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7: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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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并购 政治风险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SWOT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随着中国资本和金融市场不断完善，中国大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运营的经验日益丰富，市场因素对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阻碍作用有所淡化。但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因而政治风险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市场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阻碍作用越发明显。
中国跨国并购的主体按产权性质可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但长期以来，我国海外并购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虽然民营企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两者的比例差距仍然明显。国企和民企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产权性质不同。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有产权或者说公共产权，而民营企业的产权属于个人产权。本文通过SWOT分析法分析国企与民企在不同的政治风险下的并购环境，探讨其应采取的跨国并购战略，对未来中国企业进军海外战略规划颇具现实意义，同时对我国企业有序走出国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方法
所谓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购项目的复杂性以及并购方自身能力与实力的有限性，而导致海外并购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其中，由于双方政府行为而可能对跨国并购各环节产生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构成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一般来说是利益集团（或政府）为了达到某种政治手段而采取的行动，因此它区别于一般市场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经济环境相似，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的表现和所面临的风险存在着很多共性，同时由于产权性质的不同，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海外收购存在很多不同特征。不同跨国并购案例之中，企业所面对的政治风险有明显差异，企业性质、并购行业、并购的外部环境、政府在并购中的作用都会对并购行为和并购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
SWOT分析法是一种企业综合分析方法，即根据企业自身的既定内在条件进行分析，找出企业的优势、劣势及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从而将企业的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结合。优劣势分析主要是着眼于企业自身的实力及其与竞争对手的比较，而机会和威胁分析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对企业的可能影响上。在分析时，应把所有的内部因素（即优劣势）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来对这些因素进行评估。
本文中引入SWOT分析，把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之上的跨国并购与民营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作SWOT对比，以此来凸显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的内在优势与缺陷，并概括企业所面临的外部机会和挑战，对于制定企业跨国并购战略占了有着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企与民企跨国并购的SWOT分析
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个方面对国企和民企的跨国并购战略进行SWOT分析，得到下表1所示的分析矩阵。在完成SWOT矩阵的构造后，将排列与考虑的各种环境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组合，便可以提出相应的跨国并购建议。制定建议的基本思路是：发挥优势因素，克服劣势因素，利用机会因素，化解威胁因素；考虑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
基于上表对国企和民企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分析可已看出，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优势来自企业内部，充沛的资金和规模经济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放眼全球的战略构想也是跨国并购成功的基础。然而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外部最大障碍就是由产权劣势而产生的高政治风险。相比之下，民营企业自身的优势远逊于国有企业，但一段时期的资本积累和产权明晰仍为其跨国并购提供了条件，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真正优势在于其政治风险较低。但民营企业跨国并购的阻碍来自于并购能力的构建上。
因此，在并购之前民营企业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政治风险，而是要明确并购目的，建立一系列长远的企业国际化经营规划，其次就是融资渠道，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方式。政府应对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和信息咨询等帮助。而国企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政府色彩和背景，极力避免政治风险的干扰，把跨国并购作为纯粹的企业行为来管理，在东道国进行企业游说和宣传。政府不应对国企的并购过多干预，更不应该广泛参与到并购行为之中，以免触发政治风险。
四、政治风险的主要来源
国企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来源由于国有产权或说公共产权的存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权利是从政治途径取得的国家权力中派生出来的，虽然其实质是全体人民让渡的一种公共政治权利（即公有制度），但对外仍然体现出明显的政府意图。因此，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往往被东道国误认为是母国政府的政治倾向，会危害到本国的行业甚至是国家安全而受到严重抵触，从而把单纯的企业行为扩张到政府行为，产生政治风险。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经营者经营的是自己的资本，其海外并购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利润，体现的也仅是个体意志，因此在东道国遇到的政治风险会比国有企业大大降低。
另外，民企在各自独立的个人产权基础上与市场竞争机制天然吻合，而国企本质上的公共产权属性则决定它的存在只能出于最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作为市场竞争主体谋取企业自身的最大利润。产权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排除了所有权的特定转换，阻止将未来结果的资本化反映到当前的转化价格中，从而降低了所有者监督管理行为的激励，使企业的运行缺乏效率和竞争。西方往往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怀疑，认为其并购目的是为了实现政府意愿而不是高效地利用资源。而民营企业的跨国并购一般认为是市场机制的直接反应，是引入充分竞争之后基于企业发展战略而实施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
基于以上两点，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政治风险远大于民营企业，这是由产权性质决定的。中国政府代替公民掌握公共产权使被并购的一方利益集团把国企的单纯的企业行为看作带有政府政治色彩，而政府本身的政治性和非利润驱使等特点则加重了政治色彩的渲染。民营企业的个人产权与政府的界限明显，其并购动机被普遍认为是正常的企业国际化经营需要，很少遭受国外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另外，并购企业所在的行业不同，其政治风险也不同。在市场经济中，国企的功能定位放在弥补市场机制失灵上，对具有充分公共性的领域进行政府调控，这也是民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业往往集中在资源类、电信通讯类等自然垄断行业，这些大都是战略性资源行业或者对一国政治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业，并购行为会被对方利益集团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次。而民营企业感兴趣的是经营状况不佳的电子、汽车、软件等技术类行业，所以其跨国并购一般认为是市场机制的直接反应，是引入充分竞争之后基于企业发展战略而实施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过程。
五、政治风险的应对建议
政治风险俨然成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一大障碍，但是由于其不确定和不可控制的特点，中国企业或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风险，只能尽力使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被市场认同，并能经受住双方利益集团的审视，把政治风险发生概率降到最低。
