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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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侧来讲，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带动的，而高投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主要是三个步伐，基础设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产投资占比25%到30%，制造业投资占比30%以上，这三项合计占中国投资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农业或者其他服务业，而在制造业投资中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所以可以简单的说中国高投资主要是有三大需求，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所以这个高投资要触底，这三大需求我俗称的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供给侧来讲，关键是去产能要到位，当需求侧三大需求往下走的时候，供给侧主要是重化工业包括像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建材等等重化工业也是在挑战，但是调整的速度相对比较慢，于是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市场经济要关注价格信号，2015年12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了，像钢铁行业，国企最好的是宝钢，民企最好的是沙钢，他们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一个行业里面最好的企业主营业务都出现了亏损，这个价格还能再低吗，所以我们的判断就是像煤炭、钢铁、石油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最低点就在这一个周期中间，应该说它已经过去了，过一段时间估计像煤炭钢铁的价格会有所回落，但是会有调整，不会比前一段低点更低了。
这个也就说明供给侧的调整，是接近底部了。当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触底还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实现触底，大概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今后一两年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触底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是会有波折的，可能有几个来回，需要多次验证。
所谓触底的含义，确切的说就是不再下滑，稳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但是也有人有疑问，认为中国经济还得往下滑，但是我们说触底这个点是叫中速增长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找到了以后，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是能够稳定住的。日本、韩国的经验大体上增长速度就5%―6%之间。
当然我们现在“十三五”期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实现，到2020年实现两个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几年GDP增长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召开了，现在就是说讲GDP已经是不能再挂帅了，速度我以为就是我讲的中速增长，现在我们用的词还在中高速增长，我以为过去6年的时间在转型期还可以算中高速增长，真正是触底以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增长平台就是中速，没有中高速。而且中国比如说能搞个5%―6%的增长速度是很不错的，难度也相当大，我们这个平台能够稳得住的话，参照国际经验可以稳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样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或者更长远的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有人说L型的增长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是相当负面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L型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它才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经典意义上的新常态。
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国脱欧等包括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很复杂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政策导向，我们现在经济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个时候会出现下滑，我们的预测就是大概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一段时间会逐步的下来，速度下来以后会影响后边一大堆的产业，增长速度也会下来。所以到2017年年终左右的时候，这个增长速度可能会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但是估计力度也不会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触底期。
最近有两个意外的冲击我们需要关注。
一个是一线城市房价暴涨，我以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城市化发展出现分化。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但是得注意它的特点，这两年已经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分化，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内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长，各种要素特别是人，年轻人是朝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为这些地方，简单来说是能挣到钱，稍微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讲就业创业的机会多。再从城市发展规律来讲是城市的聚集效应突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对的衰落，比如说现在中西部的地区和东北地区，当地省会城市应该是当地一线城市，政府的压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还进一步的聚集，在一个过于拥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将来大都市圈应该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镇，是一个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现在土地财政的模式，卖地成为相当多的政府收入的来源，有的达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有了这个卖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动机如何把地价炒高，解决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将来还是要搞房地产税的，房地产税将来是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来源。
这些问题就是城市的房价问题，最终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是供求关系的问题，但是背后一定要解决包括财税制度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对城市化发展规律的认识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等。
中国经济总体上来说，今后一两年是会触底的，如果进入中速增长的平台，能够走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这一两年估计还会有一些因素的冲击，如果触底成功以后，中国经济应该说还是有比较好的前景，触底以后进入中速平台，稳下来也差不到哪去，所以从基本面来讲的话，人民币基本上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这是其一。现在是美国主动升值，所有的货币跟美元相比，都是在贬值，但是我们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从中长期来讲还是有一定升值潜力。对中国经济不要太悲观，所以这两年关键是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的总要求。这样的话，就是国际国内一些大的风险挑战我们都是可以应对的，还会走出一个比较稳定的、未来中速增长的新的格局。
关键词：高新技术开发区；聚类分析；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2-0019-06
1.引言
从1991年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建立到现在近十八年间，国家高新区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初始建设与快速发展两个时期。1991~2000年的十年间属于国家高新区的初始建设时期，在此期间高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综合配套政策及地方财力的支持，各国家高新区基本上采取了“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的方式。在高新区发展的初期，依靠土地与园区内政策的优惠等措施，高新区形成了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成为聚集创新资源、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有效载体，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积蓄了力量，为我国建立比较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打下了基础。初始建设时期，在梯度推移理论的指导下，东部地区的高新区抢先一步得到发展，1992年国家在全国兴建高新区时，中、西部地区才有了同样的发展机会。高新区发展初期，国家级高新区呈梯度发展，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优于中小城市，经济特区得到优先发展［1］。
