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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生产力；经济思想；分解作用
引言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前夕，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五百五十多年间，我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上，奴隶制度日趋崩溃瓦解，封建制度日趋形成并最终确立；思想文化上，各种学术流派纷纷登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经济上，奴隶制经济日益分崩离析，封建制经济逐渐壮大并最终取代奴隶制经济……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以社会经济的变革最为突出，也最为彻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主土地国有制逐渐瓦解，以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渐形成并最终确立；在生产方式方面，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已日趋以农民和自耕农劳动为基础的封建制生产方式所取代；社会经济制度上，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正在瓦解，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日益形成；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赋役制度亦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社会经济发生如此重大变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原因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根本性原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春秋战国时代，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这主要表现在铁家具的使用上。据《国语·齐语》记载，齐相管仲曾向齐桓公建议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斸，试诸壤土。”[1]126这里的恶金是指铁。另外，据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产生于春秋时代，其中包括铸造铁农具。如1986年在陕西凤翔秦公大墓及其陵园中，发掘出土了十多种春秋中期的铁锸、铁铲等农具，其质地十分精良，似为生铁铸造。到战国时代，铁农具已大大普及。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在北及辽宁，南到广东，自至山东，西抵四川的辽阔地区，都有战国铁农具的出现，其中还有铁犁的出现。铁农具的使用和普及是农业生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特别是铁犁的出现，更是我国农具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同时，牛耕的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又一重要表现。《国语·晋语九》记载：“夫范、中行氏……今其子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1]278，这是春秋时期使用牛耕的确凿记录。山西浑源出土的铜牺尊和侯马出土的残铁犁更加证明了当时的确存在牛耕。《管子·乘马》篇有“距国门以外，穷四境之内，丈夫二犁(指二头牛所拉之犁)，童五尺一犁”[2]17的记载。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传统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就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力及其生产技术上。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况且，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巨大的进步：冶铁和铁器制造工艺水平不断提高，春秋晚期楚墓内出土的钢剑实物便是明证；纺织技术、采矿技术等也有巨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中的封建经济因素（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公田的私有化及私田的增加）日渐增强，最后超过了奴隶制经济因素，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二、经济思想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变革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思想的极大活跃和经济思想的巨大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重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各种思想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当时，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各阶级、阶层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各种学术思想流派纷呈，各种社会思想交融、汇合。
同时，在这个时代，作为社会思想之一大方面的经济思想亦有了重大发展。当时出现的各个学术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经济思想和主张。管仲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67的四民分业论，反应了当时人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工、商业的重视。各学派思想家都关心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各自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案。法家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商君书·壹言》说：“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3]商鞅提倡重农以发展经济，使国富，使兵强。《韩非子·五蠹》篇也说：“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4]他们认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而重农则是富国的根本途径。法家在确立个体农民土地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以赏罚作为督劝人民生产的手段，开辟土地，垦荒聚粟以实仓府、蓄货积，从而达到富国的目的。儒家则反对法家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认为“制民之产”“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勿夺其时”[5]58-67，以保证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和农时，再加强教育，以求得民富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均衡。道家则倡导“无为而治”，让百姓休养生息，自由发展社会经济。老子主张“无为”、“我无事则民自富”[6]。
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动所引起的。然而经济思想的发展却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变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如在秦国，秦国利用法家思想进行变法，从而使封建制经济及其生产方式在秦国得以确立，使社会经济的变革最终发展到了质变的程度。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最大变革。
关键词：市场经济 诚信缺失 诚信机制
一、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生，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活动为依据来进行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是主体增强竞争优势的社会资本，是防止市场扭曲的基本手段，是谋取正当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诚实信用是市场契约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是市场竞争的必备要素，是合理获利的有力保障。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德治条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主要表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化的经济形式，它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竞争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由于其固有缺陷，即市场调节的局限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诚信问题日益凸显。诚信缺失的现象已成为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症结。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表现可以归结如下：
1.个人信用失常。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最小单元，也是社会诚信的直接表现。个人信用失常表现为个人在经济与社会交往中利用契约的不完备性，进行恶意破坏契约和逆向选择的行为。欠债不还、恶意透支、学历造假、伪造票证、学术不端等都是个人信用失常的常见表现。
2.企业信用恶化。企业是参与市场的主体，企业信用若出现缺失，则会严重影响市场的稳定运行。制假售假、恶意竞争、招标围标、失信赖账、恶意欠薪、账务虚假、偷税漏税等企业失信行为，使商业信用日趋萎缩，也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
3.中介组织失信。中介组织主要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经纪、培训、法律等各种服务，在各类市场之间从事评估、协调、检验、仲裁等活动。中介组织的中介活动是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发挥着调节与监督的职能。然而，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市场中介组织为自身利益提供虚假信息，与企业合谋、欺骗公众等行为成为诚信缺失的重要表现，严重干扰了市场秩序。
4.政府信用降损。政府信用是社会诚信的基石与保障。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严重，为社会风气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然而，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转轨时期，政府政策存在不稳定和不连续性，个别地方政府还存在贪污受贿，伪造政绩，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使得公众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承诺的信任度下降。