首先，我国应该充分利用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政治风险低的优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国外恰恰相反。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充分，具有活力和创新能力，产权明晰，与政府之间的界限明显。在中国500强企业中，尽管国企仍占大多数，但民营企业提出世界级愿景的比例更高，这主要表现为民营企业相对于国企的竞争意识更强。因此政府应该鼓励民营企业海外并购，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队，国有企业作为一股后进力量再慢慢站稳脚跟。但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实力大都不足以进行跨国并购，这就需要政府早日完善资本和金融市场，完善并购相关法律，建立并购信息咨询指导部门，进一步壮大民营企业的力量。
其次，跨国并购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要区别开来。政府规划的企业国际并购是危险的,因为没有成本预算硬约束的政府行为,会扭曲企业的资源利用和经营效果，政府“成就驱动性”而非“成本驱动性”，也会使并购非效率化。另外，国务院只授权国资委（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有直接的指导和监督权利，其他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部门对跨国并购干预过多会为并购增添强烈的政治导向，引起被并购方的警觉和反对。
第三，并购不同行业的企业可选择不同并购方式。当中国企业并购战略性资源企业时,可以采用迂回投资式的股权安排（即通过自己持股的第三国公司到东道国投资，如国外私募基金）或者非股权安排（如长期服务合同），持股的比例也不要太高，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被并购方的抵触心理；当并购的行业不存在较大的政治冲突时，可以采用较高持股比例的直接投资股权安排，以获得最大利润。
最后，重视并购过程中的公关活动。对于东道国政府，可以通过外交渠道、两国的民间友好机构或目标公司所在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牵线搭桥等，取得其理解和支持，并尽可能在社会就业等方面满足东道国政府的要求。一些国家工会势力非常强大，处理好与工会的关系，争取工会支持将对并购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新闻媒介的关系也不容忽视，有了可靠的媒介关系，就在舆论上把握了主动而舆论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情绪上起着导向作用。总的来说，出色的公关活动对降低和缓和政治风险有着独到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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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邵一明,战略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企业家判断：宋文洲创立的软脑集团在2000年东京创业板上市，开创赴日外国人创办企业在日上市的先例。在他看来，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化，要主动去跟外国企业竞争。
改革方案可以打70分，它提到民营企业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认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不足之处在于，只提了一个方向，太过于笼统。应该更加明确地提出时间点，以及工作的具体目标。比如在除邮政、军工、航空、国防等关系到国家安全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将其所占的比例压缩到一定范围。
以前，我们需要一部分国有企业。在一定阶段，国有企业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与其他国际企业竞争，对民营企业也是好事。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走过了这段时期，许多民营企业已经成长起来，就要尽量把国有经济比例尽量压缩得小一点，这对整个市场而言，更加有利。
以金融行业为例，从前被国有企业垄断，现在小额贷款、互联网银行等都是民营化的表现。民营化在初始阶段，必然经历一种混乱的状态，在混乱中竞争，在竞争中兼并、死亡，最后达到一种持续、有序的状态。
当然，民营企业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政策利好。如果做企业，单单靠国家政策“吃饭”，那我觉得是失败的。中国有14亿人口，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企业的生存空间也非常巨大。民营企业可以发挥灵活、创新能力强的优势，去开拓更多新兴的市场。
在我所从事的互联网、IT行业，放眼当今中国市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民营企业，他们做得非常好。再如小米，他们的技术含量、销售模型、运营能力、创新能力都很有优势，甚至跟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也没什么区别。所以，与其整天盯着国企手上那些发霉的蛋糕，还不如去想想我们看不见的蛋糕。
在现阶段，我认为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要国际化，要主动跟外国企业去竞争。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到外国去办企业、开工厂。如本届三中全会中提到的放宽投资准入条件，中国经济不会固步自封，只会越来越开放。自由贸易区成立，这就等于没有中外之分了，即使企业不走出去，也要接受国际的洗礼、考验。像联想、华为等中国企业，都积极到海外去并购、销售，过程中有人流血、有人受伤，但是不会停步。
这就要求更加公平的贸易环境。这种公平，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不能有垄断，要同等参与市场竞争，不好的企业要接受市场的淘汰。其次体现在中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要承受同样的监管。外资企业的经营，一旦出了问题，就很容易被媒体放大炒作，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经营非常谨慎。相反，中国的企业出了问题，很可能就被“操作”过去了，无法引以为戒。这种不公平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消费者越来越不相信中国企业的产品，相信外国企业的产品，因为外国企业诚信经营，生怕越界。
[论文摘要]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二者同台竞争会劣化资源配置。正确的做法是国有资本专注于非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专注于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建立合作非竞争关系，更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有个质的区别：产权从单一化（公有制）实现了多元化，私有产权、民营资本获得了合法性，政府从经济活动的唯一组织者变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兼裁判者，这种情况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应当如何分工才能促进资源的更优配置，成为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小平同志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定义突出强调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原因很简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带领国民致富是政府的天职。富裕是个主观标准，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体现，一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二是与他国的现状比较。在开放的世界里，与他国的比较更具有合理性。所以党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的中心，开放国内市场、承认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承认商品交换不过是这种战略转变的政策反应。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把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看作手段，目的是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充分动员一切资源，促进财富的充分涌流。
一个问题产生了：外国资本、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国有资本是什么？是目的，还是手段？如果是目的，则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承认民营资本、外国资本，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危及国有资本，由国有资本控制一切经济活动，提供社会所需的全部产品和服务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承认了民营资本、外国资本的合法性，显然这个推论不能成立；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平等的。如果国有资本是目的，民营资本是手段，那就意味着国有资本比民营资本高贵，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应当比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高贵，显然这是荒唐的结论。所以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存在贵贱高低。既然同为手段，则谁更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就利用谁，不存在谁为主体，谁为补充；应当在法律上和观念上对二者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但是，国有资本的存在产生一个问题，政府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者，另一方面又是市场利益的争夺者，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产生矛盾时政府怎么办？政府能否公正裁判？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不投资，禁绝国有资本。但现代社会种种原因决定了政府资本的存在。首先，法律没有禁止政府投资。法不禁止即可行，政府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有向任何行业和领域投资的权利。其次，社会进步需要。一些关系国家、社会长远利益，但风险巨大的项目，只有政府有能力投资并承担风险。再次，市场本身需求。一些微利、薄利的行业和领域，民营资本不愿投资，但市场本身上有一定需要，这种产品具有公益性质，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投资者。第四，公共利益的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政府投资能够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第五，国家利益需要。一些重要公共产品，如国防，国家投资是最好的方法。最后，历史传统的延续。建国后我国建立了无所不包的国有经济体系，养成了政府投资的制度惯性。
