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7 17:55:35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伏气”学说的本质及其存废历来为世人所争论，因此出现了在最近的三版《温病学》教材中对于“伏气”温病的代表——“春温”定义的不一致。在对“伏气”学说的探究及对于“春温”病的再认识中，发现“伏气”学说立论关键重在发病学而非病因学上，若按此理解，春温的定义及病证类别归属也不再有太大的矛盾和疑惑。因此提出，“伏气”学说实为发病学说，并可以此来指导相关基础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临床辨证施治。
【关键词】 春温 伏气 发病学说
中医院校第5版教材《温病学》中指出：“春温是感受春季温热病邪而引起的一种急性热病［1］。”而在第6版即“十五”规划类教材中的论述是：“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内伏而发，以起病即见里热证候为特征的急性热病［2］。”在第7版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温病学》中对春温的定义却是：“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其特点为起病即见里热证候，如发热、心烦——甚则见神昏、痉厥、斑疹等［3］。”对于春温的定义看是相似却实则不同的论述，使人深感疑惑——即春温究属新感温病还是“伏气”温病。其本源也就是世所争论之“伏气”学说究竟属病因学还是发病学范畴。笔者带着疑惑，拜读前贤之作，愿对“伏气”学说作一探究，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1 春温定义之困惑
综观以上3种版本教材对春温的定义不难看出，对于春温的认识共同之处为：其病因为温热病邪，其病性属热，病势急，发展快，病情重，变化多，也就是在7版教材中所论述的“春温是……急性热病，……发热，心烦，口渴，舌红，苔黄等，甚则见神昏，痉厥，斑疹等”，其共识多集中在对于春温的发病和症状的认识之上。虽说对于春温的认识有如此多的共识，可差异之处却是对于春温之病究竟是“新感”还是“伏气”的本质属性界定。5版教材明确说明导致春温的病因为春季之“温热病邪”，而在6版中却弃“春季”之谈，明确地指出春温病因为“温热病邪内伏而发”，如果从病因学的角度理解，此两版教材中对于春温病的属性界定就出现了矛盾之处，即5版认为春温是新感温病，而6版则认为是“伏气”温病；也正因如此，时至7版教材，干脆在定义中仅留对春温的共识，其为“温热病邪引起的急性热病”，而对于其病因“新感”和“伏气”之属不加论断，给出一个春温的特点“起病即见里热证候……”，留予读者自己去确认春温的“新感”与“伏气”。这对于初学者来说，实为无益。基于此，只有对“伏气”学说究属病因学说还是发病学说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才能明确春温的“新感”或“伏气”属性，避免对春温认识的疑惑及争议。
2 “伏气”学说之沿革
“伏气”理论导源于《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4］。”在《素问·热论》中亦有：“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之日为病温，后夏至之日为病暑”［5］之说，其最早指出了疾病有感于寒邪（外邪）却逾时而发的情况。时至晋代，王叔和在《注解伤寒论·伤寒例》中经过发挥后系统地指出：“冬时严寒……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6］。”明确阐明了“伏气”之性质为冬寒，伏藏部位为肌肤，所致疾病为春之温病，夏之暑病；系统地提出了人感冬时严寒，发病有即发和不即发两种情况，不即发者，寒毒伏藏于人之肌肤，至春或至夏而发均可致病的邪气伏藏之说。由此可见早期的“伏气”学说都是宗《内经》之意，以“伏寒化温”为其立论的依据。在其后的一千余年，王叔和的“伏寒化温”理论为众多医家所接受，并作为温病病机的公认解释以指导临床的辨证施治。随着医疗实践的经验积累，医疗理论的发展与细化，单纯的“伏寒化温”理论已不能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于是出现了郭雍“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7］。”的不独“伏寒化温”而致病的论述。这对于单纯的“伏寒化温”理论是一种冲击，但却促进“伏气”理论因此而变革，使其在病因病机，辨证施治和临床运用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病因上，除了既往“伏寒化温”之说，尚扩充了外邪伏藏、温热毒邪及素体肾虚、伏火等内外因。如刘吉人在《伏气新书》中提出：“感六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气［8］。”明确的提出非独寒邪伏藏化温，外感六均可感而不发，伏藏体内而成为“伏气”之始因，扩大了“伏气”之病因，拓宽了此类疾病的诊疗思路；在病机上，除“伏气”自发外，尚有新邪引发，病情隐伏等探讨。如柳宝诒在《温热逢源》中指出：“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9］。在证治上除直清里热、兼顾外，尚注重了扶正助阳；在临床运用方面则从温病扩展至内科杂病，许多免疫性疾病、病毒性疾病用“伏气”学说得到了圆满的解释并指导临床治疗［10～13］。总而言之，“伏气”学说有了深入的发展并趋向成熟，是温病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3 “伏气”理论之存废
诚然如上所述，出现对于春温定义的变动频繁和模糊不清，是因为对于“伏气”理论本身所属的范畴及其存废依然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主张废除“伏气理论”者认为，“伏气”学说因其概念模糊，对于病因病机、发病传变，辨证施治解释不清，对临床医疗工作的指导有限，故可以废之而不用。争议的焦点是从病因学角度出发，因而有了究竟为何邪伏藏，其为什么会伏藏体内过时而发，邪气又伏于何处，怎样的情况下而发病等等问题的出现。据此认为“伏气”学说违背了中医学的“审证求因”理论［14］。中医总是通过病人的外在证候表现进行辨证求因，在通过辨证明确了病因之后，进行临床施治。而“伏气”理论既然认为邪气伏藏过时而发，在初染邪气时不表现出相应的证候，那就无证可辨，如何进行辨证求因，而得知有邪气伏藏于人的体内呢？如果不能以证测因的话，“伏气”理论所说的邪气伏藏，只能说是一种臆测，因此首先在病因这一关上“伏气”学说就已经不能自圆其说；但也有从现代医学的思维角度来考虑，既然不能按照中医的审证求因思维方式，那么就应该通过建立类似于现代的病源微生物学的实验模型来首先对于学说的源头——所伏究竟为何邪给出具体的说明［14］，但这一点目前尚无法做到。
对于“伏气”病因认识的争议，即是把“伏气”学说作为一个病因学的范畴，来首先追求其病因的根本。但一整套学说的建立不仅仅是局限在病因之探上，它还应包括病机病位、发展传变、辨证施治、转归愈后等各个方面，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病因，不可不说是舍本求末。再者，即使是病因之探，“伏气”学说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之中，尤其是在新感温病理论出现之后对于"伏气"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下其病因理论也更加完善。早期源于《内经》的"伏气"学说宗其意以"伏寒化温"立说，随着临床实践的进行，临床工作的需要，通过总结观察，相继提出了冬月温暖之气伏藏之因，暑气伏藏之因以及推广至四时六之邪均能伏藏之因。如王焘在《外台秘要·温病论病源二首》中曰：“其冬月温暖之时，人感乖候之气，未遂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始发，则肌肉斑烂也。”［15］指出冬月温暖之气也可因积寒所折伏而后发；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诸伤门》中有云：“暑气久而不解，遂成伏暑。”［16］提出了暑邪也可伏藏而后发病；至刘吉人则更是提出：“感六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气。”将伏气之外因扩大到了六之泛，而非独有寒、温、暑等。其实除外感自然之六邪气外，跌扑损伤之淤血，内伤杂病之痰湿诸般，和受于外邪之病，经过治疗之后，病症虽得到解除，但外邪并未尽祛的遗留之邪，乃至先天受之于父母的本体之邪，都可以是伏藏于体内而后发的致病之因；另外，人的体质因素也是邪气是否伏藏，伏气是否发病的重要因素，如早在《内经》中就有：“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17］之论述。
4 “伏气”发病之我见
“伏气”学说理论体系之中，最终导致发病，不仅仅是看它究竟伏藏何邪而发，应该是综合考虑感邪、环境及体质等多方面因素来看病邪究竟为什么伏藏，伏藏之邪怎么外发致病，疾病如何发展等。所以“伏气”学说并不应是一个局限于病因学说范畴的理论，对于伏气病因的争论并不能成为否决“伏气”学说的支点。
回头而视，如上粗列的对于“伏气”病因的这些论述，其从何而来，真是臆测而来吗？是否真的有违中医的“辨证求因”之理论呢？其实不然。中医学的两大特色：一是辨证求因论治，再一个就是整体观念。即发之病，通过发病的证候来推求病因，当然是一种“辨证求因”；伏发之病，虽说过时而发，伏藏之时无证可辨，似乎无因可求，但以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各个时段的健康状态是相互关联，受到内外之因相互作用而被影响的，故此时发病之候，必与彼时所感之邪在整体上是相互关联的，由此推求病因，也是“辨证求因”之一种，并不违背。至于通过建立实验模型来推求伏气病因，更是中西医思维与方法之别，在此暂不作深究。
“伏气”学说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是建立在临床的医疗实践基础之上的，是前人根据温病发病时的不同证候特点，结合对疾病发展、证治规律的临床观察，通过分析、归纳而上升为理论，用于审证求因，审因论治。但其确实存在的争议和疑惑，也说明了理论本身的不够完善，整个理论体系不够健全，以及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刻。因此，在这种现实面前，我们仍应还“伏气”学说本义为妥。
何廉臣在《重订广温热论》中对“伏气”学说全部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总结了诸家“伏气”学说，将“伏气”温病之本义概括为“邪从里发”［18］，即以里热证为临床的初发症状，这一认识是为各医家所接受的观点。就这一共识而言，结合上文所述之“伏气”学说并不是一个局限于病因的理论体系之论，笔者认为“伏气”学说实则是发病学范畴的一个学说，是在对某些特殊温病发病特征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换而言之，“伏气”温病是不同于新感发病的一类具有共同发病特点和证治规律的疾病，从它的发病进而测知其病所之浅深不同，病情之轻重不同，病机之安危不同，故其疗法亦因之而不同。其与新感温病的区别重在发病学而不是病因学上。
转贴于
5 春温“伏气”之再探
春温究属新感还是“伏气”，宗观历代医家之论无外3种，即“新感温病说”“伏气温病说”和“新感引动伏气说”。持新感观点者认为：“至春而病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此新感之温病也。”提出了春温是由温热病邪引起，感而即发；持伏气温病说者乃是宗《内经》和王叔和之意，认为是冬季感寒，体不藏精，邪伏体内，郁久化热，春阳引动而发；持新感引动伏气说者认为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尚有“时邪外感引动而发者”。这3种认识除了是对疾病发展、证治规律的概括外，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根据疾病发生时的见证而概括出的结论，因此，这3者都是对春温病发病规律的概括。从临床实际来看，春温初起即见高热、烦渴，甚则神昏、痉厥等里热证，符合“伏气”发病的特点。由于春温初起以里热证为特征，且其发展和证治规律更合乎“伏气”发病的辨证施治，故从发病学角度，春温当属“伏气”温病无疑；从病因学角度考虑，春温所感受的病邪是一种与季节气候条件密切相关，但又不同于风热的邪气，这种邪气作用于人体导致发病即见里热证候，且病程长，病情重，变化多，易损阴伤阳、动风、动血，即所谓之“温热病邪”或称“伏热病邪”，如果单从邪气与季节的相关性而论，将春温归属新感温病来论治，则往往使临床失于治疗。
春温病因定于“温（伏）热病邪”，其发病实与“温（伏）热病邪”究属新感还是伏藏并无太大的关联意义，其发病取决于“温（伏）热病邪”的病理属性及机体的状况；诚如上文所言之视“伏气”学说为发病学说，春温之发病特点，发展转变及以后相应的辨证施治完全可以按“伏气”温病来论，因此，可以说：“春温是一种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的，由温（伏）热病邪所引起的，以起病即见里热证候为主的急性热病。”故发病学认识范畴的“伏气”学使得对春温病的认识更清晰，让它既不失“伏气”温病之意，也不丢与季节气候即春季密切相关的温热病邪之因，让我们在临床实践之中就可以充分地考虑时令气候的特点，结合“伏气”温病的规律辨证施治，确立对春温的治疗原则——清泄里热，护阴透邪。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学说理论的估价，应从临床实际出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能单局限于某一方面来考虑其价值作出存废的决定；另外，还应正确地理解学说的本意，不只是局限于表面之说，而误导临床工作的实际。就“伏气”学说而言，发掘其本意，回避但并不逃避无需的争论之点，留存“伏气”学说的精华所在，认识其本质为发病学说，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孟澍江.温病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52.