个人、企业、中介组织乃至政府的诚信缺失扰乱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使得市场竞争难以有效开展，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受到破坏，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的实现，社会诚信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面对日趋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市场主体表现为极度的困惑。然而，诚信缺失现状的背后实则存在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1.社会诚信气氛不浓厚。诚实信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在诚信的力量主要是靠道德和宗法的倡导与推动的大环境下，社会诚信仍缺乏社会强制力的推动与保障。市场经济运行初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依靠的是关系，而非合同契约，这就使得信用机制退居后位，诚信氛围逐渐弱化。然而，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交易行为大幅增加，交易范围既深且广，旧规范难以满足生产经营和商品交换的需要，而新的信用规范仍处于萌芽状态，各种失信现象屡见不鲜。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由于道德评价的多元性和社会监督环节的薄弱，也为营造社会诚信气氛带来了不利影响，助长了诚信缺失的不良风气。
2.社会诚信体制不健全。市场经济依靠客观经济规律来自发调节经济运行。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内在驱动力。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使得主体为在竞争中取胜，当正常竞争不力时，就会采用非常手段，以丧失信用为代价换取竞争的优势地位。市场经济造就的信用，在对市场主体缺乏必要约束时，依然会因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缺陷而遭到破坏。
诚信机制不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困难也是造成社会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个人、企业的信用资料并未实现全开放，难以形成约束机制。政府部门难以对企业信用进行有效监管，诚信信息来源实行垄断式保护，使得信用信息公开难以实现，信用行业无法快速发展。
3.法律法规及配套政策滞后。诚信社会的建立不能单纯依托在道德规范之上，更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完整、系统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对法规的执行存在着消极性和部门利益的倾向性，是失信屡禁不止的又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并未在制度上权衡和区分守信者与失信者的利益，守信者没有得到充分的激励，失信者不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在这样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下，诚实信用的缺失也是必然。
4.中介服务的市场化程度很低.我国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刚刚起步，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等）和信用产品（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所占市场规模有限，行业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地评估。市场监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所等）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有力监管也是市场主体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蒯瑜.现代诚信缺失的原因与对策探究[J].文史博览（理论）.2008（01）
[2]雷丹，邵秀娟.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现状、原因及对策[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1（04）
论文摘要:阐述我国竟技体育职业化、院校化发展的动因，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促使现代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快速发展，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发展使得竟技体育自身价值进一步提高，竟技体育又逐渐渗透到国家普通高校和专业体育院校中，得到蓬勃的发展。随之出现了不同类型的竞技体育管理主体，改变了过去由政府部门单一管理主体的模式，出现了职业化、院校化等共同发展的竟技体育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体育体制，尤其是竞技体育体制由原有政府型逐步向“政府一社会”型发展，最终将转变为完全由社会力量办体育的一种模式。近年来，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出现了多种不同高水平竞技体育队伍及相应的多元管理主体。笔者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一现象，以此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趋势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社会学依据。
1、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动因
1.1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我国加人WTO，对外开放进人新阶段，表现为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由局部的开放走向全方位的开放;由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开放走向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全面的产业开放。体育事业在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中属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范畴，那么在这种改革趋势中，对我国体育体制中原有的一些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就必定也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具体到现行竞技体育体制而言，只有对其进行改革才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选择，并将为我国的竞技体育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其次，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我国的体育事业长久以来一直是“政府管理型”体制，顺应政府职能转变，近年来体育系统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严格地说，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方面，改革的力度、深度还未能触及竞技体育体制的根本。从长远看，为了我国的竞技体育事业能够尽快地走出改革带来的负面震荡，作为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就应尽早地让竞技者事业的相关资源进人市场，只有这些资源在市场的运动时间越长，才越有可能实现均衡、合理的配置;而体育主管部门则需为这种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制定规则，并为之服务。
1.2商品经济体制下人们体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政府逐渐意识到了单一的奥运会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出现了许多单项体育项目逐渐向职业化、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趋势，足球世界杯赛、国际汽车一级方程式大赛都已成为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运动。国家于1995年6月20日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政府导向作用、各种媒介的广泛宣传，使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体育就是竞技的单一观念，将竞技与休闲、娱乐、健身有机结合，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中去，将体育的竞技、娱乐、健身等多种功能融为一体，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需求和社会时尚。因此，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化，竞技体育队伍的职业化，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竞赛组织运营的市场化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和社会现实。
1.3人们体育消费意识与能力的提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前20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主流目标，已进人了迅速提升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生产活动方式的变革将使体育的功能、形式和内容都随之发生变化。体育的性质发生改变，各国都提供了相应的政策以促进休闲运动的发展。我国近年来开始了5天工作制，每年的“五一”和“十一”两个长假都有利地推动体育消费的发展。
我国城镇居民收人的迅速增长，使城镇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镇居民摆脱了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生活理念，群众体育活动得到广泛开展，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强。城市居民家庭体育消费增长率随家庭收人、个人收人的增长呈总体上升趋势，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为职业竞技体育市场的开发集聚了经济能量和社会消费的基础。
1.4职业竞技体育市场的逐步开发
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娱乐、休闲形式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喜爱，随着体育产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体育市场的主客体出现，体育健身、竞赛表演、体育无形资产、体育用品等体育市场应运而生，其中与竞技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观众和球迷群体，竞技体育的巨大市场和经济价值正在被开发和利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也通过市场开发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政府之外的发展资金，缓解了发展资金短缺的矛盾。职业竞技体育市场的不断开发亦将进一步巩固和推动了职业俱乐部管理主体的发展。
2、竞技体育院校化发展的动因
2.1“院校化”是竞技体育社会化发展的目标之一
