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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征募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经济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低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役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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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Managemet School, 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 UK BT9 1NN）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高铁；国际化
一、前言
高速铁路是在高新技术推动下的一种新型交通方式，它是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代高新技术的系统集成，它的建设和运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因而有“大国技术”之称。中国高铁起步较晚，但凭借后发优势和强大的技术后盾作支撑，用了5年时间走完国际上40年高速铁路发展历程，一跃成为全球高铁大国之列，其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特别是在新时期“一带一路”背景下，为高速铁路走向国际市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遇，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一带一路”政策与中国高速铁路产业之间的关系
（一）“一带一路”概念的内涵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综合战略。 它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跨领域战略，对亚欧大陆的众多国家和地区实现贸易繁荣和经济互补创造了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一带一路”理念包括众多要素，涉及地域经济发展、文化理念的碰撞，与地域间的政治、外交和国防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内涵上来看，“一带一路”体现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的战略方向，成为人类共同体和谐发展的共同理念。其中，政策沟通是基本手段，贸易畅通是核心目的，道路联通是“一带一路”得以实施的的基础。要实现“道路联通”，高速铁路的发展会带来强大的推动作用，是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手段，为“一带一路”政策的扩散和推动相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高速铁路的特征
作为一项新技术，高速铁路与传统的运输方式相比，具有多方面的优势。1. 运输速度快。速度是其重要的特征，之所以被称为高速铁路与此有重要的关系，目前的实际运行速度可达300公里/小时；2. 运载能力强大。一次运行的运载能力可达公路运输的数十倍；3. 外部因素影响小。高速铁路在专用的线路上行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控制，气候、外部条件等因素对运行几乎没有影响；4. 单位运载量的能耗低。与普通铁路、公共汽车、飞机等传统的运输工具相比，每人每公里消耗能源极低，符合绿色节能的理念；5. 行驶过程中污染小。高速铁路的运行不会产生粉尘、煤烟或其他形式的污染；6. 占地少。相对于强大的运能来讲，高速铁路的用地占地面积相对较小。
三、“一带一路”政策对中国高速铁路国际化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政府首倡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沿带、沿路国家的共同需求，为区域的很多国家互通有无，促进贸易发展，引导经济繁荣创造了机遇。同时也为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及向国际化迈进带来的机遇。
（一）推动高速铁路相关技术更加成熟
高速铁路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涉及众多技术层面的内涵。高速铁路技术的起源来自国外，但是最近几年我国在吸收国外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取得多项核心技术的突破，逐渐达到国际领先的状态。从技术层面来看，包括铁轨铺设、机车制造和系统管理等领域。其中列车是构成高速铁路技术体系的核心，高速运行状态下，对列车制造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具有智能化、舒适度、安全性及优美的外型等方面的要素。这对列车研发和制造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此列车制造能力和技术也能够体现一国技术的高度。目前我国在此领域已经取得较大突破，国内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充分发挥智力优势和技术优势，分工协作，在动车组总成和列车牵引控制等领域取得9项重大突破，相关技术日臻完善。在高速铁路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适应不同国家的需求，我们会不断研究，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二）扩大了国内外的市场的需求
高铁是在新技术推动下人们交通方式的一种创新性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交通习惯，使遥远距离的流动更加迅速和廉价，扩大了人们的活动半径，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相关国家和地区要发展贸易必然要建立交通设施，因此市场需求将迅速扩大，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能够使产业发展具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市场需求的扩大是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必将使国内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以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使高铁产业获得更多的产业利润，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高速铁路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未来的市场需求空间极为广阔。
（三）对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推动作用
高速铁路的发展能够减少环境的污染，目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污染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交通运输，特别是汽车在运行中大量消耗汽油，排出包括二氧化硫在内的污染物，形成空气污染。高速铁路的普及势必减少汽车的使用量，从而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高速铁路的产业带动性的特点也表现非常突出。这是各类产业的的集成，促进了钢铁工业、加工制造业的发展，而且在流进社会流动性的基础上，为经济的繁荣、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一带一路”政策下促进中国高铁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中国高铁走向国际市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的理念对高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尽管在过程中可能会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为此大环境下，高铁国际化路径应当遵循理念。
（一）在政策层面实施“高铁外交”
通过外交手段促进中国高铁走出去。高速铁路的建设给国家带来强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高速铁路可以把陆路上遥远的距离接近，把国内众多城市和生产基地与西亚、中亚、南亚甚至欧洲各国相连，扩大了市场空间，使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寻找市场，也可以把海外廉价商品运输的国内市场，使国际分工进一步扩大，提高了经济的效率，为促进国内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增加我们在世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所以，对待高速铁路应当以发展的眼光和战略的眼光来看待，成立国家级的专门机构推动高铁外交的发展，积极推动高铁走向世界。
（二）积极参与高铁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
在中国高铁向海外进军的过程中，应当促进技术层面的国际接轨，相关机构应当努力提升我国高铁的国际声誉，突破海外标准壁垒，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不断细化技术标准规范，积极与发达国家合作，实现该领域技术层面的国际一致性，参与到各种国际标准的制定环节中，在这个过程中无形地使中国高铁的品牌国际影响度得到提高。
（三）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高速铁路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涉及了计算机控制、加工制造、调度与管理及市场推广等各个领域，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人才作为支撑。因此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通过研发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形成核心竞争力。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应当加大相关培养的力度，形成大量高水平的专业人才，才能从根本上为我国高铁的国际化发展创造条件。
（四）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高速铁路领域
高速铁路从研发到生产，所需要资金强度大，所以在产业发展的初期，应当扩大资金供给来源，提高投入力度。从融资渠道上来看，应当采取各种手段，在政府投入的基础上，扩大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式，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使民间资本的投入能够得到合理的价值回报，从而调动投资的积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BOT、PPP等手段，扩大资金供应渠道。
五、总结
