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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裴斯泰洛齐劳动教育的思想，理论界有许多探讨，不过很少有论文从劳动教育的精神内涵的视角论述裴斯泰洛齐的劳动教育思想。其实，在裴斯泰洛齐的劳动教育思想中，无论是劳动教育的意义，还是劳动教育的内涵与目的，抑或是劳动教育的路径，都充满了丰富的精神意蕴，赋予了劳动教育以精神内涵。其意图是培养儿童“脑、心、手”的基本力量，给予儿童以智慧、力量、信仰和爱，提升儿童的精神境界，促进儿童人性的发展。本文就此作些学理上的探讨。
一、劳动教育的意义
（一）劳动教育是促进“脑、心、手”基本力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脑、心、手”是裴斯泰洛齐用来表达儿童身心和谐发展的三种基本能力或才能。所谓“脑”是指儿童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对事物的思考和作出理性判断的功能，关涉儿童的思考、语言、想象、感受和记忆。所谓“心”是指儿童道德情感和良知活动，既包括儿童的自由、信仰、感激和爱的情感，也包括领悟美和善、追慕道德标准。“手”是指从事实际活动和职业劳动的能力。裴斯泰洛齐“心目中的手是指人的实际行为，想到的是手的熟练和体力的结合，加上健全的理智和愿望与富有成效的行动的结合”[1]146。“脑、心、手”构成了儿童身心和谐发展的著名的“三元论”，这三个力量的统一标识着儿童的和谐发展。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或者孤立地发展任何一种才能，都有可能损害儿童身心的和谐发展和毁坏儿童天性的平衡。各种力量的发展仅仅依靠儿童的理智或道德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手”的作用，只有让儿童自己动手才能实现能力的发挥。“因为技能外部的体力基础的自然进程，同技能内部的智力基础的自然进程是完全吻合的。因而，体力与心灵的培养要和智力的培养达到和谐一致，爱和信任的顺乎自然的教育手段以及思维能力的教育手段同技能顺乎自然的教育手段统一起来。这样我们的各种力量达到了平衡，这种平衡生动地证明我们本性的统一，由这种统一产生一种凝聚力。”[2]353因此，合乎自然的教育必然要求儿童“脑、心、手”并用，唯有如此，才能“教孩子们纯洁地感受，正确地思想，全面掌握知识，并在生活中养成持久不变的习惯。只有生活的力量，才能每时每刻激活和攫住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全部力量”[2]301。
（二）劳动教育是实施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途径
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劳动教育是实施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途径。德育、智育和体育的实施都离不开劳动教育。就德育而言，德行的培养是以儿童的劳动为基础的，教育者必须探索出有助于这种行为培养的初步教学方法，并以此为出发点，促进德行的培养，使人类履行人生义务和责任所需要的那些能力与身体活动的灵活性都得到发展。智力教育的基础也是劳动。因为勤奋地劳动可以确保和加强儿童各种力量的平衡，而这种力量的平衡又是一切正确的判断和纯洁的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劳动中，儿童的严肃工作能使儿童的精神高度集中，不断地思考问题，获得真理。裴斯泰洛齐“把体力上紧张的手工劳动看成是智力教育和培养接受真理的最重要的基础。”[2]326儿童的体力发展更是离不开劳动。因为“只有通过自己思考，思考能力才得到培养；只有通过自己想象，想象力才会增强。这同样适合于手艺，只有手派上用处，才会变得灵巧；只有使劲，身体才会强健。”[1]102
二、劳动教育的内涵与目的
（一）劳动教育的内涵
根据裴斯泰洛齐的观点，劳动教育是教育者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实施劳动，使劳动与教育结合、体力与脑力结合，从而达成培养和舒展每个儿童内在的人性，提升儿童的精神境界，促M儿童“脑、心、手”和谐发展的活动。其核心意蕴在于：（1）劳动与教育结合。劳动不是纯粹的体力活动，而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能使儿童通过劳动一方面获取知识技能，另一方面发展聪明才智，唤醒儿童内在的尊严感，使他们的“脑、心、手”三种力量和谐发展。对此，裴斯泰洛齐作了生动的诠释：“我必须为那些被我带到家里来的孩子们寻找工作和进行工作教育，不仅如此，我还想到在他们的工作中通过他们的工作，要温暖他们的心灵并发挥他们的才智。……我还关心他们的心灵，心灵是其身心崇高中心，凝聚着才智和艺术的所有品质中最纯洁和最高贵的部分。”[2]160（2）劳动教育渗透“爱”。如前所述，“心”包括儿童的信仰和爱等情感。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和教学的本质是行动和生活本身，而不是语言。只有当教育和教学通过实际行动和实际生活彰显“爱”时，这种教育和教学才是理想的和最佳的教学。对此，他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中对主人公格吕勒菲和葛笃德的教育行为作了诠释：他们“竭尽全力唤起孩子们对于日常的家庭生活产生纯洁的感情，但他们并不仅仅采用空洞的话语和说教，而是一方面使孩子们习惯于永不间断的劳作，一方面不断启发他们产生一种兴奋的、自由的、开朗的和充满爱的思想。这一切还要与攫住他们心灵的、在他们心里唤起高尚和纯洁的感觉及可以生动地保留下去的事件联系起来。”[2]324
（二）劳动教育的目的
1.培养儿童的基本能力和力量
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的成长离不开各种力量的支撑，他指出：“人通过他生活环境中偶然的机会受到培养，人通过技艺和意志的培养受到教育。”[2]208基于这种人的成长与各种力量的关联的认识，他认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他们处于何种社会地位，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基本能力和力量（即脑、心、手），而非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发展人的内在力量，不得不利用社会与人生相结合的教育办法，从而使其得到人的品德、家庭幸福、工作能力，直到能实现社会上的需要。因此，领导和锻炼，使人都有各人的工作能力，把每个人塑成适用的模型，使人人长于劳作，并能胜任愉快，那么，他在世界上才能得到快乐，生活才有保障。”[3]
2.提升儿童的精神境界，培养儿童的人性
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因为“人必须在思想和行由戏从信仰和爱的状态中发展和培养自己，他要通过教育真正纯化自己和充实自己。脑、心和手的力量也是按照这一神圣的规律发展的。从这一规律中产生出人性，即产生出真正的充实生活。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教育艺术，必须服从这一神圣的规律，当脑和手服从于深化的心灵力量时，人才能得到暂时的和永久的幸福。”[2]329因此，无论是心灵教育、精神教育，还是体力教育，其目的在于服务于儿童人性的培养。“这三种力量的教育目的，在于通过信仰、爱、真理、正义、劳动和手艺的协调，满足人的要求并使人纯化。换句话说，协调三种基本力量的教育目的在于人性。”[2]328总之，劳动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儿童的人性，促进儿童高级的精神天性的发展。
三、劳动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劳动教育心理学化
“教育心理学化”是裴斯泰洛齐提出的著名命题，它不仅适合智力教育和道德教育，而且也适合于劳动教育。他力图使劳动教育心理学化。也就是说，要按照儿童的本性和发展规律实施劳动教育，他所理解的本性指的就是儿童的心理活动及其规律。首先，应了解儿童的天性，这是劳动教育成功的前提。他说：“孩子具有人的自然天性的一切资质，只是还没有得到发展而已，如同未绽开的蓓蕾，蓓蕾一旦绽开，所有的花瓣都会舒展开来，人的教育亦如此。对人的天资必须仔细观察，只有调动这些天资才能确保成功。”[2]232其次，劳动教育要符合心理学的规律。他认为，心地高尚又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能以知和行的能力作基础，就能掌握所有的能力。不过，人类所必需的智慧、知识和能力都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教育和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应当是循序渐进的，其方法“适合于人类本性又符合心理学规律。与之相同，要想培养人类的技能，我们也要有一个牢固的教育机制，这个机制要遵循教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我们可以依据这些规律，设计一系列由简单到复杂的训练，使儿童逐渐得到教育。经训练之后，这些儿童必然在每一方面都会获得日益成熟的技能。”[4]139再次，劳动教育要素化。这是劳动教育心理化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劳动教育要从人类最简单的体力活动开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动包括打击与搬运、刺戳与投掷、拖拉与旋转、绕圈与摆动等。上述活动可能存在区别，运动形式或合或分、运动幅度或大或小，但却包含一切日常活动的基本要素，也包括各种职业中复杂活动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活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要根据心理学规律安排儿童在早期接受这些训练，单项训练和综合训练都是如此。我们也要注意，这些基本的四肢训练必须与基本的感觉训练相一致，与思维训练相协调，也要与数字训练和形状教学保持同步。”[4]139
（二）劳动教育生活化
“劳动教育生活化”是裴斯泰洛齐劳动教育的重要原则，意在劳动中通过生活教育去激发儿童的信仰和爱。他认为，在生活中教育人是一个真理。这种教育是通过行动而不是说教实现的。为此，他在劳动中给儿童机会、激励、示范和鼓励，使儿童在实际的爱的行动中受到爱的教育。他运用生动的教育方式把许多人遭受困难、痛苦和贫困的事实介绍给儿童，引导儿童过真正的爱的生活。《林哈德与葛笃德》中的葛笃德尽管贫穷，拥有的东西不多，但由于她拥有爱和力量，她对儿童的教育便是具有意义的，也是崇高的。“她说的每句话，不仅仅作为一句话在起作用，而且是来自于她的生活，同孩子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所以是作为萌芽留在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她的教育艺术就是她的生活，他们的艺术教育完全产生于他们的实际生活。她的每句话都充满力量。孩子们理解他们的母亲指出的一切，非常自然，好像早已印在心上似的。她并不是通过教育给孩子们灌输什么，而是发展他们早已具有的能力。”[2]304-305她力图使劳动教育生活化，因为她深深地意识到教育教学的基础不是教学法，也不是书本，而是生活本身。因此，她教育孩童是通过对日常生活范围内的知识的传授开始，知识的获取是在生活教育中实现的。“她和孩子说话，并不是为了达到教孩子说话和传授某种知识这个唯一的目的，而是采用语言手段使实际生活（生活每天带给他们各种看法和经验）变得生动活泼。”[2]303裴斯泰洛齐还强调起居室的劳动和生活教育作用，认为它是人民文化的基础，真正满足儿童本性的需求。儿童的脑、心、手之所以能感性的结合，并能服务于生活，是起居室劳动和生活教育的结果。如果教育者要杜绝贫穷的根源，帮助劳苦大众在道德、精神和体力方面获取自制力，就必须对他们的起居室施加影响。
（三）劳动教育与“爱的教育”结合
