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3 1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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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基础设施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方面的差异。
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1978年为基准年，2006年我国农民纯收入的增长指数为24.47，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指数为30.59。自1992年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都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近几年增长速度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全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09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扩大到7238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3255元，不到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国家对城乡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视，我国城乡差距会继续扩大。
其次是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绝对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对值总体上也在上涨。1 986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绝对差为355.58元，相对差为2.1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是城镇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绝对差为5388元，相对差升为3.11，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越来越大，使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别。
第三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由于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师水平、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农村人口中低学历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城市。目前小学文化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分别是51.5％、16.3％，初中文化占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1.5％、32.4％。而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不仅表现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还表现在城乡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事业及公共基础设施等诸多方面。
城乡二元结构的表现
近年来，许多学者已对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认为国家应该注意公共产品的供给、社会保障制度、税费体制、金融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张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一些学者从提高农业自身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即内部因素阐述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我国户籍制度在本质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畴，成为一种以户口管理为核心的多制度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就业体制、教育体制、住房机制、医疗及社会保障体制、价格补贴机制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也影响着不同阶层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
国家财政过多向城市倾斜，投入农村的比例过低。1990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问题。不仅中央财政如此，地方财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1O.8％，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5.8％。在财政支农建设性资金中，直接用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比重少，约占11％，用于大中型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水利建设和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性质的林业建设投入的比重大，约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资政策使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2006年以前，农民税费比较严重，农业税曾经是中国农民长久以来的历史负担之一。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虑到一些额外补贴，如医疗保健等只针对城镇居民等，真实差距可能还要大。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
城乡产业结构失衡。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是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的比重逐步上升。但农村产业结构比例中，第一产业长期占据重要的地位，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较小的特点，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降低，决定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无法进一步优化升级，农村居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论文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乡收入 差距 中国经济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中国贫富差距的主要方面，是决定整体收入差距第一位的因素，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其贡献度在 60%左右。中国贫富差距的实质是城乡差距，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收入渠道的不断拓宽，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收入分配的集中度越来越高，社会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90年至2007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的绝对数差额是逐年扩大，从823.9元增长到9645.4元。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比例，从1990年至1994年逐渐扩大；1994年至2000年又有虽小；2000年至今差距快速扩大。总体来看，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是扩大的，从90年的2.2倍扩大到07年的3.32倍，而今年来差距扩大的速度有所增长，且今后短期趋势也是逐步扩大的。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一）长期影响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有显著的滞后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具有滞后的二次函数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的反应会滞后一期，且在长期中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且城乡人均收入比例为3时是城镇劳动力增长率由下降到上升的一个转折点。
（2）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固定资产投入增长率有滞后一期的线性关系。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增加。
（二）短期影响
根据相关回归方程得知[2]，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的劳动力投入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有没有显著的影响，主要是受系统本身的调节作用的影响。
三、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在城乡收入比例为3时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超过3的时候，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城镇劳动力投入的越多，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增长。而这种影响在短期和长期中都是明显的。这种影响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村的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从而城镇的就业人数增长率才会增加。
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增加城镇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资本的投入量也就增加，有利于城镇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影响是在长期中反映出来的，短期内并不显著。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的影响是，先负面后正面。而且对农村的影响要滞后一期。而且这种影响的转折点也是城乡收入比例为3的点。说明，超过比例为3时，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的投入增量也是有正面的作用，只不过是滞后的影响，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是由城镇经济发展来带动的。而可决系数为0.48，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劳动力投入增量只是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显著，长期内才有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增量的影响是正面的，但影响仍然是滞后一期的，而且是在长期内显著，短期内部显著。
四、结束语
（一）结论
综合劳动力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结合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经济的不同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城镇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又着促进的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是由于城乡收入比例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同时资本的投入也向城镇转移。