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如果制度设计能够充分尊重和保护“经济人”的自利之心，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既然政府投资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协调民营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关系，使二者发挥最好的资源配置效果呢？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由二者在市场中展开全面竞争，优胜劣汰。二是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二者的投资领域进行分工，避免竞争。
根据目前流行的市场划分方法，可以把市场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非竞争行业大多数属于民营资本不愿做、不能做、做不了的行业和领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国有资本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所以非竞争行业和领域适合国有资本进入；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市场空间大，准入门槛低，利润空间大，民营资本欲望强烈，适合民营资本进入。“与民争利”是政府行政的大忌，政府应当把非竞争性领域作为国有资本的专属领地，把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全面让给民营资本。该方案可以充分发挥两种资源的优势，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建立一种合作非竞争关系。
笔者之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笔者认为二者同台竞争可能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而分工合作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理由如下：
第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同领域竞争，因其出资人的特殊性，国有企业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会使政府难以公正裁判。市场经济的政府理论源于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政府是市场的裁判，如果政府办企业会使政府的职能发生混淆，政府的裁判难保公正，不公正的裁判会劣化资源配置。
第二，历史经验证明，国有企业的效率不及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低于民营企业，交易成本高于民营企业，所以国有资本最好避免与民营资本的竞争，民营企业愿意做和能做好的领域，国有资本没有必要介入，同台竞争只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和社会资源的浪费。
第三，政府鼓励设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供给，增加财富总量，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而不是为了与“民”（营企业）争利，所以从理论上讲凡是民营企业愿意介入的领域，国有资本都应当应当退出，因为介入等于与民争利，有违政府的社会角色和设立企业的初衷。
第四，国有资本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因其出资人的一致性必然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政府站在社会利益的角度调控市场，会动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达成政府的目标，国有企业注定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个隐形的“计划经济体系”，导致国有企业的运行规则有别于民营企业，形成“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这对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不公平，会劣化资源配置。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不应当竞争，或者说应当避免竞争，因为二者各有其适合的活动领域。
民企投标数量或超过国企
根据国土部招标公告，开标会将于10月25日举行，凡在境内注册，注册资本金在3亿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查资质、或与已具有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合作关系的内资企业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均可投标。
目前，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及外资都“摩拳擦掌”，开始准备参与这场页岩气的招标 “盛宴”，行业涉及石油、煤炭、电力、房地产、金融以及地质勘查单位等。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大伟此前曾表示，参与意向投标的企业中，民企占1/3以上。
业内人士估计，此次参与投标的民营企业数量有可能超过国有企业数量。据统计，已明确表示有意向参与投标的民营企业包括：新疆广汇集团、杰瑞股份、永泰能源等。壳牌石油集团、英国BP和美国雪佛龙等外资企业已与中石油、中石化有合作或者合资协议。法国道达尔也正在物色合适的页岩气项目和合作伙伴。
能否最终获利难度大
页岩气探矿权首次采用开放式公开招标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 在门槛上消除了国企和民企的区别，但民企最终能否最终获利难度较大。
中联煤副总经济师、政策研究室主任李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轮招标区块都在2000平方千米以上，这次国土资源部之所以把区块划分的这么小，主要是为了方便民营企业进入，毕竟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有限。“尽管这样照顾，民营企业能投中多少区块还很难说，估计能实现零突破，但要借此在页岩气市场有所显著突破还有待时日。”
另外一位专家也表示，到目前为止，国内拥有石油天然气或气体矿产勘探资质的内资企业或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大多数与三大石油公司有关，这意味着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投标的走势。
第一，在经济繁荣时期进行国企改革，通过改变国资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干预、开展员工持股计划提升职工工作积极性等，当然能使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以更好发挥。但与危机时期进行改革相比，经济繁荣时期的国企改革在改革范围与改革深度恐怕将有所打折。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正面临各种因素倒逼，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第二，从国内外因素看，国企改革刻不容缓。从外部因素看，发达国家贸易再平衡，新兴市场经济增速放缓，外部需求在收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持续减弱。从内部因素看，过去十几年是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国有企业产能高速扩张的时期，而这个产能高速扩张过程不是中国独有而是世界性的，“911”事件后全球流动性过剩使得主要工业领域的产能迅速膨胀，如油气工业、煤炭和制造业等。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重化工业的结束，而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是大资本、大工业，因此产能过剩是造成我们国企今天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国企正遭遇外需回落和产能过剩的双重不利冲击，现在来看改革确实是刻不容缓。国企不是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肯定需要改革，问题是怎么改。
第三，国企改革相关文件应该是各方共识，文件出台实属不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企的部分，对国资国企改革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兼顾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近期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历经几十次的起草与修订，充分考虑了学术界、企业界的观点，考虑了不同的观点甚至质疑。
第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应该是《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最重要的亮点。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不是文件里说的，公益类国企以后应朝着一个特殊性的企业打造，它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企业甚至不是市场化的企业；而商业类国企应该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改革，商业类国企与民企仅有出资人不同这一区别，可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对管理层进行股权激励，甚至可以进行完全的资产证券化。如果国企能按这种分类推进改革的话，我个人认为改革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第五，资产证券化是目前争议最少、成本最低的改革方式。文件出台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文件只能说是综合考虑了各方意见、“性价比”最高的文件，但与最理想的状态仍有一些差距。资产证券化比较折中、比较中性，能保证交易的公平性和阳光化，因此易被各方接受，争议最少、成本最低。在实际操作中，也能比较容易地规避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第六，集团化、财团化是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比较稳妥的方式。《指导意见》中有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的相关内容，个人认为在几种参与方式中比较稳妥的是集团化、财团化。我在调研某省民营企业时发现，应该说民营企业对参与国企改革不是没有热情，但是也有一些懈怠。这个省的民营企业过去在资源领域积累了非常多的原始资本，有资金参与国企改革，但对国企改革有一些顾虑。多个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当地的工商联也参与，以一个所谓企业财团的方式参与本省与外省国有企业甚至中小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财团的形式分散了单个企业的风险，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是目前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时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