劳动教育与“爱的教育”结合是裴斯泰洛齐劳动教育的重要路径。它的意义在于：首先，爱是儿童本性统一的核心，是认识、能力和行为集中的神圣中心。它能使儿童的智慧和行动的力量达到高度融合和统一，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对儿童而言，“心灵的力量，即信仰和爱，如同支持树木生长的根，它有从土壤里吸取营养供给各基本部分的力量。”[2]206其次，爱是劳动教育的基础。因为，无论是父母照料儿童的每个行动，还是儿童在家务劳动中的顺从，都是由信仰和爱发展而来。正因为如此，格吕勒菲和葛笃德“从早忙到晚，就是为了取得孩子的信任和爱。在每一时刻，在每一种场合，他们爱孩子，关怀他们，帮助他们。他们深信，只有对要干的事敢于负责的人，而且充满爱的人，关怀他人的人，随时准备为需要他的人服务的人，才能取得他人的信任。”[2]324-325再次，爱是劳动教育追求的目标。在裴斯泰洛齐看来，爱不仅是劳动教育追求的目标，也是劳动教育的主要原则。他指出：“一个人通过由他和他的爱所唤起的内心和外部活动，不遗余力地追求他所爱的目标，于是就养成了与其活动相协调的智慧活动，爱帮助我们将智力和良心付诸我们的一切行动，于是就得到我们的见识和仁爱认为值得我们努力追求的那些东西。”[2]303
劳动教育与“爱的教育”结合的途径是：（1）实施爱的教育。母亲必须给儿童以鼓励和爱，“因为从来只能是爱唤醒爱，而且也只能从信任赢得信任，母亲自己心灵上的回响必须在孩子的心中引起共鸣。只要爱和信任一旦在孩子的心中扎下根，母亲的第一义务就是尽自己的能力，给孩子的爱以鼓励，使之不断增强和高尚。”[2]253（2）建立实验学校，使爱和其他力量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一点，裴斯泰洛齐建议，“应该深入研究人的本性如何按照自己的法则发展各种力量，本性如何按照更高的法则把各种个别的力量同各种力量的整体配合起来。因此，要建立实验学校。实验学校向孩子们单纯地和全面地教授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手段。每个受过这种教育的孩子也能在兄弟姐妹中间发挥这些得到发表的力量和训练过的能力。父母们也不仅能够成功地促进教育孩子的内在本质，即发挥心灵的力量、信仰和爱，而且也能够成功地在起居室内练习外部的技能。”[2]219-220（3）让起居室成为爱的教育的场所。“在起居室这块圣地，人的各种力量在发展过程中仿佛自然地建立起平衡，并保持平衡。因此，如果教育应该真正帮助人民，要使外在的人的认识、能力和活动同人性内在的、永恒的和神圣的本质相适应的话，教育艺术就必须对家庭生活的纯洁性施加影响。”[2]218在受到内在本质（力量、信仰和爱）的影响下，儿童会在劳动中强壮、兴奋、增加活力和受益，这是充满信仰和“爱的教育”方法和手段运用的必然结果。用裴斯泰洛齐自己的话说就是：“经验每天使我深信，倘若人们以一种纯洁的毫不利己的爱心同穷人交往，为了教育他们，即使是微弱的努力也会结出果实，如果缺少爱的话，则关于国民教育、人民的福利和关心穷人最耀眼的设施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经验一再向我证实，爱心即使很少，也是强而有力的；毫无怜爱之心，即使是强者的力量也会分崩离析。”[2]161
（四）劳动教育直观化
在裴斯泰洛齐看来，直观教学不仅适合于智慧教育，也适合于劳动教育。因为在劳动教育中，儿童会经常与实物打交道。因此，父母和教师都应把生活中的直观对象诱人地、生动地呈现在儿童的感官跟前，给予儿童有益的影响。“培养直观能力的基本手段，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心理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以激发培养直观能力的欲望，通过保留和激发对直观事物获得的印象，以教育孩子。”[2]361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事物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象出现，通过儿童的心理活动，成为影响儿童智慧、人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劳动教育直观化的具体路径是：首先，通过直观教学，培养儿童的兴趣。这是直观教学的首要原则。教师应坚持用物件而不是用词语教学，要经常让儿童观察实物，并在此基础上说出该事物的名称，这会使儿童牢记事物的感性印象和名称，引发儿童对实物的持久的兴趣。其次，通过直观教学，养成儿童思考的习惯。在劳动教育中，一方面要使儿童获取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即对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思考并在思考后才说话的习惯。再次，实施问题教学。教师不要对实物详尽介绍，不要长篇大论地说教，而应该向儿童提出相关事物的问题，让儿童自己寻求答案和纠正错误。这样可以唤起儿童的注意力。不过，所提问题应尽可能简短、清楚、易懂，这有利于儿童观察事物和回忆事物，知晓实物的性质。
综上所述，裴斯泰洛齐的劳动教育思想是系统而深刻的，蕴含丰富的精神意蕴，对目前我国的劳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富有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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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市委老干部局 庄兴燕
当前我们处在离休干部逐年递减，退休干部逐年递增的转型时期，如何加强新时期的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推进文化养老、精神养老，不仅是贯彻党的十精神，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重要举措，而且是服务科学发展，构建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
胶州市老年教育活动工作的整体现状。从目前全市老年教育活动的整体现状来看，全市的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无论是在活动场所的建设还是日常活动的开展，较以前相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几年，胶州市老干部活动学习场所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全市811个村庄中，占40%的村庄开办了老年学校，建立了门球场。教育、活动场所的利用率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6500多名教育、活动骨干活跃在全市城乡和村庄，基本达到了活动多、频率高、人气旺的目标要求。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当前的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改进。
一是面上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全市老年教育活动工作的总体发展状况是，城区办事处优于乡镇，乡镇又优于市直部门单位。有的单位领导重视，资金支持到位，老干部工作负责人热心推进，老年人积极参与，使单位的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象我市的中云办事处、三里河办事处、阜安办事处、胶北办事处所辖的部分社区、居委会，活动开展的非常有生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前来参加活动的老年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而有的单位，却存在“有形式，无内容”或“有形式，少内容”的现状。市直部门单位整合办公场所，统一搬入新城区后很多单位已没有单独的办公地点，原先与单位合署的活动场所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有的市直部门单位的领导比较重视，又在外面专门为单位的退休干部租了活动场所，象安检局、民政局等单位专门在局老干部居住集中的社区租了活动室，配齐了活动设施，供老干部活动。市联社还专门为老干部建起了活动楼，购置了活动器材。
二是部分活动场所形同虚设。胶州市从08年就开始了争创老年示范校活动，这项活动到现在我们已经开展了7年，到目前已争创青岛级的有23所，胶州级的117所，而这些评选上的老年示范校也并不是说就真正达到了规范化老年学校的标准，通常是“门外挂着牌子，门内空着房子”，基本上属于“三无”学校，无固定的教师、无固定的授课时间，无固定的场地。计生检查时换上计生的“人口学校”，妇联检查时换上“妇女之家”，老干局检查时再换上“老年学校”。这些达标的23所青岛级示范校中，有22处是镇村老年学校，市直部门单位也仅有教体局一个单位。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单位成立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利用率只占13%，成立的老年学校数也只占35%。
三是学习活动内容单一难以聚集人气。胶州市当前的老干部活动室很多是小屋一间，小桌几张，象棋一放，三五个人一聚，这可以说是我们60%以上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缩影了。年复一年就是那么几个人，就是那几种活动。如果你想要学点剪纸、秧歌之类的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而我们的市老年大学为什么却会出现“一座难求”的现象，肯定与老年大学的课程设制多样化、适合老年人的需求不无关系。郭家庄居委会不仅成立了秧歌、腰鼓、拳剑等队伍，而且有经国家或省培训结业发证的辅导员，他们代表胶州参加青岛的比赛，通常是青岛市的市南区、市北区都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三里河办事处的刘家村投资100多万元建起了起拥有图书室、综合文体活动室、排练室、乒乓球室、门球场、篮球场、健身路径等设施的文体活动中心，组建了秧歌、门球、太极柔力球、锣鼓、戏曲等文体活动队伍，业余时间文体活动中心里，读书看报、远程学习、健身娱乐。每逢重大节日，村里都会组织开展各种竞赛演出，文体健身已成刘家村的时尚。可以说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
二、出现以上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缺少了搞好教育活动的前提，从领导到工作人员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不关乎经济发展，我们在坐的很多单位的领导都没有将这项工作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内，没有给予统筹考虑。但实际上这是一项功德事业，是提升老干部生活质量的必然需求，虽不能拉动经济增长但却也关乎社会和谐。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在为我们以后的老年生活打基础。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主动的争取主要领导的支持，切实形成“党政主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局面。
二是缺少了搞好教育活动工作的基础，资金投入需要加强。因为资金的有限，再加上我们又不努力争取，领导是很难将资金投资在老干部教育活动这种见效慢效果不显著又没有硬性考核指标的公益事业上来的。资金的来源我们也不能仅靠政府支持，政府给钱我们就干不给就不干。而要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我们可以主动的拉赞助、组建演出团队实行有偿服务等措施。象我们现在有很多银行、开发商、敬老院，他们也很希望与我们合作，他们为宣传他们的产品、服务，我们为开展活动争取经费，这是一项双赢的举措。
三是缺少了搞好教育活动的主体，文体热心人有待挖掘。这项工作虽不需要投入过多的激情，但市直部门单位的老干部工作负责人多数是兼职，如果有别的工作冲击，势必会影响到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的开展。而我们镇处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虽然是专职，但却存在年势已高，因退居二线工作协调难度大的现状，基本上是在凭良心热心干工作。一个人可以带动一方文化的发展，我们周围并不缺少剪纸、秧歌、绘画之类的民间高手，却缺少让他们展示的舞台。胶北办事处的郭维全带动周围100多人发展剪纸，胶莱镇石门子口村退休教师王法伦自费创办“怡弘斋”书屋，至今已藏书8000余册。这些文化引领者都值得我们学习引荐。
三、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努力的方向