城乡收入比例超过3的时候，对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期影响也有相应又着促进的作用。但是促进作用会滞后于其对城镇的影响，促进效果也小于对城镇的影响，而且由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引起投资增长的效果优于引起劳动力投入的增长，进一步说，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投资来影响农村经济。由于是滞后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城镇带动的。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在绝对数上促进城镇和农村的各自发展，但是在相对数上也会反过来又拉大城乡经济的差距，使城乡的贫富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着自我维持的效应。
（二）分析的局限性
本文没有考虑技术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单单从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因素考虑。
分析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仅仅是从经济量的角度考虑，而没有顾及社会的发展均衡和公平的因素，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后会带来的综合复杂的社会影响。
（三）政策意义
1、对“先富带动后富”的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改变了基本经济发展策略，由计划经济时期的简单的平均主义、平衡发展的思路，转变为采用工农业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用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思路。同时在城乡发展模式上，也是采用，农村支持城镇，城镇带动农村[3]。总之是“允许适当的贫富差距，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本文的分析结果上看，随着城镇的优先发展（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和农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尤其是对农村投资的影响。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与这种“先富带动后富，城镇带动农村的发展”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2、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
在城乡经济均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这种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有着自我维护的机制，会自动的扩大差距。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预，只是靠经济体自身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考虑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来主动缩小城乡经济差距。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经济发展；不利影響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8-0017-02
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学研究中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问题一直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需急剧下降，国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以消费主导经济发展、加大内需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策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存在，是造成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乡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矛盾，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对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在乡镇经济建设中，经济水平决定社会生活水平，过度的收入差距带来了社会矛盾。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居民收入水平影响着消费水平的层次，社会矛盾的产生是社会分配的不平衡和不公平，收入差距悬殊的城乡居民经济现状对社会稳定发展局面的影响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因此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不利的影响出现。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这种起起落落的变化过程，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政策改革等都有密切联系。1978—1984年之间城乡收入逐步缩小，其间经历农村改革，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1985—1995年城乡收入逐渐扩大，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1996—1998年是短暂缩小期，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受到较大影响，明显下降在1998年达到谷底。1999年以来，21世纪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4年，国家出台惠农政策，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社会生活水平逐年提高，社会保障、劳保福利、失业保险等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保障性措施的推行也在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
从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消息来看，2016年全国居民收入水平23821元，基尼系数比2015年略高，总体下降趋势保持不变，居民收入差距保持预期逐步缩小的趋势。全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逐步得到可控性缩小，是近年来国家经济建设中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政策调控作用。同时在政策支持下，不断关注并重视收入差距问题的社会影响，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重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不平衡性发展问题。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政策性调控，惠农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缩小差距值，但实现差距缩小面临的困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庞大的农业人口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问题上，城乡收入差距形成且实现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重心转移，城市发展速度显示出的区域优势地位和农村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经济特区建设、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带到延伸至内陆城市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为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打开了新的道路。反观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情况，滞后的改革和发展条件对及时抓住发展机遇是极为不利的因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逐渐拉大到得到调控后有所缩小，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因此在政策上的调控和缓解远远不及经济建设的速度，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需要解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问题。近些年一直关注的三农问题，对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都是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改善和重视。但从根源来看，减免农业税、粮种补贴等关系到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不能改变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性问题，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进行农业活动的投入和收入的比例，对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还有更大的距离。除此之外，农村教育在推行义务教育改革后虽然保证了城乡受教育的公平和区域平衡性，但对农村教育投入来说，教育投入给家庭带来的负担仍是一笔大的负担。国家政策在城市倾向上从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已经形成的差距，对现阶段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形成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的历史作用。
第二，体制的因素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传统体制将城乡分割成不同发展特征，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享受的社会福利和补贴形成了显著对比，同时在市场竞争中也存在差异性。改革开放对城乡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入逐渐缩小了体制上的差距，但在户籍制度、财税制度、教育体制等多方面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形成的影响仍在影响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有非常不利的影响[2]。
第三，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城乡人力资源的利用和投入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显现出问题，城市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决定了在社会地位和收入上的优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逐渐形成新的劳动力输出局面，农村劳动力开始涌进城市，为城市经济建设提供廉价的劳动资源，这和城市居民劳动力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收入上的差距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反映，伴随着其他相关问题的影响，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因素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趋势下对这一现状的加剧是极为不利的。