第七，资本市场可关注国企改革中兼并重组、科研院所改革、资产注入和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等投资机会。国企改革是一个大的主题，资本市场对国企改革的关注由来已久，应该说现在仍然是相当关注。但资本市场比较注重收益，而且决策短期化，会去关注国企改革是否真正落实，比如资产是否有最优化的配置、对管理层是否有正向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是否落到实处、民营企业参与国资国企改革时是否真正能够物超所值。
一、沪渝百强企业业绩的对比分析
1、经营规模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36545亿元，比2010年的30328亿元，同比增长20.5%。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8482亿元，比2010年的6654亿元，增加27.5%。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量明显高于重庆，增长比重庆低7个百分点。纵向比较，沪渝两市百强企业营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上海百强下降13.6%，重庆百强回落4.8%，营收增长放缓迹象明显。
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净利润总额达到2468亿元，比2010年的2237亿元增长10.4%。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的净利润总额达到322亿元，比2010年的288亿元增长11.9%。沪渝百强企业净利润经过2010年高增长后，净利润增长率回复到正常水平，重庆比上海略高。
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资产总额为115962亿元，比2010年的99726亿元，增长16.3%；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的资产总额为12292亿元，比2010年的9865亿元，增长了24.6%。显然，上海的资产总规模绝对量远大于重庆，而增长率方面，重庆明显高于上海。
2、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主要反映企业的数量及其相对规模的分布结构。其中，CRn表示前n位企业在某项经济指标上占总体的占比。例如，当采用营业收入统计时，CR10表示前10位企业的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占比。本报告采用CR10、CR30 CR50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对沪渝两市百强企业进行统计，数值如表2所示：
根据表2中显示的结果，上海百强企业中前10位企业2011年的营业收入占比53.4%，净利润占比53.2%，总资产占比57.4%，从业人数占比40.8%，其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等经济指标占比略有上升，从业人数占比略有下降，反映了人均效率进一步提高；同期，重庆百强企业中前10位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42.9%，净利润占比40.8%，总资产占比34.8%，从业人数占比39.5%，其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从业人数占比有所下降，总资产占比略有提高。再结合前30位企业、前50位企业的同类指标值来分析，上海企业的经济指标的占比也仍高于重庆企业。这说明上海企业百强中排名靠前的大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规模和员工人数方面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重庆百强企业的占比较低，集中度的提升还有较大空间，也说明较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状态比较活跃，有一定的竞争力。
3、盈利能力分析
在盈利能力方面，2011年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的平均值分别是2.13%和12.24%比上年的2.24%和12.36%略有回落。重庆百强企业这两指标值2011年分别是2.62%和10.49%比上年的2.92%和11.55%也有所回落，重庆百强回落的幅度比上海百强稍大一些。从整体上看，沪渝二地企业在2011年开始的经济下行的压力下，盈利能力有所减弱；上海百强的盈利能力略强于重庆百强。
4、纳税贡献分析
从总量指标上看（表4所示），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的纳税总额达到2739.9亿元，比上年的2281.1亿元，增长458.8亿元，增长了20.1%；重庆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达到467.0亿元，比上年的451.1亿元，增长16.9亿元，增长了3.7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远高于重庆，上海、重庆两市的纳税总额增长率明显低于上年的高增长，上海的增长率比明显高于重庆。
从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即纳税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上看，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纳税比例达到7.50%，较上年的7.52%稍有回落；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平均纳税比例达到5.52%，比上年的6.78%明显下降。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纳税率明显高于重庆百强企业，也表示了上海企业的税负高于重庆企业；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下降0.02，重庆百强企业则下降了1.26，说明重庆百强企业税负弹性较大。
5、就业和用工效率分析
从沪渝百强企业的就业人数规模看，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144.6万人，比上年的138.6万人增长4.37%；同期，重庆百强企业的81.0万人，比上年的76.3万人增长6.09%，随着上海和重庆的企业净利润、盈利能力都有所上升的情况下，大企业用工规模也有所扩大，其中重庆用工增长较快。
上海百强企业2011年人均营业收入是252.7万元，比上年的218.9万元增长33.82%；人均占有资产801.9万元，比上年的719.7万元增长11.41%；人均利税36.0万元，比上年的32.6万元增长10.45%。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人均营业收入104.8万元，比上年的87.2万元增长20.15%；人均占有资产151.8万元，比上年的129.3万元增长17.44%；人均利税9.75万元比上年的9.68万元增长0.77%。
由此可见，上海百强企业由于人均占有总资产额的数量庞大，比重庆高4倍以上，拉动了人均营业收入额和人均利税额方面比重庆高出许多，人均营业收入增长率和人均利税增长率也明显比重庆高。而重庆百强企业在经营发展的同时，企业用工人数增幅较高，达到6%以上。由此可见，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在2011年的发展，动力各有不同，上海百强企业依靠资金的集聚，重庆百强企业的是劳动力的较快投入。
6、行业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行业构成来看，沪渝二地产业结构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企业有39家，制造业营业收入17502亿元，占比47.89%（占比指行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净利润1022亿元，占比41.40%，资产总额18815亿元，占比16.23%；农业无企业进入百强；建筑业7家，营业收入2712亿元，占比7.42%，净利润56亿元，占比2.27%，资产总额2349亿元，占比2.03%；服务业53家，营业收入16231亿元，占比44.41%，净利润1376亿元，占比55.75%，资产总额94963亿元，占比81.66%。
重庆百强企业中制造业49家，营业收入3401亿元，占比51.12%，净利润117亿元，占比40.65%，资产总额3156亿元，占比32.00%；农业1家，营业收入21亿元，占比0.31%，净利润1亿元，占比0.44%，资产总额41亿元，占比0.42%；建筑业14家，营业收入681亿元，占比10.23，净利润14亿元，占比4.91%，资产总额563亿元，占比5.71%；服务业36家，营业收入2551亿元，占比38.24%，净利润155亿元，占比54.00%，资产总额6104亿元，占比61.87%。
由上述数据分析，上海百强企业中在行业占比上，制造业营业收入比服务业高3.48个百分点，服务业净利润比制造业高14.35个百分点、总资产更是比制造业高65.43个百分点。重庆百强企业中，服务业在资产总额、净利率占比较去年有明显上升，但与上海相比还明显较低。这一特点说明，上海城市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时期，服务业已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重庆地处中部，是新兴的直辖市，制造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尚处在积累资金蓄势待发的过程。
7、企业所有制分布分析
从百强企业的所有制构成来看，沪渝二地百强企业2011年在经营规模上有较大区别。
上海百强企业中外资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外资企业）有8家，民营企业有34家、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有58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外资企业1766亿元，占比4.83%（占比指该类所有制企业数据占100强企业合计收入的比率，下同），民营企业3528亿元，占比9.65%，国有企业31251亿元，占比85.51%；净利润方面，外资企业30亿元，占比1.21%，民营企业207亿元，占比8.37%，国有企业2232亿元，占比90.42%；总资产方面，外资企业1571亿元，占比1.35%，民营企业3139亿元，占比2.71%，国有企业115962亿元，占比95.94%。