一是重视发展老年教育活动工作，增强老干部文化建设的紧迫性。老干部离退休前，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在工作岗位，精神专注于工作岗位；离退休后，随着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生活环境的改变容易产生失落感和孤独感，他们需要重新构建精神家园，建立新的精神依托。同时，在物质生活越来越优裕的前提下，老干部转向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这种原发性追求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会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现在社会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和多元，对老干部产生强烈的吸引和影响，目前开展的如火如荼的佳木斯健身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就是一个很好地证明。激发老干部参与和体验文化的愿望。老干部所处的人生阶段以休闲为主，他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和享受文化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因势利导，把发展老干部教育活动工作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出本单位老年教育活动发展的近期规划和远景目标。建立老年教育活动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口增长挂钩的调节机制。坚持老年教育的公益性，加大对老年教育活动工作的资金投入，实行政府主导与运用市场机制推动社会各方参与相结合的投入机制，推动老年教育活动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制定优惠政策，按照多层次、多体制、多渠道的原则，实行公办、民办、集体办多条腿走路，吸纳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文化设施建设，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实行资源共享，加大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场所对老干部的开放度。
二是以传承地方文化为突破，提升老干部文化建设的针对性。老年教育活动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老年教育的对象有其特殊性，老干部的年龄参差不齐，知识基础高低不一，兴趣爱好千差万别，学习需求多种多样。针对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变化，我们应该遵循因地制宜、因需设课、因人施教的原则，拓宽学习领域，培育精品专业，开设老年人所喜爱的特色课程，努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组织学习活动组织不起人来，我们有没有反思过我们开展的活动是否真正应合老年人的需求。我们要选择老年人喜欢且易于接受的保健、健身、书画、戏曲等课程作为教学内容。在农村，我们可以针对当前农村种地的人员多以老年人为主的现状，我们可以结合当地的种植养殖特点，开设相关的课程。在城区，我们可以向数字校园、网络校园努力。在推进老年学校的进程上，我们也不要搞一刀切，而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梯次推进。首先各镇处设立中心学校，其次在“城边村、镇边村、园区边村”这些经济条件好、老年人思想活跃的“三边村”设教学点，条件较差或人口较少村的老年人到附近教学点上学。这样，就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教育活动体系，带动面上老年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荟萃，是传承地方历史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可以结合挖掘保护地方戏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积极发挥基层文化工作者、文艺爱好者、民间文化能人的作用，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推进地方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开设老同志喜闻乐见、具有地方特色的戏曲课程，努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胶州有很多有传统特色的文化产业，象里岔镇大孟慈村的茂腔、胶莱镇大杜戈庄村的象棋、胶东办事处小麻湾村的胶州大秧歌、胶北办事处的剪纸等特色文化村。我们应该切实做好老年教育与特色文化相结合的文章。近年来，我们首先选取了里岔镇大孟慈村的茂腔作为试点进行了重点扶持培养，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茂腔演员，而且还建起了我市首个村级茂腔历史文化展示厅。
[关键词]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劳资绩效合作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2.053
[中图分类号]D92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01
我国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不仅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社会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但在当下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怎样在劳资绩效合作模式下，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是当下企业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1 中小企业劳资绩效合作现状
在劳资绩效合作中，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当下中小企业的劳资绩效考核问题。劳资绩效考核是对员工工作进行的一种考核，员工的劳动与工资挂钩，员工为公司创造的财富越多，所得的工资也就越多。但是在现实操作中，部分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往往没有理解劳资绩效考核的真正含义，导致在考核的操作中出现问题，对绩效指标的设置也不合理。绩效考核的本质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有的公司在设置绩效考核时，给员工设定任务量，没有达标便要扣除工资，使得公司员工缺少工作的积极性，并出现公司留不住人才的现象。除此之外，部分企业的劳资绩效合作模式单一，考核标准模糊，导致这一模式难以得到实际应用。
2 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部分企业的劳动合同制度不够完善，甚至有部分企业没有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资纠纷现象比较普遍;很多中小企业的工作强度较大而劳动报酬偏低，员工的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再次，很多企业没有相应的员工福利如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相较于公务员、国企的待遇差了很多，并且，由于企业规模的局限性，员工晋升渠道比较小。这几个问题是当下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最常见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3 基于劳资绩效合作视角的中小企业劳动关系管理新模式
3.1 建立以劳资双方互信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劳资合作管理模式
劳资关系是企业间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一个企业内部劳资关系和谐与否，关系着这个企业能否有序发展。但是部分企业的管理者思想过于守旧，与员工的关系不和谐，导致公司劳资关系紧张，从而出现公司留不住人的现象。要改变这些现象，中小企业必须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创新劳动关系管理模式，建立和谐互信的劳资关系，并增加企业内部的人文情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劳资合作，从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3.2 建立以全面薪酬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性报酬制度
报酬管理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的重中之重。一个企业的报酬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去留。我国目前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方式与按需分配结合起来。而中小企业要改变自身的劳动关系管理方式，就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分配制度，企业管理者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充分重视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尽可能进行按劳分配，并充分重视员工的知识技术等对企业的作用。比如，公司制定分配制度时，要分层管理，实行奖金激励制度，同时，可以对生活困难但能力优秀的员工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才能让员工切切实实感受到公司的关怀，从而诚心为公司服务。
3.3 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
中小企业相对来说规模不大，劳动关系管理制度可能不够完善，在劳动关系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欠缺。甚至有的小型企业人力资源与行政部门合二为一，一人身兼数职，这导致企业的员工压力比较大。其次，很多中小企业存在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员工相对自由，但也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企业要改革劳动管理模式，必须要从企业的用工制度入手，建立新型的劳资合作模式，必须要在用工中与公司的核心层签订劳动合同，保证员工多劳多得，并保证他们能够分享到公司的发展成果，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劳资合作关系的建立。
3.4 建立以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
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是企业劳动关系管理中重要的环节，也是激励员工的重要手段。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内部竞争机制，必须要保证考核制度的科学性。当下部分企业对员工的考核侧重于任务量的达标，比如有的公司对于员工的考核，往往用接单数量来衡量，但是却不考虑员工接单的质量以及实际履行程度。这种考核方式就是不科学的，部分员工为了追求奖金，便可能签订虚假订单，或者不考虑对方的实际情况，签订合同时不够谨慎，从而给公司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公司必须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保证真正优秀的员工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从而建立劳资合作的劳动关系管理模式。