［2］彭胜权.温病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73.
［3］杨 进.温病学，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160.
［4］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皇帝内经素问译释，第2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8.
［5］南京中医学院医经教研组.皇帝内经素问译释，第2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251.
［6］王叔和.注解伤寒论，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4.
［7］郭 雍.仲景伤寒补亡论，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143.
［8］刘吉人.伏邪新书，第1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1.
［9］柳宝诒.温热逢源，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64.
［10］叶 霜.伏邪理论发挥［J］.中国医药学报，2000，15（6）：17.
［11］黄彩平，韦大文.伏邪说在感染性疾病治疗中的意义［J］.河南中医， 2001，21（6）：15.
［12］陆青媛，丘 智.浅谈对伏气温病的认识［J］.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2004，4（5）：76.
［13］周继霞.新感与伏邪学说浅析［J］.天津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25（2）：68.
［14］周永学.伏邪温病与新感温病的浅析［J］.陕西中医函授，2000，6：5.
［15］王 焘.外台秘要，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29.
［16］陆 拯.王肯堂医学全书，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17.
温病的病因是温邪,是指外界致病之邪中具有温热性质的一类病邪,主要包括“六”外邪中的风热病邪、暑热病邪、湿热病邪、燥热病邪以及“伏寒化温”的温热病邪、温毒病邪、疠气等[1]。中医对温病病因的认识经历了历代医家经验总结-理论研究-临床应用-实验研究-复归临床应用的历程。现就温病病因学研究综述如下。
1 理论研究
1.1 病因学说概述
温病病因学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次展开。刘氏[2]将温邪归纳为除具有从外感受、性质属热的特点外,还具有表象性、整体性、定位性、辨证性和物质性等特点。杨氏[1]总结了历代医家对温病病因的认识,并将温病病因学说总结为“六气”过则为灾说、感受寒邪说、“伏阳”致温说、非时之气说、外感六与六化热说、时邪说、戾气说、温热病毒说、邪毒说等9种。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有新的病因说提出,如荀氏[3]提出“潜血杂气说”,其“是指具有嗜血习性并常潜伏血脉且藉血染易的一类特殊致病因子,包括有现代传染病学里乙肝、丙肝、丁肝病毒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疟原虫等以经血传播为主的诸类病原体。”治疗时“时刻注意血分药物通络达邪的应用,以期彻底清除伏潜于血之邪,”以便“见病知原,循因论治”。姜氏等[4]通过临床观察实践提出“环境毒”致病说,将在环境中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危害,甚至能引发多种热病的各种异常因素的总和统称为“环境毒”；指出毒邪从口、鼻、耳、皮肤等进入人体后,侵袭不同的脏腑,造成管道不通,机体排毒不畅,最终引起各类不同的热病。
1.2 病因体系探颐
温病病因的物质性虽更接近病因本质,但因其：①未能揭示温病病理变化的特性,②难以和中药性味功效相结合[5],所以对审证求因的辨证论治帮助不大,因而不能融入中医学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没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温病病因体系的现代研究中,疠气病因的重要性已逐步达成共识,如李氏[6]对温邪主导温病传染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属于温邪的疠气是温病传染流行的根源所在,建议组构温病的温邪和疠气二元病因体系；并认为外感病因是六和疠气,六是气象变化形成的物理性致病因素,意义在于辨证求因、审因论治[7]；疠气是生物性致病因素,从本质上说明传染和流行的发生,两者必须结合。病机不仅讨论发病和病理传变,还应剖析怎样在人群中播散及预后、转归、复发等,务求掌握其动态演变过程。黎氏[8]则认为,外感病因与机体状态相互作用决定外感病的证候表现,将外感病因分为直接病因(病原及物理因素)、防御应对机制(免疫调控等)、中医传统病因(相当于西医的综合反映病因)和证候病因(即病因的辨证归纳)等4个层次。在病因与辨证相关性方面：李氏[9]认为,中医对外感病因的认识依托于临床证候,是在辨因之后形成的理性模型,对外感病因的确定源于对病机的分析,中医病因与发病有相关性,而非决定性。
1.3 六病因气象医学研究
“六”是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病邪的合称,是自然界气候反常(六气太过不及或非其时而有其气)或气候正常,并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孽生传播而成为致病的邪气[10]。如从气象医学的观点认识“六”,风邪可能是传染性微生物的气溶胶；寒邪、暑邪、火邪与温度有关,同时也同致病性微生物的作用有关[11]。中医学是将气象因素、生物性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特征结合起来论证疾病的。“六”作为致病物质或致病条件,是物质性、条件性、人体反应性的综合概念,是指直接或间接受“六气”(自然气候)影响,既包括受气候影响的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致病原,亦包括受气候影响的机体免疫状态、病理生理状态[12]。郭氏[13]则认为,“六”既是外感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也是疾病发生发展的条件。从现代病原学角度来看,它虽然包括生物(细菌、病毒等)致病因子在内,但不同的气候变化对病原体的孳生繁殖、疾病的传播以及机体的抗病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研究探讨“六”致病的科学性及定量标准,如朱氏[14]等对10年来黄疸性肝炎发病与气象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临床湿热症状的出现与8天前的湿度、雨量和阴天呈正相关,与晴天负相关。提示中医学认为黄疸因感受湿热外邪所致,这一理论具有科学意义。
由此可见,六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季节性的环境致病因素,二是病原性生物的致病因素,三是审证求因后的病因概括[15]。
1.4 疠气说与微生物病因
温病病因学说与现代病原微生物学有很大的差异,其优势与特点在于除戾气病因之外,还看到了人体与气候因素,不象西医学的病因体系中只有病原体[16]。但就疠气病因说而言,吴氏所言杂气类似于导致感染性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时疫之邪类似于致病微生物中导致各种急性传染病的病原体；以口鼻为门户侵入人体,潜伏于膜原,吴氏所言伏于膜原的“邪”,“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客观的致病物质,故其“邪伏膜原”之说与传染病学中所说的潜伏期近似,所谓“膜原”类似于病原体潜伏部位的假说[17]。如果用微生物学的知识取代比较含糊的戾气与时行之气,那就是比较完满的传染病的病因学了[16]。
2 实验研究
温病病因学实验研究是通过模拟温邪的形式及致病机制,以探讨温邪是由哪些因素构成,是单一因素致病,还是复合因素致病。张氏[18]通过外湿环境使大鼠自然发病,通过对免疫、内分泌、肠道细菌、能量代谢、病理形态等指标分析,认为外湿的科学内涵是季节气候环境、生物致病因子及机体反应性相结合的综合概念。可见,外感湿邪与病毒、细菌等病原体的感染有直接的关系[19]。目前研究较为成熟的是湿热证模型[20],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普遍认为采用多因素复合造模法效果好,提高空气温度与湿度的同时感染鼠伤寒沙门氏杆菌以模拟外感湿热[21-23]。如佟氏[21]探讨高温环境,同时予高脂、高糖饲料,并感染不同的病原微生物学因素对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高温环境下,机体免疫系统呈现应激状态[24]。湿热环境能使兔在内毒素刺激下杀菌/通透性增加蛋白mrna表达减少,并认为这可能是湿热致病和湿热缠绵难愈的病理机制之一[25]。
温病的病因及机制有一定的分子生物学基础。人的生命活动很复杂,包括发育、分化、细胞周期调节、内环境稳定、对刺激的反应、衰老等,但其本质都是不同基因随时间空间而有选择地表达的结果。同一种细胞在正常和疾病状态时,基因表达亦有差异。病理变化是由基因表达的改变所致,中医的病因及致病机制是这种病理变化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温病的病因及致病机制的“内涵”是基因表达的改变[26]。在实验研究方面,应结合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
3 临床研究
3.1 湿邪与病毒感染
唐氏等[27]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成人呼吸道病毒感染患者临床症状多见有湿证的表现,证明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湿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步证实病毒感染可降低患者的免疫功能,并能导致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失衡,而化湿方药具有直接杀灭病原微生物的作用,还能双向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对抗自由基损伤。陈氏等[28]通过329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观察研究,表明谷丙转氨酶(alt)升高者辨证为湿热证占92.4%,其中急性肝炎100%属湿热证,湿热的进退与alt升降呈正相关。徐氏[29]发现,流行性出血热(ehf)患者可出现各种心律失常,但以心动过缓最为常见,表现为迟脉。ehf属于中医温病的范畴,因其出血及流行性又称为“疫斑”,疫斑中出现迟脉与湿密切相关,湿为温病中迟脉形成的主要病理因素,在疫斑患者出现迟脉时,其辨证治疗应围绕“湿”而采取利湿、化湿、燥湿等法。
3.2 湿热与脾胃病
温病湿热证,由于临床较为多见,诸多学者亦对其实质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依据清代温病学家薛生白关于“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湿热病证以脾胃为中心,其证包括发热、胸闷、纳呆、头重、腹胀、恶心、便溏、小便黄赤、汗出不畅、舌苔黄腻、脉濡数或滑数等。一般认为湿热既是病因,又是证候类型。目前的临床研究集中于对湿热证患者相关指标的检测,力图从免疫功能、微量元素水平、自由基水平等层面揭示湿热证的本质。有研究认为脾胃湿热与hp感染[30]、炎症的活动性密切相关：其p50表达缺失,使结肠黏膜增殖周期发生紊乱；tgf-α表达增高,促进上皮细胞增殖,使病变缠绵难愈[31]。