从2000年开始，国家高新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土地与政策的优惠对投资者与技术拥有者已缺乏了吸引力，更多的高新区越来越重视园区内软硬环境的建设，特别是服务环境与创新环境的建设，以吸引世界500强等知名企业入区。这一阶段高新区发展的核心是对孵化器的建设，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中小科技企业的培育；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已成为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辅助形式，强调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区发展中的作用，园区内的企业更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尖端人才的引进。构建起以企业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为新时期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国家级高新区的经济发展是否仍旧沿袭了初始建设时期的规律，是否有新的发展态势，以及下一阶段的发展趋势如何？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将国家级高新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后的发展历程作一个整体性的、跨度较大的研究。本文针对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采用聚类分析对我国高新区的增长模式进行分类，在分析各类高新区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得到高新区发展的动态演化情况。通过分解指标并用因子分析法，对5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了详细的定量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揭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规律、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能力与潜力。
2.研究方法及模型
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进行研究可选择的方法很多，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定向分析直观，而定量分析可靠、科学。本文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进行分析。首先利用各高新区增长的实证结果，用聚类方法对其进行客观分类，然后进一步讨论各类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
2.1研究方法
聚类方法选用Ward’s法，即最小方差法，分类后，使每类方差最小，对应的测算距离的方法选用欧比米德距离，即:
EUCLID(x,y)=∑xi=1(xi-yi)2
由于参与聚类的变量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所以采用Zscores来消除不同变量的数量级差异，标准化后的变量值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项详细指标因素的动态演变进行了分析。在因子分析之前，通过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及进行KMO的检验，测试了各项指标是否适合于做因子分析。通过KMO检验后，在因子旋转方法中选择了斜交旋转法，并且用回归法计算出因子得分系数。
2.2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分析的样本是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根据国家火炬计划（2000~2004年）以及科技部网站（2005~2007年）公布的数据，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区经济发展能力区划及评估的指标数据库①。该数据库由8个表构成，每个表是一个53*12的矩阵，横行表示53个高新区，纵列表示每个指标变量。纵列除高新区的名称外包括11个指标，顺序依次为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上缴税额、企业平均出口额、企业平均利税额、劳动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和出口产值率。
3.聚类分析
3.1聚类分析过程
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分析，采用层次聚类法进行聚类，聚类的指标选取企业数、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出口创汇、净利润和上缴税额等6个指标。以上6个指标基本反映了高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由于类间距离的测定是聚类中的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先采用Ward’s法进行层次集群分析，将相似的高新区归为一群，并且观察各个群合并时凝聚系数的变化率，如果凝聚系数增量变化率剧增，显示组内误差突增，应停止凝聚程序。由图1、图2可以看出，随着类的不断凝聚，类数目的不断减少，类间距离在逐渐增大。在聚成10类之前，类间距离增大的幅度较小，形成极为“陡峭的山峰”，但到5类之后，类间距离迅速增大，形成极为“平坦的碎石路”。根据类间距离小形成类的相似性大，类间距离大形成类的相似性小的原则［2］，可以找到“山脚”下的“拐点”碎石，即以4类作为确定分类数目的参考②。每类高新区分布如（表3）所示。
3.2聚类分析的结果
根据表1，可以得到2000~2007年中53个国家高新区如下的动态演化情况及特征：
3.2.1四类高新区的比较分析。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主要是那些发展较成熟、发展速度较快、环境改善效应已不再明显的高新区。这些高新区基本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其自身的发展已经度过初期积累的阶段，靠粗放增长的潜力已不大，因而需要转变增长力式，例如依靠改进投入增长的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带动增长，从而提高增长的质量。第三类高新区属于我国高新区的中等水平。这些高新区应该主要是那些发展一般、发展速度稍高、还主要依靠外部投入增加而增长的高新区。第三类高新区增长主要依赖于当期的投入增长。与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相比，该类具有更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第四类高新区数量最多，说明我国高新区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2.2龙头位置优势明显且稳定。2000~2007年共8年中有6年第一、二类高新区集中在北京，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深圳等6个城市。其余两年的入选对象也集中在这6个城市，只是数目发生了变化。以上分析说明，上述6个城市的高新区与第三类高新区有着较大差距。第三类高新区短期内还不能够加入或取代以上6个高新区的“龙头”位置。
3.2.3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发展稳定。
从地域分布来看，第一、二类高新区共6个城市中，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区占据4个（南京，无锡，苏州，上海）。这说明了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长三角整体呼应上海市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外资的有效引入，给这一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尤其苏州和无锡两市成为跨国公司本土化生产的生产制造基地，发展特别迅速。由于高新区的带动，美国新闻周刊将苏州市列为全球“信息时代重要角色”的新兴技术城市行列，在全球城市发展体系中占据了一席之地［3］。
3.2.4第三、四类高新区动态变化背后隐藏着规律。从上面动态演化（表3）可以看出，第三类高新区无论从数目还是对象上看各年的情况处于动态变化中，与第四类高新区进行着交换。但是，动态变化的背后也有稳定的个体。长春、成都、大连、天津、武汉、西安、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的高新区在2000~2007年共8年中有7年以上始终在第三类中，可见这8个城市的高新区发展比较稳定，实力相对较强。另外，惠州、青岛、厦门、中山、珠海等沿海城市的高新区长期处于第三类中，但是在2007年却滑向了第四类。这是因为2006年春季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开始冲击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市场，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因此危机爆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出口企业，进而影响了该地区高新区的绩效指标。
4.因子分析法对高新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
在对2000~2007年的全国高新区进行聚类分析后，为了从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创新能力、企业效率等方面更详细、全面地分析高新区的发展能力，有代表性的选择2004年及2007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力除了与聚类分析中采用的主要指标密切相关外，还与高新区的经济效益、效率及发展程度都有关联，所以在因子分析中选取了更完备的指标体系，包括前述数据库中全部11个指标。
4.1因子评估过程
4.1.1首先对高新区评估体系原始数据求出相关矩阵，并对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值、贡献比例值和累计贡献比例值，如下（表2）所示。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准则，前面三个因子解释了原有11个变量总方差的96%，另外根据（图3）中，横坐标为因子数目，纵坐标为特征根，根据碎石图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很高，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最大；第三个以后的因子特征根值都很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可以忽略，所以提取三个因子是合适的。
4.1.2由于原始数据之间的有些变量的相关系数较大，因此，进行了斜交旋转，得到了因子载荷矩阵、因子图形矩阵和结构矩阵，如（表3）所示：