4 结 语
当下中小企业的劳动关系管理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改变企业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建立以劳资双方互信为前提的以人为本的劳资合作管理模式，建立以全面薪酬为主要内容的激励性报酬制度，建立灵活的用工制度，建立以科学考核为基础的内部竞争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劳资合作的劳动关系管理新模式，从而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通讯作者：马九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与发展经济学。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农民工低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编号：2012M520497）。
摘要 在讨论了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之后，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并结合其他控制变量建立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模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10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5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我国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大规模产生，城镇化进程也大大加快。由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是由城乡收入差距所拉动，那么流动本身应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观察到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大多数年份却不断扩大。这让包括蔡在内的很多学者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究竟是这种劳动力流动没有遵循追求更高收入的经济理性，还是这个流动规模还不够？[1] 因此，本文拟在讨论学界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困扰学界已久的“迁移谜题”进行解释。
1 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
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这种作用被劳动力市场扭曲大大削弱；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抬升了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Khan和Riskin通过对中国1995-2002年家庭收入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将迁移者计入城镇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小城乡差距[2]。陆铭、陈钊通过对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并且考虑了城市化指标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发现城市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支持农业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3]。刘学军、赵耀辉使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了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劳动力流动对本地劳动者就业率和工资的影响，发现外来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工资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负向作用，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劳动力流动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4]。
包括户籍制度因素在内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削弱了劳动力流动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王美艳的研究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在相同的就业岗位上工资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的部分，39%应该归因于户籍身份的差异[5]。Lin、Wang和Zhao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确实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还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6]。蔡认为，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即由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目前的劳动力流动不能根本性地完成农村劳动者居住地和职业身份的改变，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7]。孙宁华、堵溢和洪永淼用一个包含两部门间不同程度扭曲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成正比[8]。
少数学者认为若劳动力流动导致城镇已有劳动力的工资提升，将无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钟笑寒的研究发现中国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存在职业与工资上的差别以及劳动力流动没有伴随地区间工资差距的缩小的原因在于，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 城镇劳动力从事“白领”工作，农村劳动力从事“蓝领”工作，进而造成了职业上的差别，并提高了当地工人的工资，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特别是由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的经济发展，有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种不平等加剧没有理由被认为是坏的结果，因为它是经济理性的自然选择，来源于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劳动分工以及总体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出于再分配政策（例如“税收”政策）扭曲效应[9]。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一些先决条件。沈坤荣、余吉祥发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得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在分工合作中实现共赢，因此，农村移民可能会有益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不过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劳动力资源难以获得最佳配置，这又不利于农村移民和城镇本地劳动力分工合作关系的展开，从而抑制了农村移民溢出效应的发挥；农村移民能够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只有在那些市场化发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才成立，若没有市场化改革，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将是负向的。因此，劳动力流动是缩小了还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是不确定的[10]。此外，许召元、李善同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通过引入资本的外部性、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性以及城市经济学中的拥挤效应，建立了一个两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证明了由于存在“资本追逐劳动”的现象，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地区差距，这主要取决于资本的外部性和拥挤效应的相对大小，以及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技能差异 [11]。
此外，我国现有的统计方法也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被高估或低估。Sicular等认为，大多数研究没有考虑生活成本方面的空间差异，如果城市地区的生活成本高于农村地区，真实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像文献表明的那么大；大多数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排除了居住在城镇但没有城镇户籍的人员，剔出这个低于城镇居民但高于农村居民群体，意味着高估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12]。李实、罗楚亮用帕累托分布修正了住户调查抽样偏差对收入差距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人群样本偏差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较大程度上被低估[13]。
上述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争议表明：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主流议题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关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将劳动力流动当成了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忽视了不同阶段（类型）劳动力流动的差异性以及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同影响。这正是本文要尝试解决的问题。
2 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分析框架
2.1 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乡收入差距，一般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任何对这两个指标的影响都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考虑到统计因素同时存在高估和低估城乡收入差距的倾向，在本文的分析中，假定统计因素的影响是中性的。