“一带一路”政策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提出的宏观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给我国及相关的周边其他国家经济繁荣带来新的机遇。特别是对我国具有国际领先的产业高速铁路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这个大好环境下，应当充分认识高速铁路发展的新机遇，采取政策手段、技术手段和有效的融资手段，促进行业健康迅猛发展，通过占有国际市场来扩大发展空间。未来中国高速铁路行业将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对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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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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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研究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2）02
一、引言：高等教育的新环境、新主体呼唤新方法
高等教育面临国际化的新形势，同时高等教育的受众和主体也有新的变化，不仅包括“90后”的大学生受众，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队伍（即“70后”、“80后”的加入），对西方经济学教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教学方式与手段上都要有所创新。
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学教学改革十分必要。刘志彪等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教学模式经过多次更新，但由于其是脱胎于苏联的教学设计思想，因此仍存在若干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或问题[1]。方福前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两大偏向：一是夸大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二是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中所蕴含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全盘地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方法论意义来对待。他认为要矫正这两大偏向，必须进行教学理念、方法的改革[2]。逄锦聚从宏观层面指出了经济学教育教学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有待转变，高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合理化，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等方面[3]。
也有一些学者在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索。元惠萍从现代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方法入手，指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适合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由抽象转化到具体[4]。阮守武认为，像西方经济学这类基础课程的教学应该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中心，教师应该侧重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尤其是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5]。于泽认为，实验辅助教学是本科经济学教学较为理想的选择[6]。唐国华认为，教师应通过比较教学法使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7]。
这些研究都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主要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尝试提出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几种可能的“新方法”，包括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式教学法、内容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以期引发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二、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学教育宏观环境的新变化，面对教师与学生的“新主体”，如何设计、开发与选择西方经济学教学上的新方法，是本部分的核心研究主题。笔者认为，“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兴趣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抑或以上这一系列方法的综合运用可能构成西方经济学教学新方法的备选子集。
（一）换位思考教学法
在理论研究层面，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有关换位思考法的研究较为鲜见；在实践教学层面，这一方法也未得到广泛运用。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与同行听课，笔者发现，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并促使学生站在教师的角度，实现双向换位思考，寻求相互间的交集，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主动将自身定位为学生，把握以下内容：学生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样的教方法，期望达到怎样的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学方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难点与教学重点的把握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当老师从学生的视角来开展教学时，一方面，更容易了解学生对教学重点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对教学难点的解决与根除功效更为显著，更容易了解学生为何“卡”在某个问题上，找到问题的症结。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总效应”的讲解过程中，如若教师能实现学生身份的换位，就能够很容易把握学生在理解这组概念的过程中的难点，这个难点在于对“补偿预算线”的来缘和对替代效应的理解，即一种商品价格发生变动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其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变化；其二，使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我们界定替代效应时，却提及“在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对于两种商品而言，其中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二者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进而导致消费者对于该商品的需求量发生变动”，看似前后矛盾，而事实上，笔者认为，教学中的关键是让学生明白分析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时要剔除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此，在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界定过程常常出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表述，这样也容易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严谨与作为一门“科学”的显性特征。
（二）批判式与内容创新式教学法
这里的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均是相对教学内容而言，而非方式本身的创新。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将不仅使该部分内容取得较佳的传授效果，还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独立思考、创新的热情。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90后”，是富有创意的一代，教师理应注重这一层面的培养与训练。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对教师主体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更要求教师对此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进而形成对原有内容的批判与创新。也恰恰因为这一要求较高，这个方法在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国内一些微观经济学教材往往倾向于将“需求”与“需求量”这一对基本概念相互混淆，进而使学生产生极大误解，笔者曾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复习微观经济学内容时，问及“影响需求的首要因素”，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价格，而且其理论根据均是来自于教材。
（三）研究式教学法
所谓研究式教学法，就是针对相关课程中的核心内容、重点内容、难点内容，在对基础理论进行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式教学法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还有利于对课程重点与难点的把握。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根据差异化受众主体有针对性地、适当地应用，比如综合性大学可以尝试将其作为主导性的教学方法，而普通财经高校和其他一般性高校则可将其贯穿于重点章节和重要知识点的教学过程之中。对重点和难点内容适当开展研究式教学，不仅不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或难度高，而且相反能提高其学习积极性，掌握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并能拓展其分析问题的思维和视野，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教师可以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在他们时间允许、精力充分和能力较强的情况下，要求他们个人单独完成，如若某些条件受限，可以采用分组开展，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
