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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阶段，浙江省部分企业由于企业资金断裂，发生经营困难，直至跑路逃债的新闻，引起了国人的高度关注。据统计，浙江省今年非正常倒闭的企业高达244家，其主要原因均是由于融资困难而依赖不稳定的民间借贷造成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民间借贷与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成为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风险性徒增，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浙江企业倒闭事件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民间借贷的担忧。
民间借贷，主要指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的活动。它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经济现象，不受金融法规对资本金、流动性及资本充足率等要求的约束，没有纳入国家信用控制和金融监管等常规管理系统（林声，2008）。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力度加大，银行信贷资金趋紧，微观经济主体资金需求助推了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或居民在创业起步、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急需，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几年来，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客观上造成许多银行无款可贷。中小企业在人工成本上涨和回收货币困难的双重压力下，无法从银行借款融资以求得生存，民间借贷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黄月冬、赵静芳，2008）。
目前，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其发展也呈现了一系列新趋势。第一，借贷规模明显扩张。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这个规模在当地约占民间资本总量六分之一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五分之一。第二，借贷手续日趋完善，企业借贷方式呈现多样化。目前，通过民间融资手段来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行为已获得多数民众的认同，从借贷手续上看大部分借贷双方能够订立书面协议，协议内容较为完善。从借贷方式上看，家庭民间融资方式较为单一，属于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方式则可分为直接接待、商业信用和票据贴现等。第三，为了解决临时性资金不足，民间借贷的利率不断攀升。借贷利率视借款人和贷款人的关系和借款人偿还能力、期限长短而定，定价决策具有分散性（林声，2008）。总而言之，民间借贷具有参与主体和资金来源的广泛性，借贷方式的灵活性，借贷金额的扩大化，期限逐步的长期化，借贷的利率市场化等特点。
正是基于现状，民间资本的存在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民间借贷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是基于信任和社会网络的视角。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引入社会学研究的，他将其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成人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扩展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等等。本文主要采用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普特南认为，像信任、管理以及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存量有自我强化和积累的倾向。一次成功的合作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有利于未来充分和连续的合作（李惠斌、杨冬雪，2000）。从笔者看来，信任和网络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于后文阐述），从社会资本中得信任和网络来阐述民间借贷的兴衰，具有重要的意义。
借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民间资本快速发展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人缘关系本位是民间信贷运作机制的重要基础。中国人历来重视亲缘、地缘的关系，喜欢讲人情面子，民间风险借贷风险的保障机制依靠亲缘和熟人关系来维护。在一个固定范围的地域内，亲缘网络或熟人圈子，往往具有安全可靠、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等综合功能。而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民间经济活动最根本的信用基础。在熟人朋友圈子和亲缘性关系网络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都具有真诚相待、讲求信用等行为特征。这就引出了“信任”这个概念。有学者指出，社会资本是指人们之间的一套横向联系包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效率的信任、网络以及与网络相联系的规范。社会资本的特征在于推动组织成员间互利性的配合和写作（张婷，2011）。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是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及公私生活的联系起来的人格性网络，包括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组织（黄晓波，2006）。Coleman（1990）和Spagnolo（1999）也提出过社会资本强化了信任的普遍程度，即信任是社会活动的均衡结果，客观上促进了人们的相互合作。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网络或者信任方面解释中小企业的民间借贷行为。在社区内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其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他形成于彼此较为熟悉的人群内部，也就是说，非正规金融是嵌入于某种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纽带之中的。从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可以发现，网络的关键特征在于它的可达成性及网络中各结点之间的紧密程度。如果行动者能够彼此接触相互联系，交流资源，网络则可有达成性。网络的可达成性事产生网络内聚力首要的结构性条件。这种内聚力的结构性条件只靠自身并不足以产生信任，他除了要求行动者必须建构一种持久和相对较强的链接和配置之外，还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情感，情感是粘合剂，建立并维持行为主体间的各种联结和配置，以防止网络的过度分散和破裂。布劳也认为，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就越频繁，由这样的互动产生的情感越积极，关系性凝聚力的水平越高，从而便会产生义务性的行为（王丽娜，2006）。民间借贷，尤其是个人性质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在这样一个亲缘关系的网络中，凭借着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将自己手头上的闲散资金借贷给他人（林声，2008）。在笔者的老家福建泉州，这样的民间借贷也屡见不鲜，通过中间人介绍，笔者对一名长期从事私人借贷的人士进行了电话采访，经他介绍，进入这行业的人，一开始都是凭借着熟人的介绍，选择借、贷款人，贷款人愿意将资金借给借款人，除了获得比银行利息更高的利率外，交易成功的因素取决于对借款人情感上的信任，并且在借贷关系发生后，要随时地跟踪借款人的资金流向，一旦发现贷款人有不良举动或是对其产生不信任感后，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将会破裂，最终导致终止这样的借贷行为。民间借贷在中国能够红火发展，中国血亲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他虽然为民间的经济活动，但同样也必须遵循具有传统特征的行为规范直至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传统的民间借贷往往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因而其信任链条不会太长，同一笔借贷中参与人数和参与规模也不会太大。通过朋友、亲戚的介绍，一些民间借贷组织对个人或企业的背景环境极为熟悉，加之发放贷款手续简单方便，很少需要抵押和担保，民间借贷便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并得以延续。
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形成民间借贷，离不开行两个条件、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及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第一，从民间借贷的供给双方看，正规的金融机构（只要是国有商业银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和非公有制经济强烈的资金需求之间不相吻合。由于中国的流动性资本过剩的背景，出于对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效益型”的考虑，各商业银行普遍对基层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加以限制，实行“高门槛”的信贷政策，这首当其冲的是提高对中小企业、农村地区的信贷准入门槛（林声，2008；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面对经济的发展与产业需求增大，部分企业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却面临着资金流动紧张的局面。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金融制度，使得国家控制了大部分的金融资金，金融资源也相应地分配给了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惠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则少之又少。近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了严格的评级授信制度，贷款支持的重点转变为“四重”和“三大”，即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客户和大企业、大行业、大项目。同时实行了“双小退出”的政策，即从小企业贷款和小额贷款退出（郑侠，2008）。而出于供给方的民间借贷组织与个人，拥有较多的闲置资金，但缺少投资渠道，为民间的融资活动提供了资金来源（毛金明，2005）。可以这样说，是国家金融机构对小型企业、个人的不信任感，使民间借贷行业一枝独秀、茁壮成长。
第三，从当前市场上存在的借贷机制看，我国缺少正规的民间融资服务体系，即官方的正规金融机构为民间借贷提供的相关服务很少。由此产生了许多为民间借贷双方提供相关资金融通服务的中介，这些民间借贷中介和民间借贷的供求双方一起构成了民间借贷体系，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笔者电话采访了解到，在民间，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类似的民间借贷中介数量不少，尽管他们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合法的身份地位，但由于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使其能在借贷领域获得了相应的支持，从而维系了行业的发展链条。在一些农村地区，正规的金融机构支农力度不足，“存多贷少”的现象十分普遍，资金“外流”的趋势较为严重，而这些资金，极大一部分是投入于民间借贷市场中（林声，2008）。民间借贷主要为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间经济服务，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经济服务的缺陷，其资金主要流向民间中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户，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之处。