由于城镇化过程的劳动力流动既会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水平，因此劳动力流动通常是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最受关注的方向。通过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生命周期的观察，一般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从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然后流动到城镇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到最后获得城镇户籍、彻底成为城镇的一员的整个流动过程中，可能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农村非农产业就业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进入城镇常住就业阶段，第三个阶段为迁移取得城镇户籍阶段。与这三个阶段对应的劳动力也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力，第二类是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第三类是迁移取得城镇户籍劳动力。处于不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特征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有差异。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劳动力流动的总体来说，生命周期的三个阶段具有时间的先后逻辑性，但对于劳动力个体来说，并不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可能跨越了其中一个或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了农村常住人口范畴，属于农村的流动和潜在流动人员。其基本特征是：离开农村第一产业进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工作地点变化较大，甚至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无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无固定城镇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不确定，收入绝大多数带回农村老家（扣除基本生活费）。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已经开始流动并在城镇临时工作，从事的多是一些城镇居民不愿参与的条件艰苦、收入较低、就业不稳定的建筑、帮佣、保洁、贩卖等工种，因此不会对城镇居民的就业机会产生挤压效应，而且，即使这些人在城镇中连续工作超过6个月，也会由于其经济与农村家庭连为一体，不会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另一种情况是仍在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尚未开始流动，但这批已经离开第一产业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流动意愿或正在实施流动准备但未找到合适的流动去向，属于农村的潜在流动人口。考虑到我国目前尚未有将这两种情况进行区分的统计数据，而且这两种情况对城乡居民的收入影响方向是一致的，故而合并在一起考虑。因此，第一阶段的劳动力流动在不减少农业产出的情况下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且未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产生影响，会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较固定城镇工作单位，有较固定城市住所，城镇连续工作时间较长，收入一部分带回老家（另一部分在城镇消费）。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阶段，而且会长期就业，将会对原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被国家统计部门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由于这部分人的收入被从农村居民的收入中分离出来而被列入城镇居民收入，将这部分劳动力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将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假定原有m个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r，其中1个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其收入金额为r′（显然r′>r），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为r″（显然r′>″），则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额为：（mr-r′+r″）/（m-1）=r+（r-r′+r″）/（m-1）。新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高于原有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取决于r-r′+r″是否大于零。由于r-r′肯定为负数，r-r′+r″是否大于零也就取决于r″能否够弥补r-r′这个负数。现实意义就是，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劳动力带回农村的收入金额r″能否弥补因其原来对农村总收入的额外贡献r-r′。若能，此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将会提高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反之则会降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我国目前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主要由农民工组成，而农民工中的“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转移行为差异很大，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将收入带回老家的情况，“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在城市消费，二者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因而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存在不确定性，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负向的影响，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阶段中的劳动力，在统计口径中被列入城镇常住人口，属于迁移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村流动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固定工作单位，有固定城市住所，稳定在城市工作，收入主要留在城镇消费（一部回流到农村）。由于处于这一阶段的劳动力从事的职业和岗位一般要优于第一和第二阶段，而且也会长期就业，也会对已有的城镇居民就业产生一定的挤压效应。由于这部分劳动力属于城镇常住人口，就业的积压效应也将在城镇居民群体内部消化。通过获得户籍转化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时降低了农村居民总收入和农村居民总人口。与第二阶段的情况类似，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也取决于流回农村的收入金额。由于获得城镇户籍能够明显改善农村已转移人口在城镇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第二阶段的劳动力，但由于今后要长期在城市中生活，第三阶段的劳动力能够向农村家庭转移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例通常要低于第二阶段劳动力，因而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也不确定，为便于后面的统计计量，暂时假定为正向的影响，即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除了劳动力流动因素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外，通常认为以下因素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工业化的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影响、金融发展强度的影响、金融支持农业的影响、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财政科教文卫支出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影响、向农村转移收入的影响和宏观政策的影响。
2.2 变量选择与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以上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分析，选择影响城乡收入差距（Urg）的变量和代表性指标进行城乡收入差距的评估。变量与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城镇户籍人口数量，1981年及以前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的城镇人口数， 1982年起按《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1999-2011）》中的城镇户籍人口为基础进行调整。财政农业支出额，从2007年起采用《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数据。其他数据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1）》。
根据理论确定的指标影响方向，L1、L2、Am、Fu、Fa、Rt为逆指标，需要取倒数进行转换，统一为正向指标，即随着指标数值的增大，将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不一致，各指标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要对各变量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各指标的量纲。
2.3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
在上述变量中，Urg 是被解释变量，代表城乡收入差距，L1、L2、L3是解释变量，代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劳动力流动，Id、Am、Fd、Fu、Fa、Fe、Ft、Rt是控制变量，代表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D1、D2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1978年至1984年、2003年至2010年宏观政策的影响。根据已有变量设置，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方程，对各种因素对城乡收入的差距的影响进行评估和分析：
