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1 17: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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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投资;基准收益率;HCOR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34-04
一、前言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规范了政府、企业的投资行为及其监督管理的方式,确立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尤其是对企业申报的项目采取审批、核准和备案相结合的方式,充分发挥了企业投资决策的自,因此在项目前期的投资分析中,作为财务评价的重要参数之一的基准收益率的测算和选取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判断项目财务可行与否的基准。本文就是以农业投资项目为例,着重介绍农业投资项目基准收益率HCOR的测算方法及应用分析,希望企业在投资农业项目时有所借鉴。
二、企业农业投资项目HCOR的测算
(一)企业农业投资项目基准收益率测算模型分析
为解决投资项目行业基准收益率确定的及时性问题,笔者总结多年投资工作经验结合国内外投资理论,把农业投资项目的基准收益率 ( 折现率)测算主要模型归纳为三类:综合资金成本测算法、德尔菲法、项目模拟与统计分析法。在日常的基准收益率测算中的主要采用综合资金成本测算法,本文在测农业投资项目的基准收益率时也采用此法,所以重点介绍一下综合资金成本测算法。
综合资金成本估算法即加权平均资金成本估算法,是一种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长期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测算基准收益率所采用的最普遍的方法,筹资的方式很多,不同的筹资方式和结构带来的资金的成本有高有低。企业的资本构成可以分为债权资金和权益资金两大类,债权资金又可分为长期借款和企业债券两大类,权益资本既可以通过留存收益在内部筹集,也可以通过出售普通股股票在筹集,因此权益资本可分为普通股和留存收益,下面就从这几个因素来说明。
1.银行借款
税前资金成本:Kd=i
税后资金成本:Kd=i(1-t)
其中,i为贷款的年利率;t为所得税税率。
由于在实际中,贷款利息被计入所得税前成本中可抵消所得税,因此,从借款的角度,可以将其看做降低银行贷款的成本。
2.发行债券
发行债券的成本主要来自债券利息和筹资费用,其公式如下:
KB=
其中,f为债券筹资费用率;i为债券利率。
如果债券是溢价或折价发行的,则发行的差额应该按年进行摊消,公式如下:
KB=
其中,B0为债券的票面价值;B1为发行价;n为债券的偿还年限;F为债券发行的筹资费;I为债券年利息。
3.普通股资金成本
对于普通股持有者来说,它仅是一张凭证,而且收益是多变的,从概念上来说,其资金成本是股东投资期望得到的最低收益率,该收益率有股东在股票市场上根据股票价格和预计的每股红利,以及公司风险状况所作的选择来反映。
KS=+G
其中,D0为基期预计年股利额;P0为普通股筹资额(基期市场价,即票面值);f为普通股筹资费率;G为预计每股红利的年增长率。
4.吸收直接投资
吸收直接投资虽然在企业经营期间不必归还本金,但经营者有责任保证按出资额分配利润,以满足投资股东的盈利期望(或机会成本)。这些直接投资包括吸收投资合伙人的投资资金和企业再投资资金,后者包括法定盈余公积金、未分配利润、企业提取的折旧费、摊消费和符合会计制度规定可以用于再投资的资金。这些资金作为公司权益的一部分,属于业主或股东,但未以股利形式发放,保留在公司内的资金。表面上,它是不需要支付成本,但是实际上也有企业和股东所期望的收益率的问题,同时,使用其从事投资活动时存在着资金的机会成本问题。
可以比照普通股资金成本法:
Kr=KS
根据机会成本的原理,如下:
Kr=
其中,R为保留利润向外投资预计可以获取的利润率;f为手续费率;t为投资者应缴纳的所得税率。
5.加权平均资金成本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是以各种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为权数,对个别资本成本进行加权平均确定的综合资本成本率(Overall Cost of Capital),即企业全部资本的总成本。通常由个别资本成本率和各资本权重两个因素决定,其计算公式如下:
WACC=Ki×Wi
其中,Ki为第i种资本成本;Wi为第i种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即权数。
(二)企业农业投资项目HCOR的测算方法及应用
企业农业投资项目的风险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平均风险相同时,才能利用企业的资本成本作为项目的HCOR,否则我们要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如果项目提案的风险高于公司现有业务的平均风险,我们可以在该利率上加一个附加的风险调整量来说明项目的附加风险。因此,在确定企业农业投资项目的基准收益率的时候,企业资本成本的估算是基础和前提。
第一步:自有资金的资金成本
企业自有资金可以理解为企业的再投资资金,它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金,是企业权益资本的一部分,表面上看不存在实际资本,但是用这部分资金进行投资要考虑机会成本,但当自有再投资资金只是项目总投资的一部分时,为了便于分析,可以将再投资资金视同于新增普通股本资金,即用股东期望的最低投资收益率来分析,因此可以按照2、1、(4)的公式进行计算,这将放在第三步处理。
第二步:借贷资金的资金成本
借贷资金的资金成本的计算方法按照2、1、(1)的公式来计算,相关利率可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查到。结合农业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本文取5年以上为基准,取均值为8.92%,银行贷款利率为单利,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在计算过程中对其进行复利调整,项目的时间周期一般都在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因此可以认为计息周期为一年,此时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是相等的。其次,现代农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取25%。利率的相关转换公式如下:
复利与单利的转换:
I=(-1)
其中,I代表复利的值;i代表单利的值;n为时间区间。
K′d=-1=-1≈7.66%
以上是税前的情况,实际中,由于贷款利息被计入所得税前成本中,可产生抵税作用,因此公式变换如下:
Kd=(-1)(1-t),其中t为税率。
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转换:
Reffective=(1+)n-1
n为一年中计息次数;Reffective为实际利率或有效利率(Effective interest rate);Rnominal为名义利率或年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
以上是离散式的,当计息期趋向于无穷小时,离散式实际利率可以转换为连续式实际利率,当然这种更多体现的是理论上的合理性,转换如下:
Reffective=(1+)n-1=eRnominal-1
第三步:权益资金的资金成本
权益(股本)资金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由于优先股在国内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数量少,而且不多见,故不予考虑。普通股股东收入是不确定的,故其资金成本较难计算,本文采用的是CAPM模型进行计算,其中无风险投资收益率采用政府发行的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取五年期国债利率为6.省略)得出农业上市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取近似值为2.61%。行业风险溢价通常可以借鉴美国的市场风险溢价然后进行调整,或者利用历史市场数据估计市场风险溢价,本文结合二者综合确定。回顾已有对美国的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结果,美国各大投资银行和评估机构对美国市场风险溢价的估计在4.0%～5.0%之间,同时Stern Stewart的研究表明美国股市的市场风险溢价有下降的趋势,故取美国的市场风险溢价为4%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市场为成熟市场的代表,则中国的市场风险溢价就等于美国的股权风险溢价加上中国股权的国家风险溢价。中国股权的国家风险溢价可以参考Damodaran的估计结果,为2%。从而中国的市场风险溢价为6%。鉴于农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的偏低的事实,行业风险溢价可以把估计值下调1个百分点。
Ke=Kf+β×(Km-Kf)=6.34%+0.8162×5%=10.241%
K′d=-1=-1≈8.62%
第四步:资金权重
从农业企业的角度,可以采用行业统计均值,但在具体项目中,可以依据项目的具体状况分配权重进行计算,这里采用的是行业的统计均值,可以得出权益资本权重(,)取近似为38.63%。
第五步:计算WACC及行业基准收益率
计算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如下:
WACC=Ke+Kd
第六步: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
包含通货膨胀的折现率(HCOR i n f)的计算公式:
HCOR i n f = HCOR+f+HCOR×f
其中,f为通货膨胀率;HCOR为不变的基准收益率,即与不变(价格不变,无通货膨胀)货币流量相关的折现率;HCOR i n f是包含通货膨胀因素的折现率。
转换公式为:i′=-1=
其推导过程:P=F=P′=F′=F×
其中,i′为实际利率(不包含通货膨胀因素);i为市场利率(包含通货膨胀因素)。
基于CPI的通货膨胀率均值为2.16%(根据2000―200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动情况求得均值,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stats.省略/tjgb/)。
本文为为保持口径一致,设定基准收益率时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在评估中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首先要选定基年,基年可以任意选定,通常在投资评价中选投资零年,然后根据相对于基年同等货币购买力的原则,剔除各项收入或支出中的通货膨胀因素,再进行等值计算,我们通常可以利用以下公式:
F′=F
其中,F′为同一时点并相对于基年同等购买力的不变值;F为某一时点的当年值;f为通货膨胀率;n为当年与基年的时间间隔。
第七步:计算结果
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来拟合,计算如下:
=≈1.59,β无杠杆==≈0.37,
根据具体非上市企业的情况进行调整后的β值为:
β=β无杠杆1+(1-T)=0.381+(1-0.25)≈0.49
名义Ke=Kf+β×(Km-Kf)=6.34%+0.49×5%=8.79%
通过以上分析,便可以列出如下表格进行计算:
三、结论
1.这个计算结果并不是基于具体项目情况来计算的,而是从参数的角度,通过农业企业的统计数据来测算的农业类企业投资项目的财务基准收益率。对于农业企业的具体投资项目,这个参数是可以结合企业自身的状况按照这个方法和路径进行调整,从全行业的角度,可以取值7%～8%作为一般性基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企业投资项目采用行业基准并不一定合适,行业基准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其反应的国家政策导向,只能为投资决策提供了辅指标。
2.在测算HCOR的时候如何考虑税费问题非常重要,而且和项目评估的过程联系在一起,而且这部分的争议较大,可以参考《参数》(第三版)中的做法,分别测算出融资前税前的财务HCOR和税后的HCOR,这里的税前税后的税指的是企业或项目的所得税。
