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5 17: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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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转换时，适用刑事法律，这种适用在实践中毫无争议，因为这本就属于刑事法律规制的范畴，因此可予以直接适用。
2、当行政法律法规与刑事法律法规在概念上重合时，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都有关于盗窃的规定，《刑法》中规定的盗窃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指出了盗窃这一行为，此时概念重合，因此在行政执法中可以参照适用刑法的相关概念。
以上两种对于刑事法律的适用情形是行政执法实践中已经存在的做法，并无不妥，应继续沿用。
3、当行为人由于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罚只接受行政处罚时，这种情形由于行为人为实质犯罪，可以适用刑事法律。
4、当行政法律法规与刑事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客观行为相同只是程度不同时，可以适用刑事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六条：“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与《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客观行为基本相同，只是程度不同，可以适用刑事法律。因为此时相关行为因其性质的严重性而由一般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行为的高度，如此就由行政处罚领域转入刑事制裁的规制，应受刑事法律的制约。
对于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的范围及其根据，上述研究已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在实践中应如何适用，是适用法规还是适用原则理论，仍然存在疑惑，这些疑惑不解开，只能让该理论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无法应用到实处，本文将以该问题为核心进行论述。
一、现已存在的在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的方式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可知，当前我国在行政执法中只在两种情形下适用刑事法律，因此，现已存在的使用方式也仅针对这两种情形。对于这两种情形，实践中通常采用的是直接适用的方式，即直接在相关的行政公文上引用相关条款或解释相关概念。显然这种直接适用的方式简洁而又有效，既符合法律规定又能补充行政法规的不足，可继续沿用。当然，实践中目前的做法还有继续完善改进的空间，如可以将所适用的概念的相关理论也加以直接适用，尤其是那些在刑事司法中早已熟知的关于此概念的理论，把行政领域与刑事领域的相关重合概念加以整合规制，在理论予以统一完善，从而为行政执法领域相对模糊空白的概念理论提供指引，这样还能够进一步完善行政法的不足，为行政执法扫清障碍。
二、其他两种情形在适用上的困难
上文提及，除了实践中已有的两种可以适用刑事法律的情形外，尚有两种情况可以适用，但是这两种情形在适用上仍存在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目前的存在的适用方式只有单一的直接适用方式，但此方式不能完全适用于这两种情形。对于第三种情形，即当行为人由于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罚只接受行政处罚时，虽然行为人在刑法理论上属于实质的犯罪，只是因年龄的限制对其免于刑事处罚，不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有理由认为可以转而适用行政领域的相关规定对其予以行政处罚，这样才会体现该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维护正当有序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行政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乃至缺失，在处罚适用法律时无法完全体现出行为人行为的危害性，而且此时行政执法机关显然无法直接援引刑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这便使行政执法人员陷入了应该适用但无法适用的境地，导致了对相应危害行为的纵容，也无法体现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对于第四种情形，即当行政法律法规与刑事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客观行为相同只是程度不同时，虽然对于相同的概念可以直接适用，但本可以适用的相关解释、理论及其刑事原理、政策都无法直接适用，如《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都对故意伤害行为进行了规定，对于伤害的概念显然可以直接适用。但是刑法理论中关于故意的相关理论、在正当防卫下造成的伤害、在紧急避险下造成的伤害等情况在行政法中并无明确说明，致使在实践中行政执法无法直接援引刑法的规定及相关理论的界定，造成违法行为处罚的缺失。
第二，行政执法人员适用法律的思路过于单一、机械。受职业限制及专业素养的缺乏等主客观原因影响，提及法律适用，行政执法人员通常想到的只有直接适用这一种方式，如若不能在公文中援引该规定或理论，执法人员通常不会想到触类旁通，对其他相关法律进行查阅比较，寻找合适的法律予以适用。这便造成了在实践中，行政执法人员只懂自己常用或者说“可以用”的有限几种法律，而对周边法律不闻不问、束之高阁。而现实中各法律之间的交融是法律发展的趋势之一，越来越多的案件需要用到各类部门法律，因此，对于一名行政执法人员来说，不断学习法学理论知识，关注实际的立法动态与最新修改情况，了解并且分析各个法律文件、各类法律部门在适用位阶、适用顺序上的关系，尤其掌握行政法律法规与刑事法律法规的具体适用问题是极其重要和必要的，在适用法律上转变思路也势在必行。
三、在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的具体方式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实践中最常用的直接适用，除了该种方式以外，本文认为尚有两种方式在实践中可以采用，分别是参考适用和理论化适用。
1、参考适用
所谓参考适用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指并不直接援引，而是在办案中参考相关规定和理论，将所参考的规定和理论作为自由裁量的根据，达到做出更为准确判断的目的。笔者认为，这里所参考的规定的效力应该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参考案例的效力。参考适用的优点在于避免了公文中的不可操作性，同时弥补了行政法律法规对于相关问题规定的不足。能够采用参考适用这一方式的刑事法律的范围包括：行为人由于不满刑事责任年龄不受刑事处 罚只接受行政处罚这一情形以及欠缺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等“出罪”理论。对于刑事责任年龄这一情形，主要参考行为人所实施的实质犯罪的恶性程度，行政执法人员可以通过明确该行为在客观上的恶性程度，结合相关行政法律法规更加准确的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对于“出罪”理论，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并不考虑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等问题，虽然有学者提出过行政执法中应当借鉴相关理论，但行政法中的期待可能性和欠缺违法性认识理论并不成熟。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不足，可以考虑参考适用刑法的相关“出罪”理论，在处罚上酌情减轻①。
2、理论化适用
理论化适用是针对一些在刑法上早已共知甚至已经成为刑法原理，在行政法中尚未存在的规定所设计的适用方式，主要是指当行政执法中由于缺乏相关规定而无法直接采用时，放弃直接适用而将其变为一种理论，在公文中言明“根据……理论”，同时结合相关的具体行政法律法规进行处理。能够进行理论化适用的刑事法律法规主要指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正当防卫理论在刑事理论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已为刑法理论和实践采用，但在行政法律中却没有相关规定，使得公安行政执法人员对于行为人明明符合正当防卫情形的行为，却只能做出斗殴或故意伤害的处理，间接造成了普通公民对于程度较小的侵害无法“防卫”。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手、足骨骨折，面部表浅擦伤面积在2cm2以上、划伤长度在4cm以上，烫伤达真皮层等都属于轻微伤的范围，而轻微伤不属于故意伤害罪的立案范围，也就是说不接受刑事法律管理，因此根据以前通常的做法，甲殴打乙并将其手部打成骨折，乙一旦为阻止甲的殴打而将其打伤，不但不属于正当防卫而且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如此处理显然难以让人接受。因此将正当防卫纳入行政法中是很有必要的，在该理论未成为规定之前，根据现实需求，将其理论化适用可以缓解这一不足所带来的压力。
四、原因及对策
1、需要完善行政与刑事法律
对于上文所出现的现状，主要原因在于公安行政与刑事法律规范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对于同一法律概念的界定不统一、不明确。公安行政法律规范有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没有相应的应用细则，也给广大公安民警的办案带来一定的困难。另外，对于案件的追诉、量刑标准也存在矛盾的情况，导致大量的案件回流，加上公安民警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被害人的权利无处救济，相应的也会加大警民之间的矛盾，造成公安民警在处理案件的窘迫情景。
立法者应当制定统一的案件处理标准，解决行政、司法工作人员对同样案件的处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保障案件处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另外要制定相应的工作细则，增强规定的可操作性。要明确行政执法部门的案件处理规定，明确违法行为达到何种程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否则将处于何种处罚。对行政、刑事法律规范中统一法律概念的范围，相互冲突或矛盾的条款，通过法律修正案予以修改，保证行政、刑事法律法规的衔接应用②。
在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可以说是对固有理论和理念的创新，它既能适应行政执法的需要，弥补行政法律的不足，又能开阔行政执法人员的思路和视野，加强对于相关法律的学习和理解，更好的完成执法工作。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背景下，行政执法中适用刑事法律，不仅可以直接适用，还可以进行参考适用和将规定理论化适用，真正实现对于刑事法律的适用。
2.应当加强公安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民警群众经验丰富，但是法律意识不强，对于法律的专业知识储备不足，造成案件的识别、判断能力较弱。实践中大量存在民刑界定不明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不仅仅需要法律的完善，更需要公安干警严谨的识别判断。杜绝凭经验办案，凭习惯办事，导致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侵犯公民的权利。我国法治发展过程中，有罪推定的观念根深蒂固，片面强调打击处理，对于公民尤其是违法、犯罪嫌疑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不够重视。