例如，教师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弹性理论时，可以布置学生在此基础上开展一定的应用研究，如“如何运用弹性理论看待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运用弹性理论对超市日常与周末商品差异化定价进行经济学分析”，“从供求理论与弹性理论看公园门票的定价问题”等。再如，在讲解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中国近年来采用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思考并形成若干小论文，如“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何提出保8而不是保7.6抑或9呢”，“家电下乡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内在机制与效果”，等等。
（四）体系式教学法
截至目前，体系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中较为鲜见，然而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逐步认识到该方法的必要性。这里的“体系”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教师在讲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知识点的过程中都应该注重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坐标位置，即该知识点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若能做到这一点，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具体的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衔接与连贯自然是水到渠成。事实上，这一教学方法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点和教学体系了然于心，否则就难以在教学过程中真正贯彻体系式教学法。
在教学实践中，体系式教学[鉴于国内各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有所差异，因此这里笔者基于国内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进行阐述。]十分必要。如从对微观经济学整个体系的把握来看，教师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来引导学生对整个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把握：（1）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全貌进行介绍以使学生对之有个概览；（2）通过供求理论引出课程核心理论，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尤其要强调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并将价格理论作为课程体系的主线；（3）进入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微观主体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的介绍；（4）从生产论、成本论开始介绍另一大微观主体――企业的供给行为决策过程；（5）引导学生思考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这个纽带显然是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6）围绕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展开对市场行为的介绍；（7）在上述讲述的基础上可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在市场体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经济效率，后一问题可引导学生进入福利经济学的学习范畴；（8）指出市场不是万能的，由此引出对微观经济干预的介绍。
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教师可以主要以国民收入或总产出为分析框架展开教学：第一，从国民收入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绍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第二，在国民收入内涵与核算基础上，讨论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三，利用IS―LM分析工具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仍然是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均衡利率的决定进行分析；第四，从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层面，仍借用IS―LM模型，论证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运用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脚点同样在国民收入；第五，借用另一种分析框架或工具，即AD―AS模型，放松在IS―LM分析中价格P不变的假定，使得分析更为接近经济现实，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六，表面上探讨失业与通货膨胀间的内在关系，实质上仍围绕总产出为中间变量开展论证；第七，放松IS―LM、AD―AS模型中国际汇率E固定不变的假定，基于全球视角将汇率内生化进行考察，利用IS―LM―BP模型探讨国内外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八，从长期视角分析国民收入增长的趋势问题以及周期性波动问题。显然，国民收入构成其整个分析过程的核心主线。
这一方法的运用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师在全程教学过程能否做到认真对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每一门分课程、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个知识点。
（五）启发式教学法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了启发式教学法，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并没能具体细化，也不具可操作性。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教学的初始阶段，而且还可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教师不仅可以利用教学内容之外的经典寓言、人生哲理、世界观与价值观等方式来开展教学，还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课程自身内容进行启发。
教学过程中的启发非常重要，它能引起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结合经济生活的现实，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企业微观经济主体是如何定价的？该考虑和权衡哪些变量和因素？如若定价不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实当中又有哪些成功案例和惨败的经验教训？这一系列问题对学生的启发足以引起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再比如，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如何判定与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与趋势?宏观经济政策该如何制定？政策力度该如何把握与决策？政策效果当如何评价？这一系列贴近现实的问题必然能激发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六）兴趣式教学法
兴趣教学法对于任何一门课程都非常重要，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笔者之所以撑起为“新方法”，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兴趣式教学法的核心在于从根本上激发教师“教”的热情与学生“学”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应成为授课教师思考的重要问题。当学生兴趣被调动时，教师就在一定程度上驾驭了整个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也就完成了一半。至于学生的兴趣如何激发，其实上述每一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学生兴趣的调动，将学生导向有意义的学习，促进其知识的长期保持，并为其进一步的深入学习与探究提供了动机。从宏观层面来讲，校园的教风与学风、良好的校园文化塑造、学生整体的精神面貌等都会对其有较为深刻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教师的人格魅力、具体的课堂传授方式等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某种意义上说，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是一门艺术，它并没有标准划一的方法或模式。对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而言，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常见的生活案例，“假定今天早晨你的口袋中只有3元钱，你如何安排你的早餐？”“假若只有馒头和油条，你又会如何选择你的消费组合？”这会让学生对“消费者行为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兴趣激发式教学会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七）实验教学法
尽管实验教学法在众多课程（如物理、化学等）的教学中被广泛应用，然而事实上，这一方法目前在国内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尽管实验经济学这门课程近年来已逐渐被引入到我国，并重点采用实验方法进行教学，但截至目前，它在我国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用仍较为鲜见。