3.借贷成本的税后成本可以方便计算,因此可以方便计算税后HCOR,但是对于税前HCOR的计算存在困难,因为通常认为税后成本的权益资金成本没有办法折算成税前值。在计算过程中,考虑了企业税率以及国内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利用此参数进行农业项目财务评价的时候,在成本以及收益的估算上可以根据文中的方法选择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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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对房地产市场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众所周知，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项目，如何科学地去库存、改善供求关系，成为一大难题。根据分析，房地产出现产能过剩，会导致房地产新投资减少最后导致GDP负增长。我国房地产的空置房无论过多或者过少，都对国民经济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这更需要我国对房地产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等现实因素，进行科学的合理预算估测，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增长。
2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的影响因素
2.1通货膨胀
如果商品市场面临通货膨胀，商品购买者总是在不断地观望，预期商品的价格会更加持续地上涨，如此货币贬值。正是如此，消费者们希望通过购买固定商品来防止货币贬值，尤其是像房子这样一类的极其耐用品。所以，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房子的销售量往往大增，且有不断上涨的趋势。但是，作为房产类，这些稀缺特殊的资源，一些商品的提供者总是遵守将货品囤积在自己的手里的原则，而且房子这类资源物品往往耗时较长，需要很长一段的开发建立时间，这一系列原因最终导致房子的货物量供不应求。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于房子的需求在短时间并不会减少，而且在供应方面，供应房的数量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剧增。所以，在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两方面原因导致了房子价格不断上涨，往往直接导致了房地产的开发投资规模。所以，通货膨胀间接导致了房地产投资开发规模。
2.2城市化进程
如何说城市化进程影响房地产的投资开发规模。这要从城市化进程代表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城市的整体水平的标志。如果一个城市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水平高，这个城市就有许多的人口，居民数量极多，人口多导致需求大，对于各类商品的需求量将会不断地提升，特别是房地产这类刚性的需求。供求相互作用，大量的需求拉动供给，因此供应端不断地完善，大城市的房地产的硬件设备都比较完善，例如物业公园等设施，价值决定价格，同时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也普遍比小城市的房地产水平较高，如此又促进了房地产的投资规模，如此不断地往复。当然，还有其他部分的原因，例如随着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的土地面积有限，不够城市的建设使用，因此，城市只好向周边地区不断推进，不断利用周边农村的土地资源，导致居住在农村的农民失去了土地，政府和开发商为了安抚农民需要支付安置费用或者一些用来安置农民住处的安置房，如此又使房地产投资开发的成本不断地上升，最后影响了房地产投资开发规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城市相比农村，工资高，许多农民为了谋图发展，从农村来到城市谋求工作，农民工进来城市需要住处，因此有大量的住房需求，导致房地产的需求上升。最后，还有一大堆的毕业大学生在毕业之后，为了更好的未来，选择在城市发展，安家落户，因此一大波的毕业生对住房的需求量提升了城市的房地产的需求，影响了房地产企业的开发投资规模。
2.3财务现状
房地产企业建设的费用主要包括销售、财务、管理三个方面。虽然费用在总体投入的额度中占有的比重不是最大的，但是因为销售以及管理两种费用极其容易因为一些不确定外在的原因所影响，因此费用也是极其需重视的一个支出。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其开发的费用产生于前期资金融资而需要支付给银行的利息。所以，要引起注意的是，追本溯源，对成本费用进行控制，就是对融资的额度规模进行控制。如此，可以从根源上对财务的成本费用进行更好地控制。财务的良好控制现状，可以促进对房地产的投资规模的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究竟运用到哪些领域，每个环节分别占用多少的份额。因此房地产企业建筑开发需要加强其财务资金成本的使用范围的准控。在市场经济下，一个产业往往会带动产业链的发展。房地产企业进行建筑项目的开发，其资金会流动到多个部分环节，包括:一是房地产建筑项目所征用的土地所需的赔偿居民的拆迁费;二是建筑项目的工程建设的成本费用;三是建筑成型时后期软安装所需的成本费用;四是房地产建筑项目给未来居民的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资，例如公园、电梯等;五是一些其他建设建筑项目所需且发生的直接费用。当然，这些各个部分所发生占用的比例经常不合常理，有的几种资金投入所占比例明显超标或者过少。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严格督促财务部门对当前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因此财务的现状会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规模。
2.4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
第三产业是服务产业，需要一大堆的劳动力。其发展水平能代表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较好的地区都是劳动密集型地区，其对劳动力有极大的需求。因此第三产业是影响我国房地产投资与规模的极其重要因素。比如第一、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极其容易被大机器、科学技术所代替。相反，第三产业的服务行业其劳动力的需求量极大，且短期内不会被代替。所以大量的劳动力水平需要大量的住房，带动房地产的投资开发规模。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城市的居民人数也高，往往聚集在一片的地区，所以房子都是大片聚集，覆盖面积大。只要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的地方，其商业化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交通水平也是相当之高，因此带动周边房价上涨，呈直线上升。第三产业对房地产的开发投资有相当大的影响。
3结论与相关建议
3.1结论
城市化进程、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指数增长率都会影响房地产的投资规模，未来城市化进程规模、速度、规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对房地产投资规模起巨大推动作用且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城市化率对其影响最为显著。从行业相关数据分析，房地产行业产量严重过剩、库存积压是如今的主要问题之一，解决问题的一大关键在于从供给侧改革，减少产量，解放生产力在生产端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综上所述，我国房地产投资规模增长速度可能会在整体上有所下滑。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全程造价控制；投资决策；项目设计；实施阶段；竣工结算
引言：
房地产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生产要素，是发展社会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物质条件的基础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房地产开发的造价控制，直接影响到工程的造价和进度、质量的好坏，是房地产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长，所以成本控制的周期也较长，这给目标成本的设定、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绩效考核都带来了不少的困难。此外由于开发周期长，成本的信息涉及面广，影响地产项目成本控制的不确定因素多。例如，关于拆迁国家虽然有较详细的政策，但最终的金额主要还是开发商与拆迁者谈判的结果，其中的不确定性也较大，成本预算往往被突破。建筑安装成本、基础设施成本、配套设施成本主要受市场建筑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建筑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因此，在整个开发过程中，无论是市场因素还是人为因素对成本都有较大的影响且不易预测，众多的影响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加了开发项目成本控制的难度。
目前，大多数开发商对房地产开发工程造价的控制，局限在施工预算、结算而忽视全程的造价控制，其结果是事倍功半，控制效果不甚理想。本文认为，要想做好房地产开发造价的控制，必须从贯穿房地产开发的全过程入手，做好每一阶段的造价控制。
1 房地产开发全过程造价阶段划分及其特点
目前，根据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程序，房地产项目从酝酿、规划、建设到投入使用大致分为4个阶段：项目投资决策阶段(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投资收益分析)，项目规划设计阶段(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批)，项目实施阶段(施工阶段)，项目竣工结算阶段。
1.1 在项目投资决策阶段，开发商依据建议书编制初步投资估算，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编制详细投资估算，由于都是投资估算，一般误差在＋30％到-20％之间，所以误差较大。这一阶段建设工程造价控制的难点是：第一，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尚未确定，估算难以达到准确；第二，此阶段开发商有时是为了争取项目的开工，行政决策意识比较强，投资估算偏小；第三，投资估算所选用的数据资料信息有时难以真实的反应实际情况。
1.2 在项目规划设计阶段，从控制建设工程造价来说一般又分为4个小阶段：第一，方案规划阶段，该期间开发商应根据方案图纸和说明书，作出含有各专业的详尽的建安造价估算书；第二，初步设计阶段，开发商根据初步设计图纸和说明书及概算定额(扩大预算定额或综合预算定额)编制初步设计总概算；概算一经批准，即为控制拟建项目工程造价的最高限额；第三，技术设计阶段(扩大初步设计阶段，简称扩初)，开发商应根据技术设计的图纸和说明书及概算定额(扩大预算定额或综合预算定额)编制初步设计修正总概算；第四，施工图设计阶段，开发商应根据施工图纸和说明书及预算定额编制施工图预算，用以核实施工图阶段造价是否超过批准的初步设计慨算。施工图预算是确定承包合同价，结算工程价款的主要依据。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设计阶段的造价(估算、概算、预算)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前者控制后者，后者补充前者，共同组成设计阶段的控制系统。
1.3 在项目实施期间，开发商主要按照施工图纸，结合承包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以合同价为基础，拨付工程款。该阶段造假控制的难点在：第一，因物价上涨所引起的造价提高；第二，由于设计中难以预计而在施工阶段实际发生的工程和费用；第三，考虑到业主提高标准，指定材料、设备而引起的工程费用的上涨。