3.3 火邪与脑病
丁氏[32]认为,火热是脑病的重要致病因素,是热性脑病过程中的病理改变,因此清热泻火是其治法；并分析了中风病与温病在发病基础、病理因素、证候、病位、传变,治法方面的相似性[33]。
3.4 温毒、热毒与心系疾病
病毒性心肌炎的病因主要是外感时邪温毒、湿热温毒[34]。其临床表现和病因病机特点显示,该病具备温病的一般特征。从临床表现来看,尽管该病表现复杂(可见发热、咳嗽、腹泻、头晕、乏力、胸闷,甚至胸痛、水肿、气喘、气急、黄疸等诸多见症),但发热一症的出现是恒定的,几乎必具。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为感染性疾病,而且符合温病的三个特征：①从外感受；②由表入里,由卫及气及营、血；③必有发热见证[35]。
王氏等[36]提出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热毒致病的理论,其病机为热毒伤及血络,属实证或本虚标实,其现代生物学内涵与炎症因子损伤血管内皮细胞有关。丁氏等[37]指出,目前气候环境、饮食结构、工作生活习惯、体质等较以前有所不同,易导致火热之邪,同时体内脂毒、糖毒、浊毒、瘀毒蓄积蕴结,变生热毒,邪气亢盛,败坏形体,损伤心及心络,导致冠心病、高血压、病毒性心肌炎等多种心系疾病。临床及实验研究资料证明：以清热燥湿、解毒通络法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清热解毒通络、滋阴和营法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清热解毒法治疗高血压,清火化痰解毒法治疗过早搏动,益气补心、养阴解毒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均取得良好效果。并认为热毒学说深化、发展了对心系疾病本质的认识,经过长期的临床与系列实验研究验证,已成为指导心系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学说。它的核心是重视热毒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积极应用清热解毒的方法阻止疾病的发生及发展,以减轻脏腑气血的损害。
3.5 伏邪与其它
杨氏等[38]对以伏邪学说指导治疗的部分急、重、疑难病症如白血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艾滋病等进行了重点介绍,并认为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以及对疾病防治的深入研究,伏邪学说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应得到重视。
3.6“环境毒”与急性放射损伤
冯氏[39]认为,急性放射损伤属于中医温病范畴,有起病急、传变快、热象偏重、易动血等特点,结合临床表现分析,有发热、口渴,甚至肌肤灼热等热象。并认为射线属外感热邪,与中医温病病因特征类似,具有直中脏腑,易损伤气血、耗损肾精之重要特点,而肾精耗损为病变的中心,也是导致辐射远后期癌变等效应的重要因素。当前,急性放射损伤的治疗以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等为主。
4 展望
综上可知,近年来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温病病因,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温病的病因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温病病因本质,为临床辨证提供了客观依据。实验研究中运用传统中医理论造模,对模型从病理、生化、免疫、微量元素等多角度、多侧面探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相互关系。临床应用上温病与内科疾病虽然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致病因素的差异是其关键所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却可出现诸多相同的病机与证候。温病学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完善的论治方法,故可借鉴于内科疾病的治疗,以加深对相关内科疾病的理论探讨与临床研究,从而提高对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但也应该看到,对温病病因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尤其表现在实验研究方面：①实验条件。气候因素在动物造模中的设定值得商榷。中医学中对气候环境与疾病的作用大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在动物实验中,大多动物都处于应激状态。②实验动物的选择。大、小鼠的散热机制很不发达,尤其汗腺少,不适应高温高湿环境,在湿热类模型中,环境气温高于32 ℃,基本上可以认为实验是失败的。尽管实验研究中的检测指标林林总总,但仍应牢记中医学的病因概念是包含了机体的反应性在内,不能单纯凭几个指标确定。目前的分析性研究为数不少,但缺乏整合性研究,应该将已有的成果进行综合,并建立起相应的数学模型,以明确各指标与病因致病的相关性,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参考文献】
[1] 杨 进.新编温病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36－38.
[2] 刘 涛.温病病因的若干属性浅析[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6,15(6)：5－6.
[3] 荀运浩.温病病因从新[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3,5(4)：329－332.
[4] 姜良铎,秦 英,杨 君,等.试论“环境毒”[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5(9)：4－6.
[5] 戴春福,翁晓红.温病杂气病因说难以发展的原因分析[j].内蒙古中医药,1996,(增刊)：121－122.
[6] 李洪涛.温病病因四辨[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3,22(6)：1－3.
[7] 李洪涛.汇寒温之说立外感病学[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4,13(2)：2－4.
[8] 黎敬波.外感病因及其致病特点探讨[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 13(4)：9－10.
[9] 李致重.谈温病的病因[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27(1)：5－7.
[10] 周晓平,杨 进.中医气象学研究方法探讨[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1)：10.
[11] 汪正宜.浅述祖国医学“六”与医疗气象学[j].湖北中医杂志,2002,24(5)：3－4.
[12] 黄广平.六、气象与体质关系浅探[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 23(4)：172－173.
[13] 郭仲夫.从医学气象学的角度探讨六[j].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82, 4：15－17.
[14] 朱科伦,马佩球,李建强,等.从气象因素与黄疸性肝炎发病的回归分析论证湿邪致病理论[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1994,4(3)：7－8.
[15] 丁 春,严文华.对外感表证发生的若干问题探讨[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1996,6(4)：6－8.
[16] 邓铁涛.试论吴鞠通病原说的科学性[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4(4)：3－4.
[17] 余 真.试析“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0,6(2)：6－7.
[18] 张六通,梅家俊,黄志红,等.外湿致病机理的实验研究[j].中医杂志,1999,40(8)：496－498.
[19] 陈 刚.外感湿邪的本质探讨[j].光明中医,2003,18(2)：6－7.
[20] 陈爽白,常淑枫,肖照岑,等.湿热证大鼠模型的复制及三仁汤对其影响的实验观察[j].天津中医,2002,19(2)：38－40.
[21] 佟 丽,陈江华,吴仕九,等.多因素所致温病湿热证模型大鼠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j].中国免疫学杂志,1999,15(8)：366－368.
[22] 吴仕九,杨运高,杨钦河,等.清热利湿法对湿热证动物模型的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1999,7(4)：200－202.
[23] 王 瑾,陈宜鸿,赵志玲,等.中医温病湿热证动物模型实验的研究[j].解放军药学学报,2002,18(4)：209－211.
[24] 吴 茜,陈慧玉.高温环境对机体某些免疫指标的影响[j].西藏医药杂志,2000,21(4)：14.
[25] 吴智兵,彭胜权.从医学地理学角度试论岭南温病的发展方向[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16(1)：9－12.
[26] 赵书刚.从分子基因水平浅谈岭南温病研究[j].天津中医药,2004, 21(3)：221－222.
[27] 唐雪春,彭胜权.呼吸道病毒感染与湿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0,7(10)：39－40.
[28] 陈昆山,肖晓敏,章友安,等.病毒性肝炎谷丙转氨酶升高与湿热的关系[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0,12(4)：145－147.
[29] 徐庆吉,傅文霞.从286例流行性出血热论脉迟与“湿”[j].天津中医,1997,14(3)：118－119.
[30] 郭永洁,张再良,胡鸿毅,等.90例慢性胃炎湿热证的临床病理指标观察[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38(3)：21－22.
[31] 曾耀明,杨春波,柯 晓.久泻脾胃湿热证的免疫组织化学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2002,10(1)：8－13.
[32] 丁元庆.火热病邪在脑病发病中的致病作用及证治[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1)：44－45.
[33] 丁元庆,张安玲.中风病与温病的比较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2003, 12(4)：353－354.
[34] 郑锐锋,李春生,王小沙,等.病毒性心肌炎病因病机的探讨[j].中国中医急症,2004,13(9)：599－600.
[35] 陈茂刚.试论病毒性心肌炎属于“温病”范畴[j].时珍国医国药, 2002,13(5)：295－297.