其中：c为常数项，μ为残差。
控制变量为
虚拟变量为
3 实证分析结果
根据上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和已确定的数据来源，在SPSS17.0软件中进行多元回归模型的估计。各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方程的方法为“向后”，删除变量的标准为统计显著性大于0.1。最终方程的各项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最终得到的多元回归方程调整R2达到0.961 8，F统计量达到135.196 5，说明多元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性极高，拟合度也很好。三个解释变量L1、L2、L3最终都留在了方程中，但系数差异很大，显著性也不相同。
L1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127 3。根据之前的设定，L1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1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27 3个单位。因此，与之前的预测方向一致，第一个阶段劳动力流动（L1）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在尚未获得城镇就业机会的时候，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入非农领域工作，也可以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L2在0.05水平显著，变量系数为-0.026 6。根据之前的设定，L2为逆指标，因此，随着L2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26 6个单位。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可能由于以 “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常住农业户籍劳动力的低龄化趋势改变了城乡收入转移模式，进而影响了第二阶段劳动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第二阶段的劳动力流动产生了钟笑寒[9]所提出的劳动分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进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L3在0.01水平显著，系数达到-0.117 5。随着L3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降低0.117 5个单位。这说明以获得城镇户籍为主要标志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与原有城镇户籍劳动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待遇，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向农村转移收入的能力，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八个控制变量中，Fd、Rt、Fu、Am、Fa由于显著性水平太低被依次排除，方程回归结果表明这几个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也很小，说明金融发展强度（Fd）、转移性收入（Rt）、金融支持农业（Fu）、农业现代化（Am）、财政农业支出（Fa）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小且不显著。只有Id、Ft、Fe三个控制变量仍旧留在方程中。
Id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249 6。随着Id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249 6个单位。表明工业化（Id）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非常明显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三个阶段的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总和，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原因显然在于工业化过程带来的收入提高主要惠及了城镇居民。
Fe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91 7。随着Fe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91 7个单位。表明财政科教文卫支出（Fe）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城市的偏向的科教文卫支出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Ft在0.01水平显著，变量系数达到0.048 5。随着Ft提高1个单位，因变量Urg的自然对数值将提高0.048 5个单位。表明对外贸易（Ft）的提高能够在很高的显著水平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说明，对外贸易带来的福利增进也主要被城镇居民获得。
两个虚拟变量D2、D1由于显著性水平不高也被方程排除，说明从1978年到201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看，1978年至1984年的农村改革和2003年以来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影响不大，另一方可能是因为对城乡收入施加了相同比例的影响，而导致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大。
4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视角将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流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阶段劳动力流动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劳动力流动不明显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劳动力流动也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个阶段劳动力流动的综合影响是能够明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陆铭、陈钊 [3]等学者的主要研究结论一致。而我国现实中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逐步缩小，原因在于工业化过程、城市偏向的科教文卫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等与劳动力流动无关的因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应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根据个人与家庭禀赋情况参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就业，重点发展与本地区社会经济特征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实现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局部优化；第二，应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妥善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落户问题，推动农民工平等享有劳动报酬、子女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住房租购、文化服务等基本权益；第三，应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着力构建“三农”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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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职业（Fried， 1995）。高校教师工作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劳动，例如课堂教学，科研指导等，它们对高校教师的自我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Hargreaves， 2005）。适当的情绪劳动会增加学生的身心健康、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学业成就，提升教学和教育效果，同时也会减少高校教师自身的职业倦怠，提高职业满意度（孔冬梅， 2009）。而不适当的情绪劳动则会达到反效果。因此，对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心理契约则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写成文字的心理性契约，是高校教师对聘用双方在聘用关系中相互付出与回报的主观心理约定（陈虎强， 付国秋， 周秋蓉， 2010）。心理契约的履行可以提高高校教师的工作投入程度、工作满意程度和工作效率，而破坏则会损害高校教师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张积家，郑炯亮， 2005）。由于心理契约履行所具有的激励效果，会使得高校教师有较大的热情从事教学与教育活动，因此，其可能会使得教师的进行更适当的情绪劳动，从而增强教师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但是，心理契约对教师的情绪劳动工作如何产生影响，目前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心理契约影响情绪劳动的机制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情绪劳动的管理策略，希望为此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1.高校教师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一般被定义为一个雇员对其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义务的一系列信念，这些信念建立在对承诺的主观理解的基础上，但并不一定被组织或者其人所意识到[1]。对于与高校教师而言，其心理契约又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高校教师心理契约是指高校教师感知到的关于自身应该对高校组织付出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张淑丽（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心理契约中教师对学校的责任义务包含2个因子：其一作为高校框架基本构成教师所须担负的责任义务，称为 “现实责任”，包括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能够承担适当额外工作（如加班）、 关心爱护学生、对学生有责任感；其二是高校长远发展教师所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包括不断完善教学科研能力、注意知识结构升级、关心学校发展、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等。林丽华（2005）通过调查问卷发现，教师对高校的心理契约包含三个维度：关系型责任、发展型责任、交易型责任。刘牧（2006）实证发现，高校高水平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对学校的心理契约划分为个人收入、公平公正及价值认同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机会三个层次。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结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