1.4 在竣工验收阶段，全面汇集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实际花费的全部费用，开发商以合同和工程实体为基础，如实体现建设工程的实际造价，编制竣工决算。
2 房地产开发四个阶段的造价控制对策
2.1 项目投资决策阶段，是影响项目成功与否和做好造价控制的关键阶段。方案的选定和投资估算的定位是建设项目的核心，这一阶段不仅关系到目标实现时间的长短、质量的优劣，也是全过程造价控制的源头，对以后各阶段的造价控制起指导作用。如何在这一阶段把质量、造价和工期结合好。就需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详细的资料收集和反复的方案比较，尽可能选出最佳组合，做出科学的决策。要成立投资策划部门，根据公司现有的资金、土地储备情况及融资能力，结合当前市场行情，进行必要的、专业的分析论证，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建立项目审查制，公司做出的投资分析报告还应聘请专业咨询公司的有关专家进行审查，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供决策层决定。其次，依靠公关工作，合理合法地降低项目造价，也是控制项目造价的有效途径。
在另一个层面上，开拓金融业务，提高融资能力，增强项目活力，降低财务费用也是房地产项目开发成本控制的重要工作。在房地产开发中，金融资本同项目资本相互独立而又紧密结合，房地产业离开金融业的支持和配合，将会寸步难行。目前，房地产行业普遍存在融资渠道单一，利率水平较高，货币供应过紧的状况。真正完善的房地产融资体系必须是两条腿走路：一是依靠银行；二是依靠资本市场。因此，积极拓宽房地产项目融资渠道，降低房地产开发财务费用，增加企业信贷规模，对降低资金成本，分散和降低项目开发风险也具有重要作用。
2.2 项目设计阶段，是除了项目决策之外影响项目投资最大的阶段。该阶段的成果，通常就是用图纸表示的具体设计文件。在这个阶段项目成果的功能、基本实施方案和主要投入就基本确定了。项目设计阶段对总投资的影响较大，一般建设项目的经验数据为20％-30％，项目使用功能影响在10％-20％。数据表明项目设计阶段对项目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要想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就要抓住设计阶段这个重要环节。
具体来讲，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控制。
其一，实行设计方案招投标制度。通过设计招投标来选择优秀的设计单位，从而保证设计的先进性、合理性、准确性。同时通过招投标还可以选择到优秀的设计方案，避免因建筑产品设计落后影响销售，造成资金长期得不到回收，经济效益无法保证。
其二，实行项目限额设计。限额设计，就是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按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同时各专业在保证达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分配的限额整制设计，保证投资总限额不被突破。
其三，进行设计图纸多方评审。加强图纸会审，将工程变更的发生尽量控制在施工之前。在设计阶段，克服设计方案的不足或缺陷，所花费的代价最小，可取得的效果最好。在工程施工前，对图纸技术上的合理性、施工上的可行性、工程造价的经济性进行审核，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设计图纸进行全面的审核管理工作，以求得提高设计质量，避免因设计考虑不周或失误给施工带来影响，达到造价控制要求。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测算；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0；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0-0071-02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本同物质资本一样，对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计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前提是测算出人力资本存量。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人力资本存量测算的方法很多。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对三种常用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和比较，分析各类方法的优点和不足，对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有一定意义。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美国Schultz系统阐述了人力资本，并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生产技术、健康和知识[1]。Becker将人力资本定义为才干、知识和技能，还包括时间、健康和寿命[2]。Pantzalis和Park提出，人力资本指的是知识、技能和经过教育、培训从而使人能够高效率完成工作的才能[3]。Wright、McMahan将企业的人力资本分为个体人力资本和群体人力资本[4]。
在我国学者中，王勇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企业成员的知识和技能[5]。邓玉林认为，人力资本是劳动者身上体现出来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能力、技能和知识；陈关聚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工作能力和健康的价值总和。
通过古今中外学者对人力资本概念的研究总结，本文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归纳为，通过后天对教育、医疗保健、实践经验、培训的投资，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能带来经济价值的知识、健康和技能的总和。
二、人力资本的分类
与人力资本的概念相比较，古今中外的学者对人力资本的分类研究有所欠缺。笔者通过对研究文献的梳理，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归纳如下。
外国学者中，Becker将人力资本分为一般人力资本和特殊人力资本，特殊人力资本又分为特定企业人力资本和特定行业人力资本；Gibbons将特殊人力资本又划分为特定企业人力资本、特定行业人力资本和特定任务人力资本。Phan和Lee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企业特定人力资本和非企业特定人力资本；Pennings等人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和雇员人力资本。
我国学者中，李红霞、席酉民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劳动型、技能型和信息型人力资本；张志宏将人力资本划分为技能型、管理型和简易型三种；刘剑熊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种，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对应的非企业家人力资本；李平认为人力资本划分为三种，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员工人力资本、团体人力资本。
三、人力资本的测算
（一）成本法
成本法测算人力资本建立的基础是：知识和技能是构成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为获得知识和技能支出的总投资费用对人力资本进行估算。Schultz（1961）用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总成本的货币折现值对人力资本存量进行估算。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投资总成本包括学校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劳动迁移投资和成人教育投资。
（二）收入法
收入法测算人力资本建立的基础是：通过计算人力资本获得的收入价值对人力资本进行测算。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和薪酬。收入法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收入增长率和折现率。李海峥用劳动生产增长率代替实际收入增长率预测未来收入。另外，不同国家由于受许多因素包括政策、环境等的影响，工资水平不同，用收入法测算的人力资本就会有偏差。
（三）受教育年限法
受教育年限法的建立基础是将人力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中的教育要素作为构成人力资本最重要的要素。这种方法的使用步骤是，首先，将研究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划分，基本上分为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五类；其次，将这五类受教育程度设置相应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6、12、9、6、3，给予受教育年限相应的权重值。 受教育年限法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人力资本总存量
人力资本水平=H/就业总人数
H1、H2、H3、H4、H5分别表示大专及以上学历、高中、初中、小学、文盲和半文盲的人数。
结语
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测算方法进行归纳，建立表1，对三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各类方法的优劣，对选择合适的人力资本测算方法有很好的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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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综合开发成本 直接开发成本 开发初期 开发中期 开发后期
21世纪，世界能源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天然气在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日趋凸现。“十一五”期间国内天然气开发投资规模不断增大，投资结构日趋复杂，不同区块开发效益有较大差异；受物价上涨、开发区块“低、渗、难”等因素影响，天然气的单位产能投资和开发成本大都呈上升趋势。为了提高天然气开发投资效益，使天然气开发投资决策更加科学，各石油公司越来越重视天然气开发的投资效益分析。天然气开发成本分析是天然气投资效益分析的基础，目前天然气开发成本指标测算方法各石油公司各有不同，有待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方法。因此，开展天然气开发成本指标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天然气开发投资效益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外天然气开发成本概念
1.国外天然气开发成本定义
国外石油公司在进行油气勘探和生产活动的同业对比时，经常采用单位成本的概念，以反映石油公司在油气勘探与生产过程中获得储量（包括储量类别间的转化）以及将储量转化为产量的能力和实力，进而揭示出石油公司在某一勘探生产阶段所拥有的单项竞争实力和综合价值实现能力。因此，油气阶段成本指标体系中通常采用单位成本的概念。
国外常用的天然气成本指标包括：单位发现成本（又称单位勘探成本）、单位开发成本、单位勘探开发成本（又称单位发现开发成本）和单位生产成本（又称单位操作成本或单位现金操作成本）。
天然气开发成本的计算公式为：
天然气开发成本=当年发生开发总成本/当年新增证实已开发储量
其中：当年发生开发总成本为当年开发综合投资，当年新增证实已开发储量=年末数-年初数+油气产量。
2.国内天然气开发成本定义