另外，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证据的收集是行政案件转入刑事诉讼的关键。由于公安派出所等部门从事行政执法的民警关于治安案件的处理，对于证据搜集的重视程度不高，导致证据的毁损、灭失，即使转入刑事诉讼程序，也难以解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公安行政工作人员只有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才能使官大公安民警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案，减少和杜绝违法处理案件的发生。鉴于部分公安民警对于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应当在广大民警中开展普法教育，系统学习法律的相关知识，并且积极关注法律相关司法解释、法律修正案的出台，即使更新固有知识。重点培训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的受理、立案、办案知识，强化对于罪与非罪，强制措施、证据的收集等问题的解决，以此提高民警的执法水平③。
3.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对于公安民警的执法监督分为内部公安系统的监督，外部检察、党政机关的监督和民众的监督。公安内部公安系统的监督机构人员少、任务重，对于公安民警存在执法问题监督力不足，而外部监督主体不能实行统一的全面监督。另外，公安机关的立案和办理结果公安开程度远远不够，也导致外部监督旺旺表现为时候监督。
解决公安行政执法中的问题，首先要保证公安内部的监督力起到作用。如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的执法检查，督查机构的督查制度，行政监察机构的行政检查等。强化内部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切实解决内部监督力不足的问题。在公安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过程中，推广网上办案系统，将案件处理的各个环节进行网上考核，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审核，实现内部监督范围的最大化④。
外部监督方面主要强化检察机关为公安执法的监督，完善联席会议，扩大沟通渠道，及时解决公安在办案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纠正够罪不移交，降格处理等公安执法不规范的问题。逐步实现公安机关、监察机关自愿共享，扩大外部监督的力度和范围。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法律出版社，2011.
[2]董金玲.浅析如何完善行政执法及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J].法治与社会，2010（12）.
(一)行政合同违约责任现状
我国的行政合同理论起步很晚，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保障机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主体基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不断地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形成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利益关系，而在此之中，行政合同作为一项重要的合作手段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于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之中。由此引发的各种合同责任也成为了理论和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对于行政合同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立法上的空白使得合同当事人在一方违约时难以采用有效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基于行政合同的特殊性，现有的民商事立法中关于合同的规定难以行之有效的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因此，行政合同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制度构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面我将仅就行政主体违约责任进行简单的性质研究。
(二)行政主体违约责任性质的性质研究
关于行政主体的违约责任的性质，理论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民事侵权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行政主体违反合同约定时对合同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因此，应认定为一种民事侵权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合同从本质上讲为一种合同，行政主体违反合同约定应视为一种民事上的违约责任。第三种观点将行政合同视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认定为一种行政侵权行为。通过对行政合同的性质分析，我认为以上三种观点均不能准确说明行政合同违约责任的性质。首先，行政合同基于其主体的特殊性以及当事人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使其有别于民法上基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侵权法律责任和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经过协商合意形成的民商事合同责任。其次，行政主体的违约责任多产生于享有特权的行政主体，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无法适当履行，使得相对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而这一特征又使得行政主体的违约行为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侵权行为相区别。综上所述，行政合同的违约责任不同于民商事法律意义上的违约责任，也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侵权责任，其性质应认为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下面将对行政主体的违约责任与行政违法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其性质。
(三)行政主体违约责任与行政违法的比较研究
关于行政违法的概念，我国理论界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虽在违法主体认定上存在不同，但均承认行政违法是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此处为将行政主体的违约责任与行政违法进行比较，特将行政违法的主体限定为行政主体或经行政主体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违法定义为行政主体以及经行政主体授权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从上述定义中可以总结出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行政违法的行为主体为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关或者经国家机关授权的其他单位或组织。第二，必须有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行为。第三，行政违法应承担行政法律责任。通过对于行政违法行为的概念和特征的表述，我们可以分析得出行政主体的违约责任与行政违法责任具有很多的相同点。首先，其主体均为行政机关以及经行政机关授权的组织。其次，从性质上讲，两种责任的产生都是基于一定的行政行为，均为一种行政法律责任。再次，其行为对相对人造成了不利影响或使得当事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收到额直接或间接损害。最后，均应承担由此行为而带来的不利后果。通过对行政违约责任与行政违法责任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具有很多的共性。那么，我们会产生如此疑问:行政主体的违约行为可否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从前面的分析论述中，我们认为行政违法行为必须违反行政法律法规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但目前我国在行政合同领域存在着立法上的空白，不仅没有专门的行政合同立法，就连其他相关的现行行政法律法规中也没有对行政合同作出相关的规定，正在筹划中的《行政程序法》虽然对行政合同做出了规定，但其尚处于草拟阶段，何时能够施行还没有结果。因此，基于这一立法上的缺失，行政合同在制定、履行以及权利救济方面便无法可依。这也使得行政主体在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而损害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利益时，无法认定其行为为行政违法行为，其赔偿的标准也只能依照民商事合同的赔偿标准来进行。
对于行政合同中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思考
(一)一般救济方式
对于行政合同的纠纷解决机制，理论界通过结合传统民商事合同的纠纷解决机制，认为包括协商、仲裁、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协商与仲裁作为传统民商事合同中较为常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合同纠纷的解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协商的实现是基于传统民商事主体地位平等，而行政合同由于主体的特殊性使得合同当事人双方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地位。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上的优益权使得其在设立、履行、变更、中止行政合同的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也使得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无法实现。对于采用中立第三方的方式进行的仲裁方式，由于目前我国仲裁仅限于民商事法律关系，对于行政合同方面没有相关的规定。若采用传统的仲裁方式，仲裁机关裁决基于自身强制力不足的弱点，对于国家权力行使者的行政机关难以产生有效拘束。因此，若要采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必须建立起针对行政合同以及其他行政行为的仲裁机制。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目前我国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制度中最为行之有效的救济手段。《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均未将行政合同纠纷明确列为其受案范围，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行政合同争议可以成为其受案范围。如《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11项规定了“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一款第八项“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两个兜底条款的规定为行政合同争议采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制度设置，其在具体运行中还存在着很多阻碍。完善我国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应当将行政合同明确规定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收案范围。
关键词：行政复议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