除此之外，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积极寻找投资渠道，中小企业及“三农”的资金需求具有“急、少、快”的特点，为民间借贷活跃创造了条件。鉴于本文采取“社会资本中信任与网络的视角”，在这方面就不做过多的阐述。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融资的一种方式，民间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民间融资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局面，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满足了中小企业和农村新兴特色产业发展初期的资金需求，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金为民间资金提供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扩展了经济增长空间，提高了资金使用率，实现了资金的优化配置（尤元旭，2010；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民间借贷解决了农村市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组织的特点为劳动生产率低，经营规模小，利润收入少，抵抗不可抗力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不高，加之农副产品容易腐烂变质的原因，农民极易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局。在正规途径无法满足农民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应运而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民间借贷所具备的信息优势，可以使放款者在小范围内深入地对投资项目的风险大小、潜在的发展前景和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并选择一个风险和收益相对合理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这就创造了更大的社会财富，从现实生活中论证了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原则。二是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借贷的不足（毛金明，2005）。民间借贷在贷款涉及的范围、金额、利率的协商及方便程度等方面显示出了独特的优势。与正规借贷相比，民间借贷的运作效率更高，交易方式更为灵活，手续更简便，信息更加对称，交易成本更低，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给正规借贷造成竞争压力，促使正规借贷机构转变工作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然而，尽管民间借贷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但浙江民间借贷引发的一系列小企业倒闭、捐款而逃的事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民间借贷发展存在以下几个障碍：一是信用体制障碍，即市场经济主体的自身信用不足，信用担保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法制经济，也是一种信用经济（周锋、邹晓明，2010）。正规金融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部分原因是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不足，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一些中小企业的诈骗行为引发的一系列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正如前文所述，在个人的借贷中，借款人一方面必须经过对贷款人的信用评估后才将资金借出，另一方面也因为信任机制的不完善，必须得随时跟踪贷款人的资金流动取向，以防贷款者“携款潜逃”。从这个角度看，信任是借贷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人们通过“信任”的桥梁发生借贷行为，又因为“信任”桥梁的倒塌而终止这种行为。二是法律性缺陷。由于国家法律未能明文规定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得作用，致使其不能光明正大地开展业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借贷的规范行为。民间借贷又往往是自发形成的，存在高利贷的嫌疑，政府缺乏相当手段来约束和规范，由此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同时，国家缺少相关法律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一旦借款方失信，贷款方将很难挽回经济损失。浙江省民间借贷导致企业倒闭的事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就是典型的教训。三是监管。由于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金融监管对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及市场推出等监督管理调控力度不够，无法及时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
民间借贷出现浙江温州企业倒闭的困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相应地产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过多的资金流入民间市场，降低国家的宏观调控力度；民间借贷交易的隐蔽性又导致有关民间组织活动的税收无法及时征缴，造成国家税收流失，损害正规金融部门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执行（陈蕾燕，2007）。第二，民间借贷加剧正规金融组织信贷的风险，由于其风险危害性大，同时基于社会资本中“信任”的影响，容易导致信用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债权人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危害社会安全。
现阶段，民间借贷这棵幼苗已经深入扎根于社会经济生活德沃土之中，尤其是在我国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在融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发展必将产生极其复杂的负面影响。它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可见，对于民间借贷的影响，我们应该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可全盘否认。笔者在研究民间借贷的出路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几条具体的对策。
第一，从企业角度而言，应该大力提升民营企业素质，增强融资能力，尤其是目前处于贷款门槛之外的中小型企业，应该努力推进其生产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拓宽其直接融资的渠道（马中杰、杨得芳、李玉霖，2007；周锋、邹晓明，2010）。许多中小企业存在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财务信息不真实等问题，应采取完善治理结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强化财务管理、保证会计信息真实性和合理性等措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信用度，以此赢得金融机构的信任和支持。从更微观的角度来看，应延伸为提高个人的信用水平，增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是进行市场经济交易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信用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资源。只有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信用水平，才能提高包括民间借贷和金融借贷在内的融资能力。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而言，社会信用体系除了需要法律法规来规范，更需要有信用文化的支撑，需要培养社会主体信用理念来维系。企业必须加强培育经济发展的信用文化，加强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教育，把依法诚信经营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奠基石。
第二，对政府角度而言，应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完善企业信用担保系统，完善民间资本的法律规范。通过加强政策引导，鼓励金融创新，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促进社会资金融通，强化社会监管约束机制，建立健全国家的相应法律、法规，来规范融资行为（董俊峰，2010，齐美东、王莲芬，2004）。市场经济客观上是建立在法制上的诚信经济，没有法制就不能构建一个有效地社会信用体系。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无论是企业或是个人借贷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追求着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但我个人认为，唯有立法制度和监管手段，才足以规范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信用必须靠法制来维护，法制必须靠信用来彰显。同时，在运用市场和法律的手段的基础上，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激励和惩罚机制，才能使企业诚信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第三，对金融机构角度而言，应认真考虑企业或个人的自身发展状况，加大其对企业的扶持力度，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发展适合小型的金融机构，改进与创新贷款服务方式（毛金明，2005）。比如，推行银行自主贷款，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积极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促进中小企业及个人的融资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民间借贷是我国社会自发生长起来的融资形式，是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民间融资的需要产生的，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融资方式，其存在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并将会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民间借贷目前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令人深思。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完善法制和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从信任和网络的社会资本视角，只有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克服其现存的消极影响，化解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才能有利于信用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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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借贷；利率；市民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69-07
从学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出借人将一定数量的现金或实物交付借用人占有或使用，后者在一定期限内应返还同等数量的现金或同质的实物的协议[1]（P1416）。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的财产增值和流转制度，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在财产流转领域中的微观显现。从理论上来讲，民间借贷行为应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相一致。然，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制度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就民间借贷概念本身而言，并非规范化的法律概念，我国立法也并未采纳，这就使得其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淆。其次，我国立法对高利贷的性质也未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处理相关案件时出现法律适用上的空白。最后，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作用，我国大批中小企业急需资金，但法律又明文禁止企业间相互借贷，加之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薄弱，无法满足正规金融所需之担保，使得中小企业被迫求助于民间资本，进而加剧了民间借贷运行的风险。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制度。如何使民间借贷这一合法的财产流转与增值制度发挥应有的制度效用，如何有效解决企业间的融资问题，如何保护民事主体基本的融资自由而又不被公法范畴中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抑或集资诈骗罪所侵蚀等，将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分析
“吴英案”使民间借贷在学界的讨论骤然升温。由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简单性，导致权利救济上困难重重；由于资金流动规模的巨大性和不易监管性，使得国家宏观调控力不从心；由于国家正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性，导致中小企业获取贷款出现瓶颈。在探寻民间借贷稳健运行的良策之前，应首先对民间借贷运行中风险频发的原因予以检视。
（一）理论研究桎梏
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的良性运行。马克思早在1845年就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民间借贷理论研究的正确与否应得到实践的检验，否则将成为制度运行的先天屏障。从目前实践对理论的反馈来看，民间借贷的理论研究中存在诸多疏漏，对此，笔者拟掘取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两个片断以作例证。
1.民间借贷概念构成之逻辑缺陷