重庆百强企业中民营企业42家，国有企业52家。经营业绩分布：营业收入方面，民营企业2729亿元，占比32.18%，国有企业5752亿元，占比67.82%；净利润方面，民营企业152亿元，占比47.20%，国有企业170亿元，占比52.80%；总资产方面，民营企业2983亿元，占比24.27%，国有企业9309亿元，占比75.73%。
由上述数据分析，沪渝两市国有企业与外资、民营企业相比，平均规模较大，外资、民营企业的规模较小。其中，上海国有企业的业绩占比超过数量占比的现象比重庆更突出。上海百强企业国有企业的数量占比只有58%，而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远远高于该类企业的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底向高排列。外资、民营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的占比则相反，远远低于其数量占比，并按照营业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的顺序由高向低排列，说明国有企业实力强大而资产效率和效益则稍低，而、外资、民营企业则恰恰相反。重庆百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数量占比同上年未发生变化，但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的占比都比上年有一定的增加，反映了长期民营企业实力继续增强。
二、沪渝百强企业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
1、沪渝百强企业发展状况的差异特征：
（1）上海百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产规模总量高于重庆百强企业。2011年，上海百强企业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增长率明显低于重庆的格局未发生改变。其中净利润增长率因重庆下降幅度较大，沪渝两地几乎持平。
（2）上海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规模的集中度继续提高，表现出上海特大型企业的扩张能力未减；重庆百强企业的集中度稍低，其中净利润的集中度还有所下降，表现出相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更具竞争力。
（3）上海百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低于重庆0.5个百分点；净资产收益率方面，上海比重庆高1.8个百分点。
（4）上海百强企业的纳税总额和增长率都远高于重庆，沪渝营业收入纳税贡献率都有所回落，重庆回落的幅度更大。总体看上海大企业的税负明显高于重庆。
（5）沪渝两市百强企业用工人数均有增长，重庆增幅较高；沪渝两市人均利税额均有大幅增长；上海增幅较高，增长率达到33.82%，上海人均利税额5倍于重庆，上海人均利税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占有资产的高速增长，重庆人均利税增长率因用工人数的较快增长被摊薄。
（6）沪渝两市百强企业产业结构占比反映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现状。上海服务业在净利润和总资产方面占比较高，重庆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较高。
（7）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在所有制分布方面也有较明显的差异。上海国有企业规模庞大，经营业绩占比依然很高的现象基本不变，重庆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占比比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2、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发展现状差异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结合两市的区位特征、地理环境、产业布局等因素，造成以上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下行压力下，百强企业增长率下降。从整体上看，沪渝两市百强企业处在2011年宏观经济形势偏紧的环境中，依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营业收入增长达到20%以上，净利润增长超过10%，确实不易。上海能保持这样的增长，得益于近年来上海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依存度减少，服务业的高速增长拉动了百强企业整体的业绩。重庆地处西南内陆且正处在新一轮经济开发初期，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服务业发展有提速的迹象，在2011年，两大产业几乎是并驾齐驱。但是，与2010年的高速增长相比，沪渝百强企业的增长率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其原因，既有基数较高难以持续的背景，也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开始释放的影响。由于2012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两市百强企业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将困难重重。
（2）扩张态势依然存在，沪渝动力有所不同。从百强企业行业结构看，沪渝两市的农业、建筑业企业所占比重都很低，服务业和制造业所占比重较高。由于沪渝两市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服务业和制造业在沪渝两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上海城市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期，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上海有选择的发展先进制造业，一般制造业已处于限制或淘汰中，资金和人才正在继续向服务业注入，推动了现代服务业以较高速度发展，服务业企业不仅占百强企业的数量达到54家，净利润和总资产的比重分别达到55.75%和81.66%，继续保持着扩张的态势。重庆尚处于新一轮开发期，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继续扩张势所难免，同时服务业的的占比有所增加，也预示着重庆制造业的发展将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
（3）经过长期的的深厚积累，上海的百强企业在营业收入、资产规模等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正由于基数较高，规模扩张的速度已经明显放缓，表现为上海企业在增长率上低于重庆的现象。重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还相对较小，规模扩张、做大企业是主要目标，相信重庆的两大产业在近年内还将延续较高的规模增长。
（4）总体资产收益率有待提高。从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间，上海百强企业尽管资产规模上有较大幅度提高，但资产收益率提高还比较缓慢。数据显示上海百强企业中制造业的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都比较高。整体总资产收益率比较低的主要原因是，百强企业中金融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基础设施行业（如航空业、航运）等高资产低收入企业占比较高，影响了整体的资产效率的提升。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背景下，金融业和基础设施行业的规模扩张还将将继续，且扩张速度将超过制造业，因此，上海百强企业的资产效率在近几年内，难以有明显的改善。重庆百强企业今后的发展也可能因服务业的发展，遇到上海同样的问题。
三、上海企业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继续努力营造优良的外部环境
上海企业在纳税贡献率方面明显高于重庆企业。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形成完善、平等的税收体系，提升本上海企业的竞争力。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给予一定的财税政策的支持，促进他们加快发展。
（2）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
上海民营企业只有36家上榜，营业规模的占比只有9.8%，表示上海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空间还很大，进一步加大对上海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对于进一步激活上海经济活力意义长远。
虽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但迄今为止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范围和性质仍是众说纷纭，其原因在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随实践不断发展的概念，呈现典型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点。所谓阶段性，指的是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不同；所谓地域性，指的是同一时代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Sethi（1975）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和认知受到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会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时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一项对15个国家的12000名经理人的调查显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先后顺序在国际间有很大的变化（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2002）。“企业社会责任观念是逐步演进的，唯有置身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中，才能真正领会企业社会责任的完整意义”（Eberstadt，1978）。
