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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宋绍富（1958-），河北乐亭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批准号：201103327），主持人：赵友；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民间著名工艺技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JRS-2011-3049），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0-0092-05
经学与治事之学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教育文明。因经学主宰教育历史久远，与农工商贾实才直接相关的治事之学少有关注。在古代经学教育体系之中，一直流传着士子治事之学，其对于民间技术教育与专才学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态变迁、核心理念、关键特征对于职业教育史研究或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均有启发。
一、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异”个体差异性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观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国之才，多数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类；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说；《墨子·耕柱》记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另以木、铁自然属性不同，说明教人必须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铄也。以为器,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则提出：“为师者”需“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又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傅玄认为：“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长短经·知人》记载，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异，需认真观察识别才使“执伪者无地而逃”。颜元培养“百职”专门人才，一方面源于“业各殊”的社会分工理论，另为“材各异”的人才差异论断。[1]
（二）农、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学存在合理性源于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社会分工基于效率原则。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官吏、农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但并非每个人均可成为既能治国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层划分。孟子主要观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且孟子举例以证“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尽管存在等级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在“士”群体之中并非皆“治国平天下”之材。《吕氏春秋》作为集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其中涵盖着天文、农业、手工等诸多知识与技术等。“士与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极大激发了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诸如著名工匠鲁班、李冰等皆载入史册。各诸侯国吸纳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诸代，傅玄、司马迁、颜元等皆提出多样化人才观。
（三）教育类型多样化与活力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类型多样化的需要。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原始社会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原始社会末期，古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自此，教育开始分化为培养“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巫等作为最早脱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掌管宗教、巫术、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专业人才。夏商周时期，教育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顾历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时代分离对于人类发展必要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体力与脑力的分裂，教育与生产实践的分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裂。尤其东周以降，三种分裂予以时代的演化。学在官府被打破，私学逐步兴盛，至此，官学与私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经学教育与治事之学并存。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发了古代教育的丰富与发达。教育类型多样化并非杂乱无章，以经学主导，以培养治国之才为要。治事之学培养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尽管如此，治事之学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伴随历史变迁，而且更多时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学一直是以经学批判者身份出现的。
（四）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经世致用文化的内在需要。中华农耕文明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处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其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蕴育的文化特质是经世致用。自古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其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对于和平、稳定提出了强烈诉求。自上古时代，古之先贤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贤均以国计民生为要，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皆凸显经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诸子，因个性不同而有争鸣。如儒家培养君子，教以六艺；道家培养真人，以自然为师；法家培养吏师，以法为教；墨家培养兼士，以道术为本。但经世致用贯穿于百家之学，无论儒、道、法、墨等皆以现实世界与现实变革为追求。以经世致用之哲学，儒家不器提出“齐家、治国、以平天下”；道家绝巧以为“不争莫之能争”、“无为而无不为”而至“君子南面之术”；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法家“耕战”以求富国强兵。汉代，“独尊儒术”除因文化专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样性统一为其内在因素。但治事之学作为诠释中国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其传统地位边缘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学实践变迁
（一）六艺造士
西周以往，六艺造士首创治事之学。周公首倡礼乐制度，对于“六艺”教育贡献颇大。《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古之“六艺”以“职事官吏”为教育目的：礼乐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修养与规范，射御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的军事技能，书数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才智。“六艺”教育以“实用技艺”为教育内容，如“九数”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从“九数”所包含的内容来看，田地面积的划分、租税的合理摊派、土石方体积的计算，各种工程的求证，几乎处处都要用到它。“独尊儒术”的汉代与“重振儒术”的唐代，经学一度排挤了六艺，但在小学和私学中书、数、武艺传授并未中断。宋代，胡瑗主办学校又出现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盛况。理学家朱熹大力提倡读经穷理，但也主张小学教育要学六艺。明代学校比宋代又有发展，《明史·选举制》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为补救教育空疏的时弊，大力提倡六艺教育，主张实学实教。其与西方的七艺有所差别，六艺逐步演化为“实用本位”的中国教育体系。
（二）百家实学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皆涵盖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国，但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贤人之外，恐怕成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论语》之中还包括“多识鸟兽之名”等记载。《论语·学而》提出“使民以时”；《尚书·尧典》记写了“敬授民时”之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先声；《周礼·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诸子治事之学更甚。法家商鞅、韩非力主耕战治国。商鞅把《诗》、《书》、《礼》、《乐》一类著作，划为铲除之列，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商鞅变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垦令》。杂家《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墨家、农家治事之学更为彻底。墨子以“兼士”为教育目标，其目的为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份内之事。农家《汉书.艺文制》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以许行为代表，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3]
（三）经学载体
秦汉开始，治事之学伴随经学载体传播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经学教育倡导通经致用原则，经师有意识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充实儒学内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由于经学涵盖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因此汉代经师多博通科学技术等，如东汉贾逵为经学家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官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作用。西汉落下闳与东汉张衡尽管均担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传畴学。在经学教育基础上，通过刻苦自学皆成为成就非凡的天文学家，尤其张衡成为东汉时期人文素养与科学技术素养融合的典范。魏晋教育思想家傅玄、颜之推作为受到儒学教育的大师分别提出了人才九品、劳动教育等治事要务。唐代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说:“人子不可不知医”，并向长安曹元学习医术，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从事过医药、化学、建筑、水利、农业、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记载，人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职位，甚至可以官拜尚书。元代历山书院，起初书院以教授儒学知识为主，由于医人匮乏，学员开始兼学医学。
（四）分斋治学
宋代开启分斋治学至清代已彻底改革。宋代胡瑗为分斋治学的开创者，其著名“苏湖教法”核心就是分斋治学。胡瑗在其主管学校中，分“经义”与“治事”两斋，其中“经义”斋基本培养官员；“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为宋代三次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范仲淹庆历兴学创建太学，采用分斋教学的形式；王安石熙宁兴学创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汉唐分经教学、分科教学前进了一步；蔡京崇宁兴学恢复医学，新设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明代，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在他设计的未来市民社会学校体系中，除经师开经学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此外，他还提倡所谓“绝学”，如测望、火器、水力等之类的自然科学。清代颜元可谓分斋治学集大成者，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在书院分设“文事”、“武备”、“艺能”、“经史”、“理学”、“帖括”等六斋，分斋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战术、历史、时务、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程朱陆王之学及八股举业等知识技能。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计划与教学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向近代实学教育转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学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治事之学初始仅是经学的一部分，后逐步成为经学中批判性与革新性因素。经学主导之下，治事之学仅是凸显经学明体达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对于改造经学或改造教育意义深远。宋代胡瑗首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即“学以致用”精神，其不仅为此开辟分斋治学，且对新儒学“穷理践行”思想起到了转变作用。程朱理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的实质为胡瑗“明体达用”的思想演变。朱熹学问体系不仅涵盖对传统儒学知识经学和史学的注解，而且包含作为“科学”的历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批评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同样对于“明体达用”思想继承。宋代“明体达用”之思想，为明清两代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实学学风由丘濬开创，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放眼“治平”之术，恢复儒学“有体有用”的真精神。此书被明末实学家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列为八种“经世”书之首。明代实学强调“体围合一”、“学仕合一”，其中，顾炎武、李颙等代表“义利双行”学派。清代，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 戴震视科技为实学加以提倡，皆是明体达用的体认。
（二）教育目标—百职人才
治事之学突破儒家“君子不器”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领域专门人才的重要价值。自汉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论”，《长短经·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颜之推继承了傅玄的人才观，提出教育既不是培养清谈家，亦不能培养章句博士，而是要培养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军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兴造之臣”等六个方面。宋代胡瑗分斋治学贯彻了傅玄、颜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颜元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无益于国家“庸碌”官吏，而是培养“经济臣”，人才需“以经世致用为宗”。由此，颜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职”专门人才观。颜元认为，要“经世”治国，仅有“君相”与“百官”不行，必须有“百职”专门人才。其举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5]（《习斋四存编》之《存学编》）。
（三）教育内容—治事实学
与经学崇道重礼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实学。魏晋颜之推首倡劳动教育与艺能教育。《颜氏家训·勉学》：“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另外，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颜氏家训.勉学》言“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主张“因事作则”，即教育应该面向社会实际，在博通的基础上，提倡学习兵法、度员等方面的知识。明代实学代表人物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之事，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王夫之提倡实学，要士子学习“天下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否则，国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实学”。 颜元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习行教法
与经学明理、玄学尚谈比较，治事之学倡导习行。傅玄认为，玄学家“才辨”是以“悬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国”之“败德”行为。颜之推继承了傅玄思想，以邺下俗谚讽刺“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阔之习，教育子孙后代通过读书学习来“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识必须从“见闻之知”始，学生需接触事物，实地学习，才能认识事物，叫做“接习”，其以“闭户学操舟之术”以比喻此理。另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黄宗羲提倡“学用一致”的教学方法，学历者能算气朔，观测天文气象；学医者，根据理论与实践考核，分三等处理，中等者才许继续“行术”。颜元明确提出“习行”教学法，指出“习行之学”贵在“实行”“实践”。认为：“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主张学一艺必习一科、验一方，手脑并用，切忌纸上谈兵。“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并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颜元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学上著力”。《存学编》以习学琴为例：“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专一事
与经学鸿儒、通儒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各专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业基础上提出“分业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业而壹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壹则各尽其力……认为“分业”为农、工、商三才发挥各自职能的前提。颜之推于《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宋代胡瑗“治事”斋教学：“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历算以明数是也”。颜元主张教育要结合学者的个性进行，教学应根据学者材质和兴趣制定：“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学兵农，某也学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戴望《颜氏学记》）。颜元主张各专其业，各得其用，他说“人之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在自己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专一事”，他常鼓励其弟子各专一艺。因此，在颜元的生徒中，专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仪器，业者自谓弗如”的巧匠冯雍，善于垦荒种田农技人才齐林玉等。
四、治事之学的相关思考
（一）专才与通才
治事之学丰富了手工时代的人才文化，且使专才与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张“用人当其才”，反对求全责备。其在《傅子·阙题》中言：“圣人具体备物德行颜渊之伦是也；……言语宰我、子贡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傅玄认为全面发展于一人之身实现困难，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颜之推提出人才需博闻与执一相结合，敏锐的意识到人的精力与天才区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他说“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陈亮、叶适反对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艺一能”的“事功”教育。陈耆卿云：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颜元反对“通儒与通才”，其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为，而众人皆可成为专门人才。学生请教颜元欲想成为“无不知能”的人才时，颜元提出：“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无一不能，其实一无所知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二）农圃与小人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学生均如自己成为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从后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管子四民分业以后，农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称谓。唐太宗评价书学亦有:“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的认识可见一斑。古代有明确规定，工商一般不得为仕。其中，匠籍、医籍制度均是技术官守背景下役使专才之手段。以小人称谓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颜之推一方面告诫子孙“薄技”重于“家财”；另一方面，提出技艺只可兼习，而不可专业，以求得“艺不役人”。但关于小人，诸代皆有明识之士。周灭商，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者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傅玄为发明家马钧写作《马钧传》，以“国之精器，军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绝不可“忽而不察”等语词凸显出对于科技发明重视与对于手工业人才的珍惜。清代颜元对于专才赋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专门人才比作下等卑贱职业的思想，提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三）崇道与尚艺
古代经学崇道，培养治国之才，治事之学尚艺，培养治事之才。儒家明体达用之改造，凸显出道中有艺方可经世致用。治事之学需艺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会末期学校萌芽以后，劳动教育、技术教育、生产实践教育完全与学校教育背离。传统儒家思想，鄙视劳动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佛家“性空”、玄学“空谈”皆未把技艺放置于应有的高度，治事之学一直在批判儒学、玄学轻艺以激发经学改造，经学治国之学一直在批判技艺小道以激发治事之学不断升华。魏晋南北朝颜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时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艺周厚”即知识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技艺兼习”即知识传授与培养技能结合；“博闻执一”即在知识与能力结构体系中达至博闻与精深统一。古代治事之学达至崇道与尚艺的统一是士子治学之追求。
（四）治事与文明
手工时代因经学主导，因此治事之学对于文明的创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进步，古代农才、工才为直接物质生产者，商才乃物质交换者，其直接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对此是很好的诠释。没有治事之学，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精神文明进步。而天文医学、农、工、商贾的诸多经典则丰富了中国文化，劳动教育对于精神文明意义深远。清代颜元认识到劳动的健康价值：常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而久之则“魂魄强”。由于体质增强，学习起来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灵活”。对于劳动的德育价值，颜元认为通过劳动，可以杜绝邪念，纯净内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学有效地弥补了经学、玄学之弊端，无论对于政治思想、社会风气、人才结构等均起到良性作用，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68.
