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7 14:53:30
引言：易发表网凭借丰富的文秘实践，为您精心挑选了九篇古代文学的现代意义范例。如需获取更多原创内容，可随时联系我们的客服老师。
我国古典散文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古诗一样在古代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历史上也涌现出很多大散文家，汉代的杨雄、司马迁、张衡、贾谊，魏晋南北朝的建安七子、陶渊明以及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等等，这些人在古代散文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散文就开始形成了，并产生叙事以及议论两种形式。到南北朝时期散文得到进一步发展，哲理政论等等形式的散文体层出不穷，散文家也是数不胜数。唐宋年间散文到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描写景物进而来表现作者内心世界的散文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知的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等等。到了明朝，又出现了市井民众所喜爱的适情作品。我们现代的散文都是以古代的散文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虽然格式上没有以前没那么严格，但是，在散文的形式上大都和古代散文相似。现代的散文依旧和古代散文一样语言优美、意境深邃、情感至真。现代散文有时为了读得更加流畅也会力求押韵，这都是古代散文对现代散文的影响。现代 文是古代散文的发展和继承，摒去了格式的枷锁，继承了其优美的语言和特有的表达方式，最终形成现在的散文。
二、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深远影响
在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影响的几个表现中，古典小说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最明显的。诸如鲁迅将《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讽刺艺术应用到自己的小说中，可以说时时可见。在《故事新编》这部小说中，鲁迅应用了大量的历史传说，以及古代神话，也就对古典小说因素的借鉴。同时，鲁迅的小说还有一个行文简洁的特点，这也是对传神写意的良好借鉴。在鲁迅之后，便出现了诸如郁达夫、孙犁等抒情小说家。这些抒情小说作品在对传统诗歌抒情特点继承的基础上，更具有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出自郁达夫之手的小说《采石矶》，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词，同时还有《迟桂花》等非常注重营造良好的意境。此外，还有一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家，他们通常更加注重小说的故事，不论是小说结构，还是小说语言，甚至是小说的表现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古典小说的结构、语言，以及方式等。诸如出自赵树理之手的《登记》以及《小二黑结婚》等都对白描手法进行了集中的应用，对于小说故事性的特别强调，而且还在道具运用等方面对古典小说进行了一定的借鉴，这样的白描方法与话本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似性。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还有一个分支就是章回小说。章回小说通常采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形式与叙事方法，诸如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李涵秋的《广陵潮》以及不肖生的《近代狭义英雄传》等等。
三、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
与前面叙述的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相比较，现代话剧与古典戏剧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非常密切，但是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古典戏剧对现代话剧的深远影响还是得到了充分体现的。我国现代从事于戏剧舞蹈创作的优秀剧作家大都非常重视古典戏剧创作的经验，吸取古典戏剧的精华。诸如的《雷雨》，整个戏剧的情节非常符合大众的胃口，曲折的情节迎合了观众的欣赏习惯，尤其是大众对于故事性情节的欣赏习惯。整个剧目通过对戏剧冲突进行全面精心的安排，将整个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剧目的阶段，广大观众的心弦被紧紧地扣住了。与此同时，我国的古典戏剧在情景交融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特色，对于词句的写作更是备加注意。在戏剧中的诗词，通常都是抒情诗，意蕴深厚。而在我国的现代话剧中往往正是缺乏这样的诗意浓厚的作品，诸如郭沫若的《屈原》，的《家》等。在我国的时期，出现的新歌剧同样也对古典戏剧的一些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白毛女》，曲折变化的戏剧情节，可读性强的故事，同时在整个剧目的结构上更是对古典戏剧的写意方法进行了全面充分的运用，此外在音乐的形式方面，也在很多情节中与民歌、戏曲的一些素材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创新。在延安进行旧剧改革时期，曾经涌现出了《逼上梁山》等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这些剧目均是古典戏剧的演变与发展，是现代戏剧家对古典戏剧的创新与改革。