竞技体育与高等教育结合有着历史渊源，现代奥运会的创始人皮埃尔·德·顾拜旦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将体育与教育结合在一起。纵观世界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和提高必须同经济、文化、科技、民族素质(包括体质)等相关因素的普遍发展相协调。竞技体育不断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客观上要求竞技体育应以经济、科技、文化为基础，走科学化、社会化、产业化、实体化的道路，将竞技体育的发展建立在融体育文化、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体育普及为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实现竞技体育“院校化”。
2.1.1“院校化”是实施“科技兴体”的一项具体措施
长期以来，出于我国体育科研机构分散、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导致科学技术与体育运动实践难以紧密结合，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率不高。充分发挥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和体育院校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建立科训一体化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可以有效解决优秀运动队科学训练的集约化管理问题;体育技术市场培育问题;重点训练基地和优秀运动队的科技建设问题;高水平、适用性强的科技成果开发和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问题;以及提高教练员、运动员的科学文化水平问题。因此，竞技体育向“院校化”的战略转移，将会极大地调动普通高校和体育院校的科研力量投人到竞技体育战场，并会给高等院校各学科教师带来更多的直接为运动实践服务的机会，切实解决和突破一些运动训练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2.1.2院校运动员已成为竞技体育领域的生力军
我国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国家为探索一条培养有文化的高水平运动员之路，加速奥运竞技后备人才的培养，同时解决在役和退役运动员文化学习的问题，决定在原国家体委直属的6所体育院校创办附属竞技体育学校，实施“亦读亦训”的培养方针。随后经原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科学论证，将运动训练学专业列为我国高等体育院校的本科教育正式专业，实行全国招生。各体育院校根据国家的要求和形势的发展，迅速组建了竞技体校和运动训练学系，将竞技体校的专项训练与运动训练学专业办学进行了有机结合与衔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学、初中、高中、本科一条龙的“亦读亦训”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在此后的20多年，各体育院校竞技体育和运动训练学专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竞技运动项群，同时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北京体育大学的田径、重竞技项目，上海体育学院的摔跤、拳击、武术、击剑等项目，武汉体育学院的水上、武术项目，沈阳体育学院和哈尔滨体育学院的冰雪项目发展迅速，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在亚运会、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取得了优异成绩，为国争光。
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决定在全国57所高等院校内试办高水平竞技体育运动队以来，到1990年已正式成立了田径、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5个单项体育协会。CUBA联赛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内已形成巨大的影响，近一两年来，大学生足球联赛也在迅速推进，其它项目如跳水、艺术体操、拳击、健美操等也发展迅速，影响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发展前景广阔。另外，一直以来作为奥运金牌榜上金牌大户的中国跳水队同清华大学的联姻，成为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代表。
2.1.3“院校化”可为运动员“二次就业”打下择业基拙
竞技体育“院校化”是专业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工程的需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省、市运动队的专业运动员退役后，大多数由劳动部门分配到企事业单位，从事非体育性质的工作。随着我国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人，企事业单位的用人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使得大批退役运动员长期滞留在运动队，成为运动队在编制、资金、住房等方面的巨大包袱。面对已走到尽头的统分政策和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专业运动员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尽管一些优秀运动员退役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在人数众多的运动员队伍中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竞技体育向“院校化”战略转移，也可为广大现役运动员获得学历教育和文化知识提供了机会，使运动员在从事专业训练的同时接受较系统的高等教育、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退役后可在较宽范围内就业，不仅解决了运动员的后顾之忧，更有利于改善优秀运动员的知识结构，提高心理素质和思想修养，对提高运动训练水平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
2.2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推动高校管理主体的发展
2.2.1高校进入高水平竞技体育行列的主客观条件
由于国家的长期投资，高校积累了开展竞技体育训练所需的包括体育场地设施和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水平的体育教师两种资源要素，使高校承担一部分竞技体育训练任务成为可能。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对外交流的层面趋于丰富，国际间的交流增多。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重返奥运会，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手段，更广泛参与到国际竞技大舞台上。然而，繁重的竞技任务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财政压力，使得体育部门单独承担国家竞技体育任务的困难程度加大。与此同时，教育部门本身也面临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各种国际高校竞技体育交流的需要，这种形势也促使了教育部门应尽快发展高校竞技体育，参与国际竞争。
从1986年4月一1987年，原国家体委陆续下发了《关于开展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校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规划》的4个有关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法规文件，并正式批复了清华大学等51所高校作为培养高水平运动队的试点院校，把培养高水平的运动人才，组队参与国际竞赛和体育交流，提到了高校体育工作的议事日程上。《规划》颁布后，使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的目标明确针对奥运争光战略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02年3月教育部又给6所大学下放专业设置权力，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均给大学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法规的保证和宽松的环境。
2.2.2高水平竞技体育文化价值增强了高校参与竞技体育的积极性
竞技体育引导高校校园文化健康发展。校园体育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推动校园文化发展的最有效的催化剂，校园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缩影，也是社会大文化中一个具体的组成部分。竞技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的核心，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体育文化精神，通过开展竞技体育活动，使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运动项目的学习、比赛当中，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喜爱，极大地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而竞技体育文化的精神能够在校园体育活动中体现出来，正确地引导体育文化活动，以使校园文化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竞技体育同时又是提高大学知名度的一种手段。竞技体育管理走向多元化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国家政府积极支持、鼓励普通高等院校以自身实力建立相应的竞技体育项目。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普通高等院校竞技体育得到充分的发展，水平也随之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况下，普通高等院校所承办的CUBA联赛、大学生女足联赛、清华大学跳水队等竞技体育得到社会媒体以及政府的广泛关注。同时众多商家对CUBA联赛的赞助也充分体现了其商业价值增强。社会各界对高校竞技体育的广泛关注，无疑是对竞技体育的又一管理主体—高校加大体育工作力度注人了活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高校之间也产生了从生源到就业各个环节的激烈竞争，各高校生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此各高校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实力，广泛宣传自身的办学理念，提高社会知名度，因此，竞技体育给高校提供了一个媒介和一个充分展示、宣传自己的舞台。
2.3体育院校的管理主体多元角色地位
2.3.1办学职能的逐步转变
高等体育院校是我国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高等体育专业教育为主要办学职能的教育机构。体育院校调整为以培养体育师资为主的单一系科院校，1980年全国体工会提出“创造条件，把体育学院办成教学、训练、科研三结合的中心”的办学指导思想后，原国家体委直属体育院校先后成立了附属竞技体育学校，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与竞技体育体系相结合的试验田和三结合基地的试点。各体育院校积极探索“亦读亦训”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20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高水平运动人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的环境下，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进行体制改革，对原属体育院校只保留1所，其他院校下放到地方，实行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政府共建，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的办学管理体制。各体育院校为适应不同阶段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确立了以体育教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特色，服务全国，服务地方的办学指导思想。