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简单套用西方现成的分析框架可能会导致偏差。国内虽然也不乏有对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本土化”的探讨，但现有基于我国制度背景的，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研究总体来说比较有限，对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内容的差异化研究还相对欠缺。本文拟在对高管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得出更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研究方法
（一）样本
本研究对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的14家企业的22名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其中包括国有企业6人，民营企业12人，外资企业4人。平均工作年限14年，其中男性19人，女性3人。
（二）访谈提纲
为尽可能引导受访者充分表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以企业高层管理者为访谈对象，进行现场访谈或电话访谈。本文研究的主要访谈问题共2个：
结合贵企业实际情况以及贵企业所处行业背景，您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哪些方面？其中，哪一方面的责任是最重要的？您能简单地按重要程度排一个序吗？
您觉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是一样的？他们之间都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三）访谈记录程序
本论文的调查中，访谈小组由2名成员组成，事先通过对访谈提纲进行学习讨论，对容易产生的歧义进行沟通，确保对问题理解一致。访谈时由一人负责提问，另一人负责录音、记录和补充。访谈在取得访谈对象同意后进行了录音。所有访谈材料都在结束当次访谈48小时内进行了材料整理和文字录入。录入后由访谈小组成员共同补充整理，以保证记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研究结果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构成
笔者根据对访谈笔录的整理，本文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高管认为，企业要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盈利，其次，还有守法、就业、顾客、员工、慈善、环保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企业家典型描述见表1。
本文将受访者对企业社会责任重要程度的排序做了统计，发现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具体见表2。其中，第一层次是企业必须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第二层次是与企业的发展直接相关的社会责任，第三层次是与企业的发展间接相关的社会责任，三者均属于企业自愿履行的社会责任，注重履行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比较
从访谈结果来看，受访者认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均具备一定特征，并存在差异性。典型描述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社会责任差异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国有企业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为国家免费或低价提供大量关乎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产品，其次才是盈利，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要优于其经济目标。
民营企业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盈利和提供就业岗位。
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注重对消费者、员工和公众承担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并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纳入企业整体战略规划。
结论与讨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具有多层次性；二是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均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只是其社会责任内容有差异。具体讨论如下：
（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具有多层次性
我们之所以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层次性观点，是因为：
第一，许多企业缺乏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责任概念的科学认识，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就是做慈善，从而对履行社会责任持消极态度，或是在履责过程中本末倒置，连最基本的职业安全与产品安全都不能保证。近年来各地频发的矿难，劳资纠纷、产品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事故都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企业缺乏社会责任自主治理的意识，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还满足于只承担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漠视企业中小股东、雇员、消费者、社区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问题，产生企业社会责任“显性违规”和“隐性违规”并存的局面（李维安，2008），而这将阻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以上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层次性的观点，不同所有权性质、不同规模以及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经济周期的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层次不同，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征选择承担相应层次的社会责任。例如，处于垄断性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除了必须履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社会责任之外，还应该更多地履行第三层次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会招致广大公众的非议。处于竞争性行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则只需要努力履行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社会责任就可以了，一个连基本的职业安全都不能保证的企业如果频频进行慈善捐助活动，这种不正常的分0 只能被称之为“作秀”。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的繁荣使服务业中的快递业得以迅猛发展，影响着世界范围的生产和劳动。2003年世界三大产业分别占总量的4%、28%和68%，服务业正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①2003年，全球快递业营业规模达到1300亿美元，对世界GDP的贡献达640亿美元，是电器行业的2倍，造船业的1.5倍，在服务业中脱颖而出。预计到2013年，快递业对世界GDP的贡献将达到1350亿美元，比2003年翻一番②。
快递业是中国的新兴行业，也是增长最为迅速的行业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快递业的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市场扩张更加明显。2006年的中国快递业继续以超过25%的速度快速增长，这是服务业中的其他行业不可比拟的③。
中国在加入WTO协议中对原本包含在国内邮政业中的快递业作出了相关承诺④，这势必对我国快递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而邮政曾是我国管制最为严厉，竞争最为缺乏的行业之一。快递业经历着从严厉管制到放松管制，从高度垄断向充分竞争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本文选取中国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快递业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说明WTO对中国快递行业制度变迁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对解释服务业中其他类似行业的制度变迁过程也具有普遍意义。
万国邮联将“邮政服务”定义为：邮政的普遍服务是一项国家的义务，即国家通过一定的质量和连续性标准，确保所有人可以接受的价格提供所有人共同需要的服务，无论他们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状况如何，这种服务可以由公共或私营部门提供⑤。
人们习惯上将邮政业与快递业混为一谈，然而邮政属于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并且通过“邮政专营”⑥来实现和补贴普遍服务。快递业具有很强的时限性，主要寄递商务文件、小包裹和样品等，而在传统邮政业中占绝大多数的私人信函等信件，说明“物质流”在快递业中占主导地位而非邮政服务中的“信息流”。
WTO将邮政服务(Postal Services)和快递服务(Courier Services)区别对待，表明WTO的规则明确了快递服务和邮政服务属于两个不同的行业，两者具有平等的法律关系和市场地位⑦。虽然邮政服务与快递服务存在区别，但是仍有许多国家将邮政和快递归于一类，原因是两者在提供的服务上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并且往往由同一管辖机构监管。例如，中国邮政一度同时扮演监管者和经营者的角色，并且除了提供普遍服务以外，还提供速递服务⑧。文中涉及的快递业指的是上述的快递服务(也称为速递服务)，而邮政服务特指普遍服务。
二、文献综述