四、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内容上的深远影响
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除了体现在以上四个方面以外，还有就是主题内容上的影响。我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在主题内容方面也对现代文学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诸如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文学经常表现出来的突出主题，其对现代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再如我国著名文学家鲁迅、闻一多，以及郭沫若等的作品，都将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诸多内容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实际苦难，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诸如艾青和鲁迅的作品，都对《诗经》中的风雅进行了一定的借鉴，同时还有《诗经》中体现出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借鉴与应用。《诗经》通过现实主义传统将下层人民群众的辛苦劳作，以及百姓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等充分地反映出来，表达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阿Q正传》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以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作为艾青的代表作品，都将现实主义体现出来，表达出下层劳动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以及对政府救治的渴望。
关键词：女性易装 社会性别制度 木兰 娄逞
封建礼教讲究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要求广大女性谨守传统女德，不能越礼。如《礼记・内则》中说：“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1]“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2]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女性有时不得不走出家门，进入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这必然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产生一定的冲突。为了化解由此带来的矛盾，这时就会出现女子易装现象，女性打扮如同男性，以男性的面目出现。
这样易装后的女性在社会性别上暂时取得了“他”的身份，暂时拥有了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的合法权利。如最早进入文学作品的易装女性木兰，她易装从军征战，展示了女性的勇武精神。其事迹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诗》。与此相映的是，在南朝南齐时也出现了女子易装行为，如果说木兰其人其事有一定想象成分在内的话，娄逞则是一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女性。《南史》记载：“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3]娄逞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女性不输于男性的政治才华。
由木兰和娄逞事可知，这时女子要进入公共领域必须易装。可见，此时“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相当严格。在这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形成于先秦时期，但是，那时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性别分工并不如后世明显，因此，虽然政治等领域完全将女性拒之门外，但还是有一些社会活动允许女性参与。如女性从军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当时列国频繁征战，有时连女子也被编入军中，不能幸免，这是男性出于战略需要而对女性的奴役。《商君书・兵守》说：“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徙徙之，不洽而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4]《史记・田单列传》中亦记载：“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5]这时女子并无易装和换回女装的问题。但是，这却成为后世文学中女子易装从军的肇端。