[36] 王 鹂,魏陵博,刘学法,等.热毒学说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地位[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5,3(12)：1080－1081.
[37] 丁书文,李 晓,李运伦,等.热毒学说在心系疾病中的构建与应用[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8(6)：413－416.
1 毒邪学说的发展概况
毒邪作为中医病因学说之一,从《内经》时代开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后世医家多有充实与发展。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对传统毒邪的认识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内容包括毒邪的界定、历史沿革、病邪性质、致病特点、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方面。近3年来,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机制探讨方面。毒邪学说已成为现代病因学与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毒邪学说经历了兴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势。究其原因,涉及了从中医疾病观到当代疾病谱变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学说的困境与分析
2.1 与疾病可知、可治理论的矛盾 《内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也缔造了中医学的疾病观。目前大家所公认的“疾病可知、可治观”,即由《灵枢》的“拔刺雪污论”发展而来。《灵枢·九针十二原》曰:“今夫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由“拔刺雪污解结决闭论”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在2 0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有效地指导着医疗实践,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硕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条件的,要受到患者机体的承受能力、依从性、疾病的发展阶段、医者的专业水平、医疗技术的现状等各种条件的影响。《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曰:“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即全面地论述了影响疾病可治性的诸多因素。清·程钟龄《医学心悟·医中百误歌》更是从医家、病家、旁人、药中、煎药5个方面总结了100种影响疾病治疗的不当言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诊断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来考察毒邪学说的作用,会发现毒邪学说对临床缺乏有效指导,一种对实践没有有效指导作用的理论,当然不会被看作好的理论。
2.2 辨证论治体系的缺失 纵观中医学2 000余年发展史,一种学说的确立,均以相对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亦即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为标志。以温病学为例,其学说萌芽于《内经》、《难经》、《伤寒论》,发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叶天士《外感温热病篇》确定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体系为标志。而《中医脑病学》不能脱离《中医内科学》独立,正是因为其辨证论治体系还是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辨证体系。一种产生于临床实践的中医学说,只有当其可以据之以立法、组方、遣药,即指导实践时,才可称作完善。毒邪学说在理论上已基本完备,毒邪的内涵与外延、历史沿革、病因病机演变、临床特征、涵盖的疾病种类与预后等已阐明。但确定为毒邪致病后,应采用何种治则治法,选用何方,或如何组方,方中如何加减用药,基本上是空白。这也是导致毒邪学说逐渐没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盖疾病谱的难治性 毒邪学说涉及的疾病范围广,种类多,涵盖了内外妇儿各科,有广义疾病范畴如心系疾病、恶性肿瘤,常见病、多发病如急性脑血管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少见病、疑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肝豆状核变性、成人斯蒂尔病,危重急症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还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疗毒副作用、运动性疲劳等难以归类的疾病,总数超过100种。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备迁延性、复杂性、难治性、致残性、致死性等特征,无论现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在治疗这些疾病时都有束手无策的无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标准。 3 毒邪学说的前景展望
随着时代的发展,诊疗技术的进步,人类寿命的延长,疾病谱的改变,医学观念的改变,新的疾病、新的医学难题不断涌现。新的医疗实践,提出了诸多全新的问题,中医学理论在认识、分析、解决新问题方面的不足难以回避。虽然毒邪学说存在诸多不足,却因临床实际的需要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滥的趋势。要规范毒邪学说的发展,拓展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和能力,应当为毒邪学说准确定位并将之有机融入中医基础理论中。
3.1 毒邪的中医病因病机定位 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毒邪有内外之分。一般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1]。因而外毒可归入外邪中疫疠之邪的范畴,内毒可与痰、瘀并列作为特殊的内生病邪。虽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与痰、瘀并见,但多同时具备猛烈性、火热性、传染性、特异性、顽固性5个特性[2]中的3个以上,且毒邪决定着病情的发展方向与预后,因而毒邪作为独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临床实际。外毒致病,多损伤皮肉筋脉,并出现神志异常,与肺、心、肝关系密切。内毒之生,多与肺之宣肃、脾之运化、肾之开合异常密切,故应主责肺、脾、肾三脏。
3.2 中医治疗学研究 毒邪为病,其治当以祛除毒邪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分别适用于不同阶段,但吐法当今近于不用,温补二法在毒邪炽盛时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认为是广义的解毒法。有了治则治法的指导,进一步应探讨针对毒邪为病的方药,虽然关于具体疾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丰富,但在普适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应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药,因《神农本草经》朴实有验,可从此入手。其次,整理发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剂。但毒邪学说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超越西医具体疾病的藩篱,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下,出现如同王清任诸逐瘀汤之与瘀血学说的系列方剂。
4 小结
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间,毒邪学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获得了长足进步,为当代中医药辨治层出不穷的疑难疾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毒邪学说的理论体系尚未最终形成,当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的理法方药体系真正构筑起来的时候,中医药学防治疾病将再获利器。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传统饮食文化；阴阳五行；饮食养生观
【中图分类号】TS9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积淀的成果，其中蕴含大量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医理论中的哲学思想，如“五行学说”中，“五味”对“五谷”膳食结构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人们的择食关键。“医食同源”巧妙地将饮食与用药结合在一起，既可以填饱肚子又可以防治疾病，堪称中国一绝。中医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就像一个挖不完的金库，值得我们深究。
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所体现的中医哲学思想
1.1 阴阳学说
《素问·至真要大论》：“谨察阴阳而调之，以平为期”。可见调理阴阳是饮食中重要的一部分。中医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的生理病理机能都可以分为阴、阳两种属性， 阴是指具有滋养，濡润、抑制、凝聚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阳是指具有温煦、兴奋、推动、气化等作用的物质及其机能属性。[1]在中医阴阳学说的指导下形成了因人、因时、因地择食的饮食观。
1.1.1因人择食
阴阳学说将人的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阴阳平和质三种类型；将食物划分为温热、寒凉和平性三种类型。“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 （《灵枢·经水》）告诉我们：饮食因先辨其体质再决定吃什么食物调理。偏阳者应少食温热性食物，而宜食寒凉和平性食物，否则将会导致阳亢及伤阴；偏阴者应少食寒凉食物，而食平性和温热性食物，否则就会导致阴盛阳衰。阳虚者宜多食温补之品；阴虚者宜多食甘润生津的食物。
1.1.2因时择食
“朝食三片姜，胜过人参汤”、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体现了阴阳学说中“因时制宜”的观点。日出、春夏属阳，日落、秋冬属阴，人体饮食需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所以春夏、早上宜食温热食物，如生姜；秋冬、下午宜食寒凉、滋润食物，如萝卜。
1.1.3因地择食
自然环境的不同使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呈现出复杂的地域差异，阴阳学说中“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我国南方属阳，北方属阴，南北的气候差异决定了南米北面的饮食结构，各地人们的口味也因气候差异而有所不同，四川、湖南一带湿气重，因而喜食辣；北方气候干燥，容易出汗，喜食润燥食物。由此说明，饮食与地理位置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2 五行学说