国内常用的反映投资效益的指标包括储量成本、十亿方产能建设投资和生产成本。2008年以前，国内天然气开发成本的含义一般是指十亿方产能建设投资（开发综合投资与新建产能的比值），2008年以后，国内石油公司开始采用国外开发成本的计算方法，但是分子分母的含义略有不同。
具体计算公式为：天然气开发成本=综合开发投资/当年新增可采储量
3.国内外天然气成本测算的差异
目前，中石化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计算天然气开发成本，并把天然气开发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考核指标来衡量气田开发的经济效益情况。
经分析，国内外天然气开发成本不同在于，国外油气开发成本计算公式的分母为“当年新增证实已开发储量”，为经济可采储量的概念。中石化天然气经济可采储量计算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经济可采储量数据不是很合理、齐整，而技术可采储量标定方法规范、数据齐整，连续性强，因此测算天然气开发成本经常采用技术可采储量作为分母。这些差异使得中、外油气成本数字上具有不可比性，不便于交流。
二、提出一套规范科学的开发成本测算方法
1.两个口径指标计算
通过反复试算和比较，本文认为开发成本计算公式中作为分子的“开发投资”应采用两个口径（即“综合开发投资”及“直接开发投资”）来分析，作为分母的“新增可采储量”也应采用两个口径（即“开发综合新增可采储量”及“产能建设新增可采储量”）来进行分析。
根据国内外开发成本概念的对比，结合中石化实际情况，本文提出的开发成本计算公式为：
(1)综合开发成本=综合开发投资/开发综合新增可采储量
(2)直接开发成本=直接开发投资/产能建设新增可采储量
其中：直接开发投资＝钻井投资+采气投资+地面投资，主要是指新、老区产能建设直接开发投资。
综合开发投资=直接开发投资+开发准备+先导及其他
产能建设新增可采储量=新区新增可采储量+老区新增可采储量
开发综合新增可采储量=产能建设新增可采储量+开发准备新增可采储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天然气经济可采储量有待完善，而技术可采储量标定方法规范、数据齐整，因此测算经常采用技术可采储量作为分母。本文采用技术可采储量作为开发成本分析基础。
2.适用条件
综合开发成本侧重于石油公司层面的总体状况分析，衡量其综合开发投资对应新增可采储量的经济性；直接开发成本侧重于新、老区及各气藏产能建设实施效果的分析。一般来说，直接开发成本小于等于综合开发成本。开发成本分析应针对不同的情况，选取相应的方法。
三、方法应用――某石油公司“十一五”实际开发成本测算
1.直接开发成本占综合开发成本百分比
利用上述综合开发成本和直接开发成本指标测算方法，根据某石油公司“十一五”期间的天然气直接开发成本和综合开发成本计算数据，分析直接开发成本、综合开发成本的变化（见图1-4）。
从上图可以看出：受每年开发准备等投资的影响，直接开发成本小于等于综合开发成本，且占比在0.4-1.0之间波动。
2.开发成本与开发阶段相关
经统计分析，该石油公司各气藏开发成本与该气藏所处开发阶段密切相关，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开发初期―此类气藏得主要特征为新建产能区，单井新增可采储量高，开发成本整体较低，如气藏1、2、 3、4；第二，开发中期―此类气藏开发成本接近或略高于石油公司整体的平均水平，如气藏5、6；第三，开发后期―主要特征为气藏整体进入开发后期、开发难度逐渐加大，开发成本较高，开发成本远高于石油公司整体的平均水平，如气藏7、8（见图5）。
图5 某石油公司“十一五”各气藏开发成本
该公司“十一五”各气藏分年度之间开发成本差异较大（见图6），开发成本的范围从几十到几千不等，大部分气藏直接开发成本小于700元/千方，总体来说，随着物价上涨、建产难度逐步增大，新、老区新增可采储量逐年减少，各气藏直接开发成本随时间大都呈现增长趋势。
图6 某石油公司“十一五”各气藏直接开发成本变化趋势
四、结论与建议
1.结论
本文提出一套的天然气开发成本核算方法，通过某石油公司整体、各气藏、各采气厂的实际开发成本计算表明，结果更为合理，方法更具可操作性。综合开发成本侧重于分析石油公司及分公司层面的总体状况，衡量其整体及分公司的综合开发投资对应新增可采储量的经济性；直接开发成本侧重于分析新、老区及各气藏产能建设实施效果，更能反映了新增可采储量真实经济性。直接开发成本小于等于综合开发成本，开发成本分析时应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求，选取相应的测算方法。
2.建议
(1)建议加强项目管理，规范气田当年产能建设项目中产能、投资与新增可采储量的对应性，使计算出来的开发成本能够真实反映当年新增可采储量的经济效益，并建立完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适合中石化气藏经营管理模式，从而提高气田开发经济效益。
(2)建议尽快完善经济可采储量测算方法，使用经济可采储量测算开发成本，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程英.浅议天然气成本核算的强化[J].经营管理者, 2009, (18): 246
[2]王爱东,高厚春.关于我国石油天然气成本核算方法改革的探讨[J].国际石油经济, 1997, 5(6): 50-55
关键词:资本外逃;规模测算;国际收支
Abstract:This paper measures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by adjusting on the direct measuring method and the indirect measuring method.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China is large, and the extend takes on an evident process in different year. Meanwhile, the phenomenon of capital flight and capital inflow is simultaneous. The capital flight of China will be remain at a higher scale in the future, and is sensitive to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capital flight,scale measurement,balance of payments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8-0042-05
二十世纪80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拉美国家债务问题时发现,伴随着国家公共部门外债增加的同时,私人部门却出现了持续大量的资本外流,从此资本外逃问题开始受到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此后,我国围绕资本外逃的相关研究也同步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在定义口径、测算方法、数据来源上不尽相同,得出的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结论通常都大相径庭。一般认为,测算方法越科学,测算结果误差就越小,可信度就越高。因此,本文旨在对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重新测算,以求更加细致和深入地对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资本外逃的定义
目前,经济学界对资本外逃尚无统一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或机构,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资本外逃的表述各异。
(一)国外学者观点
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将资本外逃定义为:资产所有者因恐惧和疑虑所导致的资本异常流出。此后,卡丁顿(Cuddington,1986)将资本外逃扩展为追逐短期超额利润而产生的“短期投资性资本,即游资”的外流。杜利(Dooley,1986)认为资本外逃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出的、躲避官方管制和监控的私人短期资本。伊格・沃尔特(Ingo Walter,1986)将资本外逃比作是私人投资者对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违背。托尼尔(Tornell and Velasco,1992)定义资本外逃为“生产资源由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的流失”。德普勒和威廉姆森(Deppler和Williamson,1987)认为资本外逃是为购置对国外非居民的要求权行为,这种行为的产生是由于所有者担心如果继续在国内持有资产,其资产价值会遭受各种损失。世界银行(1985)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债务国的居民将其财产转移到国外的任何行为。
(二)国内学者观点
宋文兵(1999)将资本外逃的概念界定为“以国内投资者为主体的资本非法外移”。韩继云(1999)定义为:国内资本出于安全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目的,逃避正常的监管制度,以各种非正常的方式转移到国外的行为。杨海珍(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由于意识到本国的非正常风险,或者为了逃避本国当局控制的非正常资本外流”。李晓峰(2000)将资本外逃定义为:因恐惧、怀疑或为了逃避本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或为了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资本外流。庄芮(2000)认为资本外逃是基于避险、获利等动机而在一国出现的非正常资本外流。任惠(2001)将资本外逃定义为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控制的资本流出。这也是我国官方比较认同的资本外逃定义。
综合上述观点,理解资本外逃的定义应注意两点:一是资本外逃是指非正常的资本外流;二是资本外流不等于资本外逃。笔者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的资本外逃的定义为:我国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深化和完善过程中,经济人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的目的,违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的约束,采用非法手段或假借合法的形式将资本转移出境的资本流出。
二、资本外逃的基本测算方法及评价
资本外逃是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的经济活动,说明资本外逃必然是隐蔽而难以监控的。学术界一直在试图阐释其原因,并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准确测算资本外逃数量的方法。经过有关学者专家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提出了以下三种基本测算方法:
(一)直接测算法
直接测算法是通过一个或几个对国内异常风险反应迅速的短期资本外流项目来估计资本外逃额。这种方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数据,所以通常又称国际收支平衡表或卡丁顿法。基本测算公式:
资本外逃=私人非银行机构的短期投机外流资本+误差和遗漏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把非银行机构的短期外流资本都当作投机的热钱并不合理,且误差与遗漏项中的部分统计可能反映的是真实的统计误差。鉴于国家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后来凯特(Kant,1996)在卡丁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通过把资本外逃划分为三个层次的“游资”,从而能够对资本外逃的规模进行不同层次的估计,成功地克服卡丁顿法的第一个缺陷。测算公式分别为:
“游资1” = -[误差及遗漏+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中的其他资产项目]
“游资2”= -[误差及遗漏+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