对于“民间借贷”，目前学界虽有论述并存在广狭之别，但“民间借贷”这一概念，我国法律文献中始终没有出现过①，在我国的立法上也没有被正式采用。“民间借贷”最早出现在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学术界和实务界之所以称之为“民间借贷”，是由于我国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以前先是国营、后是国有或国有控股，都具有“官方”因素，从而产生了与之相对的“民间借贷”概念。单就目前对民间借贷制度中权利义务的配置来看，也是借用“借贷合同”之内容，对民间借贷本身并未形成自身的逻辑概念体系。可见，“民间借贷”本身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概念，因为规范的法律概念需历经学术洗练之后方能出现[2]。所以，“民间借贷”要成为规范化的法律术语必须经过学术洗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十分精致的法律概念。这也意味着关于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制度内在的各项逻辑构成要素――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等――也都要经过学术洗练、经过充分论证，是表征特别法律意义、应具有明确的性质定位和概念指向的，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作为一种模糊的言辞表述。
正是此种概念的非规范性，导致在实践中民间借贷极易与刑事公法领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同。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例如，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笔者经过查阅刑法相关资料后认为，两者只能在宏观的角度上作出两点区别。一是两者调整的法律关系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要是对国家存款管理秩序的侵害[3]（P454）。刑法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予以打击，旨在维护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益。而民间借贷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流转和归属关系。两者调整的内容属性上是存在公与私的不同的。二是两者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权力为基点，旨在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而民间借贷则以权利为逻辑起点，旨在维护市民主体的权利，以实现主体的人格的存在。
但从实践角度而言，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本无从区分。因为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概念架构是完全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来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概念实质所指是完全相同的，其区别仅在各自使用的语言表述不同而已（如都是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融资行为，都是针对社会不特定对象的都是出具凭证的，都承诺还本付息等）。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构罪要件之“公众”概念本身的模糊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众）”吸收存款为构罪要件，但对“公众”概念本身却并未明确界定。公众是指大多数人[3]（P455），对此刑法界无争议。但对公众具体的概念指向，刑法界却存在诸多说法。如有学者对其从“相对范围”意义上来界定[3]（P455），也有学者以“出资者与吸收者之间的关系”来界定[4]（P686-687）。但这种模糊性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中的债务人同时向多个债权人举债的情形无法区分。三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以“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为此罪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但此罪客观方面本身描述的内容也具有模糊性，这是有违刑法之罪刑法定之基本价值理念的。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在实践中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其立案标准则倾向于户数、向社会大众吸收的数额以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等。这就导致民间借贷本身已经成为潜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了。
简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民事主体面临着两难境地：一边是体现意思自治的民事基本法，一边是公权力以“扰乱金融秩序”为由限制市民意思自治的刑事基本法。这种概念自身的逻辑缺陷导致了这种两难的选择，从而使得民间借贷从产生到运行的全过程都处于一种模糊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最终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就不言而喻了。
2.利率条款规定的缺漏
《合同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此法律规范设置的初衷是为打击高利贷。但由于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导致民事主体之间的借贷并不能为正规金融机构有效监管。加之我国对利率性质的片面认识与定位，导致此条法律规范在我国封闭的市民社会环境下，也不过成为“毫无作为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之可能性的条文――僵尸法条――而已。”[5]利率条款的缺漏具体表现在三点。
第一，利率性质定位上的片面性。在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市民主体间天然的财产占有不平等是借贷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在这一财产流转过程中，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财产的安全与增值成为其首要之考量，作为对出借人成本风险之补偿的利息也就应运而生了。进一步讲，利息是财产所有权人之所有权、收益权能的基本展现，即此时利息只是市民社会下民事主体基本权利的逻辑延伸。但随着近代民法本位的嬗变，社会本位立法成为民法的逻辑起点，强调民法对社会公众福祉予以关注。所以，民法社会本位就为政治国家进入市民社会并保护市民社会安全提供了正当性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在民间借贷领域，则以“法律父爱主义”的利率立法模式对民间借贷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出矫正。可见，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的利率本身在性质上经历了两次嬗变――由纯粹的市民主体基本权利逻辑之展开，到不仅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体现、也是政治国家调控经济的工具之转变。然而，在我国当下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规定中，仅仅片面地认为超出最高上限的利率不受保护，仅看到了利率所肩负的政治国家之职能，却未能认识到利率同时也是民事主体意思自治之体现。
第二，利率机制作用方式上的局限性。经过上述分析可见，利率的双重职能实质转变为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干预，而在具体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这种干预存在的方式是微观的。我国目前规范民间借贷的利率采取“双线”、“则”制度，意即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资金流通情况制定基准利率；商业银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之规定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相应百分点。所谓“则”，即在利率的适用上进行二元化区分，针对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必须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利率标准，否则属于高利贷；但对于民间借贷则允许利率适当超出中国人民银行所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而达到该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超过四倍时才属于高利贷[6]。
相比我国静态的利率管制机制，国外主要有三种利率机制模式：一是与我国基本相同，实行固定利率机制的美国；二是适用浮动利率机制，由法官结合社会实践以自由裁量的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三是可谓对前述两种折中处理的立法模式[7]。美国对于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处理模式是从民事制裁最终过渡到刑事打击，而我国法律仅规定超过四倍利率之后不予保护；德国、英国的浮动利率机制，则充分发挥了法官造法的功能，更切合实际。可见，我国对利率的作用只简单地定位于四倍标准，并未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的多元性，并且现行立法规定也并不能解决实践中将高额利息部分写成另外的借款、作为居间费、担保费的一部分的做法。这样，利率规范本身就陷入了非功能的状态。
第三，对超过法定最高部分利息性质定位上的模糊性。目前我国对利率的显性规定见于《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但由于我国对超过最高限额利息的性质并未言明其效力状态，使得学界对此争论不断：如邱兴隆认为，我国法律仅表明超过部分不予保护，但对超过最高上限部分的性质并未进行明确定性，而按契约自由之理论，利息是当事人意思之体现，理应受到尊重，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6]；也有学者通过对国外立法例进行考察，认为我国现阶段需借鉴国外立法模式设置一个利率上限，作为政治国家介入的标志[8]。因为无论是古代苏美尔法律中对借贷利息的规定――利率以年为准，最低15%，最高33%[9]（P26-27），还是当代世界各国及一些地区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定[8]，抑或是在我国历史上，都曾对超过最高利率上限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界定[7]。然而，目前我国立法不仅模糊，且未言明利率条款之性质，这就不仅导致了司法裁判的多元化，而且无形中更进一步促使了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
（二）实践运行困境
民间借贷之所以在实践运行中风险频发，究其原因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及巨大利益的刺激与诱惑，当然这也是人性之基本表现。当巨额利益的诱惑使市民主体的理性人成分不断地被侵蚀、从而不断地进入市场投机时，也导致了民间借贷在运行中障碍重重。民间借贷在实践运行中的制约性因素非常多，而目前影响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实践性因素主要有两点。
1.制度的疏漏使部分民事主体被迫性选择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目前立法所确定的制度存在诸多疏漏，从宏观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局限与制度的非合理性。制度的局限表现为垄断，即我国目前在金融体制上实行正规金融垄断。在具体的资金运行中，正规金融以维护利益垄断和资金安全为出发点，使资金流动倾向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为了生存，转而求助资金闲置量较大的民间金融。民间金融此时难免会“乘人之危”形成高利贷，一旦资金链断层就会出现债务不能履行之风险。我国法律又规定，超过最高额利率上限的部分法律不予保护，这一系列因素又进一步催生了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可见，制度的重重弊端使民间借贷的发展步履维艰。
除此种制度疏漏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本身设计上存在不合理。例如，我国现行担保制度未能准确反映中小企业的利益诉求――担保成本较融资成本高，这使得中小企业不能运用担保机制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
2.系统外因素的冲击
民间借贷制度作为一项基本的私法制度，不断受到私法系统外因素的干扰，导致其制度功能的发挥遭受种种阻碍，这主要表现在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去评判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上。如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市场主体受到巨大利益的驱使而进行一些非理性的投资，最终因无力履行义务而被以公法诉由追究公法责任。针对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要求公权力对此严格审查。因为这是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下自己责任的基本体现――利益与风险并存，不能轻易动用公权力苛处刑罚或者行政处罚，同时公权力的运行不能因为市场主体带有权力的符号而否认平等市民交易关系中私法行为本身的属性。
在民间借贷的运行中，除了上述消极冲突外，还受到公权力的积极冲击。首先必须明确，公权力是私益的最后保障，公权的目的就是维护私权，是私权的守夜人，公权力能动地进入私法领域将造成私权制度性保障的缺失。在民间借贷的实践运行中，若公权力对民事纠纷法律关系不严格审查，而以维护法的秩序、公平、正义等价值为由对私域进行肆意践踏，这种公权力在为秩序、公平、正义而否定私法自治效力的同时，无不是在践踏私法本身所构建的社会正义。“吴英案”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运行提出了拷问，巨额的利益诱惑之后，不仅仅是对正向制度疏漏的思考，还应当理性地思索市民社会中的非理本身的合理性（高额利益回报的诱惑），不能让市场主体中的一方去为双方的错误“买单”，否则将是对市民社会自己责任原则的最大讽刺，也是对契约自由精神的彻底否定。
综上，民间借贷之所以在运行中风险频频，可以将这一原因回归至民法最初制度架构的逻辑起点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两者在民间借贷这一财产流转与增值的制度中介入的“度”，成为影响民间借贷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无论理论研究上的桎梏还是实践运行中的困境，都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相博弈的表现。