从上面的因子载荷矩阵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方面的主要指标。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第三主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
4.1.3计算因子得分
根据（图4）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1=0.175企业数+0.151工业总产值+0.178营业总收入+0.048出口创汇+0.181净利润+0.190上缴税额-0.041企业平均出口额+0.024企业平均利税额-0.032劳动生产率+0.178市场占有率-0.039出口产值率
F2=-0.176企业数+0.043工业总产值-0.025营业总收入-0.054出口创汇+0.052净利润+0.109上缴税额+0.177企业平均出口额+0.491企业平均利税额-0.392劳动生产率-0.025市场占有率-0.120出口产值率
F3=0.047企业数-0.075工业总产值-0.031营业总收入-0.336出口创汇+0.037净利润+0.138上缴税额-0.276企业平均出口额+0.149企业平均利税额-0.043劳动生产率-0.031市场占有率-0.476出口产值率
利用上述计算方法对各个高新区的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这里采用因子加权总分的方法。三个因子的权重分别为0.35，0.33，0.32，于是计算公式为：F=0.35F1+0.33F2+0.32F4.2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结果分析
因此，根据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得到了高新区发展能力评估的结果，如表4、表5所示：
4.2.1关于三类因子得分的解释。根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结果，并且结合三类因子的解释，对这些高新区进行了分析，由于第一主因子表示在工业总产值、营业总收入、劳动生产率等变量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主要反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能力在产业规模与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那么由表5可知，北京、上海、南京、长春、深圳在这些指标上均有较高的贡献，其中北京是上海的1.75倍，是南京的4.95倍。第二主因子企业平均利税额及劳动生产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上海、深圳、南京、青岛、佛山、厦门、惠州等在该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贡献。第三个因子则在高新技术产业产品的出口总额及出口产值率上有较大的载荷和解释能力。在这些指标上较高的高新区有苏州、无锡、上海、深圳、青岛、厦门、惠州、中山、威海、珠海、天津等。其中，上海、深圳、苏州、无锡、威海、珠海、厦门、青岛、天津、中山是国家科技部、外贸部共同认定的我国第一批16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图5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
图62004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4.2.22004年到2007年数据的综合比较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按照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53个国家级高新区出现了“聚类现象”。即尽管53个国家级高新区因子评估综合得分相差悬殊，但是53个国家级高新区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同类中高新区差距不大。例如，2007年中国53个高新区发展能力因子评估综合得分排序中，昆明、郑州、太原、大庆、厦门和佛山等6个城市的高新区得分都在0分附近，得分差距微小。
从图5、图6可以看出，排序靠前的高新区2007年下降的趋势比2004年下降的趋势缓和，说明排序靠前的高新区通过几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2004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差距不大，但是到了2007年差距突然增大。从图5可以看出，2007年排序靠后的高新区为大连、广州、杭州、中山、惠州、珠海和苏州等。这些高新区几乎全部处于东部沿海地区，且2004年排名比较靠前。之所以2007排名靠后是由于“因子3”的得分相对其他高新区太低。“因子3”的得分反映的是高新区的出口增值能力，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原本排序靠前的外向型高新区名次跌落。
5.关于高新区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的结论可以看出，国家高新区2000年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早期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仍旧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与其他高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地域分布来看，北京和长三角地区高新区经济实力优势明显，珠三角地区高新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实力下滑，其他地区形成了几个核心的、经济实力较强的高新区为主的结构特征。如西部地区高新区主要是以西安、成都和绵阳这三个高新区为主；东北地区高新区以沈阳、大连、吉林和哈尔滨四个高新区为主。
通过总结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以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规律，可以更有效地指导高新区的下一步的发展战略。首先，在因子分析中看到同类高新区差距不大，趋同性明显。因此，高新区需积极发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形成合理的生态链条结构和布局。我国高新区在产业建设上，出现了高度重复的现象，高新区内的产业布局不合理，各高新区在产业布局上基本趋同，总体体现出以电子信息为主，新材料、生物医药为辅的布局。几乎所有的高新区都把电子装备与信息产业、生物技术项目等列为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产业。高新技术园区要结合自身特点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扩大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才能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实力。
其次，通过对2007年国家高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高新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大。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内企业绝大多数是外部植入的，而很少是内部自行繁育而成的。只有具有内部繁育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能有效地形成企业间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使每个企业都处于生长和创新的“最佳生态位”。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群才有较高的稳定性，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因此，面对国际金融危机高新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园区企业类型的多元化，加强企业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内市场。
最后，通过聚类分析将经济发展规律相似的高新区分成了四类。因此高新区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时，就可以先判断自身的位置，以及借鉴其他类型高新区的发展经验，以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长期处于第一集团即第一、二类国家高新区应实现由主要依靠政策驱动逐步转入功能驱动。政策过去、现在、将来仍然是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不能完全依靠优惠政策，而必须要靠自己探索形成的灵活有效的融资机制、市场体制、管理体制、创新机制，以及高起点、高标准的城市功能配套系统以获得长远的发展。长期处于第二集团即第三类高新区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已比较完善，重点应注重软硬投资环境的综合创建，由注重招商引资、基本建设向注重创新质量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转移，由扩大建设项目向优化创业、创新环境转移。长期处于第四类的高新区，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均较差，经济环境只需取得较小的改善就能产生更大的增长效果。例如从2007年各地区高新区的发展情况看，营业总收入增长率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绵阳高新区，达到66.8%；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增幅最大的也是绵阳高新区，为70.7%［4］。可见，此类高新区虽然现阶段经济实力较为落后，但是有很强的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其他规模较大的高新区的发展经验，积极改善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此类高新区将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注释：
①宁波高新区2007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变为54个。但是为了数据保持前后一致，2007年的研究数据并没有包含宁波高新区。
②2000~2007年中，其余年份的聚类分析碎石图也表现出相同类型的特征，文中就不再显示。
参考文献：
［1］屈驳韵，张树斌，李春林.我国高新区发展水平综合评价［J］.经济论坛，2003，(20)：84.
［2］薛薇.统计分析与SPSS的应用（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40.
［3］李灿.苏州的探索――杨卫泽市长访谈［J］.决策与信息,2004，(12)：18.
［4］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2007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情况［EB/OL］(2008年7月15日).most.省略/kjtj/tjbg/200811/t20081104_64782.htm.