“游资3”= -[游资2+债券和公司股权方面的证券投资]
直接测量法最大的优点就是思路清晰、计算方便、数据比较容易获取,比较适用于资本投资规模较大、资本流动期限较短且国际收支统计比较完备的国家。但其缺点也很明显:(1)直接测量法是将资本外逃视为一种短期资本外流,基本上没有考虑长期资本流动,因而容易导致低估一国的资本外逃额。(2)“误差与遗漏”项目不仅包括那些隐蔽的未记录的资本外逃,还包括一些真实的统计误差。(3)没有区分“正常的”资本外流和资本外逃,从而导致高估一国的资本外逃额。
(二)间接测算法
间接测算方法也称作“残差法”或者“余项法”。该法最早由世界银行(1985)提出,它将一国的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之间的差额视为该国的资本外逃额,一般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四个项目的变化量间接地估计资本外逃规模。基本测算公式:
资本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官方储备资产变动
摩根信托担保公司(Morgan Guaranty)采用上述方法估计资本外逃时,将银行系统的短期外国资产增加额从中减去,认为银行持有短期外国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外汇交易需要,是一种合理性资本外流。克莱因(Cline,1987)又对摩根法作了改进,从摩根担保方法中减去了已留在国外的外国资产再投资收益、其他投资收益和经常项目中的旅游收入。他认为已留在国外的外国资产再投资收益从未进入国内,不应视为资本外逃。
间接测算法相对于直接测算法要广泛全面得多,它涵盖了私人部门所有对外资产的净增额,且模型具有较好的可调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外部资本来源与对外资本运用间的“残差”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部资本的流动额,因此,它可能夸大资本外逃的规模;(2)它无法反映通过经常账户的虚假交易(如进出口伪报)所进行的资本外逃;(3)虽然能识别出一些正常的资本流动并将其从模型中剔除,但同样无法将已记录的一般性资本外流与资本外逃完全区分开。
(三)混合测算法
混合测算法由杜利(Dooley,1986)提出,其具体测量方法是:首先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应项目将可识别的资本外流部分加总,得出一国的对外债权总额,然后再进行三项调整。一是加上“误差与遗漏”项目;二是加上世界银行统计的债务总额与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相应项目计算出来的对外债务之间的差额,这是官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未作记录的对外债权;三是减去已申报的对外债权部分,该部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已申报的投资收益除以对外债权的国际平均收益而获得。该方法相当于直接测量法与间接测量法结合,强调的是居民未申报的对外债权,从理论上说,比上两种方法更贴近实际。测算公式为:
资本外逃=总国外资产所有权存量-估计的国外利息所得
但该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1)居民申报的利息可能不准确,从而影响已申报的对外债权的准确性;(2)所有已申报的对外债权未必都能获得国际平均收益;(3)无息资产被动归入资本外逃之列。
三、我国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
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无对外债权利息收入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采用Dooley的混合测算法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估计。同时,由于资本外逃本身的模糊性和统计数据的不完善,资本外逃的各种测算方法都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为了对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一个较全面的估计,我们分别采用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量法对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估计。鉴于我国的统计数据缺乏一致性,统计科目不够细,我们在采用直接测算和间接测算法进行估计时,做了一定的修正。
(一)直接测算法修正
我们在采用直接测算法估计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时,考虑到国际金融工具的日益丰富,采用的是凯特的“游资”测量方法。由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无“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中的其他资产项目”和“其他部门其他短期资本项目”的统计数据,我们无法做凯特的“游资1”估计。对于“游资2”的估计也是经过一定修正的,估计范围介于凯特的“游资2”与“游资3”之间,相应地“游资3”也和凯特的“游资3”有所不同。本文的估计模型如下:
“游资2”=-[其他部门其他投资资产+误差与遗漏]
“游资3”=-[“游资2”+债务和股权方面的组合投资]
(二)间接测算法修正
由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股权融资方式所占地位日益重要,所以我们对基本的间接测量方法也进行了修正,其修正模型如下:
资本外逃=债权资本流入+股权资本流入+其他债务流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资产增加+经常项目
四、测算结果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不同的测算方法所测得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悬殊,表明它们还并不完善,存在着忽高忽低的现象,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但不管怎么说,这三种方法所测得的结果趋势具有一致性,对我们还是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的:
(一)我国资本外逃总量较大,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将修正的游资2、游资3、间接法测算结果分别相加,可以发现1985-2008年我国资本外逃额累计分别为3468.50亿美元、3532.49亿美元、7584.90亿美元,平均每年外逃额分别为144.52亿美元、147.19亿美元、316.04亿美元。如果我们将上述三种测算结果取平均得到综合值,其资本外逃额累计也达到4861.96亿美元,年平均外逃额也高达202.58亿美元。同时,考察期24年间资本外逃额综合值累计相当于1992的GDP总额(约4882.22亿美元),占考察期内GDP累计总量(289181.53 亿美元)的1.68%。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二)我国的资本外逃和外资流入现象并存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后,我国进入了利用外资的黄金时期,多年连续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利用外资国。随着利用外资的规模的扩大,资本外逃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985-2008年,我国累计资本外逃为4861.96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8314.17亿美元)的58.48%,亦是同期借用外债增额(3626.10亿美元)的1.34倍,大大超过每年新增的外债。考察期我国资本外逃(4861.96亿美元)占同期资本流入(9729.02亿美元)的比重竟达到了49.97%,也就是说,当我们努力去引进每1美元外资时,却有大约0.5美元的资金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到国外。
(三)我国资本外逃的增幅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985-1991年,我国资本外逃现象较为稳定且规模不大,每年保持在100亿美元以下;1992年资本外逃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并在1992-1998年之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期间1998年资本外逃规模达到巅峰状态;1999-2004年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并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200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又开始大幅度上升,个别年份增幅达一倍以上,按照这个趋势,我国的资本外逃形式不容乐观。
(四)我国资本外逃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1992年、1998年、2005年都是资本外逃的一个高峰期:1992年由于受我国经济的“硬起飞”的影响,经济超高速增长和经济秩序的混乱,物价上升、货币相对贬值,为了达到保值的目的,资本纷纷外逃;1998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一些风险因素的影响,造成了我国整个经济大环境恶化,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大量外逃。2005年由于现实中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有限,且预期未来急剧升值的减少等因素作用,我国资本外逃额又迅速增加。2001年、2004年都是资本外逃的一个低谷期:2001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渐消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人民币贬值预期减弱,资本外逃规模有所下降;2004年由于反洗钱领域相关法规的出台及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加上我国对资本流动渠道的逐步放宽,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使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减少。
(五)我国资本外逃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
虽然我国大量的资本外逃未给我国经济造成很明显的危害,但其潜在破坏性不容低估。之所以未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破坏,是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使得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我国,同时贸易收支保持较大盈余,外汇储备充足掩盖了资本外逃带来的危害。若一旦我国的外资流入降低或逆转,出口创汇能力
降低,资本外逃的危害将会逐渐体现出来。
五、小结
本文在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及测算方法讨论的基础上,综合修正的直接测算法(游资2、游资3)和间接测算法,较全面地测算了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表明:(1)我国资本外逃总量较大,同时,存在着资本大量外逃与外资大量流入并存的现象。(2)我国资本外逃的增幅在不同年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85-1991年,我国资本外逃较为稳定且规模不大;1992-1999年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保持稳定上升;1999-2004年资本外逃的规模波动较为频繁,并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200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外逃开始大幅度上升。(3)我国的资本外逃形式不容乐观,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上,并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注:
①修正的游资2、游资3、间接法三种测算结果取平均。
参考文献:
[1]Cuddington.Capital Flight: Estimates, Issues, and Expression [J].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1986(58):1-40.
[2]Kant,Chand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ight [J]. 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1996(8):644-661
[3]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R].Washington d.c,1985.
[4]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 LDC Capital Flight [J].World Financial Markets,1986(3):13-15.
[5]Cline,W. R. Mobilizing Bank Lending to Debtor Countries [J].In D.R.Lessard and J.Williamson,Eds. Washington, 1987(2):19-35.
[6]Dooley Michael. Country Specific Risk Premiums,Capital Flight and Net Investment Income Payments in Selected Developing Countries[J].IMF Departmental Memorandum,1986(17):5-48.
[7]宋文兵.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J].经济研究,1999,(5).
[8]杨海珍,陈金贤. 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00,(1).
关键词：资本存量 永续盘存法 改进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73-02
关于当代中国及地区经济的很多实证研究中都需要计算资本存量K这个指标，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投资效率和TFP的研究，所以确定资本存量K显得尤为重要。
在关于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研究中。众多学者几乎都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测算方法，而他们所得出的数据间却又存在很大的差距。K测量的不准确必然会影响到后续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所以尽量完善测算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众多学者在对资本存量的估算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方法之一是“永续盘存法”，笔者在学习资本存量估算K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测算时，特别是对地方经济进行研究时，应用简单算法还有一点可以改进的地方，在这里写出来以便共同探讨改进。
估算资本存量的方法主要有1951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和1995年乔根森(Jorgenson)提出的资本租赁价格度量法。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能够充分利用较长时期连续的、相对可靠的投资统计资料，并可以任意选用某一存量资料较为齐全的年份作为基期往前或往后逐年递推，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OECD定期公布10个成员国的资本存量数据，就是利用永续盘存法得到的。
永续存盘法的具体步骤包括：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平均使用年限(从投入使用到完全报废的时间)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用公式简单表示就是：
K1=K1-1+It-D1=Kt-1+I1t=Kt-1+I1-FCt-1×δ (1)
其中，Kt、K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资本存量，It、I1t、D1表示第t年投资、净投资和折旧，FC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目前关于我国历年资本存量估算的研究大都是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替代方法和不同的指标进行的。
关于资本存量的计算，目前的焦点是中国资本存量的计算，而地方资本存量的计算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在分析比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简单计算方法，对地方资本存量的估算提出一点改进意见。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比较
在对我国历年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的研究中，
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的工作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沈坤荣(1999)、胡鞍钢(1999)、王小鲁和樊纲(2000)、邹至庄(2000)、王金营(2001)、张军(2002、2003)、李治国与唐国兴(2003)、何枫(2003)等也是比较有影响的。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的主要估算步骤为：估算基期年的资本存量；估算各年资本存量的净增加额(本年资本存量增加额扣除上一年固定资本存量折旧额)；在基期资本存量的数据基础上，逐年累计各年的资本存量净增加值，从而得到以后若干年份的资本存量。
这一过程涉及四个关键变量：基年资本存量K1的估计、当年投资It或净投资It′的选取，各年资本折旧率δ的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由于各学者对资本存量的前提假设、估算方法以及选取指标不尽相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综观已有的研究，其差异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步骤所涉及的四个重要变量展开。
(一)关于基期资本存量K1的确定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选定1952年或1978年为初始年。
张军扩(1991)采用美国学者珀金斯(1989)的假定(我国1953年的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比为3)，推断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2000亿元(1952年价)。王金营(2001)、何枫(2003)也沿用了这一假定，推算出了1952年的资本存量。
贺菊煌(1992)分别估算了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存量。他假定的前提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相对的稳定性，直接依据相应年份的积累数据，推算出1964年的生产性资产以及1990年住宅价值，并假定该年住宅价值占非生产性资产价值70％，估算出当年的非生产性资产价值；然后，他在这两个数据的基础上推算其他年份的资本存量数据。这一研究结果也被张军(2002)所采用。
Chow(1993)对积累数据的处理则比较细致。他假定1952年农业产出340亿元中，土地、资本分别贡献40％和25％，两者的年贡献率均为19％，从而得到农业的初始资本存量，再加上其他部门的资本存量，得出1952年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本存量为1750亿元，若不包括土地则为1030亿元(1952年价)。为了避免资本存量初值估算不准确影响对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他还把资本存量初值范围定为1550亿至1950亿元。此后，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直接采用Chow(1993)的1978年年末资本值为初始资本量。
胡鞍钢(1999)只估算了1978年我国固定资产存量为5500亿元(1978年价)。同时如果假定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是GDP的1.5倍，也可得到相近的结果。张军和章元(2003)则利用上海市的历史数据、全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数据，并在考虑农业资本存量后，分别测算出若干个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估算值，选定800亿元(1952年价，不包括土地)为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中关于初始年份资本存量值的估算方法很不一致，估算的数据差异也很大，这为利用估算的数值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
(二)关于当年投资lt或净投资It′的选取
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都采用积累来表示新增净投资。但随着我国统计体系的变更，1993年起统计资料不将公布积累数据，这给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困难。邹至庄(2000)依据国民收入核算原理，“从1978年价的官方实际GDP数据中减去实际消费和实际净出口，
得到实际总投资”，并将实际总投资乘以当年净投资与总投资之比，得到实际净投资。与此同时，张军和章元(2003)发现“积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是一致的，他们利用生产性积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54―1993年以来的增长率波动的相似性，并假定两者增速基本保持一致，拟合出1993年以后各年的生产性积累。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小鲁，他直接使用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在数据衔接上就显得比较勉强。
(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折算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大多数学者都是用其他的指数来代替。Chow(1993)使用积累隐含价格指数。他发现1952―1983年该指数基本不变，于是从1984年起对积累进行平减。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又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得到实际净投资序列，从而折算出1978年以来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并认为这一指数比较稳定。此外，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张军与章元(2003)还利用上海的数据拟合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此取代全国指数。不过，目前学术界最为常见的做法是以GDP平减指数来代替，如王小鲁(2000)即是采用此种方法。