一、行政复议
我们所要谈论的是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那么就不得不对行政复议做一个简单的阐述，以期望对行政复议制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在姜明安老师书中对行政复议作出如下定义：“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复议是现代法治社会中解决行政争议的方法之一，它与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同属行政救济，是行政相对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
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行为，但是它有不同于其他行政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行政复议所处理的争议是行政争议。这里的行政争议主要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与相对人发生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核心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行政复议是专门为解决行政争议而设置的一种制度。
2.行政复议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并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前者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为，后者如制定和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我国行政复议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但不审查行政法规和规章。
3.行政复议主要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听证的方式审理。书面审查的方式是指行政复议机关通过审查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认定案件的事实，判断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从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采用书面审查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复议必要的行政效率。
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行政救济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及时、高效的保障，而且还能够实现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作为一种成本低廉、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行政复议制度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广泛采用，德国的异议审查制度、日本的行政不限审查制度、法国行政救济制度（包括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诉愿制度等均大抵与行政复议制度相当。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在行政复议中的应用
按具体行政行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其中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行为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谓之为自由裁量权。所以简单地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是行政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对于一般法定行政权来说，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灵活性大，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行决定是否作出某种行为，在何时何地行为，怎样行为的广泛自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它具有行政权的国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点，有其标准和目标，受合法性的限制。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与毫无准则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针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对各种特殊、具体的社会问题能够灵活果断地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余地。为此，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行政的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机关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程序约束及必要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又极易被滥用，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谈到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不得不从行政“疆域”说起。在19世纪，西方国家大多数依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规制，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那个时候，“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一生”。后来，行政的疆域突破了传统的自由经济时代的领域，扩大到如下方面:(1)干预经济，对经济活动进行规制；(2)调控国内国际贸易、管理国内国际金融；(3)举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4)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5)保护知识产权；(6)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7)控制环境环境污染和改善人类生活、生态环境；(8)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9)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10)直接组织大型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等等。行政权的扩张，使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根据对行政复议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以上论述，可以推导出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复议中应用时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
1.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针对的是行政争议而行使的。行政复议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复议机关所享有的行政权的运作主要是解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其自由裁量权具有特定性，只能针对呈现在复议机关面前的行政争议案件。不同于行政主体享有的裁量权的范围广、自由度高的特点，更不同于司法中的裁量权，后者具有更为严格的适用标准和程序。
2.行政复议法为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许多条文基础。如行政复议法的第三条第三项“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这一条文规定了复议机关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审查，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判定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没有一个相对具体的判断指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该条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审查标准并不明晰，预留了随意裁量的空间。第二十二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事实上绝大多数都采用了书面审查的办法，是否进行调查、听取各方意见也取决于复议机构的决定，随意性极大。
3.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会受到来自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的牵制。复议机关相较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更加关注于自己的复议结果是否能被法院及其他机关认可，因为如果被发现在复议过程中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就会被依照行政复议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追究法律任。并且被复议申请人依据行政诉讼法告上法庭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因此复议机关在运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对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结果进行审查时，是会考虑到法院和其他机关介入的因素。三、对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规制的思考
（一）来自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影响
所谓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的原则。现代国家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是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之直接渊源。这一原则其实强调行政系统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统一性，要求同类问题相同处理。在行政裁量广泛存在的今天，试图让法院运用司法权审查行政疆域的每个角落是不现实的，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也不是仅仅涉及到法律问题，有些问题包括了财政税收环保土建等方面非常专业的问题，让法院来对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评价肯定是自讨苦吃，因此建立行政自我拘束的原则的意义就在于，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考虑到自己以前对同类问题所持的观点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被申请复议的行政机关对同类问题所持的观点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而保证其自由裁量权能够谨慎、斟酌地做出，特别是在一些专业知识很强的领域，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出一套详尽的操作性强的内控机制，减少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异化的情况。