中国加入WTO前后，人们普遍对市场开放具有忧患意识，往往担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会被强势的外资企业冲垮。在加入WTO前夕，学术界大量文献对快递业的命运表示担忧，最乐观观点也是“有利有弊”(袁芳，2000；董阎礼，2001；王世春，2001)。中国入世前对快递业有相关预测的文献都表明，中国入世将对快递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冲击。学者们尤其认为国内快递要警惕UPS、FedEx、DHL和TNT这四匹“来自西方的狼”，但对于民营快递何去何从的问题尚存争论。
比较乐观的预测认为，外资的大量投入将推动我国服务业迅速成长。我国入世后服务业不同行业受冲击程度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级，其中邮政业受到直接冲击较小，但有间接影响(李江帆，2000)。李善同等(2000)就中国入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认为中国入世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比人们预期的要小，但对快递业没有进行专门的论述。
另一方的观点着重于中国入世带来的冲击，认为即使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能够依靠各种政策优势很好地“存活”(田春生，2000)，而民营企业很有可能被迫退出市场。就我国快递业来说，传统的商业界限在WTO下将被冲破，各种分销业和辅助分销业的市场准入将全面开放，因此包含其中的快递业也将受到冲击(徐从才，2001)。
然而，市场的开放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否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就此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这也导致了各自结论的不一致。一方认为，如果竞争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国有企业通过竞争仍然可以保持效率(Jackson和Price，1994)⑨，这类观点流行于早些年间私有化的反对派(Caves & Christensen, 1980)⑩。另一方则认为，国有企业在激烈竞争中没有内生动力去提高效率，日本学者Mizutani和Uranishi(2003)(11)通过对日本邮政的案例研究发现，市场开放仅对提高民营企业的生产率和降低经营成本有作用，而对国有企业无效。
目前中国的快递业市场呈现中国邮政、民营快递和外资快递“三足鼎立”的局面。关乎中国快递业命运的《邮政法》改革也正朝着良性方向发展。Myron A. Brilliant和Jeremie Waterman(2003，2004)(12)在连续两年关于中国入世的美国商会报告中都特别针对中国快递行业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新的邮政立法应该反映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不能允许中国邮政将现有的垄断延伸到新的领域。他们建议“邮政专营”的范围应该从350克下降到250克再到150克。这与Sokol(2003)的建议类似，而且与中国邮政法草案的变化趋势一致。
综上所述，后WTO时代的中国快递业现状与入世前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担忧形成“悖论”，而目前就WTO与中国快递业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尚处于初期，WTO对中国快递业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民营快递崛起的深层次原因有待研究。
本文将解释中国快递业市场现有格局的命题，即加入WTO后的中国快递业市场分割问题。影响企业决策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快递企业的网络、服务和劳动力，本质上都是成本因素。因此，非纵向一体化模型的致命缺陷是假定“质量是不需要用成本去生产的”(Tirole，1988)，但事实上成本却影响了企业的市场份额(Shaked and Sutton，1983)(13)。在最近的研究中，Zhao Hong，Wei Zhiliang和Li Wei(2006)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证据。他们的研究基于北京快递业市场，充分证明了不同类型的快递企业生产成本的差异。
本文试图将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通过最为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论证上述命题并给出合理的解释。
三、理论解释
(一)后WTO时代的中国快递业市场
目前我国从事快递业的民营企业上万家，从业人员多达100万人，年营 业规模在100亿元以上(14)。民营快递公司主要分布在以上海、广州和深圳、北京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以珠三角的顺丰速运和长三角的申通快递为代表。
以UPS、FedEx、DHL和TNT四大跨国快递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2000年至2004年间的中国市场业务平均增长率约为50%，目前占有中国国际快递市场中的主要份额高达70%以上，而同城快递和城际快递业务相对较少。这四家跨国公司每年的业务量总和约50亿美元，占世界市场85%(15)。
中国邮政一度垄断了中国快递业国际快递、城际快递和同城快递三大市场，但其国际快递的市场份额已经从9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不足20%。中国邮政80%以上的快递业务是城际快递业务，然而也从97%下跌到如今的40%以下(16)。
国家邮政局《全国首次快递服务统计调查结果分析》(17)中对2006年的快递市场进行了统计：2006年国有、民营、外资快递企业分别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48.4亿元、52.4亿元、98.8亿元，分别占快递业务总收入的49.5%、17.5%、33%。同年国有、民营、外资快递企业分别完成业务量61 927.5万件、28 571.8万件、15 493.6万件，分别占总业务量的58.4%、27%、14.6%。同期国有快递企业的国内异地快递业务收入占该板块快递业务总份额的64.1%，民营快递企业的国内同城快递业务收入迅速增长，较2005年实现了54.4%的增幅，同城快递业务份额提升了6.8个百分点。在国际快递业务方面，2006年外资企业占该板块业务总收入的60.1%。
后WTO时代中国快递业的市场格局，呈现出民营快递、中国邮政、外资快递分别占领同城快递、城际快递和国际快递市场的“三足鼎立”格局。
(二)模型
为了解释上述现象，本文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非纵向一体化模型(Tirole，1997)。便于分析，我们首先要对其基本模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做如下假设：
(1)每一个消费者消费或者不消费一种“快递产品”；
(2)这种快递产品的服务质量由用S表示；
(3)当市场内出现同种类型的快递产品但是质量不同时，我们认为它们是不同的快递产品，即不同质；
(4)消费者的偏好函数如下：
U是θs与p之间的差，因此表示消费者消费该快递服务而产生的消费者剩余。s表示该商品的质量。θ表消费者的偏好函数，即给定价格，所有的消费者都喜欢更高质量的快递，比如揽货速度快，运送速度快，查询方便等。同时，具有越大θ的消费者更愿意为获得更高的服务质量而付费。
快递业的服务质量一般包括：(1)快递服务的速度(收揽、分拣、运输都决定该速度)；(2)速递服务过程跟踪查询系统的便利性；(3)物品损坏或遗失后的赔偿；(4)快递业务员的服务等。
多数人认为民营快递服务较好的原因是与中国邮政EMS在邮局“坐等业务”不同，这些民营快递主动“上门揽件”，并且民营企业的投递人员往往更具有亲和力。民营企业目前几乎都建立了速递服务过程跟踪查询系统，因此，从服务质量的角度来说，消费者更偏好民营企业提供的产品，相信消费者在使用快递服务的过程中已经有深刻的亲身体会。值得注意的是，与不引入成本变量的博弈模型相比，引入成本变量后企业间的市场占有率和利润之间的差距变大了(19)，即质量更好的产品拥有更多的市场需求，赚取更多的利润。
四、对成本的进一步分析
进一步分析，我们的模型中成本主要区别在于开展服务的地点，本质上来说是快递企业寄递网络的选址问题。一般认为快递业具有规模效应，所以网络越大则越好，其实并非如此。中国邮政拥有全国最大的网络，但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固定成本。因此，并不是网络的规模决定了快递企业的成本，而是网络的“灵活性”(25)。像中国邮政这样拥有遍布城乡的投递网络的经营者，如果试图加大经济发达地区的网络密度，未必是经济和有效率的(Wasner et al，2004)。再加上中国邮政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网络的相对稳定性，因此现有网络的调整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但民营快递却不同，它们不受“普遍服务”的约束，依靠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迅速的网络扩张战略而崛起。
我们用民营企业的代表顺丰速运的案例来进一步证明。顺丰从广东起家，在夯实了珠三角地区密集的快递网络之后，向长三角地区复制了其业务模式，进而再向华北、华中和西南地区不断扩张。目前，顺丰在全国网络覆盖19个省、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共计282个城市。其中广东、福建共有网点114个，覆盖非常密集。顺丰的网点完全自营，没有建设网点或采取加盟连锁的方式，其网络策略是“自然延伸”，即：根据自身实力和发展程度，哪里有市场就将网络铺设到哪里。在经济发达地区建设密集网点的，放弃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在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几乎每个县都有顺丰的快递站点；华南的福建、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浙江，顺丰的网点也相当密集；而在经济欠发达的广西、云南、贵州、江西、青海等省，顺丰一个站点也没有建设。
当然，有学者认为快递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26)，因此劳动力是影响快递企业成本的主要因素。中国邮政等国有企业的用工成本最高，因为他们雇佣的员工一般走事业单位编制。而民营快递往往雇佣外地打工人员，甚至一些民营快递企业并不与投递员签订正式合同，非法用工的现象屡有发生，两者劳动力成本的差距显而易见。
然而，劳动力的因素可以纳入网络。因为网络是由人和物共同构成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劳动力的调动支配能力明显要强于中国邮政，因此，国有企业劳动力同样缺乏灵活性，这同时也降低了其网络的灵活性。
正如国家邮政局在《快递服务统计分析》中所述：中国快递业市场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在同城快递市场，民营快递比中国邮政占有更多市场份额，并获得的高利润形成高的增长率；民营快递提供的快递产品价格比中国邮政更便宜。中国邮政依然在省际快递市场上占多数份额。国际快递市场的大多数市场份额则被外资占领，这恰好印证我们的理论解释。
注释：
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04页。
②Oxford Economic Forecasting: "The Impact of the Express Delivery Industry on the Global Economy", March 2005.
