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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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前身是南昌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2011年2月由集体制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2014年5月，集团成功晋级为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特级企业。目前年产值160亿元。集团三十多年一直深耕建筑产业，从设计到施工、从建校到劳务、从传统信贷到布局产融结合，特别是从研发到生产环节，近年来不断投入，2012年我们集合了优势资源组建了江西中恒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同时，做为配套，2013年应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招商要求，我们投入1200万建立了占地面积30余亩的中恒科技研发基地。2015年12月更名为江西中恒地下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科技”）。
中恒科技是一家科技型的准上市公司，从成立至今已申请获得100余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参编了江西省第一部国家建设行业标准《组合锤法地基处理技术规程》、与国家级工法《长螺旋钻孔压灌混凝土桩施工工法》。其自主研发的第三代长螺旋设备采用节能环保、先进高效的产业升级自有核心技术，具有质量稳定无沉渣，节能环保无泥浆，绿色施工无噪音的优势。我市象南邻里中心项目已现成效。作为集团产业板块核心培育的中恒科技，计划打造江西第一个建筑科研的上市公司，力争2020年实现企业IPO,公司年总收入实现15亿元，实现纳税约1亿元。在技术研发领域中恒科技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浙江大学 —— 中恒地下空间科技合作中心”，在机械智能化领域中恒科技已诚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武藤佳恭教授莅临公司进行指导。
集团作为土生土长的南昌县企业，一直不忘初心，努力为南昌县建筑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扎根南昌县，用心做科研、努力求发展，在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各位领导和各部门的支持下，中恒科技公司近年发展迅速，技术专利和业绩逐年增新高，但企业发展中也遇到若干瓶颈，主要是研发与经营分处两地协同效果差、研发基地场地满足不了企业的发展需求。我集团决心把中恒科技作为准市的科技型企业打造，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其科技研发、核心先进设备制造的能力，决定把该公司研发基地从景德镇回迁到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把中恒科技建设成生产、经营、研发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不仅可以为千亿建筑产业园做配套，也可以依托集团总部，加大协同效应。目前急需解决办公研发基地。
集团经研究决定整合内部产业资源，把原江西瑞祥金属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祥公司”）2004年购置的65.14亩土地用于中恒科技生产、经营、研发用地（具体规划见：附件）。
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innovation
数字经济是一场数字技术推动的经济革命。这场数字化革命正在以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为推动力，以开放的知识为基础，从制造领域、管理领域、流通领域的数字化扩展到包括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切经济领域，逐渐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是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凯恩斯主义所遗留的滞胀问题，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并呈现占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DanSchiller)指出，以“应该让市场自己遵循其自然的逻辑”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被奉为美国国内的正统理论[1]。80年代的里根时代和90年代的克林顿时代都很大程度上遵循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念。最近几年，新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美国数字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柱之一。
首先，作为数字经济重要技术推动力的因特网本身就是自由思想创新的产物。一方面，因特网的设计思想避免了垄断集中，体现分散自由；另一方面，因特网为数字化的信息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因此，因特网不仅是流通领域数字化的重要技术支持，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因特网生长的土壤，孕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其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自由市场观点和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经济发展政策中，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电信和传媒业发展的政策中，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一系列程序对电子计算机业、电脑业和电信业的界限一再进行重新划定，将蓬勃发展的网络业中越来越多的部分划到放松控制的电脑业一边，促进电脑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主张把政府的控制管理降到最低程度、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原理的作用的思想，在美国电信和传媒业决策中逐渐占据优势，更使有关决策出现放松管制的特点。1980年，在《有关计算机的第二次调查》中，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作为美国电讯基础设施的核心部分，受政府管理的电讯公司也可以成立分公司，不受制于现有管制措施。这一措施使得被赋予特别市场自由权的专业化网络行业向整个电信市场扩展[2]。1996年，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讯法》，消除电信行业的垄断，开放所有的电信市场，放松了对不同种类的电信和媒体公司相互进入业务领域的限制，允许不同的媒体市场相互渗透，促使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从电信运营到硬件制造、软件开发、网络通信、互联网服务、广播电视等各个领域展开新的竞争和重组，从而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建设[3]。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市场环境。
二、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保证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政府不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研发，而且还通过政策支持保障数字经济健康高速发展。首先，美国政府增强网络的安全性，提高消费者对网络的信任度。美国政府通过《关于信息系统保护的国家计划》构建联邦政府的信息安全模式，推动公众与民营之间的自愿合作，以保护信息基础设施。美国商务部企业服务局与产业界、消费者代表和政府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一种新的电子商务密码系统，专用于网上消费者的保护。另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采用网上冲浪的方法，对网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对于网上的欺诈行为，司法机构按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其次，美国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1999年10月，美国通过了《域名权保护法案》，规定域名与商标保护统一，不得冒用、非法注册或使用与他人域名十分相似的域名进行网上商业活动。在域名的管理上，将过去的政府负责注册登记改为由因特网域名定名公司(ICANN)和网络解决方案公司(NSI)代表政府负责域名的注册登记，大大降低了域名的注册管理费。最后，积极发展电子商务。1996年底，克林顿亲自倡导成立美国政府电子商务工作组负责制定有关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措施，并协调督促相关部门实施。1997年颁布《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并具体提出五项原则：(1)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2)政府应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3)政府必须参与，并致力于支持和创造一种可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4)政府必须认清因特网的特性；(5)应该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因特网上的电子商务。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全球和全国商务电子签名法案》，使在线合同或在线交易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进一步方便企业和消费者的电子商务。