（二）对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相对人没有从复议机关那里得到公正、有效的救济的时候，其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保护。而且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行政权的控制的作用不容忽视。目前有很多老师和学者关于行政复议司法化进行讨论,有学者在总结出行政复议种种弊端(如:当事人不愿申请行政复议，不愿意不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十分普遍；行政复议的救济作用十分有限等等)后，认为应当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完全可以将行政复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并效仿法国体制，设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的行政法院系统，由行政法院统一行使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救济权和对行政主体的法律监督权。学生认为，从法理学的角度说存在即为合理，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必要性，既然它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所单独采用必然有其合理的因素。所以学生对将行政复议制度并入行政诉讼，设立行政法院表示疑惑，如果行政法院隶属于中央政府，那还不是不能做到完全跳出部门或系统的狭隘圈子，在设立制度进行控制的时候并没有预设相对较高的权力就是正确的、不受制约的。这样做不是又使行政复议陷入了另一个大一点的圈子吗?并且对根源于法国的这种制度能否在中国顺利运作表示质疑。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逐步加强法院的独立性，以使行政诉讼制度能充分发挥其功能,是法院能够有效、有度的对复议机关的不适当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规制。
（三）完善行政责任制度，加强行政复议制度的专业化、独立性
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在第六章列入了法律责任的规定，目的在于明确复议机关及被申请机关的法律责任，但这些条款在实际适用的时候效果并不明显，具体规则不能很好的落实，问题有部分源于条文本身的不够具体和可操作性不强，在修订复议法时应当明确追究法律责任的具体机关、操作规程等程序规定。如前所述，不能因为行政复议制度在现实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针对复议制度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制定实施细则等来加以完善。针对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学生认为绝对的独立是不存在的，复议机关在隶属于政府的同时可以引入一些程序性规定，如听证、专家咨询会、程序公开等制度，使复议申请人能够充分的在复议作出结果之前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呼喊声”。从诉讼法的角度我们知道，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一定会带来真正公平正义的结果，而在于它使当事人能切实感觉到自己受到尊重，自己的意见能够正确顺畅的表达。关于经费问题，这涉及到财政税收方面的专业性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在有关学者提出基本方案后，将方案交由相关部门论证，最终的目标是能够保证全国的复议机关都有独立的经费保障，可以裁减基层的复议机关,达到精简高效的机构设置。针对复议机关人员专业化的问题，很多老师提出以下的观点“建立行政复议人员的任职资格制度，将这些人员的选用纳入国家司法考试的范围”，提高复议人员的法律素养保证他们的任职资格，是控制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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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3]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胡亚球、陈迎：《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
[5]杨建顺：《论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兼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理论根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6]赵肖筠、张建康：《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载《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关键词：行政复议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
一、行政复议
我们所要谈论的是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那么就不得不对行政复议做一个简单的阐述，以期望对行政复议制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在姜明安老师书中对行政复议作出如下定义：“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复议是现代法治社会中解决行政争议的方法之一，它与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同属行政救济，是行政相对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制度之一。”
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行为，但是它有不同于其他行政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行政复议所处理的争议是行政争议。这里的行政争议主要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而与相对人发生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核心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行政复议是专门为解决行政争议而设置的一种制度。
2.行政复议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并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前者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为，后者如制定和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等。我国行政复议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审查对象，附带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但不审查行政法规和规章。
3.行政复议主要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通过听证的方式审理。书面审查的方式是指行政复议机关通过审查双方提交的书面证据材料，认定案件的事实，判断法律适用的正确性，从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行政复议采用书面审查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复议必要的行政效率。
行政复议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行政救济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及时、高效的保障，而且还能够实现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作为一种成本低廉、方便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行政复议制度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所广泛采用，德国的异议审查制度、日本的行政不限审查制度、法国行政救济制度（包括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的诉愿制度等均大抵与行政复议制度相当。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在行政复议中的应用
按具体行政行为受法律拘束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羁束性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其中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行为中有一种特殊的权利，谓之为自由裁量权。所以简单地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判断行为并自行决定实施其行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是行政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对于一般法定行政权来说，是一种自由的权力，灵活性大，行政机关享有自行判断、自行选择和自行决定是否作出某种行为，在何时何地行为，怎样行为的广泛自由。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它具有行政权的国家意志性、法律性的一般特点，有其标准和目标，受合法性的限制。自由裁量是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而不是完全没有范围没有边际的裁量，与毫无准则限制完全不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首先，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要。针对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社会现象，为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对各种特殊、具体的社会问题能够灵活果断地处理和解决，在适用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应有一定的自由选择的余地。为此，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增强行政的能动性，提高行政效率。其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之需要。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机关灵活机动地因人因事作出有效的行政管理。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缺乏程序约束及必要有效监督的情形下又极易被滥用，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谈到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不得不从行政“疆域”说起。在19世纪，西方国家大多数依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的自由贸易理论，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规制，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那个时候，“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一生”。后来，行政的疆域突破了传统的自由经济时代的领域，扩大到如下方面:(1)干预经济，对经济活动进行规制；(2)调控国内国际贸易、管理国内国际金融；(3)举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4)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5)保护知识产权；(6)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7)控制环境环境污染和改善人类生活、生态环境；(8)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9)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10)直接组织大型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等等。行政权的扩张，使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根据对行政复议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以上论述，可以推导出自由裁量权在行政复议中应用时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