除了以上几点因素之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还有很多，在社会、国家、居民个人方面都深受其中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历史问题，在长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问题经历不同发展阶段，对当下经济发展各领域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解决。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缓慢提升，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村各领域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侧面反映的是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居民收入和经济来源的问题。消费以收入为基础和标准，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差距扩大，农村居民在消费上的支出会受到影响。几年来，在城乡消费水平上，虽然没有地域的限制，越来越多涌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会在消费上不断改变，但从整体消费情况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消费对农业经济的作用也会降低，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收入水平没有得到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对消费水平的支持也会下降，内需不足的情况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也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对特色区域经济建设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城市经济建设发展的关注和倾向更多，农业经济建设中的项目建设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上也會处于计划阶段，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农村的经济开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水平上缺乏政策和实质性的技术支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会存在落后的问题。农业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发展之外，在地理优势和交通设施建设上没有优势，对农业经济的多元开发也会受到技术和环境的影响。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在特色区域经济建设上产生的不利影响对农业经济领域的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3]。
第三，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农业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单一，是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一直存在的问题，农村经济建设中缺乏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对农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人才流向趋于发达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人才流失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农业结构调整很难得到实现，这是在目前农业经济建设中需要及时得到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三、改善收入差距影响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一，加大政策扶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国家在政策支持上加大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支持，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方法上，注意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收入问题上逐步缩小差距。农业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的贡献是整体的成果，近年来农业经济的产业化改革一直是农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在国家政策扶持的条件下，对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高效率实施是有力的保证。
第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经济向非农产业转移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农业发展的单一结构在当下时展中需要适应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在非农产业的建设上，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配到产业建设之中，既可以适应社会发展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形成独特的产业优势[4]。
除此之外，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都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影响下的农业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帮助。
四、结语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利的，在缩小收入差距上，加大农村经济建设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加快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是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中农村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农业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时代变化中面临的挑战需要不断地探索来解决在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不利问题和因素。
作者：张会盼
参考文献：
[1] 廖显浪.制度转型、经济发展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
[2] 王晓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分析[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11.
关键词：城乡收入比；人均GDP；协整方程；格兰杰因果检验；政策性排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所得结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促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收入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Alesina和Rodrik运用中间选民定理，论证了收入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后将不利于经济增长。Alesina和Perotti（1996）以及Benabou（1996）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诱发社会政治秩序的不稳定，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就国内而言，已有不少学者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实和赵人伟（1999）认为，非国有部门收入分配不均等、非农就业机会不均等、政府政策等因素是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倒U型”假说在中国未能得到统计上的支持。丁任重、陈志舟和顾文军（2003）从体制、发展、政策和开放四个影响转型期收入差距的因素展开分析，得出了我国并未出现“倒U假说”演变趋势的基本结论。陆铭和陈钊认为（2004），收入差距的扩大在长期将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倪晓宁和包明华（2006）通过建立包含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指标在内的计量经济模型，发现我国的地区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影响。陈安平（2009）运用1980-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增长。刘霖和秦宛顺（2005）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发现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互相促进，并认为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
由于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样本选择等方面的不同，上述研究成果所得结论也不尽相同；同时，更多的是把国家作为一个区域，从国家层面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省份的视角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成果还较罕见；其主要是采用定性分析和简单线性回归方法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缺乏对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试图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能具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如果经济增长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表明经济增长引起了社会分配的不公，急需政府干预和政策调控，要求政府在注重城镇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更为注重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如果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则应该在保持适度的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第二，作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的典型代表，该研究结论不仅适用于重庆，对于与重庆具有类似情况的地区亦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并存，集移民地区、民族地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等特征于一体的特殊直辖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现状
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但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趋向收敛
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354.54元增加到2009年的17 191.1元，增长了47.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9年的150.18元增加到2009年的4 478.35元，仅增长了28.82倍。由此可见，重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基数较小，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均衡。然而，从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速度来看，1979-2009年的30年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81%，同期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95%，两者的实际增速逐步收敛，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同步化倾向，表明近年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出现了明显的积极变化。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从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来看，从1985-2009年的这段时期内，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图1所示）。1985年，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12.4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25.24元，城乡收入差距为487.16元。2009年，重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91.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 478.35元，城乡收入差距为12 712.75元。当前重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只相当于1995-1996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落后13-14年。特别是2005以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年扩大1 100元左右，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