［作者简介］魏政（1983―），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民营经济、产业经济。
[关键词]G20峰会；中国经济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金融；国际贸易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12
1背景
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的G20峰会取得了“为世界经济规划路径”“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五大共识性成果，是在后危机时代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实现各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纲领。中国推动G20峰会成果的落地与成效，不仅将为重振世界经济做出贡献，也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和发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G20峰会上，中国提出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以创新驱动和结构性改革为主要驱动力，使全球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创新驱动不足、绿色金融支持不够、国际贸易形势以及贫困和环境等问题，提出了五个“进一步”、五个“新”的路径选择，以期通过实现G20峰会成果落地来解决上述问题。
2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制约中长期增长，创新不足制约新发展动能形成，金融保障缺乏制约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贸易复杂多变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贫困和环境等问题制约包容性增长等一系列问题。具体如下。
21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缺乏中长期增长新动力。金融危机后，中国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复苏，实现了经济增长，但以投资为主的扩张性政策并没有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却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随着刺激政策的作用效果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逐步凸显，导致经济增长呈现下行趋势。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的状况。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1%，2016年增速约为34%，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为36%，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大环境不容乐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不足（详见表1）。
而根据IMF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不能实现优化，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6%[1]（详见下图）。由此可以看出，在“十三五”期间，中国如果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大成效，将会严重影响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导致中长期经济增长缺乏足够动力。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供需错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单纯依赖需求侧改革难以走出经济发展困境，2015年11月10日，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是总结宏观调控经验、引领经济新常态、契合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破解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培育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的关键所在。
22创新贡献率不高，制约中国新发展动能形成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复苏乏力，其主要原因在于上一轮科技革命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现有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缺陷逐步显现，因此迫切需要“创新”这剂良药。中国经济存在着科技、制度等领域创新不足问题，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能力弱、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创新工作初有成效但仍严重不足，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仍然较弱，没能形成新发展动能。目前，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占比仍然较低，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也不高，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创新动力明显不足。[2]此外，现阶段，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时期，距离创新导向型发展环境相差较远，同时环境转型的长期性更进一步加剧了创新动力不足、创新贡献率不高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新发展动能的形成（见表2）。
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时段创新战略与发展动能特征“十二五”
时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缺乏中长期增长新潜能创新基础差、热情低、政策支持不到位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依赖性强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导向驱动转型发展战略“十三五”
时期环境转型的长期性加剧创新动力不足工业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少规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含量较低
23绿色金融发展不足，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国缺乏足够的金融支持保障，并存在一定的金融风险。绿色金融的业务结构调整、模式转变等将直接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目前中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刚处于起步阶段，预计到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需求达15万亿～30万亿元，需求潜力较大，但现有的政策支撑严重不足。现阶段，从全球看，绿色金融政策、体制建设、产品创新等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还很不发达、信贷规模极其有限，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交易、碳金融业亟待扶持发展。近年来，完善国际金融构架一直是G20 的重要议题，2011年法国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激励和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2012年，墨西哥担任G20主席国期间，成立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为推动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供了基础，2014―2015年，国际金融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使得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面临着更大的体制机制上的障碍。2015年12月1日，中国接任G20主席国后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并在12月15日召开了首次会议，就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资本流动、债重组、全球金融安全网，以及增强SDR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讨论。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印发，标志着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建设走向成熟，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明了方向。可见，经济金融治理架构的改革和重组是G20工作的重点，也是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举措。因此，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否则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将严重缺乏金融保障。
24国际贸易增长乏力，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
近年来，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受金融危机长波制约、国际汇率波动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国际贸易增速仍然处于低位徘徊，进入了再平衡调整阶段。2011―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速连续低于3%；2016年4月14日，WTO指出，2016年全球贸易量增长约为4%（表3）。现阶段，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汇率大幅波动等因素，使得中国国际贸易发展前景更为复杂。尽管国际组织和国际团体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发挥了有效作用，使得国际贸易有了短暂性的恢复性增长，但中国国际贸易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滞缓、债务危机、收支赤字等困境。产业转移放缓、投资贸易不振、汇率震荡等因素导致中国国际贸易增速大幅放缓，贸易环境十分严峻。近几年，贸易摩擦又有新特点：一是贸易保护的打击对象从密集型产业扩展到了新能源网高科技产物，保护范围从商品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和金融领域。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困难程度上升，贸易摩擦由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扩展到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在上升，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三是传统保护手段大量运用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着力方向及手段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新的保护基点和动机。国际贸易体系不合理导致的贸易条件束缚会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此，若要实现中国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激发国际贸易相关机制改革带来的增长新动能。
25贫困和环境问题仍然存在，制约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
当前，中国面临着推进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亟须解决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问题。危机后，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度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的状态，而这期间需要偿付的款项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如果不能及早地解决外债问题，就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债务国恢复财政生存能力，恢复增长和发展。此外，现阶段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发展目标的实现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并导致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如果不能够进一步创新精准扶贫精细化管理，精准扶贫成效将难以体现，中国过去的扶贫成果将遭到严重破坏的可能。此外，中国仍将面对较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预计到2020年，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中国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必须下降40%～45%，生态保护必然要提高到新的战略高度，在经济增长与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之间的矛盾将会逐渐凸显，必须以制定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来形成中国经济包容性增长路径。
3以推动G20峰会成果落地破解制约瓶颈的路径选择如何借助G20峰会成果的落地，解决以上制约瓶颈问题，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阶段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关于如何落实好G20峰会的成果和关于所达到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五个“进一步”，以及五个“新”的路径选择。
31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制定《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旨在通过结构性改革形成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新动力。在中国为全球经济开出的“药方”中，把结构性改革作为全球经济重要动力，第一次形成了推进全球结构性改革的共同认知和共同行动，是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的重要贡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不断升级和满足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稳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鉴于G20各国结构性改革任务各有侧重，中国应做出示范性的先行和表率作用，落实好G20峰会关于结构性改革的成果，一是应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振兴宏观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3]二是应着力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总需求力度，又要落实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下大力气改善供给质量，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