(四)关于资本折旧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折旧的估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官方公布的折旧率或折旧额进行估算。如邹至庄(2000)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算出1978～1982年的折旧额，再进行调整，然后又汇总各省折旧得到1983―1998年全国折旧额，从而得到1978―1998年的折旧。他的数据和方法基本为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所采用，后者还指出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推算折旧会产生数值高估问题。另一种是按照自己提出的折旧率进行估算，如王小鲁(2000)统一使用，5％的折旧率；王金营(2001)考虑了不同时期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提出固定资产折旧率在1952―1977年、1978―1990年、1990年以后分别为3％、5％、5.5％。与此不同的是，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及张军(2003)采用积累额作为资本存量净增加额，因而完全避开资本折旧问题。鉴于折旧核算的困难，沈坤荣(1997)、何枫等(2003)索性忽略了折旧问题。
二、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
关于初始年份的选择，在这里考虑到资本存量K对经济研究的意义以及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选定1978为初始年；为了简化，统一选取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作为当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折算，则采用目前学术界最为常见的做法：以GDP平减指数来代替；资本折旧采用王小鲁(2000)提出的折旧率计算，统一使用5％的折旧率。
(一)已有研究成果介绍
大多数学者在估计各省资本存量K的时候，假设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时间序列可近似用式(1)表示：
I(t)=I(O)eλt (2)
那么第一期的资本存量可以用式(2)求出：
K(1)[I(t)dt=I(0)eλ／λ (3)
用δ表示折旧率，则资本存量可以用式(3)求出：
K(t)=K(t-1)(1－8)=I(t) t=2，3，4，……，23 (4)
(二)估算方法的改进
仿照大多数学者的估计方法，用每年的投资来估算固定资产存量。假设投资按指数的形式增加入，如(2)式。其中，λ是投资的增长率，I(t)是第t年的投资，运用Chou(1995)的方法，假设第一期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选择一个固定的折旧率5％做如下迭代：
K(1)＝K(0)(1－δ)+I(1)
=K(－1)(1―δ)2+I(0)(1-δ)+I(1)
=K(－1)(1－δ)1+t+I(-t+1)(1-δ)t+I(t+2)(1-δ)t-1+…+I(0)
=K(-t)(1-δ)1+t+I(0)eλ((1-δ／eλ)t+(1-δ／eλ)t-1++1)
1-(1-δ／eλ)t-1
=K(-t)(1-δ)t-1+I(0)eλ―――――
1－l-δ／eλ
所以当t∞时，K(1)＝－I(0)eλ／1-(1-δ)eλ，这就是第一年的资本存量。
其他数值的计算方法同上。那么K1计算的微小改进，对于计算的资本存量数据走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进后的计算方法使得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条光滑的指数形式曲线，符合实际经济增长的发展规律。通过图形表现如下：
(三)关于中国资本存量K1的估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使用的计算软件是Eviews3，1，通过计算得出I(0)=874.792749，k=0.103578，应用公式计算出K(I)=6762.60，其他年份的全社会资本存量应用递推公式K(t)=K(t-1)(1-δ)+I(t)(t=2，3，……，32)计算。
具体数值如下：
三、不同估算方法数值的比较
根据已有计算，我们将贺菊煌所测算的1990年不变价用我们上文所估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为2014亿元。他们的计算结果比较如下：
上面的对比说明他们估算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这也和国家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有关，因此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不断改进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在估算资本存量的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相对简单，避免了应用永续盘存法在后续的估算过程中出现拐折情况，同时也没有出现极值，因此我们认为使用这一方法进行估算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估算地方固定资本存量的时候，不仅简单而且实用。
参考文献：
1.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J].经济研究，1991(4)
2.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3.何枫等.我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及其相关分析[J].经济学家，2003(5)
4.贺菊煌.我国资产的估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2(8)
5.chow.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QuanerlyJoumal ofEconomics，1993(8)
6.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7.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8.邹至庄.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A].快速增长没有终结――中外专家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关键词】资本外逃规模及结构；短期资本流动；隐蔽的短期资本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入世之后，我国的国际贸易规模逐年攀升，大量外来资本涌入的同时也伴随着我国资本走出国门寻找更广阔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正当的国际贸易往来背后，也隐藏着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资本外逃代表我国财富的流失，会打击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对其研究显得愈发重要。
一、资本外逃规模的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资本外逃测算方法
由于资本外逃活动往往具有隐蔽性，要想准确测算出其规模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只能基于已有数据对资本外逃规模进行粗略地测算。国内外对资本外逃的测算方法主要有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
直接测算法是直接通过一个或几个用国内异常风险反应迅速的短期资金外流项目来测算资金外逃额的方法。这种方法直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采集数据。基本测算公式是：
资金外逃=短期私人资金流出额+国际收支账户中的“误差与遗漏”
直接测算法简便易行，能够很方便地满足经济研究中对资金外逃基本趋势和大致规模的测算要求。但它的缺陷是：1、 “误差与遗漏”不仅包括那些隐蔽的未记录的资金流动，也包括一些真实的统计误差。2、直接测算法所依据的定义是将资金外逃视为一种短期资金流动，基本上没有考虑长期资金流动。
西方学者针对直接测算方法的一些缺陷，提出了另外一种测算资本外逃的方法―间接测算法（又称剩余法）。基本测算公式是：
资金外逃=对外债务增加+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官方储备增加+经常项目逆差
从理论上讲，间接测算法在界定资金外逃的范围时，强调的是资金外逃产生的负面效果。相对于直接测算法来讲，间接测算法所估计的资金外逃范围要广得多。但间接测算法也存在明显缺陷，其主要表现为：1、测算结果并未涵盖所有的外逃资金；2、测算结果中包括了一部分正常的外流资金。
（二）直接法测算资本外逃规模
为简便起见，本文采用直接法来测算资本外逃规模。即利用公式：
资金外逃=短期私人资金流出额+国际收支账户中的“误差与遗漏”
一般而言，外汇占款主要来源于实际使用外资（FDI）、经常项目顺差和短期国际资本流入，可知，短期资本流出=外商直接投资+经常项目顺差―外汇占款。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及国泰安数据库，并按中美年均汇率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从1997-2011年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单位：亿元）：1997年--3747.135087、1998年--6051.727562
1999年--4853.82986、2000年--6669.191983、2001年--2171.814326、2002年--1312.70325、
2003年---4756.997997、2004年-- -9258.764424、2005年--2984.514381、2006年--140.3209658
2007年- -9169.814958、2008年--4978.892748、 2009年--4107.975908 2010年--6546.06491、2011年--5054.418718。
（三）资本外逃结构分析
从图1可以清楚的看到，1997-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在均值0周围上下波动，而短期资本流动和资本外逃规模走势基本相符。可见在这段时期里，我国资本主要是通过短期资本流出这一途径实现外逃的。
图1资本外逃规模结构
这一结论与杨胜刚（2000）研究的我国1987-1997年资本外逃结构不同，在其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资本外逃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造成的。究其原因可能是1994年人民币从经常项目的部分可兑换转变为1996年底全部可兑换，这为资本外逃提供了极大便利，更多的资本通过短期资本流出来实现外逃。
二、短期资本流动途径分析
1.显性的短期资本流动
显性的短期资本流动指的是可以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观测到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在我国国际收支的金融项目中，证券投资管制仍然比较严格，所以短期资本流动主要以其他投资方式进行，主要包括：短期贸易信贷、短期贷款、货币和存款、其他短期资产和负债。
图2显性的短期资本净流出结构示意图
从图2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显性的短期资本在2007年以前基本呈现净流入势态，而2007年和2008年，由于其他短期资产和负债的大规模净流出，导致显性的短期资本总额也出现净流出势态。
出现上述势态的重要原因与准备金制度的“创新”有关。2007年8月以来，境内银行开始按照央行要求用外汇上交本币存款准备金，主要全国性商业银行都执行这一新规定。由此估算，去年下半年上交存款准备金规模大约1000亿-1200亿美元。而商业银行的这些准备金正是作为商业银行的资产存放于央行。
2.隐蔽的短期资本流动