[2]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30.
[3]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1.
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衡量，现代化的优质教育必然是顺应人的发展需求，满足人性自我提升需要的教育，必然是百姓福祉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上升的教育，必然是质量和数量、公平和个性、成功和幸福达到高度和谐的教育，联系**教育发展实际，几个问题和大家交流探讨，抛砖引玉，推动大家议教育、谋发展。
一、城市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市正努力建设“三中心、两高地”宜创宜居的国际性商贸城市，教育一方面要为城乡百姓提供均衡、优质、公平的教育机会，满足百姓“有书读”“读好书”意愿；另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持。面对挑战，**发展经济的竞争力急待进一步培育，新的优势在于市场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在于知识技术和创新人才的支撑，在于专利、品牌等新兴经济元素的培育，在于城市人文的积累和提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破资源瓶颈，提高发展质量，需要教育发挥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才和思想的“储备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动机”的作用。
（一）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近几年我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和教育均衡程度不断提高，但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百姓要求享受良好教育的矛盾依然尖锐，城乡教育之间、义务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别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还需进一步改进。我市用十年时间实现了由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向高质量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转变，**教育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数量的扩张转到质量的提高，从硬件的完善转到队伍的优化，从教育的均衡、快速发展到优质、和谐发展。当前及今后，教育的关键点已转移到更深层次的均衡上来，更注重校风、学风、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和发展潜能等，促进教育公平要从外延扩张，更注重内涵发展，尤其要加强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师资建设、教学方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使每所学校都得到发展提升。因此，今后要加强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力量的良性配置，加快我市要优化教师引进、培养和发展的政策，在教师待遇的保障、优秀人才的引进、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创新人才的奖励等方面，深化政策，建立多渠道的教育骨干和师资的科学流动机制和培养提升机制，努力突破制度瓶颈，促进教师资源“柔性流动”、“多向流动”等，培育优秀教研组、先进班组等创新型团队，每个学校都要推出自己的名师团队。完善促进城乡教育均衡的资源分配制度，大力研究资源共享、“和谐共进”的均衡发展机制。
（二）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教育，是与本地经济发展关联度很高的教育类别。本地产业发展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源泉，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智力和人力资源基础，困此“围绕产业办学、围绕市场兴教”是其基本理念。例如苏州市发展职业教育理念是“合拍共振，无缝对接”，苏州是世界知名制造业基地之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密集区，世界500强的91家企业在苏办厂，苏州产业在升级，苏州职业教育也在跟进，从传统的电子商务、文秘、电工到微电子制造，现代通信技术、物流、汽车维修，市场需求与学校发展和谐共生。我市已提出了建设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国际小商品创造中心目标，以转型升级为主题，提升制造业整体素质，发展职教空间很大。但近几年，我市职业教育面临经费不足，生源不佳、发展信心不足、群众认可度还不高等问题，职业教育对社会贡献度还不高。（近几年我市职业学校先进设备闲置现象一定程度存在。要有懂技术的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设备提供实训，但由于活动经费缺乏，学校不能购置丰富的材料，许多教学活动无法开展，一些设备被闲置；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热情不高，有的企业前几年满怀热情办起校企合作班，但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投入回报不对称，办班难以为继。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不尽如人意．职业教育的质量也倍受社会各界关注。）一些规模企业反映，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在企业的“适用度”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经过锻炼往往成为企业的骨干，但现在经常会遭遇中职生用不上、用不起的现象，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水平、职业技能水平有所“滑坡”。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深化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更是迫切。市政府将进一步研究扶持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营造全社会重视实用人才、重视职业技能的氛围。职业教育单位要振奋精神，与时俱进，瞄准市场办学，着眼企业办教，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合作办学，拓展办学的形式，提高职教服务社会、助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三）进一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
做好国民教育的“前伸”和“后延”工作，一方面加快学前教育优质化、公益化进程，今年把6个镇街中心幼儿园的建设列入政府实事，还要制订幼教专项政策，推进学前教育加速度发展；另一方面加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统筹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家长教育，为建设学习型城市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教育需要怎样的学校。
（一）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人才观。
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知识经济不断深入，“高分低能”、“高分无能”的青年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竞争的形势，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推行高校自主招生，录取标准已显露出当今社会“新人才观”的端倪，形势要求我们确立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观；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就业竞争的激烈，使家长对子女就业的期望过重寄托到学校的升学绩效上，这种关注并没有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教育高标准普及而有所减弱，反而更为加强。这就使学校面临两种质量观的矛盾，是追求“分数的质量”，还是“追求生命的质量”。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当前教育的一些偏差。我认为，德育关键是做人教育；智育关键是自主学习的能力；体育关键是终身锻炼的习性养成；美育关键是情操陶治；劳动教育关键是树立劳动光荣的信念。教育青少年要养性—注重优美人格的奠定，养慧—圣贤智慧的陶治；养德—正大品行的规范；养志—理想抱负的树立；养能—生命能力的完善。学生不仅要提高文化科知识水平，更要发展体质水平、审美水平、创新水平、心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质，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要树立“因材施教”理念，确立不同个性、不同禀赋学生不同的质量标准。人格教育与技能教育相辅相成，培养具有深刻文化素养、身心更和谐健全的现代中国人。
（二）深化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改革。
要从积极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入手，提高教师实践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实施新办法开展教育教学的能力；要着眼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以“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为原则，提高文化课教学质量；要改变全市学校一把尺子衡量绩效的局面，实行教育质量多元策略，实施策略分层，多元发展，确立“各级各类争一流”思想，促使不同学校努力在自身层次达到最优，实行群体创优；要培养学生多方面素质，统筹学校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构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育活动体系。
（三）加快学校内涵成长。
近三年我市高扬学校文化建设大旗，推动学校锤炼核心价值观，培育师生主流意识，以文化提品质，以文化树品牌。但目前学校文化尚未深刻融入管理者治教理念，以及师生团队的治教求学行动中，有品位的学校不够多。一个富有内涵的学校，我的理解：一是理念一定要贯彻得非常到位，得到全体成员多年不变的认同和自觉遵行。二是管理一定要修炼到细节，学校的一本书或是一棵树背后都可能有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三是风格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学校不一定每个都是名校，但可以是有个性的学校，特色的培育源于深入挖掘校本资源，以及拓展和发挥，不因学校规模宏大而庞杂失序，不因学校规模小而无可实施。比如义中是我市教育多年的典型代表，已经塑造了比较深厚的学校形象，那么，“义中人”这个品牌怎样发扬光大、与时俱进？是否可以将更多象“义中人”这样富有精神内涵的学校特色品牌呢？面对既定的师资和生源、硬件和软件，学校文化发展的境界决定了学校内在发展力和外在的影响力，靠有限的名师建不起名校，只有文化才有化平凡为神奇、化散沙为整体的力量。
三、学校需要怎样的教师。
（一）教师要有精神空间。
最近几年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不断加大，教师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市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可喜提升，社会人士热衷教育的氛围日渐浓厚，但随着百姓对教育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前我市教师的学科和学历结构还不尽完善，优秀教师群体还比较单薄，对教师的职业精神和师德行风状况有质疑的声音。教育发展首要资源是教师；教师的素质首要是师德。有一个事实全世界应该都相同，那就是当教师不是发财的工作，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来作为职业资源的，教师是从社会地位而非经济地位获得尊严，教师的价值是在学校中以传递人类精神的火种而体现出来。但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量化使学校和教师的特有价值难以充分评价，功利的社会使教师的价值取向受到不良影响，应试教育也伤害了教师职业的古老的欢乐，教师的信仰以及个性、灵性、独特的生命体验都在渐渐消退，教师作为人的精神导师和灵魂工程师的功能的退减，使教师不仅不被社会敬重，连学生都不再尊重他们。因此各中小学要进一步加强师德行风建设，以整治违规带生问题为切入点，以充实教师的精神世界为根本点，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琢磨教师成长、研究教师培养上来，培养更多的品德良好，学养深厚的优秀教师，以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内涵发展。
（二）校长要有几分书卷气
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衡量，现代化的优质教育必然是顺应人的发展需求，满足人性自我提升需要的教育，必然是百姓福祉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上升的教育，必然是质量和数量、公平和个性、成功和幸福达到高度和谐的教育，联系*教育发展实际，几个问题和大家交流探讨，抛砖引玉，推动大家议教育、谋发展。
一、城市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市正努力建设“三中心、两高地”宜创宜居的国际性商贸城市，教育一方面要为城乡百姓提供均衡、优质、公平的教育机会，满足百姓“有书读”“读好书”意愿；另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持。面对挑战，*发展经济的竞争力急待进一步培育，新的优势在于市场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在于知识技术和创新人才的支撑，在于专利、品牌等新兴经济元素的培育，在于城市人文的积累和提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破资源瓶颈，提高发展质量，需要教育发挥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才和思想的“储备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动机”的作用。
（一）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近几年我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和教育均衡程度不断提高，但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百姓要求享受良好教育的矛盾依然尖锐，城乡教育之间、义务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别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还需进一步改进。我市用十年时间实现了由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向高质量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转变，*教育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数量的扩张转到质量的提高，从硬件的完善转到队伍的优化，从教育的均衡、快速发展到优质、和谐发展。当前及今后，教育的关键点已转移到更深层次的均衡上来，更注重校风、学风、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和发展潜能等，促进教育公平要从外延扩张，更注重内涵发展，尤其要加强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师资建设、教学方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使每所学校都得到发展提升。因此，今后要加强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力量的良性配置，加快我市要优化教师引进、培养和发展的政策，在教师待遇的保障、优秀人才的引进、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创新人才的奖励等方面，深化政策，建立多渠道的教育骨干和师资的科学流动机制和培养提升机制，努力突破制度瓶颈，促进教师资源“柔性流动”、“多向流动”等，培育优秀教研组、先进班组等创新型团队，每个学校都要推出自己的名师团队。完善促进城乡教育均衡的资源分配制度，大力研究资源共享、“和谐共进”的均衡发展机制。