1.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针对的是行政争议而行使的。行政复议制度的设立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因此复议机关所享有的行政权的运作主要是解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其自由裁量权具有特定性，只能针对呈现在复议机关面前的行政争议案件。不同于行政主体享有的裁量权的范围广、自由度高的特点，更不同于司法中的裁量权，后者具有更为严格的适用标准和程序。
2.行政复议法为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许多条文基础。如行政复议法的第三条第三项“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拟定行政复议决定”,这一条文规定了复议机关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审查，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很难判定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没有一个相对具体的判断指引。第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该条作出不予受理决定的审查标准并不明晰，预留了随意裁量的空间。第二十二条“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事实上绝大多数都采用了书面审查的办法，是否进行调查、听取各方意见也取决于复议机构的决定，随意性极大。
3.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会受到来自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的牵制。复议机关相较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更加关注于自己的复议结果是否能被法院及其他机关认可，因为如果被发现在复议过程中有违法违纪的行为，就会被依照行政复议法及其他相关法规追究法律任。并且被复议申请人依据行政诉讼法告上法庭也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因此复议机关在运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对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结果进行审查时，是会考虑到法院和其他机关介入的因素。三、对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规制的思考
（一）来自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影响
所谓行政自我拘束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的原则。现代国家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是行政自我拘束原则之直接渊源。这一原则其实强调行政系统中行政权力运行的统一性，要求同类问题相同处理。在行政裁量广泛存在的今天，试图让法院运用司法权审查行政疆域的每个角落是不现实的，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也不是仅仅涉及到法律问题，有些问题包括了财政税收环保土建等方面非常专业的问题，让法院来对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评价肯定是自讨苦吃，因此建立行政自我拘束的原则的意义就在于，行政复议机关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考虑到自己以前对同类问题所持的观点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被申请复议的行政机关对同类问题所持的观点看法、采取的具体措施，进而保证其自由裁量权能够谨慎、斟酌地做出，特别是在一些专业知识很强的领域，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出一套详尽的操作性强的内控机制，减少复议机关的裁量权异化的情况。
（二）对行政复议中的自由裁量权的司法监督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相对人没有从复议机关那里得到公正、有效的救济的时候，其最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保护。而且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行政权的控制的作用不容忽视。目前有很多老师和学者关于行政复议司法化进行讨论,有学者在总结出行政复议种种弊端(如:当事人不愿申请行政复议，不愿意不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十分普遍；行政复议的救济作用十分有限等等)后，认为应当建立统一的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完全可以将行政复议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并效仿法国体制，设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的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的行政法院系统，由行政法院统一行使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救济权和对行政主体的法律监督权。学生认为，从法理学的角度说存在即为合理，任何一项制度的存在都有其必要性，既然它能够为大多数国家所单独采用必然有其合理的因素。所以学生对将行政复议制度并入行政诉讼，设立行政法院表示疑惑，如果行政法院隶属于中央政府，那还不是不能做到完全跳出部门或系统的狭隘圈子，在设立制度进行控制的时候并没有预设相对较高的权力就是正确的、不受制约的。这样做不是又使行政复议陷入了另一个大一点的圈子吗?并且对根源于法国的这种制度能否在中国顺利运作表示质疑。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进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逐步加强法院的独立性，以使行政诉讼制度能充分发挥其功能,是法院能够有效、有度的对复议机关的不适当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规制。
（三）完善行政责任制度，加强行政复议制度的专业化、独立性
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在第六章列入了法律责任的规定，目的在于明确复议机关及被申请机关的法律责任，但这些条款在实际适用的时候效果并不明显，具体规则不能很好的落实，问题有部分源于条文本身的不够具体和可操作性不强，在修订复议法时应当明确追究法律责任的具体机关、操作规程等程序规定。如前所述，不能因为行政复议制度在现实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一制度的积极意义，针对复议制度遇到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制定实施细则等来加以完善。针对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学生认为绝对的独立是不存在的，复议机关在隶属于政府的同时可以引入一些程序性规定，如听证、专家咨询会、程序公开等制度，使复议申请人能够充分的在复议作出结果之前发表自己的看法，“让别人听到自己的呼喊声”。从诉讼法的角度我们知道，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一定会带来真正公平正义的结果，而在于它使当事人能切实感觉到自己受到尊重，自己的意见能够正确顺畅的表达。关于经费问题，这涉及到财政税收方面的专业性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在有关学者提出基本方案后，将方案交由相关部门论证，最终的目标是能够保证全国的复议机关都有独立的经费保障，可以裁减基层的复议机关,达到精简高效的机构设置。针对复议机关人员专业化的问题，很多老师提出以下的观点“建立行政复议人员的任职资格制度，将这些人员的选用纳入国家司法考试的范围”，提高复议人员的法律素养保证他们的任职资格，是控制裁量权不适当运用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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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肖筠、张建康：《论行政自由裁量的司法审查》，载《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政府关于2011年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市工作要点，结合“六五”普法工作目标任务，加强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的城管执法队伍。
二、学习培训内容
(一)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法制政府建设的意见》。
(二)行政法基本知识以及《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常用法律知识及相关司法解释。
(三)城管执法基础常识、执法技巧及《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常用法律知识和其他与城管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
(四)我大队编制的《城管执法职责与城管执法常见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小册子。
(五)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案卷的制作及归档管理等。
(六)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通告、协议书及便民提示的拟定等内容。
三、培训形式
(一)坚持自学。以个人能够熟悉及熟练运用为目标，抓紧抓好对城管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以《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安排好个人学习。
(二)中队组织。以中队、科室自行组织、自学为主的形式，了解并掌握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相关意见、市政府关于依法治市、“法治”建设的工作思路及“六五”普法工作的目标任务，全面加强我大队法制建设。
(三)执法培训。由法制科组织，大队领导及其他中队、科室负责人参加授课，讲解相关执法知识、执法行为、执法技巧，以此提高执法效果。