2.3.2发展竞技体育是突出办学特色的要求
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对直属体育院校进行体制改革，已下放的原直属体育院校面临着全国体育教育市场的激烈竞争形势，又要面临国际体育教育机构进军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我国体育院校由于发展基础的原因，过去更多地强调和突出教育的特点和要求，对行业专业性特点重视不够，而与师范类院校培养师资的办学力量相比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体育院校要跨出以师范教育为基础的办学模式，把体育院校办学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自己在体育领域的主力军作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给体育院校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突出以体为本、办出竞技体育特色，是体育院校发展的需求。
2.3.3发展竞技体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体育院校仅有北京体育大学是部属院校，而其它院校均为地方所管辖或以地方为主的共建院校。因此，体育院校面临着既要承担国家奥运任务又要为地方体育事业服务的要求。从体育院校竞技项目设置目标重要性的调查可以看出，体育院校运动队项目的设置，主要考虑因素是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并围绕这一最高目标制定和实施全运会及大运会目标。
在普通高校竞技体育强劲发展形势面前，体育院校事业发展面临着强有力的市场竞争与挑战。因此，从体育院校事业发展的需要来看，在加强体育教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群众体育人才培养的同时，体育院校应十分强化其竞技体育功能，加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为提升所在省、市竞技体育竞争实力作出贡献。以争取地方政府和社会对体育院校办学的支持，同时瞄准奥运会这一最高目标，强化造就“国字号”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和输送力度，进人国际竞技舞台和竞技市场，提高国家投人比重，在认真履行既为地方服务又为国家作贡献双重职能的作用下，充分体现体育院校的办学性质与特色，促进体育院校整个事业的发展。
3、结论
关键词：转型警察权威弱化重塑
1、警察权威的含义及作用
权威就是凭借社会公认的权势和威望而形成的对社会的支配力量。警察权威，又称警察执法权威，则是指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和维护者的警察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执行国家法律、依法进行公务活动时所应体现出的权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威望，是警察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所产生效力的综合反映。
警察权威对社会的作用体现在对社会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为一种驾驭。首先，为了保证社会在预设的行为框架下活动,社会权威需要建立起强大的控制和管制机构，通过制定规则来保证国家对社会的统摄力。其次，警察凭借威望对社会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行调节。再次，社会必须建立一种机制对社会成员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决，国家并不允许个人自行正义，而是需要通过法律来对行为做出衡量。[1]最后，因为社会规范只有在对惩罚的担心超过对获取不当利益的渴求的情况下才能得到遵守，没有制裁社会规范便不能得到社会成员的遵守,因此要通过这种威慑力来制裁违规的现象。
2、社会转型期警察权威弱化的原因
社会转型期警察地位弱化的原因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制度性的缺陷。1、警察的地位低。我国对警察教育的投入所占比例较低，而韩国等一些国家积极展开精英教育来培养警察的后备力量，高度重视警察教育。另外，媒体对警察的负面信息炒作，部分网民对警察情绪化否定，警察在影响力甚巨的网络媒体中失语或应对不力，给警察权威带来无形损伤。2、警察与法学地位的不对称。一些法律条文在制定时并没有考虑到实践中的情况，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可是一旦人员拒绝到收容所，那么警察便无法对流浪人员进行管理，社会的秩序相当于还是没有控制。3、条块管理的必然缺陷造成的权限不清、警务职责不明确。在公安机关内部，相关职责内容重复，或者单个职责的缺失都是源于不合理的管理体制。[2]
（二）法律规范不健全。1、公检法机关认识上的不统一。在我国法律中，缺少对于警察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纵观我国现有法律，专门用于维护民警执法权益的单独法律尚未形成，相关条款散见于《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法律条文中。2、警械使用缺乏明确的，有操作性的规定。为降低违纪风险，警察执法遇不法侵害时常常不敢使用警械，警察权威受到非理性压制。3、在依法保障和维护民警正当的执法行为上缺少操作性的依据和工作力度。法律规定都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明确的司法解释，给打击和处理此类案件造成困难。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掌握好法律尺度，目前一般将暴力袭警案件当作一般治安案件处理，影响了执法的权威性，从而难以有效的依法保障人民警察履行职责。
（三）各种思潮的影响。受西方思想意识的影响，并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长与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权利与自由不断地被强化与彰显，警察权力在法律上越来越受到限制。
（四）历史性。1、缺少法制传统。公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本是有利于我国社会民主法治的进程，但觉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对法律采取实用主义，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当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时，正是不完善法治环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态的反映。2、制度滞后。警察位于司法生物链中的最低端。3、缺少宗教传统，人民缺少一种敬畏感。4、国民素质缺少中立性。人们容易受到社会舆论大方向的引导，无法从中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3]
（五）自身原因。1、自身素质差。警察队伍庞大，然而警察的整体素质却普遍偏低。大多数人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因为缺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在执法过程中不依照规范执行任务。2、内部管理理念不正确，缺少专门的应诉机构。我国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应对出现的投诉的问题，以正面的形象展现在社会公正面前，才能从新树立起警察的权威。3、装备差，缺少专用的警用武器。我国在警察配备的投入远不能超过发达国家，影响了警察的工作效率。
3、警察权威重塑的途径
对于警察权威的重塑途径的构想，必须考虑到当下警察权威之所以弱化的原因，究其本源，治其根本。在考虑这几个根本性原因的基础上，应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恢复和加强警察的权威：1、加强制度保障2、完善法制建设3、增强国民素质4、警察的自身建设5、舆论支持。
首先，在制度方面，通过完善国家的法律来明确警察的权利，保护警察的权益，以此来树立警察的威信。我国现在对于“警察”的称谓过于笼统，这不仅是一种身份上的混淆同时也是一种职责和权限上的不清楚，这就使得对于警察的管理和分工混乱，给人们形成一种警察胡作非为的印象。[4]对于这种现象的杜绝，首先，应该在警察系统内部制定合理的权限分工制度，必要时还可以根据部队的建设模式，思考警察的种类。将其身份和责任均明确，具体化。这样就能给人们一种明确和规范的印象，从而消除权限不清、警务职责不清的现象。
在法制建设方面，因为考虑到警察所处的社会特殊角色和特殊的职责，对于其工作任务危险性的考虑应对其制定不同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的防御，保护以及救济的法律条款。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定的过于笼统化和表面化完全无法达到警察职务所要求的程度。刑法上的入罪，表面上对破坏警察权威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在语言上的不明确性和不易操作性使得对警察人身和权威的保护如同虚设。[5]为了这种权威的树立，就必须在现实生活中让人们真切的感受到警察职务的严肃性。
当然，人们的重视和尊重是建立在警察自身合法和严肃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警察权威重塑的一条重要和必经之路便是警察的自身建设。警察必须把自己的警务行为与国家的职责和要求联系起来，只有代表国家行事，才会使自身的行为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才会树立起警察权威；只有严格规范自身的行为才能树立人们的尊重、敬重和信任之情。只有信任才会配合，而只有自愿配合也才能体现出警察的权威。
另外，要善于利用创新公安宣传方式方法，深入挖掘警察先进典型，树立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新时期人民警察光辉形象。要加强警民日常信息沟通，强化突发事件处置中的媒体应对能力，明确回应涉警疑问，坚决驳斥对警察的不实舆论攻击。要从行政、法律上规范网络媒体的行为，坚决防止少数网络媒体为增加点击率而设置诬蔑性议题，挑拨、操纵、放纵过激言论妖魔化警察，维护警民互信与良性互动，从而强化警察权威。[6]
“君者，治之本也”，若要保障自己的权威，则必须获得国家赋予的权力以及社会的认可，“警以威立”是治安哲学内容的一个基本思想，警察权威的塑造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作为警察的自身的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是国家运行和建设的需要，因此，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中均重视起警察权威的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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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兰久富. 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处于我市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区位、功能和政策叠加等优势。目前，全市已有19个园区被纳入国家和省里重点发展和支持区域，遍布我市10个区市县，规划总面积达3160.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25.2%，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利用外资等主要指标占全市以及辽宁省42个沿海重点园区的“半壁江山”，有些指标占到80%以上。这些重点园区业已成为我市开放程度最高、产业聚集能力最强、管理体制与国际惯例最为接轨的核心功能区，且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并成为拉动全域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强有力的推动器。