至秦汉之际，女性依旧允许进入军队，在《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与刘邦交战时，“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6]女子被甲，当与男丁无异，且平时应训练有素，方能迷惑楚军。但汉代以后，随着封建礼教的严苛和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女子从军被认为不祥，影响士气。《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与匈奴作战不胜，“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后来“陵搜得，皆剑斩之。”[7]结果再战，大胜。但在特殊情况下，女子依然会出现在军队中，《三国志・武帝纪》载，吕布与曹操交战，“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裴注引《魏书》曰：“于是兵皆出取麦，在者不能千人，屯营不固。太祖乃令妇人守陴，悉兵拒之。”[8]
此后，女子从军甚为少见。对此，吕思勉先生说：“后世女子罕从征战，偶有其事，人遂诧为异闻；若返之于古，则初无足异也。”[9]所以，后世再没有出现女性大量从军的事情，社会性别分工的严格使女性完全失去了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女性必须改装为“他”才能具有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因此，南北朝时的木兰和娄逞不得不靠易装来取得男性身份。《木兰诗》的结尾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10]表面上是在为女性的才华张目，但是“辨雄雌”的标准是“雄”，女性是靠掩盖自身的生理性别换来行动上的自由。
女性依靠易装进入公共领域并不符合封建礼教的常态，女性易装行为在客观上打破了社会性别分工制度，是向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社会性别规范发出了挑战。因此，男权意识需要对其重新进行加工和改造，以期能使这种行为纳入传统道德的合理表述中。所以，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木兰和娄逞一个受到赞扬，一个受到贬斥，她们的形象在后世的易装故事书写中变得意味深长。尤其是木兰形象，在后世的改造中已经远离了最初的文本意义。
在探究其中原因时，她们易装的目的不能不引起关注，木兰和娄逞都是主动要求易装，但是木兰易装的原因是可汗征兵时，父亲年老，且“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征战归来后的木兰尽管战功显赫，却依然愿意着其旧时裳。相比之下，以男权意识衡量，娄逞的易装动机就显得十分可疑，是无故而诈为男子。娄逞不甘自身才华被埋没的易装要求，实际上包含了朦胧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女性自我意识危害到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稳定，危害到了男权的利益，所以，她就被视为“人妖”，遭到了男权意识的责难。
因此，在对女性易装故事貌似客观的叙述中，包含着男权意识对其的改造，包含着在违背传统道德的故事中极力以传统道德要求的矛盾。男权意识对待木兰和娄逞的态度基本上成为后世易装女性的两极待遇。
自木兰和娄逞后，唐代成为女性易装较活跃的朝代，尤其是在唐前期，女性易装几乎成为一种社会风气[11]，这时小说中也出现了女性易装的故事。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其在后世影响极大。至五代，王蜀出现黄崇嘏易装事，后与娄逞同被收入《太平广记》卷三六七“妖怪九”之“人妖”中，而在民间传说中几乎家喻户晓的祝英台事，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宋代张津的《四明图经》。此后，宋金元时期很少再见女性易装事迹，这与理学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中演绎的多是前代易装女性的故事。女性易装事迹重新出现是在明初，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女性易装的目的已经是为保持贞节，沾染了明代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管女性出于何种原因而易装，这种行为都属于非常态的做法。因此，历史上关于女性易装故事的记载并不多，由于女性易装是对传统女性性别角色的反叛，男性文人大多也不会主动创作与虚构这类人物形象。他们对理想女性的表达自有其常规方式，这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至明代，进入小说作家视野的易装女性很少，多部笔记小说中反复记载的都是同一个易装女性的故事。但是从作品数量不少而易装女性很少的矛盾中，也可以窥见明代真实的两性文化原貌。
而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易装成了女性成就美好姻缘的手段，具有绝世才华的女性，同时也具有“三从四德”的传统女德，甘心伏于男性之下。即使对女性才华持颂扬态度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给女扮男装的才女颜氏安排的结局依旧是换回女装，闭门雌伏。
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易装现象的记述，可以看出，扮成男装的女性具有不亚于男性的才华，这无疑对“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性别制度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是经过改造，这些女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换回女装，相夫教子。而对于不愿换回女装的女性，则给予严厉的批判，称之为“妖”。