(四)集中授课。定期邀请部分法律专家专题授课，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五)座谈交流。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适时组织中队、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针对城管执法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工作经验、执法案例以及队伍建设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讨论，加强沟通、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六)定期考试。针对学习及培训情况，结合执法工作实际，定期组织集中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以此提高学习培训效果。
四、具体要求
1、加强日常学习和法律法规培训是提高执法效能、推进城管执法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障，各中队、科室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大张旗鼓的开展学习培训活动，在大队上下营造讲学习、爱学习、都学习的浓厚氛围，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风气，全力打造“书香机关”品牌。
2、各中队、科室要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确保学习质量，要建立个人学习笔记和学习档案，法制科将定期对各中队、科室的学习情况进行抽查或检查，对敷衍了事、弄虚作假和学习记录不全的中队、科室，将根据考核实施细则酌情扣分。
许多档案法律工作者认为，档案法律法规 中部分语言的含义不够明确，并且不确定的含义给某些实际问题、案件的法律操作带来较大难题，为档案工作特别是档案执法的裁量带来疑虑。档案法律法规中的模糊语言是指在档案法律法规中，由于档案法法律性质以及我国目前的档案活动状况等原因所引起的，缺乏明确可指“语言对象”的概括性语言。这些语义局部（边界）不够精确的语言有时只为档案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模式，如“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移交”；一个抽象的描述，如“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甚至一个只可会意的感觉，如“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等等。我认为，以上这些“模糊语言”是造成有些档案法律工作者认为档案法律法规存在操作性问题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日常生活交际之中使用或者在文学诗歌作品中看到的模糊用语，有时甚至是表意言情所必需，如古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句问的是愁有几多，如果下句真具体作答，就会诗意顿无。模糊用语虽然在口语、书面语中较为随意地运用，但是被纳入档案法之中，就具有了档案法的严密性和严肃性，与日常用语不同，与文学诗歌不同，与其他法律中模糊语言的使用也有一定差异。
2 模糊用语的概念及其分类
档案法律法规中的模糊用语是指在档案法律法规文件中，由于档案法法律性质以及我国目前的档案活动状况等原因所引起的，缺乏明确可指“语言对象”的概括性话语。它既不是含混不清的一般法律用语，如“减轻”、“加重”、“直接”、“间接”，也不是立法多义词，如“和”与“以及”、“或”与“或者”、“应”与“应当”。
根据不同标准，档案法律法规中的模糊用语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显性模糊和隐性模糊、词语模糊和条文模糊、积极模糊和消极模糊。
2.1 显性模糊和隐性模糊。所谓隐性模糊，主要指因为认识不同，一些档案立法者认为是明确的词语，大多数档案执法者、档案理论研究者却认为是模糊的。如，《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关于“违反国家规定擅自扩大或缩小档案接收范围”的提法需要进一步细化，“需要指明是什么原因引起或属何性质的‘擅自扩大或缩小档案接收范围’应当受到处罚”。[1]又如《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先后多次使用“组织”、“单位”等词语，但“组织”和“单位”在档案系统中的定义又如何，内涵和外延到底有多大，两者有无区别，人们不得而知。[2]再如原《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1月19日）第八条使用的“档案资料”、“档案信息”两词在档案执法者、档案理论研究者看来可以有多种理解，既可以被理解为档案原件，也可以被理解为档案复制件。新的《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6月7日）第十条删去“资料”、“信息”，使词义明确指向档案原件，这种理解与人们在实践中对档案的理解较为一致。
显性模糊与隐性模糊相反，主要是指档案立法者、档案法实施者、档案理论研究者形成了对档案法中某些概念或表达的基本认同，只是由于语言习惯等其他原因而不得已造成了模糊表述。
如《档案法》（1996年7月5日）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的“档案事业”是一个模糊用词。由于我国档案界已经对“档案事业”这一表述达成了基本共识――“从广义上说，包括档案管理工作、档案行政工作、档案教育工作、档案科学研究工作、档案宣传工作、档案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等”，[3]而且“档案事业”是能够表达“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的，我国过去、现在、将来的档案活动”这一发展、动态过程的，因此长久以来得到档案界乃至全社会认可。近些年来，档案法律工作者已经很少讨论什么是“档案事业”、“档案事业”与“档案工作”等概念能否替换的问题了。又因立法语言习惯之故（惯用“为了××事业”来综括立法目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一条“为了发展精神卫生事业”等），“档案事业”成为显性模糊。
又如《档案法》（1996年7月5日）第二条：“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的历史记录”，其中“过去和现在”是模糊用语（什么时间算“过去”，什么时间算“现在”）。《档案法》附则第二十七条给予解释：“本法自1988年1月1日起施行”，即以198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天为时间节点，《档案法》生效之前的时间称为“过去”、《档案法》生效时至被废止的时间段称为“现在”。属于“显性模糊”的还有“档案工作”、“历史记录”、“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监督和指导”等。
2.2 词语模糊和条文模糊。词语模糊是指单个词语表达不够准确、肯定，条文模糊则指整个法律条文的语句想要表达的法律行为规范存在含混不清状态。词语模糊不再赘述 ，重点谈下条文模糊。
首先，从档案法律语言 的角度看，词语模糊会导致档案法律条文模糊。如《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其中“利用档案馆的档案”的“档案馆”含义模糊。没有明确指出此处的“档案馆”是国家档案馆还是各级各类档案馆。“众所周知，我国的档案馆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各级国家档案馆，包括具有公共性质的综合档案馆和专门档案馆。另一类是作为某些专业部门的内设机构，具有档案室性质的部门档案馆。这两类档案馆由于性质不同，在《档案法》中的定位是不一样的。”[4]法条在此没有明确“档案馆”的肯定指向，已经造成了档案工作者在理解和执行上的困难。
其次，词语使用不当也会导致条文模糊，如《档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该条中的“其”字使法条想要表达的行为规范存在模糊。“对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单位来说，一旦完成档案的移交行为，档案的物权就由移交单位转移到了档案馆。对向档案馆捐赠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来说，一旦完成捐赠行为，档案的物权就由私有转变成了国有，接受捐赠的档案馆就成了档案的物权人。”[5]这些档案的移交和捐赠行为一旦完成，这时的档案就应被称为档案馆的档案，而不应再被称为移交、捐赠单位和个人的档案。所以，该条对已完成移交、捐赠的档案，仍表述为移交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就会造成档案工作者对该类档案的物权归属存在模糊理解，而条文改为类似“单位和个人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对此档案……”句式要合适一些。
2.3 积极模糊和消极模糊。从档案法律语言的模糊成因看，可以把模糊词语分为积极模糊和消极模糊（此段主要研究积极模糊现象 ），也叫做主动模糊和被动模糊。“被动模糊来自语言的属性，主动模糊源于立法的需求”。[6]积极模糊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立法者设立兜底条款来查缺补漏。例如：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依法进行审批的；（二）不依法进行鉴定和验收的；（三）不按照规定进行档案行政执法的；（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河南省档案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一款最后一项为兜底条款。
二是立法者使用弹性词语 来包容更多的行为方式。如《档案法》第二十三条：“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在不同范围内发行。”其中“不同范围”是积极模糊用语，指档案馆依法可选择报纸、刊物、图书、电子刊物、计算机信息网络等公布发行档案信息的不特定媒介圈。如此表述不但为社会各方面广泛使用宝贵的档案资源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也为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的档案工作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弹性词语的使用可扩大法律覆盖面、防止法律漏洞，尽可能多地包容各种具体行动，使各种社会活动都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属于“积极模糊”的还有“社会各方面”、“科学的”、“必要的”、“不同形式”、“其他措施”等。
3 影响模糊用语使用的档案法因素
3.1 档案法律法规的公法严肃性决定了档案法不像民商事私法可以使用大量宽松、弹性的模糊用语。
档案法关注的是调整基于国家公权力行使而产生的档案法律关系，如公法赋予档案管理机关以档案监管方面的国家公权、职责，代表国家的档案管理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方式、种类、幅度内对相对人的档案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民商事私法关注的是调整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行为而产生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如基于合同法原则，当事人双方可依合意创设合同法规定之外的合同类型、合同条款。因此，作为公法的档案法就不能像合意精神至上的民商事私法那样，在法律条文的制定上使用较多的模糊用语，给当事两者留下彼此商定的弹性空间，可以像处分私权那样来处分公权。
3.2 档案法律法规的行政法控权性决定了档案立法需要在满足档案机关行使职能的前提下，对关于档案管理机关职责、权限的规定给予尽量明确的描述，少而恰当地使用模糊用语。档案法属于行政法，出于现代行政法确权控权的需要，档案法不应对公民档案利用权利多加限制，而应在规范档案管理机关的职权职责方面多下功夫，少用模糊用语，防止无权、越权行政，也不留打“擦边球”的余地，真正做到“法无规定不可行”。
3.3 档案法律法规的实体法属性决定了与程序法类法律相比，档案法可恰当使用较多的模糊用语。