中医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事物分为木、火、土、金、水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不同级别的系统结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自然就被纳入到这一结构模式中，如把食物分为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麦、菽、稷、麻、黍），五畜（羊、鸡、牛、犬、彘），五香（花椒、八角、桂皮、丁香花蕾、茴香子），五果（枣、李、杏、栗、桃）等。五行学说中，木、火、土、金、水的属性在五味中分别是酸、苦、甘、辛、咸；在人体五脏中是肝、心、脾、肺、肾；在季节中则是春、夏、长夏、秋、冬。各五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食物五味与人体五脏来说，“五味各走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谷味苦，先走心；谷味甘，先走脾；谷味辛，先走肺；谷味咸，先走肾。”（《灵柩·五味》）同样，五脏与五季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春季属木属肝，夏季属火属心，秋季属金属肺，冬季属水属肾。由五脏与五味，五脏与五季的关系可以得出五季与五味也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关系对饮食的宜食、宜忌有很大的影响，饮食只有在不违背阴阳五行生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维持着机体的动态平衡，从而维持身体健康。
1.3 病因学说
晋·傅玄《口铭》：“病从口入”。“饮食病因”在中医思想里面占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为饮食失宜（饮食不洁、饮食不节、饮食偏嗜），饮食失宜直接影响脾胃消化、运输功能，导致营养失衡，引起其他疾病。
很多疾病都是由饮食不卫生造成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指出：“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意在告诉人们不宜食变质、腐败、不洁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
《灵枢·小针解》：“饮食不节，而疾生于肠胃”，饮食不节包括“食量无节”和“饮食无时”。饮食过少或过多均不利于身体健康，过少使人饥饿，水谷精微不足而营养不良；过多则使饮食积滞于胃肠，引起消化不良。饮食无时是指没有按时规律的饮食，饮食应按四季，早中晚规律进食。
饮食偏嗜即为嗜食偏寒、偏热、偏酸、偏苦、偏甘、偏辛或偏咸之物，以及嗜酒等。长期饮食偏嗜会导致机体脏腑阴阳失调。
2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饮食养生
2.1未病先防：调理脾胃
未病先防是通过饮食养生来维持机体平衡，而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人以水谷为生，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清·徐文弼《寿世传真》），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有容纳和助消化的功能，即“主受纳腐熟水谷”， 食物中的精微物质都由脾胃吸收，化生气血输至全身，营养脏腑经络及维持其活动。脾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保障，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人体脏腑机能将会随之受损。因此，饮食养生的关键在于调理脾胃。传统中医饮食养生观强调必须以脾胃为本，[2]重视保护和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
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并认为：“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中医认为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饮食，五味偏嗜、过硬、过烫、过多或不规律饮食均会影响脾胃健康。因此，饮食只有以温、软、素、淡、鲜为宜，做到定时定量，少食多餐，注意饮食卫生，不偏嗜，寒温适宜，阴阳五味调和，方能达到饮食养生的目的。
2.2 调理阴阳 寒温适宜
饮食养生应以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为依据来调理人体阴阳，使人体维持和恢复阴阳相对平衡，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调理阴阳包括补益阴阳之偏衰和祛除偏盛之邪气，即损其有余、补其不足。[3]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可按照阴阳学说划分属性：如食物、人类、四季、地势的阴阳属性。因此饮食宜三因制宜、寒温适宜。《饮膳正要》：“春气温，宜食麦以凉之；夏气热，宜食菽以寒之；秋气燥，宜食麻以润其燥；冬气寒，宜食黍以热性治其寒。”正是体现“损其有余”，“补其不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以调理阴阳的目的。总之，调理阴阳、寒温适宜是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重要饮食养生方法。
2.3谨和五味
食物五味即酸、苦、甘、辛、咸，其属性在人体五脏中分别与肝、心、脾、肺、肾相对应，五脏之间相互资生又制约着，因此，五味对人体脏腑的生理，病理有着重要的影响。《黄帝内经》中指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五味调和，脏腑得益，人体自然健康；五味偏嗜或不遵宜忌，将导致脏腑阴阳失衡，脏气功能紊乱，进而生成疾病。例如：过食酸，会使肝气偏盛，从而伤害脾脏，使脾气衰竭；过食咸，则使骨质受到损伤，引起心气抑郁或者肌肉萎缩；过食甜，可引起心烦胸闷，面色发黑，或使肾气失衡；过食苦，可使脾气受损而不濡润，胃气损伤而胀满；过食辛，会使筋脉损伤而松弛无力，精神消沉。因此，饮食应“谨和五味”，而不宜偏嗜五味，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真正达到养生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知，传统饮食在中医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整体观和辨证进食方法，坚持“审因施食”，“三因制宜”，“辩证用膳”的平衡膳食观，遵循“阴平阳秘”的健康观，“健脾调胃，去除诱因，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养生观；使机体维持动态平衡，以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几千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医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饮食方法是最科学的饮食方法。
参考文献：
1“浑然一体”：一个基本点一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中医学关于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统一性的认识。整体观念将机体作为一个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的思想与系统论思想不谋而合，首创系统论思想的贝塔朗菲也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中医学认为机体各个脏腑官窍之间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病理上相互影响，作为个体的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具有统一性，这也是系统论思想在中医思想中的体现。具体表现为：①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在生理上，构成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与功能上是完整统一的，即中医学以五脏一体观来认识人体；在形神关系上，中医学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是相互依附、不可分割的，即形神一体观。②人体的生命过程受到大自然的影响，自然界的气候与环境均与机体疾病的产生、变化与康复有直接的关联，因此，《灵枢·邪客》中就有“人与天地相应也”的说法，即天人一体观。③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其生理、病理还会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法律等社会因素。采用数字“一”来概括中医整体观念，便于学习者掌握中医学的特点，又符合中医系统论的思想。
2“二分天下”：两个着力点——阴阳学说
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特有的思维方法，是中医学用来阐释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病理变化，指导疾病的诊断与防治的基本着力点，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处理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并优化系统观点看问题。具体到中医学中的简单数字上，就是用阴阳，即项数为2的二元极性类的总类这一双变量均衡的动态模型来分析问题。中医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事物的发生并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因此，中医学不但以阴阳来描述事物的属性、变化，还将其用来阐释机体的病理变化与病因的属性、分析四诊资料与概括疾病症候、确定治疗原则、归纳药物性能以及指导养生等。把握中医学中的数字“二”，可以接近中医思维的核心。
3“三生万物”：三个量化点——三分法
中医学在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完善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进一步将阴阳在定性的辨证基石之上作出量值辨证，即把阴阳各分为三，这一点也类似于系统论中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划分系统类型的思想。中医学以阴阳三分法表示事物的属性，一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一阳分为太阳、阳明、少阳，既体现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的发展变化模式，又为疾病的量值辨证提供了主体框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丰富了三阴三阳六经辨证，为后世医学留下了以阴阳定性辨证为纲，以三阴三阳量值辨证为目的框架。此外，这种三分法还在经络学说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和进一步拓展，手足经络的命名也是基于此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二经脉等概念。数字”三“为学者提供了量化指标。
4”四诊合参“：四个切入点——四诊法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察疾病的基本方法，中医通过四诊合参，诊察疾病外在的症状与体征，进而揭示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四诊合参是以望、闻、问、切为切入点，并将四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法，而综合四诊、全面系统地了解疾病，进而做出判断与治疗的做法本身就是系统论的方法。如《难经·六十一难》中所言：“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数字“四”提示了中医医生确诊时的四个切入点。
5“五彩缤纷”：五个支撑点——五行学说