二、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对策建构
自由唤醒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时，秩序却“敲打着”民事主体的行为选择；效率激起民事主体趋利的热情时，正义却拷问着民事主体的良知。民间借贷在自由与秩序、效率与正义的矛盾中彰显其独特的财产融通之魅力，但也显现出非理性的风险与诱惑。在民间借贷问题上，“放”或“不放”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第一，利益能否被均分。一旦民间借贷被“松绑”，意味着银行垄断利益的格局被打破，这也是目前民间借贷能否被放开的决定性因素。对此，马克思的哲学观、国家观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利益的占有当然成为首要。第二，市民社会是否会对政治国家的安定产生威胁。民事主体趋利避害的财产性人格使得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权利的目的，在权利实现其目的性的同时盲目性必然开始泛滥，而利益诱惑的几何倍数越大，造成的危害后果就会越大。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市民社会会对政治国家造成冲击，但这种冲击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是概然。因为政治国家设定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后，一旦发现市民社会中民事主体的借贷行为有逾越此限者，则直接认定其危害政治国家的安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这将产生一个问题、两种态势。所谓一个问题，即对民间借贷国家基本上以压制为主，但现实中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政治国家并不能对其有效监管，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民间借贷规范化运行的关键。所谓两种态势是，其一是在私法和公法范畴中，相对性设置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种法律制度，但这两种制度的概念架构基本相同，导致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陷入一个“度”的权衡上，而目前司法解释所确立的这个“度”本身的合理性有待考证，所以在处理民间借贷案件上也就具有随意性的特征，最终形成了变相压制民间借贷的态势。其二是对于民间借贷本身的规制，我国目前将其分为三段来处理，即对民间借贷本身法律规定其合法有效；对于民间借贷衍生的高利贷及变相的高利贷采取不予法律保护的观点，但并未言明其具体的效力状态；对于民间借贷诱发的洗钱、黑社会活动等犯罪采取刑事公法打击，这就使民间借贷又处于不确定的态势中。
简言之，问题的核心是在民间借贷领域中，是只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还是既要维护政治国家的利益，也要兼顾市民社会的利益。合理的做法应该是两者兼顾，在规制民间借贷时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和政治国家的有限介入相结合为制度设计的逻辑出发点，两者都要有所体现。
（一）市民社会私法自治性的发挥
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对资本的需求，是目前解决民间借贷运行桎梏必须正视的问题，不能仅仅通过否定其效力来解决。在解决中小企业以及自然人在市民社会下的资本融通问题时，不仅需要运用正规金融的效用，也应充分发挥市民社会的私法自治性，从而达到规制民间借贷的目的。
1.完善制度设计及法律体系之间的衔接
从现行立法来看，二元化立法导致民间借贷中有关司法解释、批复等矛盾重重――不能为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提供规范化依据[10]。因此，需打破这种二元制立法，不断地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2、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3、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4、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5、结语
民间金融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话题，其存在和发展有着客观的现实必然性，每种民间金融形态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存在形式和特点，展示他们存在的意义。民间金融发展研究涉及到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与进步，所表现出的社会意义可能要远远大于它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萍透露，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一旦条例通过就意味着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民间借贷阳光化”在国家立法层面得到确认，“普惠金融体系”的形成也指日可待。当然，对于民间金融的研究探索和相关问题的分析仅仅是一个开始，尽管这种发展是在曲折和挫折中前进。发展的进程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约和限制，但其发展的长远趋势却是必然的。
关键词：中小企业；民间借贷；对策
融资难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众多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是依靠于自身的内部积累，许多中小企业的自筹资金在完成了前期技术的原始创新或者研制出创新产品后，就没了资金，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化、再到产业化，就必须进行融资。然而，由于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较高、服务不到位，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非常难，因此众多的中小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具有金额小、分布广泛、分散性强、贷款速度快、手续简便等特点，这些特点恰恰适合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特点
从广义上可以把民间借贷定义为游离于正规金融之外的一种信用行为，泛指存在于民间的企业、个人之间为解决资金需求而发生的资金借贷行为[1]。有的学者也把民间借贷称为民间金融或地下金融等。民间借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融资活动的必然产物，在正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存在总量与结构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又是一种必要的补充。笔者认为，民间借贷主要指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发生在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本息偿付的活动。
民间借贷与正规借贷相比还是有许多的差别，民间借贷主要具有以下一些特征[2]：
1、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参与主体包括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主、农户、甚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借款者大多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放款者包括资金富裕的工商户和企业主，甚至包括一些村干部。
2、资金来源的广泛性
由于民间借贷参与的主体广泛，其资金的来源也具有广泛性。不但包括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企业的自有资金，甚至私募基金、信贷资金、海外热钱等也出现在民间借贷领域。
3、借贷方式的灵活性
为了缩短资金到位的时间，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民间借贷以现金交易为主，而且交易方式灵活，一般没有抵押物，有的是口头协定，有的是打借条。尽管近年来民间借贷的手续日趋规范，但与正规借贷相比，其手续仍为简便。
4、借贷形式多样化
传统的民间借贷形式，主要有互助会、合会、民间放贷、银背、企业集资、私人钱庄、当铺等，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模式、消费方式的不断变化，民间借贷在形式上也"与时俱进"，出现了一些新的、颇具时代特点的形式，比如浙江一些以汽车俱乐部为代表的会所兼有民间借贷行为。
5、借贷期限长期化
随着民间借贷用途的变化，即从保障性质的互济互助转向商业性质的资金融通，借贷期限也随之发生变化。当前，民间借贷期限多为一年或一年以上。
6、借贷利率市场化
在目前情况下，民间借贷的利率主要是随行就市，且一般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特别是为了投资而产生的民间借贷，比银行贷款利率要高出很多，更有一些民间借贷是属于非法的高利贷。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及问题[3]
民间借贷事实上几千年来一直存在，因其借贷期限灵活、手续简便、快速，较好地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发挥了其有利的一面，只是近年来所带来的负面问题更加突出。
1.范围太广
据2008年美国次贷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关调查资料表明，在被调查的255家中小微型企业中，曾经有民间借贷行为发生的有182家，占71.37%；据湖南省2008年企业调查队就民间融资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小企业融资依靠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占到了50%，调查的行业中，农业占15%，建筑业占10%，制造业占25%，饮食业占20%，房地产业占15%，商业占15%。
2.速度太快
据中金（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报告显示，估计中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011年中期同比增长38% ，至3.8万亿元，约占中国影子银行贷款总规模（中金估计）的33% ，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 。如此规模的民间借贷发展的速度严重超出国家预期，一旦发生问题将非常严重。
3.成本太高
民间借贷利率本由借贷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其高低视借款人与贷款人的关系和借款人偿还能力、期限长短而定。但近年来，国家实施连续加息、银根趋紧等宏观调控措施，信贷资金渐趋紧张，企业民间融资难度加大，导致借贷利率持续升高。
4.风险太大
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中小微型企业一旦不能如期偿还到期债务，债权人会使用非法律或暴力手段追讨债务，这样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受到法律保护，企业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企业负责人人身安全也成问题，由此造成企业民间借贷风险相当大。
三、整治民间借贷行为的对策和建议
加强对民间资本的有序引导和规范，有利于提高民间资本收益率，有利于有效盘活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供应不足的情况。
1.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水平。
一是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有市场竞争能力，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
二是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引导，要设立支农贷款比例、农户贷款发放量、发放户数和资金回收率等若干指标，加大信用社支农服务的检查监督和考核力度。
三是金融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从而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为投资者正确地把握投资方向提供稳妥的金融条件。
2.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同时，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3.银监会应切实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责，制止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制订严格的管理规定，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对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波"；同时也要坚决保护合法的借贷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在继续改革和完善正规金融的同时，让农村一部分非正规金融即民间金融"浮出水面"。
4.强化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运行。首先是在办理手续上，要引导其按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要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
四、结语
日趋发展的民间借贷是一种传统的借贷方式，既有其促进经济发展积极的一面，也有其许多不利消极的一面。为了趋利避害，发挥民间借贷的优点，促进中小企业多层次融资体系的建立，需要采取多项有效政策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曾冬白.浅谈当前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1），70.
[2] 樊华.中小企业融资方式之民间借贷.论文天下 ，2009.