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视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最近召开的市十一届二次全会再次强调指出，要提高重点区域开发建设步伐，加快19个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发挥其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要贯彻落实市委的决策部署，加快富庶美丽文明的现代化国本文由收集整理际城市建设，不断提高大连区域核心地位和龙头作用，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发挥19个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在全域城市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1、规划引领
规划是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的重要依据。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编制本区域发展规划体系，重点编制人口发展规化、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和生态保护规划，实现区域规划的全覆盖。区域规划要更好地配置本区域空间、土地、水、岸线等资源要素，实现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凸显区域发展特色。如，花园口经济区，聘请新加坡裕廊国际编制了花园口全域概念性规划和城市设计规划，确立建设既适宜产业发展，更要适宜人居的50万人口城市目标。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要以科学、适度超前的规划理念和规划蓝图，引领示范其他地区逐步走上全域谋划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轨道。
2、政策引领
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肩负着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拓展大连城市空间、做大做强大连城市经济总量、促进大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引领大连经济腾飞的重任。要提高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开发步伐，发挥其在大连全域城市化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不仅要争取促进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建设的政策制高点，还要针对全域城市化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且立足当前、着眼未来，重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废除与户籍相联系的各种社会福利内容，为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对于集体土地征用政策、农村宅基地征收拆迁补偿政策的改革，一定要体现农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加大财税金融制度改革力度，使资金、技术等要素向农村倾斜，采取公共财政支出、低息贷款、发行债券等形式加大对农村道路、水利、住房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以上政策的先行改革，可以为其他行政区提供借鉴。
3、产业引领
产业支撑，是推进城市化最坚实的基础。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应充分发挥政策优势、功能优势、产业优势，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层次，立足于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等长远目标，在更高的层面上推进对外开放。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围绕世界前沿技术，瞄准牵动力强、科技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产业链条长的大项目实施重点招商，着重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投资公司落户大连。在工业和服务业领域，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既是对装备制造业、石化、造船、电子信息等传统产业开展升级换代的主战场，又是开发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的主战场，也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战场。在农业领域，要大力发展都市型农业，开发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多功能农业。为此，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要率先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这篇大文章，带动其他地区现代产业的快速发展。
4、民生引领
沿海经济带重点园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战略调整的重要依据。逐步扩大财政对“三农”和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项目，提高转移支付标准，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采取税费减免、社保补贴、小额担保贷款、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等政策措施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激发具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各类人员自主创业，营造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公正和谐的就业环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继续加大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和社保资金投入力度，不断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做好失地失海农民、镇改街职工参保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力争为其他区域探索出以民生幸福倒逼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短缺；应对措施；更新思想观念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近几年来，在一些发达省市和地区，每年都会出现用工短缺、民工荒等现象。而根据媒体报道，民工荒确实广泛存在于我国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并且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突破发展的因素。因此，发掘民工荒的原因，积极地应对，是政府和工会等不可推辞的责任。
一、当前企业用工短缺的原因分析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导致企业用工短缺原因很多，主要因素有：
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用工需求不断扩大。随着这几年经济快速发展，各种所有制的经济体在数量和规模上不断扩大，岗位需求量不断增加，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同时，随着企业订单增多，短期内用工需求迅速加大，形成了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二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劳动力需求大。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产业所占份额依然较大，尤其是服装、箱包等产业企业转型升级步子慢，缺少技术创新，不断地复制或模仿原来的成功模式，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长，必然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局面。
三是劳动力队伍结构不合理，技术人员短缺。目前，各类院校甚至技工学校在课目设置、培训人才过程中，存在与劳动力市场需求脱节的现象，一方面出现研究生、本科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出现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的情况，虽然高校毕业的大学生较多，但部分人期望值较高，吃苦精神不足，所以，个别地区会出现企业不愿招，他们也不愿去，企业用工来源受到制约。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蓝领职工短缺情况更加严重。农民工出来打工大多数是自发的，靠老乡、亲戚在前探路，然后相互传递信息，学什么、去哪干、干什么都很盲目，人员流动大，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少，职工素质难提高，队伍结构不合理。
四是“插忙工”现象加剧了职工队伍的无序流动。我们在对部分企业的调查中发现了一种新现象，员工炒老板“鱿鱼”，本地劳动熟练工纷纷“跳槽”，做起了“小时工”、“插忙工”，服装企业尤为突出。“插忙工”现象日趋增多，直接造成了劳动力的无序竞争和职工队伍的无序流动。
二、应对“招工难”、“就业难”的对策和建议
更新思想观念，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引导、指导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向科学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转型，培育新的经济支柱产业。
加强就业指导和调控，避免“人才危机”。当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一靠市场调节，二靠政府调控。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进一步发展和规范中介组织，进一步发挥劳动力供求的预警和走势的宏观引导机制作用，给用工企业和求职者以必要的资讯，使劳动力市场相关各方提前应对和准备，变盲目被动为主动，避免“用工危机”的出现。
搭建多种平台，保障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一是搭建协作平台，加强与劳动力输出主要省、区劳务关系协作，与各地职业技术院校挂钩，建立就业用工培训基地和大学生实践基地，拓展交流渠道，保障劳动力资源充分供给；二是搭建职介交流平台，活跃就业市场。以人力资源市场为核心，通过举办定期招聘会、专场招聘会以及日常市场招聘等方式，为用人单位招工和劳动者就业搭建平台，实行有效流动；三是搭建基层服务平台，形成服务网络。加强各镇（街道）劳动保障管理所和劳动就业联络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市、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服务网，就近就地收集和岗位信息，开展就业服务。