实验教学法的应用，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与热情，进而转向研究式学习的境界。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地运用这一方法。事实上，很多教师会有疑问：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中如何去设计实验？换句话说，设计实验很难。事实上，现有研究已为教师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素材，教师主体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经济学家张伯伦（E.Chambelin）曾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研究市场的不完全性。尽管由于众多原因他当时未能取得成功，但这却为实验方法的应用与拓展提供了重要思路。随后，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史密斯（V.L.Smith）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并倡导经济学实验方法，促成了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借鉴史密斯有关市场机理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同样可以设定由某班全班同学进行经济学实验，具体的做法是：将该班同学随机分成市场上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两组，然后由这两组模拟市场进行自发交易，最后通过实验中的供需情况，来观察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充分体会供求理论以及均衡价格的决定过程，进而也使其能够通过实验实现对理论的验证。
三、评价与建议
以上论述了笔者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探索的一些可行的新方法。事实上，以上方法的运用，教学效果也较为显著。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和讨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内在潜力也得到挖掘，不仅表现在课程成绩和成果方面，还表现在理论的升华、分析问题的视角拓展与能力的提升、实践应用等诸多方面，学生的创新实践立项、获奖、等比率均表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述教学方法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对其重要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事实上，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很难量化每一种方法的具体效果。这一系列的“新”方法，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学中所提及的一般教学方法相比，结合了经济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特征，显得更为具体、更为专业，因此更具有针对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笔者建议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对以上教学新方法进行综合运用，而不是单一方法或单纯几种方法的组合运用。
其次，鉴于专业之间的差异，比如经济学专业与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不同，教师也需要在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上有所侧重。
最后，教学方法的内涵界定上通常不仅包括教师“教”的方法，而且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本文这里论及的“新”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更凸显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内涵特征，即不仅对西方经济学教师在“如何教”方面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学生在“如何学”（包括批判式学习、创新式学习、研究式学习、体系式的系统学习、实验中学习等）方面具有重要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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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an Shide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中国市场经济
一、引言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通过研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三者的关系，对国际贸易现象的产生提出了深层次的原因，阐明了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动力、利益的来源等。而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服务，为了追寻超额利润而推动国际贸易，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而提供理论指导。两者在研究方法上、侧重点、内容和对象上各有不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我国参与国际贸易进程提供良好的借鉴，从而促进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
二、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提出来的，应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对西方经济学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借鉴与批判。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较为笼统地围绕着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这三者展开。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来科学地揭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由国际分工理论、国际价值理论和世界市场理论组成，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背后，来统一地揭示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源于它对资产阶级国际贸易实践的探究，不是简简单单地解释表面现象。通过对现象的观察，得出一个总体的规律。马克思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出现，是由于资产阶级追求超额利润而产生的。对马克思国际贸易进行研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国际贸易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国际分工，通过国际分工，可以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提高工作效率，从而获得利润。这也是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中心思想。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国际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国的国际分工，再加上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这使得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要真正地了解国际贸易，就要更好地了解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的出现，促进了各国的生产效率，使得各国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国际分工超越了社会分工的界限，如果没有了国际分工，就不会有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一直到今天，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中也起到巨大的作用。通过国际分工，使一种商品可以在各国利用各国的优势，比如技术、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从而使成本较低，获取更大的利益。虽然国际分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落后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是被迫的，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利润，通过战争等方式攫取落后国家的资源和劳动力，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而这一现象，也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却忽视了社会和历史原因，只停留在经济手段上。除了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还与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有关。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差异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商品交换的依据，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原理，可以体现在国内市场，也可以体现在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交换的商品，其价值，就是要通过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体现。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使得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开展国际贸易来获得差额。资产阶级通过国际分工产生的成本较小的商品，因为国际价值与国内价值的不同，将商品放在国际市场上售卖，所取得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国内取得的利润。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或者是由于商品的独特性，使其拥有国获得商品的垄断权，竞争规律受到限制，垄断价格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需求量，这使得拥有国大大受益。因此，国际价值也是推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之一。国际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巨大的舞台。而这个舞台，就是世界市场。