档案法律法规主要规定了档案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职责与职权关系，体现了档案立法要实现的目的――加强对档案的管理和收集、整理工作，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程序法则是为了保证实体法规定的内容、目的得以实现的手段和方法（如行政诉讼法），所以档案法属于实体法。为有效地提高档案立法用语所表达的概括力与准确度，包容社会上纷繁复杂档案活动与行为，使用一些恰当的模糊用语是有利于档案法实施的。而程序法在方法、顺序、步骤、时限上的规定就显得较为准确，即使出现模糊用语，一般也由档案法所缺乏的有权解释（如司法解释）予以解释说明，基本消除了模糊状态。例如《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九条：“《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原告所在地’，包括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限制人身自由地。”
3.4 档案立法思想使得为公民行使档案权利、获得档案利益而留有充分空间的立法模糊用语非常有限。“现行档案法是以1987年《档案法》为核心的法规体系。1987年制定《档案法》时，我国实行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全能政府、管制情结等政府优位的立法思想还很有市场。”[7]我国档案法律法规目前还处在原《档案法》（1987年9月5日）以“档案管理工作”为中心的影响之下：赋予监管机关很大权力，但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忽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为行政相对人设置了过多的义务。例如，在现行《档案法》中关于“档案机关职权和管理”的法条有十五条之多，而关于“公民档案利用权利”的法条却仅有四款（第十九条二、三款，第二十条一款、第二十三条），使得为公民行使档案权利、获得档案利益而留有充分空间的立法模糊用语非常有限（只有“定期公布”、“提供方便”、“优先利用权”、“不宜”和“不同范围内发行”），体现了档案行政管理机关权力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的不均衡状态。
4 档案法离不开模糊用语的使用
第一，档案法概括性的特点决定了档案法语言必须使用模糊用语。档案法的概括性是指档案法规范为一般的档案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式、标准或方向，它的调整对象是抽象的、一般的个体，而不是具体、特定的，即在同样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而不是只适用一次。概括性一般建立在语言模糊性的基础之上：模糊性用语扩大了法的适用范围，呈现出法不确定的状态，在维持期望语义的前提下，以协调法律规范与其调整对象无限性之间的矛盾。
第二，档案现象的主观模糊性决定了档案法语言必须使用模糊用语。有一些档案法律现象（事物），在我们的主观世界中边界是模糊的。即便是对档案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分”或者“不予行政处分”这样最常见、最重要的判断，我们对它们的主观认识也只有相对、大致的边界，没有绝对的说一不二。例如《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是模糊用语，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判断情节严重的标准无法精确把握的，就像“高”和“矮”、“胖”与“?l”一般，无法准确划定范围的界限。这无疑是让档案人困惑的问题，也是档案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事物本身就是这样模糊，因为人们的主观认识就是这样的模糊”。[8]
5 如何正确理解模糊用语的含义
第一，我们需要改变以往“非一即二”的二元思维模式，认识到模糊性与不确定性的区别――“模糊性属于法律的发现和运用问题；不确定性指对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某个案件事实的法律适用）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即法律不能为法律纠纷提供一个正确答案。”[9]模糊性是准确性的补充，模糊用语的最终目的是在不确定中相对公平、正义地接近确定，以达到法律规则要求的概括与稳定。
第二，以文本为依据，综合分析档案法中模糊用语的成因、类型及使用方法，让目光在档案法和档案现象之间来回穿梭，接受档案实践的检验，代入代出，反复琢磨，不断溶解模糊用语的模糊外壳，不断接近模糊用语意思表达的准确内核。
第三，理解档案法模糊用语还要依靠有权机关的法律释义工作，建立健全由档案立法者、档案学者、档案法实施者共同参与的长久沟通机制与平台，是保证档案法释义工作顺利进行，乃至档案法良好运行的最佳选择。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小企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为重要。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却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发展，其原因在于当下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不相适应。民间借贷已在我国金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融资方式，其合理、合法与否不言而喻。那么，了解我国当下民间借贷的状况，掌握当下相关金融法律法规是必要而又重要的，这对于未来金融立法与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民间借贷繁盛之原因
(一)融资管道的有限性。首先，为保障一国金融稳定与经济发展，国家设立银行以方便个人、企业以及其他组织筹集资金，银行贷款这种间接融资形式，成为融资最为常用的渠道。然而，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全国70%左右的信贷资金，在信贷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这本是中小企业寻求信贷支持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在行政过分干预的准财政运作体制下运作，导致了其对中小企业的“歧视”现象。［1］根据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制度的特点，银行经营业务以风险控制为原则，想要顺利让银行放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对于资金短缺需要增加资本而自身资金又短缺的中小企业而言，只能被拒之门外，筹集资金难便使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僵局。银行为防范风险的“惜贷”行为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据吴英本人透露，不管用于何种目的，购置固定资产的目标还是想从银行借款。当时也曾到银行借贷，但极难从银行系统融资。吴英贷款几乎都来自熟人介绍，其背后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贷款难。其次，股票融资、企业债融资、私募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方式占所融资比例远非间接融资方式比例。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还很低而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也不具备直接上市融资的条件。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缩减态势。中国商务部表示，2012年2月份中国吸引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为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0．9%，也低于1月份的100亿美元。这是海外对华直接投资连续第4个月出现下跌。可见，直接融资方式当下在中小企业之间也行不通。由此看来，中小企业虽然面对诸多融资途径，但是在现实融资环境中获取资金并不如理论上那样乐观，现实融资渠道有限的难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民间借贷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黑格尔说“世间万物，存在即合理。”笔者认为，民间借贷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存在亦有其合理性。从根本上讲，民间借贷的产生终究要归于生产力的发展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出现，进一步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假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财富多少相同，就没有必要产生借贷关系，正是因为社会财富的不平均才会使缺乏钱财的人向有钱财的人借贷。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如果社会生产力足够发达，以至于满足每个人的物质需要那么民间借贷便不会产生。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生产力发展不够充分也为民间借贷带来了“可乘之机”。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现阶段的民间借贷主要反映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制度管制性、融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收益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1．我国金融体制管制“严”与融资需求“大”之间存在矛盾。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愈发明显。与此同时，市场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既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宗旨，那么其必然要筹集更多的资金以获取更大的收益。然而，当下对民间借贷活动的规范却采取“以行政管制为主、刑罚为辅”的简单管理方式，使得民间借贷主体应有的权利无法得以保障，不得不在法律与现实之间徘徊，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由此看来，我国当前金融体制对于民间借贷的严格规制与对于来自民间借贷资金的需要产生矛盾。2．民间借贷的高收益性与融资需求之间存在契合性。俗话说，有需求就有市场。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早在私有制产生之后，随着社会贫富差别的加剧就已经存在了。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文献考证，《周礼》中有关借贷的记载就既有私人信用，也有国家信用，并且民间借贷一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绵延存续着，与正规金融共同构筑了一国的金融体系。［6］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民间借贷规模不断壮大，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改革开放后的眼光来看，民间借贷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于广泛的商业活动交往中，并且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不可或缺的资金来源。“相对来说，民间借贷来得容易些。其实在我们义乌这样的借贷很简单的，只要你让人看上去很有钱，然后开始的时候还本付息及时点。”从吴英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对民间借贷的需求性与民间借贷自身的优异性。从现实的角度上看，民间借贷对于其他融资方式而言，具有融资效率较高，形式内容比较自由，利率弹性较大等优点。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
二、民间借贷潜在风险性