关键词： 民间融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
自2010年起，温州民间倚重的炒房、借贷双线投资受到巨大冲击，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致使老板"跑路"事件频出，温州金融状况也空前受到关注。民间借贷风波导致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随着孙大午案件、浙江吴英案件的发生，民间借贷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如何使民间借贷阳光化、合法化是国家金融试点改革的核心主题之一。对于民间融资领域特别是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也继续完善，而刑法中所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争议也逐渐显露，刑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经济金融生活才是适当的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一、民间融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民间融资的界定
一谈及民间融资，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非法集资、高利贷、地下钱庄等负面内容，而在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之间，确实存在着灰色地带，界定不明确是阻碍民间融资发展的首要障碍。民间融资是与官方融资相对应的概念，是民间金融的组成部分，但国内目前并未形成统一的被认可的概念。国内对于民间金融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民间金融就是为了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活动"，"民间金融指未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从事资金融通活动的组织"，"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分"。央行则将民间金融定义为：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的设立的金融机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以及其他非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1]
笔者认为民间融资主要是指在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正式金融机构之外，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一方将资金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还本付息的一种民事行为。民间融资是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它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正规金融的必要补充部分，在我国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巨大的份额。民间融资主要表现为债权债务式的民间借贷、权益性融资、典当融资、有价证券融资和票据贴现融资、企业内部集资、融资中介、合会融资、私人钱庄等方式。在资金需求量大增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民间融资满足了在紧缩的货币政策背景下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但令人忧虑的是，民间融资自身也蕴藏着大量的风险，监管不当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是一把"双刃剑"。
（二）民间融资的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发展现状存在以下特征：一、融资主体多元化。我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相对狭窄，普通个人投资理财能力又相对有限，投资方式主要局限于银行存款、储蓄等，但银行等存款利率相对于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物价指数的上升而言较低，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人（如农村人口、城镇居民、企事业单位员工、公务员等）把闲散资金用于参与民间融资以实现增值。此外，一些生产经营机构也受民间融资中高利率的诱惑，将生产建设的闲置资金挪用于民间放贷活动中。二、民间融资高利贷化。民间融资的利率远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甚至远远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这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是经济迅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国家紧缩、稳健的货币政策，限制银行对外借贷，加大了民营经济中的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中取得贷款的难度。社会资金需求的旺盛致使民间借贷异常活跃，直接导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攀升。三、融资范围广，规模大，区域性显著。民间融资的活跃程度与地方的经济总量、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相关联。在经济发达地区，正规金融机构较多，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民间融资比例相对较低。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融资规模也相对较小。而在一些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地方，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方，民间借贷规模居全国前列。
（三）民间融资非规范化的危害性
民间融资活动作为正规金融活动的必要补充，可以满足个人、企业生产以及其他社会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可以有效地弥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运作的民间融资活动扩张也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1.容易发生借贷纠纷，不利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法律保障，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定。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的情况，容易出现通过暴力收回借款的现象，使借贷双方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2]
2.干扰正常金融监管，扰乱金融秩序。民间融资的隐蔽性较强，它是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不公开化"的融资关系，外部监管力量难以介入，无法掌握其资金流向动态，也无法捕捉到借贷双方的信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民间融资的隐蔽性，使用高息手段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高风险领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扰乱了金融秩序。
3.加重企业融资负担，影响实体经济。民间借贷大部分发生在资金需求迫切、紧张，银行无法解决的状况下，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一般都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水平，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有的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合理认定
我国刑法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和"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三个罪名建构打击非法融资行为的法网。但2003年"孙大午案"发生后引发了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共同思考。随着近年来集资案件频发，涉案值过亿、影响面广的案件屡见报端。2009年"两高"在其工作报告中都提及要严惩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利益的经济犯罪。为此，在打击集资行为时，出现了"成者王，败者寇"的尴尬局面，没事的时候是民间集资，有事的时候是非法集资。对于出于正当的融资需求，将借贷的资金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只是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等原因而出现经营困难或资金链断裂，无法填补资金漏洞的情况，就以后果逆推行为时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而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如果没有办法提供当事人"非法占有的故意"方面的证据，退而求其次认定其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就是如此。为此，有学者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了一个审查更严重犯罪的'台阶'，它自身担负规制民间融资商事出格行为之重任的价值被人为地忽略了。"[3]
（一）主体资格的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根据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简称《取缔方法》）第4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特征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谓'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和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刑法》第176条并未突出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主体资格。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个人、企业和非金融机构从事上述行为当然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但争议点在于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擅自违规提高利率、以存款以外的名义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能否以本罪论处。即在认定本罪时，是否应区分以及从何种程度上区分体制外的民间融资行为和体制外的扰乱金融秩序行为。
"存款和吸收存款是民事行为，存款人和存款机构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存款机构吸收存款对融通资金，调节经济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存款人的利益和存款秩序的维护，是关系到金融信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我国金融法律对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吸收公众存款的机构，均作了严格的规定。"[4]笔者认为，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作为一个受"严密监控"的且带有垄断性质的金融行为，并且从存款的重要性可以推断立法者设立本罪的意图在于惩罚违规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因而本罪的主体不仅仅是不具有吸储资质的非金融机构或者个人以及不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也应当包括在内。
（二）"公众存款"的认定
"公众存款"一词最早见于《商业银行法》，但《商业银行法》并未明确界定"存款"的法律含义，其他法律规范也没有关于"公众存款"的外延和内涵的界定。1997年刑法将此词写入罪名后也未作出解释。根据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的《取缔方法》第4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作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将"存款"定义为"将金钱或者其他财产交予他人保管或使用，而后者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从此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存款"的价值在于保证储户存款的保值增值，存款的吸收者给予无风险承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被司法机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的非法集资行为所吸收的资金，是否都具有"存款的性质"值得探讨。
就以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以委托理财方式进行的集资活动为例，一些投资理财工作室打着"私募基金"的旗号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群体募集投资资金，此时集资者并未向出资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类似于存款利息一样的固定回报，而是在出资者自负部分或全部风险的前提下，将资金集合性地投资于证券市场。此时出资人的预期收益是不确定的，他自身承担着一定的投资风险。除了利用委托理财这种形式吸取公众资金之外，现实中常见的还有利用"共同果园开发"吸收公众资金；通过会员卡、会员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等等。[5]这些集资行为事实上严重扰乱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威胁社会的安定，但这些行为并不能定义为"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且根据我国法律当前对"股票"和"证券"所作的严格定义，《刑法》并无罪名可以覆盖这些大量出现的集资行为。因而实践中，司法机关为对这些非法集资行为进行定罪，任意扩大对于"公众存款"的解释，把集资者在并不保证确定回报的前提下所吸收的公众投资款界定为"公众存款"的一种类型，以便从刑法上追究集资者的刑事责任。这一做法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虽然实现了追求实质正义的目标，但放弃形式正义维护的做法经可以取得短期内"打击犯罪"的效果，但长期以来看存在一些制度患，比如有可能助长立法机关逃避自己的立法责任。
（三）"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的认定
刑法将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认定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对于"扰乱金融秩序"的认定，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即对于将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经营时是否应认定为犯罪的争议。目的犯说认为上述行为不具有扰乱金融秩序的意图，将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而行为犯说认为只要其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无论其是否将所吸收的资金用于非法用途，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观目的在实践中难以界定，判断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时的主观心理存在较大的难度，而民间融资又具有许多内在的缺陷，国家对民间融资抱持审慎的态度，因而采用的是行为说。"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不区分吸收资金的目的，也不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一概将非法集资行为当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打击，认为集资的用途不影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酌定情节。"[6]
笔者认为这种入罪做法并非不合法，更多的是不合理。将这种合理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无法为民间融资合法化预留空间。不能因为筹资者将资金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后，因为出现经营风险无法兑现合同，归还借款，使群众利益蒙受损失就认定其情节严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只要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出现失利，如期兑现承诺，就不认定为犯罪，或是经人举报也可被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做法明显有失公平正义。
三、民间融资领域如何把握刑法规制的介入程度
（一）明确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从广义上说，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也属于民间借贷的范围，但属于非法的民间借贷。在认定时，应严格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同时，为民间融资合法化留下空间。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法律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以下的受法律保护，但是利率高于4倍并不一定是违法的，法律只是不保护高于4倍的利率，但是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在自愿、合法的借贷基础上，法律并不禁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客观行为虽然也可以表现为民间借贷的特征，但其借贷范围具有公众性，而且要求达到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的程度，具有合法的民间借贷不会造成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根本的区别，可以吸收借鉴国内外监管民间金融运作的经验做法，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人民银行、工商管理、银监会等部门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协同管理，在合理的利率范围内允许民间的自由借贷，同时严厉打击高利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进行阳光化、规范化操作，为民间资本的流动给予合法化的空间。
（二）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范围
1、对于以集资者与投资者共担投资风险的方式进行集资的，不宜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上文所述，这种集资方式所吸收的资金明显不具有"存款"的特征，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将其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出于应对无法律可以适用的困境的无奈之举，这种做法虽然对于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保障群众利益，打击民间违规融资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背离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当然，对于采用这种集资方式，严重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也不能置之不理。有学者提出，借鉴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二节（a）（1）对"证券"一词的界定采取十分宽泛的模式，在股票、债券、各类衍生产品之外，囊括"投资合同"这一弹性概念。我国现存的大量的集资行为如果按照上述认定，可以以"投资合同"的形式纳入证券法规制的范围内，而不再是任意地扩大"存款"的概念。但是，这种方案能否适用于中国，还需考虑我国的制度资源环境，即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证券监管体制与西方的差异。
2、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用于合法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应排除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范围。笔者认为只有利用吸收来的资金从事货币资本的经营时，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凡是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会产生风险，而经营的结果也并非融资人能够控制的，只要其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合法经营，并最大限度力求避免造成出资人的损失，即便结果给出资人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也不能认定其为犯罪。因为一旦双方达成协议，出资人自己也要负担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市场风险，只要融资人没有违法行为，遵守合同义务，并且采取了极力避免造成出资人损失的措施，就应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而不认为是犯罪；反之，如果融资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严格遵守合同义务并且没有尽最大义务避免出资人的损失，那么应认定其为犯罪。
参考文献：
[1]姜旭朝，丁昌锋.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J].金融研究.2004（8）.
[2]唐吉荣.从温州民间融资发展看我国金融改革[J].发展研究，2012（1）.
[3]邵征宙.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立法完善[J].唯实法制建设.2011（6）.
[4]王凤蕾.金融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203
[5]黄韬.刑法完不成的认为--治理非法集资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制度困境[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1）.