③《中国快递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快递市场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4月， pp5-7.
④中国加入WTO有如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议定书附件1～9.
⑤2001年万国邮联国际局副总局长在“邮政普遍服务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报告。
⑥邮政专营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某企业或部门对部分邮政业务实行专营的一种制度，主要是指信件业务专营。
⑦WTO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1995年7月)共有11大类143个部门，其中邮政服务和速递服务均在“通信服务”大类下。
⑧中国速递服务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国家邮政局所属的专业邮政速递机构，负责全国邮政特快专递业务，也称为中国邮政EMS，与中国邮政共享普遍服务的资源。
⑨Jackson, P. M., and C. Price. 1994. "Privatization and Regulation: A Review of the Issue." Privatization and Regulation, 1-34, edited by Peter M. Jackson and Catherine M. Price, Harlow, U. K.: Longman.
⑩例如Caves和Christensen(1980)在分析了加拿大铁路私营和国有企业的TFP之后得出没有区别的结论。
(11)Fumitoshi Mizutani & Shuji Uranish. The Post Office vs. Parcel Delivery Companies: Competition Effects on Cost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 23:3 299-319,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Manufactured in The Netherland, 2003.
(12)China's WTO Implementation: A Three-Year Assessment. Report Prepared by: Myron A. Brilliant(Vice President, East Asia)and Jeremie Waterman(Director, Northeast Asia). U. S. Chamber of Commerce, September, 2004.
(13)Shaked, A., and J. Sutton. 1983. Natural Oligopolies. Econometrica, 51: 1469—1484.
(14)数据来源：中国快递市场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快递业市场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
(15)同上。
(16)同上。
(17)资料来源：国家邮政局网站，chinapost.gov.cn/folder7/folder31/2007/07/2007-07-24173.html，2008年3月18日。
(18)推导见附录。
(23)“死亡螺旋”是指一个动态过程：当生产者被允许进入邮政市场并开展高利润的一些业务后，失去部分市场的邮政当局难以维持盈亏平衡则提高邮资，因此吸引更多快递经营者进入市场，这样邮政当局的盈亏平衡再次被打破，反复多次，直到邮政当局无法维持“普遍服务”。
(24)Crew, M. and P. Kleindorfer. 2005. Competition, Universal Service and the Graveyard Spiral in Regulatory and Economics Changes in the Postal and Delivery Sector, edited by M. Crew and P. Kleindorfer,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3.
(25)Wasner, Michael and Gunter Zapfel. 2004. "An Integrated Multi-depot Hub-location Vehicle Routing Model for Network Planning of Parcel Serv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90(3)403-409. sciencedirect.com/.
一方面，研究有关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我国税法没有规范我国民营企业纳税的具体规定，借鉴国外成熟的民营企业税收制度与政策，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民营企业税收政策，有利于完善我国税收体系，为制定合理的民营企业税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研究有关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民营企业税收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税收负担，保障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
一、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现状分析
（一）对民营企业与税收政策的界定
对于民营企业的准确定义，目前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般意义上，民营企业是从企业性质的性质来划分企业类型，即相对于国有性质而言的。因此，民营企业可以指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的所有企业。为保持前后一致，本文将民营企业的界定为私营企业与个体经营企业，相关数据选取也以此作为标准。税收政策是政府财政政策的一种，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运用税收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税收政策也是税收制度的一种，也体现在税制要素的不同规定，但具有临时性、灵活性等特点。在规范的税收制度下，国家为了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在一般的税制规定内，做出一定的调整，如缩小课税范围，降低税率，延迟税款征收等，以降低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的现状
本文从一般性税收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两个方面分析陈述民营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的现状。从一般性税收政策来看，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以外的民营企业按照25%的税率，对来源于中国境内外所有扣除一定的费用后纳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按照个人所得税的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税率是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从税收优惠政策来看，一是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对于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按20%征收。而且，自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的小微企业，按其所得的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二是，促进民营企业融资的税收政策。民营中小企业对于投资的吸引力不够，我国政府为了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出台政策鼓励投资企业对于特定民营企业的投资。
二、国外扶持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
西方国家促进民用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美国和德国的税收政策：
（一）美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美国陆续颁布实施了《小企业投资法》、《纳税人免税法》、《经济复兴税法》等。首先，允许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选择按个税纳税方式缴纳所得税，避免重复征税；其次，在企业投资方面，允许企业使用加速折扣，加速民营企业资本周转速度；最后，利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二）德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相关政策
德国扶持民营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很全面，深入到了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首先，为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德国给以其所得税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其次，在鼓励企业投资上，德国政府对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于机器设备的部分给予附加折旧的优惠；最后，德国政府对特定地区的企业给予5年内免除特定税费的税收政策扶持。
（三）国外民营企业税收政策的启示
一是，政策目标明确。国外政府都对民营企业在本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着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制定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目标明确，特定的税收政策对应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特定问题。为了切实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将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通过立法确定下来，将民营企业的扶持政策法制化。
二是， 分类实行税收优惠。各国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政策并非完全相同，对于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有不同的税收优惠。各国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技术创新企业都给予了区别一般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此外，对于落后地区的民营企业，政府也设立了特定税收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如德国政府对在落后地区新建立的企业，给予5年内免征营业税的税收扶持。
三是，多种方式并存。各国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一同来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例如：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中，既有对小规模企业的税率优惠，又有鼓励投资的加速折扣优惠，还有对投资收益的减免税。
三、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的改进思路
首先，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税制体系。在增值税制度上，扩大一般纳税人的征收范围，保证企业的公平竞争。在所得税优惠上，可以考虑进一步降低小微型民营企业的所得税率，根据小微企业的盈利状况进一步细化税收优惠措施。在营业税方面，对于民营企业纳税人可设计起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