三、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是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数字经济之所以在美国兴起和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特网演化处在官、产、学、公众各类主体组成的创新网络之中。正是这一网络机制促成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发展，带动整个美国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
美国数字经济是数字化技术在经济领域创新以及渗透的结果。创新包括了技术、制度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创新。单单市场需求的存在或者技术机会的存在都不能促成技术革新，单独看来，这两者都是技术发生革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他们同时成立的时候，技术革新才成为可能[4]。也就是说，脱离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单纯技术创新不会促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美国苹果电脑为例，就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苹果在PC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过去十年，苹果获得了1300项专利，相当于微软的一半，几乎相当于戴尔的1．5倍。但是，创新能力并没有使苹果公司置身于食物链的顶层。1981年，该公司营业利润率高达20%，而目前仅有0．4%，远低于行业平均的2%。目前，该公司在全球PC市场的份额仅有2%，无法与戴尔和IBM相匹敌。苹果公司充分说明业务模式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戴尔、亚马逊、eBay等公司都是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商品和服务模式，迎合更多的消费者[5]。因此，美国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是由技术创新需求和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相互推动。
事实上，传统的“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仅仅提供美国数字经济技术创新的需求。美国科研体系的特点是政府、企业和大学单独或联合资助进行研发活动，促成了美国产生大量创新成果，并得以产业化与商业化发展。因特网正是在这种政府、企业和大学创新体系中由国家投入基础技术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建设新的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机构和国家的界限被打破。相反，原来互不联系的三类机构，即公共(官)、私人(产)、学术(学)三方面逐步适应共同工作，相互交织作用，进一步在创新进程的各个阶段建立了相互联系，形成了“三线螺旋体”。
但是，“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忽略了产品服务创新的市场需求，还不能够完全成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源泉。结合苹果电脑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产品、服务等业务方面的创新同技术创新同样重要，而且这些归根结底取决于对公众偏好的满足。公众的偏好需求驱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方向，引导政府政策与制度的制定。在进一步满足公众偏好的基础上，公众积极广泛地参与在线购物、虚拟社区、数字学习、数字娱乐等都构成推动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而且，当前美国的部分研究机构在统计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时，都对公众的上网比率、上网时间等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兰德公司在加强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议中同样认识到设法让民众了解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民众通过什么方式来支持创新。这些都说明公众是推动美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公众与“官—产—学”三线螺旋体创新体系相互作用，形成“官—产—学—公众”创新模式，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产品服务的业务创新，成为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源泉。
四、风险资本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的“革新力量”
美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技术企业与创业资本或风险资本的互动式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谓风险资本是由职业金融家(即风险投资家)连同管理一道投资到年轻的、快速增长的、并且有潜力发展成经济重要贡献者的公司中的资本，风险资本是初创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6]。美国风险资本市场制度是一种增进和分享创新收益为目标的有效率的融资制度安排。风险资本投资的运行特点包括三方面：一是投资面向新兴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中的初创企业；二是风险资本还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三是风险资本具有良好的退出机制。正是这三个特点使得风险资本能够通过独特的创新试错机制和风险分散机制，把资本、技术和知识联系起来，赋予美国经济支持技术型初创公司发展的优越环境。20世纪90年代，风险资本投资在美国发展迅猛(见表1)，相继培育出DEC(数字设备公司)、Intel(英特尔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Compaq(康柏电脑公司)、Apple(苹果电脑公司)等著名的高科技企业。这些高科技公司为美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示范效应。
进入新世纪，美国数字经济遭遇挫折，风险资本投资的绝对数额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但这并没有削弱其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统计表明，2000—2003年期间曾经接受过风险资本投资的企业在就业创造和销售收益增长方面对美国经济的贡献仍然超过其他同行企业。在信息产业部门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见表2)，比如2000—2003年期间，计算软件整体行业出现裁员8%，销售额仅增长5%，而风险资本投资企业却仍然创造了17%的就业机会，销售额高达31%。因此，风险资本投资正在很大程度上拉动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
总之，无论是在美国经济繁荣或复苏阶段，风险资本都对美国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是美国数字经济转型中不可替代的“革新力量”。
参考文献：
[1][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3．
[2][美]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0．
[3]郭庆光．21世纪美国广播电视事业新构图——“1996年电信法”的意义与问题[J]．国际新闻界，1996(6)．
[4]Rosenberg，Nathan．InsidetheBlackBox[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231-232．
股价中绝大部分是对中长期的盈利预期，当股价波动大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它的中长期看法波动较大。一些股票被称为周期性股票，并不仅仅是因为短期业绩存在波动，而是因为景气的变化还能影响对中长期前景的想象。