论文关键词：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制度保障；金融服务体系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
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论文摘要：民间金融问题既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它往往既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也是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状态。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不论政府态度如何，民间金融活跃的现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民间金融囿于自身的特点和弱点，在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对我国民间金融运行特征及其影响分析，探讨其未来的规范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我国被列为地下金融或灰色金融进行一味地整治，企图利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问题。实践证明并不成功，出现了“整”而不倒，“治”而不顺的局面。根据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民间融资的调查推算，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规模约为9500亿元，占GDP的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在体制外循环，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为维护我国正常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客观上要求对体制外循环的资金进行规范和整顿。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渐进的体制变迁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城乡经济和金融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多种所有制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层次并存的情况在我国也将长期存在。为此，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和分布在广阔农村的农户，由于其自身的一些弱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通过正规金融部门获得庞大资金需求的满足，有相当一部分需要求助于民间金融。这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原动力。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民间金融将长期存在下去，是我国金融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民间金融的内涵界定
到底何谓民间金融，理解角度不同，对其内涵的概念表述也不同。姜旭朝认为：“民间金融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资金运动。”这一界定主要是从资金服务对象角度考虑的。而美国经济学家吉利斯以是否纳入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为标准，把民间金融定义为：“未能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另外，还有学者从经营权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民间金融是由民营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和与此相关的金融交易关系的总和”。可见，民间金融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分析，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上述对民间金融概念的表述都是将制度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即假设制度不变。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带有明显的转型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分析民间金融，制度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制度的变迁对民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民间金融进行界定：民间金融是指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经济主体(自然人或法人)在正规金融体制以外，进行的合理的资金融通活动，它的产生属于需求诱致型的金融制度安排。
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间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着很大的交叉，但却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范畴。民间金融只是非正规金融的一种特殊形式，而非正规金融是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补充。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非正规金融而言，民间金融带有更多的一般性，主要是金融管制的产物，是在主流金融体制之外而生的体制外金融形式。
三、我国民间金融的运行特征
近年来，我国的民间资本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1发展速度快，融资规模逐年扩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和快速的发展，民间金融的融资规模逐年扩大。我国的民间金融主要发源地在农村，从1986年开始，农村的民间借贷规模己经超过了正规信贷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何安耐，胡必亮。2008)。2005年末，央行的统计数据认为，目前我国民间融资规模在1万亿元人民币以上，民间融资规模与正规途径融资规模之比平均达到28.07％。
2活跃程度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有关。经济发达、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民间借贷相对不太活跃，对正规金融的替代作用有限；商品活跃程度低、民营经济欠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相对平稳，规模较小，利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借贷行为集中在生活消费领域；而民营经济较为发达、商品集散的沿海地区和中部部分省份，资金流动性强，资金需求旺盛，民间借贷活跃，民间融资规模大，利率高，如湖南、山西等。
3参与范嗣和参与主体更趋广泛化。从参与来看，民间金融融入了农业、制造业、采掘业、房地产、商贸餐饮业、养殖业等多种行业。从参与主体来看，民间金融的借贷主体扩大到城乡居民、个体私营业主和机关公务员等个人和群体。
4形式多样化发展。除个人和企业间直接借贷、企业集资、私募基金、资金中介以及地下钱庄形式外，还有合会、小额贷款公司、商品寄卖行、典当行等机构大量参与民间借贷，但“向别的企业或者个人借”和“职工集体融资”是民间融资的主要方式，占民间借贷的绝对比重。
5缺乏约束，潜藏着较大的风险。民间金融活动主要包括微观风险、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三个层次。微观风险指的是民间金融活动给交易各方带来的风险；中观风险多出现在以“一对多”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型民间金融活动中，通常会对一个地区的金融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冲击；宏观风险则是民间金融活动的加总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潜在影响。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应有的风险约束机制，不需要外力的干预即可实现契约的完全履行，但在中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方面往往超出了民间金融活动参与主体的能力掌控范围，易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
四、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民间金融缺乏监管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由于受民间金融的自发性、盲目性、逐利性以及民间融资主体生产经营和管理素质所限，大部分资金流向进入门坎低、短期内能看到收益的行业。这类行业的相当一部分是当前的需求热点，以高耗能、高污染和技术水平低的行业和项目为主。这样，民间金融不仅助长了热点行业过热，同时也形成更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生产过剩，影响总供求的平衡和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2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业务造成冲击。民间金融缺乏制度保障，存在制度风险；民间金融资金规模普遍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加之民间金融存在的组织结构不健全、管理落后等问题，导致民间金融具有较大风险性。由于民间借贷活动的频繁发生，个别人尝到了甜头，在利益的驱动下，便开始非法吸收存款、高利率发放贷款，办起了非法“地下钱庄”，扰乱了金融秩序。
3引致矛盾和纠纷，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民间借贷通常是在借贷双方都认可的利益条件下，通过口头约定或简单履约的情况下进行交易的，手续简便，很不规范，缺少必要的抵押担保制约和法律程序，整个交易极具风险，从而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也正是由于民间金融机构的“地下性”，有时甚至会被非法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所利用，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风险，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规范发展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1有利于为巨大的民间资本寻找出路。我国民间资本存量的绝对值是巨大的，已成为继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之后的第三支力量。由于正规的投资渠道匮乏和理财知识所限，大量的民间资本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民间资本或者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缺少合理出路。让这些资金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既满足了民间资本的逐利需求，又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
2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而且贷款手续复杂、耗时长、成本高，且对借款人资格审查、担保人经济状况都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小、资质差等因素使得其获得贷款的成本较高、几率较低，中小企业所得到的银行信贷还不到贷款总额的30％。3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民间融资松散性、盲目性、不规范性以及随意性，民间融资不可能完全适应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民间融资会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则可促使政府监管民间资本的流向，从而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一致。
五、规范化发展民间金融的建议
必须认识到，民间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但是，为了克服民间金融所存在的先天弊端，有必要对民间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形成较为完善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
1改变政府角色定位。我国经济发展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特征，如果没有政府的首肯和政府角色定位的转变，民间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是没有保障的。在对待民间金融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应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允许其以多种利率水平、多种投融资渠道自由存在，而不是一味地打压和简单地取缔；另一方面应在民间金融合法化后，将其角色定位于为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提供服务，在法律框架内放任民间金融的发展，减少不正当干预。
2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立民间金融的合法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管理与《贷款通则》、《担保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规有一定冲突，而监管部门尚未确定相关制度。因此，在发展民间金融的同时，要严把市场准人关，维护市场主体的质量，建立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原则实行破产，以保证中小金融机构健康高效地运行。同时应加快制定、完善和落实《放贷人条例》、《民间融资法》、《合同法》等法规体系，使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法制化轨道。
3实施差别化监管政策，建立健全外部监管。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部金融监管作依托，否则可能产生制度变迁中的更大风险。在建立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差别化监管机制和模式，矫正民间金融发展中存在的经营管理和信用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同时还应建立跟踪监测体系，防范民间借贷风险。
4促进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和适度竞争。民间金融和正规金融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展合作，如可以利用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提高整个市场的金融交易水平。另外，两者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在一个好的金融秩序下进行公平有序地竞争，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