开展就业培训，提高技能素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广泛开展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引导职工学习业务、钻研技术，熟练掌握所从事工作岗位的操作技能和专业知识，成为具备适应岗位要求、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知识型复合型高素质专业人才。加强与企业联系，开展订单式、套餐式培训，提高培训后的就业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强化职业技能人才培育，推动职工教育向免费教育发展，尤其要在学生毕业时进行职业技能等级鉴定，提高学生毕业时“双证”率。
关键词：音乐治疗；集体心理治疗 ；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功能
精神分裂症是精神科的常见疾病，具有病程迁延、反复发作等特点；是一种慢性疾病，在慢性阶段往往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人格改变，淡漠退缩，生活自理能力减弱，社会适应不良。药物治疗虽取得长足进步，但对精神功能的全面康复是有限的。促进患者完全康复，减少或杜绝复发，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是治疗的重点[1]。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以来，对精神疾病的治疗除了选用抗精神病药物以外，音乐治疗、心理治疗等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辅助治疗已被临床广泛接受，特别对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更适用。
本研究旨在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慢性精神分裂症进行系统的治疗，探讨其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整体康复水平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2年12月～2013年5月在本院住院，符合CCMD-3关于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的286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对其中的143例进行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研究组），另143例为对照组，给予一般的工娱治疗。入组标准：①入组病例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病程>5年，住院2次以上；②年龄27～64岁；③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④排除躯体及脑器质性疾病，无酒精及药物依赖。⑤知情同意。入组病例的临床特征为急性症状控制，病情稳定，精神症状以阴性为主，现实检验能力较好，BPRS0.05）。
1.2 方法
1.2.1 药物 研究组和对照组在观察期内精神科药物不变。对照组进行常规的精神科治疗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合并辅以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
1.2.2 音乐 音乐治疗采取主动音乐治疗、被动音乐治疗等不同形式。治疗时间1h/d，5d/w，1个月为1疗程，共6个疗程。主动音乐治疗方法鼓励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提高患者的主动性，让患者增强自信心等；被动音乐治疗中，让患者听一些具有轻松、活泼、欢快、节奏感强的乐曲或歌曲，如民乐、轻音乐、世界名曲等。参与式可多种多样，让患者通过歌唱、舞蹈、演奏等活动来调节情绪以及使行为得到改善，充分激发和调动患者潜在的能力。
1.2.2 集体心理治疗方法 内容和步骤：①相识与认识，通过互相认识，形成团体；了解幻觉妄想等常见精神症状，促进自知力的恢复；②你问我答，针对患者关心的疾病知识进行宣教，让其了解药物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法，强调坚持服药的重要性，增强依从性；③情绪风向，让患者宣泄情绪，了解和辨别情绪，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情绪，懂得在何种情况下向何人求助，学习情绪的调节方法；④沟通：知道沟通需要理解信任别人，体会沟通中语言的重要性；学习聆听与表达，认识到沟通对疾病的恢复及生活工作的重要性；⑤了解自我：知道角色的多重性，接受患者的角色，接纳自我，调整自我，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知道疾病的恢复及上学、工作需要合作；知道如何与医生、家人的合作治疗；⑥发现和发掘自身的优点增强自信心，通过学习励志任务让患者更有信心主动参与治疗，主动照顾好自己，主动为回归社会做努力。最后通过分享团体的收获，处理分离情绪，强调重点，结束心理治疗。
1.3疗效评定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护士用住院患者观察量表（NOSIE）进行评定。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护士进行量表的评定，其一致性检验Kappa值达0.86以上。于入组时和第6个月末，进行量表评定。全部病例均完成6个月治疗观察。
1.3 统计处理 所有资料数据在SPSS 16.0统计软件中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t检验等方法进行分析。
2 结果
两组治疗前后PANSS、ADL、SDSS、NOSIE评分比较，见表1。入组时两组间PANSS、ADL、SDSS、NOSIE评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经过为期6个月的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治疗，研究组的各种量表评分在第6个月末均优于对照组（P
由表1显示，经半年的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两组PANSS、ADL、SDSS、NOSIE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以研究组优于对照组；研究组PANSS、ADL、SDSS、NOSIE治疗前后评分的差值大于对照组的前后差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音乐治疗可以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对下丘脑、脑干网状结构及边缘系统等产生影响，音乐治疗还能调节大脑左右半球，因此音乐治疗能改善大脑皮层的功能和患者的情绪，有利于患者精神康复[2，3]。
精神分裂症是患病率较高的慢性难治性疾病，也是造成精神残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病因尚未阐明，起病与病前个性特征及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病程较长，因各种原因需长期住院[4]，虽然患者的精神症状基本消失，对自身的现实状况及周围环境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分析能力[5]。但因生活于封闭的环境中，在许多方面如社会能力、社会兴趣、个人卫生、自理能力等都存在着严重缺陷，表现为淡漠退缩等阴性症状加重，原有的社会功能丧失，生活质量日益下降。因此，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生活质量已经引起家庭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精神病患者的衰退而开展康复治疗意义很大。抗精神病药物可有效控制绝大多数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但对慢性精神分裂症社会功能缺损、精神残疾等症状无明显的效果。单纯的工娱治疗，对患者的全面康复仍是有限的[6，7]。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越来越重视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在精神疾病康复过程中的作用。音乐通过物理和生理的作用对大脑边缘系统和脑干结构等产生直接影响[8]，欢快的音乐旋律能刺激思维、振奋精神，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增强，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大脑皮层的功能，患者的应急能力得到提高，原有的健康能力得以发挥[9]。集体心理治疗可打破了被动的社会隔离状态，帮助患者树立了信心，获得了自我护理和自我管理能力，产生愉，转移对病态体验的注意力，从而使精神症状减轻[10]。
本研究结果表明，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后患者的社会功能缺陷程度明显降低。治疗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后6个月各量表评分比较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说明音乐治疗和集体心理治疗能有效地减轻患者的心理障碍，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对其回归社会将有积极意义，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慢性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康复措施，值得临床工作中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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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中，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作为主要的经济结构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同时，商业和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商业特点并不明显，手工业占比也比较小。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商业规模和手工业占比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开始发展，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基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对农业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将主要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要素都用来发展农业，这不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有关系，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特点不明显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结构，对商业的关注较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抑制商业发展的趋势，使得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商业特点不够明显，商业属性不够突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规模以及商业的发展形势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的所占比重相对较少。