（二）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教育，是与本地经济发展关联度很高的教育类别。本地产业发展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源泉，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智力和人力资源基础，困此“围绕产业办学、围绕市场兴教”是其基本理念。例如*市发展职业教育理念是“合拍共振，无缝对接”，*是世界知名制造业基地之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密集区，世界500强的91家企业在苏办厂，*产业在升级，*职业教育也在跟进，从传统的电子商务、文秘、电工到微电子制造，现代通信技术、物流、汽车维修，市场需求与学校发展和谐共生。我市已提出了建设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国际小商品创造中心目标，以转型升级为主题，提升制造业整体素质，发展职教空间很大。但近几年，我市职业教育面临经费不足，生源不佳、发展信心不足、群众认可度还不高等问题，职业教育对社会贡献度还不高。（近几年我市职业学校先进设备闲置现象一定程度存在。要有懂技术的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设备提供实训，但由于活动经费缺乏，学校不能购置丰富的材料，许多教学活动无法开展，一些设备被闲置；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热情不高，有的企业前几年满怀热情办起校企合作班，但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投入回报不对称，办班难以为继。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不尽如人意．职业教育的质量也倍受社会各界关注。）一些规模企业反映，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在企业的“适用度”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经过锻炼往往成为企业的骨干，但现在经常会遭遇中职生用不上、用不起的现象，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水平、职业技能水平有所“滑坡”。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深化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更是迫切。市政府将进一步研究扶持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营造全社会重视实用人才、重视职业技能的氛围。职业教育单位要振奋精神，与时俱进，瞄准市场办学，着眼企业办教，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合作办学，拓展办学的形式，提高职教服务社会、助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三）进一步完善国民教育体系。
做好国民教育的“前伸”和“后延”工作，一方面加快学前教育优质化、公益化进程，今年把6个镇街中心幼儿园的建设列入政府实事，还要制订幼教专项政策，推进学前教育加速度发展；另一方面加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统筹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家长教育，为建设学习型城市提供良好的环境。
二、教育需要怎样的学校。
（一）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人才观。
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知识经济不断深入，“高分低能”、“高分无能”的青年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竞争的形势，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推行高校自主招生，录取标准已显露出当今社会“新人才观”的端倪，形势要求我们确立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观；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就业竞争的激烈，使家长对子女就业的期望过重寄托到学校的升学绩效上，这种关注并没有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教育高标准普及而有所减弱，反而更为加强。这就使学校面临两种质量观的矛盾，是追求“分数的质量”，还是“追求生命的质量”。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当前教育的一些偏差。我认为，德育关键是做人教育；智育关键是自主学习的能力；体育关键是终身锻炼的习性养成；美育关键是情操陶治；劳动教育关键是树立劳动光荣的信念。教育青少年要养性—注重优美人格的奠定，养慧—圣贤智慧的陶治；养德—正大品行的规范；养志—理想抱负的树立；养能—生命能力的完善。学生不仅要提高文化科知识水平，更要发展体质水平、审美水平、创新水平、心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质，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要树立“因材施教”理念，确立不同个性、不同禀赋学生不同的质量标准。人格教育与技能教育相辅相成，培养具有深刻文化素养、身心更和谐健全的现代中国人。
（二）深化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改革。
要从积极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入手，提高教师实践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实施新办法开展教育教学的能力；要着眼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以“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为原则，提高文化课教学质量；要改变全市学校一把尺子衡量绩效的局面，实行教育质量多元策略，实施策略分层，多元发展，确立“各级各类争一流”思想，促使不同学校努力在自身层次达到最优，实行群体创优；要培养学生多方面素质，统筹学校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构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育活动体系。
（三）加快学校内涵成长。
近三年我市高扬学校文化建设大旗，推动学校锤炼核心价值观，培育师生主流意识，以文化提品质，以文化树品牌。但目前学校文化尚未深刻融入管理者治教理念，以及师生团队的治教求学行动中，有品位的学校不够多。一个富有内涵的学校，我的理解：一是理念一定要贯彻得非常到位，得到全体成员多年不变的认同和自觉遵行。二是管理一定要修炼到细节，学校的一本书或是一棵树背后都可能有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三是风格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学校不一定每个都是名校，但可以是有个性的学校，特色的培育源于深入挖掘校本资源，以及拓展和发挥，不因学校规模宏大而庞杂失序，不因学校规模小而无可实施。比如义中是我市教育多年的典型代表，已经塑造了比较深厚的学校形象，那么，“义中人”这个品牌怎样发扬光大、与时俱进？是否可以将更多象“义中人”这样富有精神内涵的学校特色品牌呢？面对既定的师资和生源、硬件和软件，学校文化发展的境界决定了学校内在发展力和外在的影响力，靠有限的名师建不起名校，只有文化才有化平凡为神奇、化散沙为整体的力量。
三、学校需要怎样的教师。
（一）教师要有精神空间。
最近几年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不断加大，教师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市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可喜提升，社会人士热衷教育的氛围日渐浓厚，但随着百姓对教育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前我市教师的学科和学历结构还不尽完善，优秀教师群体还比较单薄，对教师的职业精神和师德行风状况有质疑的声音。教育发展首要资源是教师；教师的素质首要是师德。有一个事实全世界应该都相同，那就是当教师不是发财的工作，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来作为职业资源的，教师是从社会地位而非经济地位获得尊严，教师的价值是在学校中以传递人类精神的火种而体现出来。但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量化使学校和教师的特有价值难以充分评价，功利的社会使教师的价值取向受到不良影响，应试教育也伤害了教师职业的古老的欢乐，教师的信仰以及个性、灵性、独特的生命体验都在渐渐消退，教师作为人的精神导师和灵魂工程师的功能的退减，使教师不仅不被社会敬重，连学生都不再尊重他们。因此各中小学要进一步加强师德行风建设，以整治违规带生问题为切入点，以充实教师的精神世界为根本点，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琢磨教师成长、研究教师培养上来，培养更多的品德良好，学养深厚的优秀教师，以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内涵发展。
（二）校长要有几分书卷气。
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来衡量，现代化的优质教育必然是顺应人的发展需求，满足人性自我提升需要的教育，必然是百姓福祉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不断上升的教育，必然是质量和数量、公平和个性、成功和幸福达到高度和谐的教育，联合市教育发展实际，几个问题和大家交流探讨，抛砖引玉，推动大家议教育、谋发展。
一、城市需要怎样的教育。
我市正努力建设“三中心、两高地”宜创宜居的国际性商贸城市，教育一方面要为城乡百姓提供均衡、优质、公平的教育机会，满足百姓“有书读”“读好书”意愿；另一方面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持。面对挑战，市发展经济的竞争力急待进一步培育，新的优势在于市场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在于知识技术和创新人才的支撑，在于专利、品牌等新兴经济元素的培育，在于城市人文的积累和提升，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破资源瓶颈，提高发展质量，需要教育发挥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人才和思想的“储备库”、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动机”的作用。
（一）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近几年我市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和教育均衡程度不断提高，但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和百姓要求享受良好教育的矛盾依然尖锐，城乡教育之间、义务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别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区域间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还需进一步改进。我市用十年时间实现了由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向高质量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转变，市教育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数量的扩张转到质量的提高，从硬件的完善转到队伍的优化，从教育的均衡、快速发展到优质、和谐发展。当前及今后，教育的关键点已转移到更深层次的均衡上来，更注重校风、学风、教师队伍、学校管理和发展潜能等，促进教育公平要从外延扩张，更注重内涵发展，尤其要加强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师资建设、教学方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使每所学校都得到发展提升。因此，今后要加强教育资源尤其是师资力量的良性配置，加快我市要优化教师引进、培养和发展的政策，在教师待遇的保障、优秀人才的引进、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创新人才的奖励等方面，深化政策，建立多渠道的教育骨干和师资的科学流动机制和培养提升机制，努力突破制度瓶颈，促进教师资源“柔性流动”、“多向流动”等，培育优秀教研组、先进班组等创新型团队，每个学校都要推出自己的名师团队。完善促进城乡教育均衡的资源分配制度，大力研究资源共享、“和谐共进”的均衡发展机制。
（二）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教育，是与本地经济发展关联度很高的教育类别。本地产业发展是发展职业教育的现实源泉，职业教育的优质发展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的智力和人力资源基础，困此“围绕产业办学、围绕市场兴教”是其基本理念。例如苏州市发展职业教育理念是“合拍共振，无缝对接”，苏州是世界知名制造业基地之一，是外商投资企业密集区，世界500强的91家企业在苏办厂，苏州产业在升级，苏州职业教育也在跟进，从传统的电子商务、文秘、电工到微电子制造，现代通信技术、物流、汽车维修，市场需求与学校发展和谐共生。我市已提出了建设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国际小商品创造中心目标，以转型升级为主题，提升制造业整体素质，发展职教空间很大。但近几年，我市职业教育面临经费不足，生源不佳、发展信心不足、群众认可度还不高等问题，职业教育对社会贡献度还不高。（近几年我市职业学校先进设备闲置现象一定程度存在。要有懂技术的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设备提供实训，但由于活动经费缺乏，学校不能购置丰富的材料，许多教学活动无法开展，一些设备被闲置；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热情不高，有的企业前几年满怀热情办起校企合作班，但由于各种原因，企业投入回报不对称，办班难以为继。发展职业教育的社会环境不尽如人意．职业教育的质量也倍受社会各界关注。）一些规模企业反映，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在企业的“适用度”不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经过锻炼往往成为企业的骨干，但现在经常会遭遇中职生用不上、用不起的现象，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水平、职业技能水平有所“滑坡”。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深化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更是迫切。市政府将进一步研究扶持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营造全社会重视实用人才、重视职业技能的氛围。职业教育单位要振奋精神，与时俱进，瞄准市场办学，着眼企业办教，加强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合作办学，拓展办学的形式，提高职教服务社会、助推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教育需要怎样的学校。