女扮男装实际上表明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合理，但是在男权意识占主导的封建社会中，是绝不允许女性萌发自我意识的。对女性易装的评价标准是以男性的眼光来衡量的，并以此对她们做出符合男性利益的评价。封建礼教要求女性遵守女性性别规范，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活动，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又不断出现女性易装，走进公共领域的现象。男性作家在记载这些现象时，不得不对“她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一种另类表达途径，这是礼教的矛盾和尴尬。
参考文献
[1]（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卷，第518页。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卷，第531页。
[3]（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卷，第243页。
[4]高亨注译《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页。
[5]（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卷，第2455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卷，第326页。
[7]（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4卷，第2453页。
[8]（晋）陈寿撰、裴松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卷，第12页。
[9]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3-304.
[10]（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卷，第374页。
关键词：唐汝谔；《古诗解》；古诗选本
唐汝谔，字士雅，明末松江府华亭人。华亭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西。其弟唐汝询著有《唐诗解》五十卷，畅行于世，唐汝谔继作《古诗解》二十四卷。又有《诗经微言合参》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著述《古诗解》:“其兄汝询有《唐诗解》，故此以古诗配之。其注释体例略同。惟《唐诗解》以五七言分古近体，此则分为五类：曰古歌谣辞、曰古逸杂篇、曰汉歌谣辞、曰乐府、曰诗。其训诂字义颇为简略，所发明作意亦皆敷衍。又乐府之类声词合写者，汝谔不究其源，一一强为之说，尤多牵强。”机山钱龙锡在《古诗解叙》中说:“吾乡士雅唐君，少为诸生即博雅嗜古，与其弟仲言裒采汉唐诸诗而分解之。仲言《唐诗解》先成梓以行世，士雅方婆娑帖括，未遑竣业。及以明经振铎海虞，始出生平所著述诠次之，得若干卷，为歌谣乐府者十之五，为五言古诗者十之四，为四言、杂言、七言者十之一，总名《古诗解》。”
一、《古诗解》的选诗情况
《古诗解》二十四卷，共选诗近八百七十首，入选作家从帝王、公卿到方外异人、无名氏、闺秀、宫人计一百八十四人。具体分卷安排如下：卷一、二为古歌谣辞，共录八十首；卷三为古逸杂篇，录诗七十七首；卷四、五为汉歌谣辞，录诗六十四首；卷六至卷十三为古乐府诗，共录二百四十七首，其中，汉乐府三卷录诗八十八首，魏乐府二卷录三十五首，晋乐府一卷录诗四十六首，宋乐府三十首，齐乐府十首，梁乐府二十六首，陈、北魏、北齐、隋三朝合录乐府诗十二首；卷十四为四言诗，总录七十八首；卷十五至卷二十三录五言诗，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共录三百零六首；录六言古诗八首，七言古诗九首。
从所录乐府诗来看，汉乐府诗最多，共八十八首；其次为晋乐府，共四十六首。显然唐汝谔认为这两个朝代乐府诗成就最高，均属“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者。就所录五言古诗而言，晋诗录八十一首居第一，宋诗五十七首居其次。如果按录诗数量多少统计诗人，乐府诗类魏武帝和陈思王植各十一首，并列首位；齐鲍照八首，位居第二。四言古诗类共录诗歌七十八首，其中陶潜二十六首，占全部四言诗数量的33.3%。五言古诗类录诗数量第一位是陶潜（三十首），占全部晋诗数量的37%。其次为谢灵运（二十三首）。仅就四言诗和五言诗而言，共计384首，陶潜两类诗歌共录56首，占整个汉魏六朝古诗的14.6%，可见陶潜（渊明）在唐汝谔心中的地位，同时符合汉魏六朝诗歌在明末诗坛实际接受情况。（详见附表）
附表
《古诗解》录诗数量统计
二、《古诗解》的选录标准
唐汝谔的《古诗解》的选录古诗标准是什么呢？“是编所选，大都主体裁古雅、辞意悠长，而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即亟为收录。惟乐府自晋宋迄齐梁，半为男女唱和之作，亦其风使然，不得一切删去，姑去其甚者，存其雅者，庶几亦十三国风不删郑卫之意云。”（《古诗解?凡例》）依照唐汝谔划定的标准，符合以下几条标准方可入选：一要“体裁古雅”，二要“辞意悠长”，三是“原本性情有关风化，但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四是乐府中“男女唱和之作”中的“雅者”，根本标准是儒家“温柔敦厚”之说。
这里唐汝谔所说“体裁古雅”，应该是指传统的四言诗、汉魏以来形成的五言诗及与汉乐府之后形成的历代乐府诗，自然而然那些齐梁之后的宫体诗等作品均在删汰之列。“辞意悠长”当指诗歌感情抒发与表达方面，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余味深长。同时，许多乐府民歌中表现男女真挚爱情的歌谣，在“不失古人温柔敦厚之旨”的前提下，得以广为选录和传播。相较于唐汝谔之前的众多古诗选本，《古诗解》显得难能可贵。
