展大体经历了以关税为主体的间接税阶段，以商品税为主体的复税制阶段和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阶段。英国在1973年加入欧共体后进行了重大税制改革，具体包括：完善所得税制，将独立的基本所得税和附加所得税合并，实行统一所得税，并统一使用累进税率；引进增值税取代购买税等。俄罗斯于1991年12月27日成立之初就进行税制改革，主要包括：将周转税改为增值税(征税对象为所有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值，2001年1月1日起，已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在入账后就立即可以抵扣)和消费税；将利润上缴改为利润税等。总体来看：都是逐步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复税制演进；对银行业征收流转税较少，即使有，也主要是消费型的增值税且免税条款较多，注重通过降低流转税来促进经济发展；都是逐步简化税制，拓宽税基；在税制设计上考虑整体性和系统性。这些特点既是各国税制改革的一般规律，实际上也代表了目前税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2.国外税制改革对我国银行业税制改革的启示。我国银行业税制建设起步较晚，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税制的完整概念，且主要偏重于考虑统一内外所得税、降低营业税，相对忽视对金融产品品种的税制建设。国外税制改革经验已经证明，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更有助于商品流通和劳务服务的发展，从而产生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因此，我国应考虑实现税制结构的转型，逐步由所得税和流转税并重向所得税为主体转变。考虑到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对经济的重要媒介和推动作用，国外普遍对银行业征收较低或不征流转税，并且多以消费型增值税的方式体现，对促进金融服务的活跃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我国也应考虑对营业税进行改革，采用降低税率、改革税基或将银行业务纳入增值税链条的方式改革银行业的流转税。
二、我国银行业现行税制分析——辨证视角
从1994年的税制改革到现在的13年内，我国国民经济连续多年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社会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现行税制中一些过去并不显著的问题开始突出，制约了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内资银行业的发展，阻碍了我国内资银行竞争力的提高。总体而言现行银行业税制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税收制度合理性
1.税制设计思想偏重保证财政收入，未能充分考虑银行业发展需要。在较长的时间内，由于银行产权全部或部分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一度作为国家的附属机构存在。这使得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把银行业尤其国有银行当作国家的“钱匣子”对待，银行业税制一直偏重为国家财政服务。站在银行业依靠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大规模进行股份制改造的现在反思过去的税收政策发现，在过去数十年中从银行业获得的有限税收，实际上已经通过注资和不良资产剥离的方式全部回流到银行业的改造中，而且数额还远远不够，需要在今后若干年内动用银行业，甚至其他行业获得的税收收入来消化，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
2.税种结构过于依赖营业税，不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发展和资本流动。现行税种结构中以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很大比例。由于营业税对营业额征税，同类的金融服务流转一次就要增加一次税收，形成重复征税，导致资金流动次数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有限的利润空间就会转变成税收支出。这阻碍了金融服务市场的活跃，制约了商业银行进行金融服务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发展和资本流动。
3.部分税种税基设计不合理、重复征税或税负过重现象突出。(1)营业税方面。一是对贷款业务以营业额全额计算征收营业税，不允许抵扣相应的贷款资金利息支出，实际税负偏重；二是自用房地产在转让时，不但要按照建筑业税目缴纳营业税，还要以销售额全额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造成重复征税。(2)抵债资产税负方面。在抵入、持有和处置过程中涉及过多税费，具体包括：对房地产抵入时需缴纳契税、印花税，保有期间需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处置时需缴纳营业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等税费，购买方还要缴纳一次契税、印花税；对抵入货物在销售时要缴纳增值税且不能进行进项税额抵扣；对抵入无形资产处置时需缴纳营业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过高税费的存在直接降低了抵债物的变现价值，甚至有些抵债物全部处置收入还不足以缴纳处置过程中税费。这既不利于债务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进行脱困，也打击了银行通过以物抵债方式消化不良资产，加快存量抵债资产处置的积极性。(3)所得税税基中呆账准备方面。我国相关财务会计标准要求银行根据贷款预计损失提取准备，但在现行银行业税制下，内资银行税前扣除的呆账准备不得超过年末允许计提呆账准备风险资产余额的1%与以前年度税前扣除呆账准备余额的差额；外资银行可以逐年在税前按照年末放款余额计提不超过3%的坏账准备。现行的税前扣除政策既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低于人民银行规定的计提比率，无法形成对银行及时、足额计提专项准备的政策激励，不利于银行加速消化不良资产，稳健发展。
关键词：税务会计 纳税筹划 理论 研究
一、税务会计的理论研究
税务会计是企业财务对税务筹划、纳税申报和税金核算的一种系统性会计方式。税务会计是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自然延伸，是税收法规的日益复杂化的自然产物。在我国，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大部分企业中的税务会计仍未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系统，未能从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中延伸出来。目前，我国的税务会计理论还远远未达到成熟的阶段，在税务会计上还存在不少基本问题。以下就根据相关资料，对税务会计的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一）税务会计的目标
企业税务会计的目标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国家税法的总体目标；企业会计人员的会计理论、技术水平。其中，国家税法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法律手段促使全体社会人员平等纳税，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随着税务会计的发展，税务会计的不能只是为了反映出纳税人的纳税情况，而应该提高税务会计的水平，对税务进行有效筹划，以更好地实现经济纳税。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税务会计的目标税务会计的目标是为纳税企业和税务管理局提供有利于决策的信息，以对企业税务会计的效果进行评价，从而使以后纳税管理工作的决策和筹划更具质量和效率。
（二）税务会计的职能
税务会计的职能主要包括两方面：
1、贯彻税法
税务会计是集会计核算和税法于一身的特殊会计方式，因此在运用税务会计对企业的经营、生产活动进行核算时，必须以税法为根据，对企业账务进行必要的调整。企业贯彻税法，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纳税意识。
2、税务筹划
在贯彻税法的前提下，纳税企业分别通过对资金投入、经营生产、利润分配和破产清算等方面的税务筹划，务求寻求找到更好的节税方式，尽可能将企业的纳税成本降低，维护纳税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税务会计的环境因素