5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规范民间金融行为。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利率由交易主体根据资金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自主决定。要积极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逐步取消利率的行政管糊，尽快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利率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利率在民间融资中的作用。利率市场化不仅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银行资金运作效率，而且有利于民间金融活动由隐蔽性向透明性转变，减少民间金融的监管成本，降低其活动风险。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使得人们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日益增多，并成为当前中小企业创办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然而，民间借贷的快速发展却能够影响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也不利于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市场现金流的控制。本文主要是对我国民间借贷发展的现状进行探讨分析，并就如何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 引导和规范 民间借贷 策略
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我国民间借贷异常活跃，并将长期存在于城乡之间。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80%左右的资金需求来自于民间融资，事实上，由于民间借贷的隐蔽性和分散性，使得其规模远不止这一数据。民间借贷俨然成为我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是，有很多企业并不是以解决个人自身或企业发展需求为目的，而是以非法从事资本经营来获利，严重偏离了传统的民间借贷的方向，影响到了我国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所以，很有必要规范和引导我国民间借贷行为，提高民间资金的利用率。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特征
1.灵活性。民间借贷与正规的金融机构不同，其借款或还款的数额和方式都比较灵活，有多种选择余地的选择，只需双方约定好就行。只要你想借，便会有人愿意借给你。
2.广泛性。调查显示，在空间上民间借贷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很遍普遍，尤其是那些金融网点较少的地区。同时，在借款主体上看，民间借贷行为则涵盖于民营小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社会各个阶层。
3.快捷性。快捷是民间借贷中吸引人之处，你所想要借贷的资金能够及时到位。尤其是数额较小的资金，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即可到位，并且这种借贷关系往往只需口头形式或借条，从而有效地免去了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时所需要得一系列复杂程序，因此，民间借贷更适合那些急需资金的人或企业。
二、如何正确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
1.积极、合理、稳妥地引导民间借贷发展
1）将民间借贷纳入正式监管体系
国家相关部门要逐步建立民间借贷的登记备案和预警、监测、通报制度，当民间借贷遇到风险时，要及时化解。同时，充分考虑到相关体系的操作可行性及对社会的影响程度，最好只对专业的民间借贷组织或者单笔金额超过一定额度的民
间融资实施监管。
2）加快出台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需要国家相关部门出面来规范和维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同时，对于高利贷坚决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将民间借贷引向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2.大胆松绑民间借贷，建立中小商业银行和借贷公司
国家要及时出台相关有利于放宽信用担保机构、银行等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政策，尤其是在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更要率组建相应的融资组织，让分散、隐蔽的民间借贷活动走向正规化、公开化，确保民间借贷的风险降到最低，并逐步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民间融资组织。从而不仅可以增加农牧区金融供给，缓解农牧区贷款难问题，还可以提高整个金融组织体系的效率。
3.加强民间借贷中介的管理
国家通过出台相关法律来明确民间借贷中介的地位与职责，例如民间借贷中介的组织形式、性质、经营范围以及准入条件等，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此外，还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管理，最好要成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做好民间借贷的监管、监测工作，严厉打击不法行为，保障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以及成立民间借贷中介行业协会，依靠相关的自律性组织进行统计信息收集工作，及时反映民间借贷的动向与发展，并尽早处理民间借贷在经营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4.提高正规金融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
这就要求国家正规金融机构要转变传统的经营观念，充分做好市场调查，对于那些有良好发展前景、订单农业户、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或者小型加工户等城乡个体经营户给予资金支持。同时，不断创新经营理念、改善手段的金融服务策略，积极开展个人委托贷款业务，充分发挥银行信用中介的功能，从而为民间借贷双方的顺利交易提供先决条件。逐步加强农村信息咨询服务，加快支农服务电子化建设，并全方位地提高支农服务水平。此外，还要适当扩宽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以便有利于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让资金在同等条件下于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之间合理分布，实现资金的最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间借贷的现象越来越多，并将面临这新的挑战与机遇。同时，民间借贷作为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其快速的发展也会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我国宏观调控的效果，不利于市场现金流的控制和金融政策的制定，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这就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对民间借贷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分析，从中找出问题，并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正确引导和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确保民间借贷能够真正成为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补充。
参考文献：
[1] 曹一萍.规范与引导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会计之友.2009.
[2] 邢增艺.引导我国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当代经济.2009.
民间融资的双刃性必须得到我们的深刻认识，必须得到合理的引导和规范，应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充分发展其有利于经济、社会的作用，消除其负面、有危害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民间融资；民间借贷；融资风险；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现阶段民间融资的风险新特征与监管
收录日期：2012年12月3日
民间融资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间融资的发展既经历过高峰，也经历了低谷。建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民间融资活动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地，但仅仅是以自发的形式展开，并未形成较大的规模；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商品经济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民间经济呈现了活跃的势头，民间融资也随之越发活跃；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脚步踏遍全国各个角落，民间融资在国内达到了一个繁荣时期。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金融监管逐步加强，民间融资活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进入21世纪以后，民间融资才逐渐恢复了活力，其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非公有制经济较为发达，当地的民间融资已经有了不容忽视的规模和影响。近来，福建省大量民间融资“崩盘”事件以其影响之大、之广、之深，再一次将我国的民间融资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这种处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的融资方式也再一次成为各界竞相争论、探讨的热点。
民间融资是一把双刃剑，它对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民间融资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长时间被官方部门所忽视，再加上民间融资的自发性特点所导致的其始终缺乏外部合理的约束，一旦资金链发生断裂等事故，往往会引发不同程度的连锁反应，严重时就会产生类似于福建省民间融资“崩盘”这样能够极大地危害到社会安定、人民生活的事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民间融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和农民的生产经营等民间经济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在这些企业融资贷款方面的不足。由此，我们必须认清：民间融资有着正规融资无法具备的优势，如何正确引导其发展，辨识其中存在的风险，并且对存在的风险进行监管和控制将是未来民间融资蓬勃发展的关键所在。
本文从民间融资的概念入手，总结了其运作的形式，并以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民间借贷作为切入点，分析民间融资在运作中存在的各类风险，并给出相应的监管与控制的建议。
一、我国民间融资概况
（一）民间融资的概念与形式
1、民间融资的概念。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民间融资是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
2、民间融资的形式。民间融资的主要形式包括民间借贷、有价证券融资、票据贴现融资和企业内部集资等几种。
（1）民间借贷。从调查看，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传统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互助形式的民间借贷。此种形式借贷的规模较小，在农村比较常见，但涉及面较大，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上万元，融资主体主要为自然人或农户，借贷双方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借用，主要是应付短期生活急需，有一定的预期还款来源，这种借贷多为口头协议，不计付利息或利息低微，没有明确的还款期限；二是“高利借贷”，这是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主要是用于个体、民营等企业的生产周转需要。借贷期限有长有短，利率一般参考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及地区、季节、资金供求状况而定。在煤、铁、焦生产集中和养殖业、种植业、商品集散较为发达的地区比较突出。据对国内经济发展处于平均水平的几个县（市）的调查中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10‰～15‰之间，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几个县（市），民间借贷月息在10‰～30‰之间。
（2）有价证券融资。近几年，随着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新，民间融资形式除民间借贷外，又增加了存单、债券甚至房地产等不动产内容。这些存单、债券等，主要是借款人用于抵押、质押贷款，部分借贷人之间还要收取一定的差额利息或手续费。这种行为是当前较为流行的一种方式，在当前的民间借贷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3）票据贴现融资。由于银行汇票风险系数较低，加之银行办理贴现需要增值税票、购销合同等，要求严格，手续繁琐，时效性差，一些银行对小面额银行承兑汇票不予办理贴现，使小面额银行承兑汇票持票人（多为民营企业）的票据无法变现，影响资金周转，所以持票人宁愿持票到经营规模较大的民营商贸行融资，既不需要税票，也不需要购销合同，仅凭中间人的介绍和银行承兑汇票查询书，持票人就可以直接从借款人处拿到现金。利率一般为面议，期限越长，利率越低，反之越高，利率的高低受金融机构贴现利率的直接影响。期限受票据期限的影响，一般在4个月左右。
（4）企业内部集资。由于多方面原因，企业从银行、信用社难以获得贷款支持，在流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向职工集资，有的以“保证金”为名向职工集资，这种集资方式利率一般相当或略高于同期贷款利率。
（二）我国民间融资现状分析
1、当前国内民间融资主体。融资，涉及的就是“借”与“贷”，这就形成了民间融资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即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正是这两者之间的交互活动才构成了当前我国的民间融资市场。