民间借贷虽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潜在的问题是不能掩盖的。这些消极影响也是当下金融体制对其严格管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来看，民间借贷主要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民间借贷本身所具有的“意思自治”的特点会被滥用加重借款人负担，从而引发资金分配更加不均，甚至贫富差距恶化。一般情况下，民间借贷利率为银行贷款利率的3～5倍。吴英介绍，一般借贷1万元，每天要支付35元、45元、50元的利息费用。现在回顾，她认为，还在起步阶段，其实每个项目都是亏的，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吴英案表明民间借贷因其本身贷款利率相对银行贷款而言更具弹性的特点，反而也会成别人加以利用牟取暴利的工具和手段。这种民间借贷所附带的缺陷给当时带来资金运转上的风险，严重者会像吴英被指控与集资诈骗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名。另一方面，所借之债如不能按约定的内容和方式兑现容易引发侵权甚至刑法上的责任。民间借贷建立的基础是信用，主要是放贷人对于借贷人的信用。商业活动充满变化与风险，一旦借贷人信用因此丧失将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上存在以追讨债务为目的的所谓的“要账公司”，这些公司往往具有黑社会的性质。所以在借贷人不能还款的情况下，要债公司即通过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帮助放贷人追索债务。这样便会引起新的民事侵权纠纷，甚至刑事上的责任承担问题。法庭上，吴英再次披露，2006年12月21日，资金七掮客之一的杨志昂跟她谎称“有一笔20多亿美元的业务”，将她骗至温州王朝大酒店后，逼迫她签署了大量空白文件，取走了本色集团的营业执照及公章。后得知，杨志昂与吴英的借贷关系是由于杨在得知有部门要核查吴英的本色集团资金来源引起的逼迫提前还款。杨志昂“绑架”一事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借贷容易引发恶性追债的问题。此外，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高额利率的诱惑，容易引发某些行为风险，促使某些投机者冒险挪用金融机构贷款来偿还或参与民间高息融资，导致潜在的风险扩大，而民间借款的资金来源和去向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标准化地评估资金的流向，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三、有关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之现状
借贷反映在法律方面体现为债权债务关系，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12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210条和211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2)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122条、123条、125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1)金融借款合同纠纷;(2)同业拆借纠纷;(3)企业借贷纠纷;(4)民间借贷纠纷。
(一)从横向的范围上看。总结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不难发现，调整对象中包含民间借贷的法律主要为《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除此之外即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院相关批复的内容。针对民间借贷，我国并没有单独予以立法。这种法律现状主要是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肯定仅限于法律主体之间发生的相对简单、普通的民事借贷关系，而将相对复杂、特殊的商事借贷关系予以否决。因此，在查明民事借贷相关法律的时候，《民法通则》与《合同法》涉及的内容较多，而且多关乎普通民事借贷，其余相关法律虽然针对特殊的商事借贷，但更多的是规制性和禁止性的规定。
全国相关的金融机构陆续成立了专门的安全防范机构,并重点加强对系统需求设计、投产、推广和软件开发等重点程序的监管和保护以及风险防范;在系统设计开发、防火墙选用、认证密码等方面加大了投入。但是,当前的金融电子行业仍然存在着一些隐患,具体是传递信息的安全隐患和业务系统维护的风险防范隐患。
二、信息安全防护措施
(一)行业自律
行业或是客户自身的信息包括最敏感机密部分对金融机构而言往往是公开的,金融机构可以轻松的获取这部分信息,其中有部分信息具有相当的经济价值。对信息保护,行业的自律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政府的监管只是被动的行为,防患于未然更多的在于金融结构的自律行为。电子金融行业需制定一个有效的行业自律规范,从行业内部规范从事人员的行为总则,争取将非法信息来源斩断。国外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上对行业自律机制给予较高的肯定,我国其实也可以借鉴,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在信息安全上的作用。
(二)金融信息监管
完善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是做好信息安全工作的基础。我国在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建设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今与信息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三个层面。但是,我国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仍然不够完善,管理机构存在多头管理,要求从金融信息监督开始为信息安全做好第一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的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在《人民银行法》等相关法规中将网上银行明确纳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的对象。其次,金融服务业消费者安全保障的投诉与受理机制欠缺,监管机构中缺乏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安全保障方面事务的部门,对于投诉问题没有从自律或者强制性法律机制角度进行规范。建议在我国因成立一个独立的电子金融监管机构,它独立于各个行政体系,采用直接负责制,这是由于电子金融领域如出现信息安全事故,它所牵扯的相关行政部门较多,地域范围较广,现有职能部门无法对它进行有效的监管,该机构应对电子金融机构信息可审查,可回溯并构建一个评价体系,将其评价结果对外公示,对于那些信息安全保护不当的机构应给予惩罚,改变我国对信息泄露或是保护不当的金融机构只罚不惩的局面。
(三)信息安全体系
电子金融主要的运行手段是基于计算机网络或是通信网络,必须要技术层面上保护其安全,传统的金融交易手段是基于柜台式、盘点式,早期电子金融只是较为粗犷的将原有的业务照搬于网络环境中,又由于网络是个开放的平台,所以造成了较多的信息安全事故,在近几年的发展中有了迅猛的进步,但还存在诸多问题:用户认证手段单一、支付手段繁杂、内网权限过大、设备更新过于频繁、客户端保护不够、异常行为监管不到位、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现应构建一个统一标准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将用户权限分割,将用户不常用或是对其信息保护有隐患的功能部分需转为传统的柜台办理,用户可对其权限进行缩减,提供用户常用功能及其权限。用户认证需多层次的,一般的安全层次认证简单快捷,高层次需提供较多有效凭证方可使用。网络模型要做到有效的内外分离,对外网要设置多层安全防范,不能以单一的防火墙形式存在,应具有动态更新、行为分析、危害恢复等功能。对内网必须将权限分割,无单一权限,在很多核心内容上应采用多人协同开启权限功能,防止某一个体权限过大造成过多损失等。客户端应该附加对客户端安全的监察,如发现客户端存在隐患则尽到提醒义务,保护客户信息安全。
一、工作目标
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继续巩固我局五五普法以来的一切成果，深入开展面向全社会的法制宣传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养，营造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做到抓住重点、细化分类、扩大效果，将今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二、工作重点
(一)普法教育
1、继续深入开展“法律六进”工作，抓好重点时间、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
(1)机关干部重点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学习行政法律法规、干部法律知识读本，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完善党委中心组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制讲座、领导干部自学制度。全年领导干部的法制培训不少于四次。
(3)重点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禁毒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
(4)在企业中大力开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的宣传教育，把握正确导向，利用送法进企业，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学法用法的水平和能力，帮助企业职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抓好社会面的法制宣传
(1)利用固定宣传栏，重点围绕公民在日常生活、生产工作中相关的法律知识，围绕局机关的阶段性重点工作，围绕市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教育。
(2)局机关各部门根据自身工作常用法律、法规、规章，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撰写稿件进行广播或者广播讲座，结合典型案例，搞好“以案论法”宣传。
(3)局普法办组织好3月法制宣传月活动、“6.26”国际禁毒日和“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并协同有关部门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全年不少于二次。组织送法进企业活动，全年不少于六次。
(4)局普法办办好法制宣传专栏(橱窗)，每季度更新一次，全年不少于四次。
(二)依法治理
1、加强依法行政和机关自身建设。局机关各股室工作人员根据自身职能，学好相关法律法规，掌握行政执法、行政管理的法定程序。在通过参加培训、考试，取得有效合格证书的前提下，履行工作职能。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不断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各项工作实行政务公开，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提高行政管理的能力，树立大服务的理念。
2、长效管理与突击整治相结合，解决群众普遍反映的热点问题。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争取县有关部门的配合，加大城市建设、违章建筑查处等方面的行政执法管理力度。具体整治工作由相关部门负责，局依法治理领导小组进行协调，划分阶段性实施。各部门在突击整治的同时，制订长效性管理机制，采取有效措施，使依法治理、依法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局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要建立例会制度，有计划、有部署地开展今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同时认真履行组织、协调、检查、指导、督促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