市场波动的下降，一方面的确反映现在经济的波动远远低于过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越来越多股票的周期性在消失。其背后是对大量产业中长期看法的固化，这些固化的看法，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基本面的改善，并且这些改善的逻辑需要不同于以往的“老路”才行。
上面偏中期的看法与短期的市场判断有不小的关系。
站在当前这个位置，上行空间需要靠什么打开？有些人认为是货币政策，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四月中旬，市场对货币政策看法的改变就已经完成并迅速“超调”，之前一段时间全面降准降息预期甚嚣尘上，货币政策的表现实际上是低于预期的。
我们认同不少同行的看法，即当前是观察政策效果的时候。与香港市场不同，A股投资者本来就更关注中观数字，而现在高频数据比以往得到更多的重视：发电量、商品房销售、钢铁产量，大宗产品价格等。但是，市场其实想要的不止于此。由于政府财力、杠杆以及企业杠杆上已经有明显的压力，政策托底，尤其是类财政的政策托底，其持续性市场是很没信心的。如果是经济的稳定能更多来自“内生”的动力，信心会更足一些。
但当前的数字显示经济的改善很大程度还是来自类财政措施的支持。从PMI和金融数字上看，有充足理由认为经济情况好于一季度的一段时间。但从央行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调查看，银行的信贷审核条件没有放松、企业信贷需求趋弱、销售回款持续变慢。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下降更快，基础设施建设独撑投资大局，伴随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增加、城投债发行加速和财政资金投放加速。
总的来看，在当前的经济背景和市场认知下，在未来一到三个月，总体的操作建议是减少仓位的频繁变动，利用相对稳定的市场情绪做好相对收益就有绝对收益，蚂蚁腿也是肉，聚沙也可成塔。
巨大的中美数字鸿沟
众所周知，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美国《侨报》发表文章，对“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数字化”程度作了对比。文章说，截至2000年年中，中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590万台，平均每万人88台。美国的电脑拥有量为1．6亿台，平均每万人拥有近5000台，是中国每万人拥有量的57倍。1995年底，美国网民数量为600多万人。2000年7月，美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1．37亿人，占全美总人口的一半。1995年底中国网民数量为8万人，2000年7月中国CNNIC的数据称，中国网民数量为1690万，略高于全国人口的八十分之一。
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信息化指数模型来对信息化进行社会测度。据相关计算，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88，预计2000年达到145．3，而美国1977年的指数已经是1006．9。
数字鸿沟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著名IT评论家胡泳认为，数字化经济本身造成一些输家也造就一些赢家，这种输赢的差距表现在一个国家之外，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方面的鸿沟。如果新技术造就赢家和输家，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在新的秩序中输掉所有的东西。还有论者认为，数字化生存我们已到被淘汰边缘。数字鸿沟的问题非常严重，严重到90％多比1％多的差距，甚至可以说存在一个“沟籍”的问题，不是球籍，是沟籍。事实表明，中美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如果我们对此重视不够，将会使中美之间已经存在的科技、工业、农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有可能成为水中之月、镜中之花。
在网络经济中，中国的起步并不算晚。早在7年前，当美国政府大力倡导“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时候，我们就已迅速跟进。那么，在不到10年的时期内，中美之间为何会产生如此惊人的数字鸿沟？对此，学术界和IT业界众说纷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由国家、社会之间整体实力的差距所形成。
天极网总裁李志高认为，数字鸿沟和数字方面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信息技术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牵扯到包括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信息资源不足和资金、文化，还有就业、生活质量等与整体社会水平相关的问题。
第二、企业层次的信息化水平太低。
方正公司副总经理宋建东认为，利用网络技术不是取决于企业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企业的内功，尤其是企业的组织架构、岗位分析和业务流程。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太可能跨越数字鸿沟。
第三、资本市场对于消除或者扩张鸿沟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互联网实验室方兴东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支持还远远不够。互联网最需要的是风险投资的支持。美国风险资金投入互联网的有400多亿美元，中国投入互联网的所有资本加起来估计还不到40亿人民币。中国目前没有真正的风险投资公司。美国1999年互联网上市公司的价值是1．3万亿美元。加上风险投资的400亿美元，这就是美国推动互联网发展的根本。中国如果没有这两块投入的话，根本就没法进行。
第四、缺少从事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在发展网络经济上，我们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制约，从“软件”上看，我们的信用卡体系还不发达，持卡人还很少，相关的金融服务保障和法律保障还非常欠缺；从“硬件”上看，我们的批发、零售业本身的现代化程度还不高，邮购、“目录购物”还非常不发达，因此能在网上交易的种类、规模就会非常有限，如何保证送货就更是问题。
第五、制度上的障碍。
北京大家教授周其仁认为，目前我国关于网络经济缺乏清楚、明确和简明的规制框架，这是发展网络经济的主要障碍。一些行政部门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任意扩大规制权限，导致混乱、多部门无明确规则的管制，这将使中国失去发展网络经济最可贵的时机，在亚洲和全球竞争中落伍。
上述观点各自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中美数字鸿沟的产生根源进行了剖析，充分揭示了中美数字鸿沟形势的严峻性。但是，它们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因素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哪一种因素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最佳突破口？
根据第一种观点，数字鸿沟的产生，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国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整体实力存在着巨大差距，而整体实力之间的差距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得以缩短的。这是否意味着，中美数字鸿沟将会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消除？果真如此的话，现有的数字鸿沟将会进一步扩大两国的整体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其余几种观点，无论是企业的信息化问题、资本市场问题、电子商务的基本条件问题，还是制度性障碍问题，最终都要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是等待呢，还是积极行动起来？是等待条件成熟呢，还是积极创造条件？这些，都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关。网络经济是一场革命，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任何一场革命的起点，都是新的思想观念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冲击。没有牛顿的科学思想的流行，就不会有产业革命；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当新的思想观念逐步取得领导地位时，人民群众中蕴含着的巨大潜力就会爆发出来，一切障碍和限制就会在人们的积极努力下迅速地被冲跨。
笔者认为，美国在网络经济上的国际领先地位，首先来自观念上的领先。政府、国会和美国民众，都对新经济持欢迎态度，都对其革命性意义予以充分肯定。中国与美国目前的最大差距，其实还是观念上的差距。如果中国从政府到民众都对网络经济在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突破，由政府牵头，从制度创新开始，对发展网络经济的各种限制条件予以坚决、彻底的消除，中国的网络经济就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就能在更短时间内实现。