（一）树立科学的质量观和人才观。
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知识经济不断深入，“高分低能”、“高分无能”的青年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竞争的形势，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地推行高校自主招生，录取标准已显露出当今社会“新人才观”的端倪，形势要求我们确立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质量观；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就业竞争的激烈，使家长对子女就业的期望过重寄托到学校的升学绩效上，这种关注并没有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基础教育高标准普及而有所减弱，反而更为加强。这就使学校面临两种质量观的矛盾，是追求“分数的质量”，还是“追求生命的质量”。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当前教育的一些偏差。我认为，德育关键是做人教育；智育关键是自主学习的能力；体育关键是终身锻炼的习性养成；美育关键是情操陶治；劳动教育关键是树立劳动光荣的信念。教育青少年要养性—注重优美人格的奠定，养慧—圣贤智慧的陶治；养德—正大品行的规范；养志—理想抱负的树立；养能—生命能力的完善。学生不仅要提高文化科知识水平，更要发展体质水平、审美水平、创新水平、心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质，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更要树立“因材施教”理念，确立不同个性、不同禀赋学生不同的质量标准。人格教育与技能教育相辅相成，培养具有深刻文化素养、身心更和谐健全的现代中国人。
（二）深化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改革。
要从积极提升教师业务素质入手，提高教师实践新理念，运用新技术，实施新办法开展教育教学的能力；要着眼课堂教学模式的革新，以“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为原则，提高文化课教学质量；要改变全市学校一把尺子衡量绩效的局面，实行教育质量多元策略，实施策略分层，多元发展，确立“各级各类争一流”思想，促使不同学校努力在自身层次达到最优，实行群体创优；要培养学生多方面素质，统筹学校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构建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体育活动体系。
（三）加快学校内涵成长。
近三年我市高扬学校文化建设大旗，推动学校锤炼核心价值观，培育师生主流意识，以文化提品质，以文化树品牌。但目前学校文化尚未深刻融入管理者治教理念，以及师生团队的治教求学行动中，有品位的学校不够多。一个富有内涵的学校，我的理解：一是理念一定要贯彻得非常到位，得到全体成员多年不变的认同和自觉遵行。二是管理一定要修炼到细节，学校的一本书或是一棵树背后都可能有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三是风格一定要有鲜明的个性。学校不一定每个都是名校，但可以是有个性的学校，特色的培育源于深入挖掘校本资源，以及拓展和发挥，不因学校规模宏大而庞杂失序，不因学校规模小而无可实施。比如义中是我市教育多年的典型代表，已经塑造了比较深厚的学校形象，那么，“义中人”这个品牌怎样发扬光大、与时俱进？是否可以将更多象“义中人”这样富有精神内涵的学校特色品牌呢？面对既定的师资和生源、硬件和软件，学校文化发展的境界决定了学校内在发展力和外在的影响力，靠有限的名师建不起名校，只有文化才有化平凡为神奇、化散沙为整体的力量。
三、学校需要怎样的教师。
（一）教师要有精神空间。
最近几年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不断加大，教师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市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均有可喜提升，社会人士热衷教育的氛围日渐浓厚，但随着百姓对教育要求越来越高，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前我市教师的学科和学历结构还不尽完善，优秀教师群体还比较单薄，对教师的职业精神和师德行风状况有质疑的声音。教育发展首要资源是教师；教师的素质首要是师德。有一个事实全世界应该都相同，那就是当教师不是发财的工作，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来作为职业资源的，教师是从社会地位而非经济地位获得尊严，教师的价值是在学校中以传递人类精神的火种而体现出来。但令人担忧的是，过度的量化使学校和教师的特有价值难以充分评价，功利的社会使教师的价值取向受到不良影响，应试教育也伤害了教师职业的古老的欢乐，教师的信仰以及个性、灵性、独特的生命体验都在渐渐消退，教师作为人的精神导师和灵魂工程师的功能的退减，使教师不仅不被社会敬重，连学生都不再尊重他们。因此各中小学要进一步加强师德行风建设，以整治违规带生问题为切入点，以充实教师的精神世界为根本点，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琢磨教师成长、研究教师培养上来，培养更多的品德良好，学养深厚的优秀教师，以教师队伍建设推进教育内涵发展。
（二）校长要有几分书卷气。
一、我国新一轮教育改革仍然是量变而不是质变
哲学认为，量变是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构成在空间中的排列顺序等的变化；质变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的变化，是本质的改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回顾我国十几年来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仍然是遵循着“量变”的规律，而不是“质变”。即是一场教育改革，而不是一场教育革命。一般而言，“革命”是直接对“已有”的否定，是“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是质变；而“改革”则是对“已有”的调整、充实和提升，是量变。但现实中有不少人受思维惯性的影响习惯用教育革命的标准来衡量我国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从而得出不恰当的“悲观论调”。我认为，不仅过去的十几年，就是现在以及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国的教育发展仍然是量变，仍然要走“教育改革之路”。如果从量变观出发，十几年来我国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显著的，就是在教育观念的变革方面也是成效明显，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老百姓对教育的需求明显提高，而且渐趋多样化。十几年来，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受良好的教育已成了青少年的第一需要，百姓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日显强烈。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成人社会的教育需求也越来越大，不同形式的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如雨后春笋，学习型的社会正在逐步形成。另外，百姓对个体教育需求层次和目标的设计，也渐趋理性化和客观化。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目标设计不再是纯“理想化”，而是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受教育环境作更加切合实际的规划。如接受职业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先就业再深造，学无晚时”的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独木桥”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挤了。
二是教师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和主体性的关注明显增强。在以人为本、依法治教的理念影响下，广大教师尊重学生人格和突出其主体地位的意识明显增强。尽管体罚学生的现象还没有绝迹，但已明显减少。加之学生维权的意识增强，也促进教师逐步形成依法执教的理念。
三是家长的素质教育思想也明显增强。随着高校的扩招、用人机制的改革以及素质教育思想的不断宣传，现在已有很多家长不再只关注孩子的文化课成绩，而是对孩子品德的养成和特长的培养普遍比以前重视，并明显地较以前更加重视孩子综合素质的养成。如社会上的各种特长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时很多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童年快乐”。
四是社会的人才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才选用市场化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人的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不仅仅是知识或文凭。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包括公务员考试）不看文凭看才德。而且自主创业之风正在被社会倡导。“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不怕无用武之地”已成为社会共识。
因此，我认为在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应着重引导国人看到我国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并应把出现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抱怨和手足无措。必须树立信心，毫不退缩，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的教育改革。
二、教育观念的变革一定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核心范畴。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规律，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或处在矛盾之中，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发展，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源泉。教育观念的变革就是不同教育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
纵观中外教育的发展史，从实践的层面看，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教育思想或理论完全替代了另一种教育思想或理论。不管是传统派的教育思想和现代派的教育思想，还是人文主义教育观和科学主义教育观，甚至包括人才选拔制度----荐举与考试，都是这样。尽管在某一时期某种教育思想或理论可能会占绝对优势，但必然是通过一定阶段的斗争和发展后，最终又达到与对立思想在新的发展阶段的相对融合与和谐。即教育思想与理论的发展也符合一般事物发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所以，教育思想的斗争，目的不在于求得结果的谁胜谁负，而在于在斗争的过程中促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求发展。
我国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尽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存在的问题也确实不少。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在教育改革的宏观思维方面出现了偏差：过于强调改革的否定性而忽视改革的兼容性。大家习惯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从而使理论脱离实际，使理想脱离现实。根据我国目前教育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教育改革的宏观思维方面至少应树立以下几个对立统一观。
㈠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立统一
十几年来，人们一直在谴责应试教育，并把素质教育当作应试教育的对立面提出来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全国从上到下强力推行素质教育，明确要求用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但实践证明，不仅完全取缔应试教育很难做到，而且应试教育还很有市场。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不能否认应试教育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不能认为书本知识学得好的学生就一定能力差、品德差；不能认为学生学业成绩的差距就一定是应试教育造成的，谁敢保证实施素质教育就一定没有学业落后的学生；也不能把学生犯罪和自杀全归罪于应试教育，谁敢保证实施素质教育就一定没有犯罪和自杀的学生；更不能认为从事应试教育的教师就绝对不关心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学校不考试怎么评价学生的学业成绩？考试不排名次怎么培养学生的进取心和竞争意识？甚至有人开始重新认识我们早已彻底否定的科举考试。问题不在考试本身，而在于考什么、怎么考以及考试的频度和如何看待考试。这里我不是在为应试教育唱赞歌，应试教育确实有很多弊端，但绝对不能完全否定应试教育。我们不能让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存，至少也应该让素质教育包含应试教育，必须给应试教育保留一片天空。这不仅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能很好地适应应试教育（不少老师反映，绝大部分成绩好的学生其他方面也很优秀），而且每一个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总有那么几个阶段是要接受应试教育的（如高考之前和考研之前等）。
㈡共性与个性发展的对立统一
分析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育目的中既包含有人的共性的培养，又包含有人的个性的培养。就不同的教育目的的特点而言，或偏重于培养共性，或偏重于培养个性，或两者和谐兼顾。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国家的教育目的中比较偏重于强调培养人的个性，东方国家的教育目的中则比较偏重于强调培养人的共性。而今天的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出了两者的各自利弊。我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只强调培养人的共性，但八十年代倡导教育改革以后开始重视对人的个性的培养，并渐渐出现言必谈个性的现象，似乎淡忘了培养共性的重要性。实际上，科学的教育目的观必须是既要强调培养人的个性，又要强调培养人的共性。因为共性是构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个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变革的前提（从人的心理因素而言，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力）。共性和个性共同构成人的素质，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共性的个性和具有个性的共性，并使两者和谐统一。我们不能一味的强调个性发展，因为个性有好坏之分。我们一定要强调培养人的良好个性。所谓良好个性，就是你的个性发展不能有损于你的共性养成和妨碍别人的个性养成。如果走极端必然不能使人和谐发展，也有害于社会。