中医学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领域，以五行学说来阐释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体表与内脏的有机联系，以及机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五行学说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机体的生理病理，并指导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是整个中医理论的支撑点之一。同时，以五行为中心，配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和机体结构的五脏构成了解读中医学的基本框架，如表1，即五行与自然界的五音、五味、五色、五化、五气、五方、五季和机体的五脏、五腑、五官、五体、五神、五志、五声、五变相互对应，加强了对中医学整体观念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进一步系统化，数字”五“在五行学说中多次出现，形象地总结了中医学说的重要支撑点。
表1五行与自然界和机体的相互对应
6“六七情”：多个落脚点一病因学说
中医学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致病因素时要注意综合客观条件与临床疾病的症状、体征，全面推求病因，为治疗提供依据，体现了系统论思想的中医病因学，将常见病因形象的总结为外感六——风、寒、暑、湿、燥、火（热）和内伤七情——过喜、过怒、过优、过思、过悲、过恐、过惊。常见数字“六”、“七”高度概括了中医学中的致病因素。
此外，中医学中还有其他的简单数字也体现了中医学的系统论思想，如机体健康和疾病关系的五运六气学说；经络系统中沟通、渗灌十二经脉的奇经八脉；《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描述男子、女子生长发育规律时间性节律的“七”、“八”，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葵至……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同时，同一简单数字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如“四”和“五”既可以用于提示四诊合参与五脏一体，又可以用来描述中药的四气五味，虽含义不同，但并不影响其传达概括中医学概念的整体思想。
7小结
邪是一切不正常、不正当的因素，邪气是邪的一部分，主要指六气异常以及疫疠之气等外感因素。两者可以独立于人体而存在，也可以进入人体，成为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即致病因素，邪（邪气）进入人体是致病因素，未进入人体不是致病因素。未导致疾病的致病因素不是病因，已经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是病因。
【关键词】 病因;邪气;邪;中医基础理论
Abstract: Pathogeny indicates all irregular and abnormal factors， the perverse trend is one part of pathogeny， mainly pointing to the six abnormal kinds of natural factors and such exopathy as pestilence. Both can exist separately of the human body， also can enter the human body， becoming pathogenic factors. The perverse trend is the pathogenic factor too if it goes into the human body， otherwise not. Those not causing disease are not pathogenic factors， but they are causa morbi if causing disease.
Key words： causa morbi; perverse trend; irregularity; TCM basic theory
笔者曾以“浅论中医病因、邪气、邪的概念及相互关系”为题，对中医病因、致病因素、邪气、邪的概念及相互关系进行过讨论，认为致病因素是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病因是导致疾病的原因；邪气是六以及疫疠之气等外感病邪，不能泛指一切致病因素，邪泛指各种致病因素［1］。另外，笔者在掘文“关于中医病因致病相对性的商榷”［2］中提及邪气、病因、致病因素三者的概念与关系，认为“比较一下邪气、病因、致病因素的概念，我们不难发现，三者所描述的都是致病因素，仿佛这三者是同一的。而事实上，这三者是有差距的，根据笔者的理解，致病因素包含的内容较广泛，包含了所有的邪气与病因，也就是说邪气与病因是致病因素的一部分。而病因是已经引起疾病的，也是已经进入人体被人体感受的致病因素。邪气可以是已经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也可以是未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可以是已经被人感受的致病因素，也可以是未被人感受的致病因素。而且，中医论述邪气时主要是指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看不见摸不着，或者是害人无声息的致病因素，如六、七情、饮食、劳逸等等，很少包括外伤、寄生虫之类。可见，邪气与病因都包含在致病因素之中，两者有交叉，有相同和有不相同的地方。根据这个理解，在论述邪气与病因的概念时，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又称致病因素’、泛指各种致病因素，”只是说：“是致病因素的一部分。”今日复习之，觉得似仍有不当之处，尤其是“邪泛指各种致病因素”与“邪气与病因是致病因素的一部分”之命题，有欠妥当，故再论之。
1 病因、致病因素、邪气、邪的概念
1.1 邪与邪气的概念
“邪，不正当，不正派。如邪说；改邪归正。《书·大禹谟》：‘去邪勿疑’。邪，中医学上指一切致病因素为邪。《急就篇》卷四：“灸刺和药逐去邪。”。“邪气，中医学名词。指六以及疫疠之气等外邪。邪气和邪的含义，有所不同，邪气一般指外感病邪，而邪则既包括外邪，又统指一切致病因素”。［3］这里《辞海》对“邪”与“邪气”的概念作了定义，并对“邪”与“邪气”的概念作区别，这种区别，笔者完全认同，但论及概念时，似有些疑问，笔者认为，邪属不正当、不正派，从中医病因学说的角度来看，邪则应以认为不正当、不正常的的因素，也就一切不正常的因素称为“邪”。而邪气则是“邪”中也即一切不正常的因素当中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看不见摸不着，或者是害人无声息的因素，而且一般指外受之因素，如六气异常、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过度等等，很少包括外伤、寄生虫之类，故邪气不能泛指各种致病因素。
1.2 致病因素与病因的概念
致病因素，顾名思义，即是导致疾病的因素。病因，六版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认为，“所谓病因，就是指引起疾病的原因。”同时又指出：“病因又称为致病因素”。七版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凡能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即是病因，又称致病因素。致病因素多种多样，诸如六气异常、疠气传染、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持重努伤、跌仆金刃、外伤及虫兽所伤等，均可成为病因而导致发病。”而笔者认为，病因，顾名思义，就是指引起疾病的原因。《医学源流论·病同因别论》：“凡人之所苦，谓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谓之因。”十分明确地阐明病因是引起疾病的原因，即人有病，导致这个病的原因称为病因。
两者的概念严格来讲，以中医病因学说或中医发病学的角度看，病因与致病因素两者都已经涵盖了正气的因素。一个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关系到人体的“正”与致病的“邪”两个方面，是由于“邪”作用于人体，引起邪正相争，导致机体阴阳失调、脏腑组织损伤和生理功能失常的结果。而且在邪正斗争中，通常“正”起决定作用，“邪”至多只是导致疾病的因素，并非导致疾病的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致病因素、病因与“邪气”、“邪”有了明显的不同。
2 病因、致病因素、邪气、邪的关系
病因、致病因素、邪气、邪是中医病因学说乃至发病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也必须予以界定，其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历代中医名家鲜有论述者。
笔者以为邪属不正当、不正常的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人体以外，也可以进入人体成为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引起人体疾病，而成为致病因素乃至病因。邪气存在对于人体尚有一定的相对性，六气变六（六气异常），必须是变化异常，超过了一定限度，即太过与不及，非其时而有其气，以及变化过于急骤，而且又碰上了人体正气虚弱，进入人体，打破阴阳动态平衡，导致人体疾病发生，变成了六，而对人体正气旺盛，体质强之人，邪可能进不了人体，它仍是六气，甚或进了人体，未能打破阴阳动态平衡，未能导致疾病发生，也只能作为一种致病因素存在于体内。
邪气一般指外感之邪，是邪的一部分，这部分邪主要是指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看不见摸不着，或者是害人无声息的邪，如六气异常、七情内伤、饮食失宜，劳逸失度等等。邪气既是邪的一部分，也与邪一样，可以存在于人体之外，也可以进入人体成为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引起人体疾病，而成为致病因素乃致病因。邪气与邪一样，其存在对于人体也有一定的相对性。
邪与邪气都可以独立存在于人体之外，也可以进入人体成为导致疾病的因素即致病因素，如果最终引起疾病，则又成为病因。
致病因素，顾名思义，即是导致疾病的因素，它是邪（包括邪气）在一定条件下进入体内，潜伏在体内的因素，它在一定条件下，打破阴阳动态平衡，导致疾病发生时，就成为病因，一种致病因素在不同的个体内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疾病不是唯一的，可能是几种病机不同的病证，譬如体质不同，从化不同，病证不同，几种致病因素可能同时存在，导致疾病时可能是一种致病因素的作用，也可能是几种致病因素的作用，最后导致某一疾病的发生，这时这一种致病因素或几种致病因素加上体质因素，就成了病因。
而病因，根据《医学源流论》“人之所苦谓之病，致此病者谓之因”［4］、“凡能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即是病因”［3］的论述，病因是已经引起疾病的，也是已经进入人体被人体感受的因素，与邪（邪气）可以是已经引起疾病的因素，也可以是未引起疾病的因素，可以是已经被人感受的因素，也可以是未被人感受的因素明显不同，致病因素是已经被人感受的因素，没有体质变化的因素，也可能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有了体质变化的因素，才可能导致疾病的发生。而且，对疾病来说致病因素是多元的，而病因相对是比较单一的。邪包含了邪气、致病因素与病因，进入人体的邪气有可能成为致病因素，只有致病因素才可能成为病因。邪气与致病因素有交叉重叠之处，邪气与病因也如此。
3 结语
如上所述，邪是一切不正常、不正当的因素，邪气是邪的一部分，主要指六气异常以及疫疠之气等外感因素。两者可以独立于人体而存在，也可以进入人体，成为可能导致疾病的因素，即致病因素，邪（邪气）进入人体是致病因素，未进入人体不是致病因素。未导致疾病的致病因素不是病因，已经引起疾病的致病因素是病因。
中医学由于产生的时代久远，使用语言的差异，引用的是古代哲学，概念表述与今人不同等等原因，中医学中有许多概念表述是不确切的。《素问·调经论》云：“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之邪，严格意义上讲，或许解释成致病因素更为贴切些。
【参考文献】
［1］张光霁.浅论中医病因、邪气、邪的概念及相互关系［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3）：8.
［2］张光霁.关于中医病因致病相对性的商榷［J］.中国医药学报，2004，19（7）：404.