（三）城乡居民收入比总体上呈上升之势
重庆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额呈扩大之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总体上亦呈上升之势（如图2所示）。重庆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2.50：1上升至1993年的最高点3.72：1，而在1994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后，重庆城乡收入比逐渐降至1998年的3.02：1，但之后又逐步上升，2006年升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4.03：1，此后由于国家相关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实施和落实，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84：1。同时，由图2可知，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的样本是重庆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源于历年的《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在研究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用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收入差距（RUIG），以重庆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总产出水平，并以重庆市人均GDP来衡量重庆经济增长（PGDP）。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用消费者价格指数（1978=100）对重庆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数据进行平减，用重庆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对RUIG和PGDP分别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变化趋势，记为LnRUIG和LnPGDP。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进行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系数分析，将重庆市1985-2009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相关数据代入下述“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
通过计算可知，1985-2009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85，显示出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判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因果关系，也不表明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因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容易出现伪相关现象，即使没有任何关系的序列也有可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使得不存在任何关系的变量也显示出显著的回归结果。因此，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首先有必要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各序列是否平稳，进而依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进行协整检验，最后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考察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三）单位根检验
单方根检验，又称对时间序列数据平稳性的检验，主要是检验样本序列的平稳性。如果在序列无差分情况下的t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则序列无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否则为非平稳序列。本文采用ADF检验法，对LnRUIG和LnP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1。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知LnRUIG和LnPGDP的ADF检验值，都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两者均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变量LnRUIG和LnPGDP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均为平稳序列。同时，LnRUIG和LnPGDP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由于其单整阶数相同，两者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对两个变量的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四）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由于Engle-Granger两步法只需用OLS对变量进行估计，然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平稳，如残差序列平稳，则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如非平稳则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运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对LnRUIG和LnP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可得到以下协整回归方程：
对该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残差U的ADF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据此可知，LnRUIG和Ln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五）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偏离均衡趋势的现象。而误差修正模型却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由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调整的动态过程。因此，为了把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联系起来，本文建立包括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进一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协整特征。运用Eviews6.0可以建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从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重庆市人均GDP的短期波动将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方向变化，影响系数为0.485695，但其t统计值不显著，表明短期内重庆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435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误差修正项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在出现偏离长期均衡趋势的情况时，误差修正项会对偏差进行43.53%幅度的调节，以使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走向均衡。
（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尽管协整根检验结果表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是否显示出明确的因果关系方向，尚需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判断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是：一般地，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则x的变化应先于y的变化。因此，在做y对其他变量（包括自身的过去值）的回归时，如果把x的过去或滞后值包括进来能显著地改进对y的预测，则可认为x是y的（格兰杰）原因。类似地可以定义y是x的（格兰杰）原因。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各变量应为平稳序列，因此，下面对ΔLnRUIG和ΔLnPGDP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当滞后期为2和3时，两者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在短期内重庆经济增长是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但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原因。当滞后期为4和5时，两者之间也仅是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从长期来看，重庆经济增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关于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许多人认为一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收入差距超过一定范围时则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些研究对于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根据本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重庆经济增长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这表明重庆经济增长的受益主体主要是城市居民，其城乡二元经济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态势的持续发展将不利于重庆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重庆1985-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重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但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
第二，协整检验表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方程表明重庆市人均GDP每增长1%，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0.1444%。