中国面临观念革命
持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才能与网络经济的革命性要求相适应？中美两国在思想观念上主要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数字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风险观念、动态观念、人才观念等六个方面的观念革命，应是消除中美数字鸿沟的逻辑起点。
■数字观念：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的革命性意义。对于未来任何一个传统领域，互联网都将成为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如果我们在网络经济上仍然处于被动地位，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且是中国未来的命运。
网络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互联性。互联性大大提高了市场的交易效率，使社会分工水平产生了飞跃，给市场和经济活动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可将之称作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将随着网络的扩张而日益显示出更大的威力。互联性和网络效应对网络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之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经济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它们包括快捷性、全球性、对称性、虚拟性、模糊性、知识性、复杂性、垄断性和公平性等。我们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以适应网络经济的发展需要。
■时间观念：由于网络经济的快捷性特征，使得时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产品生命周期迅速缩短，一种产品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天内变成主流化的产品，又可能在几个月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网络经济中强调要快速反应、抢占先机。从企业角度来说，不是大企业吃掉小企业，而是反应敏捷的企业吃掉反应迟钝的企业。从国家角度来说，不是大国吃掉小国、强国吃掉弱国，而是反应敏捷的国家吃掉反应迟钝的国家。
例如，美国政府率先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使80年代处于竞争劣势的美国，在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北欧和日本在移动通信上先于美国一步，在未来的移动商务经济中将占据领导地位。又如，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实力上说，印度均不如中国。但由于印度政府抢先一步对网络经济采取积极扶持政策，使得印度无论在高速计算机和软件开发等关键领域上都领先于中国。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软件大国，国内软件业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印度IT出口已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远东经济评论》甚至暗示，如果中印之间在IT产业上的差距继续扩大下去，未来亚太地区将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很可能会是以印度为中心。
■创新观念：在市场变化迅速的情况下，企业要不断创新、不断推出新产品，并不断主动淘汰自己的产品。创新与灵活性成为企业的生命线。有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小企业可以迅速成长为大企业。失去了创新和灵活性，一个大企业可能会迅速走向衰败。
在美国，创新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人以能够独树一帜、充分表现自己而自豪，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层出不穷。美国在知识产权法规的制订方面和执行方面的严格程度是有目共睹的。政府、企业和大学也积极为激发人们的创新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历届政府都在科研开发方面给予企业和技术研究部门较多的资助，在制订经济政策方面也更多地向那些教育部门和科研机构倾斜。美国巴尔蒂莫大学经济学家ZoltanAcs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是我们的创新能力”。
中国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阻力较大，特别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了稳定的收入、较大的安全感和僵化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的创新观念大为削弱，人们的创新能力不可能被充分激发出来。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来自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模仿，网络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有人将中国的互联网称作“互抄网”，成千上万个网站提供的内容大同小异。中国电脑市场国有品牌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技术含量并未提高，大多数电脑公司从事的是散件装配。如果长此下去，中国的网络经济如何能繁荣？
■风险观念：在网络经济中，正反馈起着重要作用。由于互联性、由于信息传递的快捷性，人们之间产生了频繁、迅速、剧烈的交互作用，从而形成不断强化的正反馈机制。最初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会由于正反馈作用而不断扩大其影响，使细微的差别最终演变成巨大的鸿沟，甚至会导致系统的崩溃。这就是网络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根源之一，这就使网络经济既存在巨大的收益，又存在巨大的风险。
中国网络经济兴盛时，热浪铺天盖地；网络经济低落时，处处寒气逼人。人们刚刚为巨大的收益而陶醉，随即就被巨大的风险所击倒。美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无论网络经济是冷是热，美国投资者的反应都比较冷静，没有出现极度狂热或极度恐惧的状态。正是中国在风险观念上的巨大落差，导致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发展的支持程度远远落后于美国。
■人才观念：如果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产业革命，使资本第一次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的话，计算机和互联网则第一次使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关键性要素。
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产品的价值构成上，也反映在企业的资产结构上一无形资产价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形资产甚至比有形资产更重要。由快捷性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使得有形资产迅速贬值，甚至会变得毫无用处。相反，无形资产在越来越多的商务中成为主体，它由品牌、良好的客户关系、雇员的才能、业务流程与系统的内在经验等组成，对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国家来说，人才和教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使网络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为人力资本创造性的发挥建立起必要的组织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条件。
A股的上涨在于当日发改委的公告称，又有一些新的项目获得批复。这是继批复总投资规模逾7000亿元的25个城轨规划和项目后，中国国家发改委再次公布批复的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及航道项目。将可能涉及的金额简单相加的话，这两天内集中公布批复项目的总投资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元投资规划的时候，有23个项目获得批复。
拜发改委网站的公告所赐，A股一扫连跌4个月的坏运气，在9月7日当天沪市的成交量放大到1111亿元—还记得吗，在这天之前，沪市的成交量每天不到350亿元—两市约有70只非ST类股票涨停，一度上证指数的涨幅接近9%。
尽管如此，也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相隔3年再度推出规模巨大的刺激行动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先来看看两组不太乐观的数字。