32进一步推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新潜能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制定《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旨在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创新驱动战略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近年来，中国意识到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产业分工体系存在的矛盾，不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来增强中长期经济增长新动力，在新能源、新材料、通信网络、航空运输、医药卫生等领域产业经济增长动力凸显。2015年12月7日，总理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放活市场，避免横向转移，防止“中梗阻”，激发市场新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变中求新”不仅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也为“医治”世界经济提供了良方，是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在全球的推广和运用。要落实好G20峰会关于创新增长的成果，一是应坚持战略和前沿导向，集中支持事关发展全局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聚焦目标、突出重点，加快实施已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部署启动一批新的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加强深海、深地、深空、深蓝等领域的战略高技术部署。二是应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应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发展市场导向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布局一批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四是应引导创新要素聚集流动，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用，形成一批带动力强的创新型省份、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五是建设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服务平台。依托互联网拓宽市场资源、社会需求与创业创新对接通道。
33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形成经济可持续发展新保障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首次将绿色金融写入公报，旨在将绿色金融成为实现G20国家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力杠杆。目前中国关于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还停留在碎片化状态，亟须建立推动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经济向绿色转型。研究金融机构绿色化措施，提升资本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效率，支持友好型绿色经济发展。充分借鉴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完善配套绿色法律法规。整合各类公共资金，以设立绿色基地或建立政策性低碳银行的方式，支持绿色项目建设。推进合作研究绿色金融面临的机制和市场障碍，制定有利于绿色金融开展的激励和考核机制，探讨发行绿色债券，发放绿色贷款，开展绿色融资租赁、担保服务，建立绿色评价机制等激励私人资本开展绿色投资方案。针对金融机构提供的绿色业务提供专项鼓励和扶持政策，试行财政补贴、信用担保、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降低绿色金融服务成本的方案。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建设，畅通政府环保部门、金融机构与绿色项目间的信息联系，提高绿色服务的执行效率和透明度。此外，在实施措施方面应着力以下四点建设：一是应进一步强化发展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的学习网络，支持区域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二是应深入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由相关部门绿色债券有关指引，允许和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贷款和绿色投资提供较长期限、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三是应鼓励各级政府以多种形式发起或参与发起PPP模式的绿色产业基金，在操作细则中可通过放宽准入、减免税收、补贴和土地政策等措施来支持绿色产业基金。四是加大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力度，建议逐步放开贴息标准限制，合理划定贴息期限，简化审批流程，试点财政部门委托政策性银行、绿色银行或商业银行的生态金融事业部管理绿色贷款贴息。
34进一步推进国际贸易与投资体系改革，形成开放型经济增长新机制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旨在促进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发展，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形成国际投资新秩序。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一是应加强与美欧、金砖国家等主要成员以及德国等后续主席国的沟通协调，争取有关成果和G20讨论方向有序衔接，将G20打造成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平台。二是应加强同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成果纳入WTO新议程并促进部分成果的落实。三是应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四是应加快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推动高端装备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出口支持力度。要落实好《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一是应加强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获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依托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在G20或其他区域、次区域范围内推动小多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二是应围绕有效需求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率，发挥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营造宽松公平的投资经营环境，鼓励民间资本和企业投资，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和潜能。三是应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撬动作用，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启动实施一批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重大投资工程，增加有利于供给结构升级、弥补小康短板、城乡区域协调、增强发展后劲的投资。
35进一步推进扶贫、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经济包容性增长新路径G20杭州峰会提出“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核准了《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努力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旨在确保经济增长的成果普惠共享，切实为消除贫困、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付出努力。在消除贫困的进程中，应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发展问题。解决贫困问题应该以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作为开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创造就业岗位、小额信贷以及农村公共产品建设等，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此外，政府应将消灭贫困作为重点任务，重视反贫困工作，在解决温饱基础上，积极推进贫困人口就业培训，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就业，从根本上杜绝因失业问题带来的贫困问题。落实好《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一是应强化政策保障。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享机制，使贫困地区更多分享开发收益，实施贫困地区人才支持计划和本土人才培养计划。二是应健全广泛参与机制。健全东西扶贫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人民F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引导社会扶贫重心下移，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三是应创新参与模式。建立农村生活社区减防灾机制，鼓励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公益信托基金，实施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服务贫困地区计划。着力打造扶贫公益品牌。要落实好《巴黎协定》，一是应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支持优化开发区域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健全统计核算、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碳排放标准体系，加大低碳技术和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二是应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承担与我国基本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落实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国家自主贡献；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作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建平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6―2017）[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
[2]冉政语以创新驱动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新活力[EB/OL].（2016-01-14）http：//wwwdangjiancn/ll/llzw201601/t20160114_3086966shtml
[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步入“2”时代开始，有关我国经济进入“滞胀”的声音时有出现。
今年1月份数据显示，CPI和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比去年12月份都有明显扩大，市场上有关我国经济已经陷入“滞胀”的言论不绝于耳。不过，2月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0.8%，显著低于市场平均预期；PPI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7.8%。
笔者认为，在总需求并未大幅回暖、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的背景下，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经济出现了“滞胀”。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判断是否“胀”需同时满足3个标准：一是经济停滞或出现负增长；二是出现明显通货膨胀，通胀水平达到两位数以上或高于经济增长率；三是失业率高企。
从这3个标准来衡量，我国经济当前出现的增长有所放缓和物价小幅上涨并不是典型的“滞胀”。从发展趋势看，今年我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也不大。
首先看经济增长趋势。今年如果不出现中美贸易战、欧元区解体等“黑天鹅”事件，预计我国出口状况将小幅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将在基建投资带动下保持基本平稳，消费也将保持总体平稳。在经济放缓的过程中，我国经济结构逐步改善，表明经济增长质量正在提升。未来，随着改革力度加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我国经济将积聚再次增长的动能。
其次看物价走势。全年来看，年中CPI同比仍有走高可能，但下半年随着翘尾及新涨价因素的回调又会重新回落，全年通胀压力并不明显。
最后看就业。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不变；最近三四年来，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更是基本稳定在1 300万以上。“民工荒”及“用工成本逐年上涨”等现象也反映出我国未来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就业不足的问题，而是劳动力够不够用的问题。
所以，目前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滞胀”，2017年也没有陷入“滞胀”的可能。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的背景下，如果应对不当就有可能出现经济硬着陆的风险。通胀及资产价格上涨、人民币汇率贬值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也使我国宏观政策面临多重困境，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仍然存在。
如何化解？
首先，应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以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风险。