西方的资本主义，以殖民扩张的形式，将东西方国家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西方的经济可以不仅在国内发展，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程度地获益。因此，可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关键，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只扩大市场，这对资本家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不可或缺的。世界市场的联结，可以将国内分工扩大到国际分工，可以提高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中，需要提到的理论家是卢森堡，她首创了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她在世界体系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这一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国际政治领域，而是把市场延伸到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间的交换。资本主义间的交换，只属于内部市场的交换。而资本主义和被其剥削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交换，就属于外部市场的交换，这属于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资本输出，这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作了更深入地展开和论证。因此，从卢森堡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资本主义是不能独自存在的经济成分，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同非资本主义交换，就不能生存。也可以说，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国际贸易在社会生产下的作用，既是有利的，也是有弊的。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实现各国的劳动力、资源、技术等要素的国际交换和合理配置，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一国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扩大，促进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不是一个自愿和不流血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扩大世界市场，必然要迫使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的无限扩大和需求的有限减少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矛盾，这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这在历史上也已经证明了。
三、西方经济学中国际贸易理论
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经过各个时代经济学家的补充，直到现在，已经大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可以提及的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在国际贸易中，虽然提及的是自由贸易，但是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都是由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联结在一起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新国际贸易理论虽然有一定的保护主义，但主要着重的是自由贸易。而比较着重保护主义的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和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等等。西方经济学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这是资本主义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呈现出国际贸易理论的萌芽，但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暴露出很多问题，接着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对此进行完善，要素禀赋理论是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完成的，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开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越来越无法满足新的国际贸易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新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有规模报酬递增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可以解释当代国际贸易发展产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但相对的每个理论都有其弊病，而需要应对新问题，需要多者统一起来讨论。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国的距离已经无法阻挡国际贸易的发展，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渐渐地融入国际贸易的潮流，而面对这一情况，西方经济学也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从而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重商主义开始，都是围绕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中心来思考和研究的。如何在国际贸易这一浪潮中获取更大的利润，通过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来更方便地为资产阶级提高效率，这是西方经济学永恒不变的主题。从早期的重商主义贸易学说开始，其主张认为一国积攒财富的手段，就是要增加贵金属货币财富，而为了获取货币，需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国商品输出，实现本国贸易顺差。早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有了贸易顺差的意识，扩大一国的出口，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这为以后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然而早期的重商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局限，资本主义只是把眼光局限于货币上，而没有注意到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可以带来多大的财富。基于这一思想，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就把国际贸易注重在国际分工上，各国参与国际分工，可以通过各自的优势，而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实现双赢。之后，相互需求论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贸易分析模式，它提出了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两国的需求强度上，需求强度如果发生变化，则贸易条件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综合以上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瑞典科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这一理论，也为日后的新贸易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战之后，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出现了新的特点，如何来解释这些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试图用多方面多理论来研究，比如规模报酬递增理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成本的递减而取得成本优势，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贸易分工可以使一国扩大产业规模而获利，从而更好地参与国际贸易。与规模递增从而成本递减不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通过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来解释新形势下的国际贸易。新技术的创新，可以使一国在参与国际贸易中率先获利，但是随着模仿时滞的克服，新技术传播到各国，一些落后国家也拥有了该项技术。这一理论也符合当代国际贸易的新形势。这些理论都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指导意义，但是都具有片面性，无法解释全部的新特点。因此，新国际贸易理论只能解释表面现象，却不能挖掘国际贸易新形势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进程中，总有率先崛起的大国，也有落后的国家。
如何让这些稍显落后的国家，如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德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润，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还相对应地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其主要的论点有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凯恩斯的对外乘数理论，这些贸易理论为一个稍显落后的国家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利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各个主张仍有其局限性，例如在幼稚工业保护论中，在具体操作上对保护对象的选择并没有做深层次的分析。如果保护手段选错，也难以达到预想的效果。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进程，中心－论提供了新的方向，发展中国家应该摆脱发达国家控制的体系，但其发展并不理想，中心－论抛弃了市场机制，想要争取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对于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很难做到的。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虽然组成的理论庞大，但是各个理论都有其优势和不足，各有其侧重点，不能一概而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体和分工上进行综合的研究，新国际贸易理论又是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和新特点的不同解释，每一个理论虽然不同，但都有相关的关系。一个现象，可能是由多个理论来解释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并没有对背后的经济现象作深层次的研究，只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国际贸易取得利润，这与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点不同。但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又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深思，它为各国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指导，每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或多或少都借鉴了西方经济学，它对我们的影响重大。