据CapitalVue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2500家A股上市公司的应付款项占当季收入的46.5%，2008年年末这一数据为31.2%；应收款项占收入的31.2%，2008年年末为17.6%。
而《华尔街日报》报道，库存的数据也很可怕—第二季度A股上市公司的库存占当季收入的76.6%，较第一季度的81.9%小幅回落，但仍处于历史高位。2007年年末这一数字仅为48%。
应收账款的占比更大说明资金链存在问题，账期被拉长了。这可能是同上游的公司销售情况同样糟糕有关。而库存的数字则更旗帜鲜明地说明了一件事，那便是产能过剩了，很多商品根本卖不掉。
在这种情况下推出投资拉动计划的话，在短时期内会助涨股市，但更长一点时间，则会加重问题。
长久以来，中国的投资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或者是国有企业来主导，它们可能保留的计划经济的那套思维模式则会导致投资回报率一再下降—如果对已经过剩的生产力再次进行投资的话，则很难说可以得到多少实?惠。
如果需要投资大量的基础工程，就必然会导致信贷扩张—投资需要足够多的钱支持，官方会借此放松信贷。信贷放松后利率会降低，这会误导投资者认为市场不喜欢现在。在这种逻辑下，投资者会偏向投资于生产周期更长的商品—比如基础建设相关的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会全线走高，这样会导致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在库存过剩的情况下还要再次面对价格高企的原材料。这便会陷入一个没有出口的莫比乌斯带中。
这不是经济学理论的纸上谈兵，此前的4万亿元投资以及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都导致了原材料价格的暴涨。如果不想再次迎接危机的话，就最好在此打住，并长点记性。
关于市场的几件事
欧洲
9月7日全球股市大涨的原因还包括欧洲公布的债券购买计划。在此计划出来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就开始齐齐降低—收益率降低说明债券价格升高，买的人更多了。南欧国家也开始经济改革，该削减的削减开支。投资者的神经也已经麻木了。不过，欧元集团在9月10日这周的会议是值得关注的。`
美国
9月12日是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要推量化宽松第三轮，则会在此时的议息会议上得到大的支撑。在中国股市大幅上涨，也就是发改委会加大投资的消息出来后，美元遭到了抛售。那些高收益国家的货币，比如澳大利亚元，在走高。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看起来还是那么紧密。当然美国没有理由推出量化宽松，但很难说2009年全球央行联手放开货币闸门的一幕不会重演—它们似乎都精于此道。
但如果要数据说话的话，美联储真的没有特别好的理由推出量化宽松第三轮—美国劳工部近期宣布美8月非农就业人数环比增9.6万，坏于预期；失业率为8.1%，好于市场预期。此前，经济学家平均预期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2.5万、失业率为8.3%。非农就业人数只是稍微低于预期，并没有非常严重的下滑—市场现在非常奇怪，此前害怕数据糟糕，现在巴不得数据越糟越好。
what――什么是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是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它的实施对象为建筑物及土地、机器、设备等实物。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以固定资产再生产过程的经济现象为统计对象，包括从建设准备到建成投产的全过程。按照北京市统计局规定的方法制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执行四种定期报表制度，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why――固定资产投资统计的意义何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其适度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对于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基础，也是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进行宏观管理的依据，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who――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报表由谁来填
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向当地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经营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简单地说，如果您是法人单位且发生了计划总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活动，您单位就需要填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了。
when――什么时间来填报
当您已经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所了解并且知道您的单位需要填报这张报表时，那就需要进一步知道何时开始填报这张报表。在这里，笔者将固定资产投资报表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报表，另一类是除房地产开发以外的城镇及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两类报表的具体填报时间如下图所示：
how――注意把握两个填报原则
固定资产投资月报目前种类较多，表间关系复杂多样，下面笔者将以固定资产投资及资金来源表（206表）为例，在数据指标解释的基础上总结一些日常工作经验，希望对大家更好地填报固定资产投资类报表有所帮助。
明确指标含义，数据来源是关键
固定资产投资报表指标较多，一张206表，从头到尾涵盖了企业投资额、新增固定资产、房屋施（竣）工面积、项目个数和投资资金来源等多项指标。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不像工业、商业等有连续的会计报表等资料，所以明确取数来源就成为指标填报正确的关键所在。
1.投资额部分。206表中的“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是投资指标的核心，它是指从本年1月1日起至报告期末止累计完成的投资（不能出现负数）。所谓完成投资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其分类构成共有四个方面，具体情况如图所示：
在填报这四项指标时，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1）“建筑工程”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工程，又称建筑工作量。其数据应来源于施工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以监理公司根据工程形象进度确认的投资额为准，没有监理部门的工程，数据应直接取自施工方工程部门。在日常报表中，经常出现统计人员按照财务账面的支付数填报的情况，这是与实际工程量不相符的，所以是错误的。（2）“安装工程”与“设备工器具购置”是一对配套指标，数据应以建设单位和安装设备单位的报量单为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安装工程中不含设备价值，只用在需要安装的设备开始安装时，才能填报这项指标。（3）“其他费用”是指除建安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以外的费用（按照会计制度应计入项目建设成本核算的费用），不指经营中财务上的“其他费用”，填报时数据取自于财务账上的实际发生额。
由此可见，“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数据应分别从监理施工方以及财务账目上取数。同时应注意的是没用到的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工程预付款和没有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
2.房屋面积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报表中涉及的面积指标主要有施工面积、竣工面积、规划用地面积、土地购置面积及成交价款几个方面。“房屋施工面积”数据取自施工许可证，房屋施工面积以房屋单位工程为核算对象，一栋房屋开始施工即按整栋房屋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施工面积；“房屋竣工面积”数据取自项目的甲方、乙方、监理、设计四方竣工验收记录单或竣工验收备案表；“规划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规划委员会颁发的《规划用地许可证》；“本年实际征用和购置土地面积”指报告期内通过征用等各种方式（无偿和有偿）获得使用权的土地面积，只填第一次从土地局购置的土地面积，要填相应的土地成交价款和土地购置费。
3.资金来源部分。在填报资金指标时，要注意三点：（1）资金填报只计来源不计去向，即：资金来源均按项目投资的实际发生数累计，而不考虑会计核算的转出；（2）本表填报的资金是为建设项目而使用的资金，不是企业财务账上的全部资金；（3）资金来源是累计数，所有指标不能为负数。
关注数据变动，数字之间合逻辑
在填报固定资产投资报表时，由于各个企业自身情况不一，建筑工程复杂，在明确了各项指标来源后，仍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关注数据间的变动，填报的数字应符合日常逻辑。笔者结合企业日常报表中经常出现的逻辑问题总结一些审核要点，希望引起您的足够重视。