（1）需求主体。需求主体的存在是民间融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我国现阶段民间融资的需求主体主要是中小企业群体和个人融资者。在这里我们提到的中小企业，实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这一概念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我国当前对中小企业的定义根据行业的不同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对于农、林、牧、渔业的规定如下：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从所有制上来说，中小企业既可以包括民营企业，也包括国有企业。但是，相对民营中小企业，国有中小企业能够相对容易地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通常我们讨论民间融资问题时提及的中小企业指的是民营中小企业。近两年来，我国正在逐步扩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金融机构对其的贷款份额也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良莠不齐，以及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避险机制的控制下，这些贷款需求始终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企业的发展。而此时，民间融资以其快捷、便利、要求相对较低的特点，大大地弥补了这一不足，使得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活水”，生命力大大增强。
个人融资者作为微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行为日益活跃。个人融资者的融资需求主要来自于突发事件的产生、再生产的需要以及子女深造等方面。由于个人融资者的融资行为更为自由与活跃，因此其也是民间融资中重要的需求方。
（2）供给主体。前文说道，需求主体的存在是民间融资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相应的有需求就有供给，一些资金充足的个人或者组织由此进入了民间融资的市场，充当了这个市场上的供给主体。现阶段，我国民间融资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借款者的亲朋好友、放款的自然人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
借款者的亲朋好友在其需要资金时，出于帮助借款者解决燃眉之急的目的，以无息或者低息出借手头的资金。这一群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农民的劳动收入等。曹力群在2001年的调查报告中提及的22个农民放贷户中，亲戚、邻里间的自由放贷，占80%以上，仅有极少的比例是靠放贷吃利息的民间借贷人。
放款的自然人通过将自己手头暂时闲置的资金放贷出去，获得利息收入。这类放款人一般都有一定的背景，是掌握了一定社会资源的人，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收入比较高的人呢，他们的闲置资金较多，由于银行利率很低，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必然会吸引他们成为民间放贷者之一；第二类人是人际关系较为广泛的人，能够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转放给借款人，以赚取利差，其放贷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熟悉的商人。
近年来，由于法律对民间融资限制的逐渐放宽，各种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融资中介公司相继成立，使得民间融资逐步走上了正规化、法制化的道路。严格意义上来说，民间融资公司并不是真正的资金所有者，而只是一种金融服务中介机构。他为放贷的自然人和借款人提供相应的服务，靠收取手续费或服务费赢利。具体来说其运作方式如下：放贷自然人到民间融资中介公司登记，表明可以出借的资金数量和能够接受的利息水平；借款人到民间融资中介公司申请借款，提供相应的抵押资产，中介公司就会将放贷人的信息提供给借款人，并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促成借贷交易，并从中提取佣金。这类公司的出现使得民间融资打破了人际交往范围的限制，在广度上增加了交易成功率，促进了民间融资的发展，使得这个市场迅速扩大起来。
2、当前国内民间融资市场规模。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政策的放宽，以及民间融资中介公司的兴起，我国民间融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国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据统计，1995年我国的民间融资资金约有700～1，000亿元（万安培，1997）。根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民间融资的规模在7，405～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30%左右。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接入款为1，020元，其中约700元来自民间融资，约占68.6%，私人借款中游戏贷款的比重高达47.7%；按2亿农户计算，2000年我国非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金额高达1，400多亿元，其中有息贷款近700亿元。据郭沛（2004）对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估算如表1所示。（表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民间融资市场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规模，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民间融资比较活跃的农村地区，其发展趋势更是不容小觑。
二、我国现阶段民间融资风险新特征
福建民间融资“崩盘”的事件让我们从一片美好中清醒过来，虽然近几年来，民间融资在经济增长与民生问题上的确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冷静的意识到，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引导，暗含的风险也逐渐显现出其巨大的影响。
（一）融资范围扩大，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制性风险。民间融资的源头是亲友间“一对一”形式的借贷，这是一种以亲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以信用为主的借贷方式，借贷双方对彼此知根知底，信息透明度很高，风险小。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融资的需求逐步加大，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因此，民间融资不再局限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以中介形式进行的融资行为越来越多，地域范围也逐渐扩大，而且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融资中介公司开始运用网上操作帮助最为广泛的需求与供给的配对，这种网上融资的交易量和灵活度是传统融资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也加大了信息的不透明度，信息不对称问题凸显，风险骤然上升。首先，放债人对借债人由知根知底变为毫不了解。部分资质并不能达到标准的借债人的滥竽充数使得放债人的资金安全性得不到良好的保证，甚至还存在着故意行骗的借债人，所得民间融资的风险骤然上升；其次，风险防控手段落后。在面对高风险的借债人时，风险防控手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放款形式始终还停留在口头协议、借条、便条等，纵使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这种不易保存的借据有了统一的形式，但是其法律效力依旧没有得到证实。由于借贷双方信息渠道的不通畅，监控措施很难到位，贷款缺乏有效的安全支撑；最后，借债人容易过度负债。由于民间融资自由度很高，成交速度快，手续简单，法律监管不到位，借款人在借款时存在盲目性，一个借款人往往会同时向众多的供给主体借款，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过度的负债，资不抵债，拖欠还款，甚至造成坏账。
（二）民间融资的不规范行为导致的操作性风险。早期的民间融资由于双方透明度较高、借贷数目较小，风险系数也就很小。随着民间融资的范围不断扩大、借贷数目的扩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放款形式的不规范而导致的操作性风险越来越大。
常见的操作性风险有如下几种：一是不规范的借据无法成为法院判案的证据。据调查，目前的民间融资中，放款方式以信用方式为主，约占放款总笔数的71%，其中打借条借款占50%，口头约定借款占10%。一张缺少利息、期限、用途、还款方式等内容的不规范的简单借据，由于其缺乏法律效力，往往带来的是复杂的债务纠纷；二是抵押物不规范，无法有效保全债务。调查显示，2006年民间融资中，采用抵押贷款的仅占中介机构全部贷款的20%；三是民间融资利率的自由浮动容易滋生高利贷活动。由于民间融资利率主要受到地方民间资金供求的决定，没有上限规定，就容易让高利贷有机可乘，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清收方式的产生。
（三）变相转接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导致的转移性风险。近几年来，一些中介为获取利差收入不择手段，在自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依旧设法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导致民间融资的风险转移到正规金融机构。这种情况下，银行并不了解贷款的被转借情况，如果第三方是不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企业或个人，新的风险敞口就产生了。调查样本显示，民间融资中介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金融机构借款和民间借入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是68.6%、14.7%和12.4%。利差收益的诱惑导致目前中介机构从金融机构和民间借入部分的资金数量迅速的增长，2006年通过这两个渠道获得的资金分别增长了51%和48%，增长速度几乎是自有资金的2.5倍。一旦作为最终借款人的第三方的还款能力下降，银行所承担的损失风险会迅速增大。
（四）盲目追逐投资热点导致的市场风险。高风险意味着高收益的可能性。民间融资的借贷成本高，贷款大多投向高风险行业，以获得高额回报，这种盲目投资的行为再次提高了民间融资的风险系数。第一，2004年以来国家宏观调控限制了对五大行业和“五小”企业的信贷投入，这些行业从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难度加大，自然就转向了民间融资，然而市场一旦逆转，风险就会显现；第二，房地产行业所集中的贷款明显增加。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增长性爆发，投资热点逐渐转向其中，供给主体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暴涨，越来越多的放款投放其中。然而，不专业、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导致了盲目自信的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客观事实被很多放款人所忽视，一旦泡沫破灭，后果将不可想象。
三、我国现阶段民间融资研究的结论与建议
受到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民间融资行为如果遵守自主自愿的原则，就都应当是合法的，不应当受到干涉。但是，正如前文论述的一样，民间融资的双刃性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风险是迫切需要采取不同的化解和管理方式的。
（一）加快立法。疏通在某种程度上比堵截更加有效，因此给予民间融资应有的政策和法律地位不仅对民间融资的发展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能够激励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曾经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借贷机构，不得经营借贷业务；非借贷机构也不得经营借贷业务。”因此，在正规借贷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借贷服务体系也不能产生的情况下，民间融资只能以“灰色”的形式存在，形成不和谐的“借贷二元格局”。所以，打破现有的正规借贷垄断，让不同的资金需求可以从不同的机构中得到满足，从根本上解决市场资金的供需均衡问题，已经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第一，国家应该建立民间融资的准入门槛，筛选合格、符合标准的放债人、借贷人以及中介机构；第二，建立明确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文规范借贷行为，其中不仅包括行为规范，更要包括合同等凭据的规范性要求；第三，建立民间融资交易行为登记制度，保证交易行为的发生在日后有凭有据，减少由于证据模糊所导致的纠纷；第四，要严格控制资金用途，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控；第五，对利率进行界定，以避免“高利贷”的滋生。目前，国内民间融资的利率界定为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二）加强监测和管理。融资业是特殊的高风险行业，融资业的发展史实际上是融资监管不断完善的过程。为了避免民间融资的负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市场失灵可能给参与融资交易的双方带来的损失，对整个借贷体系的有效运作和安全稳定造成威胁，就需要政府部门及时掌握民间融资风险状况，加强对民间融资行为的监测和管理。首先，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机构颁发执照并详细登记备案。由于民间融资活动点多面广，随意性大，监管难度很大，因此建立完善的登记备案制度存在其必要性；其次，对于偶发的，尤其是数额较大并用于生产经营和投资的民间融资行为，要着重监控，以保障资本的安全性；再次，建立报告制度，分年度、季度、月度对当期民间融资情况进行数据统计，对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融资期限、融资形式等等各个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实时的监控与管理；最后，加强信息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及时更新和披露借贷双方的信用等级，并对交易过程中出现的违法犯罪问题绝不姑息。
（三）因地制宜。对不同省市的不同经济、民生状况采取不同的规章制度，建立有特色的民间融资体系。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下，以及政府制定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下，要增强民间融资在信贷环境的改善、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改善民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促进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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