第三，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不管是短期抑或是长期，重庆市经济增长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兰杰原因，但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综上，由于重庆经济增长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这说明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引起了社会分配不公平。如果任由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但会破坏城乡协调发展的机制，而且不利于重庆和谐稳定发展。因此，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缩小重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重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
第一，消除政策性排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重庆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该在消除农村居民长期遭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排斥方面有所作为。主要包括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保障农村居民平等接受教育的制度及法律体系，让农村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教育待遇；以完善农村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一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农村社会保障的分配功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给予农民在公共物品享用上的国民待遇。
第二，逐步改变“城市偏向”的金融支持政策，扭转农村金融边缘化的不利局面，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加强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缩小重庆城乡收入差距。
第三，探寻一条符合重庆实际的、科学合理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道路，充分发挥城市化与工业化对提高农民就业率及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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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 F22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22.099
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而出现这种现象的背景，还包括我国的财政分权。在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1 财政分权、农业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
所谓财政分权，主要是指财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对本地的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即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决定将财政收入分配到经济发展中、文化建设中、卫生事业中，或者投入到城市建设、投入到农业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进行财政分配。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财政分权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快，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加快了。这与当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根据我们对不同地区经济的调查显示，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收入反而逐渐拉大，在这样的背景后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财政投入。与此同时，要保证对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投入力度越大，当地的农业经济速度增长得越快，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越小。虽然进行了农业经济投入，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却更大程度上加大了城镇经济的发展力度，这样只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2 政策建议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拉大，与财政分权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做好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做好财政分配、尽可能地增加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加大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支出，才能够逐渐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政府倡导先富带动后富，农村补给城市，追求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施行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导致城乡收入逐渐拉大。虽然近年来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但是却没能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见，地方政府对于农村经济的财政支出力度是明显不足的。要解决这一现状，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农村建设，增加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尽可能扩大农业支出在政府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这样才能够一步步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目前我国农业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农业经济的增长速度低于城市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导致城乡经济在农业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依然不断拉大距离的最主要原因。而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地方政府虽然实现了财政分权，却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够重视。虽然已经加大了农村经济的投入力度，但是与对城市经济的投入力度相比，还是比较低。既然已经实现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就要发挥出财政分权的优势，尽可能收集地方信息，将财政进行合理配置。尤其是要密切关注地方之间的城乡收入差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尽可能实行政策倾斜，照顾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财政投入方面，要保证足够的农村经济发展财政经费，真正实现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相较于以前的增加农业收入。只有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大于或等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才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要加大农业经济的投入力度，包括对地区加大扶持力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财政补贴，对农民进行务农补贴，并且要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经费的力度，加快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可能在生活条件上缩小城乡差距，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够切切实实感受到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除了改善生活条件，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为当地农民谋福利、谋出路。比如发展适合当地环境的生态养殖业、发展水果种植业、发展药材种植业、香菇种植业等等。只有找准了当地农民的出路，才能真正实现当地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3 结语
城乡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是历史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并且它将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虽然财政分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快速增长，但并没有缓解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加大地方政府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力度，为农民找到发展的出路，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以促进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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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满秀.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04）.
本文以杭州为例，通过分析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状况，探讨缩小差距的政策措施，期望为解决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借鉴。
一、沿海发达省市经济高增长背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一）高平均数下杭州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真实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十五”期间GDP平均增长13.7％，增速连续15年保持两位数；2005年人均GDP达5431美元，与2000年的2699美元相比翻了一倍；2006年为6505美元，在全国副省级以上行政区中排名第四，是浙江人均GDP的3.22倍。根据1999年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国家划分标准，参照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世界人均GDP排名，2006年杭州的发展水平已接近人均GDP 6740美元、排名第44位的捷克，达到发达国家中等以上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杭州城乡居民收入明显增多。2006年与2000年相比，城居民可支配收入由9668元增加到19027元，增长了将近一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894元增加到8515元，增长了0.74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2倍和2.37倍。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居民储蓄存款也在迅速增加。2005年末，人均储蓄33184元，是全省人均储蓄19506元的1.70倍，是全国人均储蓄10850元的3.06倍。但在高人均GDP、人均收入和人均储蓄背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