2. 高校教师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指的是“通过对自己情感的管理来建立一?N公众可见的表情和和身体展示，从而获得报酬的一种劳动方式”（Hochschild， 1983）。Hochschild（1992）认为包含老师在内的六类工作最需要用到情绪劳动。根据Hochschild的研究，情绪劳动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发生在工作人员与工作对象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这种相互过程包括面对面或声音对声音的交流；其次，通过情绪的表达，工作人员影响着他人的态度、情绪和行为；最后，工作人员的情绪表达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通常是隐藏在各职业规则或规范里。Wingograde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作为情绪劳动者的教师在学校工作过程中，需要遵从以下情绪法则：首先，在对待学生方面，教师要充满爱心和耐心，要爱自己的学生。同时，教师要会包容自己和学生所犯的错误，富有幽默感。其次，在工作方面，教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学科知识有热情，在工作中保持冷静并避免消极情绪的流露。
由于情绪劳动主要是员工或教师按照组织的要求对自己的情绪加以控制和表达的过程，情绪劳动策略作为此过程中的手段，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Grandey （2000）把Gross的情绪调节策略引入到情绪劳动范畴中，提出了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两种策略的作用机制。表层行为仅改变外在的情绪表现，而内心感受不变；深层行为则需要个体努力改变自身的感受，以便使得内部感受与外在表现相一致。具体到老师职业，刘迎春、 徐长江（2013）从热/冷系统、资源与强度模式和过程模式三种理论模式出发，探讨了教师情绪调节的内在机制，并运用Gross的情绪调节模型分析了教师情绪调节的具体策略。Zhang & Zhu（（2008）分析了中国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与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高校教师更多地运用深度行为来进行情绪劳动，而高校教师的表面行为对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有负向作用，深度加工和真实表现对两者都有正向作用。姬兴华（2009）研究了教师情绪劳动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发现主动深度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组织承诺；主动深度行为与理想承诺、被动深度行为与投入承诺的关系比较复杂。Gosserand & Diefendorff （2005）运用一个包含教师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样本，发现情绪调节策略随着动机的不同而存在不同。Truta（2014）基于一个包含所有层次教师的样本，研究了动机对情绪劳动的影响，发现内在动机只与深度行为有关，而外在动机与任何情绪劳动策略无关。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为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基本上可以分为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两种方式。
3.高校教师心理契约对于情绪劳动的影响模型
在解释高校教师心理契约对于情绪劳动的影响机制时，本研究引入资源保存模型作为理论基础。Brotheridge et al（2002）首先把Hobfoll的资源保存模型引入到情绪劳动研究中，强调资源的耗费和补充，认为知觉到表达规则的员工进行情绪劳动，无论是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都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耗费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补充源于外在的物质奖励、社会支持或内部的资源，如自尊、自信等），个体就会感到威胁，持续的能量损失将导致工作倦怠。因此，员工倾向于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心理资源的多寡来进行情绪劳动。而心理契约作为一个员工与组织之间的承诺，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可以增加员工的心理资源。因此，心理契约可以作为一个心理资源的来源对情绪劳动发挥作用。
本研究把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结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情绪劳动的策略可以分为两种：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 每种行为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不同（张辉华，2006）。也就是说，这两者所需要的心理资源存在不同。一般来说，由于表层行为仅改变外在的情绪表现，而内心感受不变，因此，它需要的心理资源较少；而深层行为则需要个体努力改变自身的感受，以便使得内部感受与外在表现相一致，因此，其需要的心理资源较多。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了解不同情绪调节策略所需要的资源，并根据自己所保有的资源来采取合适的行动，保持平衡，避免资源的耗竭。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心理契约影响情绪劳动策略的模型，见图1。
3.1交易维度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交易维度指的是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具体的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交互关系，如薪水、福利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等。一般来说，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如果主要表现为这个维度，那么教师更看重是经济上的收获，而不是看重从教师这个职业中获得成就感。那么，相对来说，他们就会避免对工作有过于大量的投入，只要达到基本的工作要求以便获得符合标准的薪水、福利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就可以了。因此，他们缺乏足够的心理资源来保证他们完成深层行为。根据资源保持理论，他们主要采取表层行为来进行情绪调节，以便符合学校的要求。我们认为：
交易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表层行为采用越多；交易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深层行为采用越少。
3.2关系维度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关系维度，指的是高校教师和学校建立广泛、长期的交互关系，如保障工作的长期性和维护学校形象等。一般来说，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如果主要表现为这个维度，高校教师有从长期上维护与学校关系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获。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融入到学校的大环境中，努力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希望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和尊重。根据资源保持理论，他们有足够的心理资源来进行深层行为、因此，我们认为：
关系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表层行为采用越少；关系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深层行为采用越多。
3.3交易维度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发展维度，指高校教师以更好地适应长期的职业发展和维护高校的长远利益相联系为目的的心理期待。一般来说，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如果主要表现为这个维度，教师倾向于把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和高校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可以鼓励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把学校当做自己人生的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部分高校教师把自身的职业当做一种使命，不管外在条件如何变化，他们对于事业的热情绝不会降低。根据资源保持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师有高度的热情去情绪劳动工作，其情绪劳动策略也更多地是采用深层行为，因此，我??认为：
发展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表层行为采用越少；发展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深层行为采用越多。
3.4心理契约不同维度对情绪劳动影响的相对强度
同时，我们认为三个维度所激发的心理资源的强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交易维度所激发的强度低于关系属性，关系属性低于发展属性。这是因为，三者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意义是不同的。交易属性所带来的只是经济上的满足，关系属性带来的是社会需求上的满足，而发展属性则属于自我实现的满足。其动力是不同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满足所带来的满足感是经济上的满足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们认为：
发展属性、关系属性和经济属性对于高校教师深层行为的影响依次递减；发展属性、关系属性和经济属性对于高校教师表层行为的影响依次递增。
4.基于心理契约的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管理策略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要提高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的质量，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4.1构建合理的高校教师心理契约