3.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手工业占比较小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手工业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中国在封建社会中没有与西方的工业革命相结合，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手工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手工业的产值也比较少，手工业仅仅作为商业的一个分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占比较小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个特点。
3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
1.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时期进入了鼎盛，其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效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也有效地解决了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基础问题。因此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遇到了瓶颈
与此同时，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如果还是一味的抑制商业发展，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将会崩溃，在这一瓶颈面前，商业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势开始了有效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3.手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工业基础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手工业产业规模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在明清时期手工业开始快速发展，并立足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的轻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这一状态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在资本主义萌芽中，手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4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1.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势必形成了对新的经济形式的追求
在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耕经济的发展思路是主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而在明清时期农耕经济发展思路开始了一定的转变，对于商业的重视以及轻工业的发展，都成为了新经济形势的一种重要探索，因此，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势必形成了对新的经济形势的追求，使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入了理想的状态。
2.农业与商业并重的发展思想，成为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商业经济思想的不断发展，商业结构和商业经济形势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开始了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妥协，而这些发展基础都成为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所以，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成为了追求新的经济形式的重要基础。
3.对工业的全新认识，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对工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和支持，并且得到了轻工业的有力支持，从明清时期的轻工业发展来看，特别是晚清时代，轻工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雏形，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5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形式
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逐渐的走到了尽头，特别是在清朝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成为了取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无以为继，只有出现新的经济形式，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中，诞生了资本主义
从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来看，在每一次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过程中，都对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各项生产要素也决定了只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才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套，进而提高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资本主义的诞生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对发展瓶颈的突破。
3.中国社会经济总量的提高，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经济的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状态下得到了长期持续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总量不断地提高和累加，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都达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并且由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封建王朝的结束，资本主义势必成为取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6 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不但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还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后，中国社会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正确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掌握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SES测量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成果在2000年以前远少于针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社会分层本质概念的清晰认识[3].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老年人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导致其始终处于健康不平等的劣势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因素之一[4],并影响到老年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因此,研究SES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外有关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少之又少且多是非系统化的。本文将致力于回顾、总结和反思关于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研究成果,希望通过系统的文献回顾,厘清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
1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的方法
国内外相关研究中提到的SES的测量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搜集单个或多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教育、收入、职业等)的资料,分别分析其与各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构建回归方程得出综合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降维分析将多个因素合成为一个复合的指标。
Oakes等[5]认为,SES测量存在的潜在问题有:SES的定义还未达成共识;缺乏对构建社会经济地位测量措施好的理论运用。国内外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测量老年人SES的方法是测量单个或多个社会经济地位指标。
1.1单个或多个SES测量指标的选择
早期的SES测量以单个指标为主[6],通常单独测量收入、职业或教育3个指标中的任意一个。教育曾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指标,因为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职业和收入[7].单一指标收集数据和分析较为容易,但并不能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全部,因此在后来的研究中开始使用多个指标进行测量。
21世纪初,Grundy和Holt[8]发现测量老年人SES可以有7个指标:教育、收入、职业、住房所有权、家庭资源、汤森剥削指数(通过调查无力支付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情况来区分调查对象的经济状况)、有无私家车,这些指标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综合使用。
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病丧失劳动力,收入和职业地位失去作用,因此依靠教育和财富等指标衡量老年人的SES更符合实际[9].国外有研究发现,对于退休老年人,财富指标比收入指标灵敏性更好;富裕的人群更容易接触到牙医等特殊医疗服务,财富能够更精确地衡量人群在卫生服务利用上的社会经济差异[10].老年人口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上,包括退休金、养老保险以及房屋产权、农村土地使用权、家庭所拥有的大件物品数量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几项实证研究中,采用了除传统3大指标外的其他指标,如银行存款、家庭奢侈品的数量、是否 可 以 领 养 老 金、城 乡 居 住 地 等[11].Zimmer等[12]发现,在发展中国家,银行存款的多少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最大;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消费指标比收入指标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13].