1.1《内经》临床指导思想研究张天佐等从“人本思想”角度认识《内经》理论，认为《内经》所反映的人本思想包括生命观、诊治观和养生观，重视、保全人的生命是该书的基本指导思想。金光亮认为“治未病”是《内经》预防与治疗学的重要理论，对当代中医学的理论与临床发展均有重要指导意义。温海亭等认为“治未病”是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未病防病，已病防变，防患于未然，强调的是“预防为主”；升华了中医预防医学，对临床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周仲瑛认为“治未病”可分为治其未生、未成、未发、未传和未变等方面，包括了临床之超早期治疗疾病、治“潜病”、养生疗法、针对性治疗和防治疾病的内容，“治未病”理念对中医临床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王庆其认为，近来对《内经》临床医学指导思想的讨论，主要是指“以人为本”、“治未病”以及“天人合一、形神一体”的整体观3个方面，它们都体现了《内经》的临床医学思想，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周安方认为《内经》的临床医学指导思想包括以人为本思想、以防为主思想、以和为贵思想等3个方面。以人为本思想强调医学要以病人为根本、医生要以病人为中心；以防为主思想强调临床上要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以和为贵思想强调调和阴阳气血、恢复阴阳气血平衡协调的生理状态是治病的基本法则。
1.2《内经》病因病机理论研究韩永明等认为《内经》的病因包括了阴阳分类、三部分类，六、七情病因的致病特点，以及饮食、房欲、劳倦、虫兽伤致病等内容；《内经》已经认识到体质、自然气候的异常、人体自身精神状态等都可以成为致病因素，因此是“病因学说”的源头。马小兰认为《内经》的病因涉及时气、疫疠、情志太过、饮食失宜、劳逸无度、起居不节及外伤诸方面，并以阴阳分类法和三部分类法对病因进行分类；《内经》的病机包括阴阳（寒热）病机、表里病机、虚实（邪正盛衰）病机、六气病机、五行病机、精气血津液病机、脏腑病机等方面。宋耀鸿认为《内经》“病机十九条”是把疾病所表现的错综复杂的病状加以综合考察进行病机分析的典范，并具有以下特点：五脏定病位，六气明病性；审病症病因之异同；求有无与虚实。吴弥漫认为《内经》病因病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以下特点：比较“奇恒”，明辨适度与太过，过则为病；内外病因并重，而机体正邪盛衰只是相对而言；以动态的观点、从整体失衡的角度研究疾病发展变化机理；类比推理，以外揣内；综合归纳，以“证”命病。卢红蓉从论述方法、思维方式、内容共同点等方面研究《内经》病机特点，认为《内经》病机理论具有与人文医学相互渗透；以“证”论“机”，开阖有度；揣度奇恒，以“象”测“机”；注重功能，兼顾形质；提纲挈领，偏重原则等特点。
1.3《内经》临床诊察理论研究曾高峰认为《内经》的诊法原理为“以表知里”、“以常衡变”；诊法内容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按诊，而切按诊又包括脉诊、虚里诊、尺肤诊、腹部触诊等。严慧芳等认为《内经》对舌的解剖、生理、病理都有明晰准确的认识，其“舌诊”理论以经脉络属关系为生理病理基础，以舌象变化作为判断疾病预后吉凶的重要依据，从而构建了舌诊理论的基本框架。杜松认为《内经》的色诊是望诊的中坚内容，包括了望色之神、望色之常、望色之异、五色主病、望色之位、望色之变等内容。徐振华等认为《内经》以十二经脉病证、奇经八脉病证以及特定穴理论为基础构筑了经络诊察体系，正如《灵枢•终始》所言“审、切、循、扪、按，视其寒温盛衰而调之，是谓因适而为之真也”，经络诊察的方法则有问、审、切、循、按等。杨杰认为，《内经》诊法以纵向观察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变化，横向以四诊合参诊察病证；其诊法包括脉诊、尺诊、色诊、面诊、身体分部诊、病因诊、情志诊、梦诊、毛发诊、十二经诊、络脉诊、体质诊等近50种诊法。通过对《内经》诊法内涵外延的分析，认为《内经》诊法是以“整体恒动观”为基本理念，具有“因人因时因地”三因特色的诊法。
1.4《内经》临床论治理论研究陈钢认为《内经》理论指导诊治体现在以下方面：对疾病的整体预见功能、临床诊治的认识功能、对疾病现象和治疗的解释与方法功能、提高医生决策能力、批判临床错误观点和拓展诊疗潜力的能力。马赟认为《内经》是“诊、治、调”三位一体的诊治体系，在临床论治上以整体联系、点面结合及防护为主、以人为本为其主要理论特点。毛旭等认为《内经》治疗学的特征是从整体角度对人体机能状态进行综合调控，这种整体统一观体现在治疗主导思想、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以及手段中；它主要包括天人相应的整体观、脏腑相关的整体观、经络联系的整体观、全息调控的整体观。而针刺疗法中的“从阴引阳，从阳引阴”、“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等则是《内经》治疗学中整体观思想在针治角度中的体现。王敏等认为《内经》极其重视在疾病治疗过程中对正气的顾护，对虚证强调“五虚勿近”，对实证提出“无逢其冲而泻之”；在疾病治疗中以顾护正气为主是《内经》治疗学中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刘永旭等认为《内经》从生理、病理、临床诊治等方面阐述了人体阳气的重要性，扶阳思想是《内经》重要的治疗思想。邹澍宣等认为《内经》扶阳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重视阳气，阳主阴从；《内经》的治病立法首重扶阳，扶阳有助于阴阳平衡的恢复，“使人体阳气宣通、正常强盛”。冯文林认为《内经》的治则主要为治病求本、协调阴阳、扶正祛邪、因势利导、因时因地因人治宜以及治未病；治法包括药治、刺灸、导引、按摩、外敷、熏洗以及饮食治疗、精神治疗、手术治疗等。蔡旭认为《内经》的论治思想主要为治病求本、谨守病机，主张祛邪外出，强调系统调节、因情治宜、权变疗法以及治未病。周安方分析《内经》临床医学理论，认为其临床论治理论包括治病求本理论、阴阳求衡理论、气血求和理论、正邪求谐理论、时势求顺理论、五行制胜理论、以此调彼理论、各有所宜理论8个方面。
2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末“毒邪”概念提出以来，许多学者从病因学角度对“毒”进行了深入探讨，不仅丰富了传统的病因学内容，而且推动了临床治疗学的发展。不少医家把毒邪学说引入肾病领域，认为“毒”在肾病中亦为不可忽视的病理因素，常常会导致肾病发生发展、迁延不愈，甚至危及生命。随着肾病临床实践的发展和现代病理机制研究的深入，以及对传统毒邪认识的深化，进一步认识到毒邪是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肾病从毒论治，已成为现今医家在肾病病因学及治疗学研究中新的视点与热点。兹根据历代医家阐述，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及临床实践浅探如下。
1 毒邪的含义、分类和特性
毒的本意，是指毒草。《说文解字》曰：“毒，厚也。”厚有程度重之意。在古代医药典籍中，毒具有多重含义，或言病邪，或言病证，或言药物，或言治疗等。《内经》中首先提出了寒毒、热毒、湿毒、燥毒、大风疴毒等概念，《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少阳在泉，寒毒不生……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太阴在泉，热毒不生……太阳在泉，燥毒不生。”又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刺法论》又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可见《内经》毒邪的概念，是根据其本义，指有强烈致病作用、对人体毒害深的邪气，是有别于六的特殊病因。《伤寒杂病论》中有阴毒、阳毒为病的记录，《金匮要略・百合狐惑病证治》说：“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唾脓血。”“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至《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六中有关蛊毒、药毒、饮食中毒及蛇兽毒和杂毒病诸候的记载，不仅丰富了致病毒邪的内涵，同时使有关病因学理论进一步发展。近代温病学中，温热疫毒致病的理论已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中医学家对毒邪学说也不断地丰富和阐述，认为“毒”为邪气(包括六、七情、痰饮、瘀血等)蓄积不能疏散，郁久顽恶，厚积超过常态而形成。
毒邪有内外之分。外毒由外而来，从《内经》之“大风苛毒”，“五疫之毒”至《诸病源候论》之中的蛊毒、药毒、虫兽毒等，以及近代温病提出的温毒、疫毒致病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所谓毒邪，是从外界直接感受的，为外来毒邪。刘更生［1］认为，外毒指由外而来，侵袭机体并造成毒害的一类病邪。内毒是指由内而生之毒，系因脏腑功能和气血运行失常，使机体内的生理产物或病理产物不能及时排出，蕴积体内而化生。如粪毒、尿毒、痰毒、瘀毒等。内毒多在疾病过程中产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产生新的病证。内毒之生，多标志着疾病进入危重阶段。《中医大辞典》内毒条下载：“内毒，指内发的热毒。表现为痈疮、发斑或吐血、衄血，神志不清，舌绛，苔焦甚或起芒刺，脉浮大而数或六脉沉细而数等”［2］。“毒”作为一个独立的病因，有其特殊致病特性，如暴发性、剧烈性、危重性、传染性、难治性、顽固性等。四时之气往往是毒邪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不能把毒邪与六截然分开，毒邪也具有类似六的属性，故临床上可称为风毒、湿毒、温毒等。
2 肾病从毒论治的理论依据
2.1 毒邪是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急性肾炎或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多因风毒所致。风热毒邪壅于咽喉或皮肤疮毒内陷，导致肾炎的复发、迁延不愈。风为阳邪，毒属阴，风毒为阳中兼阴邪，善走表而又易于入里，故风毒侵袭不仅局限于卫表，而且易伤脏腑，客营血；既能从阳化火，又能从阴寒化，临床可见风毒在卫表，恶风发热，肢节疼痛，肌肤奇痒；风毒留滞肌肉经脉，气血互阻，酿成疮疡疔疖；毒入血分者见吐血、便血、溲血等；客于肾者，小便不利，肢体水肿或尿血尿浊。
湿毒、瘀毒是慢性肾炎迁延难愈的重要因素。湿毒重浊、粘滞，易损脏腑，腐血肉，生恶疮癌肿。湿毒犯肾，开合失司，可见通身浮肿，二便俱闭。瘀毒为多种病邪致病后，影响血分，形成瘀血，久而化为瘀毒，表现为面色黧黑或晦暗，腰痛固定或刺痛，肌肤甲错，皮肤瘙痒等。痰毒由湿邪痰浊久积而成。兼有痰和毒的两种致病特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痰多、胸脘满闷、心悸眩晕、苔腻脉滑等；尿毒症时因痰蒙神窍、毒邪攻心而见神识迷蒙、昏迷、昏愦；亦可见继发性癫痫发作。这些均为痰毒与湿毒、浊毒兼夹为患。在慢性肾病的后期，由于脾肾衰败，湿毒无以排泄而贮留，形成溺毒，表现为头目昏蒙，面色晦滞，呕吐频仍，烦躁不安，二便俱少等。湿毒、瘀毒是在慢性肾病中加速脏腑虚损、阴阳失调的两大因素，常常导致病情的突然恶化，危及生命。因浊毒流布全身，怫郁不解，夺粪而出，是为粪毒。临床常见口臭口糜，大便臭秽，入于脾胃及肠腑，粪毒弥漫，清不升，浊不降，故恶心、呕吐、呃逆；大肠主津，为传送之官，粪毒往往与糟粕及食积、痰饮、瘀血等病邪结聚于大肠，壅塞出入道路，气机郁滞不畅，易致腑气不通，毒聚而热生，热炽津伤，则肠失濡润，以致腹满肠燥便秘，灼伤血络则便血。
药毒对肾脏的损害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提出的“马兜铃肾病”应引起临床的警惕。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说：“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者，皆能变乱，于人为害，亦能杀人。”现代研究表明，常见的能引起肾功能损害的药物主要有木通、防己、槟榔、雷公藤、土牛膝、草乌、全蝎、蜈蚣、巴豆等。有毒之品，合理使用可以疗疾，若无充分依据和用药经验，须避免盲目使用。
2.2 肾病的现代医学发病机制与毒邪相关：现代医学认为，机体免疫炎症贯穿于肾病发病机制整个过程。肾小球肾炎的发生始动因素多以感染(细菌、病毒等)为起点，这种“外毒”因素侵入机体后，由于机体免疫炎症反应，机体在清“外毒”的同时，而把“自我”(肾小球基底膜)组织当作“非我”物质而产生相应的清除效应。清除效应的结果就是免疫损伤的过程，最终则是造成肾脏的免疫性炎症。机体把肾小球基底膜当作“邪毒”目标而攻击，即使在“外毒”因素的消失下，仍继续进行攻击活动。《内经》云：“亢则害”。这种炎症反应已经过度并造成机体的自我损伤，因而可称之为“内生邪毒”。蛋白在机体内供给自己营养及为精微物质，倘若蛋白离开自己应该循行的轨道，“离经之血便为瘀”，这种精微物质就不能称职，而且已为害，即尿中之蛋白对肾组织产生破坏作用。尿蛋白漏出过多，导致肾小球压力增高，迁延日久，使肾小球动脉逐渐硬化而使肾小球萎缩，同时还会加重了肾小管负担，久之则导致肾小管变性萎缩。这种“离经之蛋白”已成为肾脏损害的“邪毒”因素，已经形成了“内生邪毒”，这种免疫性内攻击之“邪毒”与离经之蛋白之“邪毒”互为因果，从而造成机体的恶性循环，使病情缠绵难愈。肾衰无论是急性还是慢性，其发病机制也都与外源性毒物或内源性毒物相关、尿毒症时，“内生邪毒”表现更严重些。