1．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从整体上看，杭州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1.98:1扩大到2006年的2.23∶1，收入差额由2000年的4774元扩大到2006年的10512元。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比较，贫富差距就更加明显。2004年，城镇20%最高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12.07倍，绝对差额达26054元。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看，城乡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2005年农民人均储蓄存款10902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60362元的18%；从2001年到2005年，农民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占城乡居民存款总余额的比例依次为21.46%、19.76%、17.74%、18.18%和18.05%，5年中除2004年略有上升外，总体呈下降趋势。
2.城镇居民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2005年，杭州市城镇居民中20%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33元，20%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059元，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4.84倍，与2004年的4.32倍相比，扩大了12%。如从5县市人均收入最高的富阳看，2006年上半年，20%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倍数由去年同期的5.02倍扩大到7.01倍，差距拉大的程度和速度就更加惊人。
3．农民间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一是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逐年提高。2004年，杭州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6，不仅比2003年有所提高，而且接近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二是20%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据杭州市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纯收入13391元，收入最低的20%家庭人均纯收入只有2158元，贫富“两极”收入之比已由2000年的4.50:1扩大到2004年的6.21:1。三是市内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更大。从杭州所属的7县市区看，2005年萧山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498元，淳安仅4358元，萧山是淳安的2.18倍。从杭州所属5县市看，2005年富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7585元，是淳安县人均纯收入的1.74倍；而就富阳市来看，不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富阳市统计局对160户农民家庭2006年上半年现金收入比较分析得出，只有29.4%的家庭收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比去年下降了8.1%。
（二）沿海其它省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的状况分析
杭州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我国发达省市和副省级城市同样存在，而且除大连外，均比杭州严重。首先，从发达省市看，1978～2005年，江、浙、沪、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别由1.86:1、2.01:1、1.44:1和1.63:1提高到2.34:1、2.45:1、2.24:1和2.49:1，从1990～2005年，粤、闽、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别由2.21:1、2.29:1和2.16:1扩大到3.15:1、2.29:1和2.73:1。其次，从沿海副省级城市看，2000～2005年，广州、宁波、南京、青岛和大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别由2.29:1、1.37:1、2.02:1、2.20:1和1.83:1扩大到2.58:1、2.23:1、2.41:1、2.23:1和2.03:1。
二、缩小高数字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
（一）正视差距扩大趋势，全力构建和谐社会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在1.5 :1 左右,超过2∶1是极为罕见的。包括杭州在内的经济发达省市远高于国际上其它国家的一般水平,且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对经济社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在经济上抑制了有效需求和经济增长。根据对转型时期中国基尼系数与消费倾向相关性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基尼系数较高时，社会平均消费倾向较低，二者呈负相关关系。消费倾向下降说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经济增长放慢。特别是一旦将财富这些变量考虑进来,资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更为明显，在社会、政治和心理等方面诱发了大量矛盾。如由于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导致某些低收入者的仇富心理和仇富行为；当高收入阶层的市场效率行为与政府调控高收入的公平政策行为不一致时，某些高收入者对政府产生抵触情绪；大批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对城市居民就业造成压力，导致城镇职工对农民工的不满情绪，而农民工不能真正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又诱发农民工对城市人的对立心理；尤其是总体贫富差距在个体生活感受中所产生的“放大效应”，降低了生活处于社会中下水平却又不是社会最底层的“相对贫困”群体对生活的满意度，容易产生群体性的非理。对上述问题应予以高度关注，否则必将影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首先，应调整发展理念。调整发展战略的关键应是发展理念的调整问题。过去，我们主要是以物为本，在实践中表现为把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当作衡量发展的尺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速度的提升上，忽视了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长期实施优先发展工业战略和城乡差别战略。今后，应重视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尤其应把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维护农民根本利益，大力建设现代农业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点。其次，应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机制，促进农村教育、卫生、交通、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其三，应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一方面，应按照比较优势、市场导向和可持续发展原则，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快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另一方面，继续走扩大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路子，调整农村产业结构。通过发展战略调整，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从根本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实行“底线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分配原则，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建国以来，我国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时，对公平和效率的取舍大致为，改革开放以前基本是公平优先，改革开放后主要是效率优先。我们认为，目前实行“底线公平基础上的效率优先”比较适合我国的实际。实施这一原则，一方面仍然把经济发展放在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又强调了社会和政府在公共物品的分配上必须确保每个成员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教育投入，并重点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倾斜，从而逐步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受教育权利和就业权利的平等，为实现城乡居民分配起点公平性创造条件。
（四）加大再分配措施调节力度，实现结果公平
1．健全个税调节体系，加大对高收入调节力度。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控主要表现在对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遗产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存款利息税、特别消费税等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节体系的运用上。在税制完善方面，一是简化税率等级，提高个人所得税调控力度。现代西方国家依据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最优税制理论，普遍简化税率等级。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可以考虑将个人所得税税率等级减化为四级左右，提高边际税率，进而提高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力度。二是适当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和税基，将高尔夫球用具、高级皮革皮毛制品、游艇、摩托艇等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三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收制度，提高税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四是为减低中低收入者税负，有必要对利息税的课征规定一个起征点。五是在提高征收基数的同时，可借鉴英国个人所得税在扣除项目方面的做法，如增加抚养扣除、对残疾人的扣除以及捐款扣除等。在税收征管方面，重点建立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税务部门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加快建设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个人收入全员全额管理，从源头上对个人所得税加以控制。2．逐步建立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政府应对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和消费税等，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给低收入阶层，尤其是最低收入阶层。这样，在减少贫困的同时，客观上也使高低收入两类人群都往中间收入层靠拢，达到扩大中间收入阶层比重的总体目标。3．加快慈善事业发展，发挥第三次分配调节作用。在尽快制定《慈善事业促进法》的同时，抓好慈善事业的基地建设和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五）关注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093-03
[基金项目] 2006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关联 性的系统分析”(批准号:06JL02)､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江 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批准号:JJ06208)
[作者简介] 张 文,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尹继东,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工业经济与战略管理｡( 江西 南昌330031)