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控的因素，与税务会计工作是密切相关的，在对税务会计各影响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虽然环境因素对企业来说是不可控制，但不代表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为了保证税务会计的合理性，我们在税务会计时必须要把环境因素算进考虑因素中。其中对对税务会计影响较大的环境因素主要有：
1、 经济条件
经济条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只有小部分经济条件是变动比较频繁的，如通胀率、税率高低、经济增长、供求关系等，其他经济条件都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或变动较小。
2、法律制度
在市场经济中，税收产生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均受到法律制度，尤其是税法的约束。在对法律制度有足够重视的同时，也不可忽略行政规范的作用。
3、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无论大小，都具有强烈的权威性，对企业纳税决策的各个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
（四）税制会计与税务结构
税务会计的形式和内容主要由国家的税法和税制结构决定。税制结构是指国家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和总体结构，其结构受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等条件所制约。税制结构的类型根据国家开征税种的数量和种类，可分为单一税制和复合税制，由于单一税制仅仅是以一种税种为对象设置税制，制度缺乏弹性和实用性，难以满足企业财政的实际需要，所以复合税制受到各国广泛使用。而常见的税种主要分为以下两类：按税收的对象来分，有财产税、商品税、资源税、所得税、行为税等；按税负转嫁与否来分，可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是向个人或企业直接征收的，主要为所得税，间接税则是对商品或服务间接征收的，主要为增值税。我国的税制是以增值税为主的复合税制，因此要重视对增值税会计的核算，但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对其他税收的会计质量，税务会计的范围应该尽可能囊括税制结构中的每个税种。
二、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
纳税筹划就是指通过对企业中的涉税业务进行策划，为达到节税目而制作的一套纳税方案。以下就对现时的纳税筹划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一）纳税筹划绩效分析
纳税筹划的绩效分析，广义上是指通过对纳税筹划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评价，找出对影响纳税筹划的因素，分析纳税筹划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从而对纳税筹划的操作过程进行有效的调整、改进。而狭义上的纳税筹划绩效分析，是指通过对影响纳税筹划的因素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已实施的纳税筹划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分析，以便在日后更好地对纳税筹划方案进行挑选。
（二）纳税筹划的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
进行纳税筹划的成本可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其中显性成本比较显而易见，从企业的财务开资中直接体现出来。一般来说，显性成本主要是指企业为研究、设定纳税筹划方案的费用，除此之外还有对从事纳税筹划的财务人员进行培训的相关费用等。纳税筹划的隐性成本，相对于显性成本，成本体现不明显，因此往往无法或难以被人们发现。隐性成本主要是指正常应税项目与有税收优惠的项目之间的税前收益率的差距。
（三）企业纳税筹划的风险及其防范
纳税筹划的风险，简单来说就是在纳税筹划中存在因某种原因而导致失败并要因此付出代价的机会。由于纳税筹划的决策具有时效性，加上企业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复杂多变，使纳税筹划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隐藏着一定的风险。纳税筹划风险的形式表现几种：意识形态风险，是指由于征收双方对于纳税统筹的目标、效果等方面的认识不同所引起的风险，纳税筹划应当具有合法性，但在实务操作中，纳税人往往对纳税筹划抱有过高的期望值，有的时候将纳税筹划与逃税、漏税、欠税混为一谈，纳税筹划针对的是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行为或个人家庭的理财行为，筹划方案的确定与具体实施都由纳税人自己选择，税务机关并不介入其中；经营性风险，主要是指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由于管理、市场与技术变化等引起的种种风险，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所选税收政策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企业某些经营活动造成约束，从而影响企业经营活动的灵活性，如果企业经营活动本身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相应的纳税筹划势必受到重要影响，很可能出现与原来预期相悖的结果，不仅没有减轻企业的税负，反而加重了企业的税负；政策性风险，纳税筹划建立在对现行及未来税收政策的合理预期的基础上，国家税收政策或其他相关政策的变化势必会对筹划者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和确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筹划者对政策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所致。筹划者自认为实施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政策精神，但实际上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纳税筹划风险会给企业的经营和个人家庭理财带来重大损失，所以对其进行防范与管理非常有必要，面对风险应当根据风险的类型及产生的原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防范和管理：树立筹划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网络技术，建立科学的纳税筹划预警系统，对筹划过程中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纳税筹划预警系统的设计应当包括国家税收政策变化、企业销售收入增减变化、企业利润增减变化、企业重大事项进展及规划调整等信息；随时追踪政策变化信息，及时、全面掌握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动态变化，近年来，在税制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国家对税收政策细则作出了很多调整，随着税法不断完善，税务机关税务管理越来越精细规范，加大了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的难度，因此应对纳税筹划方案保持适当的灵活性；统筹安排，综合衡量，降低系统性风险，防止纳税筹划行为因顾此失彼而造成企业总体利益下降，如果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最优的方案应是使企业整体利益最大的方案，而非税负最轻的方案，对于那些综合性较强，与企业全局关系较大的纳税筹划业务，应共同谋划，以提高纳税筹划的规范性和合理性降低筹划风险。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税务会计和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目的是提高人们对税务会计和纳税筹划的重视，提高企业财务的税务工作水平，从而提高税务会计和纳税筹划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与企业战略的协调性，保证平等纳税的情况下帮助企业减低纳税上的开支，更好地达到节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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