（1）房屋施工面积一般应大于规划用地面积，尤其是办公楼、大厦等高层建筑物；（2）安装工程一般应小于设备工器具购置；（3）建筑工程量每月一般不应超过一亿元；（4）有银行贷款一般应注意填写贷款利息；（5）有建筑工程发生时，应注意核查是否漏填房屋施工面积和规划用地面积。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指标在填报过程中也容易被忽略，只要在填报时着重关注数据变化，这些逻辑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在填报完毕后，请保留所有原始资料，更新统计台账，以备检查。
关键词：数字经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人工智能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应用和推广，数字经济已深入到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会计信息出现几何式地爆发增长，数字经济逐渐凸显出颠覆和重塑财务管理领域的威力，使得单纯的财务会计或管理会计难以满足现代企业高速发展的需要，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协同发展。
一、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内涵及关系
财务会计是对企业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记录、计量和报告，向信息需要者提供财务信息的经济管理活动。管理会计是深度参与企业战略规划、管理决策、内部控制与绩效管理活动，并为这些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促进企业顺利实现战略目标的经济管理活动。1.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共通点一是同属于会计体系，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共同构成了有机的会计系统，两者相互依存、制约和补充。二是目标相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作为会计的两个分支，两者共同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服务。2.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差异一是遵循准则不同。财务会计必须严格按照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税务法律法规等强制要求定期出具财务报表、进行税金申报等。管理会计没有固定的方法、标准、周期，根据管理者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设定指标，一切以提高企业效率为准绳。二是服务对象、报告目的不同。财务会计主要通过对外报送各类报表、报告、披露财务信息等，服务单位外部具有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者，主要起到“反映”的作用，通常被称为“外部会计”。管理会计主要分析、研究经营活动中的具体问题、具体事项，提出、优化解决方案，为内部各层级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主要起到“控制”的作用，通常被称为“内部会计”。三是工作核心不同。财务会计的工作核心为业务反映，合法合规地反映企业在过去经营管理过程中人力、财力、物力等要素在供应、生产、销售各个阶段、各个环节上的采购、使用、消耗、分布等情况，保证企业定期财务报告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财务会计反映的业务主要发生在过去，是过去实际已经发生的经营管理活动。管理会计的工作核心为过程管理，对经营管理活动在事前进行预测、在事中进行跟进和控制、在事后进行回顾和分析，做到总结过去，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控制现在和指导未来；管理会计报表不受时间的约束和限制，可以编制未来的报表，也可以编制业务进行中的报表，还可以编制各期对比分析报表，时间维度、报表内容可以完全根据管理过程的需要而编制。四是工作内容、报告格式不同。财务会计的工作内容是企业全部的会计要素，是完整反映、监督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过程，所编制的报告信息需要按照统一格式。管理会计的工作内容可以是企业整体，也可以是企业内部的一部分，所提供的内部报告没有统一格式，甚至报告的种类也没有统一规定。
二、数字经济时代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1.相关概念（1）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构成要素，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这些技术的共同发展。（2）大数据。大数据是指一种数据集合。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在于对海量数据进行专业化的挖掘、穿透、分析等加工处理，最终实现数据增值的成果。（3）云计算。云计算是一种互联网下的信息技术，本质是数据、信息、资源的集中和共享。（4）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人工智能的实质是算法和数据，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结合发展的更高阶段。2.数字经济时代对会计发展的要求一方面，财务转型源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在成本压力上升、利润压缩的环境下，大多数企业只能通过选择提高决策水平、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这要求财务人员必须参与到企业决策和管理的全过程，收集分析财务信息、提供财务判断，以支持企业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及时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技术为转型提供了可行性。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具备了完成基础财务会计工作的能力，并且完成的准确性、时效性大幅度提高，释放出了大量的财务基础操作人员、复核人员，使得财务人员把时间和精力投入更高附加值的工作中成为可能。如，参与企业战略制定、预算管理、成本管控等工作，并为这些工作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数字经济技术可以准确、快速地提供、加工、处理大量的数据信息。可见，数字经济时代，当企业同时存在转型需求，又具备转型条件时，转型成为必然。但是，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转型并不意味着管理会计取代财务会计。之所以目前企业都在提倡财务转型，是因为过去我国企业没有开展管理会计工作，在目前数字经济时代，需要有一部分财务人员转而从事管理会计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务会计不再重要，因为财务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基石。同时，管理会计的发展又能倒逼财务会计提供更多、更规范、更有价值的企业经济活动信息，促进财务会计更好发展。因此，只有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为企业管理与决策服务，更好地促进企业发展。
三、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
1.Y公司简介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发展现状Y公司是A股上市的快消品行业公司，行业的市场增长率25%。Y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65%、市场增长率40%。Y公司作为A股上市公司，在完善财务会计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管理会计体系，但目前财务会计体系与管理会计体系独立运行。管理会计体系建立背景：在Y公司年度经营汇报会上，对于广告费的投放金额，市场部汇报的是800万元，财务部汇报的是1000万元。对此，市场部的观点是企业本年度签订了800万元的合同。财务部的观点是虽然当年公司签了800万元的广告合同，约定自当年6月份开始在电视上播放8个月，当年共播放7个月，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入账，广告费当年的入账金额应当为700万元。但是，按照同样的权责发生制原则，上一年度签订的广告合同在本年度播放，应当计入本年度的费用是300万元，合计1000万元，并且在财务报表中只能按照1000万元报出。为解决该类问题，财务部门牵头梳理各管理层级、各部门的需求，协同信息管理部门利用数字经济技术建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体系：维护管理会计基础信息，建立管理会计取数逻辑，自动生成管理报表，提供给内部管理者；维护财务会计基础信息，建立财务口径取数逻辑，自动生成财务报表，提供给外部利益相关者。2.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困境（1）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独自运行，而不是协同发展。