一､江西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1.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根据有关经济理论,相关分析模型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其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人均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它剔除了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从而其变化能较好地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相关统计数据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人均生产总值,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即常数和X对Y的边际贡献率),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1.824+9.13E-05X(输出结果见表1~表2)｡[2]
2. 回归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649,复相关系数R = 0.805,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上,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64.9%;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生产总值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9.13E-05)为正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中期,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1000元,就有可能平均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0.0913倍,显示了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
二､江西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关系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因变量,它的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其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也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同样,根据江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3.369-0.021X(输出结果见表3~表4)｡[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575,复相关系数R = 0.758,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等,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57.5%;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0.021)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实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逐步降低,同时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0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0.21倍,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发展作用计量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人均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变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程度;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它的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同样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人均生产总值,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16026.344-219.413X(输出结果见表5~表6)｡[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775)和复相关系数(R = 0.880)比较接近1,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较高,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人均生产总值变动的77.5%,总体回归效果较好;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也证实了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性作用,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219.413)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符合经济学理论和产业发展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促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增加人均生产总值219.413元,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四､结论与建议
1.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江西经济和财政现已达到一定规模基础上,必须改变增长优先的思路,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此江西应该大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统筹城乡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和就业观念教育,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市场就业机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积极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江西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途径｡江西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能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有江西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农村非农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行就业导向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培养支持和改造具有竞争力优势､能扩大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积极发展就业弹性大､环境破坏小､资源消耗少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江西要进一步推进行业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劳动力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江西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则必须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导向,以培育新经济增长极为支撑,以大城市为依托､小城镇为支点,形成辐射作用大､集聚效应强的城市群以及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
江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必须能够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效率为目标,建立政府扶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优化农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内部吸纳剩余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以转移农村劳动力为目标的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繁荣农村市场,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3. 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江西为了有效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必须深入清除阻碍城乡统筹就业的二元结构体制和扭曲市场的歧视性限制政策,进一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共利益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逐步使城乡居民具有同等自由迁徙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和外来人员跨地区就业的门槛,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和农民工维权保障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建立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得到充分拓展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3]
同时,江西农村劳动力数量大但素质相对低下的严峻现实,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加强统筹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资力度,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推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促进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 江西统计年鉴(2007)[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关键词：二元经济 流通溢出 城乡收入差距 渠道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改革，流通业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先导性作用都不断凸显，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日益密切，扩大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我国发展经济和惠及民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关联面较广的产业，流通业的影响范围必然较宽，流通溢出效应也必然较强。另一方面，我国还处于城乡经济分化较严重的二元经济环境，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的现状仍未得到根本改观。那么，作为先导性产业的流通业，其溢出效应是否能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缓解作用呢？更进一步，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渠道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分析