其次，大幅降低个人与企业税负。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减税降费方面做了较多工作，但企业和个人税负仍高，减税降费力度应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减税降费将直接减少财政收入，但从中长期看，能够激发企业经营活力，提升经营效益，扩大征税基础，有助于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现状与挑战
2011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均值为8.23%，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持续走弱；煤炭、钢铁等传统高能耗产业和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相继出现产能过剩；世界经济萎靡带来进出口总额不断下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换挡调速期、经济结构的调整阵痛期和对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叠加”推动着传统经济动能的转型调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之后，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此前很多研究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改善缓慢、就业增长显著降低、投资率过高且投资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带来资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个实证探索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内在逻辑体现在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动情况，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人民智库课题组选取2000―2012年中国省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马奎斯特指数），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随后，课题组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豪斯曼检验）等对模型具体形式与回归方法进行确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实证探索了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并分别测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两个阶段上述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情况。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变量数值测算等存在一定差异性，课题组更着重于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出“新动能”，并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动能”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以回归模型为遵循，课题组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将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作为投入变量，以2000年作为基期调整相应指标数据，对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与分解，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同时，选取适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投入（HUM）；以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密度测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体现政府规模（GOV）；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投资占比情况考察投资结构（CON）；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TER），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经济指标均调整为按可比价格计算。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1，主要回归结果见表2、表3。
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以创新为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路径同时发力，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之初，技术进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损失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同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对于技术进步的吸收要优于其他地区，而技术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技术效率偏低和技术进步不足也是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优化投资结构，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结构的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一直以来，“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之后，4万亿投资为危机后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测算结果表明，投资率过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速缓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间，建筑安装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规模带动GDP增长的激励机制下，盲目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缺乏深入的市场预测和评估监管，进而造成当前投资率偏高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当前仍旧大量存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发展不足，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呈现典型的结构性过剩，这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调整结构继而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根据《人民论坛》关于“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创造了5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贡献了74%的新增就业岗位。虽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测算结果仍然验证了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内在机制来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还体现在产业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通过再配置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绩效。此外，能够推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将吸引更为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公共事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从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事实上，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上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而通过对2008―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园区之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现高效率、高层次的协同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从而提高创新驱动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并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是蜻蜓点水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更高端、更环保、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
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非要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并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从当前的改革需要来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需要投资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新常态下，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疏通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资监管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新兴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投资灵活性；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等的优化。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核心技术的应用，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逐渐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关注经济发展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动，提高相关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这为此前的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行业和新领域，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提供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将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来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城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人口流动是“用脚投票”的过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走传统土地城镇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地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尊重人们意愿、响应人们诉求的城镇化道路。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域来加以审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政策在基层办事机构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为人口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充分发挥城镇经济尤其是小城镇经济（包括美丽乡村经济）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于晓萍（见习）；统稿：人民智库高级研究员 栾大鹏）
“双十一”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但现在却演变成了“狂欢购物节”。2016年“双十一”主流电商成交额再创佳绩，天猫成交额1207亿元，比2015年增长32%，无线交易额占比81.87%，覆盖235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双十一”当日的销售同比也大幅增长，小米、华为、暴风科技等公司的全网销售量也继续高歌猛进，这种新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令世界惊叹。逾千万家网店，上千家物流公司，数千万人就业，这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其实就是新经济，它的成长速度超出我们的预料，其活力与能量也超出我们的想象。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消费型经济正在起飞，中国新经济已经开启新的消费时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新经济”虽是2016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但已逐渐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当中像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可以说，新经济已经成为当前带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引领世界经济发展，重构全球化新格局。而在中国国内，“经济快车”经历了多年高速运转之后，近年来开始适度放缓，低端高耗能产业，已经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各个行业都面临转型升级需求，低水平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如何找到下一个掘金点，又如何转型，这无疑是新经济需要摸索探讨的问题。譬如在文创产业方面，台湾转变得更早，做得更精细些。很多去过台湾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台湾文创产业的精彩与多元。在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笔者亲眼见到一个喝水的铁壶衍生出来的系列产品和文化，叹为观止。还有台湾的农业观光产业，更加体现出文创与传统产业的完美融合，普通的水果、蔬菜一下子变得有了故事，有了身份和身价。他们已经将生意做成了文化，通过品位来创造产品的价值，而不再跟低层次的价格比拼。一个文化产品，就能打造成一条产业链，文化与产业有效结合，能带来巨大的价值。从近几年台湾发展的个案里不难发现，整体经济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时，就需要文化创意产业跟经济紧密结合。这其实就是新经济的魅力，也是我们下一步该努力的方向。就河南而言，不沿边不靠海，创新创造能力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这个快速迭代的时代，更需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从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进行创新，以带动推动产业、产品向产业链中高端跃升，打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引领性发展的新经济产业。