在人员招聘、培训与选拔上采取一定的方式，构建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合理的心理契约。其内容表现为：弱化经济维度，提升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在人员招聘、培训与选拔阶段，跟教师进行坦诚的交流，使教师能够建立合理的预期，从而构建合理的心理契约。还可以通过建立共同愿景来解决（赵欢君，2005）。共同愿景是人们心中一股深受感召的力量。通过“共同愿景”，学校心理契约的构建就有了能量与着力点，“共同愿景”能够使得心理契约构建遭遇阻力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通过尽最大努力扩展心理契约的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来帮助教师采用基于深层行为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好地做好教人育人工作。
4.2保证心理契约的履行
在构建起适当的心理契约后，最重要的是维护心理契约的动态平衡。因此，学校需要在制度上构建起公平合理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在绩效管理、薪酬管理以及与组织文化上的体系建设，尽量做到公正合理，可以有力地保证心理契约的履行，进而保证教师能够精神愉悦地进行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通过维护心理契约的稳定性，来帮助教师能够在稳定预期的情况下，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工作，从而具有更多的心理资源进行深度行为，而不是表层行为，提高情绪劳动的质量。
[关键词] 博弈论 劳动合同法 政府 企业
一、问题的导入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面对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社会各界对之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不同的看法，有的企业将之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将极大提高企业的成本，影响企业的发展壮大；政府则认为规范用工制度是企业必须担当的责任，《劳动合同法》是其加强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举措。最大的争议集中在企业成本提高和无固定期限合同制方面。从法律上强化劳动合同，强制提高劳动者薪酬，保证劳动者能长期就业，其出发点当然是政府出于民生考虑，要保护劳动者权益。就此而言，这无疑是新法的正面意义。本文将对政府、企业在《劳动合同法》中的进行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存在相互作用时，行为主体如何利用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反映了博弈局中人的行为以及相互作用间冲突、竞争、协调与合作的关系。一个正式的博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1)对弈者（players），又称局中人或参与者，是指博弈中的决策主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决定自己的行为。(2)信息（message），指有关博弈的信息，如关于其他博弈者的特称、行动等知识。(3)策略（strategies），策略是对弈者在给定信息的前提下的行动规则，决定了对弈者在每种可能情况下要采取的行动。（4）支付（payoffs）,又称收益或盈得，是对弈者从各种策略组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
二、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分析
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具有双重身份的：管治者和服务者。尤其是现代政府更强调服务而不是掌舵，以前我们的政府注重管治而忽视服务，结果造成制度僵化，效率低下；现在强调服务而放松管治，却酿成企业凭着自己的强者地位，不平等的侵害弱势劳工的利益。政府在现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根据当前社会和谐的需要，主导各个利益群体逐步相容，避免因利益的再分配失衡而衍生社会问题，造成社会的失控。
一方面，政府通过立法，加强执法，惩罚违法者，迫使企业履行法律，增强竞争意识，通过优胜劣汰，进一步深化其国际竞争力，让企业的经济增长步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通过各级政府和劳动部门及其他的媒体力量，进行广泛的普法宣传，增进民众的维权意识和维权的斗争精神，为推进我们的法制民主开路。这次以新《劳动合同法》为核心，以立法部门的法律解释、政府和劳动部门的法律实施细则及地方政府和地方劳动部门的实施规章等配套法律和政策文件，将催生一个庞大的法律系统，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
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由于以前我国的用工制度不健全，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了很大损害，造成了严重的劳资矛盾，而且给社会也带来了极其不稳定的因素。作为一个服务型政府，必然也应该担当起协调劳资双方矛盾的角色，因此，政府在承受了极大的社会压力下仍出台该法律，应该说这是政府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反观企业的态度，极大多数企业都在有意的规避劳动合同法，或者变相的执行该法律，比如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华为鼓励员工辞职，共计有超过7000名工作超过8年的老员工，被逐步完成“先辞职再竞岗”工作，这就是在规避无固定期限合同。在政府强势执行合同法决心下，企业应该是履行该法呢还是规避甚至违反该法律，这就必然产生博弈行为。
政府在这轮博弈中，，就是要把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用法律来规范企业的用工行为，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在对《劳动合同法》上，政府需要在维护其权威、社会公共利益与企业规避法律之间进行博弈。政府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社会公众服务。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政府的天职，是政府权力的基本要义。正如社会契约论所言，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的委托，以保障全体公民的需要。政府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树立起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威形象，令公众信服。政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情况下推出该法律，就是因为以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劳动者权益的损害为代价。如今，我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全局，就必须尊重和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政府出台《劳动合同法》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对企业而言，不折不扣的履行《劳动合同法》将会加大企业成本，使企业倾向于规避该法。那么在政府维持法律权威的威望下，企业是选择规避还是履行法律呢，这就是一场博弈。假设企业不履行《劳动合同法》，那么在短期将不会增加劳动成本，但是将面临着政府的惩罚风险；反之如果履行该法律，将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但是从长远看，保障了企业员工的权益，将会极大的调动其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和企业在面对《劳动合同法》时，两者可以有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那就是企业认真履行该法，这既是遵循法律的应有之以，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政府只有认真的行使其行政职能，使《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真正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是一个责任政府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你们《北京市关于调整原行业统筹企业单位2002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的请示》（京劳社养文〔2002〕5号）收悉。经审核，同意你市提出的原行业统筹企业2002年费率调整意见（见附表），请严格按照执行。
附表：北京市原行业统筹企业2002年批复费率表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关键词] 脂代谢；高血压；被动式膳食干预；营养教育
[中图分类号] R473.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11-0100-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community old peopl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utrition education and passive dietary intervention on lipid metabolism and the high blood pressure. Methods We collected 150 patients with senile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tension from October 2012 to June 2013 in our hospital，according to the intervention measures and specific interventions all of them were divided into into nutrition education group， passive dietar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each group had 50 cases，intervention effect after intervention for 3 months were compared. Results Knowledge scores of hyperlipidemia and hypertension，the proportion of thought that hyperlipidemia and high blood pressure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health education effectively，edible vegetable，exercise every day in passive dietary group and nutrition education intervention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Miscellaneous food intake in Passive dietary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