根据国内外对流通业溢出效应的阐释，流通业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劳动力供求两种渠道对一系列经济指标产生作用，包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缩短城乡差距，但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城乡商品流通的成本越低，企业区位选择将偏向于租金较低的城乡结合部，进而调整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而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城市城区商贸流通业的溢出效应越强，说明城市对农村的吸引力越大，企业在城市集聚效应越强。为了降低物流运输成本，企业区位选择必将偏向于城市，导致农村沦为，进而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越紧密，有利于促进集约化产业发展，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缓解区域企业产品同质化的压力，缩短城乡差距。
另一方面，流通业的溢出效益可通过调整劳动力供求来缩短城乡差距，而流通业溢出效应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三大部分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机理也不同。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物流溢出效应越强，促进城市物流向农村地区扩散，增加农村地区劳动力需求量，增加农村地区农民的工资收入水平，缩短城乡差距。商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地区商流效应越强，说明该地区的流通业越发达，城市集聚效应越强烈，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向城市流动，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供给平衡，进而减少城乡差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对城乡差距的影响表现为：信息溢出效应越强，表明信息传递速度越快，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供求失衡的现象，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短城乡差距。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面的分析，流通业的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渠道产生作用，为此引入产业结构和劳动需求两个变量，分别构建反映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两种作用渠道的计量模型如下：
Yit=α0+α1wfit+α2sfit+α3xfit+α4isit+α5lsit+α6wfit×isit+ α7sfit×isit+α8sfit×isit+μi+ηt+εit （1）
Yit=β0+β1wfit+β2sfit+β3xfit+β4isit+β5lsit+β6wfit×lsit+ β7sfit×lsit+β8xfit×lsit+μ'i+η't+ε'it （2）
其中，Yit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wfit表示物流的溢出效应，sfit表示商流的溢出效应，xfit表示信息流的溢出效应，isit表示调整产业结构；lsit表示调整劳动力需求，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交叉项wf×is、sf×is、xf×is表示流通溢出的产业结构渠道，物流、商流、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力需求交叉项wf×ls、sf×ls、xf×ls表示流通溢出的劳动需求渠道，αi、βi（i=1，2，…，8）为待估计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城乡收入差距。选用城镇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
2.流通溢出效应。对物流的溢出效应、商流的溢出效应和信息流的溢出效应分别进行定义。其中，物流的溢出效应主要反映了区域物流业的优势及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物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的货运周转量/地区生产总值）/（全国的货运周转量/国内生产总值）。商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商贸流通的比较优势服务对周边地区消费的吸引力，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商流溢出效应=该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信息流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内的信息化程度对周边区域的外部性，计算指标为：一个地区的信息流溢出效应=该地区邮电业务总量/该地区居民消费支出总额。
产业结构。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发展实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非农产业产值的比重调整为主要体现，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为此，本文选取区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总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
劳动要素需求。由于统计年鉴和其他数据库中并未公布劳动要素需求的指标值，因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年末从业人员数来表示。
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较多，笔者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引入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组。其中，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教育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教育经费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对外开放水平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即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流通溢出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渠道的实证分析
选用2000-2012年我国各省、市和自治区（自治区除外）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考虑到劳动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这两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数值大小差距较明显，因此对这两个变量取对数。
对式（1）和式（2）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
根据Huasman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一和模型二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通过回归得到的F值计算并比较，最终舍弃混合效应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产业结构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87，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加重了城乡收入的贫富悬殊化。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似乎相反，基于我国的实际，本文给出以下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布局并不完善，城乡产业差异较大，而作为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镇，农村地区缺乏这些产业支撑，而且城镇交通体系明显优于农村，因此物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更多地为城镇居民带来利益。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239，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商贸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商业就业面不断拓宽，又由于商贸服务业的行业关联面较广，于是商流的溢出效应可与城市非农产业发展相结合，促使城市的整体就业面不断拓宽，对劳动力需求不断提高，进而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机遇。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产业结构的交叉项系数为0.043，且在10%水平显著，说明信息流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我国流通业信息化进程不断加速，但信息化与农业的结合力度仍然偏低，导致农村经济受信息流辐射作用甚微，而更有利于城镇经济发展，因此也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观察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劳动要素需求渠道：
首先，物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243，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物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有效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城乡交通建设存在差距，但城乡之间快速路连接线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扩散，也促进了城市集聚资源向农村扩散，进而有助于缓解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
其次，商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为0.055，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商流溢出效应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力度有限。商贸服务业的发展虽然使城市的就业吸引力不断提高，就业面不断拓宽，但是受我国城乡发展两极分化的现状约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通畅性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益可能更多。
再次，信息流溢出效应与劳动要素需求的交叉项系数并不显著，说明信息流通过劳动供求渠道并没有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明显作用，这可能与我国城乡劳动供求的不对称有关。
结论
本文从产业结构和劳动要素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我国流通溢出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两个渠道。根据研究，结论如下：物流溢出效应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商流溢出效应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三种溢出效应通过产业结构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存在差异，物流、信息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商流的溢出效应则借助该渠道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三种溢出效应通过劳动要素需求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存在差异，商流的溢出效应通过该渠道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而物流的溢出效应借助该渠道有助于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信息流则并没有通过该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明显影响。
参考文献：
1.于晓雪.基于VEC 模型的流通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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