㈢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的对立统一
德、智、体、美、劳（劳动创造）五育在时空上存在着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五育”中，任何一方面的存在和发展，都以其他方面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任何一方面的教育又包含着其他方面教育的成分和内容，且任何一方面教育的忽视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德育的实施能够有效推动其他方面教育的完成，它是灵魂、是统帅，起到动力作用；智育为其他各育的实施提供科学知识和智力基础；体育为其他各育提供不可缺少的物质前提，体育也明显地具有各育的因素；美育可以启真、益德、健体，对人的全面发展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劳动创造的教育既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是其他各育成效的综合体现。总之，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是个整体的结构，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更不能人为地把各因素割裂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曾过于强调德育和生产劳动教育而忽视智育，批判“智育第一”，结果使我国的教育蒙受损失；八十年代又强调智育而忽视德育和生产劳动教育等，又使我国教育产生新的偏离，从而引发了新一轮教育改革。这些教训应该记起。
㈣教师中心与学生中心的对立统一
新一轮教育改革中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就是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转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开展研究性学习和进行个性化教学等，要求教师要少讲，要“把课堂还给学生”，教师常用的讲授法受到挑战，甚至提出“学生是上帝”、“教师是服务者”的新理念。实际上，是要让现代派的教育思想作为主流思想来代替传统派教育思想的主导地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派教育思想作为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派教育思想的对立面，曾红极一时，并影响全世界，但不久美国自己就开始批判杜威的思想了。尽管杜威的现代派教育思想仍在影响着世界的教育，但它至今不仅未能战胜传统派教育思想，而且其继承者们还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从传统派教育思想中汲取营养。我国“”期间的“教育革命”也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在批判“师道尊严”的同时，将师生地位进行了彻底地置换，甚至鼓励学生整教师，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然，今天不能与“”期间同日而语，但如果我们一味地讲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忽视教师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只讲学生的权利而不讲教师的权利，则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我们应该明确现代派教育思想不等于现代教育思想。我认为现代教育思想应是传统派教育思想与现代派教育思想的结合，应该把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地位结合起来，而不是只讲“学生中心”。
三、我国教育改革的推进和成效评估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关键词:卢梭;自然教育;职业教育;启示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著名的思想家，同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在西方社会发展历史上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倡导的自然主义教育包含“归于自然”、“培育自然人”等多重特色。本文从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特色出发，探讨和提出这一独特的教育思想对当前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将“归于自然”作为其核心内涵
贯穿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主线就是尊崇儿童的自然天性，因此，“归于自然”也就成为卢梭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他认为，“归于自然”［1］在教育上的体现就是要注重人的天生能力和人性中的自然倾向。事物的教育和人为的教育只有向自然的教育靠拢，才能实现良好有效的教育。城市的文明往往带来诱惑和罪恶，只有在理想的自然状态下，善良的人性才会有效生成。究其实质来说，就是要求儿童在关乎自身发展和教育中获得主动权，避免成人的强迫和灌输，在自然状态下茁壮成长，教师的作用就是创造合适的学习环境，防范产生对儿童不利的影响。当然，卢梭所倡导的自然教育主要针对富人，因为在富人周围的环境所受的教育是最不适合儿童成长发育的。相反，由于经济因素和地理位置条件，穷人所处的教育环境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教育环境最接近自然。
(二)理想的培养目标———自然人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表达了通过自然教育
将儿童培养成为理想主义范式的自然人。他所定义的自然人是与封建专制下的“公民”概念相对立的。卢梭认为，与封建专制下丧失自我价值的“公民”相比，首先，自然人拥有着独立自主的主动权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价值，其天性得到极大的开发。［2］其次，在自然的社会状态下，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无需为了世俗的名利和而费尽心机，摆脱了追名逐利的庸俗生活。然后，自然人有着极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因此有着自由的本性，也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因为其善于学习任何知识技能。最后，自然人摒弃了懒惰的秉性，并不靠他人来维持生活，反而自食其力，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劳动价值，而且智商极高。值得一提的是，卢梭所倡导的自然人并不是生活在大自然当中完全脱离了社会的人;相反，自然人有着高尚的社会道德，能理性克服内心的贪欲和邪恶，不为偏见和权威所动，不但为社会做贡献而且保持着内心的单纯与善良，不会被外界诱惑。总之，卢梭理想中自然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身心和谐发展、具备高尚道德且社会适应力极强的自然人，即摆脱封建专制束缚的社会新人。
(三)推崇“正视儿童，遵循自然，将自由赋予儿童”的方法原则
卢梭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对人压制的同时，更对当时封建制度下教育给儿童灌输知识、旧伦理，遏制儿童本能天性的做法给予了极大的批判。他认为，首先，在教育中要正视儿童，不要让儿童成为“小大人”［3］，正确看待属于他们最自然的天性，这样才不会做出一系列急于强迫儿童形成成年人言行举止的荒唐行径。其次，家长和教师要遵循自然法则，维护儿童天性，在自然中塑造儿童的良好行为习惯，而不是以束缚儿童天性、惩罚不良行为、剥夺儿童欢乐时光为代价。倡导将自由赋予儿童，让儿童远离压制，脱离灌输，率性发展，因为卢梭认为大自然总会用它最本真、最有效的方法去照顾儿童，而成人干预的后果则是前功尽弃。但这意思并不是说成人不需要关注儿童，相反，成人恰恰要做的就是细致观察自由活动中充分发展的儿童，注意儿童的一举一动，洞察儿童的心理特点和自然倾向，而后防范源于外界对儿童的不良影响。
(四)自然教育的实施方式:分年龄阶段进行因材施教
卢梭认为人生存在着不同的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它特有的成熟期。［4］所以，他在其自然教育实施的设想里根据年龄特点将儿童分成了四个教育阶段，号召人们要按照学生的年龄特点去对待他们。首先，在婴儿期的教育里，应该锻炼和养育婴儿的身体，但反对对婴儿娇生惯养，号召妇女把婴儿送往乡村，这样可以使儿童生活在一个更加自然的环境里，让身体可以适应自然的艰苦环境。其次，在儿童期的教育里，卢梭提倡锻炼儿童的感官并继续发展身体，为今后的发展智慧打下基础。尽管他也同意在这一时期让儿童掌握一些道德观念，但反对让儿童读书，更反对向其灌输理性教育。然后，在青年期的教育里，卢梭认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培养其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实际活动中独立自主地学习自然科学等有用知识。同时，通过让儿童参加劳动教育，使其得到思想陶冶。最后，在青春期的教育里，学生应该接受爱情教育、性教育、宗教教育等道德教育，以此形成对自身的自爱自利。同时，将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善良的情感、坚强的道德意志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其最终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遵照良知引导、顺从理性、克服、独立自主不受诱惑的社会自然人。
二、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短板
(一)育人模式失衡:重技能、轻德育
职业教育作为支撑社会和个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教育类型，其育人模式必须满足社会未来的发展要求。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较为短暂，再加上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迅猛，使得职业教育的功利性与实践性突出，人文性相对滞后。很多职业学校为了实现“就业率”的完美达标，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却忽略了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培育。很多调查显示，大型的企业在招聘过程中往往看重的是求职者的职业态度、团队意识以及奉献精神等，而这些也是经常被学生和学校所忽视的。2011年《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状况研究报告》指出，“94．3%的高职生对基本技术技能训练课程最感兴趣，只有8．5%的高职毕业生认为职业态度与素养是现在工作岗位最需要的能力。”［5］这说明，在学生中也存在着“重技术、轻德育”的现象。
(二)环境缺失:学生缺少实践环境的浸润
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学校和社会两大环境的支持，职业学校的学生尤其如此。从职业技能上讲，学校环境为其提供知识理论和技能学习的场域，而社会环境则为其创设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氛围，促进其技能进一步内化。在学校环境方面，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特别是当前由于职教规模的不断扩大，大批本科以上学历的新教师进入职业教育领域，他们的理论功底深厚，但实践操作却相对薄弱，因此对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环境方面，虽然校企合作已很普遍，但始终不能摆脱“两张皮”的尴尬，往往使校企“合作”沦为基于情感的偶然性支持，甚至退化为短视的功利性资助［6］。再者，学生实践的环境也常常单一局限于企业，缺少在社区以及政府部门实践的机会，实践的环境缺乏多元化。
(三)理念定位不清:学校的管理范式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
学校的办学和管理理念决定着学校的育人成效，理念定位不清则会导致管理范式的错位。要实现教育的现代化，理念的现代化必不可少。当前，“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成为教育所要秉持的理念，但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这种理念往往成为“喊口号”而难以作为真正指导学校管理范式的理念。很多职业学校“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仅仅停留在文件中而没有真正落实，处理问题方法低效，管理方式简单粗暴，缺乏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也许在很多职业院校看来，培养学生专业技能、让学生有一技之长就是对学生谋生的关怀。但不得不说，没有人文关怀的职业教育将是机械的教育。如果学校只看重对学生的谋生关怀而忽视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和心理发展的关怀，那么，当学生面对以后压力大的环境时，就会走不出困惑和迷茫。
三、补齐短板，卢梭自然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学做人”:各级政府要增强职业教育的育德使命感，塑造合格的劳动者
德育是塑造合格劳动者所不可或缺的关键方式，正如卢梭认为学生“不但是学做木工活的学徒，‘学做人’的学徒期比所有学徒期都漫长，而且艰苦”［7］。当今信息化社会尤其需要职业教育为其培养吃苦耐劳、德才兼备的劳动者。为此，职业教育的德育使命不应削弱，更应加强，不仅需要重视职业院校学生的基本道德素养，而且要根据他们今后从事的相关职业进行职业道德的培育。然而，应该看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德育使命并未有效发挥，有些职业学校将德育窄化为“上上课、看看书”，将德育形式化、简单化。育德不达标，也就造成了当前很多职业院校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现状。因此，当前发展职业教育，各级政府要吸取卢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精华来整体布局，通过提供更多道德实践的时机让学生“有机会育德”，通过社会各界参与、家长协同的方式使学生“有效育德”，通过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和优化课程安排，让学生“有时间育德”。
(二)“遵循自然”:社会应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与环境
卢梭推崇“遵循自然”的教育方法。他认为，教学生去观察大自然的现象，很快就能唤起他的好奇心，从而让他自己去找答案，教育需要做的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力量的鼎力相助。［8］整个社会都有义务为职业院校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企业方面应该提供更多实习见习的机会，让职业院校的学生长时间零距离接触生产第一线，不需要教师过多干预，只需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自身对职业的认知，而后主动探究，进而使他们对今后的职业生涯有所预估。媒体方面，特别是网络媒体应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实事求是，积极传扬优秀劳动者的先进事迹等正能量。社区等社会组织方面，应该协同家长为学生营造更多更好的劳动与实践的氛围，让学生结合劳动实践去掌握与运用学过的理论知识，以此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让他们认为在实践中学习并不是无聊与烦恼的事情，从自然中汲取知识经验，从而让学生在自然中充分实践与拓展，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以便为今后很快融入社会打下基础。