唐汝谔在《凡例》中自称其诗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余述是编，不专步骤昭明，而以近代四家参入之。于杨（慎《五言律祖》）、左（克明《古乐府》）则加精，于李（攀龙《古今诗删》）、钟（惺《古诗归》）则加博，庶几选古之一变云。”即云不惟昭明《文选》是准，他要选出符合自己所定标准的古诗。他声明《古诗解》所选古诗，在选目上要比杨慎《五言律祖》（9卷133诗人311首）和左克明《古乐府》（10卷）更加精当，意图“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总目提要》“总集类”），同时较之李攀龙《古今诗删》（唐前古诗9卷545首）和钟惺《古诗归》（15卷836首）更为博洽。那么，唐汝谔拿来对照的四部的古诗选本究竟如何呢？
明代杨慎为嘉靖初期文坛鸿儒之一，为反对前七子派“诗必盛唐”之主张，力倡六朝诗歌，并有《五言律祖》六卷、《风雅逸篇》十卷、《古今风谣》一卷等盛行于当时，且以之作为宣传自己文学主张与反拨前七子的重要武器。杨慎在其《升庵诗话》卷一评王融《上巳诗》：“王融《上巳》诗‘粤上斯巳，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诗评》：‘四言诗，《三百篇》之后，曹植、王融。’”唐汝谔《古诗解》推崇的古诗第一标准正是“古雅”，不能说他没有受杨慎诗论的影响。杨慎《五言律祖》纯录六朝五言诗，较之唐汝谔《古诗解》而言，没有《古诗解》古歌谣到古乐府，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体裁古雅，辞意悠长”那么的精纯，也许缺乏“古人温柔敦厚之旨”。
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十卷，是继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后一部重要的乐府诗选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是书录古乐府词，分为八类，曰古歌谣，曰鼓吹曲，曰横吹曲，曰相和曲，曰淸商曲，曰舞曲，曰琴曲，曰杂曲。自序谓‘冠以“古歌谣”词者，贵其发乎自然；终以“杂曲”者，著其渐流于新声，又谓风化日移，繁音日滋，惧乎此声之不作也。故不自量度，推本三代而上，下止陈隋，截然独以为宗。虽获罪世之君子，无所逃焉’云云。”“此集务溯其源，故所重在于古题古词，而变体拟作，则去取颇慎，其用意亦迥不同也。就《古诗解》的乐府诗部分选录而言，唐汝谔受左克明影响很大，尽管郭茂倩《乐府诗集》影响更大，但唐汝谔《古诗解》选录乐府诗标准与左克明《古乐府》更加接近。如卷一、二大量选录“古歌谣”词，合计八十首，也许出于与左克明相同的标准：“贵其发乎自然”；乐府与古诗均止于陈隋，是否也如左克明在其《古乐府序》中阐明不选唐代的原因一样：“唐人祖述尚多，非敢弃置，盖世传者众，弗赖于斯。”《子夜歌》晋宋齐辞郭茂倩《乐府诗集》只录四十二首，《古乐府》仅录二十首，《古诗解》仅八首，从数量上来说够精的了。
与明代李攀龙《古今诗删》和钟惺、谭元春的《古诗归》相比，唐汝谔《古诗解》在当时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选录八百六十九首古诗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前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九评李攀龙《古今诗删》：“是编为所录历代之诗，毎代各自分体，始于古逸，次以汉魏南北朝，次以唐。唐以后继以明，多录同时诸人之作，而不及宋、元。盖自李梦阳倡不读唐以后书之说，前后七子率以此论相尚。攀龙是选，犹是志也。”“熏莸互异，此直门戸之见。入主出奴，不缘真有限断。厥后摹拟剽窃流弊万端，遂与公安、竟陵同受后人之诟厉。岂非高谈盛气有以激之，遂至出尔反尔乎？然明季论诗之党，判于七子。七子论诗之旨，不外此编录而存之。亦足以见风会变迁之故。是非蜂起之由，未可废也。”作为前七子派的领军人物，李攀龙无理论纲领性宣言，此诗歌选本不录唐大历以后及宋元诗歌的做法，成为反复古派攻击的口实。虽然古诗与乐府诗部分受人诟病较少，唐汝谔的《古诗解》选诗面要比《古今诗删》广得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三评钟惺、谭元春《诗归》：“是书凡古诗十五卷，唐诗三十六卷。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雋字句，矜为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至于古诗字句，多随意窜改。”实际上，《诗归》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家置一编，洛阳为之纸贵。就选诗数量与特点而言，二书最为接近。就古诗而言，《古诗归》录诗八百三十六首，《古诗解》录诗八百六十九首，相差仅三十三首；《古诗归》录诗最多的诗人是陶潜，共五十二首，其次是谢灵运，二十六首；第三是谢朓，录二十二首。而《古诗解》录诗最多的是陶潜，共五十六首；其次是谢灵运，录二十三首；第三是谢朓，共十一首。二书非常接近，说明《古诗解》受《古诗归》影响很大。
与前述四种古诗选本相比较，唐汝谔的《古诗解》有详细的文字训诂，配以串讲式的评解，对每首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有精到的分析与鉴赏，是其独特的价值所在。有的评解参照诗人生平遭际，诗的本事背景对诗篇融会贯通，评解真义；有的评解通俗地串释诗意，补足空白，使其语意贯通，明白晓畅。当然，限于唐汝谔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有其不足一面，即局限于传统的“言志”“缘情”说。对于深刻反映现实，有着丰富内涵的现实主义诗篇，仅从儒家“温柔敦厚”的“发乎情，止于礼义”的角度去理解，就不能得其全貌。
参考文献:
[1]明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湾中央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m].齐鲁书社,1997年版.