总之，新经济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和专门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新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形成，多个省份在“十三五”规划中，都将新经济列为经济增长新动力。广州最大的创新在于，将主导产业的规划发展与城市战略塑造紧密结合，通过聚焦“三中心一体系”（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对全球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力。新疆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石油石化和输变电装备等10个战略重点，推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北京则在环境保护、循环经济、新能源、高效节能等领域形成一批新增长点。河南在新经济发展上着墨更重，将全力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化“四张牌”， 努力打造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高地。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在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转换过程中，我们不能再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必须探索经济管理新的路径，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坚持战略聚焦，厚积薄发，要让政策向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等倾斜，大力发展新经济。特别是要树立问题导向思维和互联网思维，要具备敏锐的嗅觉和快速纠错能力，不能坐着等、站着看。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在引领新常态中有所作为，使我国新经济增长巨大潜力转变为现实，让“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互联网新业态是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入应用而形成的新产业形态。从全球看，其已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推动经济复苏、引领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技术创新直接催生的新业态。比较典型的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研究报告显示，大数据技术与服务市场至2019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达到23.1%。预计2019年的年度大数据支出将实现486亿美元。
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的新业态。“服务型制造”已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和企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生产业”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生产业占整个服务业比重的70%。
基于互联网的产业链整合催生的新业态。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对资金流、物流、信息流三种重要资源进行新的配置，带动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直到最终用户的整合重组，从而形成新业态。
基于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催生的新业态。英国消费者指数研究部报告预计，2016年网上快消品销售额将增至530亿美元，增幅明显。网上交易对经济的贡献率逐步增长，同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线教育领域，据统计，2014年全球在线教育风险投资事件291起，披露交易额18.6亿美元。
2015年我国GDP增长6.9%，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速度背后的结构调整升级和发展质量的变化更值得关注。互联网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趋势性的深刻变化，向中高端迈进的势头明显。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一是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使得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15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41.87亿G，同比增长103%，比上年提高40.1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广泛应用催生了移动支付、移动视频、移动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二是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使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2015年全国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比上年增长33.3%。
提供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一是新业态领域的投资与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有调查显示，2014年我国公共云市场规模大概70亿元左右，增速达到了47.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还有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物联网整体市场规模亦大幅增加，年复合增长率可观。物联网在基础设施、环保监测、公共安全、工业控制等领域应用将撬动巨大市场。二是移动应用融合渗透，不断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进一步扩大就业。互联网新业态将成为未来我国解决就业难题的重要产业。一是直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二是为青年人创业就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全社会重视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背景下，年轻人倚重电商平台实现就业的情况呈明显上升趋势。
【关键词】再工业化，传导机制，产业升级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出台的重大经济政策，总体上包括以债务扩大为支撑的财政政策，以出口倍增为目标的贸易政策，以限制金融体系盲目创新的监管政策，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以及以再工业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这几大政策各有侧重，相互补充和支撑，共同促使美国经济增长。然而，与再工业化政策相比，其他政策更侧重于应对金融危机，着眼于短期效果，且引发的争议也比较多。再工业化锁定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结构问题，因此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刺激增长的政策，也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维系美国经济长期平衡的根本之道，因此该政策是美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那么，对以制造业为核心动力的河南工业而言，美国重振制造业将带来何种影响？ 该如何应对？紧密跟踪美国“再工业化”发展动向，深入剖析其带来的重大影响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对处在产业转型关键阶段的河南经济无疑极为重要。
1美国再工业化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本文在梳理美国再工业化政策的基础上，结合该政策的实施，提出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即产业重构和市场竞争，以应对次贷危机，获得贸易优势和提升制造业。如图1所示。
综上，美国再工业化实际上是对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重点打造高附加值环节，着重发展高端制造业，其影响河南工业的传导机制包括：
（1）通过产业重构的传导机制：加速新技术产业化；产业逆转移；产业转移趋向低端化、代工制造业转向东南亚。
（2）通过市场竞争的传导机制：出口倍增计划（扩大出口，限制进口）；贸易保护政策（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特别保障措施）。
2对策
新一代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并且正在全球扩展开来，传统性工业已经到了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转型升级走向新型工业的发展道路，要么继续沿着传统工业老路走向传统工业的终点。“传统工业走向终点”之说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传统工业的终点就在眼前。纵观大洋彼岸，转型升级的钢铁城匹斯堡转向新型工业之路走向科技城，而没有转型升级的汽车城底特律沿着传统工业老路走向破产。
2.1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在“固本”的基础上“育新”。要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生物、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为重点，选择潜在市场大、带动能力强、吸纳就业多、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强化技术支撑，突出市场培育，加大产业链前端产品研发和后端推广应用支持力度，争取在节能环保、新型电池、创新药物、非金属功能材料等产业化上实现突破。
2.2推动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产业形态升级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百千万”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培育工程行动计划》，河南将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以提质转型、智慧绿色、集聚创新为主线整合资源、优化布局，培育区域特色主导产业。到2017年，计划在省辖市培育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20个左右，在县域形成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100个左右，带动装备制造、食品产业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均突破1.2万亿元，电子信息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0亿元，汽车及零部件、现代家居、服装服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4000亿元左右，基本形成产业布局合理、区域特色突出、结构明显优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2.3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技术升级
河南工业的产业升级有两大任务：培育发展新型产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大力提高河南工业企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将会推动河南的传统产业向新型产业升级。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和装置可以把传统成套装备改造升级成智能化成套装备，嵌入智能模块可以把传统产品改造升级成智能化产品。
运用新一代宽带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以企业生产决策、民众生活实用信息服务为突破口，加速信息服务业由阅读娱乐为主向应用决策为主转变，提高人民科技生活、机构科学生产和决策的水平。
2.4推动制造业向生产业延伸，加快产业业态升级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可以帮助工业企业打破产业边界，大力发展跨越二、三产业边界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加快产业业态升级，构建面向未来的现代产业体系。例如，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及产品可以帮助单纯的装备制造企业，从制造领域延伸到服务领域，由装备制造商向装备技术服务商转型。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催生的电子商务、物流金融、互联网金融等一批新业态，正在带动农业、提升工业、革新第三产业，覆盖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成为新一轮创新发展的“发动机”。催生出很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经济成分，蕴藏着推动河南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强大动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培育新业态，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关键词：新常态；新动力；中国经济
一、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
当前，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已经成为共识。正如所指出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刻调整，体现在增长速度的适度下调、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增长动力的显著转换。