四、比较与评价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是在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后诞生的。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在深刻地研究了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其国际贸易理论。两者的相通之处都看到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动力，国际分工发展较快时，国际贸易发展也较快，国际分工还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中，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国家的分工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落后的国家。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并没有把社会差异和历史范畴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而只是假设于参与国之间贸易位置的平等，通过这一方面来推导理论公式。可以说，在国际分工上，两者都注意到了，可是侧重点却有所不同。除此之外，在国际价值上，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由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商品就更青睐于放到国际市场上去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一思想，又与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类似。要素禀赋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为不同国家相对价格的差异决定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两者互相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马克思揭示的是国际贸易商品交易的一般规律，是为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要素禀赋则是通过了解各国商品相对差异，来更好地为国际贸易服务，出口该国相对富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可以这么来说，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和西方国际贸易理论都有其可以借鉴的地方。两者相互关联，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提出为西方的国际贸易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且在时代的进步中不断完善，而马克思通过研究这些西方的具体实践和相对应的技术，更概括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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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全面了解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学生对该课程的总体评价、学习态度、理解能力、对教学方法及教学形式的期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分级分专业教学,弥补教材的不足,推动互动式教学,以及要积极备战双语教学,以便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教学效果;教学方法;双语教学;调查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国际经济学课程,随后,该课程在全国迅速普遍,目前已经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国际经济学是涉及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西方经济学等的综合叉学科,他主要运用微观、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来研究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学课程越来越受到各高校的重视。目前,国际经济学的课程教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做了一次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调查,利用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该课程教学的建议与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说明
本次调查以河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和现代科技学院的经济类专业的本科学生为调查对象,主要涉及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和市场营销3个专业。为了数据真实有效,问卷采用匿名填写,共发放200份问卷,收回198份均为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有效率为100%。本次调查内容较为详实,样本涉及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现状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①收稿日期:2009-04-15作者简介:刘妍(1981-),女,河北保定人,硕士,助教,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第11卷第2期2009年6月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JournalofAgriculturalUniversityofHebei(Agriculture&ForestryEducation)本次调查主要从学生对该课的总体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理解能力、对教学方法及教学形式的期望等几个方面展开。
(一)总体评价调查显示,有107名学生对国际经济学表示很感兴趣,占总回答人数的54·04%;38·38%的学生持有一般兴趣;另有7·58%的学生不感兴趣。可见,大多数学生都比较喜欢学习国际经济学,这表明该课程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与国际经济学本身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有一定关系。不过,学生普遍反映该课有点偏难。调查中有8·08%的学生认为它是最难的课程之一,39·39%的学生感觉比较有难度,另有46·47%的学生认为难易程度一般,仅有6·06%的学生觉得比较容易。在学习的困难方面,38·46%的学生认为图形解释难度最大,29·23%的学生认为难以把握经济学思想,16·92%的学生认为数学基础薄弱是学习的障碍,另有15·39%的学生认为该课知识量太大,无法全面掌握。可见,该课程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前面表明,仍有多数学生对其很感兴趣,并没有因为其难而失去学习的信心。一方面,这表明学生能够认识到国际经济学的有用性,挑战难度也是对自身能力的一个考验;另一方面,作为教师,更应该透彻掌握该课程的精髓,抓住教学任务的重点,努力为学生排疑解难,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21写作秘书网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1.086
1研究背景
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和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在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手段主要有两种，即市场和政府。而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探究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如何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其中微观部分主要分析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宏观部分主要分析政府如何配置资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资源配置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自政府明确提出构建公共性政府（服务型政府）以来，政府的资源配置已经基本完成了从竞争性领域的撤出，资源愈来愈从生产领域转向公共领域，亦即党的文件中所提到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资源分配重点日益与从国计走向民生，越来越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如基本医疗保障，养老保险、住房补助、教育扶持等。而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主要由市场进行，理论和实践也印证了市场能实现微观领域资源配置的最优。所以在教学中体现这种转型，让学生在掌握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领会到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必要性，及我国公共型政府构建的历程和内容，使学生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能熟悉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因此，在新时期，西方经济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
2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分析
由于国内外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体制和教育资源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国内外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式上有所不同。
2.1国外教学方式