(三)“学生本位”: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开展教育工作
关键词： 苏霍姆林斯基 “差生”的原因 转化及启示
前苏联的杰出教育家、作家、思想家及教师――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担任教师三十二年有余，并出任这所学校的校长。他倾其一生，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教育身上，并将自己对教育的独特见解、想法全都编写为书。他所有的教育观点都终归于一个目标――如何培育“真正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有很多鲜明的教育观点，尤其是对“差生”教育这一问题的研究。他在所著书中多次提到学习困难的或智力有问题的学生的教育，并附之生动的实例事迹加之精辟的理论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差生”教育的高度重视。他的教育经验对现如今的教育有深远影响，对现代教育的教学发展同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苏霍姆林斯基论“差生”
所谓“差生”，从广义上理解就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落后于大多数学生平均成绩的学生；从狭义上理解“差生”，就是智力较低，或是不健康的身体状况，其中不乏身体和心理健康且智力也正常，但就其他方面有缺陷，像家庭、学校、社会环境等因素的不良影响及学生自身的学习方法、教师的教学态度与教育素养、学校的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学生学习成绩落后[1]。由于国内外学者对“差生”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对“差生”的理解也不同。现在“差生”大都不被称为“差生”，更多的被称为后进生、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学业不良的学生，等等。但苏霍姆林斯基对“差生”有独到理解。他说：“在我们的创造性的教育工作中，对‘后进生’的工作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这样说没有那一位教师是不肯赞同的。”[2]如此，他便把毕生的心血都用在研究教育学生上，从心理学和哲学的高度对学生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独特的教育观。在他的“差生”教育观里，“差生”有三种类型：第一种表现为学生的思维尚未“觉醒”，教师要将“激发它的觉醒”作为教学目标；第二种表现为学生的“天赋”甄没，老师的使命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将“天赋”呈现显性；第三种表现为“理解力差和头脑迟钝”的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老师需要多多关注他们的学[3]。这三种类型是苏霍姆林斯基对“差生”的独到见解，他也将致力于教育转化此类学生。不过，就大多数学生而言，无可厚非在“天赋”上存在差异。所以，前两类“差生”实际上并不是“差生”，只不过是他们的潜力或天赋暂时没有被老师发现而已。由于这两类“差生”的所谓的“天赋”还没有被老师“发掘”，再加上一系列的因素综合作用，因此往往对学习兴致不高，而被判定为“差生”。“差生”作为一个思想尚未“开发”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有潜能的群体，他们的学习天赋及其学习的潜能需要教师挖掘。
二、苏霍姆林斯基论“差生”的形成
“差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之所以成为“差生”，就是各种因素长期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他们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质、身体状况等各有不同，“差生”形成的原因迥异，因此也较繁杂。为了更有成效地对这些“差生”进行教育，他调查了两千多个家庭，逐步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习惯、教育状况、性格特征及精神状态的种种情况，以便查明学生智力不正常的原因。苏霍姆林斯基在35年的教育工作中先后教育过107个能力差的甚至智力差的孩子并对这些孩子进行了专门的教育工作，其中有一半是5岁到15岁左右，另一半是18岁左右的孩子。终于他了解到导致这些孩子智力不正常的原因，是由多个因素日积月累综合发生的反应，久而久之就导致孩子的不健康发展。根据苏霍姆林斯基多年的教育工作实践，他坚信：“儿童学习困难，考试成绩不理想，落后于别人，根本原因大都与儿童早期所接受教育的环境和他周围的条件有关。”[4]根据苏霍姆林斯基对“差生”的分类与分析，他认为“病根”主要有三点：
（一）不健康的、经常发生冲突的家庭关系是“差生”形成的主要原因。
苏霍姆林斯基说：“不和谐的家庭关系是造成儿童发展上的偏差的最有害的因素之一。”孩子受教的第一个地方是家庭，而第一位老师父母亲的行为也会使孩子耳濡目染，对其健康成长有所影响。所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相当重要。他认为，这种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父母在生活中表现得最重要的部分是酒精中毒，在这种家庭生活的孩子，起初孩子的智力标志不明显，但由于孩子的成长受不良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快就会变得非常突出；其次，导致儿童智力落后的又一因素是家庭对知识的限制及匮乏，贫穷的家庭情感生活总是和知识的局限性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在家庭中，如果家长和孩子的交往沟通言语太过贫乏，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智力；最后，在孩子刚出生的两三年内没有得到母亲的教育。如果孩子在这个年龄阶段没有得到最亲近――母亲，以此理解不熟悉的世界，将给幼小的孩子沉重的打击[5]。
（二）教师教育方法的简单粗暴是“差生”形成的第二个原因。
“差生”的表现本就差强人意，缺乏信心，而且自尊感较一般学生较强，如若老师也对他们的教育过程表现得不耐烦，有心无心地伤害他们，那他们会更差。比如苏霍姆林斯基在《教师，要爱护儿童对你的信任》一文里讲到一个生物老师经常刺激和提问阿辽沙，说他“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弄不明白，究竟能干些啥？”[6]这件事情对这个男孩的心理造成很大创伤，仅存的自信心将趋之若鹜。本就简单的知识在他面前变得复杂了，因为缺乏自信心的他失去了向前进步的脚步，失去了对知识的渴望。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别人的赏识，一个受过刺激和没有受过刺激的人所发挥的能力有着相当大的差距。”[7]作为教师，请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所教的儿童都是极易受伤的，你的任务不是按部就班地将知识灌输到学生头脑中，而是与他们进行心灵的沟通，关心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通过学习受到教育。
（三）学生的“思维尚未觉醒”是其形成的第三个原因。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若有一天，学生弄懂了、学会了在一整年里都没有懂得知识，那这种“恍然大悟”就称之为“思维的觉醒”[8]。孩子的思维之所以尚未觉醒，其内在精神力量在于知识是在儿童的意识里慢慢积累起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来，日渐强大，而且需要老师的及时帮助。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信心就是教师的使命，任何时候都不要对他们失去信心，也不要灰心。老师需要对“思维尚未觉醒”的学生进行“救助”。
三、苏霍姆林斯基论“差生”的转化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正像医生细心地研究病人的机体，找出疾病的根源，以便着手进行治疗一样，教师也应当找出儿童学习困难的原因，采取一些能够照顾个人特点和个别困难的教育措施，对其进行相应的‘救助’。”[9]
（一）区别对待孩子。
“差生”并不是集中地存在于一个班集体中，而是在每一个班集体中或多或少地存在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老师的倍加关爱。通常情况下，老师都会对优等生偏爱有加，而对“差生”则有些许偏见。作为老师，对待每一个孩子都应该一视同仁，如若长期偏爱好学生，而一直刺激“差生”，会严重导致两极分化，影响教学质量[10]。苏霍姆林斯基说：“不能‘一刀切’，不能认为好分数就是好学生，没有得到‘应得’的分数就不是好孩子。”[11]龙生九子，也有不同。可见，差异是存在的，不能因为一个固有规则就认为每个人都得一样，每个人所学的东西，爱好不尽相同，当然所具备的才能也有所不同，所以，不能认为这个孩子该有什么成就就有什么成就。也许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有一个比较喜爱的东西就已经知足，不同的情况就需要用不同的尺度衡量。既然他们在学校生活学习，就应当对他们实行不一样的制度，对他们幼小的心灵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他们是最脆弱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区别对待孩子。若上课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和能力较强的儿童在一起学习时，则老师要多注意能力较差的学生，对他们多点耐心，不要使自己无心的表现让孩子们感到教师对他们没有信心，因此，老师对他们要倍加用心。
（二）激发学生的兴趣。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教育孩子往往较重视课本知识，而偏少自然教育，一味地学习课本知识只会禁锢孩子们的思维，不利于孩子扩散思维的发展。现在教育教学不应该过度重视课堂教育，应该在重视课堂教育的同时要特别关注儿童自然的行为。因为孩子自发的行为可以迅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比如苏霍姆林斯基为教育类似费佳的问题特地编了一套习题集，其中有不少题都是来自于自然中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既可以满足他们听故事的好奇心又可以锻炼他们的学习思维能力，在做这类习题时，他们不需要进行算术运算，仅仅需要他们对这些小故事感兴趣，愿意思考就好[12]。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苏霍姆林斯基每星期组织孩子们两次去自然界上思维课，学习思考，这并不是闲来无事无游玩，而是上课，既生动有趣，又丰富了孩子们的精神世界。[13]
（三）找出学生的“闪光点”。
教师要时常关注学生，善于发现他们身上不同于别人的“闪光点”，要时常用这些专属于他们的特长激励他们，让学生感到自己的点滴进步，树立信心[14]。苏霍姆林斯基对待不同的孩子就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比如巴甫里克和费佳。他说：“对每一个学习困难的儿童来说，不管他已经被耽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的崇高的使命就在于：要使我们所有学生都上升到一种抗专业的程度，给他一块够吃的面包是远远不够的，要给他一种自尊感以及带给他生活的欢乐。”[15]没错，如果孩子至高无上的自尊感受到“侵犯”，他就不会对学习甚至对老师产生好感。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给学生困难的学生评分的老师是“不科学”的，因为那只会给学生带来心理负担。这样做不仅起不到促进作用，反而适得其反。在教育教学中，苏霍姆林斯基从来不会给学生打两分，而是有另一种方法代替这种“评分”。他会经常告诉“差生”：“你再试一试，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做到。在我没有给你打分数之前，都不算一个结局。只要你再试一次，我们就能取得好成绩。如果你有不明白的问题，可以在明天上课前到学校，让我们一起考虑。”[16]费佳、巴甫里克都有各自的“闪光点”，但发现他们的“闪光点”是不同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有耐心。
（四）用劳动的爱好教育学生。
所谓劳动创造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实践劳动早已不受重视，人类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劳动，可谓是没有劳动就没有未来，更别提学生的教育了。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曾说：“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不是仅靠学习就能形成的，还要借助劳动，也就是实践，懂得劳动的重要性，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工具、器械等更加小心，久而久之，对于书籍一类的东西也会比较重视。”[17]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尖上。”“一个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人的主要原因就是――无法分辨看清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联系”，即孩子的抽象思维得不到好的发展，除非以具体的事物作为媒介。因此，苏霍姆林斯基对于孩子的劳动教育很重视，他选择了一些带有创造性的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比如对各种装置进行设计和装置、制造各种活动活动所需要的模型和设计自己喜欢的等，让他们通过思考各种部件和零件是怎样相互作用，使得他们反复分析和对比的能力得以提高[18]。当然，智慧要得到极大的发展不仅要靠手所发挥的极大作用，而且要靠阅读，因为阅读不仅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智育发展，还可以提高手的灵敏度。
（五）通过阅读促进“学习困难”的学生的智力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若学生对学习感到越困难，那么他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他就越需要阅读，不是用补课来替代，而是用阅读、阅读、再阅读。正是不断的阅读在学习困难的学生起重要的作用。”[19]这样做的重点在于阅读能够使那些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得到发展。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而言，他们读的书越多，知道的知识就越多，智力和思考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越活跃。苏霍姆林斯基就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给有这样问题的学生补过课，他只是单纯教他们阅读和思考，因为阅读好可以激发学习困难的学生的思维觉醒。苏霍姆林斯基还说：“在学习中，学习越困难的孩子遇到的无法克服的问题就越多，如此就需要读更多的书。因为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他得到启示就越多，他就会不断地进行思考，而思考则会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学生对自然界或对知识的敏感度是靠他阅读的书籍以及阅读时所做的思考所决定的。当然，阅读对于学生的学习也有着相当大的作用，通过阅读可以防止孩子对书本的死记硬背，促进学习。”[20]
四、苏霍姆林斯基的“差生”观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观在前苏联具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差生”教育观，对于当代们“后进生”的教育教学也有深刻启发。