认识新常态有必要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视角理解。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增长率大致经历了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包括：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的改革；90年代开始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2000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增长周期对应了三次阶段性经济增长率下调，即：1984-1990年期间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1992-1999年期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3%下降到7.6%）；2007-2014年期间下降了6.8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4.2%下降到7.4%）。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阶段性经济增长速度下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上述数据也表明，只要经历过超高速增长（例如，阶段性增速高点达14%以上），必然要经历阶段性的经济增长下调。这是因为超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随后的增长速度下调就是通过减速换挡解决结构性矛盾，其本质是经济结构调整。因此，对当前的阶段性增长速度下调没有必要悲观，而是要充分认识到阶段性增长下调的必然性、客观性和积极性。
经济结构调整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和本质要求。首先，从产出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将取代第二产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到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形态，预计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望达到60%以上（2014年为48.2%）。其次，从需求结构来看，最终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将持续提高，预计2030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2007-2014年期间基本维持在50%左右），逐步实现经济再平衡（1978-2002年之间，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值超过60%）。因此，从长期的结构调整来看，新常态发展阶段至少可以延伸到2030年，这也客观地决定了“新常态”中“常”的内涵。
二、经济增长六大新动力的培育
“新常态”中“新”的内涵在于挖掘和培育增长的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这对于“十三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培育新动力首先需要客观识别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因素。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索罗模型预测，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已经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促进性因素。例如，总体储蓄率在近年来已经达到50%左右，不会再有上升空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也将伴随着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负增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开始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每1%的经济增长率所隐含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性因素。因此，按照经济增长核算的构成来看，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必然要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总体而言，可以归结为六大动力：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动力、区域经济动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动力和包容性发展动力。
首先，创新驱动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第一动力，这也是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在构建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是基础，人才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支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是关键。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国家先后出台了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的三个中长期规划，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设定了制度支持体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关键在于尊重创新的基本规律，深入落实三大中长期规划，提升教育竞争力，培育一大批创新人才，使教育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进而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成果。在新常态发展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动力应当着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大力提升科技能力，由跟踪、模仿的“追赶式”发展向立足于自主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转变，在若干领域走向世界创新前沿，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更多的重大突破，在某些领域实现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其二，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科技进步对产业升级和新产业发展的支撑，推动“中国制造”快速向“中国创造”转变；其三，构建和完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促进科技、金融和市场的有效融合，推动产业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
其次，绿色发展是突破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我国已经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绝对减排，这也决定了到2030年左右，单位GDP的减排速度至少要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在客观上也要求不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尽早收获“绿色红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既要坚守“底线思维”，即把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作为“发展红线”，列入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也要有“创新思维”，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创新绿色发展动能。此外，作为发展的新动力，绿色发展将催生规模巨大的绿色产业，进而带动大规模的绿色投资，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和提质增效。
第三，我国仍旧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4.77%），这个过程预计可以延续到2030年，从而进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成熟阶段（70%左右）。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将继续成为产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公用事业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驱动力，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新常态发展阶段，把新型城镇化建设培育成为新动力的关键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进而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第四，区域发展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空间动力，将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东部优先开放（1979-1999年）、区域协调发展（2000年以后）两个主要阶段，区域发展战略的设定总体符合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近年来，主体功能区战略成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这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还处于开始阶段，必将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央又进一步提出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重塑国内不同区域板块（指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之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地理，带动国内各区域间以及我国与周边国家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投资需求，进而推动产业发展、贸易增长和人员交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第五，更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开放动力。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新格局，这包括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设定若干个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同时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等。与以往以对外贸易和吸引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不同的是，在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凸显主动性（例如，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战略性（例如，中巴经济走廊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新疆直通印度洋），更加体现深化机制建设（例如，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协定谈判和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全面升级，中国更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发展国内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
第六，包容性发展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新常态发展阶段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需求结构转变的动力。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就是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包容性发展有三个重点：其一，切实落实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落实“人的城市化”保障机制，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其二，进一步促进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民生事业的发展，构筑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促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促进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福祉；其三，补足发展短板，特别是要完善精准扶贫，力争在2020年完成涉及7000多万人口的减贫事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强基石。
三、释放六大新动力的必要支撑
上述六大发展动力互相促进、相互协调，构成新常态发展阶段的综合发展模式，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速度维持在中高速水平目标的实现。然而要实现这种综合发展模式，还需要依靠三大必要支撑。
一是科学规划。当前，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编制“十三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应当充分发挥上述六大新动力，进而引领新常态。此外，由于新常态的长期性，应当考虑在“十三五”规划编制完成之后，基于各项已经实施的面向2020年的中长期规划（教育、人才、科技、新型城镇化等），着手编制面向2030年的中长期远景目标设计。
二是完善的资本市场。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最终还是要靠投资结构的转变实现，其关键在于投资效率的显著提升。尽管未来的总体储蓄率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近年来大约为50%），但是，预计到2030年仍旧可以保持高达30%以上的总体储蓄率。因此，完善的资本市场是让“高储蓄率”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必要条件。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建设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运作、透明开放、监管有力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旧是新常态发展阶段的薄弱环节，需要花大力气加以解决。
三是稳健的公共财政。释放上述六大动力的一个必要支撑就是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引导。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引导性作用，利用多种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把投资引向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领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领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新常态发展阶段，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会与经济增长同步，但是财政支出有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需要不断完善财税体制，保持公共财政支出的稳健性和效率，有效控制政府的债务风险。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