1.2 SES综合测量方法
马玉霞[14]认为,国外提出的SES测量方法和量表,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她认为李春玲[15]教授提出的SES测量方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关于SES测量的最全 面 的 研 究。李 春 玲[15]教 授 改 进 了Blau和Duncan的SES测量公式。
Duncan[16]设计的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实际上是利用职业声望测量各职业的声望得分(因变量)和相应职业的平均收入与教育水平(自变量),构建回归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对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权重),然后用这一方程求出所 有职业的 声望得分。李春玲[15]将测量SES的回归方程进行了改进,加入了更多的因素(如权力因素、部门因素和社会歧视因素),使其解释力更高。齐良书[17]构建过一个针对成年人SES与健康状况的回归方程,他以一系列健康指标作为因变量,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和一组控制变量(年龄和性别等)以及不可观察的个人特征和随机误差。建立回归方程的优点是能够综合反映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缺点是缺乏实际含义。构建一个好的回归方程存在一定困难:一是指标的合理选择;二是如何处理各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18].
国际上的另一种综合测量途径是采用降维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多个变量进行合成,形成一个或几个复合变量来反映社会经济地位。降维方法的思想就是将多个影响因素合成几个主要的因素进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复合指标要尽可能多地考虑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因素。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能够比较全面地研究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的因素,但国内外均没有在老年人群的研究中使用过。 2 SES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
2.1 SES与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
国外的研究发现,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低SES者较高SES者健康状况差[19],且SES对健康的影响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并影响老年人的各个方面,如自评健康状况、日常活动能力,以及患病情况等。一项在拉美7个城市的研究表明,受过高等教育者倾向于更好的健康自评,存在较少的躯体功能障碍[20].
Wong等[21]认为,在墨西哥,教育、收入、财富与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评有显着的正相关联系。其他在亚洲国家开展的为数不多的研究 中 也 得 出 相 似 的 结 论[22-23].珞 琪 等[24]认 为SES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是复杂的:收入对老年人的3个健康指标均有正效应;教育与客观健康呈正相关,与自评健康呈负相关,对主观幸福度影响不显着,SES通过自理能力对老年人健康产生影响。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们很早便认识到,低SES老年人群获得的教
育水平低,营养状况、生活住房条件及医疗保健条件较差,相应的健康状况也较差。这个“梯度”变化从整体上反映了SES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关系。而韩广勤[25]则发现,这个“梯度差异模式”在中国上海遭遇了挑战,高SES并不一定会给老年人带来好的健康状况,因此这个“梯度模式”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探讨。 2.2 SES与老年人常见疾病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发群体。有资料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患有2~3种慢性疾病[26].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导致其容易患上各种慢性病,而且他们在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治疗及康复方面均存在社会经济差异。西方研究一致认为,SES越高,慢性病的患病率越低;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研究表明,高的SES并不一定带来低的慢性病患病率。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自报慢性病的准确性存在问题。一项在欧洲国家进行的关于老年人由SES引起的疾病发病率差异的研究表明,由教育和收入造成的发病率差异是明显存在的,而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差异要高于女性[27].
老年人面临着更大的癌症威胁,据我国2012年肿瘤登记报告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群的癌症发病率超过1%,癌症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率的63%以上[28].美国学者Harold等[29]认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差别是决定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存活率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人存活率也较低,在肿瘤分期和治疗效果上也存在差异。
SES对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影响通过慢性病传递“间接效应”[25].周律[30]认为,SES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率存在着巨大的关联。许多研究表明,慢性病伤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daily life,简称ADL)较差的重要原因,而社会经济地位是维持老年人ADL决定因素的上游原因。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每下一个梯度,ADL的发生率就会增加。
2.3 SES与老年人健康相关行为
社会经济因素以生活方式为中介来影响人们的健康,如是否吸烟、喝酒、运动等。通常高SES人群健康需求高,形成健康行为的动机强,也有能力支付获得健康行为的社会资本。这在老年人群中同样适用。
Hatice认为,低SES增加了老年人不健康饮食的风险,并造成其对健康认知的缺乏,对于女性老年人来说,低SES和低教育水平成为吸烟的保护因素,但却导致她们缺乏肢体活动。韩国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低SES使老年人产生不健康的行为并导致较差的健康状况[32].可见无论是在健康认知还是在行为上,SES对老年人的影响都是显着的。
2.4 SES与老年人卫生服务利用
卫生服务利用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关键因素,而社会经济因素也是卫生服务利用的决定因素之一。卫生服务利用通常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胡宏伟等[33]认为,在控制了健康因素后,城乡差异、退休前的职位以及是否参加社会保障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卫生服务需求中的住院服务有显着影响,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能更好地利用住院等卫生服务。许多研究表明,低SES的老年人其卫生服务可及性较差;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宏观地广泛地研究一般的卫生服务利用。英国有研究发现,较富裕的老年人与较贫穷的老年人相比,在初级卫生服务的使用上差异很小,与经济地位无关;主要的差异是在特殊的医疗服务使用上。在特殊医疗服务的使用上,比如X光检查、动脉瘤筛查、疫苗接种、眼睛检查、牙医服务等,低SES的老年人群明显存在劣势[34].
Zhang等[35]则认为,低SES的老年人使用医疗服务产品的机会更多,因为这类人群容易养成不健康的卫生行为,同时也说明这部分人群使用预防服务和疾病筛查较少。因此,学者需要关注SES与老年人大病住院、(文秘站:)特殊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服务利用之间的关系。
3结论与展望
SES对老年人的健康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研究老年人SES与健康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首先,老年人SES测量指标的选择没有固定的标准,许多在发达国家研究中所常用的指标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次,目前尚缺乏大量的实证研究用于探索一个适用于老年人SES的度量方法;第三,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关系的“梯度模式”的普适性仍然值得探究。