某种意义上，财务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基础，管理会计是财务会计的提升，Y公司建立的管理会计体系独立于财务会计体系运行，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管理会计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因此目前不能解决它们之间数据不一致的本质问题，阻碍了管理会计的应用与发展。（2）将无财务会计经验的人员配备到管理会计岗位。目前，Y公司将个别无任何财务会计经验的人员配备到管理会计岗位，管理会计只能出具管理角度的数据，对于与该管理角度数据相关的财务会计数据，没有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导致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完全是两组数据，极端情况下出现满足管理需求的数据未在财务会计角度进行及时披露。如上述管理广告费的管理会计人员，其专业是品牌设计，无任何财务经验，在年度预测时，提报的广告费用是800万元，但财务会计最后决算出的广告费用是1000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年度决算利润比预测利润少了200万元，该差异直接导致Y公司应当披露预测数据但没有披露，造成Y公司信息披露不合规。（3）出现重管理会计、轻财务会计的倾向。Y公司为推进管理会计的顺利实施，配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至管理会计，甚至抽调了一部分理论基础扎实、执行能力强的财务会计人员至管理会计项目组，以致出现财务会计人员紧张的情况。实际上，Y公司作为A股上市公司，对财务会计信息承担定期披露的义务，披露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至关重要，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顾此失彼。（4）存在基础数据重复维护现象。自从Y公司建立管理会计以来，经常听到财务人员抱怨“天天在维护基础数据”，财务会计系统维护一次，管理会计系统维护一次，两套基础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如在维护广告费用的基础信息时，项目名称、合同金额、供应商名称等接近90%的信息是相同的，财务会计系统仅需要增加维护受益期间。在这种情况下，相同数据维护两次，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5）存在取数逻辑重复设置问题。信息管理部在设置取数逻辑时发现，管理会计的某一段取数逻辑，在设置财务会计系统的取数逻辑时已经设置过，存在取数逻辑重复设置。取数逻辑的重复设置，一是造成不必要的取数环节增加，降低取数效率；二是造成存储空间的浪费。
四、数字经济时代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对策
1.建立科学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模式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最好的关系是协同发展。财务会计要做到的是保证数据核算严格按照会计准则、政策法规；管理会计要做到的是既要能听得懂业务在说什么、理解到业务需要什么，又需要深入领悟财务会计的核算原理，只有同时做到，才能有效地提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协同发展的方案。如在系统中设置由权责发生制转换为收付实现制的换算算法，确保两者数据本质上的一致性等。以广告费用为例，假设广告费用的年度预算是800万元，按照权责发生制以前年度签订合同受益期在今年的金额是300万元。财务人员应当非常清楚今年签订的合同受益期在今年的金额不应超过500万元，同时要辅导市场部理解：预算800万元，不是可以签订合同的金额是800万元；当合同的受益期部分在以后年度时，可以签订合同的金额可能高于或等于800万元；当合同的受益期全部在当年时，可以签订合同的金额不高于500万元。在此基础上，利用数字经济技术生成包括已签合同金额、费用已入账金额、尚可签订合同金额、费用尚可入账金额等信息的报表，及时动态地反馈至市场部、管理者，以作为市场部签订广告合同、管理者审批广告合同的信息基础。通过该过程，将广告费用的管理会计数据同财务会计数据进行有效衔接，实现有效控制广告费用的预算超支抑或广告费用投入的不足。2.避免重复工作、提高运行效率维护一套全面、真实、完整的基础数据，形成数据库系统，同时建立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的取数逻辑、分析逻辑、穿透逻辑、报表模型等，根据各自的需求自数据库系统读取基础数据，实现一套基础数据同时生成财务会计报告和管理会计报告的需求，最大程度避免基础数据的重复维护，提高数据提取效率。可行的情况下，将财务会计数据设计为管理会计数据的来源，避免取数逻辑的重复设置，以最少的数据维护，满足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数据的提取。3.充分运用数字经济技术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经济技术对原始数据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和管理，深入地、全方位地挖掘数据价值，人工智能完成基础的、指令性的财务会计工作，释放更多人力、时间完成财务会计的高难度工作、管理会计工作，以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协同发展工作。
五、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技术已经深入到各领域，更是颠覆和重塑着财务管理领域，在此背景下，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协同发展势在必行，同时数字经济技术又为两者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技术可行性。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技术实现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协同发展，财务人员必须顺势挑战、创新思维，由管理兼具赋能，由会计核算兼具支持管理和业务决策，必须夯实财务会计基础，提高管理会计水平，实现财务管理的价值，实现企业增值的目的，最终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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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目前，整个经济下行，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外部需求急剧下降，这和1997、2008年的情况比较相似。今年4月份我们的出口增长为4.9%，而去年4月这一数字是25.9%，一年期间，中国出口增长率从25.9%下降到了4.9%，出口萎缩是中国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自身长时间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现在来看我们的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应该说都是乏力。尤其是投资，5月份20.1%这样的增长率是2002年以来的低点。
投资主要可以分为三大块，一块是基础设施投资，一块是工业投资，还有一块是房地产。2008年、2009年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铁公机，20%、30%、50%的增长率，到了今年4月份，这个数字成了-2.1%，基础设施投资到了负值，我印象里这些年几乎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我们的工业投资这块也远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是这些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出了一个毛病，大家都忽视实体经济，都不愿意干实体经济。温州，本来是搞实体经济起家的，后来开始炒作，炒绿豆、大蒜，再来炒房子，温州炒房团，最后炒钱，就是高利贷。我们没有创新的动力，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现在怎么看中国经济下行很重要。我的主张是，要把下行的压力转化成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我真觉得现在下行压力还不够，我还真担心出现U形回升。如果真出现U形回升，我认为就坏了。为什么？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现在，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核心问题是结构问题，是增长方式的问题。但为什么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实质性进步，大家都不满意？原因就在于，本来危机的时候，能够淘汰落后产能，结构优化，推动创新，但我们却不是这样，危机一来，政府马上出台政策，全都保护起来，大家全卧倒，风声一过又全都起来了，旧的结构和旧的生产方式又摆在了我们面前。
所以，稳增长，我主张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要和调结构转方式紧密结合，不符合这一原则的这些招法不要干。第二就是稳增长要和改善民生相结合。现在有人说中国离了房地产就不行了，说房地产不放开，稳增长就做不到，我说这不对。凡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领域都是这次稳增长最重要的投入空间。教育、医疗、养老，这么多空间，都是我们稳增长非常重要的空间。