国外多数大学在基础课教师配备方面建立了严格的轮换上课制度。例如美国一些大学十分重视通过网络资源来强化经济学的课程教育。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来完老师布置的作业，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任课教师提的问题。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安排考试、答疑、批作业等。教师在个人主页向学生公布本人教课程的内容介绍、教学进度、参考书目以及学习求，甚至把本人发表过的论文以及工作论文等材公布到网上，给学生提供参考。这些手段的运用培养了学生高度的独立和自主能力，加强了教师与生之间互动和沟通（刘志彪，1999）。
2.2国内传统教学方式
在我国，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介绍西方经济理论的学科，具有概念众多、原理抽象等特点，对学生们来说晦涩难懂，并且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靠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应试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的理论，严重影响到学生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其次据黑龙江省教育“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时期高校学生培育工作创新研究”课题组调查发现，有50%左右的学生课后不温习和课前不预习功课，由此产生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另外，西方经济学还存在教学内容设置、课时配置比例不尽合理，以及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更轻探究型教学的问题，这对西方经济学知识的理解和今后的工作十分不利，为此，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进行创新，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已显得十分必要。
2.3国内教学方式的改进
针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的枯燥性以及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众多教学者纷纷提出多种改革方案或者建议，主要的观点集中在案例教学、研究性教学几个方面：
比较早的讨论主张将工商管理类课程案例教学中的成功经验移植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案例教育法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朗戴尔教授1871年首创，至20世纪初，被美国所有法学院接受，随后被经管类课程教学所接受。由于这种方法有助于帮助学生掌握复杂抽象的理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被国内众多西方经济学教师所青睐（郑凌燕，2008；宋宝莉，2011）。
文良等人为了调动课堂气氛，提升学习效果，提倡采用辩论式教学法。主要内容是针对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为了加深某些理论的认识，开展一些“竞争好还是垄断好？”、“失业好还是通货膨胀好”等诸如此类的辩论赛。为了展开辩论，学生们必须查阅大量的资料，在此基础上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因此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Ф?课堂气氛，巩固学习效果（文良，2012）。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研究性教学。该方法主张在教学中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教师把研究的思想、方法和新进展介绍给学生、以研究的方式组织课堂活动，学生则在研究中学习和成长，形成独立思考的气质和批判精神（曾祥炎，2014）。与这一提法强调以教师为主导不同，董大朋等人主张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过程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董大朋等，2016）。另有学者提出以教学团队形式和教师的科研来推动实施效果会更佳。教学团队通过指导学生掌握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观察问题并解决问题（成新华，2008）。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建议采用较新的教学方式。主要分为四小类。首先是网络课程（幕课、微课）方式（杨继波，2013；韦忠娟，2014；施淑蓉，2015；）。通过网络课程或微型课程的方式，使学生达到可以随时随地、利用零散时间学习的目的。其次是多媒体教学法。唐秀伟等人建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整合案例资源（唐秀伟、李伟，2012）。还有学者将“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引入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当中。“翻转课堂”教学方式源于2007年的美国。“翻转”意味着将课堂讲授、课后巩固和课下作业这一套传统的教学方式颠倒过来：学生先在课下看教师提供的教学视频进行学习，在课堂上就不清楚的问题向教师请教或与教师进行交流（施淑蓉，2015；战岐林，2016）。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建议使用微信、微博、博客和校园论坛等互动媒体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陈丽，2016；杨祖义，2016）。这些新型信息手段的利用，方便了师生，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展了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地理空间，将有形教室和无性教师结合得天衣无缝。
3建议：将探索性教学引入西方经济学教学
综上可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学者们要么集中在教学内容的深化或延伸上，例如案例教学法是对经典案例的充实或者加入中国的具体案例、教研结合法是将教学和研究进行连接和延伸；要么集中在教学手段上，例如辩论教学法利用了辩论赛的特点、幕课和微课等利用了各种新型的电子信息手段；要么干脆将传统的教学方式倒了个个，例如“翻转课堂”法。这些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反映了学者们对改进传统教学方式的努力，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学者们很少用到“探究式教学”方式。探究性教学概念自美国生物学家施瓦布于1961年提出以来得到了教育界的充分肯定。这种方法突破了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把教师的“备课”变为“设计”，从课堂上的“独白”走向“对话”，从知识点走向问题域（郝志军，2005），是一种教学方式的重大变革。然而，我国目前“探究性教学”在师范类专业使用比较多，而在普通高校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很少使用。
尽管教师通过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但学生课堂参与度不高。在学生对教师提问的反应上，选择“被点到才回答”的学生占72.73%（48人），而选择“经常主动回答问题”的学生占3.03%（2人）。该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的专业教学方法改革应该从提高学生课程参与度方面入手。本专业教师科研与教学互动的状况不够理想。在问及“本专业教师是否会展示其在科研方面的成果和进步？”（单选题）上，21.88%（14人）的学生认为“会”，53.13%（34人）的学生认为“一般”，20.31%（13人）的学生认为“不会”，4.68%（3人）的学生认为“从不”。在“本专业教师是否会将其取得的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内容中进行讲授？”（单选题）上，31.82%（21人）的学生认为“会”，54.55%（36人）的学生认为“一般”，12.12%（8人）的学生认为“没有”，1.51%（1人）的学生觉得“从不”。本科生参与科研活动的情况有待提高。在回答“您参与过本专业教师所主持的科研项目的次数？”（单选题）上，只有1.51%（1人）的学生选择“5次及以上”，7.58%（5人）的学生选择“3次（含3次）至5次”，12.12%（8人）的学生选择“2次”，22.73%（15人）的学生选择“1次”，56.06%（37人）的学生“没有参与过”。关于“您是否在相关刊物（有CN刊号）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单选题），只有13.64%（9人）的学生选择了“是”，其余的86.36%（57人）的学生选择了“否”。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学生没有参与过本专业教师主持的科研活动，在刊物上发表过论文的人很少，需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研究生助教作用不明显。在问及“您认为研究生助教的加入对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重要程度如何？”（单选题）时，认为“很重要”的学生占6.06%（4人），认为“重要”的学生占39.39%（26人），认为“一般”的学生占50.00%（33人），认为“不重要”的学生占3.03%（2人），认为“根本不重要”的学生占1.52%（1人）。
二、推进本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方式方法改革的思路
1.重视课程分级分类，使教学方式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大学课程根据学生的年级和课程的学习要求而设置，授课模式依据学生和课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需要有符合课程学习要求的课堂活动形式。[2]从问卷结果可以看出，学生对授课模式有多样化、符合实际需求的期待，他们更喜欢提供模拟将来工作状态的授课方式，占57.58%（38人）。或是“以多媒体视频为主的视听课”的授课模式，占43.94%（29人）。在教学方法上，学生更希望教师能够采取启发学生尽量从不同角度来认识同一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法以及结合实践调动学生开展调查，要求学生对问题能够透彻理解，然后举一反三的方法，这分别占71.21%（47人）和53.03%（35人）。该专业学生在第一学年主要学习公共课，内容多为理论性基础知识，可以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需在准确传递基础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加入生动的例子以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第二、三学年是学生学习科类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的黄金时期，学生富有激情与求知欲，教师可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例如将学生分组并安排不同的课题，让各小组学生对所研究的课题进行分析汇报等。