（一）和谐的家庭氛围及良好的家长素养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直接要素。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孩子在家里的表现都会而且可能是对学校行为的间接再现，对于学校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归咎于家庭教育的不妥，以至于折射在学校教育中。孩子的健康全面发展既取决于父母亲在儿童面前的表现，又取决于儿童从父母的行为中对社会环境及世界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结的认识。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健康发展有多大的作用。首先，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家庭，家长必须营造好的家庭氛围供孩子健康发展；其次，家长的一切行为对孩子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良好的素养是家长所必须具备的；最后，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心理就必须经常与他们沟通、谈心，以便在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
（二）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育态度是孩子健康发展的间接要素。
学校的学习，不是老师按部就班地把知识传授到一个个无知的孩子的头脑中，而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有默契的相互信任的沟通与合作。“差生”的存在并不是确定的，他们依着各自的种种特点存在，所以他们各自的表现也会不同，这就需要老师有一个适当的教育方式。首先，老师要改变偏爱优等生，无视“差生”的教育“惯性”，做到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其次，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对“差生”要特别照料，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教育学习落后的儿童，而且在提问题时也应该注意技巧，不要总是有意无意地给最“差”的学生提问些比较容易的问题；最后，由于教师的教学是一个双边活动，需要老师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在孩童时期，孩子们往往会把他们学校中的生活与生活中遇到的道德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会将学习中遇到的不如意的或者老师家长的教训当做是一种屈辱，有损自尊心与自信心。所以，老师与家长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他们的尊严，多鼓励他们并发现他们独特的有异于别人的闪光之处，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21]。
（三）孩子的自我教育是其健康发展的根本要素。
用一定的尺度衡量自己就是所谓的“自我教育”。一个孩子要获得健康的教育，仅靠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不够的，根本因素就在于自己“思维的觉醒”。首先，为了便于思维的发展，孩子需要更多自由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学习兴趣浓厚；其次，学业负担不能过重，应多自然界“玩玩”，而不是一味地做功课，在做作业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思考，对所做之事产生疑问，也可以对生活中不理解的事情加以怀疑，然后问教师你所有的有疑问的和不懂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智力发展有极大作用；最后，一本好书对孩子的自我教育起着重要作用，学生所读的书越多，看待周围事物的眼光就会越尖锐，对知识的认知就越敏锐，感受到的东西也就不同。这样，就会防止孩子在读书的时候死记硬背，久而久之，思维也慢慢“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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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教结合 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马铮（1980- ），男，天津人，天津职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职业教育。（天津 30041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1年贵州省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重大招标课题“政府主导下的贵州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结合有效途径与政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3-0020-03
一、研究的基本情况
1.研究目的。当前，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对接，是职业教育向其本质的回归，构建产学一体、校企一体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和运行方式，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核心。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和产业密切结合，企业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分析、对比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运行过程中围绕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建立的法律、政策和实施办法。从政策和体制的视角，对比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和产业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背景、过程、作用、方式、运行机制及成果，总结各国的共同经验，指导我国职业教育产教结合，实施校企合作的进程。
2.研究假设。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历史悠久，对本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职业教育体系具备较强的系统性，其运作模式获得了本国相关方面的认可，在世界职业教育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制完善，职业教育的理念更新快，并且形成了典型的职业教育模式，其基本特征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和产业融合以及校企合作办学，共同承担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任务。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产学一体、校企一体的办学模式体现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这种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家法律和相关制度的支撑。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产学一体，校企一体的办学模式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已经非常成熟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已经成为了世界其他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仅在我国，截至2012年1月，以这三个国家的职业教育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数量达到了4500余篇（“中国知网”相关搜索结果）。
3.相关概念。产教结合与校企合作都是指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二者是一致的。其中，产教结合是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战略，是一种将教育教学、生产劳动、科技研发与推广、经营管理等方面有机结合的职业教育体制。“产”泛指产业（行业）内各个相关部门或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及其一切生产活动，“教”指教育体系，包括教育体系中各部分，即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学校及其教育教学活动。产教结合是指职业教育的发展要与整个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处于一种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职业教育系统与各产业界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各个行业的职业教育如何建设、如何发展、如何培养人才应以各产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校企合作是微观层面的方法和形式，是一种利用学校和企业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的教育模式，即在企业部门和职业教育学校之间、实际生产经营过程和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之间建立极为密切的联系，利用学校与企业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各自的优势，把以课堂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教育环境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和能力为主的生产现场环境有机结合起来。
二、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
1.在基本理论方面。职业教育以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为发展模式是欧洲传统行会制度、学徒制度适应社会教育需求的必然产物。职业教育发达地区和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认识比较深入，以学者福斯特（Philip J. Foster）的观点为其典型代表。福斯特积极倡导“产学合作”的办学形式。综合福斯特在20世纪60～80年代的观点，职业教育中存在着“浪费”问题。产生“浪费”的原因包括：一是就业市场不需要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才；二是市场需要这类人才，但他们学非所用，即工作职位与所学专业无关；三是市场需要这类人才，但由于职业前景和职业报酬上原因，职业教育毕业生选择了一些与所学专业不对口但所相关的职业，在职的职员中有许多这样的职教毕业生。福斯特指出：“职业教育的受训者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后的发展前景，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因此，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他认为，应该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职业学校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的经济实际发展相联系，须改革课程形式，在职业学校中多设工读交替的“三明治”课程和一些具有实效的短期课程；实践课尽量在企业内进行，尽力缩小正规学校职教与实际工作情景之间的距离，职业教育和培训必须逐渐从学校本位走向产学合作。福斯特的观点体现了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院校、专家学者对于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理论共识。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以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为代表的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围绕产教结合、校企合作这一发展模式，全面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
2.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法律保障。第一，德国。德国发展职业教育非常注重法律制度建设，从1969年后陆续颁布了相关法律，形成了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其内容丰富、涵盖广发、可操作性强。根据德国《基本法》，校内教育依照各州的《学校法》规定实施，企业教育依照联邦的《职业教育法》规定实施（手工业按专门的《手工业条例》）。其中，明确规定了德国的行业协会是行业企业必须参加的组织，行业协会对本行业的职业教育起到主导作用，行会负责建设、管理职业教育委员会——德国职业教育的主管机构。与《联邦教育法》相配套，又相继出台了《企业基本法》《培训员资格条例》《青年劳动保护法》《职业教育促进法》《实训教师资格条例》等，各行业和主管部门还共同制定了针对本行业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条例，规定的内容涵盖职业教育中各方的关系、权利义务、培训机构的设置、培训教师的资质，以及本行业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学制与管理等。为了保证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德国还建立了完善的监督机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社会在内的四方共同监督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
第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制度主要围绕着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职业教育的经费保障两个方面建立的。先后颁布了《职业教育法》《拨款法》《培训保障法》《拨款（技术与继续教育资助）法令》《职业教育与培训资助法》等法律法规，这些从法律层面强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企业提供行业发展趋势信息、技术前沿信息、人才需求信息，以此引导职业教育培养方向，企业人员通过进入政府主管部门、学校管理机构等直接管理职业教育。同时，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如果企业投资不能达到法定比例，则需向政府补交），以及政府对接受职业教育，并不断提升资质认证等级的劳动者给予经济支持。除此之外，各地区结合当地特色（当地的行业发展、从业者特点、当地经济水平、地区文化等因素）又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条例，如南澳洲曾颁布的《技术与继续教育法》，塔斯马尼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曾颁布的《工商业培训法》，堪培拉地区颁布的《职业培训法》，昆士兰和北方地区颁布的《职业教育、培训与就业法》，这些法律、法令为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搭建了制度平台。