隐蔽的短期资本既可以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进行名实不符的流动，也可以通过货币走私和地下银行（或地下钱庄）进行资本的非法流动。某些隐蔽性资本流动，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其所导致的资本流动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具体包括：
①进出口伪报。通过低报或隐瞒贸易外汇收入，将外汇擅自存境外，或者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汇往国外，构成资本外流；制造无真实贸易基础的进口单据，“假进口真融资”，或者高报出口，低报进口，构成资本内流。此外，服务贸易也常常是隐蔽性资本流动的重要渠道。
②经常性转移。除了国际组织和政府部门的无偿捐赠和赔偿等项目以外，侨汇是比较重要的经常性转移。
③投资收益。通过低报对外投资收益、高报对外商投资支付的投资收益实现资本外流；而通过低报对外商投资的支付，高报对外投资收益，实现资本内流。
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资本项目结汇。短期资本流动不仅隐藏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跨境支付和债权债务调整中，而且还通过“虚增”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实现短期资本的流动。
⑤货币走私和地下银行系统等。
由于隐蔽的短期资本无法精确计算，我们只能通过从短期资本净流出总额中扣除显性的短期资本净流出来计算其总规模。
图3隐蔽的短期资本净流出
从图3可以发现，隐蔽的短期资本净流出自2008年以后持续的增加，并在2010年达到最高峰。而且自2009年以后，隐蔽的短期资本净流出额显著大于显性的短期资本净流入额，使得我国短期资本流动呈净流出势态。这一增长趋势对我国今后的发展大为不利，会导致我国财富的大量流失。
三、应对资本外逃的对策
资本外逃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其有效解决需要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协助配合监督，防止资本管理“真空”。鉴于资本外逃的特殊性，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解决。
1.建立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机制。我国短期资本流动主要是隐藏在正常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下进行的变相资本流动，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分别针对不同渠道的短期资本流动加强管理力度。
2.加强对居民私有财产对外转移的监管。对申请人身份的识别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当资产转移规模超过一定数额时，应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界定待转移财产的合法性。
3.拓宽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融资渠道。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把国际市场上较为成熟的金融产品引入国内，也可以因地制宜的创造新型风险规避和套期保值金融产品，增强个人和企业对国家经济的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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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庆云，田晓霞.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重新估算：1982-1999[J].金融研究，2000（8）.
[6] 胡煜，王祥光. 我国短期资本流动方式和信息途径分析[J].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2）.
如何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
以定量方法研究经济增长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合作，提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测算技术进步作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42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丁伯根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重大改进，在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函数中添加了一个时间趋势，表示“效率”水平，第一次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使得测算技术进步作用成为可能。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发表了题为《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的文章，真正拉开了技术进步作用定量化序幕。
目前，对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许多争议。理论较为成熟、在实践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测算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参数方法，主要包括索洛余值法、生产函数法、随机边界分析法、半参数估计法等；另一类为非参数方法，主要包括DEA方法、指数法、基于生产率指数的边界分析方法以及增长核算方法等。
从国内外测算情况来看，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索洛余值法。索洛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明确将技术进步纳入生产函数中，在把资本增长和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剥离以后，剩余部分归结为广义的技术进步，从而定量分离出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便是著名的“索洛余值”。
索洛余值法的缺陷
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以及广义的技术进步是引起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在很长一段时期，该理论得到广泛认可。索洛模型把技术进步看作外生给定，然而现实的增长过程并非如此。知识积累、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等都会带来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实际是由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等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观点。
技术进步来自并依赖于产生创新所使用的投资。这些创新资本投入以研发、员工培训等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随着高新技术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对创新的投资或者说对知识的投资，很多发达国家无形资产投入已接近甚至超过有形资产投入比例。无形资产投资会带来知识增加和外溢，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无形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来源。
根据欧盟委员会“欧洲竞争力、创新和无形投资”专项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无形资本投入分为三大类，包括电子信息、创新资产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资产。
然而，在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除计算机软件、矿产勘察、版权和许可等无形资产归入资本账户外，研究开发、工业设计、员工培训、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在GDP核算时均作为中间投入被扣除，不进入资本账户。因此，采用经典的索洛模型测算科技进步贡献，实际上忽略了科技进步贡献的重要部分——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低估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无形资本应纳入测算
将无形资产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作为科技进步贡献的一部分，为我国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提供了有益思路，但目前在无形资本数据获取方面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科技统计调查制度可以提供较为详实的R&D数据（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但对于品牌声誉资本、企业的员工培训支出、企业的组织资本等难以获得相应的统计数据。
R&D经费是无形资产投入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在无形资产投入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而且也是无形资产投入中价值量最高、使企业获益年限最长的核心投资。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并综合考虑了部分国家无形资本与有形资本的比例关系、R&D经费占GDP比重以及国家创新能力等多种因素，目前我国无形资本存量与有形资本存量比例约为0.65∶1。
我们将无形资本存量数据引入测算模型，同时考虑到经济调整或要素投入的周期性影响，根据1998至2010年的统计数据，以5年为一时间段，对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1998至2003年的39.7%逐步提升到2005至2010年的51%，预计2015年可达到55%。引入无形资本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测算结果能更为全面地反映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由于数据的局限，计算过程中无形资本数据是在参考有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推算出来的，要进一步提高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还需要就无形资本数据的获取、参数的确定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完善无形资本测算法
如何完善无形资本测算法，进一步提高测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笔者提出几点思考与建议。
一是跟踪学习国外无形资产测度方法。近年来，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起发达国家的广泛关注。欧盟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分别通过实施“欧洲竞争力、创新和无形投资”专项研究计划和“新增长来源：无形资产”水平计划，尝试对无形资本进行测度。同时，R&D经费作为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被计入国民账户体系，实现R&D经费资本化，这意味着R&D经费将首次进入GDP核算。为此，我国统计部门应密切关注与跟踪国际上测算无形资产的新动态和新方法，逐步建立起无形资产统计制度，为准确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