不过，我不赞成货币政策要积极一点。我认为货币政策不能再积极了，2001年广义货币15万亿，今年5月份90万亿，10年时间我们经济总量增长1.5倍，但我们的广义货币增长了6倍，所以我说货币政策不能再积极了，再积极，我们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就会迅速爆发。
稳增长，不能单靠政策，这样做没有可持续性，应当更多地依靠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我觉得这才是稳增长的核心。
“新经济”并非单纯相对“传统经济”产生，而是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组织形态三方面同时发生的综合性变化。它是一个经济体的两个方面，既有新经济的爆发性增长，也有旧经济向新经济的跃迁；既有以新经济促进旧经济升级，也有旧经济促进新经济扩散。总之，凡符合未来趋势并能够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新形态，都可视之为“新经济”。
过去几年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喷薄而出，以此“四新”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已经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如今，它正在展现出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也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共享里的新经济逻辑
近日，摩拜单车公布最新数据，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共享单车骑行热度环比提升17.2%。在济南，3万人次外地游客骑着橙色的单车畅游老城，曲水亭街、省府东街、鞭指巷等老街在共享单车的带动下人流量明显增多。过去一百天，共享单车风头颇劲，有人骑着橙色摩拜上班打卡，有人骑着黄色的ofo校园赏花，还有人骑着市政绿色单车在城中闲逛。
扫码，骑走，这一使用共享单车的简单步骤和动作，却蕴含着共享和数字经济的红利。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说，“摩拜就是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去整合价值链条中不同的参与方，让每一方都受益，然后创造出比传统产业更大更快的收益。”这也是共享经济的特征之一。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而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研报告称，目前中国共享经济已涵盖共享出行、共享空间、共享技能、共享金融等多个领域，网约车、共享单车、汽车分时租赁、公寓短租等多个细分领域发展较快。
事实上，单车的故事只是近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共享经济、数字经济的冰山一角。在以互联网和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浪潮之下，无论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逻辑还是产业更迭的密码，抑或是微观个体衣食住行的习惯都在悄然改变。
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正在培育新的消费模式，令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发明显。今年一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到了77.2%。O2O（线上到线下）、电子支付、互联网+等语汇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或者商业概念，而是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资本、创新和市场的结合催生了新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给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能。
中国的新经济不仅在本国掀起“新浪潮”，而且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为中国新经济释放的红利意味着“共享”与“共赢”。摩拜和ofo在中国异军突起，被美国创业者复制模式引进硅谷；各国知名企业可以通过电商平台进入中国市场。在印度，在手机下载Paytm就可充值、有线电视付费、实时转账、扫码消费和电影购票，其高市场占有率得益于蚂蚁金服的投资与技术支持。
“四新”驱动生活畅想
输入目的地，即便没有向导，也能安全抵达；哪怕不会外语，语音识别和在线翻译也能让你畅游世界各地；手机遥控即可发出指令，控制家里的各个电器……过去一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从概念走向应用，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翻译等方面形成产品并融入各行各业，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有机构预测，未来10年几乎每个应用和服务都将包含一定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将在生产、制造乃至设计、思维等多个环节发挥作用，产生巨变。
改变你我生活，当然不只是人工智能这一项技术。
前不久出炉的2016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上，一些数字格外引人注目：201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8%，全国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6.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
抽象的数字在生活中得到充分印证。移动通信技术让人们与世界连接的方式更多，速度更快；虚拟现实技术解决了网购不能“触摸”和“品尝”的尴尬；北斗定位技术让出行、物流、测绘甚至救援更加高效；人工智能“走近”你我身边，个性定制遍布各行各业，互联网“+”起衣食住行……
过去的一年，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喷薄而出。“四新”具有不同的内涵侧重点：新技术是指技术方面的不断革新，比如空间物理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等；新产业则指通过运用新技术，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衍生出的新产业，如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产业；新业态是指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带动下，从现有领域中衍生或叠加出的新环节、新活动；新模式则指以市场需求为中心，打破原先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重新实现要素的高效组合。
总体来说，以“四新”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已从技术变革层面拓展到企业运行、产业融合、社会生活、人类交往的各个维度，正在展现它推动产业融合、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变迁进步的巨大能量。其不断改变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也激发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新经济”生态的智慧大考
日前，2017新财富500富人榜。分析榜单，能够发现其中蕴含的中国经济密码：房地产风光不再，制造业韧性十足，新经济富豪则强势崛起。十年前，中国前十大富豪中有7人来自地产界，如今前十大富豪中至少有6位来自于新经济。无论是马云的阿里巴巴，还是王卫的顺丰、马化腾的腾讯、丁磊的网易、雷军的小米、李┖甑陌俣龋都是时展和变革的典型符号。不仅如此，就连王健林父子的万达也不只是一个（商业）地产公司，而是超级体量的文旅集团，这实际上应该算作新经济的一部分了。
“新经济是新动能的源泉，新经济闪亮登场，新动能才会澎湃前行，新旧动能才能顺利交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表示。
近两年来，“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不断落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悄然崛起，成为对冲下行压力、护盘兜底的重要力量，更带动我们迈进一个追求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而经济增长过程中新旧动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智能制造、大数据、高端装备与材料、精准医疗、数字创意等出现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新经济概念正在崛起，传统产业则不断引入创新要素，提升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具有鲜明的风险特征。一是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领先者可能很快变为落伍者，存在所谓“先行者的诅咒”；二是技术发展趋势难以准确判断；三是政策风险，企业不容易把握政策底线，容易面临“监管死”的困境；四是盈利难以预期，能否盈利且可持续，大多取决于用户足够的黏性与忠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