2.3 肾病的现代医学治疗蕴涵着从毒论治理论：现代医学论证了肾病主要病理环节是免疫炎症反应，所以采用具有抑制机体免疫和炎症作用的激素类和细胞毒类药物两大类，这两类药物都具有较为明显的毒副作用，以细胞毒类药物更为显著。这两类药物的作用机制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具有抑制机体正常的细胞和体液免疫作用，广泛用于肾病治疗中，特别是对肾病大量蛋白尿上两类药物具有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这其实就是“从毒论治”的理论之一“以毒攻毒”方法的具体运用，因为只有药物之偏性才能纠正机体之病。这两种药物不仅从中医或西医均认为是“有毒”或“剧毒”之品，而之所以能清除机体的免疫反应而达消除尿蛋白之目的，其机理就是运用“以毒攻毒”之方法。肾衰时使用肾必胺、开同等药物及优质低蛋白，是抑制内生毒邪。运用麦淀粉、爱西特等药及血液净化，是祛去体内毒邪。这些现代医学治疗无不蕴涵着从毒论治法则。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3 肾病从毒论治的临床
3.1 针对导致肾病的不同毒邪可以采用不同的解毒排毒法：根据毒邪性质不同，可采用不同解毒方法。应该注意的是脏腑虚衰是毒邪久留不去的原因之一，故祛邪解毒不忘扶正，在临证时要灵活辨证用药。以风热毒邪为主，治宜祛风清热解毒，方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或五味消毒饮，以透毒外出。常用药物有金银花、连翘、牛蒡子、芦根、蒲公英、蝉蜕、桔梗、地肤子等；湿热瘀毒明显者，治宜凉血化瘀、利湿解毒，方选血府逐瘀汤，常用药物有桃仁、红花、乳香、没药、土茯苓、益母草、泽兰、泽泻、琥珀等；溺毒症状突出者，如《重订广温热论》所说：“溺毒入血，血毒攻心，甚或血毒上脑，其症极危，急宜通闭开窍，利溺逐毒。”治以通腑泻浊解毒，方选大黄泻浊汤，常用药物有大黄、生牡蛎、蒲公英、白马骨、槐花等，可配合益气健脾温肾等法，逐毒与扶正并举。痰毒者，化痰蠲毒，以流畅血脉，醒神开窍。痰本乎湿，早中期患者多痰湿合病，常利湿化痰泄浊并举，常用黄连温胆汤加减：半夏、陈皮、茯苓、竹茹、枳实等；痰毒瘀毒互结于血分，治痰治瘀必然有利于血液畅行，痰化瘀消，则浊毒无所依附，无由攻心犯脑。无虚痰难生，治痰重在健脾运湿，温阳化痰，脾健则湿去痰消，阳旺则气充津畅，痰无以生。尿毒症期痰毒蒙蔽神窍，则宜芳香化浊，豁痰醒神，方选温病三宝或苏合香丸、指迷茯苓丸；汤剂如菖蒲郁金汤、涤痰汤之属。粪毒，通腑泄毒，内外兼治。经内服与灌肠给药，以通腑导浊解毒，通过腹泻因势利导，直接祛除毒邪，排出毒素，是重要的排毒管道。以大黄、芒硝、玄明粉等为代表药物。
3.2 根据现代中药药理研究采用攻毒药物：近年中药与免疫功能研究发现，不少清热解毒中药具有清除抗原、抑制抗体、抑制活性免疫细胞产生及抑制过敏介质的释放等作用［3］。由此研究而发现的中药雷公藤，其对于肾病具有肯定的疗效，临床有效率达80％以上；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雷公藤具有较强的非特异性抗炎作用与免疫抑制作用，动物试验也表明其对多种肾病模型的病损具有逆转作用；但就雷公藤这味药来讲，中医认为其不仅有大毒［4］，而在古代多为外用药，俗称“断肠草”，而现代把雷公藤做为治疗肾病蛋白尿的专药，其实就是“以毒攻毒”疗法的产物。无独有偶，当代名老中医如张琪、徐嵩年、林鹤和等，就贯用具有攻毒抗癌之白花蛇舌草、重楼、半枝莲、半边莲等清热解毒类药来消除肾病之蛋白尿［5］，这类清热解毒类药，其清除“内源性之毒”，就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细胞因子等多种环节而发挥作用的。
4 结语
基于临床实践和现代研究，将毒邪引入肾病病因学与治疗学中，不但为中医毒证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也为肾病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但也应防止将肾病毒邪泛化，处处是毒，甚至万病一毒，结果使毒邪难有真正的内涵，自然也失去了将其引入肾病研究的价值。此外也应避免将现代研究中的病理产物等同于中医的毒邪，这样很容易在从毒论治肾病研究中过多重视病理产物的微观变化，甚至寻求纯粹的清除病理产物的方法和药物，而从根本上忽略了中医本身毒证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研究肾病中毒性产物、毒邪、毒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参照毒邪致病特征与共性的基础上，从相应病理因素的发生、演变过程，相应临床表现等方面并结合现代医学对肾病病理生理机制的认识研究其个性，这样其结果才会对临床治疗有实际指导意义。希望通过肾病从毒论治的理论阐述，能抛砖引玉，进一步完善毒邪学说。
1《内经》中生理心理学思想
中医源于中华民族古代先民的生活实践和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其理论衍于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以阴阳、五行、脏腑学、经络学说作为理论框架。所以，中医学中有关生理、病理，以及心理学的思想，多以阴阳五行立论，从脏腑经络进行系统地探讨。
脏腑学说是中医学理论基础之一。中医学认为，脏腑不仅是人体的功能器官和生理活动的基础，而且也是心理活动的基础。《灵枢·天年》曰：“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内经》还将人的精神情志变化分属五脏，《素问·宜明五气》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天元纪大论》又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说明外界环境对人的心理的影响，是脏腑的生理活动所产生的。同时认为喜为心之志，怒为肝之志，思为脾之志，悲为肺之志，恐为肾之志等等。
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古代中医理论常用“心”的观念概括脑的功能，如《素问·六节脏象论》说：“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素问·灵兰秘典论》指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大惑》：“心者，神之舍也”。所以中医认为“心“是人和心理活动的功能器官。同时，中医还认为五脏六腑与人的精神意识活动都密切有关，且五腑所主不同的情志功能，互相之间生克、乘侮，息息相关。如《灵枢·本神》曰：“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者谓之魂。所以任物者忆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固思而远慕谓之虑，固虑而处物谓之智”。又指出：“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这些抽象的观念就是中医心理学理论的雏形。
现代心理学也认为：人类的情绪变化是异常复杂的，以快乐、愤怒、恐惧为四种基本情绪，以及在此基础上组合而成的复杂情绪，但总体可分为“正性”和“负性”情绪反应，前者包括：喜乐、恬静、兴奋、满足感等；后者包括：悲愤、厌恶、烦怒、焦虑等。这与《内经》中关于心理活动的阴阳分类相一致，如《灵枢·行针》中说：“多阳者多喜，多阴者多怒”。
2《内经》中医学心理学思想
现代科学证明，心理是人脑的机能，脑是心理功能的器官，人的心理的产生（包括情志活动）是由客观的事物剌激作用引起的。中医理论大多把脑髓功能归属于脏腑学说，说为“心主神明”，强调心是产生心理情志活动的生理基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和主宰。同时认为，不同的情志活动可通过不同的脏器体现出来，如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等，对五脏六腑之间又与情志有着统一的内在联系，在这种联系中，“五脏六腑、心为之主”。所以，中医关于情志致病的理论，仍以脏腑理论为基础，并提出“七情病因学说。”所谓七情，即舂、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又称“情志”，最早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后衍变为“七情五志”（五志即心志为喜，肝志为怒、脾志为思，肺志为忧，肾志为恐），属神的范畴。它包括神、魂、魄（先天賦予的，属狭义的神），意、志、思、虑、智（后天逐渐成熟的，属广义的神）。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以脏腑为中心，通过营卫气血的灌注，经络的沟通，从而实现生理功能活动。“七情”是五脏正常的生理功能化生的精气产生的各种精神表现。张介宾在《类经》中指出的“心为脏腑之主，而总统魂魄，并该意志，故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此所 以五志维心所使也。”五脏精气虽说是产生情志的物质基础，但必须是外界事物作用于五脏，再通过心的功能活动才能反应出来。若情志过激超过了人体生理活动所能调节的范围，就会导致人体阴阳气血失调，脏腑经络的功能活动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素问·举痛论》指出：“喜则气缓，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矣……”。七情致病的因素与各脏腑之间的病理关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如情志所伤往往首先伤肝，致肝气郁结，继则横逆犯脾，则胸协胀满、胃脘不适、食少纳呆；若气郁化火，火扰心神，则出现心烦不安、失眠多梦、心悸气短等心理生理病变；久则耗气伤阴，亏虚，累及于肾，致肾气虚衰；若肾失滋润，肺失清肃而气逆，致肺肾阴虚证象。故临床上常可见七情致病任何一脏都可累及他脏，它们之间的生理病理机理是相互影响的。
心理情志不是人脑生来就固有的，而是人脑对外部的客观事物的反应。只有外部客观事物的刺激作用，形成心理情志正常或异常的反映。
《内经》对生活事件引起情志致病有系统的论述。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曰：“当今之世，忧患于内，若行于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也”。《素问·疏五过论》说：“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说明了心理社会因素、环境因素致病的作用。
外部刺激事件作用于个体时，由于个体对应激事件评价系统（中介系统）的差异，所产生的结果不同。尽管同一事件对不同人所造成的精神损伤也不同。
外因导致七情变化多由社会生活环境和条件作用于个体而诱发的。七情致病，从性质讲，可大致分类两类：即积极性质的生活事件（也称正性事件）刺激多引起正性情绪情感；消极性质的生活事件或负性刺激多引起负性情绪情感。后者太过对心身健康危害较大，前者太过对心身健康造成不良影响。临床所见七情致病除对五脏系统有特殊的易感性和亲和性外，也可见两种以上情志杂合致病，如《内经》中常将“悲哀愁忧”、“怵惕思虑”并称，或可见多个脏腑同病，如心脾两虚的心悸、失眠，肝脾气血郁结所致症瘕等。又如，若遇剧烈境变，意外刺激，所求未遂，事有疑虑，过度操劳等亦可引起情志变异，造成内伤疾病，如心“在志为喜”，喜于欲遂，一旦获久欲求之而突如其来的喜讯，常可使人大喜若狂，或惊喜如呆。再如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因事怒甚悖愿而爆发，以致伤肝染成重病或由此而暴卒者屡见不鲜。
中医在形神合一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认为人的情绪变化与五脏生理功能关系也极为密切。中医对人格特征及其对外界刺激的认知评价在心身疾病中的重要性，也有一定认识。如太阳之人（火形人）为阳气之极者，具有心静开朗明快、喜悦乐观的性格特点，但情绪波动较大，阳气有余，易于极乐生悲，对各种刺激反应强烈，故对因“怒”致病是明显的易患性；少阴之人（木形人）属于阴形人、阴气偏重，其性格多深沉、悲观、多优多虑，易生思虑之情而发肝郁之证等等。
这些认识与西方心理学的某些观点极为相近。如西方心理学认为，胆汁质型气质者的特点性情急燥、易怒，易患高血压病；枯液质者性格内向忧郁，多愁善感，易生思虑忧伤，易患失眠、心悸等神经衰弱和神经症。
中医七情病因学说认为，人对外界刺激的情绪反应过激、过量、过大，超出了脏腑调节负荷的承受力，即可成为致病因素，使心理活动处于应激状态。现代生理心理学研究证明，心理应激持续状态，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机能活动增强，导致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儿茶酚胺类分泌增多，从而导致机体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损伤脏腑器官，而引发各种心理或心身疾病，产生一系列躯体和心理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