第三，日本。职业教育立法是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二战”后，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明确地提出了职业训练作为教育内容，应得以广泛地提倡。随后颁布了《劳动基准法》和《职业安定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目的和必要性，职业教育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雇主的义务，职业教育应遵守相关法律，即企业必须让从业者接受劳动教育，这为日后日本企业广泛开展企业内职业教育奠定了法律基础。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产业教育即职业教育），规定了国家应从政府机构、地方团体、产业界等多方面努力推进产业教育。随后颁发了《职业训练法》，后经多次修订，基本明确了日本职业教育的体系，职业培训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职业培训机构的建立，并规定了培训人员的资格、教材的选择、培训科目、培训时间及技能鉴定等。在《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中明确提出了职业培训的相关标准，建立了职业能力开发体系。1999年颁布了《雇佣——能力开发机构法》，规定了不同职能的职业教育机构具有何种职责。2006年又颁布了《中小型企业劳动力确保法》，鼓励中小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3.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实施与运行。第一，德国。德国职业教育管理机制表现为在行业协会推动下的社会三方共同管理，其中一方为产业内雇主集团和各行业协会，他们负责制定职业培训的目标，提供培训条件，拟定考核标准和办法，因为他们既是职业教育的投资者，也是职业教育的受益者；第二方是工会，因为工会是职业者的组织，以维护职业者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享受职业教育是职业者的根本权益，也为职业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第三方是政府主管部门，包括文化教育部门和社会福利部门，一方面负责校内教育，另一方面协调雇主与工会的关系。在微观层面，即校企结合方面，学校设立董事会、技术专业委员会和协调委员会等机构。董事会作为学校最高决策机构，成员由政府任命，由主管部门的官员、学校和企业的人员共同组成，董事会的职责是聘任学校的校长，审批学校长期发展规划。技术专业委员会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由校长聘请相关行业的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审定学校的教学方案、教材等。协调委员会由学校和企业人员共同组成，负责解决校企合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德国职业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业的设定。在德国，职业教育专业的设置是政府行为。为了使职业教育通过专业的设置与产业合理地对接，在政府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和经济部门的组织下，由行业协会、工会、教师三方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共同拟定。注重学生个人发展、企业发展与产业发展相一致。二是课程的设置。以职业实践为中心，构建围绕职业岗位的专业技能、专业基础理论、文化基础知识等三方面课程。三是教学大纲的制定。职业院校的教学大纲由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门制定，目的是讲授与职业相关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企业的培训大纲由行业主管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制定，目的是传授职业技能和经验。四是教学的开展。学生入学前，先和企业签订雇用培训合同，再到学校报名，以获得职员和学员两种身份；学校的教师和企业的教师分别在学校和企业进行教学活动，使得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相结合，企业实践培训是主导，学校理论教育是配合。五是教学的评价。对学生的考核由行业协会、工会和职业院校共同组成的考试委员会负责，以考查学生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为考试目标。
第二，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管理机制集中体现了政府主导职业教育的特点。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分级管理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即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学院），其中主要的教育立法和管理权在州政府；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影响州政府，并负责制定教育宏观政策，根据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原则，提出改革方案，确定国家教育的总体目标等；地方政府配合州政府完成对院校的直接管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由联邦政府的教育部和劳动部合并而成，具体负责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管理及培训体系与标准的制定。具体组织机构包括部长委员会、基于行业的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局执行长官委员会及独立的授权运作执行机构。TAFE学院是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规模最大、最主要的公立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所有TAFE学院均有院一级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是来自企业第一线的资深行业专家，对学院的办学规模、基建计划、教育产品开发、人事安排、经费筹措等进行研究，并作出决策。在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实施主要由行业领导，学院实施。行业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决策。澳大利亚各级政府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由代表行业利益的从业人员组成。例如国家培训局的部长委员会中，行业代表超过半数，这表明在职业教育的管理上，产业界拥有最大发言权。另外，行业代表组成的行业咨询顾问委员会服务于联邦、州两级政府，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建议。州政府对职业院校的管理机构之一——TAFE服务处，也是以行业人员为主组成。其次，行业参与制定国家职业教育框架和职业教育改革政策。行业协会有义务为政府提供最新的岗位要求和就业信息，行业协会参与管理职业资格的培训与认证工作，行业协会还要负责定期的关键能力标准修订工作，以便通行全国。职业教育课程的设置以行业组织制定的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统一的证书制度为依据，然后将行业标准转换为课程。每一类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文凭开设课程的种类、内容由各相关产业培训理事会及其顾问组织根据就业市场变化而定。在学院实施方面，政府鼓励社会各种力量开展职业教育。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申请开设职业培训课程。私立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经国家质量培训框架认证而成为注册培训机构，国家给予启动经费，或采取提供建筑资金或设备的形式予以支持。同时，政府对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资助不是采取直接划拨的方式，而是通过购买教育获得，这种市场化的政府拨款方式，使得公、私立的职业教育机构处于竞争的状态。
第三，日本。日本的职业教育管理机制随着本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历了重大变革。“二战”后，日本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单独负责职业教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鉴于社会变革和产业界的要求，日本政府开始构建体系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的实施权下放给企业，政府的角色从运作者转变为扶持者，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文部省、劳务省、通产省），通过信息、资金的支持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企业发挥职业教育的主导作用，办学动机来自企业，办学主体也为企业，实施自由的市场监督方式，培养的职业人才具有高专门化、高针对性的适用性。日本政府教育部门通过下属的职业教育委员会（有行业人士和教育人士共同组成）获得教育发展建议，通过设立职业能力开发综合大学校，负责对教育培训员的培训和职业训练的研究；设立了职业能力开发大学校和职业能力开发短期大学校，负责实施应用课程、专业课程的教学；设立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中心，负责对离职人员和在职人员进行短期的职业训练。日本职业教育的实施重心日益转移到终身教育中，形成了校内职业教育和校外职业教育两大系统。其中校内职业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校外职业教育包括企业主办的职业教育、企业外机关主办的职业教育、通信教育（即远程教育）、自发的学习会或研究会四种形式。校内职业教育的实施注重两个方向，即加强小学及初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扩大职业学科毕业生升入大学的比例，同时使职业教育向高层次发展，使过去中等职业教育中某些专业设置高等职业教育组织。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习制度、教学内容、教学评估方法；注重校企合作的形式和弹性化的学制；注重校内评价与社会评价的一致和开放；注重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校外职业教育以企业主办的职业教育为主。日本企业普遍认为，高素质的员工，可以通过企业自己的培训，胜任所有工作。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基本上都由企业招收高中毕业生自己进行培养。通过开展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企业员工主动成立学习小组，这得到企业的大力支持。同时，日本政府从不同侧面大力支持企业开展职业教育，从2006年以后，国家对实施“实习并用职业训练制度”的中小企业及事业团体提供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以推动他们致力于扩大青年技能人才的劳动就业机会。对制订“青少年雇用机会创造计划”并获得地方行政长官认可的中小企业，在其实施“实习并用职业训练制度”的时候，国家将给予一定的资助。
三、德、日、澳三国的比较
德国突出行会的作用和地位，强调行会对职业教育的主管地位，对企业的领导作用。表现为职业教育体系是在行业体系下建立的，职业教育必须满足行业、企业、职业岗位发展的一切要求，突出技术类职业教育的发展，赋予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充分的管理权力。同时，也赋予地方政府一定权力，根据当地特色配合企业、院校发展职业教育。澳大利亚突出政府机构的协调作用，利用法律手段要求行业协会、企业组织、业内专家对职业教育的参与，鼓励职业教育创办机构多元化。利用政府职能帮助潜在就业者进行职业规划，从而推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稳固职业教育的经济支持。日本在法律方面强调职业教育的企业属性。企业办职业教育成为日本的一大特色，企业创办职业教育自然符合本企业需求，并且企业职教成为日本职业教育的主体。同时，与之配合的是学校的职业教育类型多种多样，从短期到专修，分别满足不同企业人员、从业者的需求。在对社会公众的职业教育推广中，在法律中明确接受职业教育是每个劳动者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推动学校职业教育系统与社会职业教育系统的立体交叉。
四、基本结论
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三国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得到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成为学习借鉴的重要对象。三国的职业教育从制度、体制到具体实施方法，都有着很多共同点，也存在差异，但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从上述三国发展职业教育的共同经历可以看出，在国家宏观和中观层面推进产教结合，在微观层面实施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必由之路。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由多方参与，包括政府部门、产业行会、企业组织、教育机构以及部分非营利组织。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最终实现离不开产业与教育、行业协会与教育机构、企业与学校等多层次的合作。
在政府部门层面，职业教育不仅是教育主管部门一个部门的事，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部门、人力部门、产业部门的共同合作；在中观层面，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联合组织等机构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使之成为职业教育的主导力量；在微观层面，要让企业组织、企业人员参与职业教育实施和规划，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调整教育内容。
发展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应符合本国的国情、社会文化、经济水平、职业教育内在要求等条件，这决定了职业教育的主导因素、合作形式、权责分配、运行机制等。例如，德国、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体制与其联邦制的政治制度相关，政府在职业教育中强调协调作用，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拥有较大话语权；而日本政府在校内职业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多部门参与教育事务，侧重提高劳动者基本素质、文化认同的教育，而企业职业教育具体负责提高劳动者技能，强调科研转化为实际产品。
上述三国都为发展职业教育制定了详细的法律制度，形成了专门的法律、法规、条例等完整的制度体系。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中，各参与方的权利、责任都由法律规定，使得职业教育实施有法可依，各方利益得到法律保护。对职业教育的管理成为法律行为，不再只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是建立针对不同类型职业教育的专门法，而且对职业教育的实施者，如教师、出资人、教学资源等，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保证。
为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提供完善的经费支持。如果说法律制度的建设，只是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必要保障，那么经费支持则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条件。根据投资人即受益人的原则，上述三国的职业教育经费由政府、企业、基金会、学校自筹共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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