[3]张廷玉等撰.明史[m].中华书局,1974年版.
鲁迅先生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这句话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也是适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国学热虽然持续升温，但是古代文学受众范围比较有限，多数时候还是被束之高阁，这是影响其繁荣发展及文化建设功能发挥的最大绊脚石。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学术普及工作，这些只是古代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一部分，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众化问题应该是古代文学教研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
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著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著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吟诵、歌唱、说唱、讲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学较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对当前的传播依然有现实意义，《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铃》等被谱成曲后，其传唱之广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唱的程度，通过传唱大众既娱乐了身心，又获得了古诗词意蕴美之熏陶。今天，我们也不妨借鉴历史，重新为诗词谱曲，以古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基础编写剧本、歌词。
在我国文化发展的研究工作中，中国古代文学的第一个传媒媒介是口语。在实际学习和生活中，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在重要资料保存、地域性文化形成及生命力再现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探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发展，对于发展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意义。简要分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方面的相关内容，旨在进一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口语传播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时期，其自身的传播媒介也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以及电子媒介等各个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鲜明特点。在现今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深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传承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媒介
我们都知道，文学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对于文学产生的影响往往也是多维的。媒介的变化不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密切，与同一时期的科技、社会发展都具有一定的联系。每个时代文学的精神与面貌在媒介的作用下，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变化。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传播媒介是口语。文学与口语的起源与发展历史都非常悠久。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媒介研究中，由于口语是依赖人身体的发声功能、口语随说随逝，其传播的过程会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很大限制，导致其传播的过程出现了传播范围小、传播信息数量少及传播内容变化大等问题。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分析
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更好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结合相关的材料，深入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及其特点，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意义及时代价值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分析中，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是一种相对普遍的形式。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吟唱以及群众有组织的进行的演唱两个方面。大多数时候，吟唱是由歌者随意表达内心情感而产生的，而演唱则是根据具体的曲目及场合进行的。《诗经》《楚辞》中的部分曲目都是人们演唱的重要内容。以唱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中，这两种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以讲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以讲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之一。以讲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主要分为讲学和辩论两种。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讲学是通过发表言论把有价值的信息传递给周围听讲的学生，使学生更好的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而辩论则是指一种积极的思想交流活动，其内在构成是一种具有文学性质的交流活动。这两种方式，都为传播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发展中，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是一种相对正式的传播媒介形式。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也分为吟诵和朗读两种。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大多是在传播古代文学的音乐特征。通过吟诵和朗读的方式，将优秀的文学作品进行口语宣传活动。以诵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对于优秀文化作品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四)以说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以说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中最为普遍的一种传播媒介形式。以说为主的口语媒介传播形式，主要分为谈话和说书。谈话是创造文学的一种方式，也是传播文学的一种方式。通过谈话，可以创造和传承很多的古代文学作品，如《汉书》《论语》等作品的形成。一般情况下，说书是古代贵族子弟能够享受的一种欣赏和传播文化的方式。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研究，对于传播古代文学的发展及进行现代文学的创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的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研究，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的内容及特点，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积极表现。综合研究工作表明，口语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研究，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曹萌．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4，28(05):13－18．
［2］郑艳玲．中国古代文学的口语传播形式［J］．当代传播，2010，(05):42－45．
［3］吕蔚．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03):58－61．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霑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着。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沾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着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着,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教育审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本要素，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同样要关注学生的文学美感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著名教育家曾指出：“审美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促使人们形成高尚的品性，淡化人们的贪欲和私念，消除人的消极情绪。”文学研究者曹大兴先生同样肯定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审美活动可以让人们抛开世俗牵挂，忘记社会中的功利得失，回归自然和艺术，以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从而协调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人的宽容心、爱心、同情心。”可见，关注大学生的美感教育，提升其审美评价和审美实践能力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和高超的美学价值。因此，教师若能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运用优美精炼的语言解读文本，并结合相关图片、音乐，引领学生深入探究作品的审美意境，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将古代文学教学放到世界文学视野中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杨义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实现“外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化”“、传统文化的深度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深度学理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写教学中可以将之与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结合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文明历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前神话和口头传说，与希腊神话比较解读。或结合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学者的神话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神话，也可以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古代史诗进行多方位比较，或结合萧兵、闻一多、叶舒宪等人的学术理论解读神话传说。通过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东西文明、文学的异同点，进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机、适度的原则，扬长避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提高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效率。