2.重建课堂师生关系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存在教师主动教授、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学生在这一过程中只是负责听，有着“我有听课就可以了”的心态。[3]但新一轮的教学方式方法改革，需建立平等、合作、友好、共同参与的课堂师生关系：学生要参与到课程中对教学内容提出要求，进行反馈。[4]教师在完成独立单元的授课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应既包括所教授的重点知识，也包括学生对课堂教授方式的认同程度），然后根据问卷结果调整其后的课程讲授方式方法。要突出体现研究生助教在新模式中的联结作用：研究生助教在年龄、学习经历和学术水平方面与本科生大致相同，容易建立友好合作的课堂关系。课堂师生关系的重建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室里的“课堂”，还可扩展到学生的课后日常活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需具备很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及实务操作能力，学生希望在课外可以与教师交流以提高技能，如给教师发送英文信函、在日常的交流中尽量使用英语等。
3.进一步改进成绩评定机制最终成绩的评定可分为平时课堂表现、课内外作业、出勤及期末考试等部分，要进一步降低期末考试的比重。积极尝试不同的考核方式：答辩式，即学生在题库中随即抽取一张试题（试题卡上只有1或2道论述题），学生现场作答，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现场给分，这样可以检测学生的知识吸纳程度及表达能力；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与课程相关的文献，让学生撰写文献综述或阅读文献的心得体会；将学生的外经贸实习活动心得纳入最终成绩、提高开卷考试的比例、增加英文口试内容等，增加成绩评价指标的多样性。
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应当发掘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新世纪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 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人们对于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种种预测。中国 经济难该头展，对于中国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同时，为中国经济学家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学究竟该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实 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吗?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 想。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 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 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政府决 策和社会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 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的历程已经凝聚着一批经济学家的心血，他们的思想、学术及观点，已经或正在不 断地由“精神变物质”。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 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范式。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 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做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 应地引发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比倬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 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 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 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 谜”，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 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经济 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变还是不变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 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 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 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 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 见：
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糅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 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 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 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 推导出政策性结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经济学还是 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 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 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 方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当前，与国 际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 济学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 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 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 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 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 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 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 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 点。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 展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 经济学”研究基地，吸收全国有关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 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特别应当注意加强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 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应该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千方百计地将研究成果英译本转送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 请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
国别的经济学理论
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 ，世界上可能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 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 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 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 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弃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 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当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 的，但这些研究资料经过经济学家的思维便不再具有国别特征。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 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 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 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 能具有国别特征。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看，他们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 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研究的范围从横的方 面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四大部分；从纵向上包括 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个层面；从流派上涉及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 、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因此，“中国经济学 ”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 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经济学家要学会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