三、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当前的人才需求来看，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仍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加入新鲜元素，依据学生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打破封闭的课堂形式。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师生间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所以，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除了革新讲授法，还要试用研究法、讨论法、指导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并适时采用现代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需要经历一个从尝试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可以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理论与价值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论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公选课中，可以综合运用听、读、练、讲、看等形式，并增设演出、诗歌朗诵、剧本创作等实践环节，构建创作实践课程体系。进而鼓励学生踊跃参加相关的朗诵大赛、剧本演出、诗词朗诵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古代文学著名篇目。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诠释古代文学理念。进而提高学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能力特点，优化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梳理实践教学成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在总结中系统探究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四、将古代文学教学与考古成果相结合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在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教研工作中，综合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两种论证法。目前，我国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包含了《帛书周易》、《帛书老子》等，当然，学界对这些古籍内容尚有争议，但这至少有力的证明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著名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孔子诗论》、清华大学竹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使其成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学术依据。将这些考古内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到蓝田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汉鲁都城遗址、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增强学生对古文化的认识。
五、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了解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态度、达到一种境界。此外，还要让学生通过该学科的学习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导学生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主体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它关注人的尊严、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体验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学蕴含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以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据，弘扬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还要结合作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时代特征、社会风俗、历史面貌，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文意识。进而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六、总结
“几十年来,文学教育变成了这么一种东西,它使人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教条、刻板”;“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如何改善目前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是我们每一位古代文学教师不可推御的责任。虽然有些客观原因我们无法把握,如:当今人们的价值观念、高校职称评估体系的改革等,但革新教学,减少程序化的授课方式,以现代化为背景阐释和传播古代文学,努力缩小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应是每个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所能够做到的。提倡古代文学教学现代化,并不是说就排斥传统甚至是摒弃传统。继承古代文学的传统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但传统并不意味着僵死。从本质上讲,传统是一种进程,传统的内容、价值、意义在历史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开放和重建的。“解释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从而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世界、新的未来”。因此,古代文学教学现代化成为改变目前现状非常重要的方法。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教材、讲课艺术和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等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精选教材取长补短古代文学的教材主要分为两大块: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由于它的历史跨度大,作家和作品数量多,因而内容相当纷繁复杂。要在本科院校近300个学时内将绵延近三千年的古代文学讲得全面系统,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结合当下,把握前沿、精选教材成为关键。首先,先来看文学史。现行古代文学史教材很不统一,大约有三十多种本子。近几年来,我们先后就运用了游国恩本、郭预衡本、章培恒本、社科院本、袁行霈本等多种版本。那么如何选取一本合适的文学史呢?答案是遵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是对人的生命及其意义的探寻,是属于情感的领域,相对而言,在人文学科中文学是最不能完全“学问化”的。文学教育者应引导学生的感知参与到阅读对象中,去体验作家的丰富情感,自觉地与生活在那个久远年代中的个人碰撞。
因此,文学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类的心灵史,是文学家的人格、学识、审美力和价值观念的高度结合。早在上个世纪,刘大杰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未曾修改的初版本),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都突显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特征。基于此,上述的文学史应是我们注重考虑使用的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参阅其它版本,博采众家,取长补短。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一部好的文学史不仅是对历史真实的强调,更应该是对作家心灵进行探求。这就要求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应该具备本学科较强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引导学生去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学中那些与现实人生联系密切或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培养健康人格的、人文色彩浓郁的文化心灵史,努力使教学与现实接轨、与时代同步。普通高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以史为纲”,因为“史”的最大功用是让学生一览而知大概,从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